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叢考——李廣柏自選集

第十一章 讀張雲章賀曹寅得孫詩

　　康熙年間文人張雲章(1648一1726)的《樸村詩集》卷十，有七律《聞曹荔軒銀台得孫卻寄兼送入都》。這首詩作為曹雪芹家世的史料，是周汝昌先生最先找到的。1953年出版的《紅樓夢新證》第六章《史料編年》和1976年出版的《紅樓夢新證》增訂本第七章《史事稽年》，在“康熙五十年”條下全文引錄這首詩，並加按語，指此“孫”係曹顒之子，出生後“旋即天殤”。美籍華裔學者趙岡先生在1975年出版的《紅樓夢研究新編》中提出：張雲章賀曹寅得孫詩中的“孫”是曹顒之女，並未天殤。南京大學的吳新雷先生在《（樸村集）所反映的曹家事跡——兼考曹雪芹的生年和生父》一文中，對《聞曹荔軒銀台得孫卻寄兼送入都》全詩作了詳細的詮釋，根據詩中使用的典故，肯定這個“孫”是個男孩。吳新雷還指出，這個“孫”並沒有死，是曹顒在康熙五十年所生之子，可能就是《紅樓夢》作者曹雪芹；但吳新雷也承認“各項材料之間還存在矛盾抵觸”。吳新雷先生的這篇文章收入《曹雪芹江南家世考》（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和《曹雪芹江南家世叢考》（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近年，胡文彬先生在《書帶小同開葉細——珍兒“遺腹子”撼說》（見書海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讀遍紅樓》）中提出：張雲章詩中之“孫”是曹寅次子“珍兒”的遺腹子，極可能就是曹雪芹。“遺腹子”之說，足胡文彬從張雲章詩中的用典悟出來的，因為張詩第五句“書帶小同開葉細”的“小同”（鄭小同），是鄭玄之子鄭益恩的“遺腹子”。典出《後漢書》卷三十五《鄭玄傳》。胡文彬先生為彌合“各項材料之間還存在矛盾抵觸”，找出了一個解釋。

　　新雷、文彬都是我的好友。他們對這個問題熱心與認真的探討，激起了我的興趣。不揣譾陋，且把我數年來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寫出來，以就正於新雷、文彬及廣大紅友。此“孫”不是遺腹子《聞曹荔軒銀台得孫卻寄兼送入都》全詩及張雲章自注如下：

　　天上驚傳降石麟（時令子在京師，以充閭信至）。先生謁帝戒茲辰。鍬裝繼相蕭為侶，取印提戈彬作倫。書帶小同開葉細，鳳毛靈運出池新。歸時湯餅應招我，祖硯傳看入座賓。根據這首詩在《樸村詩集》中排列的位置，可知這首詩作於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辛卯）冬。曹寅第四次任兩淮巡鹽禦史至本年十月十二日任滿，任滿後曹寅“在揚州造具錢糧銷引各款清冊，料理事竣，即星馳入都，叩覲天顏”。張雲章的賀曹寅得孫詩作於曹寅為進京述職作準備的期間。

　　張雲章詩的題意是賀曹寅得孫並送曹寅進京。首聯“天上驚傳降石麟，先生謁帝戒茲辰”，大意是曹公準備進京拜見皇上的時候，從北京傳來“令子”得子的消息。這可以說是詩的破題。對於“天上驚傳降石麟”一句，張雲章特地加了一注：“時令子在京師”——注明得孫的消息是從天上（京城）來的；“以充閭信至”就是“令子”報告得子的消息。“充閭”，出自《晉書》卷四十《賈充傳》：“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陽裏亭侯。逵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為名字焉。”又，《世說新語·惑溺》“賈公閶”下劉孝標注：“《充別傳》日：充父逵，晚有子，故名日充，字公閶，言後必有充閭之異。”後世文人即以“充閭”稱人得子，賀人得子。如蘇軾《賀陳述古弟章生子》：“鬱蔥佳氣夜充閭，始見徐卿第二雛。甚欲去為湯餅客，惟愁錯寫弄摩書。參軍新婦賢相敵，阿大中郎喜有餘。我亦從來識英物，試教啼看定何如。”元好問《賀威卿徐弟得雄》：“利市金錢四座俱，阿卿新喜到充閭。跨牛楊樸空顛灑，秣驥王良已問途。桂出孫校知秀發，鳳離丹嶠亦舒徐。明年別作飛黃句，來賀君家第二雛。”

