活學曾國藩 活用胡雪岩

第九章 精忠與守誠——以忠誠為本，以才智為用

　　有多少人認為你值得信賴，你就擁有多少次成功的機會。忠是什麽？忠是超越金錢、地位的人格力量。誠是什麽？誠是贏得別人理解、欣賞和信任的優秀品質。把“忠”與“誠”放進心裏，世界就在你的心裏。

為勢不貪，厚待於人

貪婪是惡魔下的誘餌，一旦被誘惑就無法自拔。權勢就好比魚鉤，把貪婪的餌直接放到“魚”的嘴邊。

世上貴重的東西很多，而最貴重的東西是無價的。它們常是無形的存在，比如一種品質，一種感覺。

為官不貪是對做官之人的最基本要求。曾國藩時時不忘祖父在他中進士以後所說的話。祖父對他父親說：“我家仍靠作田為業，不可靠他（做官）吃飯。”曾國藩將此番話作為一生的訓示，他曾發誓說：“我從三十歲開始，便以做官發財為恥辱，以官宦公飽私囊，為子孫聚斂財富為恥、為羞。因此我立下誓言，此生絕不靠做官發財，為後人斂集財富。神明作證，我決不食言！”

曾國藩在京做官十四年，俸銀極少，後來，皇上讓他去四川任正考官，得到為官生涯中最高額的俸銀，不久便寄回鄉。曾國藩不貪圖錢財，也以“勤儉”二字訓誡後人，且以“勤儉”二字嚴於律己。他一生為官且位高權重，但終身儉樸，過著清淡的生活，他曾說：“我做官二十年，從不敢沾染官宦習氣，飲食起居，一向恪守樸素的家風，儉樸節約可以，稍稍豐盛也可，但過多的豐盛我是不敢也不願的。”

曾國藩尤其推崇湯斌，認為湯斌是清朝有所成就的人中的一流人物。湯斌是一名清官，他就任江南巡撫時，剛到南京，就把府縣官員召集，嚴加訓斥：貪圖賄賂的人輕則被別人彈劾丟官，重則沒收家產，累及子孫。為官者，一旦沾上貪字，上司接受下官的賄賂，把柄就在別人手中捏著，這樣下官有何過失一律不敢叫其糾正，長此以往，上司就會有包庇之嫌。

他們都忘記了以清廉作為為官的根本。據曾國藩的女兒崇德老人回憶，曾家收受別人的禮僅一次，那是提督黃翼升的夫人進獻的。

黃翼升曾是曾國藩的部下。曾國藩組建水師時，黃翼升鞍前馬後幫了許多忙，是曾國藩的心腹大將。建立淮揚水師後，黃翼升被提升為統帶。1862年，黃翼升成為李鴻章的得力助手。曾國藩用人之際想調回黃翼升，與李鴻章來往書信相商十三次，被李鴻章斷然拒絕。因黃翼升本性寬厚，性情溫良，深受眾將士擁戴，曾國藩千番百計要把這員心腹大將調回。而李鴻章更是對黃翼升讚賞有加，因此堅決不給。為此事，曾、李二人相持不下，差點翻臉。這個時候，黃翼升夫人出麵周旋，事情才有了緩和的餘地。

黃翼升其時身處兩難境地，左右不是，夫人出來調停，設法要拜曾國藩的夫人為義母。待到曾夫人壽誕之日，黃夫人帶著翡翠釧一雙，明珠一粒，紡綢帳一個前來拜壽，當著眾賓客的麵，黃夫人執意要拜曾夫人為義母，曾夫人礙於情麵，隻好收黃夫人為幹女兒。

