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叢考——李廣柏自選集

第十四章 曹雪芹的“夢”與“憶”

　　曹雪芹說自己“曾曆過一番夢幻”，因而“將真事隱去”，借“通靈”之說撰《石頭記》一書。曹雪芹的朋友也經常說到曹雪芹的“夢”與“憶”：“秦淮風月憶繁華”，“秦淮舊夢人猶在”，“廢館頹樓夢舊家”，“揚州舊夢久已覺”，“白雪歌殘夢正長”。敦誠在“揚州舊夢久已覺”句下注：“雪芹曾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明確點出曹雪芹的“夢”，是隨先輩織造任上經曆的繁華生活。當曹雪芹由富貴墜入貧困、落魄京華的時候，他回憶少年時期在秦淮河畔的繁華靡麗的生活，如夢如煙。由於往事成了夢境，他便有了冷靜的回味與反思，有了一種“愧則有餘，悔又無益”的悵恨。他對人生和曆史也就有了很多的領悟，對世人的真麵目也就看得較為清楚。他痛苦地意識到，自己的家庭存在著許多無法治愈的弊病和無法彌合的矛盾，衰敗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他也進而感悟到社會的貧富懸殊，感悟到整個上層社會日甚一日的腐朽沒落，感悟到榮華富貴不能“永保無虞”。而那一潭死水的生活中，隻有“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的裙釵們，值得憐惜，不應當“一並使其泯滅”。這無盡的追憶、思考，銘心刻骨的愛與恨，是曹雪芹一生永遠解不了的情結，是他創作激情與靈感的來源。他的《紅樓夢》，就是天才、癡情和血淚的結晶。

　　曹雪芹出身的家庭，是清代皇室的世仆。其先世本是漢人，箸籍（入籍）於東北遼陽（今遼陽市）。明天啟元年（後金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努爾哈赤統率後金軍隊攻占沈陽、遼陽及遼河以東七十餘城，曹雪芹祖上大約是在這一年被後金軍隊俘獲而淪為滿洲包衣。

　　女真族首領努爾哈赤，於明萬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在赫圖阿拉城（今遼寧新賓西老城）稱汗，建立“金國”（史稱“後金”），以“天命”紀元。這是一個同明朝中央政府相對抗的地方割據政權。在正式建國稱汗之前，努爾哈赤以女真人狩獵時的“牛錄”組織為基礎，創建八旗製度，將境內所有的人按正黃、正白、正紅、正藍、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八旗編製起來。“旗”（滿語稱“固山”），本來是行軍隊伍的標識，在此演變成為社會編製的最大單位的名稱。努爾啥赤既是八旗共同的汗，又是正黃、鑲黃兩旗的旗主，直接掌管兩黃旗。旗主是旗的領有者和掌管者，其餘六旗的旗主都是努爾哈赤的親屬（子、孫、弟、侄）。旗主之外，各旗另設管理大臣一員，稱為固山額真（後世稱為都統）。每一旗統轄五甲喇，各甲喇設甲喇額真（皇太極時期改稱甲喇章京，順治以後稱參領）一人。每甲喇統轄五牛錄。一牛錄由三百男丁組成，男丁家屬一同編在牛錄內。牛錄的頭目稱牛錄額真（皇太極時期改稱牛錄章京，順治以後稱佐領）。在八旗製度下，戶籍和社會生活的一切事情，都按牛錄、甲喇、固山逐級管理。無論出兵打仗，還是攤派築城、造船、屯田、戍守等一切差役，都由牛錄派遣，按甲喇、固山編隊，事畢回歸本牛錄。這個製度是“以旗統人”的社會組織形式，同時，“兵寓其中”，“出則備戰，入則務農”，又是“以旗統兵”的兵民一體的組織形式，而且兼有行政管理的職能，也是一種政治體製。在對明戰爭和清王朝建立的過程中，八旗製度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努爾哈赤當時對待戰爭中俘虜的及投誠、投降的漢人分別予以處置。一般來說，投誠、投降者編為民戶，即成為具有平民身份的旗員；而對於俘虜，則分派給八旗旗主、將士、旗員作包衣。包衣為滿語譯音，“包衣阿哈”(Booi aha)的簡稱，是家庭奴隸的意思。他們主要從事農業耕作，也有從事家務勞動的。後金軍隊攻占沈陽、遼陽以後，據史料記載，漢人淪為包衣的近五萬人。包衣人也編成牛錄，稱包衣牛錄，但為其主子所私有，生殺予奪之權操縱在主子手裏；即使努力掙得一官半職，一般也不能改變其包衣身份，而且子女世世代代要為包衣。在滿洲主子眼裏，俘虜、包衣是視同牛馬雞犬的。

　　從《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和《五慶堂曹氏宗譜》的記載看，曹雪芹上世是從曹世選（一作錫遠）開始淪為滿洲包衣的。曹世選原為明朝沈陽地方的官員，其籍貫是遼陽。《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卷74記他“世居沈陽地方”，當是以“所居地方”入載的。《通譜》稱“世居”顯然有誤，但反映了曹世選是在沈陽被俘入旗的事實。

