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叢考——李廣柏自選集

第十五章 燕市高歌：曹雪芹所在的文化圈子

　　綏赫德於雍正六年三月初二（曹頫抄家後兩個月）所寫的奏折中，說曹頫“家屬不久回京”…。這“家屬”內當然包括曹雪芹。曹雪芹和家人赴京的時間，大概是這一年的三四月問。他們初到北京的安身之地當是綏赫德撥給的崇文門外蒜市口地方十七間半房。關於曹雪芹在北京的生活與經曆，有許多傳說。有人說曹雪芹“曾寄居崇文門外之臥佛寺”。該寺在廣渠門內北側，距蒜市口地方不遠。又有傳說曹雪芹住過什刹海大翔鳳胡同北口的“水屋子”地方，或說他住過西城舊刑部街。還有人說他曾在西直門一個小胡同開設酒館，並親自接待往來客人。這些傳說究竟有幾分真實性，也很難說，但卻反映了一個信息，那就是曹雪芹並沒有在蒜市口地方十七間半房安居下來。大概是生活一天比一天窮困潦倒，家庭內部的矛盾也越來越多，他不得不流落於城內外各處，有時甚至棲身於寺廟。

　　關於曹雪芹在北京的生活與經曆，隻有他自己通過作品透露的情況以及他的親友（脂硯齋等人）、詩友（敦敏、敦誠等人）所提供的點點滴滴情況，是真實可信的。從敦敏、敦誠等人的詩中，我們得以知道，曹雪芹曾在右翼宗學擔任差事。究竟擔任什麽差事，現在也不好猜測，但可以肯定，曹雪芹在宗學不是做粗活的夫役，他是以才子、詩人的形象出現在眾多皇族子弟的麵前。大約四十歲前後，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傍近西山的荒村。宗學小差事的微薄俸餉沒有了，生活必然更加困頓。饑寒疲憊時時困擾著他，直到生命的最後。

　　敦敏有關曹雪芹的詩，“燕市哭歌悲遇合”，“燕市悲歌酒易醺”，寫出了落拓京華的曹雪芹的風貌。這時候的曹雪芹，雖然衣食不給，窮困潦倒，但始終保持著詩人、藝術家的本色，在友朋中總是一位活躍的詩客。他和詩友們相聚的時候，激昂慷慨，高歌長嘯，必將胸中積鬱一泄為快。朋輩對於他的詩才和倜儻不羈，也都能理解與讚賞。

　　愛新覺羅·敦敏、愛新覺羅·敦誠是努爾哈赤第十二子英親王阿濟格的五世孫。由於阿濟格在順治八年因皇室權位之爭被賜自盡，子孫都受到影響。敦敏、敦誠雖屬天潢卻不顯貴，心裏充滿抑鬱不平之氣。二人“好賓客，日引文士分韻擘箋”。在他們周圍實際形成了一個文化圈子。曹雪芹是這個文化圈子中的佼佼者。曹雪芹在這個文化圈子的活動，對曹雪芹的思想和文學創作有重要影響，也可以說是他小說素材和靈感的來源之一。曹雪芹在《紅樓夢》中，不僅“編述”了他少年時期“錦衣紈絝”、“飫甘饜肥”、“背父兄教育”、“負師友規訓”的經曆，而且將自己“半生潦倒”的人生體驗寫了進去，這其中就有他在北京文化圈子的體驗。

　　敦敏、敦誠是清朝宗室有名的詩人。雖然清朝前期的皇帝經常要求宗室和滿洲旗人保持舊俗，以騎射和“國語”（滿語）為本，但在“日尚儒雅”、竟相學習漢族文化的潮流下，清宗室和滿族文士很早就有了相當高的漢文化水平，並且湧現出一批文化修養深厚的詩人、文學家。敦敏、敦誠就是乾隆年間出現的這樣的詩人。

　　敦敏字子明，號懋齋；敦誠字敬亭，號鬆堂。兩人是同胞兄弟（敦敏為兄，《嘯亭雜錄》誤記為弟），父親名瑚趴。敦誠十五歲時出繼給九叔祖定庵的已故子寧仁為嗣，繼承了定庵公的家業。瑚趴在山海關司榷事時，敦敏曾隨往去錦州做稅官，敦誠也隨往分榷鬆亭關。一年後兄弟兩人回到北京，長期閑散在家。後來敦敏傲右翼宗學副管、總管，敦誠補入宗人府筆帖式並授太廟獻爵，則是在曹雪芹去世之後的好幾年。

