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叢考——李廣柏自選集

第十七章 曆史的哀吟 人生的悲歎

　　曹雪芹生活的時代，中國號稱“盛世”，但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製社會，已經累積了厚厚的曆史汙垢。以滿洲貴族為主體的清朝統治集團和上層旗人在完成全國的統一大業之後，日益驕奢腐敗，越來越陷入困境和危機。曹雪芹的《紅樓夢》，對那個“盛世”時期作了集中的反映和概括，並包含著對民族曆史和人世滄桑的深入思考和哀歎。曹雪芹身後不到一百年，中國遭到西方列強的侵略，也在西方資本主義的裹挾下進入近代社會。雖然曹雪芹不可能預見到他身後中國曆史的悲劇和重大轉折，但他的《紅樓夢》，恰好反映了中國這個文明古國在進入近代之前的社會弊病和嚴重危機，反映了農本經濟的封建專製社會的衰落。

　　曹雪芹在描寫上層社會的驕奢腐敗和人世滄桑變化的時候，對人生和曆史不由得感到困惑與迷茫，對現實社會也不由得感到悲觀與失望。難能可貴的是，曹雪芹在痛苦、辛酸的心境中，仍然堅持不懈地思考、探索人生和曆史的奧秘。《紅樓夢》中滲透的命運感和“虛無”、“色空”觀念，就是他這種思考、探索的某些感悟。命運感和“虛無”、“色空”觀念，也增強了小說的悲劇意味，使小說所反映的社會危機更加具有了震撼人心的悲劇效果。《紅樓夢》是飽含對人生和曆史深沉哀痛的一部偉大的悲劇作品。

　　清朝建立全國政權以後，經過40年的征戰，到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軍進駐台灣，才完成統一全國的大業。從康熙二十二年完成全國統一大業起，到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給清王朝帶來不祥之兆的白蓮教王倫起義，共90年的時間，習慣上稱為“康雍乾盛世”，或稱“康乾盛世”。曹雪芹就是生活在這個“盛世”時期。

　　這個時期，東起庫頁島，西過巴爾喀什湖，南盡南沙群島，在這遼闊的疆域內，清王朝維持著相對穩定和統一的局麵。不僅漢族地區結束了戰亂和分裂割據的狀態，也較為妥善地解決了西部、北部以及西藏少數民族地區長期的紛爭，粉碎了製造民族分裂、破壞國家統一的叛亂，有效地遏製了沙俄侵略勢力。我國各民族之間的關係進一步發展了，內地和邊疆地區的聯係進一步密切了。與這種穩定、統一的局麵相適應，農業、手工業、商業以及科學文化都得到較快的發展，生產技術和生產力水平超過宋、元、明各朝。全國耕地麵積和人口大幅度增加，城市以及市鎮日益繁榮。曾在抗清戰爭中被毀成一片廢墟的揚州城，這時“四方豪商大賈，鱗集麇至，僑寄戶居者不下數十萬”。蘇州每年出海貿易的船隻“至千餘”，並有大量洋貨入口和洋貨行，“外國所通之貨貝，四方往來千萬裏之商賈，駢肩輻輳”，特別是“閶門內外，居貨山積，行人流水，列肆招牌，燦若雲錦”。江寧城人口達到四五十萬，經營絲織業的“不下千數百家”，“機聲軋軋，比戶喧閬”，“商賈雲集”，秦淮河上的客船遊船往來不斷。杭州、廣州、漢口、佛山、景德鎮等地也都空前繁榮，手工業、商業以及對外貿易也有了相當規模的發展。康雍乾時期的中國，在亞洲是最強大、最富庶的國家，在世界上也是有數的泱泱大國之一。

　　社會經濟生活中尤其引入注目的是，被明末腐敗政治和清軍血腥戰爭所摧毀的興起於晚明的資本主義萌芽，這時候又重新破土而出，而且比晚明時期更為茁壯。私人開設的手工工場和“計工受值”的雇傭勞動日漸增多，商品與貨幣在社會上的重要性愈來愈突出。如江浙一帶的絲織業出現了規模數十甚至數百人的手工工場，棉布加工業（漂、染等）出現了許多聞名南北的作坊，棉紡織業中出現了不少控製原料和銷售的包買商。廣東、安徽、雲南的采礦冶鑄業，多由商民經營，有數千、數萬人的采礦或冶煉工場，雲南的銅礦甚至有聚集十數萬人的。此外，山東、山西的采煤業，景德鎮的陶瓷業，台灣的製糖業，都出現了一定規模的雇傭勞動經營的手工工場。這時候，從城市到農村，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從對內到對外，商品交換、貨物轉運出現前所未有的規模，商人隊伍不斷擴大，並形成了一批商幫和商人集團。在如此活躍的商品經濟的刺激下，某些地區的農村，出現了商品性含量較大的農業生產，出現了較多的雇工，貨幣地租的比重也明顯增加。總之，傳統的農本經濟結構正在悄悄發生變動，舊製度已開始受到新的經濟力量的衝擊。

　　然而，康雍乾時期，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而以農為本的自然經濟，仍然在社會生活中占主導地位。與此相適應的是，地主占有土地從事地租剝削以及自耕農的小生產，仍然是居於主導地位的生產關係。在京城周圍的滿洲王公貴族和八旗將士圈占的土地上，實行的還是農奴製，旗地上從事耕作的世仆沒有人身自由。這是滿族統治者帶進中原地區的落後生產方式。邊疆某些經濟很落後的地區，還停留在奴隸製或原始公社階段，與曆史步伐拉開的距離更遙遠。因此，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業、商業和農業，在幅員廣闊的中國社會，在傳統經濟的汪洋大海中，所占分量有限，而且受到專製主義政權和傳統經濟關係的嚴重束縛、壓抑與打擊。

　　農本經濟和地主占有土地進行地租剝削的製度構成社會的基礎，這在中國已有兩千多年的曆史。康雍乾時期處在這一漫長曆史的晚期。這樣一個經濟基礎的社會形態，與歐洲中世紀以世襲的領地、采邑為特征的封建製度有所不同。在西方學者的解釋中，“封建主義(feudalism)是一種領主和附庸的製度”，不是指通過租佃進行剝削的製度。但是，無論是“領主和附庸的製度”，還是地主占有土地通過租佃剝削農民的製度，或是自耕農的小生產，都是屬於前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考慮到世界曆史的複雜性，恐怕不能以某一地區的曆史實例作為確定封建製社會的典型和標準。封建主義在各國是很不相同的。西方學者也說：許多通常被稱為封建主義的普遍特征隻能在封建主義最為發展的法國、或者至多也隻能在其他一、二個國家才能找到。例如，采邑原封不動地由長子繼承的長子繼承權的準則在日耳曼並不通行；在那裏，社會等級的劃分也並不像在法國那樣鮮明。還有，在任何一個歐洲國家，所有的土地和所有的居民並不都是包括在封建政體之中的。在法國、意大利和日耳曼的山區，大多數農民所擁有的土地並不是采邑。他們像世世代代的祖先那樣直接占有土地。既然在西方封建主義也有著多樣性，那麽中國知識界和史學工作者把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以農本經濟和地主占有土地為基礎的君主專製社會，稱為封建製社會，是說得過去的。盡管這裏的“封建”二字同中國古代“封建”一詞的含義（帝王把爵位、土地分封給諸侯，讓諸侯在封地內建立邦國）頗有差異，但“封建主義”（與feudalism相對應）一詞的使用在中國學界已經約定俗成了。

　　中國封建社會的政體是君主專製製。自秦漢以來，君主專製的集權程度，總的發展趨勢是逐漸強化。經過元、明和清初的一係列發展演進，到康雍乾“盛世”時期，君主專製的中央集權推進到曆史的高峰。高度發展的專製主義中央集權，雖然在維護國家統一、遏製外來侵略、興修水利、治理黃河等方麵起了積極作用，但它又是維護舊的經濟基礎、阻礙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萌芽進一步發展的強大勢力，是維護舊傳統、反對變革、反對新思想的頑固堡壘。

