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叢考——李廣柏自選集

第十三章 如何確認曹雪芹的祖籍

　　曹雪芹的祖籍問題已經爭論了幾十年，發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差不多上百萬字。然而，至今學界仍不能達成共識。最近，我讀到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曹雪芹祖籍考論》（以下簡稱《考論》），長達四十萬字。作者是河北社科院的王暢先生。書中牽強附會的諸多問題暫且不說，最令人吃驚的是，偌大一部專門“考論”曹雪芹祖籍的書，從頭至尾都把“祖籍”的概念搞錯了。這種錯誤，就好像作文考試中把題意理解錯了一樣，使整個文章從根本上失去了價值。

　　《考論》對“祖籍”的誤解，來源於周汝昌先生。周先生是著名學者，我說周先生和他讚賞的《考論》連“祖籍”的意思都沒搞清楚，似乎不大合乎情理，說出來恐怕也有很多人不相信。我估計，周、王兩位先生未必真的不懂得“祖籍”的含義和用法，這不過是他們理屈詞窮之後表現出來的概念的混亂。為了使曹雪芹祖籍問題的討論能夠正常進行，我建議，凡是參與這場爭論的人，最好就“祖籍”的概念來個約定。如果我們說的“祖籍”是一個意思，周、王兩位先生說的“祖籍”是另外一個意思，大家說的不是一回事，那爭論將永遠糾纏不清，也沒有啥味道了。本文闡述我對“祖籍”的理解，並進一步申述我對曹雪芹祖籍問題的看法，請周、王兩位先生和所有讀到這篇文章的女士、先生指正。曹雪芹祖籍問題的爭論已經到了這個份上，參與爭論的人，必須保持概念和論題的一致性，理性地遵守“遊戲規則”，不得擅自偷換概念，偷換論題。

　　需要說明的是，詞語的含義是約定俗成的，有社會的、曆史的規定性，不是個人可以隨意解釋的。因此，我們使用“祖籍”一詞，必須遵守社會、曆史關於其意義的“規定”，遵守它在社會生活和文化傳統中所實際形成的涵義和習慣用法。我們要求爭論過程中保持概念和論題的一致性，也是要求統一在社會、曆史所賦予的意義上。

　　周、王二先生對“祖籍”的誤解與濫用

　　《考論》一書先從“紅學”考論起，再考論“曹學”，然後才切入本題——“曹雪芹祖籍的研究”。作者提出這一問題時，並沒有對“祖籍”加以解釋和界定。我初讀時，還以為書中所使用的“祖籍”的概念同我們一般人用的是一致的。到第二章以後，看到作者反複強調：“豐潤與遼陽隻是曹雪芹上世的遠世祖籍和近世祖籍的關係”（第192頁）。“雪芹之祖籍”，“豐潤為遠世祖籍，沈陽（或稱遼東）為近世祖籍”（第61頁）。“遼陽說”“與‘豐潤說’並不矛盾”，“這二者乃是屬於兩個不同的曆史階段”（第100頁）。這些話使我明白了，原來王暢先生認為：“祖籍”是分曆史階段的。曹雪芹的祖籍，在不同曆史階段有不同的“祖籍”。豐潤是遠世“階段”的“祖籍”，遼陽（或沈陽）是近世“階段”的“祖籍”。但是，王暢先生說的“曹雪芹上世”的祖籍，仍令人費解。王暢先生不是“考論”曹雪芹的祖籍嗎，怎麽豐潤和遼陽又變成了“曹雪芹上世”的祖籍？這種行文中的混亂，我隻能表示遺憾。

　　《考論》考到第五章、第六章，曹雪芹的“遠世祖籍”，就不是止於豐潤了，而是“把其祖籍變遷，上推至豐沛（曹參）、靈壽（曹彬）、武陽（曹孝慶），下訖豐潤（曹端明）、鐵嶺（曹端廣）、遼陽（曹振彥、曹璽）”（第463頁）。這個意思，王暢先生在書中反複申說。他又有一段這樣的話：