　　曹世選的兒子曹振彥，是曹雪芹的高祖。曹家在滿洲包衣中發跡，是從曹振彥開始的。現今保存在遼陽市博物館的建於後金天聰四年（公元1630年）的《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的碑陰，分組排列喇嘛門徒、僧眾及為建塔捐資做功德的官員、教官的名單。其中有曹振彥的名字，排在“教官”行列內。“教官”是一個什麽樣的職務呢？當時後金社會裏盛行“襲漢語舊名“的風氣，《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的碑記和碑陰題名中，所有的稱謂都是明朝漢族地區所習用的，而且保留著它們傳統的含義。其“教官”稱謂，也是漢語舊名，必定也是漢語裏傳統的含義。我國古代軍隊中從沒有“教官”這樣一個職務。“教官者，師也。”我國曆史上向來把官學的司教人員如博士、助教、教授等稱為“教官”；明代國子監和府學、州學、縣學、宗學的教師及掌管教務的人員，均稱“教官”。曹振彥擔任的“教官”，必定是這種性質的職務。據多種文獻（《滿文老檔》太祖朝卷24，《清太宗實錄》卷5、卷10、卷40等）記載，後金早在努爾哈赤統治的時候，就已經有官辦的學校和專職教師；皇太極時期更進一步“興學校，考賢才”，開始實行考試，許多淪為包衣的儒生經過考試後俱拔出擔任一定的職務。曹振彥所擔任的教官，當然是後金官學的教官。他大概是通過天聰年間的考試由包衣拔出當教官的。

　　《清太宗實錄》卷18又記載，天聰八年（公元1634年），曹振彥在墨爾根戴青（聰明的勇士）貝勒多爾袞屬下任“旗鼓牛錄章京”。“旗鼓牛錄章京”是包衣漢人所編牛錄的頭目。曹振彥在多爾袞屬下任旗鼓牛錄章京，就是充當多爾袞的家臣，為多爾袞管理漢姓包衣。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軍入關，多爾袞作為攝政王，享有皇帝的尊榮和權力。曹振彥跟隨主子入關，到了北京。順治七年，山西南部如火如荼的反清武裝剛剛被鎮壓下去，既有漢人身份又是滿洲皇室包衣的曹振彥被派往山西平陽府吉州（今吉縣）任知州。兩年後，又升任晉北大同府（一度改為陽和府）知府。大同府在此之前發生過震動華北的薑壤的叛亂，遭到清軍的屠城。不言而喻，曹振彥去任職的地方，正是社會動蕩、滿漢民族矛盾十分尖銳的地方，也是清朝政府特別關注的地方。這可見曹振彥所任職務的重要性，也可見他在清朝最高統治者心目中的位置。再過三年，曹振彥又被派往江南，任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這是關係國庫收入和民生的要職，又是著名的肥缺，更非一般漢族官僚所能想望。

　　這裏有必要對曹振彥的籍貫和“貢士”身份略加說明。在中國古代社會裏，籍貫對於曹振彥這樣有身份的士大夫是重要而嚴肅的問題。康熙年間和雍正年間兩次修的《山西通誌》的《職官》部分，其“吉州知州”條下均記載：“曹振彥，奉天遼陽人，貢士，順治七年任。”其“大同府知府”條下均記載：“曹振彥，遼東遼陽人，貢士，順治九年任。”雍正年間纂修、乾隆元年刻印的《浙江通誌·職官》“都轉運鹽使司鹽法道”條下載：“曹振彥，奉天遼陽人，順治十二年任。”另外乾隆《大同府誌·職官》、嘉慶《重修兩浙鹽法誌·職官》關於曹振彥籍貫的記載亦無異詞。這些官修的誌書，成書不是一個時間，也不是一個地方，又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它們對曹振彥籍貫的記載這樣一致，必定有它們的依據。現今還沒有發現關於曹振彥的籍貫有其他說法的文獻。最近大同市博物館公布的清代順治十三年的《重修大同鎮城碑記》，記敘重修大同城過程中，“捐輸清俸，共襄厥事者”有“襄平曹公諱振彥”，進一步證實曹振彥的籍貫是遼陽（襄平指遼陽）。從文獻資料上看，曹振彥的籍貫（即曹雪芹的祖籍）確定而沒有疑義。關於曹振彥的“貢士”身份，最近從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所藏《順治朝現任官員履曆冊》上發現兩則更明確的記載：

　　大同府現任知府曾振彥，正白旗下貢士，山西吉州知州，順治九年四月升山西大同府知府。陽和府升任知府曹振彥，正白旗下貢士，山西吉州知州，順治九年四月升山西陽和府知府，十二年九月升兩浙運使。按“貢士”的稱謂，古代是指侯國、州縣推舉給帝王的賢士；明清時期是指會試中式而未通過殿試的士子。曹振彥不可能屬於這兩種情形。他早已是皇室家奴，不會是由地方推薦給中央的鄉貢；而順治八年以前，禁止旗人參加鄉試、會試，他也不會是會試中式者。他這個“貢士”必定有特別的含義。據文獻得知：順治六年，八旗漢軍中通曉漢文者，奉旨參加廷試，“文理優長者，準作貢士，以州縣用”。這是一次從漢軍旗人中選拔州、縣官的考試。曹振彥恰好是在順治七年以“貢士”身份出任吉州知州的，很可能與這次考試有關。