　　敦敏、敦誠兩人，特別是敦誠，頗有堅厭惡仕途經濟，希望到詩酒和山水園林中去尋找樂趣和精神慰藉。敦敏為自己的《東皋集》寫的序中說：“數年得詩若幹首，大約煙波漁艇之作居多，遂以‘東皋’名之。夫煙波漁艇，素所誌也。”他在《水南莊》詩中又說：“小園終日閑雙手，種菜還兼學種瓜。”（種瓜是用秦朝亡後召平隱居長安城東種瓜的典故，種菜是用劉備在許都種菜以行韜晦的典故）流露出退歸田園的思想。雖然敦敏對出任官職不無興趣，但身世經曆的坎坷和漢族傳統文化的熏陶，使他潛意識中羨慕歸田。敦誠於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即二十四歲的時候寫的《自薊下石門北赴鬆亭寄子明兄次蘇韻》一詩，即表示：“但得多錢壓灑囊，不願人間好官職。”敦誠對自己一度出仕曾解釋說：“自顧駑駘，不堪應世，然卒不免於捧檄者，承母誌也。”所謂“母誌”，即敦誠過繼後的祖母瓜爾佳氏太夫人的意旨。乾隆三十六年瓜爾佳氏病逝後，敦誠覺得再沒有必要“捧檄”，即“以病告退”。敦誠在用“以自況”的《閑慵子傳》中說：“自少廢學，百無一成。泊長不樂榮進，緣家貧親老，出捧一檄。親亡，複有痼疾，即告歸。”此後敦誠再沒有出來任職，常自稱“貧病頹唐客”。直到乾隆四十七年，宗室內無職者一律賞載四品冠頂，他才“新秩頭銜榮四品”。

　　敦誠、敦敏的主要生活內容，即他們的主要興趣，是招集朋友吟詩，飲酒，遊山玩水。敦敏的《敬亭小傳》寫敦誠：

　　素耽山水。家有西園，日久荒廢，尚餘假山，一山有鬆四株，因即山麓起四鬆草堂。複繞屋凳石為池，引山上井泉成瀑布，白練橫空，飛掛簾前，亦奇觀也。築夢陶軒、拙鵲亭、五笏庵，作《閑慵子傳》以自況。好賓客，日引文士分韻擘箋，不以晨夕間。又嗜酒，別耩小屋，效村壚式，懸一簾，名葛巾居，客來則就飲其中。歡呼豪歌，杜少陵所謂“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涯”矣。尤喜訪勝探奇，身雖未經遠行，向遊盧龍、昌黎，出榆關，登澄海樓，住鬆亭，凡有名勝，無不親覽，且作記記之。即近郊一帶暨西山諸古跡，題殆遍焉。這裏說的西園，是定庵公留下的舊園。敦誠在其中建四鬆堂（或稱鬆堂）、夢陶軒、拙鵲亭、五笏庵、葛巾居，作為憩息和宴集詩友的場所。此外，敦誠詩文中還提到有個宜閑館，位於四鬆堂之南。還有個書齋名鷦鷯庵。敦誠的詩說：“伸欠鷦庵屋打頭，北窗涼氣宛如秋。”可以想見鷦鷯庵的簡陋矮小。敦敏家裏，有槐園，在北京內城西南城角太平湖側。據敦誠、敦敏詩文的描寫，槐園有靜補堂、薰風穀、雨舫台、西廊，是瑚趴留下的舊園。

　　曹雪芹在世的時候，敦誠、敦敏周圍的詩友主要有：

　　敦敏、敦誠的胞弟敦奇（字汝猷）、叔父額爾赫宜（字墨香）、從堂弟宜孫（字貽謀，號東軒）和宜興（字桂圃）。——敦奇和宜孫在乾隆四十幾年先後去世。額爾赫宣即曹雪芹身後將《紅樓夢》抄本借給永忠看的那位墨香。宜興為敦敏叔恒仁（字月山）之子，在乾隆六十年敦誠去世後，宜興主持刊刻了《四鬆堂集》。

　　宗室的詩人吉元（號複齋，敦誠稱宗叔）、敏誠（字寅圃，敦誠稱宗兄）、永恚（嵩山，敦誠稱宗兄）、思昭（鬆溪，敦誠稱宗兄）和順武（藎庵，敦誠稱宗侄）。——敏誠、吉元在乾隆四十年前後去世。永意於乾隆五十二年曾為《四鬆堂集》撰序（保存在《四鬆堂集》付刻底本中，刻本未收），幾年後去世。

　　家世顯貴的滿族富察氏明仁（字益庵，明義的胞兄，文忠公傅恒之侄）。明仁是位武官，也喜歡詩文，乾隆四十年死於四川的戰事。

　　明琳，養石軒主人，姓氏不詳。周汝昌因有一“明”字，推測“與明瑞為胞兄弟”，“是富文一支的”，“也是傅恒的侄輩”。吳恩裕接受這個說法，說“明琳卻是明義的哥哥（大概是堂兄）”。這個推測，缺乏根據。名和字號帶“明”字的，各個姓氏的人都可能有。

