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帝王文治武功全記錄

第十四章 鎮壓諸侯王叛亂

　　由於漢初劉邦大封諸侯王，諸侯王國地盤過大，再加上漢王朝大力推行無為政治，對諸侯王勢力的惡性發展起了催化作用，逐漸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勢，這必然使劉氏宗室內部在皇權和王權的分割問題上產生了尖銳的矛盾，成為影響政局穩定的嚴重問題，而這個矛盾也從文帝繼位後就開始激化了。

　　公元前177年，濟北王劉興居起兵叛亂，首開王國武裝反抗朝廷之先例。劉興居趁文帝至前線督戰之際，在後方舉行叛亂。文帝聞訊趕回長安下詔宣布：叛軍凡投降者“皆赦之，複官爵”。結果，叛軍迅速瓦解，劉興居被俘後自殺。

　　三年以後，淮南王劉長又舉起了叛旗。但尚未行動，即被朝廷發覺。文帝派人傳訊劉長入京，朝臣屢次冒死上書文帝，都說“劉長不遵從法度，不聽從天子詔命，竟然暗中網羅黨徒和謀反者，厚待負罪逃亡之人，是想圖謀不軌”，要求依法製裁劉長。漢文帝卻每每下詔說“我不忍心依法懲治淮南王”，最後在眾朝臣的堅決要求下，漢文帝隻好罷去他的封號，將他發配蜀郡的邛都（今四川邛崍），途中，劉長便絕食而亡了。

　　劉興居和劉長的叛亂，雖然沒造成很大的社會災難，也沒有危及中央政權，而且很快就被鎮壓下去了，但是它說明，漢文帝時西漢的中央政權並不鞏固，國家的統一也時常受到威脅。

　　針對諸侯王勢力的膨脹，賈誼上書漢文帝，向文帝痛陳天下形勢，並提出解決隱伏在西漢王朝內部的種種危機的辦法，議論頗有遠見，這就是著名的《治安策》。賈誼著重考慮了一個問題，就是鞏固中央集權的統治。賈誼認為，當前頭等重要的大事是抑製諸侯王勢力的發展。現在諸侯國除了由中央委派太傅（負責教育、監護諸侯王的大員）、丞相外，禦史大夫以下的眾官都可以自己委任，在西漢王朝內部，儼然是一個個獨立王國。這種情況就像一個人得了手足腫脹病，小腿腫得像腰那麽粗，腳趾腫得像大腿那麽粗，如果再不抓緊治療，必將成為難治之症。他認為對付“尾大不掉”的諸侯國，皇帝不能用仁義恩惠，而必須用權勢和法製。

　　賈誼根據曆史，總結出教訓：諸侯王是否反叛以及反叛的早晚，取決於他們力量的強弱，往往是最強的諸侯王先反，較強的繼之，而最弱的則不反叛。如長沙王是個隻有二萬五千戶的封國，他最聽朝廷的話，這並不是他的個性不同，不反叛朝廷，而是他國小勢弱的形勢使他如此。因此，要使天下安定，唯一的辦法是“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就是把現在的諸侯國再分割成若幹小國，多封一些諸侯王，從而削弱各諸侯王的力量，使他們無法與中央對抗，也就是“國小則無邪心”。隻要諸侯王被削弱了，整個國家機器就像人體指揮臂膀，臂膀指揮手指一樣，可以運用自如了。

　　漢文帝接受了賈誼的建議，在漢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把勢力強大的齊國一分為六，封齊悼惠王劉肥的六個兒子為王。把淮南國一分為三，封淮南王劉長的三個兒子為王。

　　漢文帝的這些舉措，對後世帝王解決諸侯國問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如漢景帝時，晁錯提出“削藩”主張，繼續削減諸侯王的封地，以削弱諸侯王的力量。到漢武帝時，又實行了“推恩令”，以此來解決諸侯王的問題。經過近百年的努力，中央集權同諸侯王之間的矛盾才逐步解決。

　　求賢若渴，學勤好問；

　　道德博聞，從諫如流

　　求賢若渴，學勤好問

　　漢初的選官製度，並不像以後曆朝以科舉考試作為選拔的主要標準，而是采用恩蔭、推薦、舉孝廉的製度。文帝深知為治之要務在“得才”這個要訣。因此，即位後不久，便下詔要天下舉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同時注意從官吏中選拔能人破格提拔、委以重任。文帝起用的賈誼、晁錯、張釋之、馮唐等人，從不同的方麵對富國強兵、穩定社會秩序和防範邊患等起了重要的作用，這些人也被譽為“文景之治”的名臣。

