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叢考——李廣柏自選集

第十二章 曹雪芹的民族身份

　　曹雪芹，是我們中華民族的驕傲。無論他當時屬於國內漢、滿、蒙、回哪個兄弟民族，都不影響他在人類文化史上的地位，也不影響我國各族人民對他的感情。不過，他究竟是什麽族，還是應該準確、如實地予以說明。這不僅是為了尊重曆史，也有利於正確理解他的身世、思想和創作。

　　中華書局出版的《滿族簡史》，將曹雪芹列為滿族“最為著名的文學家”。該書主要編寫人之一王鍾翰先生，又寫文章，強調曹雪芹“理所當然的”是滿族的正式成員。我讀了之後；有些不同看法，想提出來向王鍾翰先生和廣大讀者請教。

　　旗人≠滿族人

　　我們討論曹雪芹屬於哪個民族，牽涉到曆史上民族的劃分。對這個問題，應當以曆史的態度加以考察，也就是要看曆史上實際存在的民族狀況以及當時人們的民族意識。如果當時社會並不以為是一個民族共同體的，今天怎麽好把他們劃成一個民族？

　　王鍾翰先生把曹雪芹劃為滿族，主要理由是：旗人即滿族人。這就與曆史情況及當時人們的心理意識不相符合。

　　八旗製度是努爾哈赤和皇太極逐步建立起來的。各旗分滿洲、蒙古、漢軍，“以本部所屬者為滿洲，蒙古部落而遷入者為蒙古，明人為漢軍”：習慣上稱“八旗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或“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八旗”。其初建時，包括了境內各族人民，是一種社會組織形式，並不是一個民族概念，似乎也沒有人把“旗”視為一個民族。事實上，蒙古、漢軍另立旗分，正表明當時對民族差別的重視。

　　天聰八年（公元1634年）五月，皇太極在一道上諭中說：“朕仰蒙天眷，撫有滿洲、蒙古、漢人兵眾。”！‘：毫不隱諱地承認旗內有不同族的人。

　　天聰六年正月，鑲紅旗秀才胡貢明在奏章中說：

　　皇上諭金、漢之人都要讀書，誠大有為之作用也。但金人家不曾讀書，把讀書極好的事反看作極苦的事，多有不願的。‘53這裏金人指滿族，漢人指漢族，明確地作了區分。清軍入關以後，漢軍作為旗人的一部分，享有旗人所特有的待遇，禮製習俗也與滿族人相互影響。然而，滿、漢並不平等，更非“一體”，八旗內仍存在滿、漢畛域。在語言、文化等方麵，漢軍還保持著漢族的基本特點。因此，漢軍仍被當時社會目為漢人。用著名曆史學家談遷的話說，是“漢人投旗者”。從仕宦方麵看，漢軍就有別於滿洲。清初，“設議政王大臣數員，皆以滿臣充之”，沒有漢軍的份。內閣、六部，原設有滿缺、漢缺和漢軍缺，以後漢軍專缺逐步並入漢缺內。這便意味著，清朝廷逐漸把漢軍視若一般漢人。《嘯亭雜錄》中說：漢軍，國初時定製皆用漢缺，至於六部司員，則自有專缺，漢人選法不致壅滯，而其升轉亦易。雍正中，盡裁汰其額，並入漢員中，是以漢軍升轉，倍覺煩難。《聽雨叢談》中也說：自裁漢軍專缺後，八旗漢軍除內閣侍讀、大理寺丞、六部漢字堂主事、中書、筆帖式仍有專缺外，其餘均借補漢缺，故仕途淹滯者多。在清朝皇帝眼中，滿洲、漢軍，親疏分明。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四月有一道上諭說：向來八旗遇有流徒罪名，均以枷責發落。嗣因旗人漸染惡習，競有不顧顏麵、甘為敗類者，曾降旨令，將旗人流徒案件，滿洲則按其情罪公私輕重，分別問遣折抵，漢軍則均斥令為民，照所犯定例發遣。“斥令為民”，即開除旗籍，按一般漢人定例發遣。於此可見，漢軍、滿洲在法律上也不是一視同仁的。由於八旗之內這樣厚此薄彼，所以就有漢軍冒充滿籍的事。如佟養性、石廷柱兩家本為漢族，其後人在康熙年間憑借權勢偽稱滿族，成為“漢軍各旗內亦有滿洲人”的特例。這種冒充，當時可能大有人在，隻是不一定都能像佟、石兩家那樣成功。我們看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規定：嗣後令各旗於考試時，將應考人員詳晰注明滿洲、漢軍，谘送順天府注冊考試。如有漢軍冒入滿洲額內中式者，查出，將谘送之都統、佐頒等官，交部議處，該員照冒籍例斥革。試想，如果凡旗人都是滿族人，怎麽還會有漢軍旗人去冒充滿籍呢？怎麽還會有“漢軍各旗內亦有滿洲人”的提法呢？很明顯，這種現象說明旗內實際存在著滿漢民族界限。也是在曹雪芹的時代，生齒日繁而又奢侈成風的旗人，出現了嚴重的“生計”問題。一貫歧視漢軍的滿族統治者，為了保證滿洲旗丁的食餉，決定讓部分漢軍出旗為民。乾隆七年的上諭說：朕思漢軍，其初本係漢人。其中惟從龍人員子孫，皆係舊有功勳，閱世既久，自毋庸另議更張；其餘各項人等，或有廬墓產業在籍者，或有族黨姻屬在他省者，朕意欲稍為變通，以廣其謀生之路。如有願改入原籍者，準其與該處民人一例編入保甲。有不願改入原籍而外省可以居住者，不拘道路遠近，準其前往入籍居住。到乾隆二十七年又議準：八旗漢軍從龍人員，如直省有可依倚者，任其隨便散處，願為民者，亦聽改入民籍。因此，大量漢軍人員陸續轉入了民籍。他們出旗為民之後，身份上便與一般漢人無異，語言、文化、心理意識也沒有大的隔膜。恐怕當時誰都不會認為他們是從一個民族轉到了另·個民族。乾隆皇帝在上諭中特地提到漢軍“本係漢人”，正是就漢軍的民族性說的。他之所以讓大批漢軍人員轉為漢民，也考慮到漢軍與廣大漢人的天然聯係及其民族特點。這個事實，對我們判斷漢軍是什麽民族，不無意義。