　　曹振彥本是多爾袞的家奴、家臣。多爾袞於順治七年十二月猝然死去。兩個月後，順治皇帝追究多爾袞“獨擅威權”、圖謀篡逆，下詔削去多爾袞的爵封，撤廟享，黜宗室籍，沒收家產，並掘墓鞭屍（按：一百多年後乾隆帝為多爾袞昭雪，複睿親王封號，其爵世襲罔替）。多爾袞所掌管的正白旗在他死後收歸皇帝直接掌管。曹振彥一家作為多爾袞的包衣，也隨之歸屬於內務府正白旗。內務府是管理宮廷事務直接為皇帝及其家族服務的機構。曹家歸屬於內務府，即成為皇帝本人的包衣，直接為皇帝服役。

　　八旗體製在皇太極時期因形勢發展的需要增編了蒙古八旗、漢軍八旗，原有的八旗即稱為滿洲八旗。大體上，以女真各部為滿洲，蒙古部落而遷入者為蒙古，以在關外歸附的漢人為漢軍。清軍入關後，在關內廣大土地上不再編“旗”，“旗人”便成為有清一代特殊的且有特權的階層；漢族也因此分為入旗的漢人（旗人）和廣大未入旗的漢人（民人）。自多爾袞死後，八旗中的鑲黃、正黃、正白三旗即歸皇帝直接掌管，稱上三旗；其餘五旗稱下五旗。內務府包衣，是滿洲旗分內上三旗的包衣。從八旗編製上說，內務府包衣，無論他們的民族身份是滿人、蒙古人，還是漢人，或是回族人、朝鮮人，均屬於滿洲旗分（不屬於漢軍八旗）。這一旗籍從屬關係十分明確地反映在清廷官修的《八旗通誌》和《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中。根據《八旗通誌》初集卷五《旗分誌》和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所藏《內務府正白旗佐領管領檔》、《總管內務府為曹順等人捐納監生事谘戶部文》等多種文獻的記載，曹雪芹家為滿洲正白旗包衣第五參領第三旗鼓佐領下人，或者說是正白旗內務府第五參領第三旗鼓佐領下人。曹雪芹家屬於滿洲正白旗包衣，論民族身份，曹雪芹家是漢人。由於清朝習慣，包衣漢人稱包衣漢軍或混稱漢軍，而且在任職和參加考試的待遇方麵，包衣漢人也與八旗漢軍基本相同，所以我們今天看到清朝的許多書籍（《棗窗閑筆》、《熙朝雅頌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把隸屬於內務府正白旗的曹雪芹家稱為“漢軍”，這正像把內務府鑲黃旗包衣漢人高鶚稱為“漢軍高鶚”一樣。

　　振彥長子曹璽、次子曹爾正，均在內務府供職。曹璽做過順治帝的侍衛，其妻孫氏是康熙皇帝小時的保姆。滿人家庭裏，有尊重保姆、乳母的習俗。孫氏做康熙皇帝小時的保姆，這又加深了曹家與皇室的關係，尤其是與康熙皇帝有了特別的關係。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曹璽以內工部（後改稱營造司）郎中銜出任江寧織造官。當時江寧、蘇州、杭州三處設織造，負責供應宮廷所用衣料及祭祀、封誥、賞賜所用織物。順治年間的織造三年一更代。康熙二年以後，三處織造改為專差久任，不再限年更代。曹璽即為江寧織造專差久任之第一人。織造官雖然不是大員，但事務繁難而責任重大。如果織品的數量和質量稍不能達到宮廷苛刻的要求，就會受到懲罰。如果過分勒索機戶及百姓，又會引起地方的騷動。曹璽在織造任上，經營擘劃，頗有實績，不僅深得康熙皇帝的賞識，也贏得了江南文人士大夫的好感。

　　曹璽作為皇帝的家奴，在江寧織造任上，除了本職事務外，還要為皇上搜括山珍海味、文玩古螢；特別是要充當皇帝的耳目，向皇帝報告吏治民情方麵的情況。當時江南是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朝廷賦斂、漕糧主要仰賴於江南。同時，江南為人文之淵藪，朝廷官員及全國知名文士有很多出自江南。江南的經濟狀況和社會動靜，對於清朝的統治，關係甚為重大。因此，康熙皇帝除了通過府、州、縣等正常官僚係統之外，還要利用自己的家奴作耳目，密切注視江南的吏治民情和大小動靜，加強對江南的控製。曹璽執行這類任務，忠心而又得力。康熙《上元縣誌》和稿本《江寧府誌》，曾記敘曹璽“陛見”康熙皇帝，“陳江南吏治，備極詳剴”，受到康熙皇帝的獎勵。曹璽在江寧織造署，一直供職到康熙二十三年病死於任所。曹璽死後五個月，康熙皇帝南巡至江寧，親自到織造署撫慰曹璽家屬，並遣內大臣祭奠。

