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一句名言,“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意思是說,當一個人在權勢機會不如別人的時候,不能不低頭退讓。對於這種情況,不同的人會采取不同的態度。有誌進取者,將此當作磨煉自己的機會,借此取得休養生息的時間,以礪再進,那些經不起困難和挫折的人,卻往往將此看作是事業的盡頭,一味地消極乃至消沉,畏葸不前,不願設法克服目前的障礙,隻是怨天尤人。“堅忍”者,君子所為,於戰則無敵,於亂則大治。於事業會一步步接近成功,於生活才能真正體驗到甘味。
曾國藩中年以後,務以堅忍用世。剛辦團練時,由各處調來省城的綠營兵,也有數千之眾。按照往例,一省的軍事最高長官是提督,訓練綠營兵本是提督的職責。湖南提督鮑起豹無能,這幾千綠營兵乃一並歸曾國藩所提拔的中軍參將塔齊布統一訓練。湘勇與綠營,共同操練。
曾國藩對於訓練,要求頗為嚴格,風雨烈日,操練不休。這對於來自田間的鄉勇而言,並不以為太苦,但對於平日隻知喝酒、賭錢、抽鴉片的綠營兵而言,便無異是一種“酷刑”了。先是副將德清,拒不到操,根本沒有把曾國藩和塔齊布放在眼裏。接著提督鮑起豹也和德清聯合起來,與塔齊布為難尋釁。公然對士兵宣稱:“大熱天還要出操,這不是存心跟將士們過不去嗎?”於是綠營兵大恨曾、塔等人。
長沙城內,同時駐紮著兩種部隊,綠營兵與湘勇,綠營因戰鬥力差,頗受勇丁輕視,而勇丁的月餉,高出綠營兵二三倍之多,綠營兵也嫉憤交集。因此兵與勇時生摩擦。鮑起豹等人又從中挑撥,雙方愈來愈情同水火,漸至常生械鬥。
曾國藩起初本著“息事寧人”的態度,隻將參與械鬥的勇丁加以棍責,嚴行約束;綠營兵則置之不問。誰知這一來,正合了曾國藩的兩句話:“君子愈讓,小人愈妄。”綠營氣焰更盛,益發耀武揚威,公然淩辱勇丁了。曾國藩不得已而谘請鮑起豹按軍法整飭,鮑置之不理。綠營兵於是膽子更壯了。
鹹豐三年(1853)八月初六日,綠營軍居然整齊隊伍,帶著兵器,鳴號擊鼓,包圍了參將府,要殺塔齊布。嚇得塔齊布躲在菜園旁邊的草叢裏,沒有被找到,才逃過一命。綠營兵找不到塔齊布,放火把參將府燒了,又一窩蜂擁到團練大臣曾國藩的官邸,照樣團團圍住,揚言要殺曾國藩。幸而他的臨時行館設在緊靠巡撫衙門的射圃中,見事已急,乃親自去叩巡撫駱秉章的偏門,駱出來喝止。綠營兵才悻悻作鳥獸散。然而他所統率的湘勇,日子卻更難過了,進出城門的盤查斥罵,街頭的公然侮辱,甚至拳打腳踢,都是常事。有人勸曾國藩據實參奏鮑起豹等人,而曾國藩剛於不久前參革了副將清德,這時不便再動劾章,於是托言:“做臣子的,不能為國家平亂,反以瑣屑小事,使君父煩心,實在慚愧得很。”即日將所部湘勇分別遣駐外縣,自己的司令部也移駐於衡州。這就是曾國藩生平常說的“打脫牙,和血吞”的委曲求全處世之道。
曾國藩在與太平軍鬥爭的過程中,他的最大困難,不是敵手的強大,而是清朝本身在政治、軍事與財政各方麵,存在著太多的矛盾和弱點。不能形成強大的力量,與太平軍作戰。其次就是湘軍本身缺少戰鬥經驗,難當大敵。因此在以後的六七年中,曾國藩雖然為自己建立了一點聲望,而來自各方麵的挫辱和打擊,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
鹹豐四年(1854),曾國藩初次出師湖北,行到嶽州,猝遇大風,沉沒船隻數十號,勇夫落水淹死的也不少,軍中士氣頗受打擊。陸師王鑫一軍,行至羊樓峒,與太平軍遭遇,大敗而回。曾國藩此時又以上年在衡州時,奏請以楊健入祀鄉賢祠一案,部議革職,奉旨改為降二級調用。