宴席散後，曾夫人向曾國藩說明緣由，開始曾國藩很氣惱，但轉而一想，此舉既能緩解因黃翼升而起的曾、李矛盾，又能籠絡將心，便再無異議。

曾國藩官至大學士後仍清廉如故，老朋友都戲稱他為“一品宰相”。

日常穿戴曾國藩通常是舊衣布鞋，還幽默地說：“古人雲：‘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視之，衣亦不如故也。試觀今日之衣料，有如當年之精者乎？”曾國藩一生堅守清廉，對兒女也同樣要求他們儉樸度日。他規定，嫁女壓箱銀為二百兩，娶媳也同樣如此。他在鹹豐九年（1859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記中寫道：“是日己刻，派潘文質帶長夫二人送家信，並銀二百兩，以一百為紀澤婚事之用，以一百為五十侄女嫁事之用。”

“不貪財，不苟取”，就是曾國藩的人生信條。觀其一生為官處事之道也的確如此。得自己應得的，爭取自己想爭取的。有所得無所貪才是正確的為人之道。

曾國藩為人通曉世故，很能為別人著想。有一年，邵蕙西的夫人為逃避戰亂帶著孩子來到上海，曾國藩獲悉後秘密派輪船迎接她以及她的兩個兒子，一個未出嫁的女兒。他又每月出銀二十兩為邵夫人一家租好房子，將他們安排妥當才放下心來。過了幾年，邵夫人和她的長子相繼病故，邵夫人的二兒子及女婿要送靈柩回老家。曾國藩見邵家小女兒孤苦伶仃，無人照顧，便讓夫人收其為義女，這樣，邵家小女兒便可在兩江總督署中居住，得到曾家悉心的照料。

曾國藩曾言：“躬自厚而薄責人，則度量宏深。”事實證明他在與人交往的過程中確是如此要求自己的，即使波折頻生、變化不定他也從未改變過。

曾國藩一生中做到交友貴雅量，從中受益不少，他認為：以德求變的立世方法，由於天生資質不高，無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求得振作，取得進步，所以隻有借助外界的幫助來讓自己不斷進步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對於友情極為珍惜，謹慎而不敷衍。

“假如心胸不夠寬闊，氣量狹小的話，那麽根本不敢去博取天下的美德。就算隻有一點長處，一點善行，隻要他於我有益，都應廣泛采納用以培養自己的德行；某些以正大之詞、勸諫之論前來告知我的人，就算不合我的心意，也從未敢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隻會認為他對我的關心，和其他的人有所不同而已。”

對於有思想有見解的人，即使他的思想和見解與自己不同，也應該抱一種容納的心態來麵對。在交流過程中自然能發現自己的缺點與不足，這樣的朋友是不可或缺的。

曾國藩作為清朝的理學大師，繼承了儒家傳統的“仁民愛物”的品德，並將其轉化在待人處世上。為官期間了解民情，體恤民眾，甚至在鹹豐年間，冒死直諫。他說：“做官不為民眾著想，不愛民眾，都是我所痛恨的。”在他的家書、詩詞中都反映了他愛親人、與鄰裏和睦相處的心願。

曾國藩一生寧可自己吃虧也從不占他人便宜。這看似守舊的思想，實則包含了為人處世的大智慧。接受好處猶如給人把柄，後患無窮。拿別人的、用別人的終究是要還的，不以物抵也會用其他方式相抵。所以，不貪心的人沒有人情債，沒有人情債的人活得才會更加輕鬆。

忠誠體國，以為天下

心懷廣大之人能為天下之事。隻忠於個人利益的人即使有遠大的抱負也不可能獲得真正的成功。想成大事就必須忠於國家，忠於社會的整體利益指向。

成大事者不拘小節，不計小利。國家、民族、社會、自我相互影響，不可分割。所以，不做自私自利之事，不逆大局之勢，待人以誠，為國有忠是為人之根本。

曾國藩就是一個心懷天下之誌的人，他在京都任職的時候，正是中國內亂外患交迫之時。曾國藩所關心的，在外患有“英夷”，在內有太平天國，在災情則有黃河決口。可見，他對時務的關心更甚他人。