　　曹璽為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璽有二子：曹寅、曹宣（改名荃，字子猷）。曹寅字子清，號荔軒，一號楝亭，又別號雪樵、嬉翁、柳山居士、柳山聱叟、棉花道人、西堂掃花行者，是康熙年間很有影響的人物。曹寅早年擔任過皇帝侍衛（供職鑾儀衛）、本旗旗鼓佐領（正白旗內務府第五參領第三旗鼓佐領）、內務府慎刑司郎中。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曹寅以內務府廣儲司郎中銜出任蘇州織造。康熙三十一年，調任江寧織造，繼承了父業。曹寅在江寧織造任上，一直供職到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病卒。在此期問，他還一度同內兄李煦（蘇州織造）輪流兼任兩淮巡鹽禦史。曹寅在織造任上和巡鹽禦史任上的政績，也受人稱道。但曹寅的活動範圍遠不止於此，康熙皇帝對他足十分信任和倚重的。在康熙推行密折陳奏製度的過程中，曹寅和李煦充當了重要角色。“密折”是皇帝和心腹臣子之問秘密的單線書麵聯係。它一般由心腹臣子本人書寫，派家人至京師徑交皇帝；皇帝拆閱後如有指示，便隨折朱批發還本差帶回，交本人執行。這和官場通行的題本、奏本必須經過通政司轉內閣入奏的渠道根本不同。密折所奏的內容隻有原奏人和皇帝知道，外人“莫測其所言何事”。曹璽在江南任職的時候。已負有刺探江南吏治民情的任務，但現在尚未發現曹璽有陳奏的密折，隻有曹璽“麵陳”江南吏治的記載。在現存康熙朝的檔案中，最早用密折奏事的就是李煦、曹寅等人。起初密奏的主要是雨水、莊稼、收成、物價方麵的情況，後來則把重點放在江南官民輿論和地方動靜方麵。康熙皇帝一再指示他們，“但有所聞，可以親手書折奏聞才好，此話斷不可叫人知道”；“已（以）後有聞地方細小之事，必具密折來奏”。李煦、曹寅也不敢疏忽，基本上有聞必報。保存到現在的曹寅的密折，還有一百數十件之多。像這樣的密折陳奏，在康熙皇帝晚年和雍正、乾隆年間進一步擴大使用範圍，擴大密奏人員，成為清代政治中的重要製度。

　　康熙皇帝一生有六次南巡。第一次南巡抵達江寧時正是曹璽去世後五月。第二次南巡在康熙二十八年，至江寧時駐蹕江寧織造署，當時桑格任江寧織造。其餘四次南巡（康熙三十八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都是在曹寅擔任江寧織造期間。這四次康熙皇帝抵達江寧時都是以江寧織造署為行宮。曹寅當然是竭盡全力奔走供奉，曹寅一家辦了四次接駕大典。康熙三十八年南巡駐蹕江寧織造署時，曹寅引母親孫氏上堂朝拜，康熙皇帝見到小時候的保姆，非常高興，說：“此吾家老人也。”當即為曹寅母親書寫“萱瑞堂”三個大字。康熙四十二年南巡之後，為表彰曹寅的“勤勞”，給已經是“三品郎中加五級”的曹寅再加一級。康熙四卜四年南巡之後，又給曹寅以通政使司通政使的兼銜，曹寅儼然成了朝廷大員。曹寅有兩個女兒，都是王妃（正室）。皆為康熙皇帝所指婚。長女嫁多羅平郡王訥爾蘇，此人是和碩禮親王代善（努爾哈赤第二子）的六世孫，真正的天潢貴胄。曹寅長女婚後生有四子，長子福彭日後襲封多羅平郡王，擔任過清廷和八旗內的要職。曹寅一家本是皇室的家奴，如今在康熙皇帝的親自安排下，與皇室結成了姻親，這無疑大大提高了其身份和社會地位。

　　曹寅又是一位有很高的文化修養和文學成就的人。他年輕時就有了詩集《荔軒草》、《舟中吟》和詞集《西農詞》，頗為名入學士們所器重。他去世之前，將自己平生所作的詩加以選擇，編成《楝亭詩鈔》八卷。他去世以後，門人又將他刊落的詩以及留下的詞、文編成《楝亭詩別集》、《楝亭詞鈔》、《楝亭詞鈔別集》、《楝亭文鈔》，附刻於《楝亭詩鈔》之後。清代著名詩人顧景星、朱彝尊、毛際可、薑宸英、沈德潛等人，對曹寅的詩都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在繁盛的清代詩壇上，曹寅的詩有一定的地位。曹寅對自己文學作品的總評是：“曲第一，詞次之，詩又次之。”認為自己詞曲的成就在詩之上，最得意的是作為通俗文學的曲。曹寅是位精通曲律並組織有家庭小戲班的劇作家。現今知道，他所作的劇本有《北紅拂記》、《續琵琶記》、《太平樂事）、《虎口餘生》四種。《續琵琶記》是演蔡文姬的故事，其中把曹操塑造成有智謀、有魄力、思賢愛才的正麵形象。這是中國戲曲小說中第一個正麵的曹操形象，也是對文學藝術中把曹操當做“奸雄”的正統觀念的真正突破。《太平樂事》是表演京師上元燈節盛況的長達十折的雜劇，除了反映中國各地區、各民族、各階層的歌舞藝術及習俗之外，還有各藩屬國以及海外諸國獻藝獻寶的場麵。最令人驚奇的是第八折《日本燈詞》，不僅有燈舞、扇舞、花籃舞等日本舞蹈，其《倭曲頭》等四個曲子的唱詞，都是按當時日語的音譯，從舞台實際效果來看，就是用日語演唱。這種譜入外語的作法，在中國戲劇史上前所未有。