　　文帝即位的第一年裏，聽說河南郡郡守吳公號稱天下治政第一，就將吳公召入宮中討教相關的道理，並提升他為廷尉。吳公向劉恒推薦了賈誼：“洛陽賈誼，少年英才，吳某空讀一世《詩》、《書》，雖皓首白發，數年之後必不如此幼子博學。”文帝深以為奇，他原本對吳公的博學就另眼相看，聽吳公這麽一說，就決定立即詔賈誼覲見，當時賈誼隻有21歲。

　　文帝先問賈誼有關《詩》、《書》的學問，兼涉諸子百家之學，賈誼都對答如流，文帝就知道他天生聰穎；文帝又問他治國之術，賈誼從容不迫，就秦亡漢興的原因闡述了一番，文帝默許。賈誼接著說：“秦亡漢興的道理，前朝高祖和諸大臣早有論述，皇上也深有認識，賈生在這裏說這件事，實在是自不量力，但是賈生知皇上牽掛之事，不是怕我朝會走秦亡的老路，而是擔心當今的諸王問題。”文帝聽後非常吃驚，沒想到這個年紀輕輕的儒生竟然會看透自己的心事，了解當今的國家大事，斷定他不是死讀《詩》、《書》之人，而確實有治國興邦的才能。於是，文帝特賜賈誼為博士，讓他參與朝政議事。當時的博士大多數都是年齡已經很大的人，而賈誼隻有二十出頭，是最年輕的一個。漢文帝欣賞賈誼的才能，和朝臣商議國事、起草政令的時候，常常讓賈誼參與，有時候大臣們還沒有反應過來，諸博士也不知如何應答皇上，賈誼就已經有條有理地回答了，大家不由得都很欣賞他的才能，一年之內，漢文帝竟然將他升遷了三次，賈誼被破格提拔為太中大夫。

　　張釋之原任騎郎，默默無聞十來年。文帝發現張釋之很有才幹，便提升他為謁者仆射。張釋之直言敢諫，太子違法他也敢擋駕，文帝更加器重他，提升為廷尉。廷尉管刑律，張釋之任廷尉多年，他執法公允，有助於當時社會的穩定。

　　晁錯本任太子家令，他上書言事，提出移民實邊、“入粟拜爵”、“入粟助邊”，被采納後成為當時防備匈奴的良策。

　　道德博聞，從諫如流

　　漢文帝在他即位的第一年就下了一道詔書，廢除“誹謗”、“款言”之律。詔書說：“古時候治理天下，朝廷設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這樣可以引導人們諫勸君王而使國家的政治通達。如今的法律定有誹謗妖言之罪，這就會使臣子們不敢盡情說話，而皇帝也就無從聽到自己的過失了。這又怎麽能將遠方的賢良之士都吸引到朝廷來呢？應該去除誹謗妖言之法！百姓或有相約共同詛咒皇帝而後又相互揭發出來，官吏們往往認為是大逆不道，其餘不滿時政的話，官吏們又往往認為是誹謗。這一來，就會把小民因為無知而做的事判成死罪，朕甚為不讚成。自今而後，凡是犯這類罪的，不要去過問，也不要判罪。”在劉恒看來，一部分別有用心的人利用輿論自由謾罵攻擊別人，隻是一件小事。而禁錮輿論造成皇帝閉目塞聽，不能及時發現政策中的問題，才是真正的大事情。如此說來，漢文帝可以算得上是解除思想禁錮、開自由輿論的先驅了。

　　漢文帝能夠做到虛心納諫、從諫如流。無論諫諍者官職高低，文帝總是認真對待，擇善而從。每次上朝，即使是郎、從官這樣的普通官員呈上書疏或進言，文帝總是停下輦車，耐心聽人把話講完，所言可用便迅速采納，不可用則暫置一旁。這種做法，群臣無不稱道。

　　有一次，漢文帝出行來到霸陵，想到西麵去遊玩，見到路麵順坡而下，想玩飛車的遊戲，便叫駕馭的侍從快馬加鞭。

　　這時，隨行的中朗將袁盎騎馬隨車而行，他見此情景，策馬急行，緊緊地抓住轅馬的韁繩，不讓車駕快行。

　　漢文帝笑說：“將軍膽怯了嗎？怎麽如此害怕呢？”

　　袁盎回答說：“我聽說聖明的君主不入險境，不圖僥幸。今天陛下乘六乘之車，縱馬飆車，假如馬受了驚，車被毀壞，後果將不堪設想。即使陛下自我輕生，又怎能對得起先皇列祖和太後，以及天下的黎民百姓呢？”

