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厚黑智典

第二節 首倡洋務運動，處處讓洋人

　　曾國藩主張在定和議、不啟兵端的前提下，對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經濟侵略采取妥協的態度。他說：“欲製夷人，不宜在關稅之多寡、禮節之恭倨上著眼。即內地民人處處媚夷、豔夷而鄙華，借夷而壓華，雖極可恨、可惡，而遠識者不宜在此等著眼。”從這一思想出發，曾國藩主張對外商走私、關稅等問題放鬆限製。

　　英、法兩國通過第二次鴉片戰爭簽訂《天津條約》後，在我國增開了牛莊、登州、漢口、南京、鎮江等十個通商口岸，同時降低了進出口商品的稅率，使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傾銷商品、掠奪原料取得了更有利的條件。隨著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逐步加強，關稅逐漸成為清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項目。

　　早在鹹豐四年（1854），外國侵略者利用上海小刀會起義的機會，竊取了上海海關管理權；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他們把上海海關的辦法推廣到其他通商口岸，從而完全把持了中國海關。在外國侵略者的支持與庇護下，外商走私、逃稅情況十分普遍，對清政府的關稅收入帶來不可忽視的影響。

　　為了避免與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矛盾的激化，曾國藩甚至對於他們的無理要求也予以應允。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英，法侵略者通過《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在中國增設了十個通商口岸。但英國對此並不滿足。為了擴大經濟侵略，後來英國人又進一步提出把安慶、大通、蕪湖三處列為子口，以便英商裝運茶葉出口。當主持總理衙門事務的奕盉來函向曾國藩商詢此事時，他一口應承，並說：“泰西諸洋以‘商’，‘戰’二字為國，用兵之時則重斂眾商之費，無事之時則由順眾商之請。眾商之所請，其國主無不應允，其公使代請於中國必允而後已……”所謂“眾商之所請……其公使代請於中國必允而後已”，這無異於勸誡清廷，對洋商所提出的一切要求都必須承諾。

　　基於此，曾國藩對外商的走私也不敢處理。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洋商走私嚴重，多雇民船載百貨駛赴長江下遊，不納厘稅。一次，安慶卡官員扣留英商二十餘船，英人問訊，從上海派來兵艦一艘，並帶來英國水師提督的照會進行恐嚇。曾國藩唯恐“肇生事端，即將扣留之船放去”。

　　與此同時，曾國藩對在洋商保護下的中國不法商人的走私活動也采取姑息寬縱的態度。他說：“洋船自入江以來，華民亦假托洋商包稅漏厘，違抗官長，地方防礙，在所不免。”“凡小事苟無大悻，且以寬緩處之……昨定茶厘、茶捐新章，亦因奸商挾借洋勢百計繞越偷漏，吾既不能痛懲奸宄，姑就彼所樂而從者而立之製。”

　　“借商以強國，借兵以衛商”這是中國古代開明的官員所極力提倡的，曾國藩也注重商業與國家、民生、軍隊的關係。

　　對於老百姓來說，重要的是衣食住行有保障。在生活中，一是有飯吃，二是有錢花，這樣，人心就可以安定，生活有保障，人民就願意接受教育。所謂“富而後教之”說的就是這個道理。教育施行了，人們就會按合乎社會標準的道德準則來要求自己的行為。這樣，社會風氣就會好起來，社會也就有秩序，天下也就太平了。

　　曾國藩認識通商做買賣的重要性，是從購買洋人武器開始的。以期憑借西方先進的堅船利炮，迅速剿滅太平天國。但苦於財政緊張，此項經費無出，暫時擱置。鹹豐十一年（1861）末，太平軍攻下了寧波、杭州等地，並繼續向東南一帶進攻，在上海外圍擺開戰事。有傳聞說，太平軍正在籌款，準備向美國購買船炮，這使清政府大為恐慌，如若傳聞成為事實，太平軍大有從所占領的寧波海口北上天津攻打北京的態勢。為此向外國購買軍用船炮一事，再次被提到議事日程上。尚書趙光、禦史魏睦庭都上書朝廷，提出借兵助剿以及迅速購買外國輪船火器，以對付太平天國。這時，在朝廷起到舉足輕重地位的奕盉也認為：“事機甚迫，呈借兵剿賊未可遽議，而購買船炮之議，尚屬中外會同詳核，”於是決定先行購買船炮。如何籌集這筆款項呢？代理總稅務司赫德向奕盉建議，將鴉片稅留作購買船炮的費用。