　　康熙、雍正、乾隆幾個皇帝仍然堅持“農為本、商為末”的傳統觀念，在法令政策上繼續貫徹曆代王朝實行的“重農抑商”原則。如對於礦冶業，清初當大亂之後，社會上迫切需要銅、鐵、鉛、錫等原料，清廷對民間開礦比較放手，但是在成千上萬的礦徒聚集一起，礦冶業發展起來的時候，最高統治者便感到害怕，各地官僚紳士也紛紛以“棄本逐末”等老生常談的理由表示反對。康熙末年即下令停開新礦，許多老礦也諭令縮小規模或停業關閉。雍乾時期時而允許開采礦產，時而又嚴厲禁止，處在一種欲開不敢、欲禁不能的兩難之中。對於織造業、陶瓷業等工商業以及農村經濟作物的種植，清朝政府也無不有種種強力的幹預、限製和壓抑。橫征暴斂，層出不窮。民間工商業者，如果不行賄，不投靠官府，便得不到保護和發展機會。在對外貿易方麵，清軍進駐台灣、消除海上反清據點之後，康熙皇帝決定開放海禁，實行開海貿易，並陸續在泉州府的廈門港、鬆江府的上海縣、寧波府的鎮海縣、廣州府的南海縣設立海關。從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到山東、直隸、奉天，有多處通商口岸允許商船出入，從事販運貿易。可是，康熙皇帝和朝中大臣出於維護專製政權的戒備心理，加上自給自足的農本經濟所造成的“天朝物產豐盈，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的狹隘閉塞觀念，始終對出口、進口貿易采取嚴格限製的政策。當發現閩、粵等省有人借出海貿易之機流徙南洋，有人私販米穀出海，有人出去把新造的船隻賣給外國，康熙便下令禁止前往南洋貿易，使許多以南洋為主要貿易對象的商人受到沉重打擊（雍正五年始解除南洋貿易之禁）。乾隆二十二年明確限定西方國家來華商船隻在廣州一口通商。中國出海貿易商船，限“裝載五百石以下”，往返時間“以三年為限”，逾期始歸者“不許再行出洋”。從軍械、火藥、硝黃，到鐵器、廢鐵、銅器、大米、豆麥、雜糧、綢緞等，一律禁止出口。雍、乾二帝對開海通商的限製與管理，總的看來比康熙後期更加嚴厲。康雍乾時期隻是實行了一定限度的開海貿易，本質上是閉關政策，是與外界隔絕的政策。這不僅嚴重阻礙中國工商業、航海業的發展，喪失了海外市場，也妨礙了中外文化和科學技術的交流，造成中國知識界的閉塞落後。

　　清王朝壓製、打擊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萌芽的另一手段，是通過官營工場和官營商業把某些重要的、有利可圖的手工業、商業直接控製在專製政府手中。內務府的皇商以及依附於專製政府的特殊商人，除了為皇上變賣進貢物品、抄家沒收物品和各種強征豪奪的物品以外，也為皇上經商，運銷人參、木材、銅、茶等商品，並壟斷鑄錢用的銅斤的采辦，插手食鹽的運銷，控製進出口貿易。在他們所把持的領域，民營商業便難以發展。官營手工業，如內務府所屬江寧、蘇州、杭州三織造的紡織品，內務府造辦處製作的金、銀、玉器及鍾表、玻璃品等，都是為宮廷禦用和賞賜用的。國家的軍需品弓箭、鳥槍、銃炮、鐵彈、腰刀、盔甲、戰船等，則由兵部、工部、內務府及各省督撫、都統遵命督辦，其他人不得插足。這些官營手工業產品不作為商品進入市場，其中能工巧匠多是各地官府奉旨選送的。雖然在官營手工業中服役有比較豐厚的待遇，但身份猶如皇家、官府的奴仆，生產環節和產品規格、工藝等一切都得聽命於皇帝和主管的官員，人身自由和獨立思考、創造發明的權利都被剝奪了，這也就嚴重堵塞了技術進步的道路。即以火炮來說，明代中葉中國人已經學到葡萄牙人製造火炮的技術，並開始把這種葡式銃炮運用於邊防。明清之際的戰爭中，明軍和八旗兵都使用過新式火炮。佟養性就曾帶領過後金的紅衣大炮部隊。這種新式大炮與當時西方使用的大炮差不多，稱得上是世界先進武器。康熙平定“三藩之亂”時，清軍還使用過新發明的“連珠銃”和“子母炮”，威力很大。可是，進入“盛世”以後，做皇帝的不再重視火炮的研製與生產，其他人則沒有客觀條件、也沒有主動性進行火炮的研製與生產，中國人的火炮技術不僅沒有進步，反而倒退了。所以到鴉片戰爭的時候，英國軍隊攜帶的是最新式的洋槍洋炮，而中國士兵隻有幾尊老掉牙的銃炮，再加上鳥槍、弓箭。

　　康雍乾“盛世”，專製政府對思想文化的控製力度，也比以前各個朝代增強。首先是大興文字獄，次數之頻繁、株連之廣泛和懲罰之殘酷，超過以往任何朝代。最早的莊廷櫳“明史案”發生於康熙元年和二年，其時康熙皇帝尚年幼，沒有親政。康熙親政以後，清廷的文化政策有一段較為寬鬆的時期，但對漢族知識分子思念故國的感情始終保持高度的警惕，所以到康熙五十年發生戴名世《南山集》案，並牽連出方孝標《滇黔紀聞》案。到雍正、乾隆時期，文字獄案便接二連三地發生，許多案件是吹毛求疵、捕風捉影。據統計，乾隆四十六年以前，清廷的文字獄案大小近百起，重要的有七十餘起，其中真正“反清”的很少很少。有的“原要竭力稱頌”，卻莫名其妙犯了忌諱，招來殺身之禍，還連累妻兒和親朋。中國知識分子就這樣處在一種命運難以捉摸的恐怖氣氛中。與這種可怕的文字獄相聯係的，還有禁毀、篡改圖書。幾乎每一起文字獄，都相應地有一批書遭到禁毀。而最大規模地禁毀、篡改書籍是編纂《四庫全書》期間。編纂《四庫全書》本是對學術文化很有貢獻的事情，乾隆皇帝卻借此機會，反複諭令審查，禁絕、銷毀、篡改了大批圖書。被銷毀的書籍，種數幾乎同《四庫》所收書相當。這不僅使許多有價值的思想、曆史方麵的文獻失傳，而且給知識分子造成了極大壓力和恐怖。

　　康雍乾時期對學術文化和漢族知識分子的政策，也有用柔的一麵。除了按時舉行以八股程式為主要內容的科舉考試以外，又特設“博學鴻詞科”（康熙十八年、乾隆元年兩次）、“經濟特科”、“孝廉方正科”，以及康熙、乾隆南巡時的特別召試，注意拓寬漢族讀書人和各種特殊人才入仕的途徑。為了增強社會凝聚力，清王朝於“三藩”亂平、台灣回歸以後，進一步推行自清初以來實行的“崇儒重道”的思想文化方針，大力尊崇孔子，特別是提倡理學，抬高朱熹的地位。這使深受傳統儒學教育的漢族知識分子，當然會有親切感，當然容易認同。與此同時，清統治者又組織文入學者編纂大型書籍，如《明史》、《全唐詩》、《康熙字典》、《佩文韻府》等，以及萬卷大類書《古今圖書集成》和卷至八萬的氣勢磅礴的《四庫全書》。“盛世”的著名學者幾乎都被囊括在這些書籍的纂修工作中了。

