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學曾國藩 活用胡雪岩

第五章 造勢養才——知己知彼，選才有道

　　人才是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軍。雖然擁有人才不等於獲得成功，但一個懂得識人用人的人無異是個傑出而優秀的人。如何通過識別人才、網羅人才、使用人才達到成功的目的，是欲成大事者需要去思考的問題。造勢養才是成大事者必經的重要過程。

交人交心，擇人而從

凡事皆貴專。求師不專，則受益也不入；求友不專，則博愛而不親。

古人雲：“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事實上確實如此，茫茫人海中，真正誌同道合的好友屈指可數。因此交友要專一，要真心實意、坦誠無私。

曾國藩交友十分廣泛，從這些良師益友的身上得益頗多。因此，曾國藩主張交友貴在專一，交友要交心。在曾國藩寫給弟弟的信中明確表達了這種觀點：

六弟、九弟今年仍讀書省城，羅山兄處附課甚好。既在此附課，則不必送詩文與他處看，以明有所專主也。凡事皆貴專。求師不專，則受益也不入；求友不專，則博愛而不親。心有所專宗，而博觀他途以擴其識，亦無不可。無所專宗，而見異思遷，此眩彼奪，則大不可。羅山兄甚為劉霞仙、歐曉岑所推服，有楊生者，亦能道其梗概，則其可為師表明矣，惜吾不得常與居遊也。

“凡事皆貴專。求師不專，則受益也不入；求友不專，則博愛而不親。”這確實是交友的至理名言，主張不論交友還是拜師都要專一，見異思遷最不可取。雖然交友可能會使自己獲利，但是這並不是目的。若以此為目的，那就不是交友而是做生意了。古人最不讚成以利相親的交友原則，認為僅僅為了利益而結交朋友，勢必影響生活的質量和人品。

孟子說：“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顯然，孟子交朋友，是為了提高自己的品德和學問，而不是有利可圖才和他相交。這種人在現實生活中並不少見，如果他有求於你，就會對你體貼入微，多方照顧；如果用不到你了，就會對你不理不睬，甚至老死不相往來。正所謂“知音難求”，其實真正知心的朋友是很少的，隻有知心的朋友才能相知、相親、相敬，同甘共苦。曾國藩就十分稱讚管仲和鮑叔牙這樣的朋友。

春秋戰國時期，鮑叔牙擔任齊國的大夫，以知人著稱，和管仲是親密的朋友。在鮑叔牙病逝的時候，管仲十分悲痛，淚如雨下。有人不禁問道：“你與鮑叔牙既非君臣，又非父子，為什麽傷心到這種程度？”管仲說：“你有所不知，鮑叔牙是我最崇敬的朋友。我曾與鮑叔牙同去南陽做買賣，南陽的無賴在街上三次羞辱我，鮑叔牙並不認為我怯懦怕死，知道我為了幹一番事業才忍辱負重。他曾和我一起向先王提出諫言，先王不聽，鮑叔牙認為我生不逢時。鮑叔牙曾與我一起分一筆錢財，我分得的財物比他的多三倍，但他並不認為我貪婪自私，知我家境貧寒。鮑叔牙確實是我的知己和好朋友。我悲哀失去了他，再也找不到如此關係密切的朋友了。”

曾國藩很欣賞管鮑之交，主張交友貴在專一，要寧缺勿濫，還經常把這種交友的思想傳輸給自己的子侄輩。

一個人如果交到賢明的朋友，誌同道合，共同促進，那當然越多越好；如果交到誌趣低下、見利忘義的朋友，那顯然是得不償失的。因為自古就有“良禽必擇木而棲”的古訓。

慎交友，學會擇友是很多人的共識。宋代的理學大師朱熹對他的兒子說：“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在人際交往中，同學關係最為常見。同學短的二載，長的五六載，若說沒有一點感情，那是不正常的，然而並非所有的同學都可以成為朋友，即使成了朋友也並非終身都是朋友。

朋友都是人生過客，在相伴的時候能夠互相幫助就很難得了。有很多人在同學時並不是很好的朋友，可是走到社會上後，才發現自己以前的同學和自己誌同道合，於是也成了好朋友。這多是一種成長的表現，因為成長提高了自己與別人的相融度。

