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學曾國藩 活用胡雪岩

第四章 現實主義實幹精神——切行動以積極效果為指向

　　做事實實在在，注重效率是成功的保證。唯有切實的行動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實現夢想的途徑。不靠運氣靠自己，一步一個腳印去努力，行動使我們更具魅力，使我們在任何時候都能做到不落人後。

精識務實，親力親為

審時度勢，認清大局，該放棄的利益必須放棄，這樣才能獲得更大的利益。

“旁觀者清，浮誇者偽”。客觀世界是實實在在的存在，不會因為多加幾個修飾詞就改變了性質。所以，真正有所成就的人，所謂嚴謹務實的人，應當能夠舍棄虛名，躬身入局。

曾國藩的一生就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點。他入科舉為官、從軍、救世無一不包含了務實和親躬。其中，他對躬身實踐最為執著，堅決不在危難之時閑做看客，事事由自身做起，虛心務實。他認為，凡事隻留在口頭都是沒有意義的空頭支票。若想讓事情有本質的改進還需要用心去做。

躬身入局首先要求入局者做得正、行得端，這樣才能對事情有積極的影響。正如《論語》中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自己的行為對別人，對事態的發展都是有一定影響的。曾國藩深有體會地說：“為官應從州縣起，方得立住腳。”

此外，良好的態度隻是前提，還應有堅忍的性格，危難時候能咬牙堅持。世上沒有不能勝任的事隻有無法堅持的人，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在經曆了無數的苦難之後，曾國藩得出這樣一個認識：無論什麽人，要想成就一番事業，就必然要經得住磨練。他在自己的日記中這樣寫道：“天下事未有不自艱苦得來而可久可大者。”由此可見，意誌也是很重要的成功要素之一。

他給湘軍名將劉鬆山寫過兩封信，教導他麵對困難的態度：“凡享有大名者，無不從堅忍艱苦而成。”鼓勵對方越是艱苦之時越應支撐。所謂“堅忍”就是遇到逆境不低頭不氣餒，繼續努力，直到成功。

曾國藩的一生講求實用不尚空談，認為說到就要做到。不管有多少艱難也絕不後退和放棄，即使舉步維艱也不停下腳步。因為初入官場時的多言和空談給自己留下了深刻的教訓，所以成熟之後都不忘提醒子弟和後人：做大事者，切戒誇誇其談，言之無物。實際行動是最好的能力證明。這一點對後世也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為官治軍的目的無非是要勝利。但必須審時度勢，認清大局，該放棄的利益必須放棄，這樣才能獲得更大的利益。

精識是務實的前提，親力親為是務實的表現。由此可知，真正的務實精神是一門學問，需要虛心學習、踏實實踐才有可能明白。

與其待時，不如乘勢

我們需知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既明且智的頭腦，看清楚了再采取對策，既要看到過去，又要看到現在和將來。

我們常說要做明智之人。“明”就是要把問題看清楚。“智”就是以敏慧的思維作出判定，進而能采取正確的對策。我們需知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既明且智的頭腦，看清楚了再采取對策。這裏講的是一種看問題時應持有的正確眼光，既要看到過去，又要看到現在和將來。

要能夠真正把握自己看準的機會，除了行動迅速之外，還要看清應當怎樣辦。實際上，這是一種比較綜合的能力，除了要看到、摸準之外，還要看到種種條件的輔助或製約。這就是深一層的眼光了，到底哪些條件可以利用，哪些條件是限製性條件，心裏麵要有個底。三國時，諸葛亮與周瑜合力在赤壁打曹操，用的一計就是“借東風”。其實，東風是現成的，關鍵在於會不會利用。

左宗棠認為，做事情要如中國一句成語所說的“與其待時，不如乘勢”，許多看起來難辦的大事，居然順利地辦成了，就是因為懂得順勢的緣故。

左宗棠所說的勢，是指那些促成某件事情成功的各種外部條件的綜合，即由恰逢其時，恰在其他集合而成的某種大趨勢。具體說來，這種“勢”也就是由時、事、人等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種可以促成“畢其功於一役”的合力。這裏的“時”即時機。