　　文入學士朱淵（字大川，號桐崖）、周於禮（字立崖，號亦園，雲南人，乾隆十六年進土，官至大理寺少卿，為敦誠父執，敦誠稱立翁）、汪蒼霖（易堂）、羅泰（字介昌，號西園）、索祿（敏亭）。——索祿於乾隆二十二年病逝，羅泰於乾隆二十四年病逝，周於禮於乾隆四十四年病逝。

　　曹雪芹是這一群詩友中的一分子，而且是一位最有才華的特別活躍的分子。

　　他們或三五為伴，或八九成群，或聚會於敦誠的西園、敦敏的槐園，或聚會於宜孫的東軒、永意的蕉石庵、明琳的養石軒、周於禮的聽雨樓……他們也常外出，登山，泛舟，相聚於村店酒肆，或古刹名寺。他們並不富裕，但有李白那種“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的氣概。有一年春天，敦敏因經濟拮據，把冬天的皮袍典當出去，換錢回來做春衣，剩下的錢便招待朋友喝酒。敦敏為此寫了首《典裘》詩，敦誠又寫了首《和子明兄典裘置酒賞桃花之作》。敦誠詩中寫道：“先生作人無長物，平生瀟灑如王恭。先生耳熱仰天笑，一醉亡裘無乃同。長安俗子笑拍手，輕肥馳過五陵東。”

　　他們每聚必有詩。作詩的形式，有獨吟，有聯句，有酬唱應和，有分韻、分題、限韻、限題，等等，不一而足。敦敏癸未年（乾隆二十八年）的詩《飲集敬亭橙堂同墨香叔、汝猷貽謀二弟旺朱大川、汪易堂即席以杜句“蓬門今始為君開”分韻得蓬字》，記敘了他們一次聚會的實況及各人的詩情豪興。這次聚會的地點在敦誠的四鬆堂，參加的人有敦敏、敦誠、墨香、敦奇(汝猷)、宜孫（貽謀）、朱淵（大川）、汪蒼霖（易堂）。共七人。作詩的辦法是拿杜甫的一句詩“蓬門今始為君開”七個字為韻，每人分一個字作為自己詩作的韻。敦敏分得“蓬”字。“蓬”屬於平聲東韻，敦敏這首詩的韻腳全是東韻的字。詩中寫道：阿弟開家宴，樽喜北海融。分盞量酒戶，即席傳詩筒。墨公講豐韻，詠物格調工。大川重義俠，擊築悲歌雄。敬亭妙揮灑，肆應才不窮。汝始排酒陣，豪飲如長虹。顧我徒老大，小技慚雕蟲。最後易堂至，諧謔生春風。會者此七人，恰與竹林同。通過這首詩既可以看到敦誠、敦敏和詩友們聚會及作詩的具體情況，也可以看到各位詩人的風貌。

　　敦誠、敦敏和周周一群詩友的交遊及作詩的活動，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實際上他們已經形成了京城裏的一個文化圈子。

　　說曹雪芹是敦誠、敦敏周圍文化圈子的成員，這有根據嗎？

　　曹雪芹和敦誠、敦敏是在右翼宗學結識的，當時他們在宗學的主要活動就是吟詩談藝。在他們各自離開宗學以後，曹雪芹和敦誠、敦敏的來往一直沒有中斷，交情也日益加深。乾隆二十二年，敦誠在鬆亭關（喜峰口北）分榷事，於秋天寫了《寄懷曹雪芹》詩。詩中回憶他們在右翼宗學的交誼，對貧居北京西郊的曹雪芹深表同情，並勉勵曹雪芹在貧困中“著書”。同時，敦誠也表示了深切的思念：“感時思君不相見，薊門落日鬆亭樽。”以情理推測，曹雪芹收到此詩後，也會有詩酬答。乾隆二十三年，敦敏、敦誠因母喪回到北京。此後的幾年，曹雪芹和敦誠、敦敏及其周圍的詩友便有了更多的來往與聚會。當然，由於曹雪芹的住地西郊到北京城內敦敏、敦誠的住處有近三十裏路程，來往不很方便，但路程終未能阻斷他們的交往和友情。現存敦誠、敦敏的詩文集，還部分地紀錄了他們的交往和友情。至於二敦詩文未記載的，或有記載而失落的，就要由讀者作有根據的推測和想象了。