曾國藩教育他的兩個兒子說，同學之間的情誼如果是真誠的，而且沒有狂妄言語和過激舉動就是可交的，否則就割席而坐，不能過於親昵。當然，與同學絕交，沒有必要大動幹戈，甚至勢不兩立，從此以後井水不犯河水就可以了。

《史記·樂毅列傳》中說：“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所以有修養有涵養的人，在絕交的時候不用惡言惡語攻擊對方。這既體現了絕交者本人的風度，同時也為自己留條後路。人在處理感情方麵的事情時多可以以此為限。

在人的一生中結交到促進自己事業發展的朋友更加重要，這樣的朋友稱為“貴人”。貴人是事業發展過程中的引路人和指導者，在一定程度上說，貴人的水平影響著自己事業的成敗。而能否遇到貴人也是一種運氣。在現代社會，交際的重要性已經無需多言。但如何結交朋友，尤其是當自己未發跡之時如何結交朋友就顯得尤為重要了。

曾國藩在京師的發跡得力於師友穆彰阿的大力提攜。

穆彰阿，姓郭佳氏。進士出身，深得道光皇帝器重。曆任兵部、戶部尚書，後被任命為軍機大臣，兼翰林院掌院學士。爾後任協辦大學士、太子太保。1836年，穆彰阿負責管理工部，並擔任上書房總師傅、武英殿大學士，兩年後，晉升為文華殿大學士。穆彰阿的門生舊吏遍布朝野上下，知名之士大多受到他的援引和提攜，在文官中有很大的勢力。

曾國藩參加科舉考試的老師即是穆彰阿，於是二人一直保持著師生的交情。由於曾國藩勤奮好學，又具有卓越的政治才幹，穆彰阿對曾國藩非常器重和賞識，處處予以關照。

由此可見，不借助外力，僅憑自己的單打獨鬥，這是獲得成功的下下之策。人是社會資源的一部分，所以更應該加倍地珍惜。能有早日施展抱負的機會，為什麽要錯過呢？

知己知彼，百人百用

人生成功與否不全在於自身的實力，更在於是否有適合發揮實力的地方，是否有懂得欣賞自己的人。

在現代社會裏，想在競爭中占據主動就要做到“知己知彼”，想打造一個優秀的團隊就要學會百人百用。在鑒別、選拔、任用人才方麵，曾國藩有自己的一套辦法，有知人之明、用人之智和樹人之道。

能不能鑒別、選拔、任用人才，不僅關係到一個國家的吏治世風，還關係到一個國家的興衰成敗。因此，曾國藩對於人才非常重視，不論在何時，都注意留心人才。所以後來就有人評價他說：“曾國藩之好才愛士，為當時之最。故中興將吏大半出於其幕……”此類評價之多，可以說難以一一列舉。

善於識人用人是曾國藩成功的根本要訣。他認為，“為政之要，首務得人”，“得一好人，便為天地消一浩劫”，“多事之秋，得一人則重於山嶽，少一人則弱於嬰兒”。但是用人極難，知人尤難，所以他慨歎“人不易知，知人不易”。俗話說，“人心隔肚皮”，想真切地了解一個人很難，但也不是沒有辦法。

經過長期實踐，曾國藩提出了一套認識和鑒別、考察人才的理論和方法。他在《應詔陳言疏》中提出應以“考言”為主，看他是否具備一定的語言文字能力，除此而外，還要考察誌、態、品、思多個方麵。例如就“誌趣”而言，曾國藩認為卑微者“安流俗庸陋之規”，而高貴者“墓往哲盛隆之軌”，高低貴賤立時可判；就“品行”而言，人才要以“樸實廉介為質”，要有操守而無“官氣”，這是考察和選拔人才的標準；就“思想”而言，曾國藩認為不外乎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妄言。

除此之外，曾國藩甚至還發明了“相人”之術，就好比醫者的“望聞問切”，從“神骨”、剛柔、容貌、五官、須眉、聲音、情態、氣色等方麵來“相人”。雖然有許多迷信色彩，但是也不乏某些合理的內容。對於識別和選拔人才，還是有一些可取之處的。

