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厚黑智典

第三節 辦洋務高瞻遠矚

　　不像風水、鬼神、天命之類的事情那般虛幻縹緲，這艘小火輪是實實在在的。

　　它有個很好聽的命名——“黃鵠”號。中國自造蒸汽輪船的曆史從它這裏掀開首頁。

　　一個了不起的起點，而這個起點又永久地鑲嵌在曾國藩辦洋務的曆程中。

　　同治二年（1863）十二月二十日，曾國藩的日記中留下了似乎並不紮眼的這麽幾句話：

　　出門至河下看……新造之小火輪。船長約二丈八九尺，因坐至江中，行八九裏，計約一個時辰可行二十五六裏。試造此船，將依次放大，續造多隻。

　　其實，從這看似平常的寥寥數語中，可以剝繹出曾國藩若黃鵠展翅般的一個宏遠洋務之夢。所謂“試造此船，依次放大”，“放大”到什麽地步？那就是要到泰西恃以逞強之物，中華也能具有，可與之比肩匹敵的地步，這就是“自強”的目標境界。曾國藩在這則日記中雖然沒有如此直言，但他在別的若幹場合下的發言足以囊括了這個意思。

　　“放大”這二字很有意蘊，就是連“黃鵠”號也是逐步“放大”出來的。因為它的製成，並不是曾國藩辦洋務的初始，而已經屬於階段性成果。

　　那還是在鹹豐十年（1860）第二次鴉片戰爭剛剛結束，靠趁火打劫在這次戰爭中獲利最大的俄國采取欺騙拉攏清政府的策略，表示願派兵船幫助鎮壓太平軍，清廷為此向有關大臣們征求意見，時已膺任兩江總督兼統數省軍務而主要使命還是“剿粵匪”的曾國藩，對此基本上是投了讚同票。不過，當時他就覺得，這隻是權宜之計，還要謀劃長遠之策，按照他的原話叫做“目前資夷力以助剿……紓一時之憂，將來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

　　也正是在借師助剿的過程中，曾國藩輩對洋槍洋炮的威力有了更深切的感觸，堅意效法自行製造。於鹹豐十一年（1861）在安慶設立了中國近代最早的軍事工業廠局——安慶內軍械所。它包括火藥局、火藥庫、造船局三個部分，製造火藥、炸藥、洋槍、洋炮等軍火器物，主要是用於鎮壓太平軍。並且也開始試造蒸汽機和蒸汽輪船。當時該所雖然還沒有大量引進新式機器設備，但它已經開始由土法手工向機械作業的過渡，聘請了掌握新型科學技術的一批專家在這裏供職，如有製造炸炮的專家黃冕和龔芸棠，精於化學和輪船汽機的徐壽和他的兒子徐建寅，第一流的數學家華蘅芳等。

　　安慶內軍械所建成的第二年，便製造出了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台蒸汽機。這是在徐壽主持下科技人員們共同努力的結果。這台機器與當時世界上的往複式蒸汽機相類似，按其試驗記錄材料，飛輪轉速每分鍾二百四十轉，啟動後“以火蒸水，汽貫入筒，筒中三竅，閉前二竅，則汽入前竅，其機自退，而輪行上弦；閉後二竅，則汽入後竅，其機自進，而輪行下弦。火愈大，則汽愈盛，機之進退如飛，輪行亦如飛。”

　　蒸汽機的製造成功，為蒸汽輪船的建造奠定了基礎，也增強了專家們製造蒸汽輪船的信心，他們艱苦奮鬥，較快地造出了第一艘蒸汽輪船，即“黃鵠”號。

　　當曾國藩親自視察並試乘的時候，在北方正當數九寒天河流冰封的季節，他所在的皖南地方雖說依然可水流船行，但也是冷氣逼人。曾國藩不顧寒冷，親自乘坐這艘試航的小火輪走了八九裏遠，可見興致之高。說不定，這艘還相當簡陋的小輪，當時在曾國藩的心目中真幻化作了一飛衝天的“黃鵠”。

　　他的理想與現實之間也許注定有著一條巨大的鴻溝，但是墊鋪通途的執著努力卻是曾國藩輩始終沒有放棄的。當他們鎮壓了太平天國之後，在兩江總督遷駐的金陵，又設立起江南製造局。其不論是在規模還是技術設備上，安慶內軍械所都不能望其項背。該局設立之初，專造槍炮，不久便籌資兼造輪船。到同治七年（1868）七月間，便造成了“恬吉”號蒸汽兵船。這個名字是由曾國藩給它起的，取“四海波恬，廠務安吉”之意。