　　知識、文化是民族的靈魂。知識分子的狀態，往往代表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康雍乾“盛世”，是我國古代曆史範圍內“昌明隆盛”、人才輩出的…個時期，哲學、史學、文學、語言文字學以及數學、建築學、醫學、地理學、天文曆法等都達到了中國古代社會的高峰，對中國傳統的學術文化作了一次全麵的總結與整理。當時的學風崇尚質樸、篤實的訓詁考證，人們把貫徹這種學風和研究方法的以經學為中心的諸多學問（包括小學、史學、天算、地學、金石、校勘等）稱為“樸學”，或稱“考證學”。在中國學術史上，清代樸學與漢代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並稱而先後媲美。特別應當指出的是，樸學家中最傑出的學者戴震，不僅對音韻、文字、天文、數學、地理、典章製度等方麵作了極深的研究、考證和總結，而且通過“理”、“氣”這一中國哲學的世界本原之辨，批判宋儒的“理在氣先”的唯心論，闡發“理在事中”的唯物觀；又通過“理”、“欲”關係的論證，闡發了尊重民情、“遂民之欲”的人文主義觀念。戴震的人文主義思想與當時哲學、文學領域及社會生活中的人文主義思潮是相呼應的，對專製主義的政治壓迫和思想統治有一定的衝擊力。可是，當時的人文主義思潮沒有在知識界得到普遍的認可，沒有形成相當的聲勢。廣大知識分子在清朝統治者大興文字獄、禁毀書籍和實行科舉考試、尊孔崇儒、提偶理學等剛柔互濟的束縛中，收斂智慧才華，隻作脫離現實的研究，或沉溺於八股、辭章。樸學家從典籍中尋找證據的方法，也隻適用於文化研究的部分領域，不能用於自然科學和技術，也不能用於經濟管理工作。從總體上看，康雍乾“盛世”時期的學術文化還是屬於保守、閉塞型的。

　　康熙在位的前期繼續優待西方耶穌會傳教士，聘用他們參加欽天監以及兵器製造、地圖測繪的工作，還允許他們到內廷講課或治病。康熙三十二年，法國傳教士白晉、張誠、洪若翰等人曾用西藥金雞挈治好了康熙的瘧疾病。傳教士把西方一些新的科學技術知識傳進了中國，中國有些知識分子學到西方的數學、天文曆法、地圖測繪、醫藥學等方麵的知識，康熙本人也熱愛西方數學、物埋、天文方麵的知識並學有所獲。但是，由於中國的社會條件和教育製度，西方傳教士帶進的有限的科學技術知識沒有在中國廣泛傳播。而到康熙末年，羅馬教延禁止中圍的教徒祀孔、祭祖，引起與清朝的“禮儀之爭”，康熙皇帝乃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國傳教。雍正、乾隆以至嘉慶、道光年間，為了與羅馬教廷抗爭，維護中國傳統禮俗和社會穩定，繼續禁止天主教到中國傳教。清廷同羅馬教皇的抗爭也是正當的，但從晚明以來中國知識界通過傳教士接受西方文化和科學技術的渠道，卻被堵塞了。中國知識界封閉在古舊的傳統之中，不了解西方日新月異的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也不了解中國以外的世界有多麽大。

　　總之，疆域遼闊、國力強盛、繁榮統一的康雍乾“盛世”，其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學術，總體上仍滯留在已有兩千多年曆史的傳統軌道上。中國兩千多年傳統的專製主義曆史，不斷重複“興盛一腐敗一衰亡”的怪圈。一次次的農民起義和改朝換代，對曆史進行周期性的調整。每一次新登上曆史舞台的統治集團，總比前一代亡國君臣要開明、清廉、有作為，而隨著社會財富的增加和特權的膨脹，又或遲或早地同樣趨於腐敗，與之相伴隨的，便又是吏治黑暗、災害頻仍、社會矛盾激化，統治集團自身也越來越陷入困境。當腐敗現象和社會矛盾一旦嚴重起來的時候，就意味著禍亂的逼近，意味著“盛世”將要幻滅，最後是再一次改朝換代。清王朝，作為專製主義傳統軌道上的一個王朝，必然會陷入這樣的怪圈。以滿洲貴族為主體的清朝統治集團，清朝政權的核心——上層旗人，逃不脫這樣一個由盛而衰的命運。

　　清朝政權建立之初，社會崇尚儉樸，官場風紀較為嚴肅，官吏的管理考核也較為嚴格，八旗勁旅勇猛善戰，演出了威武雄壯的曆史活劇。到康熙皇帝完成統一全困的大業以後，從皇帝、滿族親貴，至文武大臣、八旗將士，便日甚一日地侈靡驕奢。康熙皇帝對官吏和旗人的管理也日漸寬容姑息，更加速了吏治的廢弛，貪風的盛行，以及八旗子弟的墮落。雍正皇帝上台，銳意改革積弊，整頓吏治，清查虧空，打擊貪汙，曾宣稱“務期振數百年之頹風”，“將唐宋元明積染之習盡行洗濯”。然而，在傳統的經濟、政治的軌道上，腐敗的趨勢不能逆轉，雍乾時期的吏治和_卜一層社會、旗人社會的狀況是每況愈下，百弊叢生。作為清王朝政權支柱的八旗將士，更是不習正務，竟尚浮華，提籠架鳥、入班唱戲者比比皆是，甚至有開賭窩娼、販賣私鹽的。日益嚴重的驕奢腐敗，不僅給老百姓造成深重的災難，許多貴族世家，或由於驕奢淫逸的內耗，或由於上層社會的相互傾軋，或由於朝廷的整飭，也劫數難逃，趨於沒落，甚至家破人亡。雍正初年的“柱石大臣”年羹堯、隆科多，“擅作威福”，貪婪不法，最後一個被勒令自裁，一個“永遠禁錮”，死於禁所。乾隆年間擅權20多年、一手遮天的和坤，在乾隆死後數日即被罷官、抄家，隨即賜令自盡。至於內閣重臣，尚書、總督、巡撫等大小官僚，豪門權貴，被罷官、抄家、流放以至處死或令自盡的，在康雍乾幾朝真是難以計數。

　　在康雍乾幾十年的“盛世”，封建社會同有的階級矛盾和各種社會矛盾依然存在，而隨著統治集團的腐敗和吏治敗壞以及大地主兼並土地的加劇，這些矛盾又不斷地激化。各地抗租、抗糧（反對不合理的錢糧負擔）、“搶糧奪食”以及小規模的起義，此起彼伏，從來沒有間斷過。康熙六十年台灣發生有一定規模的朱一貴起義。雍正、乾隆年間又有廣東肇慶李梅的起義，四川秦啟柱的起義，廣東澄海李阿萬的起義，湖北羅田馬朝柱的起義，湖北荊門何佩玉的起義，都有相當的聲勢。這時候，民間的白蓮教也廣泛傳播，信徒愈來愈多，而且在保存其基本教義的同時又出現許多支派和名稱。白蓮教有明顯的反清色彩，山西、河南、湖廣、四川、福建等地多次發生過白蓮教起義。雖然清政府派兵鎮壓，並嚴令禁止傳播，但禁而不止，越禁越活躍。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山東爆發了王倫領導的清水教（白蓮教的一支）起義，攻克壽張、陽穀、堂邑和臨清舊城。這是清王朝百多年未見的攻城奪地的較大規模農民起義，拉開了隨後各族人民大規模起義的序幕，也宣告了清朝“盛世”的終結。