在閑暇的時候，曾國藩對於軍政大計，以及各種庶務，都已考究詳盡，所以一旦當權，便能把平時準備下的學問，拿出來應用。他眼光長遠，凡事皆有準備，所以書生帶兵還能報捷絕非是幸運可以解釋的。我們隻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是如何地準備著應付事變，如何地關心時務，如何地虛心研究，便可知他的成功，有多麽地來之不易了。

曾國藩身為臣子，能恪盡職責，忠君體國，這一點可以於國家危難之際體現。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二十六日，鹹豐皇帝即位。他繼位以後的時局頗為艱難，中國曆史上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正在廣西地區醞釀成熟，時刻威脅著清王朝的統治。為挽回人心，渡過難關，鹹豐帝頒詔求言，封章密奏。許多朝臣應詔陳言，直諫流弊，這其中就有曾國藩。他當時掌理全國庶政的六部中除了戶部之外五部的侍郎，因此他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場風習、民生疾苦與軍事外交。目睹時局危急，政風頹靡，就先後上了幾道條陳時務的奏疏。

第一道是《應詔陳言疏》。內容大致是推薦用才之法、督官之道。在用才上建議在官員中樹立學習風氣，提高自身修養；考察官員時推薦“奏折”形式以方便直諫，陳述忠言。他還對官員的腐敗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認為朝廷正值用人之際，應該設立完善的舉薦製度廣納天下英才。雖然鹹豐皇帝對曾國藩的奏折評價很高，但並沒有產生實際效果。

曾國藩上的其餘各疏，對於當時的政治、軍事、社會、經濟等方麵切要的問題，也都詳細指出受病之因及治理之方，足可看出他對當時的利弊，都有全麵深入地了解。他還提出了解決財政危機和加強武備的具體措施。他認為國家的憂患大致在兩個方麵：一個是國家可用的後備資源不足；一個是軍隊精幹力量的匱乏。

麵對財用不足，應從根本上杜絕不必要的開支，其中節餉就是一項。他列舉了各地軍隊的種種腐敗狀況後認為，醫者在治療癰病時，會割掉患者的腐肉使其生出新肉來，軍隊中能力差體質弱的士兵，也應該適量地優勝劣汰，再加以強化訓練。這就好比忍痛割腐長新，否則，是無法改變武備廢弛的現狀。其後，他又說明了“兵貴精而不貴多”的道理。

在這些奏疏之中，最具有重要性的，還是他在鹹豐元年（1851年）四月間所上的一道《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率直指出如要轉移政治風氣，培養有用人才，全在皇帝個人的態度。這一道奏疏，不但足以看出曾國藩忠君愛國及有作為、有擔當的耿直風格，也對他此後的平亂事業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除此之外，曾氏的忠心還表現在他所寫的家書、日記中。他寫在家書裏的報國之願大意為：我現在身居高位，想忠誠為國，為國家社稷而鞠躬盡瘁，所以不會阿諛奉承來換取皇帝的喜歡，這樣做會讓祖宗蒙羞的，也會辜負長輩的教誨與希望。其在平定太平天國期間，將之變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和“置生死禍福於度外”的思想，他在家書中講道：“天下紛紛，沅弟斷不久安，與其將來事變相迫，倉促出山，不如此次仰體聖意，假滿即出。餘十五之信，四分勸行，六分勸藏，細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盡力王事，各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誌，終不失為上策。”

曾國藩忠誠體國除去其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責任感之外，還有其識見之原因。他對“忠”、“勤”二字的理解尤為深刻，他認為開國創業之初，大多能人所創的豐功偉業都是順勢之舉，人事的作用相對較小。到了建設國家、發展國家的時候，天命和人事大致是一半對一半。若以人事和命運抗爭，隻能以“忠”、“勤”二字當先。亂世之中，多是虛偽奸佞的小人，隻有絕對忠心的人才能克製他們。當人們越來越懶惰的時候，隻有勤勞的人才能夠出類拔萃。忠心的人不一定要有什麽過人的才智，盡心竭力就可以了；勤勞的人也不必有過人的精神，盡力而為就可以了。這就是平凡之中最不平凡的人了。

