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大成是為了名利,但光為了名利而通向大成是錯誤的。曾國藩在名利觀上頭腦很清楚:讓名利自己到來!讓通向大成的日子在努力的過程中飄然而至。
就自律的內容來說,在曾國藩的自律中,力戒名利和俗見是一個重要方麵。
對曾國藩而言,名心太切和俗見太重,大概是他最大的缺點了,它不僅損害了他的人生境界,而且也嚴重地損害了他的軀體。
他在1870年3月的一篇日記中寫道:
近年焦慮過多,無一日遊於坦蕩之天,總由於名心太切,俗見太重二端。名心切,故於學問無成,德行未立,不勝其愧(慚愧)餒(氣餒)。俗見重,故於家人之疾病、子孫及兄弟子孫之有無強弱賢否,不勝其縈繞,更是憂慚,局促如蠶自縛。
這是曾國藩臨死前一年寫下的文字,實際上是他對自己一生經驗的總結。名心切,這對一個中國文人差不多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從小他們就受到這樣的教誨:“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而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為天下的最大恥辱。我們不能容忍一個人去為盜為匪,為娼為妓,但我們能接受並欣賞一個人成功成名,立德立言。我們隻知道為盜為娼的危害,但不知道成功成名的危害。
名心切的人,必然俗見重。名心的表現形態是多種多樣的,如成功、成名、成人、成才、成績、成就、成仁、成禮、成全、成事、成家、成熟,等等等等,正是這樣一種廣泛的、普遍的心理願望,使人們對任何事情都有這樣的一種心理期待,事事周全,樣樣完滿,件件順遂,這就是俗見。自然,就對疾病的有無,子孫賢良與否也格外看重。沒有得到就希望得到,得到了又害怕失去;自己得到了,害怕子孫失去,子孫沒有得到又希望他們得到。人一天到晚就處於這樣的患得患失之中,何處是個盡頭呢?
人在達到一定境界,取得一定成功時,如何對待得失功過就顯得十分重要。曾國藩信奉“得意不可再往”,“美事不可一人占盡”等信條,並用於處理居高位、有大功之後遇到的各種繁難之事。
早在金陵即將攻克、大功即將告成之時,曾國藩就開導弟弟曾國荃,有功不可居。他在同治二年(1863)正月二十三日信中說:攻克金陵城的事大有希望,實慰我們兄弟之懷。這都是聖朝的福運,絕對不是我們這些做臣子的能夠通過自己的力量達到的。不僅僅是我這個沒有親臨前線的人不敢有一絲一毫的矜功誇張的念頭,就是弟弟你備嚐艱苦,也必須知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功勞成績在於臣子、福運洪祚卻在於國家的道理。時時刻刻保存著一旦擁有天下而不參與的思想,保存著一旦擁有盛大的名聲而感到難以做到名符其實的思想。在計謀方寸之間蘊蓄考慮得深刻周到,那麽僥幸地攻克以後,自然會有一種謙虛的光輝出現在你的麵前並且輝映著你的今後。但金陵城久圍不下,京師內外議論紛紛,曾國藩惟恐發生意外。
同治三年(1864)五月,在決定讓李鴻章會攻後,他又給弟弟寫信說:
十二日那天接到弟弟勸紀鴻去參加鄉試的信,字體秀拔剛勁而且有一股和靜之氣,知道弟弟生病的身體已經大好了。因此我回一封信,與李鴻章商量請他來一起圍剿金陵。十四日由於接到初八那天寄來的聖上諭旨,因此又給李鴻章寫了一個谘文和一封信寄去,商量請他來金陵會剿的事情。隨即又把給李鴻章的谘文和信送到弟弟那裏,料想你已收到。晚上我又仔細思考,李鴻章來幫助攻剿金陵,好處很多,不好的地方隻不過被李鴻章分占了一個美名罷了。後來論述這件事的人就會說:胡林翼克複了湖北省,李續賓克複了九江城,沅甫你攻克了安慶城,李鴻章攻克了蘇州,左宗棠攻克了杭州城,金陵城卻是曾國荃與李鴻章二人攻克罷了。這也不是壞的名聲。有什麽理由要一定完全由你一個人攻克金陵然後方留下美名呢?一個人又有什麽必要占居天下第一個美名?如果弟弟一定不肯求助他人,那麽拖延的時間太久了,你的肝火就更加旺,你的脾髒就更加衰弱,就一定變成內傷。我們兄弟兩人都將後悔。倒不如現在來得及決定好計劃,不留下什麽痕跡。希望弟弟把我給李鴻章的谘文和信遞給他,你自己也寫一封信。等到弟弟你的回信到達我這裏以後,我就與弟弟聯名再向朝廷呈奏。
但曾國荃卻不這樣想,他舍棄了身家性命,他搭上了湘軍老底,他冒死冒險已經三年有餘了,這三年哪有一天在平安中度過?現在該摘果實了,卻讓他人一起來摘,他咽不下這口氣。因此,曾國藩連去二封信,他就是不回信。曾國藩太了解弟弟了。六月初,他又去信一封,還是勸弟“有天下而不居”:
你是一個倔強性格的人,正值長久勞累憂鬱之後,一旦見到親人,大哭一場,大鬧一場,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這是因為哭也好,鬧也好,都是可以發泄胸中的積鬱,都是可以暗暗地調理好肝病的。我到金陵的日期,比李鴻章到金陵的日期早四五天,這才是妥善的。到時候希望弟弟先寄一封信給我。千萬!寄來的聖上諭旨雖然催促迅速攻克金陵,但是沒有什麽苛刻責備的話語,不過是普通的就事論事罷了,你不必看得過重。這次諭旨的催促之詞,與以前催促向榮、和春的話比較起來,倒鬆動靈活多了。諭旨中也並沒有什麽指摘的話。你少見多怪,難以經受風浪。乾隆、嘉慶年間的督撫秘訣,另外抄寫。
曾國荃對清廷的催促也不甚滿意,因此曾國藩寫信勸導。信中所說乾嘉督撫的秘訣,查曾國藩的有關著述不見記載,但極可能是有“不出頭、不出名”之意。因為如梁啟超所說:清代是個沒有名臣的時代。為什麽?還不是皇帝自雄、英明,大臣稍有作為就會有危險,甚至被抄家。當時有“宰肥鴨”之說。說的是乾隆厚養地方督撫大員,等到養得很肥,貪得很多,就抄家問斬,由於財產充公,並不上繳國庫,而進入內府,所以受益者自然是皇帝了。可以說,督撫得貪婪之名,而皇帝得有財之實。所以當時的督撫都畏懼凜凜,用曾國藩同時代的著名散文大師梅曾亮的話說:“殿陛若咫尺,督撫畏懼凜凜,頌聖惟恐不周。”所謂“秘訣”,無非是自我保護之道而已。
但曾國荃攻下天京後,很快又從官場中退出,他無論如何也想不通,曾國藩再次拿出“有天下而不居”的信條勸導這位倔強的弟弟:
你的肝氣不能平伏下來,深為可慮。為了什麽原因,一定要鬱鬱寡歡?自古有大勳勞的人,不過本身得到一個爵位罷了。你卻自己本身得到一個爵位,而且贈送給為兄一個爵位,弟弟贈送給我的這個禮物,別人或許忽略了而沒有察覺到,你或許謙遜而不以此居功,可是我卻深深地知道。剛才已經詳細告訴我的妻兒知道這件事,將來一定遍告家人和族人,讓他們也全部知道個中緣委。我的弟弟你對於國家大事或者家中之事,可以說是有誌必成,有謀必就,為什麽還鬱鬱寡歡?千萬自己保重啊。
由於曾國藩不厭其煩地向他的弟弟灌輸“有天下而不居”的思想,曾國荃回鄉後也真的“養晦”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