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學曾國藩 活用胡雪岩

第六章 立身如針——修身自守，修心立德

　　修身養性是完善自我的第一步，也是成就大業的第一步。良好的修養是提高自身素質的保障，也是人生有所成就的前提。圓滿的人生和基本品德是不可分的。唯有修養自己的品行才能享受真正的成功和恒久的快樂。

做清醒之人，自省己過

一生聰明未曾嚐過犯錯滋味的人恐怕絕無僅有。頭腦清楚的人會在適當的時候承認自己的錯誤並主動更正它，因為逃避錯誤的代價比承認之後立刻改正要大得多。有過錯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否認它的存在。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有過改之，過而無恐。過錯是一種失去，還是一種獲得。勇於改正自己缺點的人，就是清醒明智的人；知錯不改的人，往往一事無成。隻有不斷完善自己，才能在險惡複雜的環境中求得生存與發展的機會，這是千古不變的生存法則。

現實中的很多人總是自我感覺良好，隻看到別人的缺點，發現不了自己的缺點。別人指出的時候仍舊不知道悔改，甚至巧舌如簧，這種人永遠不會有進步。正視缺點和不足，設法克服並改正，這樣才會有所突破，曾國藩就是這樣做的。他提出了“悔缺”之道，並堅決徹底地改正和執行。

曾國藩的性格一生發生過多次轉變，早期個人修養也並不深厚，一遇不順心的事情就勃然大怒，脾氣性格很不穩定。與人交往時善於言談，愛出風頭。但他自己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後，他認為，知過即改，從善如流，對一個人的修身養性至關重要。因此便下定決心改變這種性格，但是卻屢有反複。俗語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性格的養成不是朝令夕改的事情。

有一天，好友竇蘭泉來拜訪曾國藩，兩位學人商討理學，然而曾國藩並未真正理解竇蘭泉所說的意思，即開始妄自發表見解，且詞氣虛矯。事後曾國藩指責自己：不僅自欺，而且欺人，沒有比這更厲害的了。由於不誠實，所以說話時語氣強辯，談文說理，以表示自己學理精湛，其實這是一種虛榮心的表現。

曾國藩意識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一定悔改，可又身不由己，控製不了自己的情緒。幾日後，朱廉甫前輩與邵蕙西來訪，這二人都是孔子所說的正直、見聞廣博的人，但是曾國藩故伎重演，說了許多大言不慚的話，過後又十分後悔。

由此可知，認識隻是一個開始，實際行動才是關鍵所在。他給自己約定法章：大凡往日遊戲隨和的人，態度不能馬上變得孤僻嚴厲，隻能減少往來，相見必敬，才能漸改爭逐的惡習；平日誇誇其談的人，不能很快變得聾啞，隻能逐漸低卑，隻有少言多聽、慎思，才能力除狂妄的惡習。曾國藩一心想要檢討自己，他改過心切，卻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他有意與朋友們疏遠，認為保持一定的距離，不經常交往，就可以增加幾分敬意，但是這樣就有一種不合群的表現。

由此可見，與人交往要懷一顆真誠、謙遜之心。不需要客觀的抑製，真正的改變應該是從內在開始的。吳竹如開導曾國藩說，交情雖然受天性投緣的影響，但是好多種情況下，交情也是由人力所決定的，所以，人能勝天，不要把一切歸之於數，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積誠而致之。曾國藩深受啟發，他認識到自己性格中的缺陷，開始有意識地調整和完善自我。

1843年正月，曾國藩的二位同年來看他。飯後，下人有不如意事，曾國藩大發脾氣，憤不可遏，完全忘記了自己的決心，雖然友人多次勸阻，他仍然放口謾罵，肆無忌憚。事後，曾國藩又很後悔，又檢討自己。從此以後，他日漸成熟，逐漸地改掉了自以為是的毛病，與人交往時，他懂得給人留麵子，削弱自身的鋒芒。