　　我認為，在曾雪芹祖籍研究已進行了六十餘年後酌今天，“遼陽說”與“豐潤說”之爭，能否擺脫非學術因素的影響，而就靈壽、南昌、豐潤、鐵嶺、沈陽、遼陽等地點如何準確可靠地聯接的問題，即弄清曾雪芹祖籍的曆史發展與演變過程的問題，這才是當務之急，這才是曾雪芹祖籍研究真正需要解決的課題。照王暢先生這些話來看，他說的曹雪芹祖籍，是曆史上一連串“地點”的“聯接”，一連串“地點”的“發展”與“演變過程”。王暢先生一會兒把曹雪芹祖籍的上限定在秦漢時的豐沛，一會兒又定在宋初的靈壽。正如他自己所說：“曹雪芹上世追溯到宋武惠王曹彬，也就必然要追到曹操、曹參，直至周叔振鐸”。而依照王暢先生這種往上推的辦法，周初也不是曹雪芹祖籍的上限，曹雪芹的祖籍可以無限地往上推，一直推到原始人的山洞裏。

　　還有，王暢先生認為曹雪芹祖籍的下限也不是遼陽。《考論》中有一處，說“曹雪芹的祖籍就隻能說是北京（或南京）”。王暢先生在貴州《紅樓》1997年第2期發表的《走“紅運”與“倒紅黴”》中明確地說：“曹雪芹的祖籍，一般地講，隻說北京就夠了。”

　　曹雪芹的祖籍究竟在哪裏？《考論》用幾十萬字考論以後，在書的結尾，得出“靈壽一武陽一豐潤一鐵嶺一沈陽一迂陽一北京”七個“祖籍”（王暢先生又稱為“曹雪芹上世之籍貫”）的結論。王暢先生發表於貴州《紅樓》1996年第四期的《關於《曹雪芹祖籍考論）》，又提出“河北靈壽一江西南昌一河北豐潤一遼寧鐵嶺一沈陽一遼陽一北京一南京一北京”九個“祖籍”。其實，按王暢先生對“祖籍”的理解，曹雪芹的祖籍豈止七個、九個，應該是無數個，用數學的方法來表示，就是“n”個。

　　王暢先生的《考論》是堅持“豐潤說”的著作，全書最後一章（第六章）的題目也是《“豐潤說”論證》。但他實際的結論隻是說：豐潤是曹雪芹祖籍之一。

　　王暢先生在《考論》的《後記》中特別說明：他的研究和撰著“事先並無框框”，“未受任何先入為主的觀念所左右”；他“最終的看法”不是來自研讀“大量的資料”和“反複認真的思考”之前，“而是產生在這之後”。《考論》出版後，王暢先生在答記者問和《關於(曹雪芹祖籍考論》 一文中，又反複聲明這一點。本來，書已經出版了，究竟是為“先入為主的觀念所左右”，還是從實際研究中得出的結論，讀者自會判斷。作者一再作聲明，反倒有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味道。

　　王暢先生所勾畫的曹雪芹祖籍的“演變過程”，最關鍵的，是說曹端廣（鐵嶺曹）為豐潤曹之分支，說曹雪芹是曹端廣的後人。試問，這種看泫來自什麽“資料”？不要說“大量的”，就是一星點兒根據，王暢先生都沒有。大家都知道，這種看法完全是周汝昌等先生的虛構，批評“豐潤說”的文章一再揭露過。王暢先生在沒有任何文獻依據的情況下照搬周先生的說法，該怎麽解釋？

　　王暢先生對“祖籍”的誤解，也是來自於周汝昌先生。周汝昌先生雖然是堅持“豐潤說”的代表人物，但他對首雪芹祖籍的說法常有些含混。《紅樓夢新證》（以下簡稱《新證》）初版第三章，標題是《籍貫出身》。其第一節題為《豐潤成寧裏》，意思當然是說曹雪芹的籍貫是“豐潤成寧裏”。可是，這一節最後一句結論性的話是：“則成寧裏一村，其即雪芹之老家乎？”似乎他並未肯定曹雪芹的籍貫在豐潤。《新證》增訂本第三章的《附記》，反駁賈宜之的《曹雪芹的籍貫不是豐潤》 一文，說：