　　乾隆二十五年秋天，敦敏到明琳的養石軒，與曹雪芹意外相遇。敦敏記其事的詩題，說“偶過明君（琳）養石軒，隔院聞高談聲，疑是曹君，急就相訪，驚喜意外”。詩中寫道：“可知野鶴在雞群”，“高談君是孟參軍”，“秦淮舊夢人猶在，燕市悲歌灑易醺”。既然曹雪芹在那裏“高談”，又是“野鶴在雞群”，當然是參加詩友們的一次聚會，而且有一定的規模。曹雪芹在秦淮河畔的生活已成“舊夢”，但夢中之人（雪芹）仍在，在燕市朋輩中酣飲悲歌。

　　乾隆二十六年秋天，敦敏、敦誠二人聯袂到去北京西郊看望過曹雪芹。敦敏、敦誠親眼看到曹雪芹住地的荒涼和生活的困窘，兩人各寫一首七律留贈曹雪芹。兩人所用的韻也是相同的。敦敏的題為《贈芹圃》的詩是：

　　碧水青山曲徑遐，薜蘿門巷足煙霞。

　　尋詩人去留僧舍，賣畫錢來付酒家。

　　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風月憶繁華。

　　新愁舊恨知多少？一醉疆氈白眼斜。

　　敦誠的詩，題為《贈曹芹圃（即曹雪芹）》：

　　滿徑蓬蒿老不華，舉家食粥酒常賒。

　　衡門僻巷愁今雨，廢館頹樓夢舊家。

　　司業青錢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

　　阿誰買與豬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舉家食粥”是用顏真卿《與李太保帖》中語，“司業青錢”是唐代蘇源明（國子監司業）送錢給才人鄭廣文買酒的故事。典故當然不能理解得太死，曹雪芹一家未必隻喝稀飯。但從朋友們的描寫和使用的典故上，可以想見曹雪芹生活的窘況。兩首詩描寫了曹雪芹的處境。敦敏、敦誠一再將曹雪芹少年時期的繁華生活和在北京的困頓、悲歌對比著寫，又一再將曹雪芹的窮困潦倒和放達傲世對比著寫，可見二敦與曹雪芹相知之深。

　　乾隆二十七年夏日，敦誠根據白居易《琵琶行》編成戲曲腳本。曹雪芹和眾多詩友在西園讀到這個劇本，題跋“不下數十家”。敦誠《鷦鷯庵筆麈》記雲：餘昔為白香山《琵琶行》傳奇一折，諸君題踐，不下數十家。曹雪芹詩末雲：“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亦新奇可誦。曹平生為詩大類如此，竟坎坷以終。同一時間，敦敏也有《題敬亭琵琶行填詞後二首》。其第一首為：“西園歌舞久荒涼，小部梨園作散場。漫譜新聲誰識得，商音別調斷人腸。”和曹雪芹題詩的用韻相同。這表明他們在題《琵琶行》傳奇上有唱和的活動，又離不了有聚會。

　　乾隆二十七年深秋的一個早晨，敦誠和曹雪芹不期而遇於槐園。曹雪芹大概先一天就住在城裏，一清早來到敦敏的住地槐園。天下著小雨，寒氣襲人，主人敦敏還沒有出來。正在為難之際，敦誠冒著風雨前來找他的哥哥。敦誠沒想到在這裏會遇上曹雪芹，曹雪芹也沒有料到此時此刻敦誠會出現在眼前，兩人驚喜異常。這時候，“放達”、“好飲”的曹雪芹已經“酒渴如狂”，而敦誠身上又沒有帶錢，於是敦誠把心愛的佩刀解下來沽酒招待曹雪芹，“一鬥複一鬥”，讓曹雪芹酒酣意足。曹雪芹酒後大笑稱快，當即作長歌一首，以謝敦誠。可惜曹雪芹的這首痛快淋漓的長歌沒有流傳下來，而不幸中又有幸的是，敦誠答曹雪芹的詩流傳下來了，題為《佩刀質酒歌》。這首《佩刀質酒歌》中稱讚雪芹“詩膽如鐵”，“堪與刀穎交寒光”。

　　曹雪芹去世以後，敦誠、敦敏一直為含恨早逝的曹雪芹而哀傷，一直在深深懷念曹雪芹。乾隆三十年暮春的一天，敦敏和一些詩友又到郊外河邊酒樓聚會，想到曹雪芹生前曾和大家一起到過這個酒樓，風景不殊，人事已非，無限傷感。敦敏即席賦詩，題於酒家之壁：

　　花明兩岸柳霏微，到眼風光春欲歸。

　　逝水不留詩客杳，登樓空憶酒徒非。

　　河千萬木飄殘雪，村落千家帶遠暉。

　　憑吊無端頻悵望，寒林蕭寺暮鴉飛。“詩客杳”、“酒徒非”都是指曹雪芹。本來是春光明媚的日子，在詩人感傷的眼中變成了淒涼冷寞的景色。由此我們也可以想象曹雪芹生前同眾人登樓酣飲、慷慨高歌的情景。