　　曹寅還是一位藏書家。流傳於世的《楝亭書目》，是他的藏書目錄，共收書三千二百多種，兩萬多冊，分成三十六類。他注重史書的收藏，特別注意明史的收藏。他於“史書類”之外另設一“明史類”，收集有關明朝的曆史書八十四種，表現了他重視近現代的史學眼光。《楝亭書目》中最多的一類是說部類，包括小說、筆記、雜記，共六百六十九種，有許多是當時罕見的抄本，有些刻本至今已失傳。私人藏書中藏有這麽多通俗小說的，在清初那個輕視通俗小說的時代，很難再找到第二家。這可見曹雪芹的家庭有愛好通俗小說的傳統。此外，《楝亭書目》中還有十八種有關外國史地的書，其中有日本版的《東鑒》。又，“雜部補遺”還收有抄本《華夷譯語》（河西國譯）一書。這都令人驚訝。

　　曾寅於藏書的同時，又精於校勘與刻印。康熙皇帝指定他主持編輯、校刻《全唐詩》。他為此在揚州設立專門的書局，從召集校刊人員、搜集唐詩版本、商酌凡例、訪覓寫工，到刊刻、印刷、裝潢，進呈禦覽，他都事必躬親。為了提高刻印質量，他要求全書書寫人員先習成統一的楷書字體，然後根據校勘的文字精寫上版，再精雕細鏤，所以印出的字跡秀美勻稱，成為別具一格的精品。以後這個書局又陸續刻印過其他許多書，開創出“康熙版式”的一代刻書風範。

　　曹寅曾根據自己的收藏，刊刻《楝亭五種》（《類篇》、《集韻》、《重修廣韻》、《大廣益會玉篇》、《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和《楝亭十二種》（《都城紀勝》、《釣磯立談》、《墨經》、《法書考》、《硯箋》、《琴史》、《梅苑》、《禁扁》、《聲畫集》、《後村千家詩》、《糖霜譜》、《錄鬼簿》），不僅多為實用書籍，而且底本多足世不經見的宋元精本。像其中的《錄鬼簿》，就是現存各種版本中最好的刊本。曹寅還匯集《粥品》、《粉麵品》、《製脯蚱法》、《釀錄》、《茗箋》、《蔬香譜》、《糖霜譜》、《製蔬品法》等書的資料，撰成《居常飲饌錄》一書，是曆代所傳飲膳之法的總結性著作。這些都足以表明曹寅“雜學旁收”和興趣愛好的廣泛。

　　曹寅活動的主要時期，是在康熙平定“三藩”以後幾十年，這是清朝政治環境和文化政策比較平穩寬鬆的一段時期。曹寅憑借他的才情和天子近臣的身份，廣泛結交知名文士、學者及明朝遺民，為他的家庭營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圍。曹璽曾在江寧織造署種植一株楝樹，並構築楝亭。曹璽去世後，曹寅製作了一本“楝亭詩畫冊”，廣為征求圖詠。這本“楝亭詩畫冊”流傳至今的尚有四卷十圖，保存在國家圖書館。此四卷中繪圖的是九位頗有名氣的畫家，題寫詩文詞賦的有四十七人。這是殘存的四卷，其他散失的卷冊上不知還有多少人物題詩繪圖。曹寅好像是想通過征求圖詠，囊括海內所有的名士。現今我們知道，康熙朝的著名人物王士稹、陳恭尹、梁佩蘭、薑宸英、顧貞觀、毛奇齡、閻若璩、梅文鼎、趙執信、顧彩、嚴繩孫、禹之鼎、惲壽平、餘懷等，都同曹寅有交往；而施潤章、朱彝尊、陳維崧、顧景星、尤侗、洪異、卓爾堪以及保持遺民身份的方仲舒（方苞之父）、杜齊、胡其毅、姚潛等人，同曹寅的交情尤為深厚。從曹寅的實際交遊來看，他很敬重文人學士；特別是對於身世坎坷的寒士、遺民，極為同情和尊重，並盡力予以照應。像顧景星的遺著《白茅堂全集》，施閏章的遺著《學餘全集》，朱彝蕁的《曝書亭集》，都是曹寅捐巨資為之刻印的，保存了有價值的文化成果。

　　這裏，我們略談一下曾寅與著名戲劇家洪異（字防思）的交往。康熙二十八年八月，洪異因在佟皇後喪期內召集伶人演《長生殿》，被關進刑部獄，隨後“逐歸”，革除國學生籍。那天前往觀看演出的趙執信（字伸符，號秋穀）、朱典等官員被革職。趙執信十八歲中進士，少年得誌，革職時才二十八歲。以後，洪異回到江南，日益窮愁潦倒。趙執信也再沒有進入官場。當時有人作詩譏笑趙執信：“秋穀才華迥絕儔，少年科第盡風流。可憐一出《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康熙四十一一年，洪異客遊江寧，將《稗畦集》稿本給曹寅看。曹寅讀後，即作《讀洪防思稗畦行卷感贈一首兼寄趙秋穀讚善》表示慰問：

　　惆悵江關白發生，斷雲零雁各淒清。

　　稱心歲月荒唐過，垂老文章恐懼成。

　　禮法誰嚐輕阮籍，窮愁天亦厚虞卿。

　　縱橫捭闔人間世，隻此能消萬古情。詩中對洪異和趙執信潦倒落寞的處境深表同情，並用阮籍作比，肯定洪異、趙執信平日不受禮法約束的豪放行為，用窮愁著書的虞卿作比，安慰、勉勵洪舁和趙執信；而營寅說自己是“稱心歲月荒唐過，垂老文章恐懼成”。這些，表現出曹寅與受迫害而處境困頓的文入學L心靈相通。康熙四十二年，曹寅的劇本《太平樂事》脫稿，又請洪異為作序文，刊於卷首。康熙四十三年，曹寅邀請洪異到江寧，集南北名流演《長生殿》，一時傳為盛率。無論曹寅是否意識到，他所主持的演出活動的實際效果，是存為受到不公詐待遇的洪異造影響。

