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學曾國藩 活用胡雪岩

第八章 敏感以對變化——抓住機遇，擇時而動

　　通往成功的旅途中，世事變幻無常，機遇也是一閃而過。要想快速適應變化並從中捕捉成功的契機，就要有變通的思維和敏銳的觀察力。事是死的人是活的，知變而善變就能獲得成功。

治事與育人兼顧，方可乘勢擴勢

“乘”與“借”不是一種無為的表現，而是一種特殊的能力。

曾國藩並不是一個以軍事見長的人物，也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者，而是一名典型的學者型官員。他的勃勃雄心要求他不僅要在政治上有所作為，而且要在學術文化上建立勳名。也可以說，他不僅要做事業的領袖，而且要做精神的領袖，要有更加遠大的抱負。

早在京宦時期，曾國藩就認為綠營兵惰而驕，腐敗已甚，不經過一番大力裁汰和痛加訓練，是無法擔負起鎮壓太平軍的任務的。但因為漢官對滿人的軍隊指手畫腳實在不妥，所以他沒有多言。

回到湖南後經過一段時期的觀察和體驗，曾國藩對綠營兵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認為造成綠營兵戰鬥力低下的主要原因在於調遣的方法不完善。他指出，當要調動兵馬時，東抽一百，西撥五十，幾撥士兵分屬於不同的將領管轄，組成一支的時候就出現了指揮混亂的局麵。兵與將之間不是專屬的關係，致使兵與兵沒有默契，將與將也不合作。勝了就互相嫉妒，敗了也不相互幫忙救濟。曾國藩認為，用這種軍隊對付太平軍，簡直就是笑話。

所以他決心改製。對綠營軍製的改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方麵是以募兵製代替世兵製，一是將“兵為國有”變為“兵為將有”，強化將官對部下的專統權。一是加強各級軍官的權力，下級要絕對服從上級，士兵要絕對服從軍官。另一方麵是遵循募兵的地域原則和私人情誼至上的原則。曾國藩規定，湘軍的招募，統領由大帥挑選，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官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官挑選，士兵由什長挑選。

對於湘軍內部的關係，曾國藩規定：一軍之權全付統領，大帥不為遙製；一營之權全付營官，統領不為遙製。為了保持從大帥到下級軍官的垂直指揮係統暢通，曾國藩規定，隻看事職輕重，不管官位尊卑，即使士兵已保至提、鎮大員，而營官僅為從九品，士卒也要絕對服從於營官。營官之於統領也是如此。這種軍製，保障了湘軍內部較強的凝聚力，使其戰鬥力要遠勝過綠營。軍權統一又分而有製，使得湘軍的紀律和風貌都與眾不同。

此外，還要加強湘軍的平時軍事訓練，堅持從嚴要求，毫不鬆懈，他經常親自到營中檢查，絲毫不鬆懈。

曾國藩極為重視湘軍的操練，認為這是保障其戰鬥力的根本。湘軍的操練主要分為兩項，技藝和陣法，刀矛槍炮訓練有素，各種陣法也進退有道。

為了提高湘軍士兵的作戰能力，熟悉陣法，曾國藩詳細製訂了一套係統的課程，作為操練規則。拳、棒、刀、矛、鈀、叉，一日未有間斷，使湘軍成為了一支有組織、有思想、有戰鬥力、有主義的軍隊，這跟曾國藩長期倡導和灌輸有極大的關係。

曾國藩在《原才論》中，論述過育才之法，提出“以己之所向，轉移習俗”，強調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則。他最恨官氣，因此就摒棄官府排場，力禁部下迎送虛文；他最恨懶惰，自己就首先做到放醒炮即起。而對部下僚屬嚴格要求，耐心訓導，訓導勸勉之詞甚多。

曾國藩賦予他的幕府兩種職能，一是治事，一是育人。他認為幕府不僅是治事之所，也是培養人才的學校。自己既是行政官長，也是業師，幕僚則既是工作人員，又是生童。曾國藩在給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說：“此間尚無軍中積習，略似墊師約束，期共納於軌範耳。”他在給丁日昌的信中則談得更為具體：“局中各員譬猶弟子，閣下及藩譬猶塾師，勖之以學，教之以身，誡之以言，試之以文，考之以事，誘掖如父兄，董督如嚴師，數者缺一不可，乃不虛設此局。”這既是對江南製造局的要求，也是對整個幕府的要求，可以說是他設立幕府的一項宗旨。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此意，自覺去做，還把它寫成對聯，貼在總督衙門的府縣官廳上。