由以上可看出，曾氏忠誠體國，始於其誌，定於其識，成於其行，貫穿於其為官之生涯中。在和平年代，發展的年代，現代人又如何效仿古人做到有忠有勤呢？先從自己的每一天開始吧。

心誠則誌專而氣足

“做人先做事，做事先取誠。”對人對事多一份誠心就多一分成功的可能。

很多人都有同感：在人情逐漸冷漠的現代社會，要做到知心實在太難。以誠相待，可以得人心。此學問簡單得很，但對有些人來說，難於上青天。

曾國藩把人心誠偽作為人的基本品格來認識，認為隻有誠實對人才能和他交往，才能有信譽可言。此為其一生必備的交際學問。

曾國藩認為，天地之所以運行不息，國家之所以存在建立，聖貴的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都是因為一個誠字。若世上人人欺人，人人被人所欺，世必亂。

人必須虛懷若穀，心地坦蕩，毫無私心，然後才能真實無妄。所謂實，就是不欺騙。人之所以欺騙他人，必定是心中懷著私物。心中別有私心，不敢告人，必然編造謊言騙人。若心中不著私物，又何必欺騙人呢？他之所以欺騙他人，也是因為他心中懷著私物。

誠，就是不欺騙；不欺騙，就是心中無私；心中無私，就是至虛（虛懷若穀）。因此，天下之至誠，就是天下無私，天下才稱之為天下。現實中，與人交往之初若未能得人心，不要著急，盡可以繼續以誠待人，多做交流，久而久之，大家自然能了解你的心意。真話，不妨多說。但是不可以攻擊他人的隱私，尤其不能背後詆毀他人。“言多必失”是在沒有思維過濾下做出了錯誤舉動。

曾國藩說，我們應該永遠誠心待人，虛心處世。心誠則誌專而氣足，千磨百折而不改變初衷，終有順理成章的那一天。虛心、踏實，終有為大家所理解的那一天。真正有誠之人必是心懷坦蕩之人，是不會因為流言而改變自己初衷的人。

用兵久則驕惰自生，驕惰則未有不失敗的。“勤”字可以醫治怠惰，“慎”字可以醫治驕傲，在這兩個字前，還需有一“誠”字作為根本。一定要立誌將此認識透徹，堅持到底。精誠所至，金石為開。軍人天生是直爽的，文人的心多曲，多不坦白，商人多算計多計謀。不同的人需要改進的地方也不同：文人必須完全除去歪曲私心，事事推心置腹；軍人也要多在為人行事時多考慮別人的感受；商人要參透隻有真心為顧客著想才會獲得成功，這是說的交往中的誠實。以誠為本，以勤字、慎字為用，也許可以避免大災大敗。

自古以來，“信”字貫穿了整個中國曆史。並不一定明顯違背條約，或者放棄承諾，才算是失信；即便是纖細之事，談笑之間，也必須真心實意辦理或說出。心中對他隻有七分，外表不必假裝十分。既然已經通和講好，那就要凡事公平合理，不使遠方的人吃虧，這就是恩信。至於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強，不狐假虎威更不裝腔作勢。麵臨危險有不屈不撓的氣節，麵對不義之財有不沾染的廉潔，這就是威信。這兩種做法，可以在無形之中消除禍患。

誠是儒家思想中一個重要的概念，被認為是天地萬物存在的依據，同時也是人的道德修養中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麵。曾國藩主張“誠”，而且也是身體力行的。