　　王鍾翰先生說：“清代漢軍旗人的民族成分如何劃法的標準隻能按當時是否出旗為民作為一條杠杠：凡是既已出旗為民的大量漢軍旗人或改回原籍的，就應該算作漢族成員了；否則就應該把他們當作滿族成員看待。”這實在令人費解。為什麽不看民族特點而單著眼於社會組織呢？像古文家方苞，因《南山集》案的牽連，曾·度入旗，後又赦他出旗恢複原籍。按王先生的杠杠，方苞經曆了漢族一滿族一漢族這樣一個變化過程。一個人是什麽民族，總比較固定，難道可以這樣朝三暮四嗎？

　　曹雪芹家不是八旗漢軍，而是滿洲正白旗包衣，即內務府包衣。王鍾翰先生的意思，內務府包衣更有資格算作滿族人。事實也不是這樣。內務府包衣有漢人，有滿族人，同樣存在著滿、漢界限，漢姓包衣仍被目為漢人。我們看康熙五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內務府總管赫奕為補放杭州織造處物林達，提請康熙皇帝欽點的名單，有的注“滿洲”，有的注“漢人”。康熙五十五年閏三月十七日，署內務府總管馬齊為補放茶房總領，提請康熙帝欽點的名單，同樣有的注“滿洲”，有的注“漢人”。這“漢人”，當然是指民族身份，而不可能作別的理解。

　　乾隆三年十一月，禮部議準：

　　……自雍正十一年為始，將包衣舊漢人誤在滿洲額內入學中式，應歸入漢軍額內者，定限三個月查明，取具該參、佐領印結造冊谘部，以憑鄉會試時核對。嗣後包衣人員考試之時，內務府並八旗滿洲都統，嚴飭該管官，除實係滿洲、蒙古人員，於本人名下注明冊送外，其投充莊頭子弟及內管領、旗鼓佐領之舊漢人，俱注名另冊谘送，歸入漢軍額內考試。

　　此議隨即得到乾隆皇帝的同意。從中我們看到，至遲到乾隆年間，在入學中式方麵，漢姓包衣與滿姓包衣有了嚴格界限。這裏“舊漢人”是與“投充莊頭子弟”相對而言，都是漢人。

　　有趣的是，內務府漢姓包衣也有冒充滿籍的。如鹹豐年間內務府漢人鬆齡及其子恩吉，偽稱先世為滿姓包衣，“呈請改歸滿洲”。經查，“無實據可指”。“著交部議處”，“律以重罪”：“吏刑二部援引漢員冒籍例”論處。