　　《紅樓夢》是一部以貴族家庭為主要題材的小說。書中的榮、寧二府，是18世紀“康雍乾盛世”時期貴族世家的藝術典型。榮、寧二府和與之“連絡有親”的史、王、薛家，以及有“世交之誼”的王爺，“在都在外”的“世交親友”，千絲萬縷聯係著的地方官、京官以及皇宮，這是社會的一方麵；另一方麵，又有“水旱不收，鼠盜蜂起”、“民不安生”、“家業蕭條”、賣兒賣女、世代為奴為仆的。這貧富懸殊的階級階層，構成“盛世”社會的真實圖景。書中賈雨村說：“今當運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而書中的實際描寫，卻是充滿奸佞邪惡，潛伏著嚴重的危機。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殘忍乖僻之邪氣”。冠冕堂皇的都察院，總攬一方軍政事務的節度使，各省州縣的地方官，無不與貴族豪強、地主惡紳朋比為奸，欺壓良善。應天府的門子說：“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個私單，上麵寫的是本省最有權有勢、極富極貴的大鄉紳名姓”，以作為托庇倚仗之勢力，號稱“護官符”，而且“各省皆然”。官場上跌了跤的賈雨村，因為攀上榮國府的關係，得以官複舊職；又因在應天府任上“徇情枉法”，庇護四大家族之一的薛家，此後便官運亨通，“由王子騰累上保本”，進京“候補京缺”。賈雨村做京官時，常出入賈府拉攏關係，為滿足賈赦對幾把古扇子的貪求，竟至於誣陷持有古扇的石呆子拖欠官銀。所以平兒罵雨村：“哪裏來的餓不死的野雜種，認了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事出來！而賈雨村卻因此扶搖直上。後來，王子騰升任九省都檢點，賈雨村則補授了大司馬（清代用作兵部尚書的別稱），協理軍機（此語意味深長，雍正以後設軍機處，最為機要），參讚朝政”，進入了國家中樞機構。國家最高處，那受到萬民百姓頂拜的九重之上又如何呢？同樣是藏垢納汙之所。小說不止一次地寫到太監們外出敲詐勒索，或勾結大臣賣官鬻爵，以中飽私囊。賈府大辦秦可卿喪事時，恰巧三百員龍禁尉（皇帝侍衛）短了兩員，內監將此“美缺”。一個賣給襄陽侯家，一千五百兩銀子；一個賣給賈蓉，因是“老相與”，一千二百兩銀子。賈蓉父子還幹恩萬謝，感激不盡。小說第六十六回曾寫到，在“平安州界，遇見一夥強盜”。“平安州”偏有“強盜”，可見並不“平安”。這不僅是對“平安”的一筆諷刺，對於“康乾盛世”也有象征意味。

　　榮、寧二府的老祖宗榮國公、寧國公，是“功名貫天”的開國勳臣。當初在血腥戰爭中出生入死，才掙下這偌大的家業，並獲得世襲的特權和榮華富貴。清代爵位的世襲，除勳勞突出或有特別緣故的世襲不降封、不限代即“世襲罔替”的以外，一般以世遞降，襲完為止。賈府的世職與這種“以世遞降”的承襲製度相仿佛。寧國府第一代賈演，一等公；第二代賈代化，世襲一等神威將軍；第三代賈敬，應襲一等將軍（按榮國府第三代比擬），本人棄職靜養於都外玄真觀；第四代賈珍，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榮國府第一代賈源，一等公；遞降至第三代賈赦，世襲一等將軍。從榮、寧二公，到第三代賈赦、第四代賈珍，不過百年光景，這個赫赫揚楊的貴族之家就已“運終數盡”，“子孫雖多，竟無一可以繼業”者。小說第二回，通過冷子興的“演說”對榮、寧二府的衰落氣象作了一個概括：

　　如今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榮者盡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費用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麵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這還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樣鍾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我們看書中的具體描寫，情況正是這樣。

　　“榮公之孫”、“現襲一等將軍”的賈赦，在外操縱官府，欺壓百姓，在家蓄養成群的姬妾，並企圖霸占母親的丫頭，這是個典型的八旗將佐的角色，凶狠而又顢頇，又好色。甲戌本《好了歌》注“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兩句有側批日：“賈赦、雨村一幹人。”在曹雪芹的八十回後的文稿中，賈赦要披枷戴鎖坐牢的，這可以說足他應得的下場。寧國府的主子賈敬，又是一種活法。他對眼前的紙醉金迷還感到不滿足，“一味好道”，幻想長生不老，成仙飛升。“箕裘頹墮皆從敬”，賈敬常年在城外和道士們燒丹煉汞，不管家事，加速了寧國府的衰頹墮落；他自己最後也誤食金丹，送了性命。道士們說他是“已出苦海，脫去皮囊，自了去也”。晚輩的賈珍、賈璉、賈瑞、賈蓉以及寄居的薛蟠、邢大舅等遊蕩紈絝，更是窮奢極侈，寡廉鮮恥，終日忙於問柳尋花，聚賭嫖娼。家庭內外的多少風波，都是由這些子弟的傷風敗俗引起的。最突出的事例有賈珍與兒媳私通，賈珍玩弄尤氏姊妹，賈璉與女仆偷情，賈璉偷娶尤二姐，賈瑞調戲王熙鳳，賈蓉與王熙鳳關係暖昧，等等。老仆人焦大罵他們：“那裏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牲來！每日家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柳湘蓮則說寧國府“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幹淨，隻怕連貓兒狗兒都不幹淨”。都很確切地道出了賈府子弟的墮落。賈府子弟的形象，是遊手好閑、道德墮落的八旗子弟和清王朝“功臣之後”的絕妙寫照。

　　在榮、寧二府，唯有賈政顯得是個“端方正直”、“謙恭厚道”的人物。賈政與沉溺灑色的賈赦、賈珍、賈璉等淫濫之輩畢竟不同，他虔誠地信奉傳統儒學、理學的綱常倫理，是屬於思想正統的人物。由於理學的空疏和對人性的戕害，賈政顯得古板、僵化、迂闊無能。他女兒元春回家省親，內心無限淒涼，嗚咽對泣，垂淚無言，而他唯知感戴皇恩，表述忠心，並勸女兒“業業兢兢，勤慎恭肅以侍上”，表明他的感情近於枯竭。他要求寶玉“把‘四書’一一氣講明背熟”，做好八股文，將來科舉出身，光宗耀祖。可是，寶玉把父親的教訓當作耳邊風。賈政對寶玉的“不肖”十分不滿，見麵就是訓斥，以至在忠順王府登門索要琪官和賈環進讒諸因素的激惱下，對寶玉大加笞撻。這是賈政的正統思想與寶玉離經叛道言行的衝突最激烈的一幕。賈政的儒學教條在寧、榮二府的子弟中已找不到市場。不僅賈寶玉不肯接受，那些人性走向墮落的紈絝，也不遵循儒家的倫理規範。賈政麵對賈府江河日下的局麵，一籌莫展，徒喚奈何。後來賈政外出任學政幾年，回家時隨著年齡增長，思想發生變化，“名利大灰”，看到寶玉頗能作詩，覺得“也還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遂也不強以舉業逼他了”。這自然是出自無可奈何的心情。

　　偌大的賈府，在處理實際事務方麵顯得最有才幹、最有心眼的，是王熙鳳。不僅那些隻會“享福”的太太、奶奶不能和她相比，就是那群束帶頂冠的男子也無一能及。秦可卿喪事期間，王熙鳳“協理寧國府”，把寧國府的奴仆按照任務的需要分成各種不同的班組，實行嚴格的分T和責任製，有錯必罰。一一天，擔負著迎送親友任務的一人，“遲了半步”，王熙鳳登時放下臉來，喝命打二十大板，革去一個月銀米。她還當眾宣布：“明日有再誤的，打四十，後日的六十，有要挨打的，隻管誤。”寧圖府的仆人們領教了王熙鳳的厲害，“自此兢兢業業”。不幾天。寧國府的放任自流、事無頭緒、勞逸不均、偷竊冒領的習俗便扭轉過來了。“金紫萬千誰治困，裙釵一二可齊家。”在吏治敗壞、世風日益頹靡的“末世”，男性的退化、光能，“陰盛陽衰”，往往是突出的社會現象。王熙鳳的才幹魄力以及她那能說會道、左右逢源的油嘴，好像是在證明《紅樓夢》裏反複強調的那句話：“須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