　　曹雪芹去世以後，敦誠的胞弟敦奇、從堂弟宜孫以及敏誠（寅圃）、吉元（複齋）、明仁（益庵）、周於禮（立崖）等多位詩友相繼離開人世。敦誠的《哭複齋文》寫道：仆邇日惟杜門卻跡，嗒然兀坐，偶有宴召群集，輒淚出酒腸，不樂而罷。人生鬱鬱，誰能遣此？未知先生與寅圃、雪芹諸子相逢於地下，作如何言笑？可話及仆輩念悼亡友之情否？乾隆四十五年，敦誠的《寄大兄》信中說：孤坐一室，易生感懷。每思及故人，如立翁、複齋、雪芹、寅圃、貽謀、汝猷、益庵、紫樹，不敷年間，皆蕩為寒煙冷霧。曩日歡笑，那可複得！時移事變，生死異途，所謂“此中日夕隻以眼淚洗麵”也。敦誠把雪芹等人的友情視為生命的一部分。友人的離去，就像剝奪了他大部分生命一樣。

　　敦誠提到的“故人”，隻有龔紫樹是乾隆三十九年即雪芹去世之後才與敦誠相結識‘261.其他人都在曹雪芹生前即與敦誠交好。考慮到曹雪芹與敦誠、敦敏的親密交往，特別是常參加他們的宴集雅會，曹雪芹同二敦周圍的詩友必然是相識相知的。換句話說，曹雪芹必然是他們那個圈子中的人物。而且敦誠想象吉元（複齋）與雪芹、敏誠（寅圃）諸子相逢於地下“作如何言笑”，“可話及仆輩念悼亡友之情否”；如果雪芹生前和諸子不是相識相知，如何會“相逢於地下”，在一起“言笑”，並議論活著的人對他們的思念。

　　敦誠為了追念故人，曾親手輯錄這些人留給他的詩文、書翰，題日《聞笛集》。“每一披閱，為之泫然。”乾隆四十五年，龔紫樹之兄龔惱（荇莊）到四鬆堂訪敦誠。兩人以《聞笛集》為題聯句。聯句中講到“諸君皆可述，我輩漫相評，宴集思疇昔，聯吟憶晦明”之後，首先就提出曹雪芹，說曹雪芹“詩追李昌穀”，後麵又說他“狂於阮步兵”（兩句均出自敦誠之口）。聯句提到的敦誠的“故人”共十一人，即周於禮、羅泰、明仁、龔紫樹、敏誠、吉元、敦奇、宜孫等人，其中稱頌兩次的僅曹雪芹一人。由此可見，曹雪芹的作品在《聞笛集》中所占的分量，也可見曹雪芹其人在朋輩中、在敦誠心目中的地位。敦誠和龔協聯句的時間，以及寫《寄大兄》的時間，距離曹雪芹去世已經十多年，而思念仍如此之深。敦誠對曹雪芹的深情可說是終生難忘。

　　三

　　敦誠、敦敦周圍文化圈子的成員，有皇族的人，有滿洲貴族子弟，有官員，有平民知識分子，有曹雪芹那樣的旗下包衣。身份很懸殊，但在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的擠壓下，他們都有不幸的遭遇，心靈上都有創傷，有失意感，有鬱塞和魂勰。敦誠有次外出寫給敦敏的信中說：夜宿南廳旅舍，伏枕不能寐，起燃燭，見壁間有題句，末雲“日教雙淚濕青衫”，後書“茨湖居士”。不知“茨湖”為何人，亦不知所淚者何事，豈亦如弟之所遭耶！因感而和之雲：“早知大患緣身在，無奈悲心逐老添。私念半生多少淚，萬痕燈下看青衫。”這表明，敦誠心頭的鬱結是多麽沉重，傷痛又多麽深！盡管他是天潢貴胄，有不少特權，但精神上比很多平民更多壓抑和痛苦。又如吉元（複齋），也是天潢貴胄，可是“閑屆者二十年”。既不能“高步岩廊”，“積年遷擢”，“以表見於世”；又不能“遂其棲遁之誌”，“扁舟草履與農圃漁樵為侶”；以致“徒結抑都之懷，抱落拓之感，品高境狹，所遇無歡”，競“坎坷死於牖下，且不得下壽”。敏誠（寅圃）“半生無定宅”，因為“愧向人間尚折腰”，放棄了微官，過著“清貧”的生活，結果也是早逝，留下“弱女零丁寡婦貧”。