　　曹寅五十五歲在揚州料理刻印《佩文韻府》肘，感冒風寒，轉而成瘧。康熙皇帝聞訊後，特命快馬馳送宮中用的外來藥品金雞挈（奎寧）至揚州。康熙皇帝限令九日到達，而藥未送到，曾寅已死。康熙帝隨即簡拔曹寅之子曹顒繼任江寧織造。曹顒這時二十四歲。三年後，曹顒突然病故。康熙帝考慮到曹家在江南居住年久，家產不便遷移，兩代孀婦無依無靠，特命將曹宣之子曹頫過繼給曹寅之妻為嗣，並繼任江寧織造。曹頫供職一直到雍正五年。康熙皇帝對於曹家，真如曾頤、曹頫奏折中說的，“天高地厚洪恩”，“亙古未有”。

　　曹頫接任江寧織造時雖然年輕，但康熙皇帝繼續用他充當耳目，陳奏密折，有時還交給他特殊的任務。康熙皇帝曾在曹頫的一個請安折上朱批：

　　朕安。爾雖無知小孩，但所關非細，念爾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雖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聞大小事，照爾父密密奏聞，是與非朕自有洞鑒。就是笑話也罷，叫老主子笑笑也好。康熙皇帝關心的當然不足。“笑話”！康熙皇帝曾多次指示曹頫、李煦照看前大學士熊賜履之子，並報告熊家情形。康熙六’卜_一一年王鴻緒等人奉上諭捐三千餘兩銀子資助熊賜履之子，除付給熊家一千餘兩外，康熙命將其餘銀子交給曹頫生息給熊家。曹頫在任的時候，用這筆銀子每年得利息三百兩，分四季交付熊家。又著名學者、曆算學家梅文鼎去世時，康熙帝命曹頫監葬事。後來梅文鼎的墓碑上題有“江南織造曹頫監造”。這些，說明康熙帝對曹頫是相當信任的，曹頫也能給豐子辦事。

　　康熙年問，尤其是曹璽、曾寅在世的時候，曾家赫赫揚揚，享盡榮華。然而，福兮禍伏，榮華中又埋下衰敗的禍根。曾寅廣交名士，為人刻書，造園林，養戲班，揮霍靡讚已成習慣；而更令曾家難以承受的，還有對皇上、壘子及王公親貴們的無窮無盡的孝敬與應酬。特別是應付康熙帝“南巡”，諸如預備纖夫、修理橋梁、疏浚河道、興建行宮、供奉歌舞宴飲以及進獻禮品、打點隨從人員，等等，動輒耗費萬會。僅康熙四十三年在揚州寶塔灣修築行宮一事，曾寅便“捐助”銀二萬兩。的確如《紅樓夢》中趙嬤嬤所說，“把銀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曹家一共接駕四次，他們家哪裏來這麽多金錢？盡管他們占著腮缺，各種名目的濫征私派及受賄，使他們有很可觀的收入，但仍遠遠不夠如此龐大的開支。於是不得不侵挪帑銀，使財務上出現巨大虧空。康熙皇帝早“風聞”兩淮鹽務“情弊多端，虧空甚多”，一再警告曹寅“千萬小心，小心，小心，小心”，“不可疏忽”，免致“後來被眾人笑罵，遺罪子弟”。果然在康熙五十年，查出兩淮鹽運庫帑共虧空帑銀一百三。J。七萬兩。經協商，由商人賠六十七萬兩，曹寅、李煦分賠七十萬兩，李、曹表示，三年內償還清楚。康熙覽奏後立即批示：“再推三年，斷斷使不得。”與此同時，江7J一織造署庫帑也發現巨額虧空；曹寅送上的禦用緞匹、明紗又有十多匹質量不合格，責令其“補織賠償”。曹寅就這樣在茫茫債海中，“日夜悚懼”，疲於奔命，過早地離，1：人世。彌留之際，計算江寧織造衙門曆年虧欠共九萬餘兩白銀，兩淮鹽務虧空分給自己賠償的為二十三萬兩白銀，而他“無貲可賠，無產可變”，“槌胸抱恨”，死不能瞑口。而出人意料的還有，曹寅死後三年，又查出他虧欠織造銀兩三十七萬三千兩。如此龐大的虧空，曹家真可說是拆骨難償！好在康熙皇帝了解曹家的苦衷，對於曹家一再“矜全”，諭令李煦及新任兩淮巡鹽禦史李陳常代曹家償還了先後清查出來的全部虧欠，保全了曹家的官職、財產和性命。

　　三

　　康熙死後，雍正即位，曹家便失去寵信，再也得不到原先那樣的“曠典殊恩”了。同時，曹家家庭的種種弊端及怠情、驕奢、侈靡的習好（染）卻有增無減，不可逆轉；他們所卷進的各種矛盾糾葛、明爭暗鬥也愈演愈烈。特別是他們的包衣身份，更令他們禍福無常，朝不保夕。皇帝老子可以根據自己的好感和同情心，連續幾代任用他們，也可以憑自己一時的厭惡隨時懲罰他們。康熙皇帝生前說的“後來被眾人笑罵，遺罪子弟”，曹寅所“日夜悚懼”的以及他的口頭禪“樹倒猢猻散”，都變成了現實。