　　比較起來，這條輪船比黃鵠號有了很大改進。它長185尺，寬27.2尺，吃水八尺餘，馬力392匹，排水量六百噸，配炮九門，每時逆水行七十多裏，順水行120多裏。曾國藩也曾親自乘坐試航，得出的結論是“尚屬堅致靈便，可以涉曆重洋”。這時曾國藩再說起“黃鵠”號，也隻好作“行駛遲鈍，不甚得法”的評價了。

　　曾國藩在向清廷的奏報中，這樣陳述他的運籌：

　　原議擬造四號（輪船），今第一號係屬明輪，此後即續造暗輪。將來漸推漸精，即二十餘丈之大艦，可伸可縮之煙囪，可高可低之輪軸，或亦可苦思而得之。上年試辦以來，臣深恐日久無成，未敢率爾具奏，仰賴朝廷不惜巨款，不責速效，得以從容集事，中國自強之道，或基於此。

　　曾國藩恐怕是太樂觀了，樂觀得近乎幼稚。不過“恬吉”號確有值得驕傲的地方，在當時中國的條件下，它的建造速度和水平是夠可以的了。譬如說，它比日本橫須賀造船廠建造的第一艘明輪蒸汽機兵船“清輝”號要早12年。

　　製造“恬吉”號的江南製造局也是一個很可觀的軍工廠家。就說在初建隻製造槍炮時的情況吧，建設者們根據需要，在所購外國機器的基礎上，自己進行仿製和改造，製器之器的物質技術條件很快有了較大改善，適應了一時之需。曾國藩曾向清廷這樣奏報：

　　各委員詳考圖說，以點線麵體之法求方圓平直之用，就廠中洋器以母生子，觸類旁通，造成大小機器三十餘座。即用此機器以鑄炮爐，高三丈，圍逾一丈。以風輪煽熾火力，去渣存液，一次鑄成。先鑄實心，再用機器車刮旋挖，使炮之外光如鏡，內滑如脂。製造開花、田雞等炮，配備炮車、炸彈、藥引、木心等物，皆與外洋所造者相匹敵。至洋槍一項，需用機器尤多。如輾卷槍筒，車刮外光，鑽挖內膛，旋造斜棱等事，各有精器，巧式百出。槍成之後，亦與購自外洋者無異……該局向在上海虹口暫租洋廠，中外錯處，諸多不便，且機器日增，廠地狹窄，不能安置。六年乃於上海城南興建新廠，購地七十餘畝，修造公所，其已成者，曰氣爐廠、曰機器廠、曰熟鐵廠、曰洋炮樓、曰木工廠、曰鑄銅鐵廠、曰火箭廠、曰庫房、棧房、煤房、文案房、工務廳暨中外工匠住居之室，房屋頗多，規矩亦肅。

　　誠然，曾國藩輩興辦軍工廠局最初的直接刺激因素，是學習西洋的堅船利炮技術用來對付“內匪”，但到太平天國乃至撚軍被鎮壓下去，恢複所謂天下“敉平”的局麵以後，其軍工生產特別是新式船艦的製造就很難說再純為對內防範，而“禦外侮”的因素是大大強化了，特別是新式艦船的製造更是如此。試想，如果僅僅對付“內匪”，用得著去大力發展最終為用於海上爭逐的火輪艦船嗎？

　　說到這裏，很自然地讓人聯想起曾國藩的親密戰友胡林翼的有關軼事：胡林翼生前對外夷槍炮是頗為欣賞的，並不止一次地聯絡從廣東地方購取使用。但據說在安慶戰役期間他策馬視察地理形勢和其他軍事情況，對戰勝太平軍表現出信心十足，情緒振奮。但突然看到在江中疾駛的夷船，臉色陡然晴轉濃陰，幾至從馬上跌落下來，病情驟劇。並且有說，平時有人向他問起夷務之事，他總是閉目不語，一副心中明了而又無奈的樣子。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遠憂。

　　曾國藩同樣也有著這種遠憂，並且明確有“勤遠略”的籌思，在這方麵比胡林翼顯得要樂觀主動些。當然，胡林翼早逝，未及在“洋務”上有充分的發展表現。比胡林翼晚死十一個年頭的曾國藩於此則有著更廣闊的時空條件來回旋舞步。除了製造洋槍洋炮、新式輪船之外，他的洋務活動還涉及更深的文化層麵。