　　曾國藩看重容閎，也是因為他在通洋、經商方麵有些心計。容閎在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後，回到祖國，但大清朝對他不重視，任其當翻譯，上海海關職員、洋行職員，自由經商。在這過程中，太平天國革命的蓬勃發展，第二次鴉片戰爭，都充分暴露了清朝的腐敗與無能，使其大失所望。鹹豐十年（1860）秋，容閎從上海來到了天津，去對他“幾欲起而為之響應”的太平天國進行實地考察，受到洪仁秈的熱情歡迎，並多次被邀參加講座軍政大事。同治二年（1863）經李善蘭的介紹，加入曾幕，辦理洋務。

　　當時容閎的主要想法，是要通過曾國藩實施他的“西學東漸”計劃。首次會麵，曾國藩便向他提出了：“君以為今日欲為中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業，當從何著手”，容閎當即回答：“中國今日欲建設機器廠，必以先立普通基礎為主，不宜專以供特別之應用。所謂立普通基礎者，無他，即由此廠可造出種種分廠，更由分廠以專造各種特別之機械。簡言之，即此廠當有製造機器之機器，以立一切製造廠之基礎也。”容閎特別強調“立普通基礎”之工廠，因為擁有了這樣的基礎，不單可以造槍炮彈藥，輪船，而且可以造出各種機械，作為一切製造廠的基礎。

　　談話後，曾國藩深深為這位年輕人“製器之器”的主張而折服，頗感這一主張比自己的為適應“特別之應用”的軍火生產要高出一籌。幾天後，曾國藩再次召見容閎，專折保奏他為五品銜，撥白銀68000兩，派其赴美購買先進的機器設備。對於曾國藩的知遇之恩，容閎認為一時無以回報，隻有傾盡全力，購回機器設備，才是對曾國藩最好的回報。不久，容閎即從安慶出發，經英國倫敦於次年春抵達美國，經多方洽談，終與樸得南公司訂約，由該公司按“製造機器之機器”標準承造，並於同治四年（1865）運抵上海。

　　中國的大門被迫打開後，西洋世界展現在中國麵前。曾國藩主張以通商術致富，他的繼承人李鴻章將此發揚光大。

　　同治八年（1869），李鴻章正式就任湖廣總督。不久他的老師曾國藩接任直隸總督。師生二人同為“中興”名臣，分別總督一方，南北相望，為一時盛事。

　　大權在握的李鴻章並非等閑之輩，倡洋務，求富強，也曾做出一番經國大業，成為洋務運動時期的風雲人物。

　　李鴻章的第一項事業是製器、練兵以“求強”。還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期間，李鴻章便開始與洋人打交道，購買洋槍洋炮。同治二年（1863）派參將韓殿甲在上海設局製造軍火，同年又專折奏調丁日昌到上海另建一局，仿造短炸炮以及各種新式炮彈。稍後英國人馬格裏得到李鴻章允許，與知州劉佑禹共同主持另一炸彈局。李鴻章將它們合稱為上海“炸炮三局”，時人又稱為上海洋炮局，此為李鴻章洋務事業之開端。李鴻章當時不無自信地認為，隻要中國人有了開花大炮和輪船兩樣，西方人就可以斂手了。一百年後，中國可以自立。

　　同治二年（1863），淮軍攻戰蘇州，李鴻章即把馬格裏主持的洋炮局遷往蘇州，成立了蘇州洋炮局，第二年又遷往南京，成立金陵製造局。此後，李鴻章主持的各項軍事工業也越辦越多，越辦越大。同治四年（1865）設立的江南製造總局，下設槍炮廠、造船廠、火藥廠、煉鋼廠、機器製造廠等，從國外購進先進的機器設備，工廠工人達3592人，成為當時中國最大型的綜合性企業。

　　製器之外，李鴻章開始創辦中國近代海軍。從光緒元年到十四年（1875～1888），經過13年苦心經營，李鴻章統領的北洋海軍，已經擁有一支可觀的大型艦隊。計有巨型鐵甲艦2艘、高速巡洋艦7艘、炮船6艘、魚雷艇6艘、練船3艘、運輸船1艘，共計大小艦船25艘。按當時中國的海軍實力，位居世界第四亞洲第一。

　　“求強”的同時，李鴻章還倡言“求富”。他認為中國富強的基礎發端於礦業。於是在光緒四年（1878）創辦開平礦務局，開煤煉鐵。到光緒二十年（1894）產煤達2000噸，自光緒七年（1881）到光緒十七年（1891）止，李鴻章先後奏準開辦了熱河平泉銅礦、山東登州鉛礦、山東平度金礦、黑龍江漠河金礦等近10處。