曾國藩知人用人的高明，僅從他的幕府組成人員來看，就可窺見一斑。他幕府中的人才可以用包羅萬象來形容，主要有謀略、作戰、軍需、文書、製造等幾個方麵。其中每個方麵都有三五個行業的代表者，幾乎囊括了當時中國最先進的人才。因此，當時就有人在評價曾國藩幕府人才之盛時說：“幕府人才，一時稱盛，於軍旅吏治外，別有二派：曰道學，曰名士。道學派為：何慎修、程鴻詔、塗宗瀛、倪文蔚、甘紹盤、方謀諸人。名士派為：莫友芝、張裕釗、李鴻裔諸人……時文正幕中，有三聖七賢之目，皆一時宋學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羅致之。”

當時，全國各處的軍官，幾乎都聚集在曾國藩的軍隊裏，總共不少於兩百人，幕府中還有一百多人，這還不算幕府外的候補官員、學子、各門類的專家，多而全麵，幾乎是全國精英的積聚地。由此可見，曾國藩的聲望和功業對人才的吸引力。

曾國藩對自己身邊的幕僚和營中將領也有許多中肯的評價。對於胡林翼，曾國藩說，“膽識絕人，威望夙著”，“才大心細，為軍中萬不可少之員”。

對於左宗棠，曾國藩說，“其才可獨立一麵，固已曆有明征。其雖求才太急，或有聽言稍偏之時，措詞過峻，不無令人難處；而思力精專，識量閎遠，於軍事實屬確有心得”，“實屬深明將略，度越時賢”，“左帥平定甘肅之後，恐下文尚長，亦由天生過人之精力，任此艱巨也”。

對於李鴻章，曾國藩說，“少荃天資於公牘最相近，所擬奏谘函批，皆有大過人之處，將來建樹非凡，或競青出於藍，亦未可知”，“才大心細，勁氣內斂，可勝江蘇巡撫之任”，“用人行政不改常度，而高掌遠蹠，治事清核，實鄙人所不逮”，“殊為眼明手辣”。對於楊載福，曾國藩說：“氣韻沉雄，出奇製勝。”

對於彭玉麟，曾國藩說：“淡於榮利，退讓為懷。”在論及營中諸將時，曾國藩說：“塔齊布，一威望之將，畢金科，一驍悍之將；王福、韓升均屬難得之才……”

王安石說過：“人才難得亦難知。”因此，如何正確認識人才，將不同人才用到最合適的位置，是當政者需要著意關注的問題。曾國藩在這方麵已經做了成功的範例。他手下的人才不管是太平天國時期還是洋務運動時期，大都與他風雨同舟，為他的偉業打下良好的基礎。

曾國藩在《應詔陳言疏》中，詳細列舉了培養人才的各種方法，即教誨、甄別、保舉、超擢，並將其形象地比喻為種植禾苗：教誨，猶如種植耕耘禾苗；甄別，猶如鏟除雜草；保舉，猶如灌溉禾苗；超擢，猶如天降甘雨，使禾苗蓬勃生長。

曾國藩不僅把自己的理論通俗化，還增強了說服力。他還從古人那裏尋找依據。例如他引《淮南子》說，“功勳可以通過努力來獲得，聲名也可以通過努力來獲得”；又引董仲舒的話說，“勤學好問，就會知識廣博；以道德標準行事，那麽德行就會日有所進”；還說，“別人花一分功夫，自己就花一百分的功夫，別人花十分的功夫，自己就花一千分的功夫”，以自己的加倍努力來獲得成功。

由此可見，曾國藩不但精明，善教育人還引經據典，比喻形象地闡述道理，使他的道理成為對後世影響很深的財富。

除此之外，曾國藩對人才的養成也有自己的一番認識和見解。他認為人才的培養可以歸結為一點，就是“勤勉”。曾國藩這一人才培養思想，可以從他對李鴻章的教誨中看出來。

李鴻章原本是曾國藩的門生，當他得知曾國藩在江西征剿太平軍的時候，立即動身前往江西，希望能夠得到曾國藩的重用。但是當他到了曾國藩的軍營，曾國藩並沒有立即接見他，李鴻章一等就是一個月。於是李鴻章通過在曾國藩幕府任職的陳鼐探聽消息。當陳鼐向曾國藩提起李鴻章的時候，曾國藩故意冷冷地說：“少荃是翰林，很了不起！他想來我這裏，恐怕他才高氣大，容他不下呀！也許回京任職更有前途呢！”

