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叢考——李廣柏自選集

第十八章 亦真亦奇 寫實寫意

　　近代研究《紅樓夢》的學者，大都強調《紅樓夢》的“逼真”與“寫實”的特色。如俞平伯先生在他的《紅樓夢辨》中說：“《紅樓夢》作者底惟一手段是寫生”，“書中人沒有一個不適如其分際，沒有一個過火的”，“都是極平凡的”、“逼近真情”的。俞平伯說的“寫生”即“寫實”的意思。他還指出，“寫實貌易而實難”，“從這手段做成的作品所留下的印象感想，亦較為明活深切，即是在文學上的價值亦較高”。魯迅早年講授“中國小說史”時，對《紅樓夢》藝術特色所作的評述，同俞平伯的見解大略相似。魯迅說：至於說到《紅樓夢》的價值，可是在中國底小說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點在敢於如實描寫，並無諱飾，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纏綿，倒是還在其次的事。俞平伯和魯迅的這些意見發表在60多年以前，是最早從現實主義美學角度對《紅樓夢》進行的分析。今天看起來，仍然是比較中肯的。特別是魯迅，將《紅樓夢》放在中國小說的曆史長河中觀察、比較，闡述它在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對後來的紅學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

　　《紅樓夢》以前的長篇章回小說，大多為曆史演義、英雄傳奇和神怪小說。它們直接繼承宋元話本的題材和藝術方法，所寫人物主要是帶有傳奇性的帝王將相、英雄豪傑，或現實世界不曾有的神魔鬼怪，同“真的人物”總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差距。如著名的《三國誌演義》，就把某些曆史人物寫成非凡的超人，或淨化為某種觀念、品德的化身。“寫好的人，簡直一點壞處都沒有；而寫不好的人，又是一點好處都沒有。往往成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雖然其主要人物也有一定的性格特征；但人物的感情世界和豐富、獨特的個性未能得到應有的揭示。《水滸傳》的人物描寫，成就在《三國誌演義》之上。一些重要人物（林衝、魯智深、李逵、武鬆等）有比較鮮明的個性特征，甚至思想、氣質和經曆相近的人物也能顯出個性的差異。然而。《水滸傳》的人物更帶有傳奇和誇飾的色彩，英雄們大都渲染得具有某種“神力”和超凡的氣概，不免有些“失真”，而且性格和感情世界也顯得比較單調。明代中葉問世的《西遊記》，以神奇幻想的藝術境界和各色神魔形象，贏得廣大讀者尤其是少年讀者的喜愛；由於它的非現實性和浪漫主義方法，在人物塑造上自然是愈加超塵拔俗了。明代中葉以後，大量湧現的稗官野史，“不下數百千種”，其中仿效《三國誌演義》、《水滸傳》和《西遊記》寫法的甚多，而藝術成就又遠為遜色。這些作品一般都忽視人物性格的刻畫，有的甚至胡牽亂扯，雕空鑿影，不近情理之至。

　　《紅樓夢》直接取材於現實生活，脫去稗官野史的那種怪異色彩。“離合悲歡，興衰際遇”，皆“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其中大旨談情，亦不過實錄其事”。它對於人物和生活場景的描寫，或簡淡明快如水彩，或五色繽紛似油畫，均富於栩栩如生的實在感。稍有藝術感受力的人，閱讀這部小說，總是讀著讀著就像進入“真”的境界，產生一種真人真事的幻覺。過去不少讀者和研究者，熱心尋找大觀園遺址，或一一坐實書中的人物，或搜集林黛玉佚詩……很難責備這些人迂闊多事，隻因為《紅樓夢》寫得太逼真了，以至令人忘記那是經過作家提煉、加工、虛構而創造的藝術的真實。

　　世界文學的曆史告訴我們，現實主義小說的基本特點是注重描寫現實生活中的人，注重描寫真正的人性和人情。曹雪芹致力於寫“真的人物”，同西方現實主義文學不謀而合。《紅樓夢》裏麵，除了特意設計的癩頭和尚、跛足道人、警幻仙姑之類形象外，都是廣大讀者不陌生的人世間“真”的人。當然，所謂“真”的，並不意味著是實際生活中的真人。這個“真”是美學意義的“真”，即指依照現實世界人的“事體情理”創造的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意誌、有個性的人物形象。這個“真”，是與那種不食人間煙火的超人及神怪相對而言，也是與那種僅僅體現某些原則的概念化形象相對而言。

　　“每個人都是一個整體，本身就是一個世界”。曹雪芹像世界上許多著名的現實主義大師一樣，充分注意到人的性格的豐富內涵和各個人的獨特性，注意到性格的內在邏輯。在他的筆下，重要人物的性格和內心世界得到了應有的多方麵展示，各個人物都按照自己的特性、自己的方式言談與行動，從而成為真實可信的藝術典型。庚辰本第四十三回有一條批語，說書中的人物描寫做到了“人各有當”，就是講這種現實主義特點。

　　小說女主人公林黛玉，從容貌到精神都很美，但卻不是一個按至善至美的標準炮製出來的樣板。她不拘於封建禮法，熱望獲得真摯的愛情，同情、支持寶玉的異端言行；同時，她又有著貴族小姐的軟弱性和個人心理氣質上的弱點，如多愁，多疑，不會體諒別人，尤其對下人和窮人的苦處不大理解。林黛玉的獨特性格完全合乎她這個身世、思想與眾不同的小姐的“事體情理”。