　　開礦之外，李鴻章又力排眾議，倡築鐵路，建成中國第一條自辦鐵路——唐山至胥各莊鐵路，隨後又建立中國鐵路公司。至中日戰爭爆發前的十多年時間裏，李鴻章主要依靠中國自身力量，在中國北方修建1300多公裏長的鐵路線。

　　光緒六年（1880），李鴻章奏請設立天津電報總局，並於次年駕設了一條連通津滬兩地的電報線。這是一條貫穿南北，亙古未見的通訊幹線。此後又相繼建成蘇浙、閩粵、上海至雲貴川等幾大幹線，至光緒二十一年（1895），已形成一個“殊方萬裏，呼吸可通”的全國性電訊網。

　　此外，李鴻章還倡導“商戰”，自強求富，創辦中國近代第一家棉紡織企業——上海機器織布局，“奪洋人水上之利”，創辦輪船招商局；倡設廣方言館，首開近代中國留學美歐之先河。凡其所舉，無不開風氣之先，一時全國洋務勃興，成為時代主流。

　　曾國藩雖然在堅挺的外王精神主導下，厭惡夷蠻的氣勢，但他沒有盲目地一概否定，而是看好了敵人的“堅船利炮”。

　　同治元年（1862）七月，在曾國藩大力支持之下，華蘅芳、徐壽等造成一部輪船發動機。試驗的結果，曾國藩大表滿意。他的滿懷興奮，在日記裏充分地流露出來：“洋人的智巧奇技，到底被我們中國人學會了。從此以後，洋人再沒有可向中國誇耀的東西了。”然而，事實並不像他意料的那麽簡單。從一部略具雛形的發動機到一艘可以行駛水上的完整輪船，中間還有一大段距離。後來，華蘅芳等雖然殫精竭慮，苦心經營，直至同治二年（1863）十二月，終於裝配完成了中國造船史上第一艘火輪船。距離上年發動機的製成，已經整整地過了一年又五個月。這艘船的體積很小，船身僅長約二丈八、九尺，時速隻有二十五六華裏。

　　曾國藩親自登船試車之後，再度燃起了希望的火花，認為從此中國可以擁有真正的自造火輪船了。他為這艘“模型式”的小輪船命名為“黃鵠”號，意思是中國此後將“一飛衝天”，不必再雌伏在列強的腳底下了。

　　他計劃照這艘船的式樣，加以放大，並大規模製造。可是後來發現：要造成與洋船並駕齊驅的真正現代輪船，技術上仍有許多無法克服的困難。而中國當時實在沒有足夠的財力，供作反複試驗的經費；在時間上也是遠水救不了近火。因此後來安慶造船所並沒有實施擴大製造的計劃，連那艘已經造就的“黃鵠”號也不知所終。無疑的，這次造船最後證明仍是失敗了。

　　這一連串的失敗，並沒有沮喪曾國藩力圖振作的意誌。相反地，挺經的外王精神，使他更看清了中國自造輪船軍火的重要性。惟有中國自身具有這種能力，才能擺脫外國的挾製，達到自立自強的境地。

　　同治四年（1865），一個新的機會來了，江蘇巡撫李鴻章在上海購得英人鐵廠一座，其中設備，以造船機器為主，附帶也有製造各種軍火槍炮的機器。對於學習西洋造船製器，李鴻章的熱心，猶在老師曾國藩之上。得了這座鐵廠之後，立即命名為“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將原先已經設立的兩所軍火局歸並入內，擴大製造的範圍和規模。曾國藩得到報告，很是高興，表示全力支持。不久，容閎自美國采購回國的機器一百多種，悉數運抵上海，曾國藩全數批交“江南製造局”使用。雖然廠中有的是造船機器，但由於經費及技術的限製，起初隻能從事槍炮軍火的製造。結果成績很好，產品與西洋不相上下。受到這一鼓舞，曾國藩、李鴻章於是決心更進一步，兼造輪船。同治六年（1867）四月，曾國藩準年撥給海關洋稅一成約20萬兩，專供造船之用。一麵加聘洋人工程師及工匠，指導華工製造技能，一麵責成局內委員，朝夕討論研究，編譯圖書，謀求製造技術的改進。同治七年（1868）七月，第一艘局造輪船完工，費銀八萬兩，載重三百餘噸，逆水時速70華裏，順水時速120華裏。這是中國人自己製造成功的第一艘真正近代火輪船。