陳鼐聽出了曾國藩的話外之意，趕忙說：“大帥，這些年少荃經曆了許多挫折和磨練，已不同於往昔少年了。大帥何不給他一個機會呢？”曾國藩既然收李鴻章為徒弟，必然是欣賞和喜歡他的，隻是弟子有缺點時，為師的應該加以指點並幫助其改正。在官場上，心高氣傲、銳氣十足並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曾國藩隻是借此時機磨練李鴻章而已。也正是因為有這種良師的指導，李鴻章才成為了晚清時期繼曾國藩之後又一個頂梁的人物。

總而言之，人生成功與否不全在於自身的實力，更在於是否有適合發揮實力的地方，是否有懂得欣賞自己的人。認為自己是個人才，就不僅要修為自己，也要觀察別人。用人的人更要有非凡的洞察力、支配力、培養力，這樣才是真正的伯樂。

量才施用，不拘一格

世界上的資源有很多種，再好的資源也要有合適的使用方法，使用方法不當，定會造成資源浪費。

世界上的資源有很多種，但隨著時世的發展變化或消失不見或被替代淘汰。而人才，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的永久性可再生資源。對於領導者而言，擁有人才比擁有核武器具有更重要的戰略意義。

麵對紊亂的綱紀、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曾國藩認為，導致晚清社會危機的主要原因在於吏治的腐敗，吏治的敗壞又在於人才的缺乏。曾國藩認為“國家之強，以得人為強”，他非常重視人才，在多年的仕途生涯中，將選拔、培養人才作為挽救政治危機的重要措施。

曾國藩選用人才的目標是：

一、使人傾盡所能、恪盡職守，不辱自己的使命。

二、網羅能人賢士，匡正自己的疏失，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

正因此，曾國藩幕府人才濟濟，有三聖七賢之說。曾國藩打破資格限製，破格提拔具有真才實學而又品德優秀的人，並委以重任。湘軍中一些重要將領都是由他破格提拔上來的，如湘軍水師將領楊載福、彭玉麟，是曾國藩1853年在衡州練兵期間，分別從行伍和稟生中提拔上來的。他們二人都富有軍事才能，一個是“智膽超群，秉性忠直”，又“口不言功”，一個是“任事勇敢，勵誌清苦，實有烈士之風”，都很符合曾國藩對“德”的要求，所以曾國藩把他們從無名之輩提拔到統領水師的高位上。而他們二人後來在建立、發展湘軍水師，指揮湘軍水師作戰上，也確實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擔任兩江總督之後，曾國藩愈感人才匱乏，對人才的聚集、培養、選拔、使用愈加急切。他經常與人討論人才問題，虛心體察自己在用人問題上的缺失。每到一地，曾國藩即廣為尋訪、延攬當地人才，在與撚軍作戰期間，曾國藩在所出告示中特別列出“尋訪英賢”一條，以招賢納士。

為了廣泛網羅人才，曾國藩提倡互相引薦。他向新任安徽巡撫江忠源推薦安徽士紳、官員十一人，向湖南巡撫駱秉章推薦成名標、陳鑒源等人。他也經常要求別人向自己推薦人才。曾國藩與人談話、通信，總是殷勤地詢問其地、其軍是否有人才，一旦發現，就千方百計調到自己身邊。他幕府中不少幕僚都是通過朋友或幕僚推薦的。

與此同時，曾國藩還強調分辨良莠。他提醒曾國荃府內用人不要操之過急。無才無能的人，即使是關係近的親戚朋友也不要留用，賢明的人恐怕不會與他共事的。當時，親戚朋友來曾氏營中求職的很多，曾國藩怕曾國荃濫收濫用，就勸他說：善於預見國運的人，一看國家在位的都是賢良臣子就知道國運會興盛，相反若當官的都是一些辦事拖拉的人，就說明朝廷有危機快改朝換代了。既廣求人才又要加以辨別和篩選，這才是選擇人才的正確方式。