　　王熙鳳是個惡人，有“女曹操”之稱。從參與政治、軍事鬥爭的經曆上說，王熙鳳當然不能與曹操相比；但作為藝術典型，王熙鳳比《三國誌演義》裏的曹操，更具有人的活力，性格與感情世界要豐富得多。她在追求金錢、維護權勢的時候，心狠手辣，幾乎有一種以折磨他人為快的變態心理，這是令人憎惡的；而她的心機、才幹和伶俐口齒，又叫人會情不自禁地表示佩服。在日益腐敗的賈府，王熙鳳不愧是一個“女強人”，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都抵不過她。她的詼詣風趣，主要是為了討好老太太，卻也不盡然。那次她開林黛玉的玩笑：“既吃了我們家的茶，怎麽還不給我們家作媳婦？”就沒有取悅於人的用意，而且客觀上還會對寶黛愛情的發展起點促進作用。王熙鳳在榮國府威重令行，深得老祖宗的寵愛，自然是很得意的；實際上她有許多不如意，家事日益繁難，身體一天天難以支持，與婆婆邢夫人的隔閡越來越深，使她漸漸心情沮喪，無可奈何。她遇上賈璉那麽個不安分的紈絝，“潑醋”實為必然會有的心理反應；盡管她的嫉恨發展為奸惡，做出了害死尤二姐那種喪天良的事，但她婚姻上的不幸，也是可悲的。王熙鳳同樣屬於“薄命司”的人物。

　　即使道學氣很重的薛寶釵和賈政，也不是“理”的簡單圖解，而是“如實描寫”的有生命、有個性的人物，隻不過他們的性格、感情、心理有他們的獨特形態罷了。寶釵原來“也是個淘氣的”，“怕看正經書”，也曾偷著看《西廂記》、《元人百種曲》；後來在家長的嚴厲管教和封建禮教的熏陶下，本性逐漸扭曲，才成為“守禮”的端莊穩重的女子，才自覺地使言談舉止合乎封建倫理道德。但她在日常生活中並沒有完全喪失一個少女的情愫，某些場合她也下意識地流露出對寶玉的愛慕之心，“群芳開夜宴”時她也頗有些忘形。

　　賈政古板、迂腐，看不慣寶玉的異端行為，見麵就是訓斥，甚至大加撻笞，往死裏打。好像他毫無愛子之心，其實不然。賈政有他的道理和他的愛法。“為的是光宗耀祖”，是他的本心；“恨鐵不成鋼”，是他動怒的原因。所以打過之後，看到確實打重了，又見王夫人“兒”一聲“肉”一聲地哭泣，也“自悔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這就如蘇軾說的，“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可憐天下父母心，都是如此！賈政曾教訓寶玉“把‘四書’一氣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可他聽說寶玉會吟詩對對，“有些歪才情”，內心也有幾分高興。第一次遊大觀園時便把寶玉帶在身邊，使寶玉得以大展其才。別看賈政口裏罵寶玉“輕薄”、“無知”、“管窺蠡測”，實際上他也明白寶玉所題匾聯比眾清客的強多了，那“點頭”、“拈髯”之間流露出稱心愜意的神色。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賈政任學政幾年以後，回家來“名利大灰”，看到寶玉頗能作詩，覺得“也還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遂也不強以舉業逼他了”。《紅樓夢》的作者寫了賈政的信仰，也寫出了賈政作為一個父親的真實感情，以及思想性格隨著境遇的改變而發生的變化。

　　《紅樓夢》的人物真是千姿百態，秉性各異，即使年齡、氣質和生活方式各方麵都很相近的人物，也絕無性格雷同的現象。如晴雯和鴛鴦都是丫頭，都是書中有反抗性的女奴。但鴛鴦善於在主子中間周旋，在主子眼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鴛鴦平時看透了詩禮簪纓掩蓋下的汙濁，卻不露聲色，遇到危難時，善於保衛自己，反抗行動計慮周全。因此，她以一個毫無人身自由的女奴，竟能逃過大老爺賈赦的魔掌。晴雯容貌美麗，風流靈巧，為鴛鴦所不及；性情剛烈，直率，可欽可佩；但脾氣暴躁，感情外露，任性，心理沒有算計，結果“苣蘭竟被芟鈕”。平兒與襲人，都是亦婢亦妾的身份，性情都溫順和平，對主子都忠心耿耿，而兩個形象絲毫不發生混淆。平兒模樣兒俊俏，心地善良；襲人外貌老買，笨笨的，卻有令人難測的機心。林黛玉和妙玉都孤高自許，但林黛玉絕無妙玉那種矜持、潔癖。寶釵和湘雲都勸說寶玉學習仕途經濟；而湘雲天真單純，寶釵頭腦深沉。寶釵協助探春料理家務，雖然兩人都很精細，但一個威嚴潑辣，一個和善而有心計。書中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是活生生的，獨特的。

　　金聖歎說：“《水滸》所敘，敘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實際上，《水滸傳》沒有達到這個地步。《紅樓夢》裏麵的幾百個人物，倒幾乎是“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就是偶現、稍縱即逝的角色，如卜世人、傻大姐、葫蘆僧、倪二等，也給讀者留下難忘的印象。

　　《紅樓夢》這種“逼真”、“寫實”的成就，在中國小說史，一卜。是無與倫比的，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罕見的。和列夫·托爾斯泰同時代的一位俄國批評家曾經說，“任何一部藝術作品的最高成就卻足描繪個人，描繪單個的人物與性格”，“托爾斯泰登峰造極地秉賦著一位偉大藝術家所具有的最根本的、而且是唯一根本的品質——善於塑造生動的事物和栩栩如生的人物的才能”。曹雪芹也是這樣一位偉大藝術家。雖然曹雪芹隻留下一部小說，而且是一部尚未完稿的小說，但他逼真地描寫生活和塑造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的本領及成就，卻毫不遜色於西方第一流現實豐義小說家。