　　“充閭”為稱人得子、賀人得子的用語。張雲章明白寫出“令子”“以充閭信至”，當然是指“令子”得子的消息。如果“令子”的信講的是寡嫂（或守寡的弟媳）生了一個遺腹子，“令子”作為小叔子（或大伯），怎麽能說有“充閭”之喜、“充閭”之慶呢？張雲章不至於這樣糊塗。所以筆者以為，“令子在京師，以充閭信至”這句注，已清楚表明詩中之“孫”不是遺腹子。

　　“書帶小同”一句不能證明此“孫”是遺腹子

　　《後漢書》卷三十二《郡國誌四》“東萊郡”下李賢注：“《三齊記》日：鄭玄教授不期山，山下生草大如薤，葉長一尺餘，堅韌異常，上人名日康成書帶。”鄭玄（康成）孫名小同。張雲章的詩句“書帶小同開葉細”即由此而來。文彬先生首先注意到鄭小同是鄭玄之子鄭益恩的“遺腹子”，因而悟出張雲章詩中小同所影射的曹寅之“孫”為遺腹子。吳新雷、胡文彬兩位曾引錄《後漢書》卷六十五《鄭玄傳》的一段文字：“玄唯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日小同。”此外，我在《三國誌》卷四還看到裴鬆之的一條注：“小同，鄭玄孫也。《玄別傳》日：玄有子，為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為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日小同。”

　　鄭玄之孫小同確實是遺腹子。但筆者以為，我們不能據此證明張雲章的“書帶小同”一句暗示曹寅此“孫”為遺腹子。這牽涉到如何理解典故的問題。

　　“書帶小同開葉細，鳳毛靈運出池新”一聯，是用鄭玄與鄭小同、謝靈運與謝超宗兩祖孫的故事，來稱頌曹寅與其“孫”在學問和文才上將後先輝映。我們知道，鄭小同有祖風，時人稱他“學綜六經，行著鄉邑……不治可見之美，不竟人間之名”。謝超宗（謝靈運之孫），《南齊書》卷三十六、《南史》卷十九有傳（《南史》上的傳附於《謝靈運傳》後）。史稱“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南朝宋孝武帝（劉駿）愛妃殷淑儀死，超宗為作誄文，宋孝武帝大為嗟賞，說：“超宗殊有鳳毛，靈運複出。”此即是張雲章說的“鳳毛靈運出池新”。張雲章借鄭玄與鄭小同、謝靈運與謝超宗的故事，以為比喻和影射，是就學問和文才上的卓異而言。凡是用典故作比喻或影射，隻取其某一方麵，並非各個方麵都要相似。對於典故，我們讀者不能作過甚的推求與聯想。過甚的推求與聯想，便顯得牽強，難以講通，或不能自圓其說。