　　賈文最後羅列了一係列資料（全部是拙著本書所引用者，但不加說明），來證明曾氏祖籍是遼陽，——好像大家連這還不知道。他似乎也未弄清楚：我指的正是遼陽的曾氏到底是土著還是移民……（柏按：“全部是拙著”一句為周先生自注）

　　周先生這幾句話表明他承認遼陽是曹雪芹的祖籍，他隻是要追溯這個祖籍之前的籍貫。王暢先生的“豐潤為遠世祖籍”的說法，即來源於此。

　　1993年6月，在豐潤縣召開“曹雪芹祖籍問題座談會”，也就是“再次宣布，文學巨匠曹雪芹為河北省豐潤縣人”的那次會。會後，由唐山市和豐潤縣的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了一本《曹雪芹祖籍在豐潤》（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周汝昌先生為此書寫的序中說：

　　雪芹的先世，則是曹彬之三子瑋之後代。這些族眾散居於江南江西各地，而祖籍則因曹彬之貴盛而移到了河北靈壽。周先生在電視專題片《紅樓夢與豐潤曹》（中央電視台1995年3月14日播放）中作為顧問講過這樣一句話：豐潤和遼陽是曹雪芹先後不同時期的祖籍。因為我當時沒有錄音，這裏不能引用原話，但周先生的意思我記得很清楚。

　　周先生在1995年12月8日的《文藝報》上發表《考察曹雪芹祖籍的意義與論據》，提出：

　　我們所討論的雪芹祖籍，有其特定“界說”——指的是明清這個大曆史時期的祖籍……

　　周先生在江蘇《明清小說研究》1996年第4期發表的《曹雪芹家世考佚》中，又提出：

　　我們所說的曾氏祖籍，有其特定曆史時限，即緊緊圍繞上述“身世悲深”的來龍去脈之表現於祖籍變遷的這一特定概念，不指曆史分明、無待考研的曾氏上古的，中古的祖籍（如濟陽，沛、譙、鄴，京口，池州、靈壽，汴州……）。綜合這兩篇文章來看，周汝昌先生心目中的“曹雪芹祖籍”包括：上古的祖籍、中古的祖籍和明清大曆史時期的祖籍。這和王暢先生對“祖籍”的理解與用法完全一致。不過，周先生到底如王暢先生所說，“充溢著詩人的睿智”。他看出，如果他也像王暢那樣強調曹雪芹的祖籍是個“演變過程”，豐潤隻不過是n個祖籍中的一個，那他們關於曹雪芹祖籍的主張就不宜叫做“豐潤說”了，就應該正名為“n個說”了。周先生是不願意放棄“豐潤說”的。於是，周先生一麵談論曹雪芹有上古、中古、明清三個階段的“祖籍”，一麵則“緊緊圍繞”“明清這個大曆史時期”做文章，也就是仍然要落腳在“豐潤”上。他也不管這是否能自圓其說。

　　“祖籍”的含義與用法

　　我國書麵語言和口頭語言中，“祖籍”一詞，早有習慣的一致的用法，也就是有約定俗成的含義。

　　我國古代很早就有戶籍製度，因而每個人都應有一個“籍”。《漢書·高帝紀下》記高帝五年詔書語：“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複故爵田宅。”顏師古注：“名數謂戶籍也。”《史記》卷103《萬石張叔列傳》記：“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司馬貞索隱：“無名數，若今之無戶籍。”《三國誌·蜀書·諸葛亮傳》裴注引《魏略》記諸葛亮語：“今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著籍”就是在某地入籍的意思，明清史料中常可見到“著籍”一詞。