　　滿族文士索祿（敏亭）。曾任監察禦史，然“性孤潔，廉於取與”，所以“處困恒憂惋”，“生前歎數奇”。雖說能泰然處之，仍過早的離開人世。周於禮從家鄉雲南到京師，不憚萬裏，往來奔涉，終於得到了一官半職。然而剛剛擢任大理寺少卿，竟溘然長逝。

　　敦誠、敦敏等一群詩友，幾乎人人都有自己的辛酸史，都有類似的身世之感懷。與此相聯係，他們也常把自己比作與現實懷境相悖逆的阮籍、嵇康和“竹林七賢”的其他人物。

　　前麵引過敦敏於乾隆二十八年寫的詩，敦敏把他們聚集在四鬆堂的七個人比做“竹林七賢”。敦敏於乾隆二十六年寫的《寄鬆溪》，又自比嵇中散（嵇康）：“疏慵自擬嵇中散，泉石君憐顧凱之。”敦誠於乾隆二十三年寫的《歲暮自述五十韻寄同學諸子》中說：“歸來閉門臥，殊增猿鶴羞。小園有邱壑，竹石托詠遊。菊裁陶靖節，竹種王子猷，梅植孤山林，蓮插濂溪周，酒飲阮步兵，詩夢康樂侯。”儼然以阮籍、陶淵明等人自喻。敦誠的《秋日集飲墨翁叔西墅》，稱叔父墨香為“大阮性疏曠”；而他呈給伯父拙庵公的詩，則自稱“小阮”。特別是不肯為升鬥折腰的敏誠（寅圃）。敦敏形容為“南阮灑狂應灑落”，龔協（荇莊）則形容為“懶過嵇中散”。不僅是對敏誠一人，敦誠的《宜閑館落成上巳日同人集飲其中抵暮小雨分韻》，更將集飲的諸詩友稱為“諸阮”，說“諸阮各有真，詠嘯竹林外”。

　　曹雪芹別號“夢阮”，敦誠稱他“狂於阮步兵”，“步兵白眼向人斜”。在蔑視禮教和放達傲世方麵，曹雪芹是公認的近似阮籍的人物。現在看來，曹雪芹和他所在的文化圈子的人物，有著共同的生活態度和作風，氣味相投。《易經》裏麵說：“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曹雪芹和敦誠、敦敏一群詩友的交情，之所以那樣深沉持久，就因為他們同聲，同氣，同類，同群。

　　詩人不隻是咬文嚼字、玩弄雕蟲小技的人，他們應該對人生、對曆史有深入的探索與思考。曹雪芹是位具有哲學頭腦的詩人，他的詩友們也對他們所經曆的社會人生有很深的思索。敦誠的《鷦鷯庵筆麈》有一則議論：

　　一姻親某性喜聲歌，家素饒，資歌舞宴集，夜以繼日。食品聲技，妙絕一時。今未十年，而北海座上客散如雨，所謂曲廊洞房者，亦數易主矣。歌舞雲飛，豪華頓盡，一瞬息間，滄桑若此。人世事亦何可恃耶！這段話包含驕奢淫逸必然導致敗亡的道理，也隱約說明j，榮華無常、富貴不能永保無虞的必然性。讀者都知道，這也正足曹雪芹創作《紅樓夢》中思考的問題之一。《紅樓夢》這個書名不就是說“所曆不過紅樓一夢”嗎？

　　四

　　曹雪芹是位詩人，他所在的文化圈子的豐要活動也是吟詩，這就進一步鑄造了他詩人的品格和情致，進一步提高了他詩歌藝術的修養。曹雪芹才華橫溢，“詩才”為眾人所推服。敦誠又說他“詩膽如鐵”，“堪與刀穎交寒光”。所謂“詩膽”，是指詩人表達思想見解的膽略和藝術創造上的勇氣。清代詩歌理論家葉燮說：“昔賢有言，‘成事在膽’，文章千古事，苟無膽，何以能幹古乎？吾故日：無膽則筆墨畏縮。膽既詘矣，才何由而得伸乎？”曹雪芹的詩膽和他的詩才相得益彰。他做起詩來，揮灑自如，具有衝決一切束縛的氣勢，所以敦誠才說他的詩膽放射出與寶刀鋒芒相交輝的寒光。《紅樓夢》第七十八回關於寶玉作詩情態的描述，可以視為曹雪芹的詩學理論和藝術創作的思想，也可以看做是曹雪芹對自己“詩膽”的一種詼諧的說明。這一段描述是這樣的：