對於自己的言行，他認為一切事情都需要每天檢查，一天不查以後有問題再補救就難了。他逐日檢點，事事檢點，嚴格要求自己，把檢點自己視為事關進德修業的大事。

《周易》說，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曾國藩的一生是在日日嚴於自律中度過的，他對自我反省和批判嚴厲而苛刻。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弱點和局限，每個人都會犯錯誤，不同的是所犯過錯的大與小，多與少。犯錯之後如何用正常而積極的心態去麵對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說有過必糾，有錯必改才是正確的選擇。曾國藩認為，注重頤養德性的人，會經常不斷地洗滌自己所犯的過錯，並且常常反省、告誡自己勇於改過，這樣才會使自己不斷走向完善。

聖賢之所以是聖賢，就是因為他們能夠坦然地麵對自己的過錯，從不虛偽地遮掩和找借口，並且可以積極地去改正。心裏踏實，糾結也少了，做事也順利許多。要知道，有多少掩飾就有多少醜態。

在經曆了多次磨難後，曾國藩的性格漸漸走向完善，為人處世方麵也變得圓通。他認為，人的欲念太重，過分追求某些東西，就犯了通病：太想表現自己就容易言辭不當，惹人厭煩；過於認可自己就容易驕傲自滿，自以為是。此二者都應該常加克製，他認為自己仍然沒有將這二者清掃幹淨。

他認為戒除“多言”需要日日檢點，戒除自滿需要把自己放置於世界之中，把自己擺在一個渺小的位置上，使自己的心態保持平衡。他說：“靜中細思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歎須臾耳。大地數萬裏，不可窮極，人於其中，寢處遊息，晝僅一室耳，夜僅一榻耳。古人書籍，近人著述，浩如煙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過九牛之一毛耳，事變萬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辦者，不過太倉之一粟耳。”他認為蒼穹之中，自己隻為沙粒，為塵埃，不足提起。所以一個人成就再大也沒什麽好驕傲自滿的。

為了改掉自己的缺點，曾國藩的決心之大、意誌之堅，是一般人難以做到的。他的這種堅定的意誌與決心，不僅對他一生的性情修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是他能建功立業的重要原因。他告誡自己一定要謹記三個字：不自欺。他認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無恒，就是因為不敢正視自己的錯誤與不足，人如果能做到不自欺，就可以發現和改正缺點毛病，不斷完善自我。他不僅每日自我反省，還主動從親友處吸取建議，希望從別人那裏獲得信息，誓做一個內外兼修的人。

曾國藩這種嚴於律己的思想和行為值得我們去學習，不欺人也不自欺，是修身的必備條件，也是為人處世應該注意的環節。

內外兼修，誓做完人

良好的內在修為與強悍的外在實力相結合，這就是天下人對“完人”的理解。這個世界上沒有人不希望自己越來越好，有為完人之誌，也是成大事者雄心的體現。

世上沒有完美的存在但卻有不斷追求完美的人。對這些努力想功成名就的人，我們稱之為“完人”。

曾國藩對人的評價表現了他獨特的處世風格。他崇尚剛直，認為做就要做充滿剛直之氣的大丈夫。曾國藩常常寫信給他的弟弟、子女們，說曾家後代秉承了母親江氏的剛猛氣質。

其母江氏剛嫁到曾家時，曾家經濟尚不寬裕，操持家務更加克勤克儉，家境也漸漸興旺起來了。特別是江氏賢惠，侍奉公婆十分殷勤，可以說是不怕髒累，任勞任怨。自嫁入曾門後，共生有五男四女，家人的所有衣物都是她親手縫製的。曾國藩的父親常以“人眾家貧為慮”，而江氏總是用“好作自強之言”相勸。她常對丈夫說：我們家孩子雖然多，但是讀書、務農、經商、為官樣樣可做，我在家裏操持家務，孩子們在外麵闖蕩，還用擔心什麽貧苦呢？從她的言語可以看出，母親江氏對曾國藩品性的影響是巨大的。

曾國藩的最高理想就是“立言、立功、立德”，三者他都做到了。立言，他的著述、家書、日記，廣為流傳，至今仍被天下傳閱，尤以《家書》影響最廣，成為不少名人雅士的枕頭讀物；立功，他挽救了清王朝，在列強橫行、各勢紛亂的局麵下恪盡職責；立德，他內外兼修，誓做完人，並事事以身作則，重視身教。正因為如此，後世給他的頭銜不勝枚舉：“中興名臣”、“處世楷模”、“湘軍創始人和領袖”、“太平天國的克星”、“洋務運動的領袖”、“近代史之父”等。除此之外，曾國藩對誌向的追求也很執著。他認為人不能朝三暮四，不能如牆頭蘆葦，隨風搖擺，而要矢誌不移，有原則有操守，否則，光陰匆匆，肯定會無所作為。