在他的幕府之中，既有紀律的約束，又有道德的說教，李鴻章深感“受益不盡”，獲得不少學問及經濟而又實用的東西。李鴻章後來回憶說：“在營中時，我老師總要和我輩同時吃飯，飯罷後，即圍坐談論，證經論史，娓娓不倦。都是於學問經濟有益實用的話。吃一頓飯，勝過上一堂課。”

古往今來，除了為數不多的雇傭軍，或以搶掠為生的武裝集團以物欲為誘餌外，一支大的部隊在不忽視物質利益的前提下，通常總要有一個深入人心的明確的思想政治綱領作為團結的基礎，才能長期奮戰，這也是與烏合之眾的本質區別之一。曾國藩深知其中道理。

因此，他很注重軍隊的思想引導。攻擊太平天國“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以“赫然奮怒，以衛吾道”為圍剿太平天國的戰旗。撇開雙方政治上的是非不說，應該說這個綱領確實是維係湘淮軍長期奮戰的思想基礎。

在思想建設中，曾國藩把培養部隊以好勝之心為核心的士氣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他說：“軍事最貴氣旺，必須有好勝之心，有淩人之氣，酷羨英雄不朽之名，兼慕號令風雷之象，而後興高眾附，有進無退。”除此之外，還非常重視軍官成就美名的教育，並采取措施，保護和鼓勵士氣。他的幕僚有這樣的記錄：“師論兵事，主勝負不在形而在氣。有屢敗而無傷，亦有一蹶而不振，氣為之也。餘出兵屢敗，然總於未戰之先，留一退步，故尚不至覆巢毀卵。”

此外，他還把維護部隊的團結放在突出的位置上。他一再教育部將，認為：“一旦有失誤，統將、營哨、士兵都有責任，大家應該同舟共濟，以平和寬恕的心對待問題。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先從自己的過錯開始反省。我們湘軍之所以所向披靡，全是因為大家能彼此幫助。即使平日裏少有怨氣，上了戰場也會彼此照顧。上午發生的口角，下午還會當作兄弟一般的援助。正是因為這樣，湘淮軍內部雖有矛盾，但團結對敵的大局卻一直沒有破裂。當‘剿撚’之戰陷入困境之際，互相依賴。”

由此可見，一個國家要發展要有強而有力的領導人，一個民族要振興要有強大的民族凝聚力，推及到一個人，就要明確得失，乘勢擴勢，才能有更好的發展。

術有專攻，專致以求

時代的要求是不容背道而馳的。隻有與時俱進、符合時代選擇的人才能獲得更好的個人發展。

與時俱進雖然是現在提倡的精神，但是古人早就有鮮活的事例證明它的必要性了。

曾國藩學習西方近代科技，雖力不從心，但所做之事都是千古未有之舉，表現出了其超人的遠見卓識，同時他辦事腳踏實地的風格又使向西方學習的行動得以落實。其中效驗，當時並未彰顯，而是在幾十年後才顯現出來。

曾國藩對西方科技的探究，沒有停在表麵，而是追尋其中的文化精神，讓人深感佩服。曾國藩說西方人的技藝所以妙絕，是因為他們每辦一事，都集中精力，專注守一，越鑽越深，因此逐漸達到極致。所以說他認識到了近代西方科學發展的根本規律。

西方的學科劃分較早，所以較早擁有了不同的門類，進入了對不同的領域和對象進行鑽研，以探求其中規律的階段。以分類的方式來規範不同的學科範圍，有助於集中精力，取得成果。曾國藩對此也持肯定態度。

在擔任京官的青年時期，曾國藩就認識到術有專攻的道理，他把必須掌握、關係到治國安邦大計的學問歸為十四類。在他的《綿綿穆穆齋日記》中留下了這樣一段話：

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曰官製，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昏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製，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皆以本朝為主而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表之以仁義，歸之於易簡。前世所襲談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其苟且者知將來之必敝，其至當者知將來之必因。所謂雖百世可知也。