　　“籍”又稱為“貫”。白屆易《新豐折臂翁》有雲：“翁雲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在小說、戲曲作品中常有“祖貫”一詞。如《竇娥冤》竇天章上場的說白：“小生姓竇，名天章，祖貫長安京兆人也。幼習儒業，飽有文章；爭奈時運不通，功名未遂。小生一貧如洗，流落在這楚州居住。”《水滸傳》第55回：“久聞東京有個炮手淩振，名號轟天雷。原來淩振祖貫燕陵人，是宋朝盛世第一個炮手。”古人用“祖貫”這個詞，隻指～處地方，不是指曆代祖先許多個居住地。我們看古人的習慣，所謂“祖貫”，就是指現居地之前的那個祖居地（原籍）。

　　明清出現“祖籍”一詞。如《初刻拍案驚奇》卷14：這段話在山東即墨縣於家莊。有一人喚名於大郊，乃是個軍籍出身。這於家本戶有興州右屯衛頂當祖軍一名。那見在彼處當軍的，叫於守宗。元來這名軍是祖上洪武年問傳留下來的，雖則是嫡支嫡派承當充伍，卻是通族要幫他銀兩，叫做軍裝盤纏，約定幾年采取一度，是個舊規。其時乃萬曆二十一年，守宗在衛，要人到祖籍討這一項錢糧。有個家丁叫做楊化，就是薊鎮人，他心性最梗直，多曾到即墨縣走過遭把的，守宗就差他前來。明朝實行衛所製，軍士有軍籍，世襲為軍，與民籍不相混。這裏說的於守宗世襲的軍籍在興州右屯衛，他家的祖籍在即墨縣。祖籍即原籍，是同他的軍籍與現居地相對而言的。

　　康熙年間問世的擬話本小說《西湖佳話·葛嶺仙跡》中，有一段對話：鮑玄聽了，道：“這等說是葛兄了。但不知仙鄉何處？”葛洪道：

　　“祖籍金陵句容。”這是一篇帶有神怪色彩的小說，它的作者既然以葛洪為小說主人公，必定讀過《抱樸子》裏麵葛洪的《自敘》。葛洪在《自敘》中說，他的始祖是葛天氏，王莽時他祖上徙於琅琊，後來有一支“南渡江而家於句容”。葛洪就是這一支的後人。小說作者隻讓葛洪說“祖籍金陵句容”，可見作者心目中，“葛洪的祖籍”，隻一處地方。要是王暢先生來寫這篇小說，那葛洪的“祖籍”就是一串地方，要從葛天氏“操牛尾”、“歌八闋”的地方說起。

　　在清代官方政書中，“祖籍”是與“寄籍”相對而言，指某人某家的寄籍之前的那個祖居地（原籍）。光緒年間重修的《欽定大清會典》卷10（吏部）載：督撫以下至佐雜，皆回避本省。直隸人並回避五城司坊官。如係寄籍者，祖籍、寄籍一體回避。鹽場河工之員不回避祖籍。（柏按：旗人的回避另有規定）這是清朝的規定。地方官員要回避本省；如果本省是官員的寄籍，除回避此省外，還要回避祖籍所在之省。這個規定很明確，“如係寄籍者”才有回避祖籍的問題。如果本省是官員的世代居住地，則無所謂祖、寄，就不存在回避祖籍的問題，隻要回避本省就夠了。十分明顯，官員需要回避的“祖籍”，是寄籍之前籍貫所在的那個省；不是他的宗譜、族譜上所載的曆代祖先們的許多居住地。元代以前，中國也沒有“省”。什麽是“寄籍”？光緒《欽定大清會典》卷十七（戶部）對“寄籍”有個解釋：

　　人戶於寄居地方置有墳廬已逾二十年者，準其入籍，出仕令其聲明祖籍回避。文員罷職，不準寄居另q省；如本身已故，子孫於他省有田土丁糧願附入籍者，聽。人戶在寄居地方入籍的，稱寄籍。這樣的人出來做官，除回避現在的寄籍外，按規定還要回避祖籍，所以“令其聲明祖籍回避”。當然，寄籍之地子孫世代住下去就成為世居之地了，開始在此地入籍的就是此一支派的始祖。

　　商務印書館1915年出版的《辭源》，對“祖籍”的解釋是：清製，凡入籍他省者，以其原籍為祖籍，而以入籍之省為寄籍。出仕者，祖籍、寄籍一體回避。這個解釋是相當確切的。