他認為自己自從軍以來，就懷著臨訖授命的誌向；丙戌年有病時，總怕一下子病死家中，違背了自己的初誌，失信於世人。後來複出，意誌更加堅定；倘若再有什麽不測，也沒有留戀和後悔的事情了。在洋人不斷入侵的情況下，他早就已經有殉國的念頭，但願戰死沙場。

曾國藩主張，本誌不可移，並把能否持之有恒看做有成無成的重要體現。他在家信中以自責的方式教導子侄說：“餘生平坐無恒之弊，萬事無成，德無成，業無成，已可深恥矣。等到辦理軍事，誌向才最終確定，中間本誌變化，尤無恒之大者，用為內恥。”事實上曾國藩所改變的隻是他“本誌”的一些表象，而他從年輕時就要成為不同凡響的人物，要成為“蛟龍”，幹一番大事業的“大誌”並沒有變。但他認為自己從軍以來是一次本誌的改變。因此，他主張自從軍以後“死在沙場”、“以身殉國”的“初誌”是絕不可再改變的了。

的確，無論何時，要想成大事，非樹立遠大誌向不可，並以這種誌向為目標積極進取，內外兼修，有誌貴在有恒，堅持不懈地去追求才有功成名就“守得雲開見月明”的時候。

曾國藩曾經說過這麽一段話：“君子之立誌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若夫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

由此可知，對於“完人”他有自己的一番理解。同樣道理，這世間芸芸眾生，想當完人的多了，真正能做到的卻鮮而有之，完美在於心，在於誌向而不在於一念之間。

心有本源，隻在進德

無論古今，隻有尊重內心的真實感受才能完善內在的品德修為。做自己心裏真正想做的事情，才能獲得最大的自我滿足。

想掌握自己的命運需要太多條件。勤修身，廣交友，遇貴人，求學問缺一不可。這幾個方麵放在任何一個年代都是一本定律。

素懷平治天下之誌的曾國藩在京為官時，在仕途上的發展是頗為一帆風順的。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進士，兩年後授翰林院檢討，過七年即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過兩年又升授禮部右侍郎，並於此後四年之中遍兼並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遷，連躍十級，他的經曆可以用“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來形容。變化如此之快，連他自己都感到意外。

分析其中原因，首先在於其勤於修身，廣交師友，修養品行，切磋學問。其先後師從唐鑒、倭仁，知曉了修身之道，思想也更趨於成熟，理論更趨於完備，並勤於躬行，持之以恒，體悟頗多，如於自強處勝人便是一例。曾國藩以此教育弟弟，大致的意思是說：想做自己命運的主宰就要先相信自己，自立自強。國家想強大必得選賢用人，家業想做大必得有優秀的子孫，一個人想成為強者，與人鬥智鬥勇，這其中有因為強大而獲勝的，也有因為強大而落敗的。古人如李斯、曹操、董卓之輩，他們的智力都堪稱一流，但自身的災禍也不尋常。我們隻在自我修為上成為強者就可以了，切勿處處逞強。逞強之後結果如何尚無定論，即使暫時獲得勝利和安穩也會被人輕視。由此說明曾國藩能夠學以致用，把所學之事逐個實行，確實做到了自我提升。

後與劉傳瑩、吳延棟等治理學之友的交往，不僅使曾國藩增長了各方麵的知識，也大大提高了其個人的聲名，使其“在京頗著清望”。在與諸友交往之中，不僅將己之誌向細化到修身，而且使修身更理論化、係統化。他講道：“凡事盡性知命，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閱王夫之所注張子《正蒙》，於盡性知命之旨，略有所會。蓋盡其所可知者，於己，性也；聽其不可知者，於天，命也。”可見，曾國藩對天命人性的理解已經有了自己的東西。