　　曾國藩深知，真正實現“外王”之法，必須在於民族的自強，靠大量精英的堅挺來實現民族的振興。

　　曾國藩先嚐主張派優秀學童往美留學，這是他接受丁日昌所倡議的，李鴻章竭力讚成，遂於同治十年（1871）七月初三日，曾國藩以南洋大臣，李鴻章以北洋大臣會銜入奏，請清廷批準。他們的辦法是先設一個專門機械，派專人到沿海各省選撥一些聰明的小童，派往外國學習，每年以30名為率，四年計120名，分年乘船放洋。在外國十五年後，按年分起挨次回國，費用則綜計首尾二十年，共需銀120萬兩，每年撥款六萬兩，由江海關在洋稅項下按年指撥。管理及教授人員，則正副委員各一，每員月薪450兩；翻譯員，月薪250兩；教習二員，每員月薪160兩。

　　第一批留學幼童30人，於同治十一年（1872）七月出國，由陳蘭彬、容閎帶領，其中有梁敦彥（15歲）、黃開甲（13歲）、詹天佑（12歲），後來皆有名於時。第二批於翌年五月出洋，第三批於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初九日放洋，這一批中有香港名流周壽臣，其他著名者為唐紹儀、梁如浩（均12歲）。第四批則於光緒元年（1875）九月放洋。

　　幼童出洋留學，是洋務事業發展的客觀上的需要，而洋務派和先進思想家在主觀上也敏銳地反映了這種需要。在幼童出洋留學問題上，容閎倡於先，曾國藩成於後，中間起橋梁促進作用者為丁日昌。

　　容閎是中國最早係統接受西方資產階級教育的人。他廣泛地學習了西方先進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文化，因此，當他於鹹豐五年（1855）、鹹豐十年（1860）兩次回國時，很自然地感到中國的落後，其間尤其感到教育落後，他在鹹豐十年（1860）向太平天國提出的七條改革建議中，第二、三、六、七等四條是關於建立新式教育問題的，諸如：設立武備學校、海軍學校和各種實業學校，頒定各級學校的教育製度等。同治四年（1865）籌建江南製造局時，他建議曾國藩在廠中設兵工學校。容閎認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則當使後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怎樣才能達到“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的目的，容氏第一個想法就是中國派遣留學生到外洋先進國家學習。早在耶魯大學讀書時，他即已在“他的頭腦中醞釀著中國留學計劃”了。

　　關於留學事宜的建議，容閎最先直接與談的官員是被他稱之“誌同道合”的丁日昌。同治七年（1868）初，丁日昌從上海道升任江蘇巡撫不久，容即去蘇州公署拜謁，“語以所謂教育計劃，丁大讚許，且甚注意此事，命予速具詳細說帖”。容閎乃擬條陳四項，除設輪船公司、開礦和限製教會權力作為陪襯外，著重談“選派穎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學，以為國家儲蓄人材”之事。丁日昌以之上於總署文祥，文不久去世，此事遂擱置下來。同治九年（1870）丁日昌會同曾國藩辦理天津教案，屢與曾商榷並建議：“選聰穎幼童，送赴泰西各國書院學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諸學。約計十餘年業成而歸，使西人擅長之技中國皆能諳悉，然後可以漸圖自強。”曾國藩“深韙其言”，認為這是“收遠大之效”的好事。顯然，派幼童出洋留學，是為了直接在洋人那裏將先進科學技術學到手以圖自強。這個用意應該說是可取的。

　　由於派幼童出洋是為了適應洋務運動發展的需要，洋務派早就有對學生“各習一藝”的要求，所以盡管留學生被中途撤回，不少人還是學到了一些長技的。光緒三年（1877），也是第一批學生留美的第五個年頭，李鴻章即指示容閎等人說：“中國所亟宜講求者，煤鐵五金之礦，未得洋法，則地寶不出”，所聘洋人未必均是高材，“如出洋學生內有穎異可造之才，望送入礦務學堂”深造。因而一時學礦學者較多。又如，在臨撤回前半年，李鴻章因電報需才，電告即將任滿的駐美公使陳蘭彬，轉請容閎速在幼童中“擇其穎悟純靜，尚未入大學院者二十人，令速赴各處電報館遊曆，講求電學。”容閎照辦了。因此，幼童中還有不少專業技術人才，對後來中國實業的發展起了較大的作用。除眾所熟知的鐵路工程師詹天佑在中國鐵路建設中所作貢獻外，黃仲良先後擔任滬寧、津浦鐵路總經理，粵漢鐵路副局長，黃耀昌、陳榮貴、唐國安、梁普照、郵榮光、鄺景揚、陸錫貴等，成了首批礦業工程師；朱寶奎，周萬鵬、袁長坤、程大業、吳煥榮等均在電線電報方麵作出重要貢獻。