盡管這種劃分還不夠科學完善，但卻是當時最關鍵的知識技能，其範圍涉及政治、軍事、水利、財政、運輸、稅收、法律、地理等各個方麵。曾國藩“自我更之”、“自我創之”的精神，正與現代科學的創新精神相契合。隨著認識的深入，曾國藩日益認識到分類的重要性。鹹豐十一年（1861年）九月初四，他在給兒子的信中表明自己對科學分類的重視，並總結了分類對科學研究的重要性。

曾國藩對“專精”的認識並未局限在學科劃分的表象上。對他而言，方法與精神更為重要。這也更是他推崇西方科技的主要目的。他認為，對知識專一的渴求精神是中國人所缺乏的，也正是當時的中國最急需的。

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多的是企圖綜合的“通才”，缺乏專精一術的專家。儒家的教育本身就是一種“通才”教育，從修身到治家到治國，幾乎各個方麵都要涉獵，力圖培養全麵的素質。在入仕以後，一個儒家出身的知識分子變成了治國理政的官員，更要凡事都能拿得起。一個封建官員所掌管的職務，包括了行政、軍事、司法、財政、社會福利、學校教育，幾乎各個方麵。要想仕途通暢，在哪方麵都要過關。這種“全才”的要求導致的結果就是“專才”被埋沒、抹殺，受到歧視而無生存之地，整個社會也形成了一種“抑專”的風氣。這就是封律時代缺乏專門人才的主要原因，也是科技落後的原因之一。

所以，曾國藩倡導把專精之道活用於行政中。曾國藩用人從不求全責備，他認為十全十美的人才是不存在的。他的原則是揚長避短，盡量發揮每個人的專長。所以，他手下吸收了大量的專門人才。最突出的是，他網羅了一些近代科學家。

經過曾國藩的教導，他的兒子便選了一條專精之路。曾紀鴻天分不高，又不夠勤奮，在作八股文、寫詩、練書法方麵毫無所長。曾國藩曾對人說，他肯定考不中，因此引導他在自己擅長的方麵發展。於是曾紀鴻選擇了最感興趣的數學，經過苦心鑽研，終於成了一位數學家。《清史稿》將他專門列入《疇人傳》中。《幾何原理》由李善蘭譯成中文後，就是他作的序。

曾國藩對專精的提倡，給沉悶的傳統社會注入了科學精神，從此，中國知識界開始踏上了近代科學的旅程。正因為不斷隨時變化，使得曾國藩由一個迂腐的傳統儒家知識分子轉變為治繁理亂、再造“盛世”的豪傑，實現了由“內聖”而“外王”，由“修身”到“平天下”的重大跨越。

曾國藩明辨大勢，在事關國家、個人命運的大事上，具有遠見卓識，這是成大事者必備的素質。要想在某一領域有所創見，都需專致以求。但事物間往往都有聯係，如果在不該專的地方專，或者過於專一，則會大大限製自己騰挪應變的餘地。越是技能單一，在迅速發展的社會中便越是被動。因此，在專精與廣博之間應該找到一個平衡點。由博返約、觸類旁通，才更容易立足。這也是曾國藩諄諄告誡的。

所以說，時代要求專精的時候就要學會專精。時代的要求是不容背道而馳的。隻有與時俱進、符合時代選擇的人才能獲得更好的個人發展。

褒機貶奸皆為道

人生之中不同階段的心態發生變化是必然的，懂得利用變化改善自己的處境，提升自己的實力，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人生在世，不可能十年如一日地隻過一種日子，隻抱一種態度，這種守舊的觀念是不可能獲得人生成功的。適時的變化常是人生的分割點。

歐陽兆熊與曾國藩算得上摯友。多年間兩人一直有密切交往，相互之間不能說不了解。因此，歐陽兆熊在一則筆記中說曾國藩“一生三變”，是就他書法、學問和為官三個方麵都有三個階段的不同而言。