因此他說：“農夫之服田力穡，勤者有秋，散惰者歉收，性也；為稼湯世，終歸礁爛，命也。愛人、治人、禮人，性也；愛之而不親，治之而不治，禮之而不答，命也。聖人之不可及處，在盡性以至於命。盡性猶下學之事，至於命則上達矣。當盡性之時，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驗或有應有不應，聖人於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著力若不著力，此中消息最難體驗。若於性分當盡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學，則以淡泊如為宗，庶幾其近道乎！”

在此之外，曾國藩還把慎獨思想置於行事之中，主張凡已有誌氣之人必敬慎為重，親賢納言，自襟度遠大、思慮精微始也。十年七遷皆獲益於此但仍不完備。曾國藩之所以能夠做到，是因其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舉薦。他們的相遇和相互作用，是對機遇和貴人相助的最好詮釋。

穆彰阿，字鶴舫，滿洲鑲藍旗人，姓郭佳氏，翰林出身。他深得道光皇帝的信任，是鴉片戰爭時期有名的投降派。後來有人評論穆彰阿說：他在朝為官二十年，愛才，也不大貪，就是性格奸佞，總是喜歡蒙蔽隱藏一些東西。因其擁有衡文之權，自嘉慶以來，先後主持過三次鄉試，五次會試。所有的會試、殿試、朝考，沒有一年不是考官之一的。國史、玉牒、實錄諸館，都是主考官。正因為如此方便其網羅黨羽，培植親信，遂致“門生故吏遍於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時號為穆黨”。而對於不附於己者，則極力加以排擠。

穆彰阿和曾國藩兩人相識於戊戌年會考，兩人也算有了師徒情意，之後常有往來。曾國藩有幾分才幹，對穆彰阿在鴉片戰爭中的民族投降主義政策十分稱讚，所以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賞識，處處受到關照。道光二十三年大考翰詹，穆彰阿為總考官，交卷之後，穆彰阿便向曾國藩索取應試詩賦，曾國藩隨即回住處謄抄，親自送往穆宅。這一次拜訪似乎成為曾國藩其後飛黃騰達的起點。從此之後，曾國藩幾乎是年年升遷，歲歲加銜，五年之內從七品一躍而成為二品大員。

曾國藩對穆彰阿也能做到“飲水思源”。穆彰阿被罷斥後，曾國藩每過穆宅，總不免感慨一番。二十年後，曾國藩赴任直屬總督前進京陛見時，還專程拜訪穆宅。

曾國藩的經曆證明，成一番大事所需的種種條件達到後，還要利用這些條件為自己增進德行，打開未來。同樣，不論什麽時代背景下，想成為有所作為的人，都需要這種精神和努力。

心靜以修身，不變應萬變

當一個人心靜如水時，其心猶如明鏡一塵不染，麵對世俗紛擾都能以平和之心對待。內心的寧靜可以忽略外界紛繁複雜的局麵，可以為自己保留一份“純”與“真”。

孔子說：“仁者靜。”

老子說：“致虛靜，守靜篤。”

靜不僅是哲學概念，更是一種精神狀態，一種修身養性的方法，一種為人處世之道。“靜”之一字，蘊含奧妙無窮的人生真諦和成功謀略。儒道釋三家都強調一個“靜”字。儒家講求修身、立誌、治學皆以靜為本；道家講求“平和衝淡”；釋家禪宗講求靜坐以靜心。由此可見“靜”字功夫的要緊。“靜”乃是人生最高境界。

曾國藩在動蕩不安、群勢交錯的險惡處境中，卻可保持一顆平靜之心，這與他的修養有很大關係。曾國藩生性好動，性情剛狠，在最初靜以修身的過程中沒少在動與靜、恕與忿之間糾結。他把靜坐視為每日必做功課，認為“不拘何時，靜坐半時，體念來複之仁心”。他的堅持使其內心獲益良多。在曾國藩的日記和家書中，也有很多關於精神修養方麵的言論。

麵對物欲橫流的世界，人心總會受到羈絆，若想靜就能靜下來，確實很難得。曾國藩深信靜以修身的要點是“製欲窒忿”，所以他以淡泊為皈依，戒除淫思奢欲，能在受誘惑之前就大徹大悟。