　　康熙皇帝晚年為政“以寬仁為尚”，對於官員（包括有了官職的奴才）往往采取姑息寬容的態度。在此影響下，清朝的吏治和社會風氣急逮敗壞，各地貪汙、侵欠、挪移錢糧的問題日益嚴重。雍正嗣位後，政局發生重大變化。雍正皇帝一方麵嚴懲同他爭奪帝位的兄弟胤禊、胤搪、胤裰等人，株連不少大臣；另一方麵決心澄清吏治，稽查虧空，期望扭轉康熙後期的頹靡之風。就在他登基後的一個月，便向各省督撫下達全麵清查虧空的諭令，限“三年之內務期如數補足”，“限滿不完，定行從重治罪”；“三年補完之後，若再有虧空者，決不寬貸”。從雍正元年起全國清查虧空便雷厲風行地開展起來。蘇州織造李煦因查出虧空銀三十八萬兩，被籍沒家產，房屋賞給了年羹堯，家仆二百餘口由年羹堯揀取，剩下的作價變賣。曹、李兩家，“視同一體”。李煦遭到打擊，對曹頫是個不祥的信號。不僅雍正皇帝會增加對曹家的疑忌和厭惡，牆倒眾人推，慣於揣摸皇帝心理的官僚，早就對曹家眼紅的猾吏，這時候必然要有所作為了。

　　同一年，曹寅的長婿平郡王訥爾蘇，被雍正帝從西北防務重地調回北京管理上駟院事務。訥爾蘇在康熙晚年隨皇十四子、撫遠大將軍胤裰駐防西北，握有重要兵權，胤褪回京議事的時候，便由訥爾蘇攝大將軍印。雍正上台後，立即召胤韜回京，免去其撫遠大將軍的職務。訥爾蘇也隨之被調回北京，管理牧養皇家駝馬的上駟院。胤繈受康熙皇帝器重，任撫遠大將軍時建立大功，積累了政治、軍事和少數民族事務方麵的豐富經驗，因而是雍正感到威脅最大的政敵。訥爾蘇可能被視為胤掇的親信，自然應在打擊、排斥之列。訥爾蘇的失勢，無疑使曹家失去得力的保護而處於更不安全的地位。

　　雍正元年，查出曹頫虧欠八萬五千一百多銀兩，雍正給予嚴厲的訓斥。接著，曹頫代內務府賣人參，售價偏低，雍正認為“顯有隱瞞情形”；送上的緞匹，又多不合格，“織賠”之外，一再罰俸。雍正對曹頫的印象越來越壞。雍正二年，曹頫“恭請萬歲聖安”的折子，得到一頓沒頭沒腦的訓斥和臭罵：

　　朕安。你是奉旨交與怡親王傳奏你的事的，諸事聽王子教導而行。

　　你若自己不為非，諸事王子照看得你來；你若作不法，憑誰不能與你作福。不要亂跑門路，瞎費心思力量買禍受。除怡王之外，竟可不用再求一人托累自己。為什麽不揀省事有益的做，做費事有害的事？因你們向來混帳風俗貫（慣）了，恐人指稱朕意撞你，若不懂不解，錯會朕意，故特諭你。若有人恐嚇詐你，不妨你就求問怡親王，況王子甚疼憐你，所以朕將你交與王子。主意要拿定，少亂一點。壞朕聲名，朕就要重重處分，王子也救你不下了。特諭。這番“特諭”一定使曹頫不寒而栗，他隻能戰戰兢兢過日子了。雍正五年正月，新任兩淮巡鹽禦史噶爾泰密奏：“訪得曹頫年少無才，遇事畏縮，織造事務交與管家丁漢臣料理。臣在京見過數次，人亦平常。”雍正在“年少無才”旁批：“原不成器。”在“人亦平常”旁批：“豈止平常而已。”雍正已經認為曹頫十分可惡了。三月，雍正又在噶爾泰恭謝天恩的奏折上朱批：“向來奢侈風俗，皆從織造衙門及鹽商富戶興起。”至此，曹頻的命運已經注定，隻等時機和由頭了。

　　雍正五年十一月，山東巡撫塞楞額上疏，參劾曹頫等三處織造人員運送緞匹進京，“於勘合外加用沿途州縣各站馬匹、騾價、程儀、扛夫、飯食、草料等物”。這裏所謂“勘合”，是指使用驛站夫馬的憑證。清代對於官吏外出使用沿途驛站的夫馬。有嚴格規定，“俱以勘合為憑”。凡違例勒索夫馬、財物的，按例要受懲罰。雍正即位後，把清查驛站作為澄清吏治的措施之一，對騷擾驛站的官員嚴懲不貸，而且還特別敕令“織造各官，嗣後不得於勘合之外多索夫馬，亦不得於廩給口糧之外多索程儀騾價。倘勘合內所開夫馬不敷應用，寧可於勘合內議加，不得於勘合外多用”。因此，當雍正於這年十二月初四日看到塞楞額的奏疏，得知本已可惡的曹頫有騷擾驛站的情事時，立即傳諭內務府和吏部將塞楞額所參人員曹頫等留京“嚴審”。此案由內務府總管會同有關衙門審理，到次年六月才結案題奏請旨。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也就是內務府等衙門剛著手審理此案時，雍正便諭令：“江寧織造曹頫審案未結，著綏赫德以內務府郎中職銜管理江寧織造事務。”迫不及待地罷了曹頫的職。再過九天，即十二月二十四日，雍正又傳諭查封曹頫的家產：