　　以上有關八旗內滿、漢關係的種種材料表明，在很長一段時間，“旗人”與“滿族人”未曾混為一談，旗內的漢人一般仍保持著漢族身份。這一實際存在的滿、漢民族狀況，明確地反映在乾隆初年官修的滿族譜係《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之中。該書共80卷。從卷1～卷65.為“滿洲姓氏”；卷66～卷80，“附載”滿洲旗分內之蒙古、高麗、尼堪（即漢人）各姓氏。在“滿洲姓氏”內，隻有卷1、卷20收載了石廷柱、佟養性兩家漢軍旗人，其他那麽多有名位的漢軍成員都沒有收載。石、佟兩家之載入，是因為他們的冒充得到皇帝和朝廷的認可。《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以下簡稱《通譜》）為此在《凡例》中特地寫明：“漢軍、蒙古旗分內有滿洲姓氏實係滿洲者應仍編入滿洲姓中。”《通譜》絕沒有將漢軍列入滿族之內的意思，相反，它是把漢軍排斥在滿族之外的。至於卷74～卷80收載了尼堪、台尼堪、撫順尼堪姓氏，那也毫不意味著這些尼堪（基本上是包衣）都成了滿族。因為《通譜》標明是“附載”之“尼堪”，《凡例》中又說明由於他們“入於滿洲旗分內”，才“附於滿洲姓氏之後”的。沒有把他們算作“滿洲氏族”。

　　記得王鍾翰先生以前也說過：

　　不但滿族人可以自稱為“旗人”，即蒙古和漢人之被編在八旗下的也同樣可以自稱為“旗人”。理由很簡單，不管滿族人也好，蒙人也好，漢人也好，既然同屬於八旗，肯定都可以“旗人”自稱。[19]這些話好像是針對社會上對“旗人”、“滿人”分別不清的人而發1201.不知為什麽，王鍾翰先生現在又改變了自己的看法。

　　確實，過去社會上，“旗人”與“滿人”是曾經發生混淆；但這是比較晚的事。清朝末葉，旗內外滿、漢民族差別越來越小。“旗”成為滿族人與一般漢人相區別的主要標誌，於是世俗便把旗、民關係當做滿、漢關係，把“旗人”與“滿人”混為…談。應該說，這是實際生活中滿、漢界限不清的一種反映。今天，我們能不能按照晚近世俗的說法，去確定清代前期的民族？能不能因為旗人的子孫被人們混稱，便否定其先世的民族特點和民族差別？顯然不行，那不是曆史地看問題。如果那樣做，中國曆史L的民族就無法講了。12世紀進入中原地區的女真族，其子孫逐漸與漢族融合，改用漢姓，到金朝滅亡以後，他們即被目為漢人，難道我們可以據此認為當年嶽飛抗擊的金軍是漢族軍隊嗎？

　　依子孫定民族的辦法，對曹雪芹這個人尤其不適宜。大家知道，曹雪芹是沒有子孫的。曹家是漢人曹雪芹的先世本是漢人，向來沒有異議。近年發現的一些有關曹家的史料，更進一步證實了這個問題。如馮其庸先生發現的康熙年間未刊稿本《江寧府誌》和康熙六十年刊《。卜元縣誌》中的兩篇“曹璽傳”，說曹家“其先出自宋樞密武惠王彬後”，“宋樞密武惠王裔也”。明確點出曹家的遠祖是宋代開國大將曹彬。《五慶堂重修曹氏宗譜》將曹雪芹家列入遼東曹氏第四房，盡管還有些疑點，但至少說明修譜者相信曹雪芹先世是漢人。

　　曹雪芹祖上大約是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後金軍隊攻占沈陽、遼陽時被俘獲而淪為旗下包衣的。雪芹的高祖曹振彥在天聰四年擔任過教官，天聰八年已在多爾袞屬下任旗鼓牛錄章京，並獲得一個半前程。入關以後，曹家歸內務府正白旗。到曹璽、曹寅的時代，曹家與康熙帝關係密切，“位望通顯”，而身份仍是滿族統治者的家奴、家臣。雍正年間，曹頫罷江寧織造任，曹家被抄。按八旗外任官員獲罪後家屬必勒限歸旗的規定，曹家隨即由江寧回北京內務府。曹家隸於滿洲旗，但為漢人，用《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的稱謂，是滿洲旗分內之漢人。