　　《紅樓夢》是以“真”和“寫實”見長的，但我覺得，僅僅以“真”和“寫實”來概括《紅樓夢》的藝術特色似乎還不夠。“真”和“寫實”隻是曹雪芹美學思想和《紅樓夢》藝術成就的一個方麵。

　　我國古代的長篇小說，在明代萬曆年間就出現了《金瓶梅》那樣的“如實描寫”、“逼近真情”的作品。《金瓶梅》完全取材於現實生活，不加粉飾地、直率地寫出了當時的世態人情和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長篇小說的創作中已經開了新的風氣。可惜它的作者缺乏明確的愛憎和嚴肅的批判態度，又不善於提煉素材，信筆寫去，盡是黑暗與汙濁；特別是大量的色情描寫，根本不具備審美的價值。《金瓶梅》在追求真實性的努力中陷入誤區，可以說是我國古代小說藝術前進中出現的曲折。

　　《金瓶梅》之後產生的《醒世姻緣傳》等世情小說，摒棄了《金瓶梅》那樣的色情描寫，又堅持“寫實”，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畫和心理活動的分析，顯示出小說藝術的進步。但它們的描寫仍比較粗糙，而且往往按照忠孝節義和因果報應的觀念扭曲自己筆下的人物形象，或過分采用誇張、荒誕的筆法，這又有悖於“寫實”的精神。

　　《金瓶梅》及其以後的世情小說，無疑給《紅樓夢》的作者提供了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曹雪芹看到它們“寫實”的長處，也看到它們的嚴重不足。他除了堅持“寫實”，使“寫實”更加成熟完美以外，藝術上還有其他的追求，還有更高的追求。

　　《紅樓夢》如實寫出貴族世家的腐朽沒落，以及吏治的黑暗，時俗風尚的澆薄，反映了“康乾盛世”的社會弊病與危機。同時，曹雪芹又帶著深摯熱烈的感情，執拗地讚頌上層社會具有叛逆傾向的青年，讚頌性情剛烈、有棱角的女子，讚頌富於才情、見識卓異的少女；無限惋惜、悲悼他們的不幸。曹雪芹把他心愛的青年人（主要是女子）集中在大觀園，他的理想、憧憬、誌趣也寄托在大觀園。曹雪芹調動一切藝術手段，渲染那些青年形象的美，賦予他們以風韻靈秀、奇情異彩。

　　赤瑕宮神瑛侍者下世為人，絳珠仙草下凡還淚，並“勾出多少風流冤家來，陪他們去了結此案”。這個神話滲透全書，像是給大觀園兒女點染的靈光，使他們一個個帶上超逸絕俗的情昧。

　　寶玉出生時口裏含有晶瑩的美玉，真亙古未聞之奇事。他頑劣異常，卻內心聰慧，秀色奪人。詩詞歌賦，信手成篇。小小年紀，即對現實人生有著深入的觀察與思考，常常發表驚世駭俗之論。林黛玉風流嫋娜，才思敏捷，既有感傷詩人的氣質，又有非同凡俗的豔骨和傲骨。她孤峭峻潔，落落寡合，不逢迎上人，不籠絡下人，心靈如水晶般純淨。在她身上蘊含著詩情與人品之美，不是世俗所稱道的那種“賢妻良母”式的美。現在人們常說，一個人的心理都是雙重的積澱，即曆史的積澱和個人經驗的積澱。寶玉和黛玉的形象既具有追求人性解放的新意識的閃光，又體現了我們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而且兩者水乳交融地結合在一起。

　　史湘雲沒有林黛玉那種抗世嫉俗的異端思想。湘雲似乎安於世俗的安排，還規勸寶玉關心仕途，結交官宦，以至引起寶玉的反感。但她毫無道學夫子的氣味，在才氣、學問、美貌方麵足以與林黛玉相比肩；而胸襟之開闊，性情之豪放、爽快，又遠遠為黛玉所不及。她喜歡打扮成小子的樣兒，還在大觀園大嚼鹿肉，開懷飲酒，自稱“真名士”；同時，又是錦心繡口，不乏詩人的風韻和少女的嫵媚。那次為慶賀寶玉等人的生日，等不得大家坐好，她便揎拳捋袖，幺、二、三地亂叫。喝醉了酣睡在山石僻處青石板上，四麵芍藥花飛了一身，蜂蝶鬧穰穰的圍著她，她口裏仍在唧唧嘟嘟地念灑令：“泉香而酒冽，玉碗盛來琥珀光……”這是著名的“醉眠芍藥捆”，最典型地表現了湘雲嬌憨嫵媚、倜儻不羈的情態。