　　如果因為鄭小同是遺腹子，便推想張雲章詩中曹寅之“孫”是遺腹子；那以同樣的思路，我們又可以從“鳳毛靈運出池新”一句推想出張雲章詩中曹寅之“孫”不是遺腹子。據《宋書》卷六十七和《南史》卷十九的《謝靈運傳》，謝靈運生於東晉太元十年（公元385年）。襲封康樂公；劉宋代晉立，靈運降公爵為侯，曾任永嘉太守、侍中、臨川內史等職。靈運不滿劉宋，肆意山水，傲視朝廷，在宋文帝（劉義隆）元嘉年間竟至“興兵叛逸”，被流放廣州，元嘉十年（公元433年）“文帝詔於廣州棄市”。《南史》卷十九《謝靈運傳》又記雲：“靈運子鳳，坐靈運徙嶺南，早卒。鳳子超宗隨父鳳嶺南，元嘉末得還。”可以看到，因謝靈運的牽連，謝鳳被流放到嶺南，謝超宗隨父親也到了嶺南；祖父在流放地被殺，父親死於流放地，超宗滯留嶺南至元嘉末才得以回到內地（元嘉共三十年）。從超宗的身世看，無論如何聯想，都不能聯想到“遺腹子”。這就是說，用同樣的思路和邏輯，從“書帶小同開葉細”看，曹寅之“孫”是遺腹子；從“鳳毛靈運出池新”看，曹寅之“孫”又不是遺腹子。一聯的上下句自相矛盾。

　　不僅自相矛盾，如果用這樣的思路去聯想，張雲章的詩簡直是在咒曹寅此“孫”不得好死。因為鄭小同是被司馬昭毒死的，謝超宗則被齊武帝（蕭賾）“賜自盡”，兩人皆遭殺身之禍。《三國誌·魏書·三少帝紀》“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巾禮不忒”句後裴鬆之注引《魏氏春秋》雲：

　　小同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謂之日：“卿見吾疏乎？”對日：“否。”文王猶疑而鴆之，卒。《南齊書》卷三十六《謝超宗傳》記載：（永明元年）詔徙越州，行至豫章，上敕豫章內史虞驚曰：“謝超宗令於彼賜自盡，勿傷其形骸。”鄭小同和謝超宗兩人的結局如此。我們當然不能據此認為張雲章賀曹寅得孫詩，是居心不良。對於典故，作過甚的推求與聯想是靠不住的。“珍兒”不可能有遺腹子曹寅《楝亭詩別集》卷四，有《辛卯三月二十六日聞珍兒殤，書此忍慟，兼示四侄，寄西軒諸友三首》。其第一、第二首：老不禁愁病，尤難斷愛根。極言生有數，誰謂死無恩。拭淚知吾過，開緘覓字昏。零丁摧亞子，孤弱例寒門。予仲多遺息，成材在四三。承家望猶子，努力作奇男。經義談何易，程朱理必探。殷勤慰衰朽，素發滿朝簪。辛卯為康熙五十年。從詩題和詩的內容可知，這年三月，曹寅的兒子“珍兒”死去。根據《楝亭詩鈔》、《楝亭詩別集》同時期的詩作以及曹寅當年的活動來推測，曹寅這首哀珍兒殤的詩是在揚州寫的，珍兒則死於江寧織造署住處。

　　胡文彬先生提出：張雲章詩中所言曹寅之“孫”，就是這個珍兒的遺腹子。文彬認為，這個珍兒已經長大成人能夠生子。

　　我斟酌再三，認為這個“珍兒”死的時候，還是個幼兒。理由如下：

　　1.康熙二十八年曹寅生兒子曹顒（小名連生）。這個曹顒，康熙皇帝“眼看自幼長成”，後來繼曹寅任江寧織造。曹寅在康熙五十年哀珍兒殤的詩中，說“珍兒”是“亞子”（次子），那“珍兒”當然是比曹顒小的兒子。

　　2.康熙四十八年曹寅遣嫁次女。這一年二月初八日曹寅為婿移居並報米價的奏折：“臣愚以為皇上左右侍衛，朝夕出入，住家恐其稍遠，擬於東華門外置房移居臣婿，並置莊田奴仆，為永遠之計。臣有一子，今年即令上京當差，送女同往，則臣男女之事畢矣。”奏折中所言“臣有一子”，即曹顒。曹寅說，曹顒上京當差，“送女同往”，“則臣男女之事畢矣”，那就意味著曹寅這時候沒有比曹顒小的兒子了。曹寅在康熙五十年三月失去的“珍兒”，必定是在康熙四十八年以後出生的。