單為官方麵，說他在京官時，以程朱為依歸；至出而辦理團練軍務，又變而為申韓；而經過丁父憂回籍之事再出，便“一以柔道行之”。

曾國藩居京期間，“格書”與“檢身”一度做得如癡如狂，確實是按照程、朱理學篤言篤行，要成“內聖外王”之業，做個“天地完人”。

至於說他出山辦理“團練”軍務後又變而為申韓，也非虛枉。所謂申韓，是戰國時申不害和韓非兩人的合稱，他倆都是法家，主刑名之學。曾國藩出山辦團練兵後確是執嚴刑峻法的。他曾以團練大臣的身份令各地團練頭子直接捕殺或向上捆送“會匪”、“莠民”，嫌地方官署對所捕“匪類”懲辦不力，自行設立“審案局”，對“案犯”重則立決，輕則斃之杖下，最輕也要“鞭之千百”，幾個月間所殺害的人不下數百，因此落了個“曾剃頭”、“曾屠戶”的罵稱。

及至丁父憂回籍之後再出，曾國藩便“一以柔道行之”，確實又是一大變化了。曾國藩的出山是在鹹豐八年（1858年）六月。他沒有真的在籍守孝三年，隻在家待了還不到一年半的時間。這是他表麵悠閑內心卻很繁雜的日子。朝廷順水推舟地允準曾國藩在家守製，曾國藩“欲進故退”的計策落空，這真使他啞巴吃黃蓮，有苦無處言。

曾國藩既負亡父之哀痛，又為朝廷所“婉棄”，再加外間之非議，百不遂意，憂鬱難解，竟得“不寐”（失眠）之症。在家人麵前一向沉穩嚴肅的他，這時也仿佛變成了另一個人，常因一些不值得的小事就謾罵諸弟，甚至怒斥弟婦，性情顯得反常地粗暴起來。他真的表現出了一種病態。

歐陽兆熊建議他改剛為柔，這樣才會防止被人忌恨攻訐，從中解脫出來。這可真是對症下藥，曾國藩回憶練兵領兵這數年來的經曆，反思自己策略手段上的得失，決意改弦更張，奉行“柔道”。

在再次出山問題上，他即顯出了乖巧。鹹豐八年（1858年）上半年，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率軍進攻浙江，軍情比較緊急。與曾國藩有著深摯的同黨之誼的湖北巡撫胡林翼，便乘機奏請讓曾國藩出山援浙。這時，曾國藩有台階就下，痛快地應命，還真贏得了皇帝的表揚。認為曾國藩能爽快地答應，奉命出征足以表明其對國家、對朝廷的關心，是忠勇可嘉的人。

曾國藩再次出山後，仍是以“剿賊”為己任，對太平軍自然是抱不共戴天的敵對態度。但在處理官場內部關係方麵，確實有了很大改變，與前判若兩人。就拿與左宗棠的關係來說吧，本來是針尖對麥芒的兩個人，即使見麵也不見得會開口，在此次出山路過省城長沙時，卻集“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請左宗棠為他書寫篆聯，實際上是隱示自己“守雌”讓步的態度，兩人之間迅速改善了關係。不僅是對左宗棠，在與非湘人同黨人物關係的處理上，曾國藩也同樣有著明顯的策略改變。

歐陽兆熊把曾國藩的此番變化看作他終能成就“偉業”的重要條件。每個人都應該在不斷地變化中改進自己。曾國藩自己也對官場交際之策的這番調整非常看重，頗有得意之感。

在當年十二月間的一封家書中，他就表示自己往年在官場中到處與人不和，沒少遇到羈絆，這次改變之後覺得與人相處變得舒心和容易多了。以後多年間，他也時常以此作為經驗來告誡家人。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初他給當時已任湖北巡撫的國荃弟寫信，就說了這麽一段話：

弟求兄隨時訓示申儆。兄自問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鹹豐七年、八年）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迥然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立者，發憤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

之所以這麽說，是因為當時曾國荃在官場上人際關係很僵，處境困難，心情不好，又趕上寓所發生火災懷疑是有人故意報複，幾多煩心事情相加，心中不免鬱悶。曾國藩寫信告誡他不能胡想亂猜，免得節外生枝，要平心靜氣，泰然處之。接著，就現身說法地道出上述一通經驗之談。既要接受以往自負的教訓，不要過高地自視，要多檢討自己的不足，多見別人的是處，又要做到“不怨不尤”，但這又絕不是說要自暴自棄，甘拜下風，這隻是一種策略手段。他明確概括出“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的原則，並提出一種以柔包剛、以柔克剛、以退為進、以退促進的策略手段。