　　賈探春在作詩填詞方麵不如黛玉、寶釵和湘雲，而處理世務的才幹遠在諸釵之上。她不滿足於那個社會給女孩子定的“隻該做些針黹紡織”的規矩，很想出去“立一番事業”。在鳳姐病倒，家事煩難無人料理時，探春受命理家，興利除弊，精明剛毅，“英斷有丈夫風”。她不因庶出而自卑，不因女性而示弱，總是自重自尊；猶如玫瑰花，既紅香可愛，又有刺。抄檢大觀園時，她滿臉怒氣，秉燭開門而待，鳳姐見此情狀也失去向日的機靈潑辣，唯唯賠笑。隻有王善保家的偏不相信“一個姑娘家就這樣起來，況且又是庶出”，竟然嬉皮笑臉地當眾拉起她的衣襟，故意一掀。當王善保家的還沒有來得及收回自己的手，就聽到“拍”的一聲，臉上早著了一掌。這一巴掌是為了維護少女的尊嚴而對邪惡勢力的反擊，“足寒小人之膽，而為群豔幹城”。有些評論者認為，探春企圖挽救賈府的敗落，違背曆史的潮流，是個“反麵角色”。這種說法顯然不符合曆史的實際和廣大讀者的藝術感受。任何時代，腐敗墮落都是曆史的“反麵行動”，是破壞社會經濟文化、阻礙曆史進步的因素。探春洞悉貴族家庭的沉屙痼疾，對“宿弊”加以整頓治理，雖然隻是“小才微善”，不能同封建社會後期那些著名的整頓朝綱、革除弊政的政治家相比擬，但也是值得稱道的。“才自精明誌自高”的探春，稱得上是個有作為的人物，隻可惜封建製度和不可救藥的家庭限製了她，毀滅了她。

　　就是穩重端莊、謹守封建閨教的薛寶釵，雖然沾染上“祿蠹”之氣，令人惋惜，卻並不麵目可憎。寶釵容貌姣美，詩才與黛玉、湘雲在伯仲之間，學識之淵博更超出眾人，又通情達理，待人厚道，不以富貴驕人，不以權勢壓人。薛蟠挨了柳湘蓮的打，薛姨媽氣得要去告訴王夫人，遣人捉拿柳湘蓮。這當然是仗勢欺人，寶釵連忙勸她媽：“這不是什麽大事。如今媽先當件大事告訴眾人，倒顯得媽偏心溺愛，縱容他生事招人，今兒偶然吃了一次虧，媽就這樣興師動眾，倚著親戚之勢欺壓常人。”薛姨媽聽後心平氣和了，沒有鬧得不可收拾。人們常說，薛寶釵“會做人”。寶釵的“會做人”，除了有時候是討好在上的人以外，也表現出她待人厚道的一麵。寶釵對苦命的香菱一直是比較愛護的，對史湘雲、邢岫煙的苦處能夠關心體貼，盡力幫助。任何讀者讀到這些描寫，如果不抱偏見的話，都不會懷疑寶釵的真誠。毫無疑問寶釵仍然是閨閣中的佼佼者。

　　“檻外人”妙玉是大觀園的一位特殊人物。寶玉的《訪妙玉乞紅梅》一詩，將妙玉喻為嫦娥。妙玉確乎像嫦娥那樣孤寂，又像嫦娥那樣皎潔。情趣高雅，作詩運筆如流；心性高傲，睥睨權勢，“有天子不臣、諸侯不友之概”。她偶爾也揭開冷峻的麵紗，對異性（寶玉）作脈脈含情的表示，從而露出那純真的本性和少女的芳華，這使人想起李商隱的著名詩句：“常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晴雯是“身為下賤”的女奴。當怡紅院的某些丫頭正變盡方法籠絡小主人的時候，她竟時時頂撞主子，在主子麵前任性使氣。對那些想往高枝上爬的，對那些得到主子一點好處便沾沾自喜的，她打心眼裏表示鄙視，不斷予以嘲諷。當迫害加到自己頭上的時候，她寧可玉碎花殘，也絕不俯首帖耳，表示馴服。死後訛傳作了芙蓉花神，寶玉特意為她寫了一篇感人肺腑的誄文，讚揚她“其為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其為性則冰雪不足喻其潔，其為神則星日不足喻其精，其為貌則花月不足喻其色”。又說：“高標見嫉，閨幃恨比長沙；直烈遭危，巾幗慘於羽野。”這就將晴雯的形象升華到冰清玉潔、高尚完美的境界，並與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聯係起來。

　　大觀園女兒中身世最為辛酸的大概是香菱。五歲落到拐子手裏，過了七、八年“打怕了的”生活，又轉賣給齷齪不堪、天下第一個弄性尚氣的呆霸王薛蟠，一直在戰戰兢兢中掙紮。而當她一旦得到機會進入大觀園這個詩國的時候，我們民族的優秀文化便在她眼前展開一個新的奇異世界，她的才情和靈性迅即被喚醒了，很快探索到“詩的三昧”。她開始用自己的語言發表對詩的見解：“據我看來，詩的好處，有口裏說不出來的意思，想去卻是逼真的；有似乎無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這不就是講詩的“妙悟”、“神韻”和“意境”嗎！雖然香菱不可能用我們今天文藝學的語言表達出來，但已經接觸到詩歌的美學特點。不僅如此，她還結合自己親身的感受，理解古詩的名句。讀到王維的“渡頭餘落日，墟裏上孤煙”，那年上。京途中泊船所見的情景立即浮現在她眼前，即在審美上進行了再創造。這正是一個文學愛好者所應有的敏銳的藝術感受能力！由於她藝術上的苦苦追求，精血誠聚，終於寫出“新巧有意趣”的詠月詩，成為林、薛諸人的詩友。這個“平生遭際實堪傷”的女子，身上同樣蘊藏著詩情和藝術創造力，可惜被殘酷的封建社會所摧殘。