　　3.曹寅詩中稱“珍兒殤”，此處的“殤”隻能解釋為“未成人而死”。“殤”的意義是明確的。《儀禮·喪服》“長殤中殤”鄭玄注：“殤者，男女未冠笄而死可傷者。”《禮記一喪服小記》“庶子不祭喪”句孔穎達琉：“殤者，未成人而死者也。”《呂氏春秋·察今》“今為殤子矣”句高誘注：“未成人天折日殤子也。”我國古籍中“殤”的基本含義就是這樣。我們看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古訓匯纂》匯集古代經典中關於“殤”的注釋三十多條，除個別特殊意義和一兩條難以判斷是非的舊注之外，其他注釋的意義都可以概括為“未成人而死”。

　　古籍中“殤”字的特殊用法，一是楚辭《九歌》中的”國殤”，王逸注：“謂死於國事者。《小爾雅》日：‘無主之鬼謂之殤。”“殤”作為“死於國事者”的意義隻用於“國殤”，後世還這樣用。如鮑照《出自薊北門行》中的“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李善注：“國殤，為國戰亡也。”這裏要指出的是，“國殤”之“殤”是名詞，同“珍兒殤”的“殤”作動詞使用迥不相同。事實上，王逸在《九歌》的多條注釋中，“國殤”都是表示人的名詞。如“操吳戈兮被犀甲”句王注：“言國殤始從軍之時，手持吳戟、身披犀鎧而行也。”“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淩”句王注：“言國殤之性誠以勇猛，剛強之氣不可淩犯也。”古籍中“殤”的另一個可能的特殊用法，見於南朝宋謝瞻《張子房詩》的“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殤”。此詩收入《文選》，李善對“三殤”未注釋，李周翰注雲：力政謂秦以力為政也，吞取九鼎而伐周也。橫死日殤。孔子過泰山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使子貢問之，日：“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日：“何不去也？”日：“無苛政。”孔子日：“小子誌之，苛政猛於虎也。”秦之苛法天下怨之，其暴甚於此三殤也。李周翰是注《文選》的“五臣”之一。他解釋“殤”為“橫死”，並將謝瞻詩中的“三殤”解釋為“吾舅”、“吾夫”、“吾子”死於虎之事。李周翰對“殤”的這個解釋，雖也算得上是個說法，但頗有表示反對的。如傳為蘇東坡著的《仇池筆記》中說：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所謂五臣者，其俚儒荒陋者也。謝瞻《張子房詩》雲“苛懇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三殤，言秦無道，戮及幼稚；而注乃謂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夫、吾子皆死——謂夫謂父為殤。此類甚多。

　　《禮)所謂上中下三殤，即《儀禮·喪服》所言“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為無服之殤”。《仇池筆記）將“三殤”仍解釋為“未成人而死”。

　　除“國殤”這一特別用法外，後世詩文中一般場合的“殤”都是“未成人而死”的意思。這裏不妨舉幾個清代的例子：

　　方苞《亡妻蔡氏哀辭)：“妻蔡氏名琬，字德孚，江寧隆都鎮人，以康熙丙戌秋七月朔後二日卒。在餘室，凡十有六年。妻生男二人，皆早殤；女二人。其卒也，產未彌月，蓋自懟以致疾也。年三十有七。於是流涕為辭以哀之日……”（柏按：據文意，此哀辭寫於蔡氏卒後不久，則“早殤”之男俱未成人。）

　　方苞《兄子道希婦嶽氏墓誌銘)：“嶽氏有子日仁，生十年而殤。其生及殤，餘皆未之見也，而聞其聰明淳篤，秀出於眾。”方苞《兄孫仁壙銘》：“仁生於康熙五十三年三月，以雍正元年八月殤，葬於江寧南門外。”

　　張惠言《先妣事略》：“先妣年十九，歸我府君。十年，凡生兩男兩女，殤其二，唯姊觀書及惠言在。而府君卒，卒後四月，遺腹生翊。是時先妣年二十九，姊八歲，惠言四歲矣。”