鹹豐三年（1853年）正月，他發出自己出辦團練後第三封給湖南“公正紳耆”的公開信說：“自度才能淺薄，不足謀事，唯有‘不要錢，不怕死’六字時時自矢，以質鬼神，以對父君。”“不要錢，不怕死”，是他的“血誠”的重要內容。後來，他失敗於靖港，在向朝廷的請罪折中信誓旦旦地說，雖然挫折，仍當“竭盡血誠，一力經理”。曾國藩一生正是秉著這股“血誠”來與太平軍和撚軍糾纏的，可以說他用行動為“血誠”作出了生動的詮釋。他說：“精誠所至，金石亦開，鬼神亦避。”他簡直把“樸誠”當作醫治滿清王朝的政治病的一副“良藥”。可惜朝廷早已經病入膏肓，無可救藥了。

曾國藩不僅要求自己需有一“誠”字，也處處以“血誠”要求自己的下屬。例如，他說，帶兵打仗的人，第一要會治理軍隊，第二不能怕死，第三不貪圖名利，第四要能吃苦。接著他說，大多忠義雙全有血性的人，這四點都具備。沒有血性的人等於一無所有。

總之，血誠是曾國藩修身、求才、治軍、治政的一條重要原則，是他借以團結一批封建文人、鞏固官位的精神力量，也是他企圖“複禮”實行“禮治”的重要保證和理想途徑。這正是魏征所說的“君子所保，惟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的意思。

無論修身做人還是治家治軍，曾國藩所信奉的隻有一個“誠”字。正所謂“誠心千金難換”，當別人拿出一片真誠的時候，感動地接受就是了，千萬不可傷其心，要明白事可改而心難換。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有義務為別人無償付出，不論是日常生活還是職場、商場都是這個道理。有誠有義者必有所獲，懂得珍惜他們的人亦是如此。

假拙誠真，世故不可取

誠意是交往的根本也是合作的前提。世故的人隻看得到利用和謀略，唯獨看不到的就是誠意。

人活於世應該明理行事。理不明，莽撞行事隻能做錯事。通曉世事的人常被稱為“世故”、“狡猾”。

“世故”在於常人的理解，常有貶義意味。但事實上世故是個中性的詞匯，含有機謀之意。深於世故指通達人情事理，因此又與世俗相接近。深諳其道的人也必然不免俗見、俗為。同時，長於世故容易犯經驗主義的錯誤，使人循規蹈矩，不具有開拓精神。

曾國藩的“治心經”裏有“治口”的話，即是防止禍從口出。他對“立”與“達”的詮釋頗得內方外圓的謀略之要領。立是站得住，即有自己的真本領，達是方法、手段，是過程，因此要圓通。不因多言而橫生事端，不因固守舊規而得罪於人，為人嚴謹處事通達才是王道。

曾國藩說：我往年為官，在官場中總有與人不和、磕磕絆絆的地方，現在改進了，覺得好多了。但是，世故不等於要投機取巧，圓通也不等於圓滑。曾國藩認為人一旦如此，也就不能指望有什麽作為了。認為“侍君不以忠，但以巧”之人，雖然個人暫時有榮華富貴，但對國家貽誤甚大，會毀名於後世，太不可取。

曾國藩關心屬下，有自己的獨特的方式。他率淮軍“剿撚”時，劉秉璋、鮑超（春霆）等均為部下勇將。一天，劉秉璋率軍追剿撚軍在湖北、河南交界的地方，遇到了鮑春霆。當時，各軍隊在某駐地相會，作為主帥曾國藩本來是應該知道的。但曾國藩故意向劉秉璋問道：“見到鮑春霆了嗎？”劉秉璋回答：“見到了。”曾國藩又問：“穿黃馬褂了沒有？”說：“沒穿。”曾國藩吃驚地說：“為什麽沒穿呢？”答說：“客人先問主人，有沒有黃馬褂子，因為知道沒有而改穿了別的服裝，不用自己所有的而顯示別人所無的，是賓客敬重主人的意思。”曾國藩說：“獎賞戰功了嗎？”劉答說：“主人景仰客人，有幸能夠一見，互相謙讓還來不及，哪裏還有什麽戰功可敘。客人因為主人不談戰功，因而也不談自己的戰功，也是客人敬重主人的意思。”曾國藩大笑。就這一事情可以知道駕馭將帥的方法，值得今人借鑒。