曾國藩主張德才兼備，特別強調人的德行。他在筆記中寫道：“我認為德與才不可偏重……有德而無才，則近於愚人；有才而無德，則近於小人，二者既不可兼，與其無德而近於小人，毋寧無才而近於愚人。自修之方，觀人之術，皆以此為衡可矣。”基於對德與才的關係、德才孰重孰輕的這種認識，曾國藩要求在質地純樸的人中挑選人才，對那些花言巧語、華而不實的人深惡痛絕。

曾國藩把人才分為兩類：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他說：“官氣多者好講資格，好問樣子，但凡遇事，但憑書辦家人之口說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鄉氣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行事則知己不如人，語言則顧前不顧後。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議先騰。”無疑，有官氣或鄉氣的人都有明顯的缺點。但是二者相比起來，曾國藩更厭惡前者。他提倡所選的人要做到心到、手到、耳到、眼到，有勇氣又能吃苦，質地純樸行事踏實，沒有官氣也不打妄言。

他還認為，在使用人才時，應抓住這個人的特點，準確堅定地讓他做最適合的工作，這是人力使用的關鍵所在。由此可見，再好的資源也要有合適的使用方法，使用方法不當，定會造成資源浪費。

以和為貴，切忌樹敵

脾氣再好的人也難免遇到與人不和的時候，與人和氣就要善於自省己過，認清利害關係，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

一個“和”字，幾世輪回。古人講“和”，今人也講“和”，時代雖不同，意義卻相近。

曾國藩在處理家事時主張萬事以和為貴。曾國藩認為，如果在一個家庭中，哥哥所說的話，弟弟沒有不聽從的，弟弟所求的事，哥哥沒有不應承的，一家人融洽相處，那麽家業就會興旺。相反，兄弟之間相互爭鬥，婆媳之間彼此爭執，夫妻之間兩相計較，像這樣的家庭不衰敗，從沒有過。可見，曾國藩對“和”的理解頗為明白和深刻。

曾國藩常對弟弟說：“如果我有了過失，澄弟、沅弟、洪弟你們都可以直言相勸，我一定全力改正；如果三位弟弟有了過錯，也應該彼此規勸，努力改正。”曾國藩有四個弟弟，他對他們都關懷備至，隻因戰事關係，對九弟曾國荃（家族中排行第九）尤為關心。

曾國藩任京官時，九弟曾跟隨在他身邊。曾國荃才華過人，誌向遠大，做事很有魄力，但由於年少，有時未免有些驕傲。曾國藩看在眼裏，急在心上，常常以“長傲之言，為致敗之凶德”教育他。曾國荃遇事喜歡發牢騷，曾國藩則以“軍中不可再有牢騷之氣”教育他；曾國荃作戰缺乏耐性，過於猛打猛攻，曾國藩則以“穩守穩打，不輕進，不輕退”訓誡他。曾國荃於半年之中七拜國恩，曾國藩則以“鬥斛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戒之。曾國荃對於哥哥的悉心教導，大多能虛心接受，由於能坦誠相對，因此他們能很好合作，最終成就了一番大事業。

但脾氣再好的人也難免遇到與人不和的時候，有一次曾國藩與弟弟發生了些爭執，之後十分後悔。後來，他用這件事來教育兒子紀澤，希望他能明白自己這番苦心，一來要紀澤引以為戒，將來與兄弟相處要學會冷靜處理問題；二來要他代替自己補償弟弟，也就是希望紀澤能做出表率，在叔父麵前多多盡孝。由此可得，與人和氣還要善於自省己過，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

在中國人傳統的倫理觀念中，父母在世時，父母對子女應負起管教的責任；父母不在後，父母管教之責便落在長兄的肩上，弟、妹們則應給兄長以足夠的尊敬和服從，是所謂“長幼有序”。曾國藩十分看重自己作為諸弟兄長的教育之責，悉心教導弟弟們，他擔心自己做得不好，辜負了父母的重托。曾國藩教弟雖嚴，卻對他們倍加照顧。他十分看重兄弟間的謙讓、幫助，認為隻有學會互相謙讓、互相幫助才能共患難，同甘苦，共同發展，共同進步。