　　曹雪芹友人敦誠的《先祖妣瓜爾佳氏太夫人行述》，記瓜爾佳氏守寡後以裕庵公季子寧仁“為己子”，“時方彌月，提攜顧複，相倚為命。至三歲，痘疹殤”。

　　曹寅主持刊刻的《佩文韻府》卷二。卜二（中）的“殤”，亦注雲：“式羊切，殤天。”

　　4.曹寅詩中“珍兒殤”的“殤”，隻能解釋為“夭折”。珍兒是在康熙四十八年以後出生的。曹寅生於順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到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曹寅才五十二歲。考慮到古人有妻有妾，曹寅這個年齡完全是有可能生孩子的。我們知道，袁枚六十三歲才生兒子，取名阿遲；敦誠長子早喪，到五十五歲才又生兒子。

　　總之，曹寅詩中的“珍兒”，死的時候，還是幼兒，不可能有遺腹子。張雲章詩中“令子”必是曹顬張雲章賀曹寅得孫詩中所說“時令子在京師”的“令子”，必足曹顒。張雲章賀曹寅得孫詩作於康熙五十年（辛卯）冬。康熙五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曹寅病逝於揚州。康熙五十一年九月初四曹顒奏曹寅故後情形折寫道：奴才故父一生叨沐聖主浩蕩洪恩，出管江寧織造二十餘年，複四差鹽務，遭逢異數，疊加無已。方圖矢誠報效，上答高厚，不意壽命不延，遽辭聖世。奴才年當弱冠，正犬馬效力之秋，又蒙皇恩憐念先臣止生奴才一人，俾攜任所教養，豈意父子聚首之餘，即有死生永別之慘，乃得送終視殮者，皆出聖主之賜也。曹顳說，皇上“憐念先臣止生奴才一人”。除女兒以外，就兒子說，曹寅還生了珍兒，在生曹顒之前曹寅還生過兒子，為什麽曹顒說“止生奴才一人”呢？按中國人的說話習慣來理解，這裏是說，曹寅的兒子隻有曹顒撫養成人了，其他都沒有拉大。曹顒於康熙四十八年上京當差。康熙五十年冬曹寅進京述職，五十一年二月曹寅攜帶曹顒返回任所‘25：。在康熙五十年冬張雲章寫詩賀曹寅得孫的時候，“令子”隻能是曹顒，詩中所謂“孫”隻能是曹顒之子。

　　如果說，康熙五十年的時候，曹顒還有一個已長大成人的兄弟，並且留有遺腹子，如果說康熙五十一年九月曹顳寫奏折的時候，他還有個侄兒（兄弟的遺腹子），那曹顒在康熙五十一年九月的奏折中怎麽會說“先臣止生奴才一人”呢？顯然是不會的。在康熙五十年，曹顒不可能有長大成人的兄弟；除曹顒外，曹寅當時不可能另有一個兒子“以充閶信至”。

　　曹寅在康熙五十年三月二十六日“聞珍兒殤，書此忍慟”的詩中說“零丁摧亞子，孤弱例寒門”，稱珍兒為“亞子”，當然是相對於長子曹顒而言。一“長”一“亞”表明，曹寅這時候沒有比曹顒更大的兒子；珍兒一死，曹寅當然也沒有比曹顒更小的兒子了。

　　還應說明的是，張雲章在康熙五十年冬賀曹寅得孫的“孫”，也不可能是曹頫所生。曹頒是曹寅弟曹宣的第四子。曹宣於康熙四十四年去世後，曹頫由曹寅帶在江南撫養。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曹頫奏折：