　　漢文帝聞聽此言，馬上停止了自己的魯莽行為，叫人緩轡而行。

　　文帝寵愛慎夫人，在內宮總是與她同席而坐。文帝帶慎夫人去遊上林苑，袁盎隨駕而行，他見到慎夫人和皇後同席而坐，就上前去請慎夫人到文帝身後去坐。慎夫人大怒，不肯就座，文帝也非常生氣，立刻起身回宮。袁盎隨之回宮，見他們在生氣，便上前諫道：“尊卑有序才能上下和睦，皇上既已立皇後，慎夫人就隻是妾，不能與您同坐；況且陛下寵她，盡可多賜給她錢財，不然您以為對她好卻反而害了她，陛下難道沒聽說過‘人彘’嗎？”文帝聽後頓時領悟了袁盎的深意，轉怒為喜，當即賞給袁盎黃金五十斤。又將袁盎的本意告訴了慎夫人，慎夫人也很感激袁盎。

　　漢文帝既願聽其言，又加以重賞，是想讓更多的人敢於對他直言勸諫，足見其從善之誠意。

　　文帝納諫時還很注意克製感情，不讓自己的喜怒影響對國事的處理。有一次，文帝走進郎署，與署長馮唐閑談，知道馮唐祖上是趙國人，而文帝自己曾為代王，就對馮唐說：“在當代王時，廚師上飯時說戰國有個將軍叫李齊，很能打仗，後來每吃飯時就想到這個李齊。你知道這個人嗎？”

　　馮唐說：“趙國的將軍最著名的是廉頗和李牧啊！”接著又講了廉頗和李牧的許多事跡。

　　文帝越聽越高興，拍著大腿說：“哎呀！朕要是有廉頗和李牧那樣的將軍，就不用擔心匈奴了！”

　　馮唐卻說：“陛下就是得到廉頗和李牧，也是不能用的。”

　　文帝聽了很不高興，但他還是認真地向馮唐請教原因：“你怎麽知道朕不能用廉頗和李牧呢？”

　　馮唐說：“廉頗和李牧所以能打勝仗，是因為趙國君主充分信任他們，給他們自主權力，不幹涉他們的具體事務，隻要求他們打勝仗。而現在魏尚做雲中郡太守，優待士卒，打了很多勝仗，匈奴不敢接近雲中，但卻因上報戰功時交的敵人的首級比他報的數字差六個人頭，陛下就把他罷官、削爵、判刑。立了大功不受賞，出了小錯受重罰。所以說就是得到廉頗和李牧，陛下也是不能用的。”劉恒聽了很高興，當天就派馮唐持節赦免魏尚，恢複他的雲中太守的職務，他又覺得馮唐很有真知灼見，就將他從郎署長破格提升為車騎都尉。

　　在諍諫麵前，漢文帝還勇於承認自己的過失，並能及時加以糾正。如前所述的廷尉張釋之，是個嚴格執行法律的官吏，他以不阿附上意、敢在漢文帝麵前據理爭辯著名。有一次，文帝出行到中渭橋，被一個行人驚了拉車的馬。驚了皇帝的車馬叫做“犯蹕”，於是此人被抓來交由廷尉處理。

　　張釋之查清了案情：此人聽到車馬聲音，遠避不及，而躲在橋下，過了好一會，以為車馬已過，卻不料出來恰巧碰上了，他撒腿逃跑，於是車馬被驚。按法律規定，這種情況要“罰金四兩”，張釋之就這樣判決了。

　　文帝大為不滿，說：“這人驚了我的馬，幸虧我的馬溫馴，要是別的馬，不就傷了我嗎？廷尉卻隻判了個罰款！”

　　張釋之說：“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現在法律就是這樣規定的，要判重了，會使法律在人民中失去威信。當時要是就地把這人殺掉，也就罷了；現在既然交給廷尉處理，而廷尉是天下司法的標準，一有偏差就會使天下的司法官丟開法律隨意處罰。因此隻能嚴格按律判決，希望陛下體察。”文帝低頭想了一會兒，說：“廷尉是對的。”

　　又一次，有人偷漢高祖祠廟塑像座前的玉環被抓獲，文帝很惱火，要廷尉治罪。張釋之按有關偷盜宗廟器物的法律規定判處棄市（殺頭示眾）。文帝大怒，說：“這個人無法無天，竟敢偷先帝祠廟裏的器物。我把他交給廷尉的意思是想判處族刑，而你卻按法律的一般規定論處，這不符合我恭敬承奉宗廟的心意。”

　　張釋之見文帝大怒，就免冠叩頭說：“法律並沒有盜哪個廟罪重、盜哪個廟罪輕的規定。現在偷了高祖廟裏的器物判族刑，萬一有愚民在高祖的墳墓長陵上抓了一把土，陛下將按什麽法來判罪呢？”文帝無話可說，與太後商量了一陣，最後還是承認了廷尉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