　　如果說大觀園兒女的形象猶如絢爛的人物畫廊的話，當我們瀏覽了這畫廊之後，似乎可以這樣說：《紅樓夢》的人物形象，既是“真的人物”，又不完全是世俗的真人。作者對他心愛的青年男女～總是在真實性的基礎上，盡力予以詩化、美化、理想化，賦予他們以詩意美、才情美和人品美，並適當帶上神話色彩的點綴，從而創造出栩栩如生、亦真亦奇的富有特殊魅力的藝術形象。當然，這些卓爾不群的形象，同諸葛亮、武鬆、魯智深、孫悟空、哪吒等傳奇性的或幻想的人物大異其趣。大觀園兒女別有一種奇異的豐采。

　　三

　　紅學研究者常用“渾然一體”來形容《紅樓夢》嚴密和諧的藝術結構，這當然是恰當的。不過，正像世界卜。任何係統都具有可分性一樣，《紅樓夢》的藝術結構作為一個人工係統，從時間流程上看，有其階段性，可分成若幹段落；如果從空間層次上審視，《紅樓夢》的藝術結構又約有三個層次。《紅樓夢》藝術結構的三個層次的描寫，都以一定的方式連貫起來，而寫法也是不大一樣的。

　　第一個層次，是賈府以外“上至朝廷，下及草野”的社會，借助與賈府的各種聯係（如賈雨村的行跡、宮廷的行為等）而展開筆墨。作者多采用敘述或間接介紹的方法，很少作正麵的描寫：即使正麵進行描寫的，如“葫蘆僧亂判葫蘆案”，也比較簡略，甚至帶有漫畫色調。曹雪芹生活在內務府旗人的家庭，生活圈子和生活經驗有一定的限製，他對吏治民情和官場黑暗的描寫自然不能像寫貴族家庭生活那麽樣真切生動。

　　第二個層次，是賈府淫奢衰敗景象，其種種描寫大抵以王熙鳳的活動相串聯。這個層次作者主要采用寫實手法，刻畫得細膩逼真。這同《金瓶梅》以後的寫實小說的筆法有一脈相承之處。脂本批語幾次提到《紅樓夢》與《金瓶梅》的關係，認為《紅樓夢》“深得《金瓶》壹奧”，指的就是這種寫實手法。當然，《紅樓夢》不像《金瓶梅》那樣津津樂道於醜態穢行，它的描寫都是經過提煉、具有典型意義和審美價值的。即使偶爾涉及淫濫，也總是顯示其醜與滑稽的屬性，“非假擬妄稱，一味淫邀豔約、私訂偷盟之可比”。

　　第三個層次，即小說的中心部分和主要部分，是“地靈人傑”的大觀園。對於這個部分，作者既傳真寫實，又兼用寫意；在人物塑造和環境場景的描寫中，努力創造深遠的藝術意境與醇厚的藝術韻味。

　　所謂“寫意”，本是中國傳統繪畫中與“工筆”相對的畫法，是一種粗筆的、疏放體的畫法。它的特點在於通過簡練縱放的筆墨寫出對象的神態意趣，並借以抒發作者的襟懷。因為它不拘形似，而強調精神，用筆闊略而富於生氣，所以現在又用“寫意”與西方“寫實”（如實摹仿對象）的概念相對，把我們民族的介於“似”與“不似”之問的藝術，稱為“寫意藝術”。這是“寫意”概念的擴大與發展。這個意義的“寫意”，實際上足我國傳統藝術常用的方法和帶有普遍性的美學特點。我國古代文學家、藝術家和美學家強調“傳神”，強調作品的意象、意境和情趣韻味，似都可以概括在“寫意”的範疇之中。特別是詩詞、戲曲、書法、繪畫、園林建築等領域，曆來都把抒情寫意作為主要的美學追求。曹雪芹寫小說不隻是吸取曆來小說創作的經驗，他還廣泛吸取中國占代各類文學藝術的營養與經驗，繼承並發展中國傳統的美學思想，在小i兌創作中十分成功地運用了寫意的方法。

　　中國的文人寫意畫，“妙在似與不似之問”。曹雪芹關於大觀園兒女的描寫，深得此“似”與“不似”之妙。對大現園以外的俗人，曹雪芹有時還作細微的描摹；對大觀園裏麵那些容貌美麗、心性可愛的女孩子，曹雪芹反而很少有外形的描寫。史湘雲、妙玉、晴雯、香菱、紫鵑等人幾乎沒有具體寫到外貌和穿著。第一號女主人公林黛玉，長相究竟如何，隻是在她和寶玉初見麵時寫過那麽幾筆：

　　兩彎似蹙非蹙胃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閑靜時如姣花照水。行動處似弱柳扶風。探春也是在第一次出場時有過外形的描寫：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鴨蛋臉麵，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這同西方古典小說的肖像描寫相比，似乎太疏略了。然而，由於作者把筆墨凝聚於人物的眉眼間，注重點染人物的風韻神態，讀者依靠自己的審美再創造，可以從“象外”想象出入物的容貌和精神氣質。