　　然而，王熙鳳的“齊家”（治家），隻能在寧國府獲得暫時的成功。她對榮國府的治理，卻是越洽越亂，越治越衰敗，“枉費了，意懸懸半世心”。榮國府、寧困府的根本弊病，在於封建特權和驕奢淫逸的寄生生活。這是王熙鳳不懂得的。王熙鳳管理榮國府，勞動也有明確的專業分工，也規定了標準的勞動時問和任務，以及相應的考核、賞罰措施。她還引進了最新的管理手段——計時的鍾表，大小事“皆有一定的時辰”。但是，她的“分工”和“標準”，她的責任製，隻用於管理奴仆，那群安富尊榮、揮金如土的主子，也就是真正給家庭帶來經濟危機的人，既無“責任”，也無人去“製”。中醫經典《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中說：“治病必求於本。”王熙鳳的治家不能涉及其根本，自然不可能拯救家庭的腐敗和危機；至多隻能暫時提高一下奴仆們的勞動效率。尤其可悲可歎的是，王熙鳳利用手中管事的權力狂熱地謀求私利。無論家庭處在怎樣的經濟危機之中，她從不放過謀私的機會。她掌管發放月例錢的大權，每月從銀庫支出來以後，她先拿去放高利貸，等往日放債的利息收上來了再發給眾人。如此周轉，她一年淨賺上千兩銀子。她直接間接地掌握著榮國府人事安排方麵的權力，不向她行賄在榮國府便謀不到差事。賈芸孝敬了她十幾兩銀子的冰片、麝香，才謀得在大觀園裏監種花木的工作。金釧兒死後，王夫人房中缺一個大丫頭，好多丫頭家想弄這個位置，爭著向王熙鳳送禮。土熙鳳故意遷延著，等人們把禮送夠送足，然後再同王夫人商議。王熙鳳不僅算計外人，對自己的丈夫和妯娌，她也要進行算計。賈璉有一回求鴛鴦偷賈母的金銀家夥去當一千兩銀子急用，請王熙鳳幫著說句話，王熙鳳硬要雁過拔毛，從中擠出二百兩銀子作為“中介費”。賈璉不禁感到吃驚：“煩你說句話，還要個利錢，真真了不得！”王熙鳳因為尤二姐的事情，到寧國府大耍無賴，嚎天動地，然而當淚水迸濺之際，她竟然仍沒有忘記乘機敲詐尤氏五百兩銀子。

　　錢，在王熙鳳心目中無疑是一個特別閃光的字眼。但是，錢同權勢、地位又是密切聯係著的。占據了某種地位，握有某種權勢，便會有相應的財富來源；如果失去了權勢和地位，也就失去了財富的源泉。因此，王熙鳳把權勢、地位看得比錢更為重要。任何危及她地位、有損她尊嚴的人，她都會用又狠又毒的手段去對付，甚至不惜置人於死地。慈禧太後說過：“誰要給我一次不愉快，我叫他一輩子不愉快。”王熙鳳奉行的，也是這種哲學。趙姨娘因為抱怨過月例錢的短缺，就遭到王熙鳳的臭罵和恫嚇，也為此吃了不少的苦頭。善良的尤二姐嫁給賈璉做了二房，王熙鳳感到自己的地位會受到損害，迅即把嫉妒心發展成一種虐殺狂，將尤二姐活活折磨致死。嫉妒本來是男女關係中的自然情感，像林黛玉那種嫉妒，不過是發自純情的隱痛，而王熙鳳的“醋缸醋甕”則是極端利己的野蠻情感。縱觀王熙鳳多年所作所為，可以說，她常表現出一種由權勢欲發展而來的心理，那就是以威重令行為樂，以折磨他人為快。

　　在“弄權鐵檻寺”，坐享三千兩銀子的時候，王熙鳳自稱“從來不信什麽是陰司地獄報應的，憑是什麽事，我說要行就行”。像王熙鳳這樣不受法律和道德約束的人，如果相信陰司地獄報應之說，信點迷信，行為可能會收斂一些；如果連陰司地獄報應之說也不相信，什麽神鬼都不怕，那就肆無忌憚，更令人可畏了。作為榮國府當家人的王熙鳳，損人利己，多行不義，隻能給家庭的衰敗添加催化劑，或者把家庭帶上“幹犯法紀”的道路。賈府後來被“抄沒”，與王熙鳳多項惡跡的敗露很有關係，她本人也很悲慘地“短命”而死。正如第五回有關她的曲子說的：“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當鳳姐病倒、家事煩難無人料理時，“才自精明誌自高”的賈探春受命理家。探春洞悉家庭的沉屙痼疾。開始，她躊躇滿誌，大有挽狂瀾於既倒的氣概。她和李紈、寶釵商議，接連蠲除了兩項重疊的開支。一項是給寶玉、賈環、賈蘭每人每年上學零用的八兩銀子，另一項是每位姑娘每月專用於購買頭油脂粉的二兩銀子。兩項蠲除，“事雖小，錢有限”，但涉及老規矩和有體麵的人。難能可貴的足，探春的“除弊”不是“隻拿著軟的作鼻子頭”，而是“找幾件利害事與有體麵的人開例作法子”，即所謂“擒賊必先擒王”。“除弊”之後便是“興利”。探春的“興利”，主要是在大觀園實行近似承包製的管理方法。她將大觀園各處的花草、樹木、竹子、蔬菜、稻穀之類，包給“專定之人”負責收拾、修理、培植；各項采摘的收入，除供應園中使用（如大小禽鳥的糧食、各處笤帚撮簸及女孩子們用的頭油脂粉等）外，所餘歸各人自己所有。這樣做的好處，一是園裏花木有專人料理，可以一年比一年繁盛；二是以園養園，減少‘了家庭的開支；三是承包的人增加了收入，也會更加盡職。薛寶釵為了避免園中其他老婆子們眼紅，對探春的辦法又進一步加以補充，那就是要求承包的老婆子，每人每年拿出若幹貫錢，散給園中其他老婆子們，讓大家都沾帶些利息，落得個皆大歡喜。探春和寶釵宣布她們的新辦法以後，大觀園的女仆們，無論是包有任務的，還是沒有攬到事的，都興高采烈，表示感激。中國的儒家，特別是宋元理學家，提倡“性善說”，認為人的本性是善的，若陷溺於“利”、“欲”就不善了。因此，他們聲稱“言仁義而不言利”，主張“以德服人”，“革盡人欲”。賈探春把主張“革盡人欲、複盡天理”的朱夫子文章，看成是“虛比浮詞”。她在大觀園推行的承包，正是迎合了人們正常的求“利”之心，是以承認人的“利”、“欲”之心的必然性與合理性為前提的。這是一種尊重實際的態度，反映出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義利觀”在悄悄發生變化。探春是個有見識的、重視實際事務的女性，如果不是封建社會男尊女卑和“婦無公事”的限製，她可以走出家庭在社會上施展她的才幹，“立一番事業”。可惜，封建製度限製了她，不可救藥的家庭限製了她。“生於來世運偏消”，她不僅不能到社會上“立一番事業”，也不能挽救自己家庭的敗落，甚至也不能逃避自己的悲劇命運。探春在家庭經濟開支中剔除的“弊”，都足雞毛蒜皮的“小遺”；她在大觀園實行的簡單的承包，隻能給家庭一點“小補”。每年節省幾十兩銀子，或者增收幾百兩銀子，這對於組織一個家庭小戲班就要花掉三萬兩銀子的榮國府來講，真正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結果，探春沒有解決家庭經濟危機問題，反而加劇了家庭固有的矛盾糾紛。她終於認識到，這“一家子親骨肉”，一個個像烏眼雞似的，已經“從家裏自殺自滅起來”，必將“一敗塗地”。