　　現代的口語和書麵語言裏麵，“祖籍”是一個常用的語詞。雖然現代人很少說“寄籍”了，而所說的“祖籍”仍然保留著傳統的意義。如果某人的現籍非世居之地，就稱現籍之前的那個祖居地為“祖籍”。如周恩來總理是江蘇淮安人，他的上輩是從浙江紹興遷至淮安的。周總理的祖籍就是紹興，他的祖籍也隻是紹興。這是“祖籍”一詞在社會生活和文化傳統中實際形成的含義與用法。這是規範用法。再強調一次，我們說一個人的“祖籍”，隻指一處地方，不是指他的自古以來的曆代祖先的許多居住地。除了有人說曹雪芹的“祖籍”多至九個之外，我再沒聽說誰有九個、十個祖籍的，就是有兩三個祖籍的也沒聽說過。

　　高等學校文科教材《中國曆代文學作品選》（朱東潤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下編第一冊：

　　虞集，字伯生，號道因，祖籍仁壽（今四川省仁壽縣），遷居崇仁（今江西省崇仁縣）。（柏按：南宋末年，虞集的父親在外地做官，宋亡遷居崇仁）

　　張寒，馬來西亞作家……祖籍廣東揭陽，1939年出生於馬來西亞吉隆坡。陳香梅，女作家，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生於北京，祖籍福建。一九四三年任中央通訊社記者，後結識美國援華空軍飛虎隊長陳納德，一九四八年結婚，加入美國籍。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台港澳及海外華人作家詞典》第9、647頁載：柏楊，台灣雜文家。祖籍河南開封縣。畢業於東北大學。

　　1949年去台灣。

　　張愛玲，旅美小說家。祖籍河北豐潤，生於上海。1952年移居香港。1955年去美國。我們從大量資料中選的這幾個有代表性的例子，顯示了現代人是怎樣理解與使用“祖籍”的。請看看，有沒有“近世祖籍”、“遠世祖籍”、“中古祖籍”、“上古祖籍”、“七個祖籍”、“九個祖籍”之類的觀念和說法？這些年，港台和海外友人回到大陸上來，常說到他們的祖籍在何處。有的在海外經曆了好幾代的家庭，仍然記著他們在中國大陸的祖籍。如果按照周汝昌、王暢先生關於“祖籍”的用法，那些友人一定要說明他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祖籍”在哪裏、“明清時期的祖籍”在哪裏、“宋元時期的祖籍”在哪裏、“漢唐時期的祖籍”在哪裏……周、王二位先生聽到過這樣的說法嗎？

　　我國傳統的文史研究中，注重考察作家的家世和世係源流，有時會追溯到很遠的祖宗。這種研究是有意義的，我一向尊重這種研究。但是，祖籍問題，同作家上世的世係源流，同作家曆代祖先的繁術、遷徙，不能混為一談。王暢先生在《考論》中宣稱，“應該把曹雪芹祖籍問題的研究，放在更遼遠、更廣闊的時空中進行”，探討它的“發展、變遷的過程”，即有七個、九個“祖籍”的事情。周汝昌先生說，他對“祖籍”的用法，“固非爭議‘祖籍’俗義者所能曉悟也”。表麵上看，周、王二位先生的學術視野是多麽遼闊，“遼陽說”者簡直望塵莫及。實際上，周、王二位先生偷換了“祖籍”的概念，也偷換了論題。

　　如何確認旗籍漢人的祖籍對於旗人而言，“京師乃其鄉土”。雍正皇帝有個“上諭”，講過這個問題：

　　……一則奏稱駐防兵丁身過之後其骸骨應準在外瘞葬，家口亦應準在外居住。獨不思弁兵駐防之地不過出差之所，京師乃其鄉土。本身既故之後而骸骨家口不歸本鄉，其事可行乎！若照此行之，日久將見駐防之兵皆為漢人，是國家駐防之設竟為伊等入籍之由，有此理乎！這就是說，旗人的鄉土是京師，外地駐防和任職之處隻不過是出差之所。曹雪芹家有幾代人在江寧任職，並在南方置下田產、房屋；但是，他們家的旗籍戶冊統於京城內務府的原佐領下，他們家在江寧的職務是屬於內務府的差遣。他們家的人死了要送回北京安葬，子弟長成人了要歸旗當差。被罷官了，家屬也要限期回京歸旗。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曹雪芹是北京人。何況，曹雪芹從少年時期離開南京以後，就一直生活在北京，最後也死在北京。