　　《紅樓夢》的讀者要十分計較“形似”的話；便會看出書中的人物描寫有不少“疏略”、破綻乃至乖於；理的地方。林黛玉進京時，隻有六七歲，仿佛現在小學一年級學生，卻是那樣諳事識體，通曉人情，連榮困府所有匾聯上的大字、小字、印章，都認得一字不差。更令人吃驚的是，在家“隻上了一年學”的黛玉，到賈府以後五六年時間竟遍讀王維、李白、杜甫、李商隱、陸遊以及應煬、陶淵明、謝靈運、阮籍、庾信、鮑照等人的詩集，熟悉古今人物，精通詩學詞學，這未免太出奇了。再說寶釵，書中說她比薛蟠小兩歲，薛蟠上京時已十五歲，寶釵那一年則應有十三歲。寶釵上京，本為“待選”，年齡也必得十三四歲方為合例。這樣算起來，寶釵比黛玉要大六七歲，比寶玉要大五六歲。而按書中實際描寫，他們的年齡絕不能有這樣大的懸殊，“金玉良緣”豈是大姑娘嫁小女婿？還有令人費解的是，薛家係“有百萬之富”的人家，剛進京時因房屋未收拾好暫住親戚家尚合乎情理，可後來為什麽總不遷走？大觀園建成以後，梨香園要騰出來讓給十二個學戲的女孩子，薛家寧肯“另遷於東北上一所幽靜房舍居住”，也沒有搬回家的念頭，好像成了個破落戶！當然，這是藝術上的需要，如果作者讓薛家搬走，薛寶釵就不能留在大觀園，整個小說就要另作安排了。清代陳其泰批評《紅樓夢》“多失檢點處”，情形確實如此。對於這些“失檢點處”，我們既不必諱言，同時也要認識到這正是《紅樓夢》遺貌取神、得“意”而忘“形”的美學特點的表觀。我們在審美鑒賞和評論中，不應當膠柱鼓瑟，過於迂闊。中國古代文人寫意畫，講究“神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不受“形器”的限製。曹雪芹創作《紅樓夢》，也是“得心應手，意到便成”，一定程度地突破了“形器”和生活邏輯的限製。讀者對他筆下神態活現的人物，亦“當以神會”之。

　　四

　　自從屈原在《離騷》裏麵創造了香草幽花等具有象征和隱喻意義的形象之後，曆代許多重視寫意的詩人都借助於象征和隱喻的手法來表現人物（包括抒情主人公）的品格、節操和抱負。陶淵明詩中多次出現的青鬆和芳菊，就是詩人誌趣和人格的自我寫照；後來龔自珍也以“萬古潯陽鬆菊高”這種象征性的詩句來讚美陶淵明。宋代詩人林逋的《山園小梅》：“眾芳搖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疏影橫斜水清淺，暗吞浮動月黃昏。”曲盡梅的風致體態，實亦作者自喻其恬淡幽逸的內心世界。而陸遊的詞《詠梅》：“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隻有香如故。”雖然同是寫梅花，則以梅花表現其“壯誌成虛”的孤憤和窮且益堅的勁節。這是我們從文學史上隨手拈來的幾個象征、隱喻的例子，至於曆代畫家中借梅、蘭、竹、菊及其他自然物自喻或喻人的就更是多得舉不勝舉了。

　　曹雪芹在小說的人物塑造卜，把象征和隱喻作為傳神寫意的重要手段之一。

　　賈寶玉從胎裏帶來的五彩晶瑩的美玉，本是大荒山一塊頑石。它常年係在寶玉的頸脖上，既是寶玉的命根子，也是賈寶玉精神和性格的象征。在讀者的心目中，石頭和寶玉簡直化而為一。隻要一提寶玉，讀者便會想到“尤材補天”又碴碚奇兀的石頭；想到那石頭，寶玉的“愚頑”和“不肖”也就可以心領神會了。

　　林黛玉住的瀟湘館，是個分外清幽雅潔的院落。窗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清澈的泉水繞階緣屋，盤旋竹下而去。這是作者特意安排的具有象征和隱喻意味的處所。鄭板橋曾經說：

　　蓋竹之體，瘦勁孤高，枝枝傲雪，節節幹霄，有似乎士君子豪氣淩雲，不為俗屈。林黛玉的品格正像那翠竹一般瘦勁孤傲，不為俗屈。寶釵的住所蘅蕪苑，外麵是“愈冷愈蒼翠”的奇草仙藤，房內如“雪洞一般”。她經常吃的藥是“冷香丸”。又姓薛，小說中一再諧音為“雪”。這一係列“冷”的意象構成寶釵形象的基本色調，也是對她性格的暗示，克己守禮，近似“無情”的寶釵因此得到一個“冷美人”的雅號。

　　踏雪賞梅是曆代園林內的重要活動，大觀園不能沒有梅。而這梅不在怡紅院，不在瀟湘館，更不在蘅蕪苑，獨獨在妙玉住的櫳翠庵。明朝文震亨說過：“幽人花伴，梅實專房。”隻有梅適宜於與妙玉這個內心孤寂、幽芳自賞的女子為伴；也是梅，恰好成為妙玉品貌的象征。

　　還有，世人甚愛的牡丹對寶釵，香遠益清的芙蓉對晴雯，非花香可比的菱角對香菱，斷線的風箏對探春，“一聲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的爆竹對元春，無疑都有象征和隱喻的意義，在審美上各有其特殊的效應。

　　這裏應當說明，在判斷哪些是象征和隱喻時，必須謹慎從事，不能沿用穿鑿附會的索隱猜謎一類方法。那種索隱猜謎的文學批評不僅是“中國文人習慣”，據說外國也有。黑格爾《美學》裏麵就批評過“把一切神話和藝術都要按照象征的方式去了解”、把“每一章詩都說成是寓意”的西方學者。黑格爾說得好：“我們的任務不在於把象征推廣到一切藝術領域，而在明白地把它局限於用象征為其特有的表現方式，因而可以用象征方式去看待的那個藝術範圍。”