　　總計120名幼童留學生，除早夭12人和私人經商等事共約20人左右外，近百名回國人員中，在實業界鐵路、電報等企業任工程師、經理等技術和管理者有44人，外交官和翻譯官16人，海軍、海關官員、學校教員、醫生等方麵工作者約二十餘人，可見幼童留學回國對中國近代化起著一定作用。

　　總之，曾國藩在同治年間，是中國“自強運動”的主要推動者。凡製造輪船槍炮、翻譯西書、派遣留學生赴美，每一件工作，都憑著他堅挺地支持或指導擘畫，才得順利推動。

　　曾國藩的“外王”並沒能改變中國落後挨打的狀況。他對洋人的“誠”字法也隻能為曆史所譏笑，他與李鴻章師徒兩人都有“賣國賊”的綽號，也非偶然吧。

　　曾國藩最得力的門生李鴻章，曾經回憶他老師“待洋人以誠相見之事。”

　　李鴻章說：“別人都曉得我前半生的功名事業是我的老師曾國藩提攜起來的，似乎講到洋務方麵的事，老師還不如我內行。並不知道我辦一輩子外交，沒有鬧出亂子，都是我的老師一句話指示的力量。從前我老師曾國藩從北洋調到南洋，我未接替北洋，當然要先去拜謁請教他老人家的。老師見到我的麵之後，不等我開口，他就先向我問道：‘少荃，你現在到了這個地方，是對外交涉第一衝要的關鍵。現今國勢消弱，外國人才聯合起來算計我們，有一點小小的錯誤，就會遺留禍害，影響大局。你與洋人交涉，打算作什麽樣的主意呢？’我回答說：‘學生正是為了這個問題，特地來向您求教的。’老師對我說：‘你既然來到這裏，當然必定會有自己的主見，不妨先說給我聽一聽。’我說：‘學生也沒有打什麽主意。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麽，我隻是同他打痞子腔，即用油腔滑調來對付他們。’老師於是以五個手指捋著胡須，很長時間不說話，慢慢開口說：‘嗬，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試著打給我聽聽看好嗎？’我想不對，這話老師一定不以為然，急忙改口說：‘學生信口胡說，錯了，還求老師指教。’他又順抹著胡須不放手，很久之後才以眼睛看著我說：‘依我看來，還是用一個誠字為好，誠能感動一切人和事，我想洋人也同樣具有這種人情。聖人說忠誠和信守可以實行於少數民族那樣不開化的人們，這絕對不會有錯的。我們中國現在既然沒有實在力量去與洋人相抗衡，無論你如何虛強造作，洋人是看得明明白白的，都不會產生什麽實際效果的。不如老老實實，推誠相見，與洋人平情說理；這樣做雖然不能占到洋人的便宜，或許不至於吃虧。無論如何，我們的信用身份，總是站得住腳的，腳踏實地，失誤也不至於太遠，想來比痞子腔，總靠得住一點。’我碰了這個釘子，受了這番教訓，麵子上實在過不去。然而回過頭來用心仔細一想，覺得我老師的話實在有道理，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我的心中立刻有了把握，急忙應聲說：‘是是，學生一定遵循信奉老師您的訓示辦理。’後來辦理對外交涉事務，不論是英國和俄國還是德國和法國，我隻是捧著這個錦囊妙計，用一個誠字，同洋人相對，果然沒有差錯，而且有收得大效的時候。古人所說的一句話可以終身行事，真有這個道理。要不是我的老師曾國藩的學問和經國濟民之術高深，如何能這樣一語中的呢？”

　　李鴻章在這段話中，闡述了曾國藩對外軟弱妥協的基本方針對他的深刻影響所在。的確，李鴻章作為曾國藩事業上的忠實繼承人，在對外交涉方麵體現得尤其充分，中國近代史上許多不平等條約的簽訂，盡管是由清朝國勢微弱所決定了的，但他與他的老師曾國藩一樣，錯誤地將處理國內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忠信篤敬運用於外交事務，幻想西方列強發善心，在對華侵掠問題上有所收斂，結果適得其反。

　　這是曾國藩和李鴻章成為近代中國一個悲劇式人物的基本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