“一定的時機辦一定的事情，同樣的事情此時該辦亦可辦，此時也許不可辦亦不該辦。可辦則一辦即成，不可辦則絕無辦成之望。”這裏靠的就是分析問題，看問題的眼光。一件事不同的人會辦出不同的效果。即使能力不相上下的兩個人，這個人辦得成的事情，另一個人卻不一定能辦成。還有一個是“順勢”的問題。所謂乘勢而行，也就是要在恰當的時機選擇恰當的人去辦理該辦的事情。

曾國藩對此有自己的理解，他認為順勢乘勢才易成事，但前提是要會審時度勢。審時度勢就是說人們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和環境條件，對不同問題采取不同的方法，從而作出明智的決策。如何做到審時度勢呢？這就需要有遠見卓識。

遠見需要眼界，而眼界的寬窄需要新朋友新知識的充溢。在內憂外患的晚清局勢下，曾國藩結識有誌之士，廣納天下英才，為救國於水火而興辦洋務。他認為唯有自身有足夠的實力才能擺脫外國的威脅和挾製，達到自立自強。

在籌辦的過程之中，無論是置辦輪船槍炮，設立翻譯館還是派遣留洋學生，每項工作他都周密計劃，大力支持，結果取得積極效果，這點是毋庸置疑的。

由此可見，潮流時局、發展趨勢對於事情的成敗有著巨大的影響。有需求有機會的時候就要懂得借勢，沒有人希望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毫無意義的、是事倍功半的。就現代而言，國家的法律和政策都代表了一定的“勢”。認清這些，結合自己的客觀情況，在不勉強的前提下借助局麵獲得更好的發展，這樣的人才更容易獲得成功。

腳踏實地，學自有得

自立於世，嚴於律己，始終努力不棄，方能終有所成。

機關算盡的琢磨不如腳踏實地地生活，這是成功者的警言。

曾國藩出身貧窮，一生為官清廉，深知財可幫人也可害人的道理，所以從不利用手中職權為子孫後代斂集財富。他常常告誡自己的子侄，讓他們不要有依靠父輩、繼承萬貫家業之心，要學會自立。

他為官一生，雖然沒有很多遺產，但絕不是沒有遺產的人。還遠遠未到臨終前，他就在思考如何處理遺產的問題，他希望自己留給後人的都是有益無害的。

這也是曾家的傳統。所謂窮則思儉，儉以善德，儉以養廉，有德有廉可謂君子，於此外又何所求耶？曾國藩認為，給子孫留下萬貫家財，不如教子孫走正道，讓子孫學會一些謀生的技能，自食其力。正所謂“處貴而驕，敗之端也；處富而奢，哀之始也”，這就是告訴我們人如果驕奢淫逸，即使身處富貴，也注定失敗。

正是出於這種認識，曾國藩平時對自己的子侄總是嚴加訓誡，要他們學會謀生的一技之長，並告訴他們：在家業興旺之時，要想到衰敗時的光景；人處在高位之時，要想到處於低位時的光景。富貴顯赫的人家，更不能忘記這個道理。

曾國藩認為富貴不可長久，不可以官為生。常訓誡子侄要以種田作為永遠的家業命脈，隻要這根命脈不斷，曾家的人就不會受窮、受苦。家族的興旺與發達，不能倚仗一時的官爵，如果子孫後代不思進取，懶惰懈怠，再大的家業也會化為烏有。

曾國藩的為人思想與左宗棠不謀而合，左宗棠的教子思想也是以德性為本。左宗棠說：“爾曹能謹慎齊家，不致困餓。若任意花銷，以豪華為體麵；恣情流蕩，以沈（同沉）瀾為歡娛，則吾多積金，爾曹但多積過，所損不已大哉！”意思是說如果你們任意花銷，我積的錢越多，你們犯的錯誤就越多、越大。左宗棠的話雖嚴厲，卻能警醒後人。

曾國藩一生為官，閱曆豐富，且看多了官宦子弟驕奢淫逸，然後四處流浪，最終落個餓死溝壑的下場。基於這種認識，他要求弟弟國潢設法將自己在家鄉的田產出手，或捐作元吉公的祭田，或捐作星岡公的祭田，或轉售他人，所得的錢銀供家中日需之用。在曾國藩看來，官宦之家不蓄積銀兩，子弟就會明白，自己如不努力上進，將來父親不再為官，便有饑寒之患。懂得此中道理，子弟也就會以自強自立勉勵自己，學會謀生的技能。