曾國藩很有同情心，而且能夠發展到仁愛的境界。他常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饋贈金錢給同族親戚。統領軍隊之後，曾國藩的弟弟曾說他“仁愛有餘，威猛不足”。曾國藩聽說後寫信給弟弟說：“沅弟說我‘仁愛有餘，威猛不足’，澄弟在這時，也常常提到。最近友人關心我，也都有所談論，隻是我自己本性如此，怎麽也威猛不起來。”

曾國藩在給李筱泉的回信中說：“學生法製嚴格，並非漫無條例，一直以屠伯為老師。要用精細微小的意誌，施行威猛嚴厲的事情，希望對死的人，沒有慚愧遺憾，對於活著的，做到警示作用，然後才能心安。”可以知道曾國藩並非冷酷無情的人，反而有一顆博愛關懷之心，懂得為他人著想，也明白自身的不足。

曾國藩的處世之道中有一條“拙誠”，他認為聰明對精明，但以愚誠做事反而顯得輕鬆，心中明白就可以了。曾國藩在給陳岱雲的信中勸慰好友，大意是說：在外省做官比在京城為官要複雜得很多，要多留心。俗話說“看透水中的魚是不吉祥的”，願閣下像未雕琢的玉那樣渾含不清，不要像水晶那樣光明剔透，那麽就可以保全自己而沒有閃失。可見他對於保身之道有深刻的認識。

在給丁雨生的回信中他也說過：“閣下誌向宏大識見正確，不難趕上古人。但願你在大家都醉了而你獨醒的時候，仍然以‘渾’字表現出來；在效果遲遲體現不出來的時候，更要以‘耐’字要求自己。那麽，人們都感到這樣很好，而對於自己來說可以養德養身，兩方麵都有好處。”這裏說的是從政者除了應當具有忍耐的態度以外，有時要有含渾的態度，凡事都清清楚楚會把自己放在危險的懸崖上。

曾國藩在給地方官吳竹莊的回信中說：“閣下往年的短處在於尖語快論，機鋒四出，這是最容易招致誹謗的了。現在你的地位聲望一天比一天高，更須要尊重賢人容納眾人，取長舍短，在公開的場合表揚善行，而在私下裏檢討自己的過失，這樣就可以使人佩服你的英明，而感激你的寬厚。”由此可知，他教人遮掩鋒芒，假拙做事，處事之道甚為高明。

曾國藩認為：“凡是要辦成一件大事，總要以誠心去辦，虛心對待。心誠就會專心致誌而信心足，千難萬險也不改變我們的態度，終有順理成章的那一天。謙虛謹慎地去做就不用客氣，不夾雜私心雜念，最終可以使人們都諒解。”

在給陳舫仙的信中，曾國藩又說：“閣下的一封信而使兩個人失去了官職，往後恐怕會被眾人嫉忌，望您務必加倍小心，用勤、廉、謙三個字作為自己的信條。”但“勤”與“廉”都不要從自己的口中說出。“謙”更是時刻都應該具備的。做到這三個字才不會犯人忌諱，這也是明哲保身的辦法。

曾國藩曾說過這樣一段話：“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來，痛戒無恒之弊，看書寫字，從未間斷，選將練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強能立工夫。奏疏公牘，再三斟酌，無一過當之語自誇之詞，此皆圓融能達工夫。至於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則常不能免，亦皆隨時強製而克去之。”

可見，假拙真誠的原則他都有做到。誠的是心，拙的是形，所謂“大智若愚”講的就是這個道理。這一原則對於現代生存也是有很強的實際意義的，尤其對於初入職場的人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