　　那寶玉雖不算是個讀書人，然虧他天性聰敏，且素喜好些雜書，他自為古人中也有杜撰的，也有失誤之處，拘較不得許多；若隻管怕前怕後起來，縱堆砌成一篇，也覺得甚無趣味。因心裏懷著這個念頭，每見一題，不拘難易，他便毫無費力之處，就如世上的流嘴滑舌之人，無風作有，信著伶口俐齒，長篇大論，胡扳亂扯，敷演出一篇話來。雖無稽考，卻都說得四座春風。雖有正言厲語之人，亦不得壓倒這一種風流去。從這一段描述和議論來看，曹雪芹在藝術創作上追求的是一種舒展、自由的心態。葉燮說：“文章一道，本抒寫揮灑樂事，反若有物焉以桎梏之，無處非礙矣。使筆墨不能自由，是為操觚家之苦趣。”曹雪芹的追求正是要擺脫窒塞情思的種種桎梏與障礙。這就需要膽略、勇氣。盡管當時的專製主義政治和禮教倫理給詩歌和文學藝術設置了許多忌諱，詩壇上又有宗唐、宗宋喋喋不休的爭論和格調、肌理種種清規戒律，而曹雪芹卻能保持豪放不羈的藝術個性和最佳創作心境，具有“如鐵”的詩膽。

　　敦誠認為曹雪芹題《琵琶行》傳奇的詩，“新奇可誦”，並說“曹平生為詩大類如此”。敦誠《寄懷曹雪芹》詩裏說：“愛君詩筆有奇氣，直追昌穀披籬樊。”昌穀，即唐代詩人李賀。在《挽曹雪芹》詩和與荇莊聯句中，敦誠又稱曹雪芹“詩追李昌穀”，“牛鬼遺文悲李賀”。李賀的詩，多訴說懷才不遇的痛苦和對現實的憤懣，想象奇特，構思精巧，藝術上不屑蹈襲前人，因而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在唐代詩壇上獨樹一幟。敦誠把曹雪芹比做李賀，正是從這些方麵特別是從“新奇”、“奇氣”著眼的。曹雪芹的詩。在構思、想象、意境方麵，確有李賀那種奇幺j的境界和卓然不群的創新精神，這從他題《琵琶行》傳奇的兩句詩和《紅樓夢》裏麵的許多詩可以看得出來。不過，曹雪芹遠遠突破李賀的“籬樊”，在詩歌方麵的造詣遠勝於李賀。曹雪芹的詩，無論律絕，還是歌行，除了小說人物所需要的故意寫得淺露、粗俗的以外，都有深遠的意境和醇厚的韻味，“有口裏說不出來的意思，想去卻是逼真的”。而且他的詩工巧自然，不見刻削的痕跡，絕無李賀某些詩那種晦澀、險怪和形象不完整的毛病。

　　敦誠、敦敏周圍的詩人對李賀的詩風是很欣賞的，也有人著意學習李賀。敦誠的《歲暮自述五十韻寄同學諸子》中，這樣寫他早年在右翼宗學的學習情況：閼逢困敦歲，我年十一秋，二月辭家塾，負笈宗黌遊。從學黃叔度，芸館春風幽。同學盡同姓，五陵馬與裘。文章溯唐漢，詩賦追曹劉。或為李昌穀，錦囊才無侔。或為李供奉，奏賦侍冕旒。誰謂吾宗內，曾不古人優。宗學子弟中有人學李賀。敏誠（寅圃），也應在宗學讀過書，以後同敦誠、敦敏和曹雪芹往來密切，他就是一個學李賀的人。敦誠的《過寅圃墓感作二首》之二寫道：“風格平生愛我詩，晴窗矮幾寫烏絲。誰編昌穀飄殘帙，慚說當年沈亞之。”詩後注雲：“餘《四鬆堂集》，寅圃手錄一編。”小注是對一、二句說的。第三句是說誰來編寅圃的遺作。把一生清貧的寅圃稱為“昌穀”，應該是就他的詩風而言的。

　　看來，曹雪芹和他的詩友們不僅有共同的身世之感，有共同的生活態度和作風，在請歌寫作上也有人和他的誌趣、愛好相近。

　　寫到這裏，順帶把曹雪芹的另一位重要詩友張宜泉作個交代。張宜泉同敦誠、敦敏等人沒有交往，他不是敦誠、敦敏周圍這個文化圈子的人物。他的詩平易而有韻致，與敦誠、敦敏的詩風不同。從研究《春柳堂詩稿》得知，張宜泉的年歲也小於曹雪芹。他說“先世曾累受國思”，又說祖上“表功輝烈日”，這表明他也生在祖上有功勳的旗人家庭。然而家道早已衰落，他十三歲喪父，成人後又喪母，兄嫂不容，逼迫分居。“服官慚計拙”，沒有做官的門路，不得不覓書館教書，“以舌耕糊口”。他自述“書劍飄零，三十年來，百無一就”，與曹雪芹的“半生潦倒，一技無成”很相似。其人品性格也和曹雪芹氣味相投。詩中說，“傲骨那堪同菊瘦，壯心豈肯共匏安”，“心思不教窮愁累，人世當存品格高”，可見一斑。這是曹雪芹和張宜泉友情的思想基礎。張宜泉住北京城內，他到西郊訪雪芹，曹雪芹進城看望他，兩人見麵當然離不了詩，離不了唱和。