曾國藩認為家族的興旺發達取決於家庭賢人的出現，曾國藩眼中的“賢人”是指能夠自立之人，他常說：“家中要得興旺，全靠出賢子弟。若子弟不賢不才，雖多積銀積錢積穀積產積衣積書，總是枉然。子弟之賢否，六分本於天生，四分由於家教。”又說：“所貴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書籍字畫，在乎能自樹立子孫。”而這種“自樹立”之人，是指具有維護家風、興旺家族能力的子弟。

曾國藩一生崇尚自立於世，從他的成長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曆經艱辛，但始終努力不棄，終有所成。他嚴於律己，對自己的子弟也是同樣要求。他做官不貪，不愛錢，更不為後代積財，在今天也是令人感歎不已的！

1854年2月上旬，曾國藩的父親命令他寫一副對聯掛在大廳之上，他寫道：

有子孫有田園家風半讀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澤；

無官守無言責世事不聞不問，且將艱巨付兒曹。

曾國藩對父親的見解十分讚同，他常說，他依靠祖宗的積善行德，年紀輕輕就“一帆風順”做了高官，深怕由於自己一個人享用而致使家道中落，因此極力勸誡各位弟弟和子女們：願咱家成為耕讀孝悌之家，而不願成為官宦之家。

他在給弟弟的信中也表達了類似的意思，說：“我們弟兄身處這樣的時代，名聲遠揚，應以錢少、產業少為好。一則平日裏可以避免別人眼紅，招人妒忌。二是看到家中窘迫的狀況，子孫們也不至於一味講究奢侈了。我們曾家曆代的立家氣象、格局沒有改變，從嘉慶末年到道光十九年，我見到祖父星岡公每天生活守常規。不相信醫藥、堪輿、和尚、巫師、禱祝等事，這也是老弟曾經親眼見過的。我們這一輩的人認真遵守家風，則家道便可多支撐些年，望老弟率紀澤及各位侄兒切實做好。家中木器還不齊備，請老弟幫兄購置一些，家具隻求結實耐用、不要超過三百兩銀子。不圖雕花鏤圖，但油漆要好一點，這樣能經久耐用、房屋不求華美，周圍要多種竹木鬆柏，多留些地做菜園，即使占去一些田地也不要緊，清貧儉樸就像窮苦人家，所領的養廉銀全部充公使用。沒有購置一廛房地、一區田畝，吃飯不過四簋，男女婚嫁，不過兩百銀子。”

別說古人了，即使是現在，多數人的觀念也是用盡辦法為子孫積聚財富。即使後代不能自立也不舍流落街頭，遭人恥笑。然而他們卻沒想過為子孫留下過多財產，反而是害了子孫。因錢多生活無憂，子孫就變得不思進取，最後導致坐吃山空。

補拙補心，勤必有成

在所有能促人成功的要素中，“勤”字是必備的，同時又是可以不受先天條件製約的。

人們常說業精於勤。勤是發展事業的唯一途徑。孔子反對“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人生態度，孟子將四體不勤之人視為不孝之輩。曆代家訓中有一個共同的重要內容，便是“勤訓”。

為商者隻有勤於生意才能財源廣進；為官者隻有勤於政事才能造福於民。懶惰懈怠，必然使民受其弊。

同治四年（1865年）十一月十三日，曾國藩夜讀汪輝祖《學治臆說》等書，深為歎服。他在日記中寫道：“閱汪龍莊先生輝祖所為《佐治藥言》、《學治臆說》、《夢痕錄》等書，直至二更。其《庸訓》則教子孫之言也，語語切實，可為師法。吾近月諸事廢弛，每日除下棋看書之外，一味懶散，於公事多所延擱，讀汪公書，不覺悚然！”曾國藩同意汪氏的觀點，認為為官應以勤為首。

曾國藩對“勤”字的認識也很有深度。在他看來，“勤”字是人生第一要義，是修身、齊家、為官、治國乃至平天下的前提。他認為，千古以來，聖賢豪傑之士，立身於世能功成名就，無一不是因為勤。人如果勤奮，就沒有什麽做不到的，反之就會一事無成，還可能招致災禍。

曾國藩曾把治學為人之道概括為八個字，即“八德”，列於首位的就是“勤”，他認為勤字最為重要。所以他每當同時談論幾個字時，總是將“勤”字放於首位，如“勤廉”、“勤慎”等。後來他寫居官三箴，為“勤”字寫了四句注腳：“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