　　安富尊榮、驕奢淫逸的賈府，經濟上越來越拮據，“出的多進的少”。家庭內部的矛盾糾紛也愈演愈烈，房族之間、嫡庶之間、婆媳之間、主奴之間以及父子兄弟夫婦之間都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而同時，對於這個享有“皇恩永錫”的貴族大家，已“從外頭殺來”，“外麵的架子”也保不住了，終至於抄家敗落。

　　總之，《紅樓夢》通過對賈府及其社會關係網絡的描寫，集中反映了“康乾盛世”時期上層社會日益嚴重的驕奢腐敗和貴族世家的衰頹沒落以及種種難以調和的矛盾。當不少文人、士大夫正在渾渾噩噩陶醉於中央帝國的“盛世”景象時，《紅樓夢》揭示出這個“太平”世界的積弊和深刻危機，對專製社會上層“興盛一腐敗一衰亡”的軌跡作了生動的描寫和出色的演繹。

　　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上，所有的世家大族、權勢集團，以及專製王朝，都是沿著“興盛一腐敗一衰亡”的軌道演變的。周而複始，無一能逃出這曆史的怪圈。美國著名曆史學家斯塔夫裏阿諾斯的《全球通史》中說：

　　皇朝的興亡遞嬗已成為中國曆史的特點；它引起的不是革命，而僅僅是統治家族的更換。這種周期性改朝換代的模式，可以用致使皇朝衰落的、一再發生的某些趨向來解釋。每個新皇朝開始時，通常都能有效地統治國家，開創一個比較和平、繁榮的時期。新皇朝促進了思想和文化生活，並通過派遣遠征軍對付遊牧民和擴展帝國疆域，保護了國家。但漸漸地，皇朝由於個別統治者本人的腐化墮落和貴族集團與宮廷宦官之間的宮廷鬥爭而遭到削弱。這種腐化墮落和派別活動，暗暗破壞了中央權力，助長了官僚機構的腐敗。腐敗加之宮廷生活愈來愈奢侈，意味著終究靠生產勞動供養整個帝國組織的農民所負擔的賦稅更繁重了。賦稅趨於增長，還因為對外戰爭耗資巨大，而皇帝又采取了準許多數貴族、佛寺和廟宇免稅的做法。於是，隨著政治不清明，農業所必需的灌溉係統和其他公共工程往往被忽視。因此，愈來愈陷入窮困的農民不得不承擔起日益加重的稅收負擔。當農作物款收和饑荒也不可避免地到來時，爆炸點降臨：反抗政府稅吏和地主收租代理人的起義爆發了。這些局部的起義隨著時間的推移，擴大為普遍的暴動。普遍的暴動、尤其是帝國軍隊本身到這一階段已淪於勉強維持的境地，轉而又招致遊牧民人侵。內部造反和外來侵略相結合，通常預示著新循環的開始——舊皇朝瀕臨滅亡，新皇朝日漸來臨。“致使皇朝衰落的、一再發生的某些趨向”，就是本文說的“興盛一腐敗一衰亡”的規律。不僅中國的曆史是這樣，世界上所有的專製社會都逃不脫這樣的鐵律。英國H一G。韋爾斯的名著《世界史綱》第三十三章寫道：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一切文明都沿著君主政體的道路，也就是在君主專製政體的路線上發展。我們看到，每一個帝王和朝代，都經曆了似乎是必然的發展過程，那就是從勵精圖治到走向虛榮、怠惰和衰敗……《紅樓夢》正是揭示了這樣的鐵律。所以清朝有人說，“雪芹紀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又有人說，《紅樓夢》“包廿二史治亂之跡，統四千餘年得失之故”。由於“康乾盛世”時期農本經濟和貴族地主占有土地的剝削製度仍在社會生活中占著統治地位，君主專製主義政權力量又空前強大，新的經濟因素對傳統經濟的分解力還有限，伴隨著新經濟因素而產生的社會思潮也沒有形成具有一定聲勢的思想解放的潮流，所以當時上層社會的驕奢腐敗和貴族世家的衰頹沒落，並不意味著傳統的社會經濟形態和社會製度將要發生崩潰，也就是說，並不意味著“封建社會即將崩潰”。世界資本主義的曆史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建立都要經曆殘暴的充滿血與火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爾後才有資產階級形成和資產階級登上政治舞台的革命。像“康乾盛世”時期那種資本主義萌芽，還遠不是資本的原始積累，距離資產階級形成和資產階級革命則更為遙遠。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僅有些許萌芽，社會經濟仍滯留在傳統軌道上緩慢變化的時候，傳統的封建製度和封建社會便不會“即將崩潰”，一個新的社會也不會即將誕生。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一個貴族家庭的衰敗，一個統治集團的衰敗，一個王朝的衰敗，並不意味著地主階級和封建製度將要崩潰；因為一個貴族家庭、一個統治集團、一個王朝衰敗了，又有新的貴族家庭、新的統治集團和新的王朝應時而起。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不就是這樣過來的嗎？20世紀50年代中國學界把恩格斯對巴爾紮克的評語硬套到曹雪芹頭上，說曹雪芹的時代“封建社會即將崩潰”，《紅樓夢》“預告了整個封建製度的崩潰和死亡”，“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社會必然崩潰的曆史命運”雲雲。這是不符合中國曆史實際和《紅樓夢》作品實際的。

　　推動曆史前進、變革社會性質的動力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上層社會的驕奢腐敗，隻會破壞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妨礙曆史的進步，激化社會矛盾，引起農民起義和改朝換代。

　　然而，康雍乾時期上層社會驕奢腐敗和貴族世家衰頹沒落的實際後果，卻不是傳統軌道上的改朝換代。因為世界範圍的曆史條件起了變化，中國外部的條件起了變化，中國曆史將要發生由外來侵略勢力引起的大轉折、大變動。這樣，《紅樓夢》關於“康乾盛世”的描寫又具有了另一種特別的曆史意義。

　　15、16世紀，資本主義在西歐興起並迅速發展。資本主義的重要特征是私人企業、爭奪市場和為了獲得利潤的商業買賣。哥倫布、麥哲倫等人開辟了通往東方的新航路之後，西方商人和冒險家幾乎走遍全球，從事貿易和掠奪。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變化，一個新的剝削階級——資產階級成長起來。17世紀中葉，當清軍進入山海關在北京建立統治全中國的政權時，英國發生資產階級革命。清王朝進入“盛世”時，英國國會通過《權利法案》，建立了資產階級專政的立憲君主製。英國資產階級政權的確立，是人類曆史上資本主義製度對封建製度的一次重大勝利，它為英國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條件，揭開了歐洲和北美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序幕，也標誌著世界近代史的到來。

　　此後，西歐資本主義迅猛發展，資產階級以淩厲的態勢摧毀了封建的、宗法的經濟關係，生產工具迅速改進，交通迅速發展，科學技術也飛快地進步。英國物理學家牛頓提出的物體運動理論和萬有引力定律，以及他在光學、熱學方麵的重大發現，為現代物理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化學方麵，有人發現了氫和氧。法國化學家拉瓦錫發現質量不變定律，並證明物質燃燒和動物的呼吸都和氧化作用有關。拉瓦錫把化學變成一門真正的科學。電學方麵，有人發明了貯藏電能的電瓶。美國的富蘭克林證明閃電和電是一回事，並發明避雷針。西方的自然科學從此走上現代科學的道路。