可見，與風風火火相比，曾國藩更欣賞忍中有誌的精神。或者說，曾國藩所說的“機巧”，就是一種以篤實做包裝的奸詐。就是在曾國藩丁父憂家居期間，他寫給當時帶兵在外的國荃弟的信中這樣說：

吾自信亦篤實一路人，隻為閱曆世途，飽更事變，略參些機權作用，把自家學壞了。實則作用萬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懷恨，何益之有？近日憂居猛省，一味向平實處用心，將自家篤實的本質還我真麵，複我固有。賢弟此刻在外，亦需要將篤實複還，萬萬不可走入機巧一路日趨日下也。

這不是以去機巧返篤實來告誡乃弟嗎？裏邊還能有假？其實，世事多有“假作真時真亦假”的妙境，有時候，真假虛實連當事人自己也蒙在鼓裏呢！就在寫這封信的十天之後，曾國藩又給曾國荃寫有一信，其中這樣說道：

凡與人晉接周旋，若無真意，則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無文飾以將之，則真意亦無所托之以出，《禮》所稱無文不行也。餘生平不講文飾，到處行不動，近來大悟前非。弟在外辦事亦隨時斟酌也。

這分明又是說處事不能徒憑真意，還必須講文飾，不然就會“到處行不動”，這當然也是他憂居大悟前非的結論。那麽，“文飾”與“機巧”之間不會是涇渭分明的兩種意境吧？說穿了，經丁巳、戊午的憂居反省，曾國藩是較前變得圓滑、機巧和世故些了，深深悟得了以柔克剛、以退為進的奧妙。

曾國藩的三變並不奇怪，而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他既然不能離開官場，那就必須以改變自己來適應官場環境。盡管他本來打心裏厭惡並試圖在行動上對抗官場的某些弊習，但屢撞南牆，頭上碰了一個又一個的包，疼而撫之，便要尋覓通路。

可見，人生之中的變化是必然的，會因為個人的思想感悟、經曆順逆而有不同。無論是變好還是變壞都是有因可尋的。成功人士懂得利用變化改善自己的處境，提升自己的實力。這同時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火候不到，不動聲色

過多的算計會聰明反被聰明誤，但是一點不算計又會被人算計。想做到不欺人也不被人欺就要學會掌握方式和火候，擇時而動。

收複金陵之後，曾氏兄弟的聲望，可說是如日中天。曾國藩被封為一等侯爵，世襲罔替；曾國荃一等伯爵。所有湘軍大小將領有功人員，莫不論功封賞，上至侯伯，下至省、撫、提、鎮無一不有。湘軍人物居督撫地位的便有十人，長江流域的水師，全在湘軍將領控製之下，曾國藩所保奏的人物，無不如奏除授。

此時的曾國藩卻在家信中透出“不為天下先”的識見。他寫道：“天下事焉能盡如人意？古來成大事者，半是天緣湊泊，半是勉強遷就。”

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勳，千古之大名，全憑天意主張，豈盡關乎人力？天於大名，吝之惜之，千靡百折，艱難拂亂而後予之。老氏所謂‘不敢為天下先’者，即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弟前歲初進金陵，餘屢信多危悚敬戒之辭，亦深知大名之不可強求。今少荃二年以來屢立奇功，肅清全蘇，吾兄弟名望雖減，尚不致身敗名裂，便是家門之福。老師雖久而朝廷無貶辭，大局無他變，即是吾兄弟之幸。隻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所以養身卻病在此，所以持盈保泰亦在此。

諄諄慎守者但有二語，曰‘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而已。福不多享，故總以儉字為主，少用仆婢，少花銀錢，自然惜福矣；勢不多使，則少管閑事，少斷是非，無感者亦無怕者，自然悠久矣。

餘斟酌再三，非開缺不能回籍。平日則嫌其驟，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曾國藩在別人滿心歡喜的時候還能保持自己冷靜辯證的心態，實屬不易。