曾國藩“任勞任怨”,為清廷賣命,結果為了一點小事,竟遭到如此嚴厲的處分,其內心的沉痛,是可想而知的。所以當四月初二日親率水師於靖港出戰太平軍,遭受挫敗時,他預料清廷必將科以重罪。展望前途,大局已毫無希望。於是縱身投水,想以一死超脫自己。然而連續兩次,都被左右救起。幸得陸師塔齊布大破太平軍於湘潭,殲斬達數千人。得此捷報,曾國藩才打消死念,重新振作精神,部署再戰。
此後湘軍作戰頗有進展,聲譽日起,而清廷為了抑製漢人,卻還不時蹈瑕抵隙,找點小毛病來挑剔責難一番。例如,八月間曾國藩軍克複武昌,有旨授湖北巡撫,曾國藩上折固辭。這本是他謙退的表現。清廷卻惱羞成怒,降旨準辭巡撫而責其折中不具巡撫官銜,有“違旨”之罪,著嚴行申飭。令人覺得荒謬可笑。
鹹豐十一年(1861)八月,曾國荃攻下安慶,長江千裏,已全歸湘軍掌握。曾國藩分兵三路,直指江浙地區,準備給日漸衰微的太平軍最後致命一擊。可是曾國藩所遭遇的困難,仍是紛至遝來。先是最能與他合作無間的湖北巡撫胡林翼積勞病死,使曾國藩失去一個最有力的夥伴,未免平添後顧之憂。曾國藩為之徹夜不眠。而三路東向的大軍,隻有曾國荃一軍,因為是親弟弟,始終聽命於他。其餘李鴻章與左宗棠兩路,都時時表現不合作的態度,使曾國藩傷透腦筋。
李鴻章與曾國藩有師生之分,李之組成淮軍,完全秉承曾國藩的指示,初期淮軍的營製營規,全部仿照湘軍。曾國藩並且調撥部分湘軍官兵,交與李鴻章統帶,以助成軍。李鴻章可說是由曾國藩一手培植起家的。然而到了上海之後,李鴻章稍能立腳,便想脫離曾國藩的約束,自立門戶了。曾國藩遣他招募淮勇赴援上海,主要目的之一,是讓他掌握上海豐富的稅收,支持湘軍的餉糧。不料,李鴻章從同治二年(1863)起,對於曾國藩兄弟的索餉要求,便常藉口種種困難而大打折扣,彼此鬧得很不愉快。
最使曾國藩傷心的,是李鴻章借調湘軍水師黃翼升部至下遊協同作戰,頗具戰績。曾國藩想抽調回來助曾國荃攻打金陵,屢次征調,李鴻章都堅留不放,曾國藩深表不滿。李鴻章竟寫信恐嚇他的老師:“您要是再堅持調黃軍回去,將來您一定會後悔的。大局一壞,到時候隻怕老師會像李斯一樣,難免有‘東門黃犬’之歎了。”曾國藩接到這封信,氣得臉色大變,立即親自起稿,具折參辦李鴻章。幸而李於這時克複蘇州省城,立下大功,曾國藩才被迫毀去參稿,也避免了師生的公開決裂。
左宗棠也是曾國藩一手提拔起來的。幾年前,左在湖南遭人控告,幾乎被判重罪,曾國藩曾出大力營救,案件化解之後,曾國藩又將左羅致軍中,讓他擔任重要工作,隨即命左宗棠統軍獨當一麵,對太平軍作戰。
及左宗棠到了浙江,立下戰功之後,漸漸地也和曾國藩大唱反調了。同治三年(1864),竟公然與曾國藩絕交,從此終身不相往來。甚至常常當著賓客僚屬的麵,謾罵曾國藩,使聽話的人都感到受不了。另一個由他培植起來的江西巡撫沈葆楨,則為了與曾國藩爭奪江西的厘金,也翻臉成仇,奏章彈劾,幾乎使曾國藩下不了台。
曾國荃圍攻金陵的軍隊,雖不發生不聽指揮的問題,然而屯兵城下日久,帥老兵疲,軍餉不繼,軍心士氣日漸渙散,也使曾國藩憂心忡忡,日夜焦灼。同治二三年間,金陵城外的湘軍,因為糧餉缺乏,每天喝稀飯度日,幾個月不發餉,更是常事。曾國荃對那些家鄉子弟兵,漸感難以約束。他們甚至發生把營官捆綁起來,勒發欠餉的暴行。至於搶掠平民、奸淫婦女的事,也層出不窮。曾國荃拿不出糧餉來解決問題,自感無顏以對部屬,隻好置之不問。心中焦慮,漸漸憂急成病。消息傳到安慶,曾國藩一麵擔心弟弟的病體,不能支持,軍紀敗壞的圍城湘軍,隨時有叛變崩潰的可能;一麵還要承受來自清廷的猜疑、言官的謗劾、僚屬的離心等等打擊。當時湘軍的缺餉,不僅限於金陵的曾國荃軍,其餘各部也很嚴重。大營所設山內糧台,竟遭駐守附近的兩營湘軍自行搶劫一空。曾國藩身體素來孱弱,至此鬱氣中結,舊疾新病,一齊並發,飯後嘔吐、牙痛、頭腦暈眩、手腳抽筋,痛不可忍,至於不能工作,迫不得已隻好奏請給假調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