　　在思想文化領域，西方興起了影響深遠的啟蒙運動。這個運動於17世紀末發生於英國，很快傳到北歐大多數國家和美洲，而它的最高表現是在法國。當中國的文人、學者正沉溺於八股、理學和整理幾千年的傳統學術時，當中國皇帝下詔編纂《佩文韻府》、《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時，正是西方啟蒙主義的政治學說、經濟學說紛紛湧現的時候。孟德斯鳩的《法的精神》(1748)、盧梭的《社會契約論》(1762)、伏爾泰的《哲學辭典》(1764)、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1776)、狄德羅等人的《百科全書》(1751一1780)，都是這個時期問世的。他們反對封建專製主義和神權統治，追求人的自由和平等，提倡民主政治，鼓吹理性，宣傳科學。他們的學說，確立了資產階級政治製度的原則和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經濟理論體係。自然，他們的學說也鼓舞了資產階級發展個人、追求財富、奔走世界各地進行掠奪的野心。

　　18世紀中葉，英國首先發生以大機器生產和廣泛采用蒸汽動力為標誌的工業革命。隨後，法國和西歐其他國家也跟蹤而上。從此，西方在經濟實力以及軍事實力上，對同守農本經濟和傳統社會製度的東方國家，取得了決定性優勢。西方資產階級挾此優勢，瘋狂向東方擴張，尋找產品的市場、原料的供應地和投資牟利的樂園，建立他們的殖民地。任何閉關的壁壘都在這個優勢的衝擊下失去抵製的能力。

　　地大物博的中國已被西方列為殖民擴張的重點對象。“康乾盛世”時期，西方已在中國周邊的印度、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建立殖民地，作為向中國進行掠奪和侵略的基地。中國某些有識見的政治家和學者，也預感到某種危險。如康熙皇帝晚年曾說，“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務須安不忘危”。全祖望的《歐羅巴》詩也寫道：“夙有哲人陳曲突，諸公幸早杜陰謀。”但是他們並沒有認識到危險的真相。至於一般士大夫和整個統治集團，這時還以老大自居，把請求通商的英、法、荷、西、葡等國視為朝貢國，把西方來的使節視為貢使，覲見皇帝時要求行三跪九叩大禮。這時的中國，在經濟上、政治製度上、科學技術上和思想文化觀念上，已經落後於西方一個時代，加上政權機構、軍隊和整個上層社會日益嚴重的腐敗，麵對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注定要失敗，要釀成民族的大悲劇。曹雪芹去世以後不久，英國開始向中國傾銷鴉片，並且越來越猖獗，腐敗的清朝政府抵製不住這一野蠻殘忍不亞於販賣黑奴的經濟侵略。在曹雪芹身後七十多年，發生了鴉片戰爭，落後、貧弱的中國逐步淪為資本主義列強的半殖民地，部分領土成為他們的殖民地。中國的社會性質發生重大變化，中國社會獨立發展的自然行程被打斷。從此，中國在西方列強的裹挾下進入了近代。

　　《紅樓夢》寫了許多西方來的物品，如洋布、洋漆、洋糖、洋酒、花洋線、孔雀裘、洋縐裙、西洋畫、西洋琺琅、汪恰洋煙、西洋機括穿衣鏡等，還有外語譯音詞“依弗哪”、“福朗思牙”、“溫都裏納”，還寫到王熙鳳娘家和寶琴家兩家皇商的外貿活動，反映了康乾時期的中西貿易和外來商品與外來文化對中國的滲透。曹雪芹當然不了解當時世界範圍的形勢，不可能預見到他身後由於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所引起的中國曆史的重大轉折和變化。但是，如果從世界大範圍和曆史的長河來觀察，曹雪芹生活在西方資本主義迅猛發展並開始進行工業革命的時代，生活在中國曆史發生大轉折、大變動的前夜。他的《紅樓夢》恰好反映了中國這個文明古國在進入近代之前的社會弊病和嚴重危機，反映了農本經濟的封建專製社會的腐朽衰落，客觀上似乎預告了日後發生的中國曆史的悲劇和民族的不幸。

　　三

　　黑格爾說：“在藝術作品中各民族留下了他們的最豐富的見解和思想；美的藝術對於了解哲理和宗教往往是一個鑰匙……”《紅樓夢》就是一部包含豐富哲理、包含豐富思想和見解的文學藝術作品。

　　曹雪芹親身經曆了自己家庭由繁華到敗落的過程，耳聞目睹了許多貴族、官僚家庭的衰頹沒落，“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金滿箱，銀滿箱，展眼乞丐人皆謗”。這位富於思辨能力的文學家，在描寫這一重要社會現象時，也在作深入的、哲理性的思考與探索。

　　曹雪芹努力向傳統哲學求教。“生生之謂易”，被尊為“群經之首”的《周易》充滿關於變化發展的思想。《周易·豐》的彖辭說：“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意思是，太陽到了正中以後就要偏斜，月亮圓了以後就要虧缺，天地日月隨著時間的消長而變化，這是盛極必衰的自然常理；天地日月尚且如此，何況人呢，豈能長保其盈盛狀態？《周易·泰》的爻辭說：“無平不陂，無往不複。”意思是，平坦沒有不變成斜坡的，沒有去了而不回來的，起伏、反複是天地間自然的法則。頗有對立轉化思想的《老子》書中說：“物壯則老。”“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戰國策·秦三》蔡澤引用當時的熟語雲：“日中則移，月滿則虧。”並說：“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魏晉玄學思想家王弼在《老子》第十五章的注中說：“盈必溢也。”宋代運用“象數”解釋世界變化的哲學家邵雍說：“天道有消長，地道有險夷，人道有興廢，物道有盛衰。”“時有代謝，物有枯榮，人有衰盛，事有廢興。”在我國古代著作中，我們還可以列舉出許許多多這方麵的思想資料。曹雪芹從我國古代豐富的哲學思想資料中獲得啟發，他力圖用“物極必反”、“盛極必衰”、“興者必廢”這樣的思想觀念，對他所經曆的、所見所聞的和所描寫的一切予以合理的解釋。《紅樓夢》中處處可以見到這樣的觀念。

　　小說第一回率先登場的“一僧一道”，就描述我們人世間永遠處於矛盾和變動之中，“美”中有“不足”，“好事”裏麵“多魔”，樂極則悲生：

　　那紅塵中有卻有些樂事，但不能永遠依恃，況又有“關中不足，好事多魔”八個字緊相連屬，瞬息間則又樂極悲生，人非物換，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秦可卿死時給王熙鳳托夢說：你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栽，一日倘或樂極悲生，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的詩書舊族了！王熙鳳問“有何法可以永保無虞”，秦氏的回答是：否極泰來，榮辱自古周而複始，豈是人力能可保常的。秦氏又說：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的繁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語。第二十六回丫頭小紅對不滿意自身處境的小丫頭佳蒽說：俗語說的，“千裏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第七十二回，鴛鴦又重說過這句“俗語”。第三十一回寫黛玉、寶玉如何看待“聚”、“散”問題時，黛玉說“人有聚就有散”。

　　這些富於哲理性的話語，應該說是曹雪芹在借小說人物之口表述自己的哲學思想。在《紅樓夢》裏麵，這樣的哲學思想不僅出現在人物的議論和各種場合的感傷詩中，也滲透在小說藝術形象之中，體現在所描寫的人物、家族的命運中和故事情節的發展過程中。全書故事情節的總趨勢——賈府及其關係網絡由盛而衰，正是這個哲學思想的印證。就是書中的局部情節，也幾乎處處寓有“樂極悲生”、“好事多魔”、禍福倚伏的哲理。賈雨村考中進士，升任知府，又娶了甄家嬌杏，十分得意，誰知不上一年，上司參了他一本，即批革職。秦鍾結識寶玉，又與水月庵的智能兒相戀，正當愜意之時，不料氣死老父，自己一病不起，天逝黃泉。賈母出麵為王熙鳳過生日，王熙鳳誌得意滿，正在興頭上時，突然發現她男人在家裏和不正經的女人幽會，大鬧一場。賈母八十大壽，兩府張燈結彩，大操大辦，卻引來家庭內部一係列的糾紛。中秋節賈珍帶領妻子姬妾，先飯後酒，吹簫唱曲，賞月作樂，正換盞更酌之際，忽聽牆下有人長歎之聲，又有陰風一陣卷過牆去，一時月色也慘淡不如原先明朗，大家心頭罩上濃重陰影，快然離去。諸如此類，書中每逢歡場，往往跟著就是傷悲、驚恐或不快。