曾國藩避禍的第二個重要舉措便是裁撤湘軍。裁軍啟念之機，當在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金陵合圍之後，蓋已勝利在望，此時已可開始思考善後問題。曾國藩在二月初二日致曾國荃信中，確已透露，曾國荃則表示速裁全裁，亦與當時鬱憤之心情有關，在曾國藩家書中皆可察見二人裁軍意圖與構想。金陵克複之後，曾國荃堅辭任官，申請回籍休養，所部必須裁撤乃自然之理。隻是曾國荃先期回智，而裁軍之事，則留與曾國藩經理。

曾國藩早已知道，那些清軍將領自己不行，最忌才能，早已討厭曾國藩這班書生風頭太健。還有一個比反湘軍派力量更大的運動，就是湘軍造反運動。反湘軍派除彈劾外，又由軍機處命令曾國藩，呈報曆年經費開支賬目。這等於要湘軍的命。打了十多年爛仗，你們不發軍餉，由我募捐抽厘，拚拚湊湊才勉強開支過去。湘軍將領聽到這一消息，無不義憤填膺，決心造反。曾國荃、左宗棠、彭玉麟、鮑超四人，召開了玄武湖會議，決議一致反清，肅清君側。此舉被曾國藩及時製止。曾國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毅然裁兵，這也是一個原因。

在裁軍上，曾國藩的計謀手法絕對是高人一等。他在戰事尚未結束之前，即計劃裁撤湘軍。他在兩江總督任內，便已拚命籌錢，兩年之間，已籌到五百萬兩。錢籌好了，辦法擬好了，戰事一告結束，便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文，裁兵費早已籌妥了。

裁兵經費籌妥了，裁兵辦法擬好了，隻等勝利的蒞臨。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十六日攻下南京，取得勝利，七月初旬開始裁兵，一月之間，首先裁去二萬五千人，隨後亦略有裁遣。人說招兵容易裁兵難，以曾國藩看來，因為事事有計劃、有準備，也就變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這也是強人畢生大事之一。

曾國藩的另一高明之處就在於有理有節。對於裁軍他很心疼，但是該裁還是要裁的，至於裁的數量，足以打消朝廷的疑慮就可以了。最高的估計，大概裁去二分之一，約三萬人左右，剩下來未裁的還有三萬人。這三萬人，一部分由曾國荃統率。所以說，實際上並未大裁特裁，清廷如果逼得太急了，曾國藩的手下有的是兵，要蠻幹，大家蠻幹，要曾國藩做年羹堯，他是不幹的。

據說後來曾國藩與李鴻章談及裁軍這件事時，頗為後悔，他自認自己顧慮太多，湘軍攻戰十幾年之久，金陵克捷後，懾於各種壓力，竟至於解散了親手建立的軍隊，自毀長城，寒了將帥的心，實際上等於自殺。湘軍眾將飄如秋葉，而自己也成了剪翼之鳥，以致“剿撚”無功，備受挫辱。幸賴李鴻章所建淮軍，攻滅了撚軍，成就了大事。他讓李鴻章切記自己的教訓，當今八旗、綠營再不可恃，保太後、皇上之安，衛神州華夏之固，全仗淮軍。今後，淮軍有被議論的那一天，千萬不要像老師那樣，畏首畏尾，隻可加強，不可削弱。亂世之中，手裏的軍隊切不可放鬆，於家於國都是如此。

曾國藩遠禍的第三個舉措，便是順應清政府的想法，自己故意製造湘軍內部將領之間不和的假象，藉此減少清王朝對自己的猜疑。

由此可見，過多的算計會聰明反被聰明誤，但是一點不算計又會被人算計。想做到不欺人也不被人欺就要學會掌握方式和火候，擇時而動。

把握關係，借梯登高

一個人成大事，先有出類拔萃的才能還不行，還必須要擁有一個施展才能的平台，這樣他才可能把才力充分發揮出來。

俗話說，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隻有永久的利益。人是社會中的人，一旦結成牢固的利益關係，就會痛癢相關，榮辱與共。