曾國藩不是天資絕頂聰明的人。他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功勳，可以說全是“勤”字所致。這與其勤儉家風有密切關係，但同時也是曾國藩自身修養的結果。

在所有能促人成功的要素中，“勤”字是必備的，同時又是可以不受先天條件製約的。人們常說的“勤能補拙”就是這個道理。曾國藩說，居官應以“動廉明恕”四字為本，其中明字受先天因素影響較大，而其餘三字則可由學習而至。“勤”字是實踐所有事業的根本和前提，所以尤為重要。

曾國藩治學，認為除“勤”之外別無他途，勤奮方能有恒，才能點點滴滴，堅持不懈。他從青年起便養成了每天讀書的習慣，即使從軍之後仍舊不改。他教導手下將士說：“勤”字之義，在於平日勤加訓練，勤於治事，稍有餘暇，則讀書不輟。

曾國藩統領湘淮兩軍，如此繁重的職務下，他每天仍能利用閑暇讀書寫字。奏牘、書信、家書、批文、日記，幾乎都是他親手所寫或刪定，僅現在留傳下來的就達數千萬字。他寫家書，恐怕也是古往今來最多的。他自從向倭仁學習寫日記後，幾乎從未中斷。他的日記也有幾種，如《過隙影》、《茶餘偶記》、《求闕齋日記》等，僅留傳下來的就有百萬字之多。他所寫的奏章、批牘更加不可勝數。這種好學習慣，至老彌篤。在去世前的一年中，他作詩數首，文章十多篇。其中《湖南文征序》、《重刻茗柯文編序》，述古今以來文章源流，見解精辟，是傳世不朽的佳作。在去世前一個月，他還為湘軍後期的名將劉鬆山寫墓誌銘，但因病發而未能完稿。

曾國藩通過對曆史的研究，得出這樣的認識：盛世創業垂統之英雄，以襟懷豁達為第一義，末世扶危救難之英雄，以心力勞苦為第一義。他認為當時的清朝正處於動蕩不安的末世，而把自己比作扶危救難的英雄，若想完成平定天下的誌向，隻有勤奮而已。

本著這樣的原則，曾國藩真可謂勞心勞力，以一“勤”字終其身。即使偶爾有不夠勤奮的時候，他也要深刻反省，痛加改過。

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十九日，他在日記中自責：近日來公事上不是特別地仔細，訪客也很多，誌趣也比以前散漫了，軍事、吏事、糧餉事、文事每日都應盡心盡力，以求進步。因為一日沒有長進就是退步了。以後每日會更加留心吏事，勤見僚屬，多了解情況；留心軍事，從教訓將領，督察操練下手；留心糧餉之事，從人數上下手；留心文事，從廣征古訓開始。每天中午之前多留心吏事和軍事，午後多留心餉事，晚上看文事。

曾國藩辦事勤奮，在他任直隸總督時表現得最為突出。1869年初，他進京見陛，這是他自從離京後第一次回京，前後已十幾年。當時直隸雖是京畿重地，吏治腐敗卻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官員疲玩，訟案堆積如山，民怨沸騰。所以，曾國藩一上任，就拿吏治開刀。吳橋知縣王恩照、曲陽知縣萬亨泰、武強知縣王庶曾、遷官知縣周培錦、冀州知州宋炳文、保安州知州李作棠、懷安知縣穀洪德，這些人性情疏懶，不理訟獄，曾國藩一律奏請革職，大刀闊斧地進行整飭，吏治民風，為之一振。

在直隸總督任上，曾國藩最費心的便是處理積案。據吳汝綸記載：曾國藩辦理積訟，從同治八年（1869年）四月起到十一月止，結銷新舊各案40191起，從同治八年（1869年）十二月起到同治十年（1871年）十月止，連同閏月，共24個月，又結案90155起。平均算下來，前一段時間，每天180多件，後一段時間，每天也要處理120多件，其勤奮程度，實在令人瞠目。在他的倡導下，直隸吏治迅速改觀。清廷稱許曾國藩“辦事認真，幹吏治民風，實心整頓，力挽弊習”。