　　王暢先生把南京也作為曹雪芹的“祖籍”，是可笑的。曹雪芹家從來沒有在南京入籍。王暢先生又讓北京先後兩次作曹雪芹的“祖籍”，更令人可笑。北京是曹雪芹的現居地，怎麽變成了“祖籍”，而且先後作兩次？

　　不過，旗人雖然以京師為鄉土，但並不落籍於順天府地方。旗人的戶籍統領於八旗的管理係統。《永憲錄》中說：“參領、佐領如漢官之府、縣。凡旗人各有所屬，稱佐領某人下，如漢某縣人。”因此，我們說，曹雪芹是北京人，但同一般民戶在府、州、縣落籍的情況又不一樣。

　　根據《八旗通誌》初集卷五《旗分誌》和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所藏《內務府正白旗佐領管領檔》等多種文獻的記載，曹雪芹家為滿洲正白旗包衣第五參領第三旗鼓佐領下人，或者說是正白旗內務府第五參領第三旗鼓佐領下人。曹雪芹家屬於滿洲正白旗包衣，論民族身份，曹雪芹家是漢人。由於清朝習慣，包衣漢人稱包衣漢軍或混稱漢軍，而且在任職和參加考試的待遇方麵，包衣漢人也與八旗漢軍基本相同，所以我們今天看到清朝的許多書籍（《棗窗閑筆》、《熙朝雅頌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把隸屬於內務府正白旗的曹雪芹家稱為“漢軍”，這正像把內務府鑲黃旗包衣漢人高鶚稱為“漢軍高鶚”一樣。

　　旗籍漢人家庭中最早入旗的人，有文獻資料（包括《清史稿》）記載的，大都指明他們的籍貫（所屬府、州、縣）。如金玉和（遼東人）、馬光遠（順天大興人）、馬國柱（遼陽人）、祝世昌（遼陽人）、李思忠（鐵嶺人）、曹振彥（遼陽人），等等。這籍貫是他們本人的籍貫，也就是他們入旗之前的籍貫。有意思的是，旗籍漢人家庭的後代子孫，雖然正式履曆和官方文書上隻說旗籍（這反映在史館館臣為漢軍旗人寫的傳記上以及後來的《清史稿》上），但這些子孫在著作中，往往自署籍貫，別人的著作中也指明這些人的籍貫。如高其倬，《清史稿》的記載是：“高其倬，字章之，漢軍鑲黃旗人。父蔭爵，官口北道。”（第292卷）而《國朝詩別裁集》卷18的小傳為：“高其倬，字章之，奉天鐵嶺人。”《國朝詩鐸》書前作者介紹為：“漢軍高其倬章之，奉天鐵嶺人。”《紅樓夢》讀者十分熟悉的高鶚，《清史稿》記載為：“高鶚，字蘭墅，亦漢軍旗人。乾隆六十年進士。”（附李鍇傳後）而高鶚為《紅樓夢》一百二十回本撰寫的序，自署“鐵嶺高鶚敘並書”；為《紅香館詩草》寫的序，自署“鐵嶺高鶚序”。高鶚的詩集《月小山房遺稿》，由覺羅華齡校刊，署“鐵嶺高鶚蘭墅著”；覺羅增齡的序，也稱“蘭墅夫子，鐵嶺漢軍人也”。

　　旗籍漢人家庭的這些後代子孫所稱的籍貫，實際上是他們家入旗之前的籍貫，也就是他們家的原籍。在漢軍旗人中，“原籍”是與他們的旗籍相對而言。乾隆皇帝為解決旗人的生計問題，曾有一道“上諭”：