　　張宜泉的《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廢寺原韻》：

　　君詩曾未等閑吟，破刹今遊寄興深。

　　碑暗定知含雨色，牆睛可見補雲陰。

　　蟬鳴荒徑遙相喚，蛩唱空廚近自尋。

　　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誰曳杖過煙林。這是一首與曹雪芹的唱和之作。由這首詩可知，曹雪芹曾作過一首《西郊信步憩廢寺》的詩，用的是侵韻的吟、深、陰、尋、林等字作韻腳；而且“寄興深”，包含著許多人生淒涼的感慨。

　　曹雪芹一生寫的詩，除了《紅樓夢》裏麵的以外，流傳下來的就隻有《西郊信步憩廢寺》一個詩題和題敦誠所作《琵琶行》傳奇的“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兩句了。

　　五

　　文學作品是作家心靈的曆史。一個作家的生活經曆、獨特遭遇和心靈上受到的各種刺激和各種感受，都會有形無形地表現在他的創作中，表現在他所創造的藝術形象和情節情境中。當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時，他少年時期的生活留給他的回憶和思考，那永遠解不了的情結，自然會源源不斷、汨汨地流注於筆下；同時，他“半生潦倒”的親身體驗和所見所聞，也必然不由自主地進入藝術的神思。

　　《紅樓夢》的總體設計是以“地靈人傑”的大觀園為中心，而大觀園的主要活動是賈寶玉和一群女子的吟詩結社。這些年輕人的才情、氣質和純真品格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他們吟詩和在詩社的活動表現出來的。賈寶玉也把大觀園吟詩結社作為他逃避仕途經濟、逃避“須眉濁物”、施展才華、抒寫懷抱的自由天地。明眼人在這裏很容易看出來，大觀園兒女吟詩結社的活動，難免有曹雪芹所在的燕市文化圈子活動的內容。自然，曹雪芹少年時期也可能有一些吟詩的活動，但不可能有大觀園吟詩結社那種規模。燕市文化圈子的活動，對曹雪芹寫大觀園活動的影響，更直接、更現實。曹雪芹和詩友們思想交流所迸發的火花，已明顯地反映在《紅樓夢》中。他的小說題材也有取自於燕市文化圈子的蛛絲馬跡。如敦誠西園有個“效村壚式”的並“懸一簾”的葛巾居，大觀園的稻香村，也有個“依外麵村莊的式樣”作的酒幌，元春給稻香村的賜名先就是“浣葛山莊”。曹雪芹很可能受到“葛巾居”的啟發，才創造出一個稻香村。又如敦誠的宜閑館，據敦誠的文章所記，“榆柳蔭其陽，蕉棠芳其陰”。芭蕉、海棠兩植，暗蓄綠、紅二字，這也是曹雪芹安排在怡紅院的景物，應該不是巧合。還有永意（嵩山）的《神清室詩稿》中，有《訪菊》、《對菊》、《夢菊》、《簪菊》、《問菊》諸詩，與大觀園菊花詩的諸題極相近。不知是嵩山從《紅樓夢》中學來，還是曹雪芹從他們文化圈子中取材。

　　曹雪芹是位偉大的小說家。然而他在燕市文化圈子的活動，是以詩人的麵貌出現的，那時小說極不受人重視，沒有為小說結社或舉行筆會的。曹雪芹以詩人的麵貌出現在文化圈子中，用很多時間和精力參與吟詩結社，這是不是會妨礙他成就為一個偉大的小說家呢？恰好相反。正由於曹雪芹足一位詩人，才使他的小說具有特別的品格，才使他成為最能代表中國藝術風采的小說家。中國是個詩的國度，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藝術活動處處彌漫著詩的氣氛和情味，而《紅樓夢》與詩的關係比我國任何一部古典小說都要密切，這就是因為它的作者是以詩筆、詩情寫小說。它裏麵不僅直接用優美的抒情詩（包括詞曲）和吟詩的活動來揭示人物的心靈世界，表現人物的才學和情操，而且散文也常寫得像詩一樣優美，富於情韻。這在中外文學史上都是無與倫比的。

　　1996年4月寫成 2010年5月訂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