從曾國藩一生做事風格可知，“勤”字是他成功的主要秘訣。曾國藩說過的勤奮之道，“精力雖至八分，卻要用到十分，權勢雖有十分，隻可使出五分”。勤沒有限製，越勤越好。勤字不僅可以積善成多，還可激勵士氣，振作精神。

他把勤字的表現歸納為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親巡鄉裏，治軍則親巡營壘，親探賊地是也。心到者凡是苦心剖析，大小條理始終清晰，理其緒而分之，可合並同類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認真看公牘也。手到者，於人之長短，事之關鍵，隨筆寫記，以備遺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囑也。後來他又總結出了三勤：口勤，處處察看；腳勤，事事體恤；心勤，勤思多動腦。

此五到三勤是曾國藩對勤字的深刻體驗和在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縱觀他自己居官從政，無論辦什麽事情，五到三勤都有充分體現。曾國藩四大弟子之一吳汝綸經常伴隨其左右，隔日就拜見一次。後來吳汝綸出任知州，曾國藩教誨他說，居官之法不外“勤慎”二字，“勤”字以親理細事為先。曾國藩自己事必躬親，從而保證了每件事都能按質按量完成，很少疏失。而李鴻章則與之不同，李鴻章告誡吳汝綸，為官不必親理小事。吳妝綸比較二人優長，還是覺得曾國藩說得更有道理，決定以他為榜樣。但做了幾天就受不了，其中勞心勞力，實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實則這是一個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因此也談不上秘訣，就看有沒有這種毅力做下去了。

由此可見，親自做事，做到小勤並不難，但要做到永勤，除非有絕大毅力和堅定誌向，否則是很難堅持下去的。而且這樣做對一個人的身體也有消極影響。曾國藩很注意養生但他一生操勞，終患惡疾。因此，“勤”字也要有個分寸。

學有所用，用中又學

學，不見得有所成，但不學，必無所成。

學有所用，用中又學。如此循環往複，才會學有所成，終有所用。

曾國藩是魏源“師夷長技以製夷”思想和林則徐“官辦船炮局”設想的忠實繼承者和切實踐履者，是中國近代史上以自己的行動突破清廷的閉關鎖國政策，認真向西方學習而卓有成效的第一人，是19世紀60年代在中國勃然興起的“洋務運動”的先行者和開拓者。

19世紀60年代，地方以曾國藩為首、中央以奕為首發起的洋務運動，有其特定的曆史條件，那就是“內憂外患”。“內憂”即太平天國運動，“外患”即西方資本主義的侵略。這就決定了洋務運動的雙重目的性——對內鎮壓農民革命，對外禦侮自強。洋務運動作為近代化運動，其進步意義不可低估。

曾國藩是有名的實務家，他擁有救世的務實態度。這也是他籌辦洋務的思想基礎。近代中國，外患頻仍，國難日深，凡有血性的中國人，無不心存憂患意識。林、魏如此，曾國藩也不例外。這種憂患意識，成為他籌辦洋務的內在驅動力。

因為鴉片戰爭，曾國藩開始對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有了最初步的認識。鹹豐七年（1857年），英法聯軍進逼北京，朝野有識人士才如夢初醒，認定國勢已處於積弱之下，藩籬既撤，門戶洞開，戈矛武器遠不及外人槍炮的鋒利。在疆吏之中，則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開始極力提倡自強運動。

李鴻章組織淮軍，參與上海保衛戰。新募淮軍，一艘船用英國兵艦，由安慶運輸經過南京，太平軍卻對它接連夾攻。上海之戰、蘇州之戰，李鴻章所部原有英人戈登統帶的常勝軍“洋槍軍”，與太平軍作戰，屢戰屢勝，故有“常勝軍”之譽。常勝軍的洋槍洋炮，殺傷力大、射擊力遠，戈登以少擊多，不在話下。曾國藩、李鴻章等人耳聞目睹這些事實，怎能沒有奮發自強之念？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曾氏就形成了成熟的洋務思想。他在日記中寫道：“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長技我皆有之，順則報德，逆則報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挾持無具，則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內地之人，人人媚夷，吾固無能製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也。”