　　朕思漢軍，其初本係漢人。朕意欲稍為變通，以廣其謀生之路。如有願改入原籍者，準其與該處民人一例編入保甲。有不願改入原籍而外省可以居住者，不拘道路遠近，準其前往入籍居住。“原籍”所指，這裏是很清楚的。就旗籍漢人家庭的後代子孫來講，他們家的原籍當然是他們的“祖籍”。我們確認曹雪芹的祖籍，就是要看他家入旗之前的籍貫在哪裏。

　　乾隆年間所刊李鍇的《尚史》，署名為“襄平李鍇鐵君甫纂”，自序稱“襄平後學李鍇鐵君甫識”。這個李鍇是鑲白旗漢軍，他們那個家族原本是從朝鮮遷入遼東的，先落戶於襄平（遼陽）。《尚史》收入《四庫全書》史部別史類，署“鑲白旗漢軍李鍇撰”。《四庫全書》總纂官紀的等人為《尚史》寫的“提要”（又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50，並注明“兵部侍郎紀的家簸本”），開頭是這樣；《尚史》一百七卷，國朝李鍇撰。鍇字鐵君，鑲白旗漢軍。卷首自署日襄平。考襄平為漢遼東郡治，今為盛京遼陽州地，蓋其祖籍也。李鍇作為旗籍漢人，不可能往某州、縣地方入籍，他所署“襄平”足他的家庭入旗之前的籍貫（原籍）。《四庫全書》“提要”明確指出李鍇所署“襄平”，是李鍇的祖籍。這對我們如何確認旗籍漢人的“祖籍”，很有啟發。

　　曹雪芹的祖籍在遼陽

　　從《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來看，曹雪芹上世淪為滿洲旗奴的第一代人是曹錫遠（一作世選）。曹振彥當是同父親錫遠同時入旗的。曹振彥從龍入關後，曆任山西吉州知州、陽和府（大同府）知府、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我曾舉《山西通誌》、《浙江通誌》、《重修兩浙鹽泫誌》關於曹振彥是“遼陽人”的記載，《大同府誌》關於曹振彥是“遼東人”的記載。這些官修的誌書，成書不是一個時間，也不是一個地方，又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它們對曹振彥籍貫的記載這樣一致，必定有它們的依據。我們現今還沒有發現關於曹振彥的籍貫有其他說法的文獻。從文獻資料上看，曹振彥的籍貫（即曹雪芹的祖籍）確定而沒有疑義。

　　曾寅自署“千山曹寅”。這是說明曹雪芹祖籍在遼陽的一日了然的證據。曹寅的時代，千山屬於遼陽，而且有“遼陽千山”的說法。內閣學士、經筵講官張玉書於康熙二十一年寫的一篇遊記，在乾隆《盛京通誌·國朝藝文》裏，即題為《遊遼陽千山記》。成書於康熙、雍正年問的《古今圖書集成》，其《山川典》第九卷關於千山的總介紹，題為“遼陽之千山”。康熙、雍正年間纂修的《明史》，其《地理誌》“定遼中衛”（遼陽）之下注雲：“南有幹山。”乾隆《盛京通誌》卷25、乾隆《大清一統誌》卷38、嘉慶《重修一統誌》卷59，均一致介紹：“千山，在遼陽州南六十裏。”《盛京通誌》的《盛京全圖》、《重修一統誌》的《奉天府圖》，也是在“遼陽州”下畫一個山形圖樣，注日“幹山”。曹寅在這樣的背景下自署“幹山”，其“千山”當然是遼陽的代稱。所以，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的曹寅小傳寫道，“自署千山，蓋其先為遼陽人”。