　　《紅樓夢》表現人物的風神氣韻的又一重要手段，或者說最為重要的手段，是意境的烘托。讀者在小說的第三層次，處處可以領略到情景交融、意境合一的美妙詩境。它們令讀者迷戀陶醉，又對書中的人物形象起著一種渲染、映襯的作用。這與象征、隱喻的手法不同。象征、隱喻具有確切的含義和一定的指向；意境的烘托則是意象、氣氛、情趣、興味的綜合效應，可以意會而難以言傳。

　　一座大觀園，便是充滿詩情畫意的奇妙世界。走進這座園林的大門，迎麵一帶翠嶂；沿小徑迤邐而入，見佳木蔥蘢，奇花閃爍。前行到達沁芳亭，則萬千氣象，豁然開朗。仰望山坳樹杪之間，飛樓插空；俯視清流碧波之下，垂青倒影。亭上對聯“繞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脈香”，可謂亭前景物的絕妙寫照。春天，這裏柳垂金線，桃吐丹霞；盛夏，樹蔭合地，滿耳蟬聲；秋天，明月清風，天空地淨；嚴冬，皚皚白雪，點綴青鬆、翠竹、紅梅。真是文采風流，美不勝收。園中的少男少女便在這桃源仙境的映襯之下，一個個出脫得風姿綽約，不同凡響。

　　大觀園有著統一的風格與情調。同時，各個院落又有獨特的意境與環境氣氛，它們和各自主人的精神氣質交互映襯，相得益彰。賈寶玉住的怡紅院，與主人的脂粉氣息相協調，院中是脂紅的海棠和碧綠的芭蕉，房內花團錦簇，玲瓏剔透，臥室金彩珠光好似女子的繡房。瀟湘館不僅賦予翠竹以象征、隱喻的意義，而且院落內外以和平恬靜的綠色為基調，通過“鳳尾森森，龍吟細細”和“竹影參差，苔痕濃淡”的景象，以及碧紗窗暗暗透出的幽香，廊上鸚哥長長的籲歎，造成淒清幽美的詩意和畫境，特別適合於一位超逸絕俗的感傷詩人居住。李紈住的稻香村，青籬茅舍，黃泥矮牆，田埂菜畦，一洗富貴氣象，與這個寡屆的主人槁木死灰的心境十分協調。探春住的秋爽齋，軒敞疏朗，氣派闊大，仿佛探春這個人物的剛毅、英斷的風貌；齋內懸掛的對聯“煙霞閑骨格，泉石野生涯”，極具氣骨，字體也挺拔剛正。

　　大觀園兒女的活動，無論是結社吟詩，還是嬉笑遊樂，或者是兒女之情的糾葛，表麵上瑣瑣碎碎，似乎平淡無奇，如果細加領會。便覺得它情味盎然。作者將詩的意境融化於其中了。

　　那是進大觀園不久，三月中旬的一天，寶玉攜了一套《西廂記》，坐在沁芳閘橋邊桃花樹下，細細玩味。正看到“落紅成陣”，一陣風過，頭上的桃花吹下一大半來，落的滿身滿書滿地皆是。寶玉小心翼翼兜了那花瓣，抖入池內，令其隨水飄蕩而去。不料肩上擔著花鋤花囊的林黛玉走來，說把花撂在水裏，流出去到了髒地方仍舊遭塌，建議用絹袋收集起來，埋入花塚，日久隨土化了才幹淨。這裏，《西廂》曲詞的意境和眼前景象宛然一體。落英繽紛，溶溶流紅，令人感到濃厚的春意；而主人公惜花惜春的心情和睥睨世俗的情調，也委婉地表露出來。金聖歎說：“《西廂記》必須對花讀之；對花讀之者，助其娟麗也。”“《西廂記》必須與美人並坐讀之；與美人並坐讀之者，驗其纏綿多情也。”寶玉和黛玉就在《西廂》妙詞和娟麗桃花融會的良辰美景中，並借《西廂》妙詞，第一次表白心中隱秘的愛情。他們的愛情在這樣的環境氣氛的烘托下，也顯得格外美好純潔。

　　曾經被人誤解的“寶釵戲蝶”，發生在這個春天之末，祭餞花神的日子。大觀園的女孩子們興致衝衝，個個打扮得桃羞杏讓，燕妒鶯慚。滿園裏繡帶飄飄，花枝招展。寶釵這個謹守閨教的女子，這天也被明媚的春光所吸引。她從瀟湘館前抽身回來，忽見前麵一雙玉色蝴蝶，大如團扇，迎風翩躚，十分有趣。她舉扇去撲，忽高忽低，躡手躡腳，一直跟到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嬌喘細細。寶釵好像失去往日的端莊，其實正是一個少女應有的情態，披露了她青春心靈的一角。這是一幅充滿生機、散發青春氣息的畫麵。下麵便是聽到小紅與墜兒的談話，為了避免事端，寶釵靈機一動，使個“金蟬脫殼”的法子逃走了。這一天，寶釵分外活潑，急中生智並未包藏什麽禍心。小紅與墜兒的驚慌，不過是反映了她們平時對釵、黛二人的印象罷了。甲戌本第二十七回末有一條批語：餞花辰不論典與不典，隻取其韻致生趣耳。池邊戲蝶偶爾適興，亭外急智脫殼，明寫寶釵非拘拘然一迂女夫子。這位批者是真正領會到了“寶釵戲蝶”的意味。