曾國藩不斷地汲取古代先賢的人生智慧與精華，反省自己以戒除抑鬱求得養心保身之法。中年以後，麵對許多事情，他一直克製自己，使自己的胸襟更寬廣。

鹹豐三年（1853年）曾國藩在籍守喪，奉命編練團練，抵抗太平軍。這時候的他在朝野還是平凡之輩，當他在無數個團練中異軍突起之時，許多人都驚異於這介儒生在軍事上的過人才華，這與他在任京官時能耐得住清靜，並且能在清靜中奮發有很大的關係，也是對寧靜致遠的最好詮釋。在用兵過程中，他也有一套“靜”字心得。他認為以靜製動是最好的計謀。以穩慎為主，不輕易冒險，不輕易變動，先穩住自己的陣腳，然後再隨著形勢的變化來改變用兵的策略。

“靜”的內涵得到升華後，曾國藩在磨練中逐漸成熟，也變得圓滑老練，頭腦越來越冷靜。

曾國藩在鹹豐八年（1858年）複出之後，更加注重自己的言行。他謹言慎行，凡事必三思而後行，而且把學得的保身之法充分發揮出來。在取得戰績、大功告成之日，他表現得異常冷靜，不僅裁撤了五萬自己親手練出來的湘軍，還把奪得首功的弟弟曾國荃送回了老家，從而保全了自己以及親人的安全。

他認為，保持心情舒暢的最好方式就是有一顆平常之心，一顆淡泊名利之心。平常人談舍得很容易，但一旦身居高位，手握大權還能做到“淡泊”二字實在很難，何況曾國藩身居高位，政務、軍務纏身。他能夠踐行的就是不斷提醒自己，以古人心胸開闊者為學習榜樣，讀他們的詩作文章，體會他們寬廣的胸襟。他還懂得去尋樂、求樂：他寫詩，練習書法，通過這種方式來調節自己的心理。

除此之外，曾國藩還將這種體會訴諸於筆端。後人讀他的詩文，其中自有一股雄渾之氣與淡定的情懷，但細細品味，又有一種閑淡雅致。他的文章風格，也體現了他的辦事風格。

平時與僚佐親朋相處，他也處處表現幽默，從而使氣氛活躍起來。郭嵩燾、郭倉燾、郭昆燾同胞三兄弟與曾國藩的交往甚深。曾國藩這樣評價他們：論學大哥嵩燾第一，政則三弟昆燾第一，二弟倉燾兩者居其中。因此，他常常戲稱這三兄弟：“湘陰三郭，論學一二三，論才三二一。”曾國藩曾寫過一副對聯：“養活一團喜意思，撐起兩根窮骨頭。”這副對聯也是他自我修養的反映。他懂得在靜中取樂，無論是批閱公文還是寫信作詩都是如此。他明白如果一個人不能靜下心來，那麽即使終日裏忙忙碌碌，心思也總是浮浮沉沉的，不會看清事理，更不會踏實地做事，終究無法有所成就隻會隨波逐流，而且還會影響身體。

養心與養身是本與源的關係。曾國藩的養心學問注重身心兼治，在遭受磨難時，他主張要把心放下，不要因為身處困境而鬱鬱寡歡，否則永遠不會有成功之日。

人生中難免會有諸多不如意之事，在追求功名利祿的道路上，成敗得失皆有可能。有時個人的努力並不能達到預想中的結果，受機遇、實力、人脈等條件的約束。俗話說：“心急吃不了熱豆腐。”要想過得輕鬆自如，就要想方設法戒除浮躁和抑鬱，這樣才可以給自己減壓，以一顆平靜的心對待煩惱，煩惱也不覺得是煩惱了。俗話還說，“解鈴還須係鈴人”，自己的心結終究要自己解開。靜下心來反思自身的不足，才能效仿古人，獲得內心的升華。

謙而不欺，立身之本

無論一個人有多大的成就，多高的社會地位，謙虛做人的要求都是立身之根本。謙而不欺是一種低調的做人品格。謙是禮，不欺是果，與人為善但並不被人所欺。

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這是盡人皆知的道理。

驕傲自滿的人，總把自己的長處和別人的短處相比，自我滿足，瞧不起任何人。而謙遜的人不僅能夠發現他人的優點，還能積極、虛心向他人學習。集眾人之長，補己之短。

《尚書》中說：“滿招損，謙受益。”謙虛作為一種美德，既表現了對自己的嚴格要求和積極的進取精神，又體現了對他人的尊重。曾國藩說，人若保持謙虛，自可進境無窮。自身的充實和完善皆由好心態開始。所以人無論在什麽時候都能夠謙虛，才能算做真正的君子。