曾國藩為人光明磊落，總是能將心中的想法與兄弟和盤托出，以此獲得兄弟的理解、信任與支持。但是曾國藩也從不為了兄弟表麵上的團結，看著兄弟有錯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曾國藩認為自己身為曾門長子，對弟弟的成長擔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曾國藩一生對弟弟的教導、勸誡是很有耐心和韌性的，他花在四個弟弟身上的工夫心血，並不比用在自己的兩個兒子身上少。對弟弟的教育從學問、人品、軍事到性情、養生、治家等，大小事情都要過問。

有一次，曾國荃在信中談了自己很多不開心的事，但又遮遮掩掩沒有具體說是哪一件事，曾國藩敏銳地感覺到，他是擔心兄弟之間存有不合。曾國藩很誠懇地對弟弟說：“弟弟，你對咱家有大功勞，對國家也有大功勞，我哪有不愛護的道理？我對自己的部屬都是仁義謙讓，難道對自己的弟弟反而會刻薄嗎？也許我們之間確有些小誤會，但那不過是意趣不合罷了。弟弟你立誌做事，以為擴散舒展才會生機旺盛，哥哥我認為收斂吝嗇才會生機沉厚。我平時最喜歡古人所說的‘花未全開月未圓’七個字，我認為珍惜福祉、保全安康的道理和方法沒有比這更為精當的了。”“我們的祖父星岡公，過去待人接物不論貴賤老少，全是一團和氣，惟獨對待子孫侄兒則異常嚴肅。遇到佳令時節，更為凜然不可侵犯。這大概就是一種收斂之氣，目的在於使家中歡樂，不至於恣肆放縱。這番苦心不知兄弟你是否會領會。”

從這裏可以看出，曾國藩希望自己的弟弟做人要謙虛、謹慎一些，不可過於驕傲放縱。他尤其害怕兄弟們為了小事斤斤計較，導致家庭不和。

俗話說得好：“家和萬事興。”和睦的家庭，是事業成功的依托，隻有人和，才能聚集全部精力投入事業，發揮才思，有所成就。在講求和諧社會的今天，時代又賦予了“和”新的含義，擴展了它的外延。和諧地相處不僅在於家人也在於友人、同事、上下級甚至陌生人之間。世界是一體的，和諧也是一樣。

寬容大度，不計小節

在朋友間發生別扭和矛盾時，要多想一想退一步之後的海闊天空。人不是為了別的而是為了幸福快樂而活著的。

有人說，最安全的生活方式就是善待他人。人生最大的智慧是把敵人變成朋友的智慧。

如果你即將失去一個朋友，寧可讓他成為形同陌路的人，切忌把他變成敵人，因為樹敵過多隻會危及自身。在朋友間發生別扭和矛盾時，要多想一想退一步之後的海闊天空。人不是為了別的而是為了幸福快樂而活著的。

曾國藩對此深有體會。早年在長沙嶽麓書院讀書時，有一位同學脾氣暴躁，愛和別人爭吵。一次，曾國藩的書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說：“我讀書的光線是從窗中射來的，不是讓你擋住了嗎？趕快挪開你的書桌。”曾國藩聽後並不發怒，照他的話把書桌移開了。晚上，曾國藩掌燈用功讀書，那位同學又說：“平常白天不念書，夜深還要影響別人嗎？”曾國藩隻好低聲默誦。曾國藩高中舉人後，喜報傳來，那人大怒說：“這屋子的風水本來是我的，現在讓你奪去了。”在旁的同學聽著很不服氣，就責問那位同學：“書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嗎？怎麽能怪曾某呢？”那位同學說：“正因為如此，曾國藩才奪了我的好風水。”同學們都認為那人無理取鬧，但曾國藩卻和顏悅色，並不在意，采取息事寧人的態度沒有使事情激化。事後，曾國藩對同學說，在一起讀書，不能成為好朋友也不要成為敵人，何況是因為一點小事情哪？

由此可見，“忍”字學問看似備受欺負，實際上卻能廣得人心。又因為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而更易受人欽佩。