　　大觀園的第一個冬天。大雪將園子妝砌成琉璃世界，櫳翠庵裏十數枝紅梅映著雪色，分外精神。大觀園詩社在蘆雪庵即景聯句，寶玉又落了第，眾人罰他去櫳翠庵折一枝梅花。這罰既雅且趣，寶玉當然樂意為之。果然他一去便笑嘻嘻地取來一枝二尺多高的紅梅，旁有一橫枝縱橫而出，其間小枝分歧，或如蟠螭，或如僵蚓，或孤削如筆，或密聚如林，花吐胭脂，香欺蘭蕙，各各稱賞。岫煙、李紋、寶琴三人即興作《詠紅梅花》七律，“桃未芳菲杏未紅，衝寒先已笑東風”，“疏是枝條豔是花，春妝兒女競奢華”，寫出了紅梅的氣骨和嬌豔，也似是作詩者自己的寫照。寶玉則有《訪妙玉乞紅梅》之作，“入世冷挑紅雪去，離塵香割紫雲來”，將“乞梅”一事詩化為美麗而奇幻的形象。詩社的這次活動妙境叢生，自始至終富於濃鬱雋永的詩味。隨後，大家跟著賈母出去，“一看四麵粉妝銀砌；忽見寶琴披著鳧靨裘站在山坡上遙等，身後一個丫鬟抱著一瓶紅梅”；“一語未了，隻見寶琴背後轉出一個披大紅猩氈的人來”。銀白色背景，映著大紅衣裳，紅豔豔的梅花，以及如花似玉的人物，恰似妍麗的圖畫，或者說“比那畫兒還強十倍”。

　　一個赤日炎炎的中午，大觀院一派寧靜氣氛，薔薇正是花葉茂盛之際。一個女孩子蹲在花下，一麵悄悄流淚，一邊用簪子在地下畫字。“一直一畫一點一勾”，共十八筆。“畫完一個又畫一個，已經畫了有幾千個‘薔”’。忽然下起雨來，女孩子被雨淋濕了，仍然不斷地在那地下畫。這個女孩子是齡官，她的默默心事和對情人賈薔的一片癡心表現得多麽動人！難怪寶玉不覺看癡了，讀者至此怕也要癡了。

　　像這樣具有濃厚詩意的場麵在《紅樓夢》裏麵俯拾即是。我國是個詩的國度，詩滲透到社會生活和文學藝術的各個領域。《紅樓夢》同詩的關係比我國任何一部古典小說都更為密切，不僅它的散文常常寫得像詩一樣，它還直接用優美的抒情詩（包括詞曲）揭示人物的心靈世界，表現人物的品格和情操，以達到傳神寫意的目的。大觀園兒女的形象之所以能夠升華到奇與美的境界，也得力於詩體的運用。

　　大觀園的詩會，從詠白海棠、詠菊花，到詠紅梅花、詠柳絮，眾人作了許多詩詞。可以說，各個人之所作大體上都符合各人的性情與文學修養，而每一組詩又有其共同的旨意和情趣。海棠詩寫海棠花的冰清玉潔，菊花詩寫菊花的千古高風，“螃蟹詠”嘲諷世情，“柳絮詞”慨歎柳絮的飄零。這些詩作吐露了眾兒女的情懷，顯示了他們的智慧才華。而“玉是精神難比潔，雪為肌骨易銷魂”，“孤標傲世偕誰隱”，“高情不入時人眼”，等等，更是眾兒女對自身品格的形容。

　　當然，《紅樓夢》詩詞中最膾炙人口的是林黛玉的詩詞。《葬花吟》、《秋窗風雨夕》、《柳絮詞》等，足以與古代大家名作相頡頏。春天的桃飄李飛，秋天的連宵風雨，古史中才人的遭際，無不掀起她感情的波瀾，激起她藝術的靈感。“傷心一首葬花詞”，黛玉借花自喻，她將落花與自己的身世融為一體，唱出了令人心碎腸斷的悲歌。黛玉在菊花詩會上連作《詠菊》、《問菊》、《菊夢》三首，壓倒群芳，一舉奪魁。“一從陶令評章後，千古高風說到今。”這是詠菊的絕唱，也顯示了黛玉的詩格。黛玉似乎和菊花的氣味最相投，也最適宜作菊花詩。她深情地讚美菊花，臨霜抒寫，對月吟詠，毫無疑問是在表現自我的人格和情趣，是在塑造自己的形象。

　　五

　　我國古代長篇小說的曆史，是逐漸擺脫話本格局、增強文學性的過程。縱觀這個演變過程，《金瓶梅》當是一個轉折點，至《紅樓夢》則完成了長篇小說的文學化，並達到了完美的形態。《紅樓夢》既堅持“寫實”、“傳真”，又比實際生活更美、更奇。它追求真實性，卻不流於鄙俗；它的“奇”，又不令人覺得怪誕。用劉勰的話說，它是“酌奇而不失其真，舐華而不墜其實”。

　　西方從亞裏斯多德以後，許多美學家和藝術家強調“摹仿”和“寫實”，西方現實主義藝術理論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中國傳統美學，在強調“逼真”、“肖物”的同時，又注重形神兼備，注重言誌抒情，注重藝術品的深遠意境和醇厚韻味。概括起來說，就是注重寫意。這個傳統特別明顯地表現在詩、詞、繪畫、戲曲和園林建築等領域。《紅樓夢》作為一部小說，創造性地運用了寫實兼寫意的方法，從而使它既可以與西方第一流的現實主義小說相媲美，又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當之無愧地成為我們民族文化的傑出代表。當我們研讀這部文學巨著的時候，不可忽略它的獨特光彩及其同中國傳統美學思想的聯係。

　　1984年8月寫2010年6月第二次訂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