　　從曹振彥開始擔任旗鼓牛錄章京以後，曹家世代有人（曹爾正、曹寅、曹宜、曹頎）擔任這個職務（漢稱為旗鼓佐領）。《聽雨叢談》卷一裏麵說：“《滿洲氏族譜》內謂旗鼓人為滿洲旗分內漢姓人。”檢《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的確隻有“尼堪姓氏”和“撫順尼堪姓氏”內有包衣旗鼓人，“滿洲姓氏”、“蒙古姓氏”、“高麗姓氏”內都沒有旗鼓人。又《增訂清文鑒》卷三的滿文注釋，也說旗鼓佐領係由包衣尼堪即家奴漢人所編成。這就是說，曹家所在的牛錄乃是漢姓包衣的組織，他們在旗內編製上即能體現出是漢人。

　　順治十二年，曹振彥升任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這個職務是從不委派滿族人擔任的。康熙四十九年兩淮鹽運使李斯儉病故，曹寅、李煦奏請讓滿族人滿都暫署運使。奏折中說：查定例內運使無題授滿洲之例，臣等不敢破例冒昧陳請，惟求皇上恩允暫留滿都署理運使印務一、二年，與臣等同心協力，將從前積欠設法補完。而康熙的朱批是：兩淮運使，甚有關係，所以九卿會選，已有旨了；況滿洲從未作運使之例，不合。非常明顯，朝廷沒有把曹振彥當做滿人，而是算作漢人的。雍正七年，內務府為補放內府三旗參領等缺，提請皇帝欽點的名單中有：尚誌舜佐領下護軍校曾宜，當差共三十三年，原任佐領曾爾正之子，漢人。曹宜是曹雪芹的叔祖，白紙黑字，標明“漢人”，我們怎麽能不承認呢？曹家的人也沒有把自己看做滿人。當曹寅寫“運使無題授滿洲之例”時，他不會忘記自己的祖父做過運使。曹家十分明確自己是漢人，他們還有漢族意識和漢民族感情。

　　從《楝亭集》裏知道，曹寅與豐潤曹鉿（衝穀）、曹紛（賓及）關係親密，以“兄弟”、“骨肉”相稱呼。這個問題，有的先生認為曹寅與豐潤曹姓是同宗兄弟，曹寅祖籍豐潤；另有先生認為，曹寅祖籍遼陽，他與豐潤曹姓不過是官場的同姓聯宗的關係。我個人的想法是，曹寅的籍貫與豐潤無涉；其祖籍遼陽，經近人考證後，已無可置疑。但曹寅詩中反映出與豐潤曹姓又不像是聯宗，再結合其他材料看，他們的關係應當是：同宗不同籍。

　　豐潤曹鉿、曹鼢等是一般漢人，沒有入旗。不管與曹寅的實際關係如何，曹寅那樣誠摯地認兄弟，敘宗派，總表明了他與漢族的聯係，表明他將自己置於漢人之中，特別是他在給衝穀的詩中寫過這麽一句：

　　吾宗自古占騷壇。此處所雲“占騷壇”的，當指曹操父子。曹寅在兄弟麵前回顧“吾宗”的曆史人物，既是相勸勉，又有以門望自負的味道。這種念念不忘乃祖的心情，同一個人的民族意識、民族感情是相聯係的。

　　宗室詩人敦誠在《寄懷曹雪芹》詩中寫道：少陵昔贈曹將軍，曾日魏武之子孫。君又無乃將軍後，於今環堵蓬蒿屯。詩句當然不能看死，但也不會是朦朧無稽之言。它至少反映了當時人對曹雪芹的民族身份和民族氣質的印象。假若曹雪芹“已經‘滿化’了，與滿族成員融為一體”，愛新覺羅族詩人應不會也不便於“深入追查”他的漢族祖先了。

　　這裏要說明一下，曹雪芹作為內務府包衣，當時是不可能出旗為民的。《清高宗實錄》卷759載，乾隆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六（乙醜）乾隆皇帝諭日：“……至包衣漢軍，則皆係內務府世仆，向無出旗為民之例，與八旗漢軍又自有別。”裕瑞及清代多位學人也肯定曹雪芹是“漢軍人”、“內務府旗人”、“內務府漢軍正白旗人”。滿洲旗分內的包衣漢人，習慣上稱包衣漢軍，或混稱“漢軍”。

　　曹雪芹的時代，滿族處於國內統治民族的地位。當年曹雪芹沒有去冒籍攀附，今天我們又何必違背他本人的意願呢？

　　1981年7月寫於武昌桂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