曾國藩在居官以後因為求才心切，也有受人欺騙的時候，但他心胸寬廣，一直寬恕待人，他認為，寬恕別人就是善待自己，這也是養生之道。

曾國藩創建湘軍的時候，人才十分缺乏。有一個冒充校官的人拜訪曾國藩，曾國藩當然禮賢下士，此人高談闊論，有不可一世的氣概。談話中，此人論及用人需防止被欺騙的事宜，他說：“受欺不受欺，關鍵在於自己。我縱橫當世，有一點自己的見解。像中堂大人至誠盛德，別人不忍欺騙，像左宗棠公嚴氣正性，別人不敢欺。但有的人別人沒有欺騙他，但他懷疑別人欺騙他，或者是被人欺騙而不知的人，也是不少的。”

曾國藩一向注重識人，見此人的談論頗有道理，不禁心中大喜，對他說：“你可到我的軍營中，尋找可以使用的人才。”此人答應了。

第二天，此人在拜見營中各位文武官員後，十分認真地對曾國藩說：“軍中的人才確實不少，我從中發現有兩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國藩問是誰，此人回答是塗宗瀛及郭遠堂。曾國藩認為此人有識別人才的本領，待為上賓，並給他安排了一個重要的職位——督造船炮。

可是沒過幾天，兵卒向曾國藩匯報說此人攜帶造船的上千銀兩秘密逃走了，請曾國藩發兵追捕。曾國藩沉默了一會兒說：“不用了，隨他去吧。”兵卒退下後，曾國藩雙手撫著自己的胡須說：“人不忍欺，人不忍欺啊。”身邊的人聽到後也不敢發笑。過了幾天，幕僚壯著膽子問曾國藩為什麽不發兵追捕，曾國藩的回答高人一籌：“現在，撚軍和太平軍同時危害著湘軍的存在，此人僅僅騙一些錢財，危害並不大，如果逼迫太急，此人一旦逃入敵人的陣營，對我方的危害就大得多了。”從此事足見曾國藩的遠見與胸襟。

受到他人欺侮時，我們應該檢點自己，寬容大度本身就是一種人格的魅力，是對自己缺點的正視，也是改進自己的開始。被人欺騙的時候，不生氣反而清醒，才有以後不再被人欺負的可能。聰明人都明白這樣一個道理：欺人等於自欺。

所以說，做人和交友必須胸襟坦蕩，這樣可以使人與人之間以誠相待，彼此信賴，同時取得人們對你的支持和幫助，有助於自己事業的成功。

曾國藩擔任考官時發生了一件事，考生中有一個叫劉長佑的人，頗有才華。曾國藩擔任閱卷大臣時，想索取劉的楷書以便事先認識他的字體，劉長佑不知出於何種考慮堅持不給。後來，劉長佑做了直隸總督，當時撚軍的勢力正旺，曾國藩成了劉長佑的頂頭上司。一次，劉長佑以草寫的文稿呈上，他的幕僚說：“如果曾公心懷舊恨，不滿意我們怎麽辦？”劉長佑說：“大敵當前，顧不了那麽多了！”曾國藩看到了這個文稿後覺得非常正確，給予肯定。劉長佑知道後，對那位擔心的幕僚說：“滌翁（曾國藩）對於這件事沒有一點芥蒂，隻有聖賢才能達到這樣的修養。”

曾國藩的雅量大度，深深影響和教育同僚和下屬。李鴻章深受曾國藩的影響，在為人處世方麵表現得很大度，常因自己的傲慢而自責。

一次，一位下屬進見他行禮時，李鴻章抬頭望天，好像沒看見一樣。進見的官員坐下時說：“聽說中堂政務繁忙，身體不適，特來看望你的病情。”

李鴻章說：“外間的傳聞不可信，身體尚可。”官員說道：“不，以卑職所見，中堂可能患了眼睛的疾病。”李鴻章笑道：“荒謬。”官員立即說：“剛才卑職向中堂請安時，中堂沒有看到卑職，您的眼病已經很嚴重了，隻是您自己忙於政務沒有覺察到吧。”李鴻章大笑，意識到自己的過錯，隨後向該官員道歉。

寬容大度，以誠待人，這是增加一個人人格魅力的最好方式。尤其是在自己遇到難事，需要別人的支持和幫助的時候，平日裏自己待人的態度減少了辦事的阻力，增加了渡過難關的可能性。所以說，人的命運好壞其實都在自己的努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