　　周汝昌先生不承認“千山”是遼陽的代稱。他在《紅樓夢新證》裏說：“千山”一名，有兩個意義：一是奉天鳳城縣的別稱，一是長白山的異名。《施愚山先生全集》詩集卷首有校閱諸人姓字，曹寅是花錢刻板的人，署作“長白曹寅子清”，足見千山是長白，是泛詞，而非確指鳳城縣。不知周先生根據什麽，說“千山”是“鳳城縣的別稱”。查閱有關地理資料。1913年，鳳凰直隸廳改為鳳凰縣（在丹東市西北），第二年發現和湖南省鳳凰縣同名，又改名為鳳城縣。這是鳳城縣設縣之始。明清時遼東地區根本沒有“鳳城縣”。周先生根據《施愚山先生全集》卷首“校閱姓氏”內作“長白曹寅子清”，便說“足見千山是長白，是泛詞”，也是不合道理的。這裏先要說明，在《施愚山先生全集》卷首“校閱姓氏”下有句注文：“曾經商訂及現在校閱諸先生謹刻如左，餘不敢多及。”注文後列四十多人，曹寅是其中之一。注文清楚地表明，“長白曹寅子清”不是曹寅自署，而是出於刊刻此集的人之手。當然，稱曹寅為“長白人”，也不算錯，《瑤華集》卷首也稱曹寅的裏籍為“長白”。“長白”是奉天的代稱。《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與“遼陽之千山”並列的，即“奉天府東北之長白山”。稱曹寅為“長白人”，同《永憲錄》、《國朝詩別裁集》等書稱曹寅為“奉天人”是一樣的意思。這是就大範圍來講的，遼陽在清朝屬於奉天府。稱“長白曹寅”，並不否定“千山”為遼陽的代稱。

　　王暢先生還發揮周先生的說法，提出‘幹山’亦正為遼東之山脈的名稱”。這大概是他從現代地理書上看到的。現代“地名詞典”上，“幹山”確有兩個意思：指遼東半島的豐幹山脈。指遼陽城東南的一處名勝（現屬鞍山市）。可是，曹寅的時代並沒有“千山山脈”這樣一個概念和定名。除了前麵我已經指出的那些文獻記載以外，我還查閱過《明一統誌》、《讀史方輿紀要》以及康熙皇帝的《入幹山》詩、乾隆皇帝的《望千山》詩。它們都是把“千山”視為遼陽的一處名勝，沒有泛指遼東山脈的。曹寅筆下的“幹山”，不可能指當時尚未定名的“千山山脈”。

　　康熙年間修的《上元縣誌》卷16的“曹璽傳”載：曹璽，字完璧。其先出自宋樞密武惠王彬後，著籍襄平。大父世選，令沈陽有聲。世選生振彥，初扈從入關，累遷浙江鹽法參議使，遂生璽。曾璽是曹雪芹的曾祖父。從上下文義看，“著籍襄平”的主詞為“其先”（承接上文）。也就是說，曹世選之前，曹家已經在襄平“著籍”。不知怎麽的，王暢先生竟認為“著籍襄平”的主詞是曹璽。他在反駁我的時候說：李廣柏先生是把康熙《上元縣誌》中《曾璽傳》所說的曹璽“著籍襄平”當作了曹雪芹上世的籍貫，但曹璽的“著籍”並不等於是曹璽上世的籍貫……王暢先生還以曹璽“著籍襄平”為根據，推算：曹振彥、曹璽在遼陽最多不過“著籍”二十多年（從明天啟元年即公元1621年3月後金攻陷沈陽，到明崇禎十七年即公元1644年滿清入關）的時間……（《考論》第302頁）曾家在“從龍入關”的明崇禎十七年即清順治元年前，“著籍襄平”的時間，最長不過二十三年。因為王暢先生把“著籍襄平”的主詞弄錯了，所以他以此為前提的所有推算都是錯的。王暢先生也不想一想，曹璽是在包衣旗人家中長大的，成年以後就為皇家當差，他怎麽會到襄平“著籍”？

　　曹雪芹祖籍在遼陽，這是否定不了的曆史事實。豐潤縣不是曹雪芹家入旗之前的原籍，也沒有任何文獻記載表明曹雪芹更遠的祖宗是從豐潤遷至遼陽的。豐潤縣，同曹雪芹的祖籍沾不上邊兒。

　　1997年10月寫 2010年5月改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