　　江寧織造曹頫，行為不端，織造款項虧空甚多。朕屢次施恩寬限，令其賠補。伊倘感激朕成全之恩，理應盡心效力；然伊不但不感恩圖報，反而將家中財物暗移他處，企圖隱蔽，有違朕恩，甚屬可惡！著行文江南總督範時繹，將曾顏家中財物，固封看守，並將重要家人，立即嚴拿，家人之財產，亦著固封看守，俟新任織造官員綏赫德到彼之後辦理。伊聞知織造官員易人時，說不定要暗派家人到江南送信，轉移家財。倘有差遣之人到彼處，著範時繹嚴拿，審問該人前去的緣故，不得怠忽！欽此。雍正六年正月，範時繹接到諭旨，即“將曹頫家管事數人拿去，夾訊監禁，所有房產什物，一並查清，造冊封固”。隨後，綏赫德抵達江寧接任織造。綏赫德將查明的曹頫所有的田產、房屋、人口等項上奏雍正帝。雍正將曹頫在江南和京城的所有田產、房屋、仆人賞給了綏赫德。對旗人而言，“京師乃其鄉土”，外出做官或駐防都是出差，因此，八旗外任官員病故、獲罪後家屬必勒限回京歸旗。曹頫的家屬也要按規定回到北京。雍正“恩諭少留房屋以資養贍”，綏赫德“將賞伊之家產人口內，於京城崇文門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間半、家仆三對”，撥給曹頫家屬度日。從留下的檔案材料知道，曹頫本人在革職、抄沒之後，還被枷號催追騷擾驛站案中應分賠的銀兩。到雍正七年七月，曹頫仍在枷號之中。由於清朝的王法規定，凡枷號催追侵貪銀兩，必俟交完之日才能釋放，曹頫可能一直枷號到雍正帝死。雍正十三年八月，雍正帝病死。十月，內務府遵照新登基的乾隆帝關於旗人中“凡應追取之欺貪挪移款項，倘本人確實家產已盡，著查明寬免”的“恩詔”，才將曹頫騷攏驛站案中應分賠的銀兩（四百四十三兩二錢，交過銀一百四十一兩，尚欠三百二兩二錢）列入“應予寬免之欠項人名、款數”內具奏請旨，乾隆皇帝允準“寬免”。曹頫欠下的區區三百二兩二錢銀子，一直追賠到雍正帝死，這可見曹頫“確實家產已盡”了。

　　曹雪芹是曹寅的孫子。他出生的時候，曹寅已經去世。這時的曹家已經“不及先前那樣興盛”，但曹雪芹趕上了家庭最後一段繁華時期，領略到了前輩的流風餘韻。我們現在還不清楚曹雪芹的父親究竟是曹顒還是曹頫，但知道曹雪芹生於康熙末年，曹頫罷官並被抄家時，曹雪芹大約十二三歲。家庭的抄沒對曹雪芹的打擊太突然。他枉驚怖惶恐中結束了自己炊會饌玉的少年生活，離開江南佳麗地。可以想見，這位文學上早熟早慧的少年，佇立北去的舟中，依依望著幾代人曾經往來其間的秦淮河、玄武湖、燕子磯，望著他朝夕生活在其中的織造署及署中的西園西池，他心裏該會湧起多少激憤和傷感！“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故園花草，秦淮風月，此後就隻能出現在他夢中和記憶中了，也永不消逝地留在他的夢中和記憶之中。

　　前麵引過曹寅安慰、勉勵洪異、趙執信的詩，有一句足：“窮愁天亦厚虞卿。”說虞卿（戰困時人）的“窮愁”是老天爺酌厚意——正由於窮愁，虞卿才得以發憤著書，自見於後世。酋寅萬沒有想到，他自己的子孫也得到老天爺的這份“厚意”。詩“窮而後工”，“文章憎命達”。文學，同苦難有某種不解之緣。雖然窮愁不一定會產生偉大的作品，但隻有經曆和體驗過人生的辛酸和苦痛的作家，才有對人生和曆史的深入思考與悲劇性感受，才會感悟到民族和人類所麵臨的憂患與危機，也才能打開藝術靈感的閘門，激起藝術創作的衝動，創作出真正偉大的文學作品。在痛苦中孕育的文學作品，最富於感情，最能打動人心，也最令人深思。在雍正皇帝嚴懲曹頫一家的時候，誰也不曾意料到，這個家庭的衰敗，竟孕育出了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小說家，世界文化巨人。假若當年曹家不是這樣的結局，曹雪芹憑著他的文化修養，當然可以成為曹寅、敦敏、敦誠那樣的詩人，成為納蘭性德那樣的詞人，但他肯定寫不出《紅樓夢》。中國的文學史要是缺少《紅樓夢》一章，那該是多大的遺憾啊。

　　2002年6月寫2010年5月改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