他主張“危急之際，不要靠別人，專靠自己，才是穩著”。因此他十分重視“自強”，自強又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為下手功夫。認為中國的落後，隻是武器裝備和科學技術的落後，他說：“外國技術之精，為中國所未逮。如輿圖、算法、步天測海、製造機器等事，無一不與造船練兵相表裏……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長之事，中國皆能究知，然後可以徐圖自強。”他又說：“列強乃數千年未有之強敵，夷情有損於國體，師其智，有得輪船機器，（列強）仍可馴服。”“有此成物，各處仿而行之，漸推漸廣，以為中國自強之本。”最終達到“庶幾有事可以禦侮，無事可以示威”禦侮自強之目的。

曾國藩因為洋務運動而多次成為中國破記錄的人，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前無古人”的。

一是籌設了中國第一家近代軍事工業——安慶軍械所，試製出中國第一台蒸汽發動機和第一艘木殼輪船“黃鵠”號；二是派容閎赴美國購辦“製造機器之機器”，是近代中國向西方直接購辦進口的第一批機器；三是1865年同李鴻章共同籌設上海江南製造局，這是中國自辦的第一家使用機器的近代軍用工業和近代機器工業；四是1868年設立翻譯館，大量翻譯西方科技書籍，傳播西方科技知識；五是會同李鴻章奏請清廷選送一批幼童赴美國學習，這是中國最早派選出國的官費留學生。

曾國藩於鹹豐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在剛奪取的安慶城內，設立了中國第一家生產近代化武器的軍械所。徐珂在《清稗類鈔》中說：“文正嚐憤西人專攬製機之利，謀所以抵製之，遂邀雪村（徐壽的字）創建軍械所於安慶。”安慶軍械所吸引了當時中國最優秀的科技人才：徐壽和華蘅芳。不僅如此，軍火生產引起“工作母機”的輸入與仿造，進而逐漸形成機械工業，推動整個近代化的進程。曾氏後來派容閎出國采購“製器之器”，正是他從軍火生產需要出發而邁出的近代化步伐。

軍械所的重要成就是造出了中國第一台蒸汽機，並進一步造出小火輪，負責這項工作的是徐壽父子、華蘅芳等人。他們憑借自己的數學物理知識，根據書上的一張輪機簡圖，和對在長江上遊弋的外國輪船的觀察，克服軍械所設備簡陋的重重困難，“潛心研究，造器製機，一切事宜，皆由手造，不假於外”，由華蘅芳負責計算，徐壽主持設計、建造，徐壽次子徐建寅“出奇思以佐之”，終於在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成功地製造出了中國第一台蒸汽機。曾氏親自觀看了輪機試驗的情況，他在日記中描述道：“竊喜洋人智巧，我中國人亦能為之，彼不能傲我不知矣廠在此基礎上，華、徐等人又陸續完成了船體的設計和製造，於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初，造出我國第一隻木殼小火輪，交水師蔡國祥營使用。”這年的十二月二十日，曾氏“出門至河下看蔡國祥新造之小火輪”，給它取名為“黃鵠”，曾氏登上輪船，行了八九裏。他在日記中寫道：“該船長二丈八九尺，約計一個時辰可行二十五六裏”，速度相當於每小時六公裏，比人步行快不了多少。但這是光明的起點，曾氏要求“試造此船，將以次放大，續造多隻”。

當然，曾國藩的倡辦洋務還主要是模仿，還未能脫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框架；但他開辦技術學校，設翻譯館傳播西學，派出留學生等，為西方進步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奠定了相當的基礎，對於以後的民主、政治改革實在也起到了開風氣的作用。對於曾國藩倡辦洋務、冀圖自強的良苦用心，世人的看法卻是褒貶不一的。曾國藩深知時局的艱難，凡事都謹慎小心，事無巨細。

曾國藩自謂不習洋務，前歲天津之事，論者於責望之餘，加以詆議，曾國藩亦深自引咎，不稍置辯。然其所持大綱，自不可易。薛福成在曾國藩去世後評論道：“居恒以隱患方長為慮，謂自強之道，貴於寸銖積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語不可矜張。其講求之術有三：曰製器，曰學校，曰操兵。故於滬局之造輪船，方言館之翻譯洋學，未嚐不反複致意，其他如操練洋船、演習軍隊、挑選幼童出洋肄業，無非為自強張本，蓋其心兢兢於所謂綢繆未雨之謀，未嚐一日忘也。”

洋務運動始終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原則，推行者勤力躬行，少說實幹，這無疑是一種進步。運動雖然最終還是以失敗結尾了，但其與時俱進、學以致用的精神還是應該獲得肯定和讚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