攻占南京，平定太平天國前後，是曾國藩權勢鼎盛之時。這期間湘軍集團頭目多掌實權，出任督撫等職。有的是曾國藩奏保的，有的雖未經他直接奏保，但他造成一種形勢，使清廷非委任湘軍頭目不可。一向與曾國藩不睦的人，曾國藩借助朝廷的力量去除之。在經濟情況好的省安排集團內部人員去任職，以保障集團的最大利益。

當時比較有名的湘軍代表人物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等都有不止一個人保薦。湘軍勢力龐大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戰功赫赫確實讓人佩服。他們有的出任總督，有的出任巡撫，並多次受到委任，實力越來越大。

正因如此，全國的勢力分布形勢也變得一目了然。長江中、下遊的四川、貴州及其以東各省，珠江流域都為湘軍集團勢力範圍。廣東完全由湘軍所控製，廣西也為湘軍集團所控製。相形之下，湘軍集團在黃河流域則大為遜色，隻控製陝西、河南、山東，直隸四省，且控製的深度和廣度也遠不及長江中下遊各省。與此同時，湘軍集團的督撫，又利用掌握的地方政權，大肆搜括稅收，籌集軍餉，擴充部隊，從而使湘軍實力急劇增長。位至督撫的湘軍集團頭目，也深知戰爭時期，身在戰區，或靠近戰區，軍事上不能自立，不僅不能保位，甚至身家性命也危險，因而也熱衷於招募新營，成立新軍。

朝廷內形成了一個隱形的金字塔，頂上是曾國藩為統帥，下麵是各督撫依次排開，他們之間形成了特殊的利益共同體。朝廷有大的興革和動作前定要征求他們的意見，這也是約定俗成的慣例。如果朝廷治罪一人，則很可能掀起大波瀾，曾國藩的“局”做得太大，以致他自己也說：長江三千裏江麵，船隻都得張掛他的旗幟，否則就不能放行。

除了多年舊部可以聯盟互助以外，曾國藩還沿用廣納賢士的辦法，鞏固和擴大自己的勢力，如劉蓉。

劉蓉是曾國藩的老鄉，是諸生出身，年少時，就曾同曾國藩、羅澤南一起講求程朱理學。稍長，與曾國藩共讀於湘鄉漣濱書院。隨後，又與曾國藩、郭嵩燾同在長沙切磋學術，關係極為密切，三人曾換帖訂交。他同曾國藩的氣質尤為相近，立誌要做建功立業的人物。據郭嵩燾在引臨終枕上詩記述說：“乃見曾劉歲丙，笑談都與聖賢鄰。”1838年曾國藩考中進士做官京城之後，還常常與劉蓉書信往返，反複討論學術上的問題。曾國藩承認，自己學業的進步，離不開好友劉蓉的啟發幫助。

1852年，曾國藩丁母憂在籍守製之時，清廷命他幫湖南巡撫張亮基辦理本省團練事務，但他並不打算應命出山，又是在好友劉蓉和郭嵩燾的反複勸說之下才毀棄前疏，出麵視事。在此之前，劉蓉曾致書曾國藩說：“既已達而在上矣，則當行道於天下，以宏濟艱難為心。”如果僅以“托文采以庇身”，則有華無實，舍本求末，人生的意義也就不複存在了。作為一個文人士子，應以“救於治亂”為己任，以“以身殉國”為最終目的。在曾國藩應命出山之際，劉、郭二人也應其請出而助一臂之力，但與曾約定：“服勞不辭，惟不樂仕宦，不傳任事，不求保舉”。曾國藩對劉、郭二人的人生情趣非常欽佩，至交之情有時超過兄弟之情。劉蓉後來將自己的詩文輯錄成冊，取名為《養晦堂詩文集》，請曾國藩寫篇序跋之類的文字。曾國藩欣然應允，其中明確指出：“吾友劉君孟蓉，湛然而嚴恭，守道而寡欲。自其壯歲，則已泊然而外富貴矣。既而察物觀變，又能外乎名譽。”曾國藩在這裏對劉蓉的道德文章給予了高度評價。

可見，要想成就一番大的事業，我們一方麵要自強不息，注意培養才幹，但更重要的是學會“結網”，善於把握各種關係，借梯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