《說苑·敬慎》中概括出六種謙遜的美德：“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眾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由此可見，謙遜美德能使人獲益良多，擁有謙遜就擁有了福氣。

一個謙虛的人無論處於何時、何地，都能覺察到自己的不足之處，永遠懷著一顆上進之心。

曾國藩曾經這樣說：“人必中虛，不著一物，爾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也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態度，使他在不到十年時間裏，就由一個默默無聞的守節閑官，逐漸升階為權高位重的封疆大吏。他的受益可以用他自己說過的一句話來概括：“謙以自持，嚴以馭下，則名位悠久矣。”謙虛也是一種以退為進的人生謀略，更是修養自我的保身之道。

謙虛之人必為低調之人，不招人厭惡，不引禍端，即使有禍也能避過。

在讀書方麵，曾國藩認為，“吾人為學最要虛心”，他以切身體驗告誡弟子：“讀書窮理，必得虛心。”

曾國藩曾經說過一句話：“天下無窮進境，多從‘不自足’三字做起。”他曾打過一個比喻：一個人埋頭看書，即使每天不吃不睡不玩，而且堅持看到一百歲，在一般人眼裏，可能算是知識淵博了。但是中國的古籍浩如煙海，即使有人認為他已經博覽群書，而他所看過的書與整個史籍比較，卻是九牛之一毛，大海之一粟。因此，一個人不能自滿，天下之大，強中更有強中手。

在治軍方麵，曾國藩受命組建湘軍之後，便常常自責，“惟有敬濯不敢師心，而務要虛心，以收集思廣益之效”。這種想法一直伴隨著他。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往往不克保其終，思此不勝大懼。將具奏折，辭謝大權，不敢節製四省，恐蹈覆轍之咎也。”在那個年代，曾國藩能這樣想是十分不容易的。他要求湘軍內部自將領至兵卒，必須精誠團結，努力作戰，有功不能驕傲。受他的影響，湘軍雖然屢立戰功，但從不自傲，這就是曾國藩作為一代聖賢的過人之處。

在仕途方麵，曾國藩年少輕狂，經常輕議時政，因此，遭到了某些官僚的反對，經曆過挫折之後，他改變了為人處世之道。在長沙城的綠營中，他主動謙虛地與當地官員交好，不僅給他人台階下，也緩和了人際關係。

曾國藩視為立身之本的是“謙”字。若要做到以謙立身，首先要戒除驕氣，因為，驕傲自滿是人生的大敵，盛氣淩人是人際交往中的敗德。曾國藩認為驕必然會導致敗，他經常諄諄告誡子弟部下，不可驕傲。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習，力戒其驕；欲禁於己之驕，先戒吾心之自驕自滿，願終身自勉之。

謙虛也是一種尊重他人的體現，隻有尊重他人，才可以獲得他人的尊重。當然凡事皆有度，不夜郎自大也無需妄自菲薄，這兩種做法都隻會有適得其反的效果。因此，不要過分謙虛，這樣不僅不會獲得他人的尊重，反而令人看輕自己。

謙虛要以事實為依據。本來自己做得不錯，卻說成一塌糊塗，本來自己很有能力，卻把自己說得一無是處，這是一種過謙的表現，也就是虛偽。謙虛不是一種形式，而是發自本心的由內而外的個人素質的體現。

謙虛必須要把握一定的分寸，要分清什麽時候該謙虛，什麽時候不該謙虛，謙虛的對象和程度都要因人、因時而異。這樣的“謙”才是應該提倡和追求的。

曾國藩一生恭謙，他作為長房長孫，給予家族的威儀和他作為三軍統帥給予諸將的嚴厲，談得最多的，也是他一直最為擔心的，便是家族和三軍的傲氣。家書中勸誡幼輩要戒驕戒躁，軍事上亦同。正是因為他的“謙”使他的人生更加輝煌。他也是低調為人高調做事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