　　“興者必廢”，“盛者必衰”，“樂極悲生”，禍福倚伏，這是天地間非人力所能抗拒、非人力所能扭轉的任何人都逃不過的“運數”。曹雪芹在《紅樓夢》中一再說明這個道理。如第五回警幻仙子轉述榮、寧二公之靈的話：

　　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傳流，雖曆百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者。故遺之子孫雖多，竟無一可以繼業。關於湘雲的曲子：

　　……終久是雲散高唐，水涸湘江。這是塵寰中消長數應當，何必枉悲傷！第二十二回迎春的燈謎：

　　天運人功理不窮，有功無運也難逢。因何鎮日紛紛亂，隻為陰陽數不同。這裏講的“運數”，可以理解為自然的法則，也就是人世間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規律。漢代的李固說：“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曹雪芹和古代許多哲學家，把人世間的興廢、盛衰、禍福的轉化視同“自然之數”，也就是承認它們有著必然的規律。現代讀者大抵都知道，社會曆史的發展變化不像“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水滿則溢”那樣簡單，但在古代的曆史條件下具有這種規律性的認識，則是一種樸素的辯證思維方式。可以這樣說，《紅樓夢》依據所描寫的康乾時期上層社會的腐敗衰落景象，反複闡述“盛者必衰”和“榮華富貴不能常保”的“運數”，實質上是對專製社會上層周而複始的“興盛一腐敗一衰亡”的哲理性概括，是向讀者說明人生和曆史的某種規律性現象。

　　當然，曹雪芹畢竟是小說作家，《紅樓夢》畢竟是一部小說。對一部小說作品來說，讀者首先要看它的藝術魅力和美學效果。曹雪芹創作過程中懷有“運數”的觀念，這使他的小說滲透著一種濃重的命運感，大大增強了小說的悲劇氣氛和悲劇效果。在書中，無論是“功名奕世”的貴族大家，還是天真爛漫的少男少女，都受宇宙間這種盛衰變化的“運數”所支配；就是男女情愛，也是“人生情緣，各有分定”，不可強求。“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盡”。家亡人散，是《紅樓夢》各類人物的共同歸宿。特別是作者心愛的一群女子，不管是有棱角、有叛逆性的，還是溫順和善、順應世俗安排的，都有著可貴的童心、純情和聰慧。他們是不應當失去青春和歡樂的。然而，“運數”注定她們“薄命”，最後一一被摧殘，沒有一個人得到幸福。

　　在中外文學史上，命運感是許多古典悲劇的基本要素之一。朱光潛說：“悲劇往往使我們覺得，宇宙之間有一種人的意誌無法控製、人的理性也無法理解的力量，這種力量不問善惡是非的區別，把好人和壞人一概摧毀。我們這種印象通常被描述為命運感。如果說這不是悲劇唯一的特征，也至少是它的主要特征之一。”《紅樓夢》所具有的悲劇性，同它所包含的命運感是分不開的；而它的悲劇性，則使它所反映的傳統社會的積弊與危機，更加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四

　　曹雪芹思考、探索人生和曆史的奧秘，必然要向盛行於中國社會的道家哲學和佛教禪理尋求借鑒。他親身經曆或親睹親聞世家大族的敗落，繁華景象的銷歇，愛情與友愛的毀滅。世事迷茫，過眼皆空。這就使他特別容易領悟道家的“虛無”思想和佛教的“色空”觀念。

　　我們這裏說的“道家”，是指以先秦老子、莊子為代表的學術派別。由於後世道教奉老子為教祖，把《老子》、《莊子》列為道教的經典，道家的哲學思想也深深影響了道教的學說。道教產生於東漢中葉，早期主要是在民間流傳，隋唐以後由於受到專製朝廷的尊崇與扶植，聲勢和影響日益擴大。其中一部分向上層發展，參與統治階級的政治活動，另一部分則在民間傳播，成為通俗形式的宗教。佛教產生於古印度，在西漢末、東漢初傳入中國內地。由於佛教和道教哲理上有相通之處，所以它們既互相排斥，又相互吸收，取長補短。佛教借用道教的名詞概念，道教則不斷引用佛教理論。而與此同時，在思想意識領域居於正統地位的儒家也一麵排斥佛老異端，一麵又不斷融合老莊道家思想和佛教理論。宋明理學家將儒學發展為注重“心性義理”的理學，就是吸收佛道的“修心”理論而成的思想體係。因此可以說，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要組成部分的儒釋道三家，一直是在相互衝突而又相互滲透、相互融合中發展的。唐宋以後的文入學士，大都熟悉道書佛典；高僧高道，也無不精通儒學。中國僧人獨創的佛教宗派——禪宗，舍棄佛教理論中的煩瑣論證和累世的修行階梯，主張“見性成佛”、“頓悟成佛”，在溝通儒佛方麵開了方便之門，頗得讀書人和普通老百姓的歡迎。

　　曹雪芹對於迷信活動、仙丹方術以及不三不四、欺詐行騙的僧尼道士道婆，是鄙棄的。《紅樓夢》的主人公賈寶玉即“毀僧謗道”。書中寫秦可卿死後，停靈四十九日，請一百零八位禪僧在大廳上拜大悲懺，超度亡魂；另請九十九名全真道士在天香樓打蘸，解冤洗業；又請五十名高僧、五十名高道，在靈前“按七”誦經修福。這樣盛大的、僧道兼用的喪禮，卻出自賈珍卑汙的心理，這是曹雪芹對迷信活動的有意諷刺。道教勸導信徒用“方術”（外丹、內丹、辟穀、導引、方藥、服氣等）修煉以求長生不死、得道成仙。寧國府的老爺賈敬，迷戀道教的方術，住在城外玄真觀燒丹煉汞（即外丹，燒煉丹砂鉛汞一類礦石成“仙丹”服食），“和道士們胡履”，最後被“仙丹”燒脹而死。這個形象的創造，用意就在說明道教“方術”和幻想成仙的虛妄。書中寫了許多不三不四、欺詐拐騙的尼姑、道婆、道土。王熙鳳下榻的水月庵，老尼淨虛投靠權貴，撮合肮髒的交易，口裏還不斷念著“阿彌陀佛”。水月庵的另一個尼姑智通和地藏庵的尼姑圓心，拐騙芳官、蕊官、藕官“去作活使喚”。清虛觀的張道士，原為榮國公的替身，皇上封為“大幻仙人”、“終了真人”，並掌管道錄司印，與貴族之家打得火熱，是有政治背景的道士。借天齊廟賣藥的王道士，油嘴滑舌，包治百病，更像是江湖騙子。更等而下之的，有走家串戶、騙錢害人的馬道婆，雖然對佛道的玄機妙理一無所知，卻滿嘴裏菩薩因果，與巫婆一類迷信職業者沒有什麽兩樣。曹雪芹筆下的宗教迷信活動和宗教徙就是這樣不堪。

　　但是，曹雪芹對於道家、道教和佛教的蘊藏著極深智慧的哲理以及有學問的、真正了悟的佛教人物、道教人物，是有興趣的，是欣賞的。

　　道家“以虛無為本”。《老子》第四十章說：“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王弼注雲：“天下之物皆以有為生；有之所始，以無為本，將欲全有，必反於無也。”這種對待宇宙人生的“虛無”說，在後世中國文人的思想意識中留下深遠影響。而隨著佛教在中土的傳播，佛教的“色空”觀念又顯得比道家的“虛無”說更空靈，更富於內涵，因而更有吸引力。於是許多文人在“依於老”的同時，又“逃於禪”。孔稚矽的《北山移文》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