　　就是上麵說到的江南製造總局裏，還專設了一個譯印西學書籍的翻譯館，聘用外國傳教士偉烈亞力、傅蘭雅等多人在館供職，主要翻譯軍事、船舶、機械製造及有關的自然科學書籍，兼及醫學、史地、國際公法等。該館先後共譯印圖書達一百七八十種，成為清季中國設立的譯介西方科技書籍最多的機構，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發揮了很大作用，影響了一代新學人士。像維新運動的旗手康有為，就曾大量購置閱讀該館譯印的書籍。當然，這是曾國藩未及看到的情況，他死後這個翻譯館又存在了好些年。但無論如何，它是誕生在曾國藩的手下。像這樣的事項，比起槍炮、輪船來，近代文化意義不是更為醒目和突出嗎？

　　曾國藩生前主辦的另一洋務要項是派遣幼童赴美留學，而這件事情的最早倡議者是容閎。是曾國藩和李鴻章等人聽取了容閎的意見，聯同向清廷奏請，終於促成此事。

　　容閎是廣東香山南屏鎮（今屬珠海）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13歲時入澳門的馬禮遜學堂（新教設立的教會學校），幾年之後由該校校長布朗帶往美國學習，在耶魯大學畢業後於鹹豐五年（1855）回國，成為中國最早的留美畢業生。曾在美國駐華機構、上海海關和寶順洋行做事，同治初年又曾到太平天國的都城天京訪問，向幹王洪仁秈提出過諸如設立新式學校、建設善良政府、創立銀行製度等新政建策，但未被采納。不久就進入了曾國藩幕府。

　　當時曾國藩正在籌建江南製造局，他需要容閎這樣的在外國待過多年，又懂得西方科技的人才，於是羅致手下，並派他去美國購買機器。容閎圓滿地完成了任務，使得曾國藩十分高興，對容閎更加看重。

　　容閎回國的直接目的和以後多年間所抱的一個宏願，就是組織中國的優秀青年赴美留學，以造就能改造和建設中國的人才。對他來說這是一個神聖的計劃，一開始卻連連碰壁，不能如願。到了曾國藩的幕下以後，有了見機行事的契機。同治七年（1868），容閎先是通過洋務大員江蘇巡撫丁日昌向清廷上了一個條陳，主要就是建議選派赴美留學生，並擬出了具體的實施辦法，但因故沒有上達。同治九年（1870），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容閎作為隨員，他利用這個機會，又通過幫同辦案的丁日昌鼓動曾國藩出麵奏請，得到曾國藩的同意。曾國藩聯同李鴻章幾次出奏，雖說選派幼童赴美正式付諸實施的時候曾國藩已經歸天，而未能親眼目睹，這不能不說是他的一個遺憾，但他生前畢竟就已促成定局。

　　當時像這種事情來自守舊勢力的阻力自然是相當大的，曾國藩輩力排他議，堅持定見。下麵是同治十年（1871）七月初，也就是曾國藩死前大約七個月時所上奏折中的一段話：

　　或謂天津、上海、福州等處，已設局仿造輪船、槍炮、軍火，京師設同文館選滿漢子弟延西人教授，又上海設廣方言館選文童肄業，似中國已有基緒，無須遠涉重洋。不知設局製造，開館教習，所以圖振奮之基也；遠適肄業，集思廣益，所以收遠大之效也。西人學求實濟，無論為士、為工、為兵，無不入塾讀書，共明其理，習見其器，躬親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遞相師授，期於月異而歲不同。中國欲取其長，一旦遽圖盡購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奧密，苟非遍覽久習，則本源無由洞徹，而曲折無以自明。古人謂學齊語者，須引而置之莊嶽之間，又曰百聞不如一見，比物此誌也。況誠得其法，歸而觸類引伸，視今日所為，孜孜以求者，不更擴充於無窮耶？

　　由此，足可以看出曾國藩輩的深意所在。當然，幼童分批出洋之後，留學之事仍然受到頑固守舊派的百般幹擾，盡管親任副監督的容閎力行抗爭，保護了一些留學生，但赴美留學之事到底未能劃下一個圓滿的句號，可謂半途而廢。這一局麵也是曾國藩沒有來得及知曉的，倘若九泉有知，他也該為之抱憾吧？不過，幼童赴美留學，畢竟開了晚清官派留學生的先河，其功效自在，不可埋沒。

　　對於晚清的洋務運動來說，曾國藩理所當然算是具有開創性先驅的人物。在這方麵，他影響和作用於社會曆史，也影響和作用於他的家庭，特別是自覺不自覺地為其兒輩的學習、生活環境，引導出一個新的門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