　　竊奴才自幼蒙故父曹寅帶在江南撫養長大，今複荷蒙天高地厚洪恩，俾令承嗣父職。

　　曹寅“聞珍兒殤，書此忍慟”詩的題目內有“兼示四侄”一語，“四侄”即曹頫。這也表明，康熙五十年曹頫在江南，與張雲章詩中“在京師”“以充閭信至”的“令子”不是一個人。再者，曹頫是康熙五十四年曹顒病故後奉旨給曹寅之妻為嗣的；此前，曹頫不是曹寅之子，張雲章也不得稱曹頫為“令子”。

　　張雲章所“聞”之孫不是曹雪芹

　　如上所述，張雲章詩中“在京師”“以充閭信至”的“令子”，必是曹顒。而康熙五十四年曹顒病故、曹頫承嗣襲職以後，曹頫“代母陳情、恭謝天恩”的奏折寫道：

　　奴才之嫂馬氏，因現懷妊孕已及七月，恐長途勞頓，未得北上奔喪，將來倘幸而生男，則奴才之兄嗣有在矣。

　　“奴才之嫂馬氏”即曹顒之妻。“將來倘幸而生男，則奴才之兄嗣有在矣”，可見曹顒死的時候沒有兒子。這是曹頫本人寫的奏折，錯不了的；奏折是給康熙皇帝看的，也來不得半點虛假。由此可以肯定，康熙五十年冬張雲章所“聞”之“孫”，在曹顒死的時候不存在；當然不可能是後來寫作《紅樓夢》的曹雪芹了。

　　周汝昌先生認為，此“孫”出生後“旋即天殤”。這是一種可能。另一種可能是訛傳或張雲章誤聽。張雲章詩的題目是“聞曹荔軒銀台得孫卻寄兼送入都“。“聞”字，表示張雲章是聽說曹寅得了孫子，不是曹寅親口告訴他自己得了孫子。張雲章這首詩，也不是當麵呈送給曹寅的，是寫好後“寄”給曹寅的，還不知道曹寅的反應如何。《楝亭集》裏沒有同張雲章唱和的詩。這種種情況，便存在訛傳或誤聽的可能性。如曹寅可能得的是孫女，或是侄孫，張雲章誤以為是“得孫”；也可能曹寅根本沒有“得孫”這回事，張雲章完全弄錯了。

　　新雷先生提出，康熙五十年冬張雲章所“聞”曹寅之“孫”，“可能就是曹雪芹”。又說，“就是曹雪芹”。新雷先生的主要根據是敦誠《寄懷曹雪芹》“揚州舊夢久已覺”的注：“雪芹曾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新雷認為，“得孫詩”證明敦誠的詩注是“確實的”、“不錯的”，可以“兩相印證”。

　　實際上，正是敦誠在曹雪芹去世後一再用“四十”稱說雪芹的年壽，這就是敦誠《挽曹雪芹》詩初稿的“四十蕭然太瘦生”和改定稿的“四十年華付杏冥”。雪芹另一位詩友張宜泉《傷芹溪居土》題下注：“其人索性放達，好飲，又善詩畫，年未五旬而卒。”與敦誠的詩相印證，再結合其他有關材料來研究，我們可以確定曹雪芹隻活了四十多歲。如果敦誠認為曹雪芹生於康熙五十年冬，並知道曹寅死於康熙五十一年，那敦誠當然知道曹雪芹死的時候已經五十二歲（依“壬午說”）或五十三歲（依“癸未說”）。這樣的話，敦誠《挽曹雪芹》詩就應該用“五十蕭然”、“五十年華”。“五”和“四”都是仄聲字，可以換用（實際上七律每句的第一個字可平可仄）。敦誠堅持用“四十”，表明他很清楚曹雪芹隻活了四十多歲。

　　曹雪芹是敦誠的詩友。一般朋友交往，彼此的年歲是會打聽清楚的，至於祖父什麽時候死的，同祖父生活了多少年，等等，不會打聽得很清楚。像我們現在一個單位多年的同事，年齡、籍貫、什麽時候畢業，彼此是知道的；至於人家祖父如何如何，彼此都不清楚。敦誠知道曹雪芹“其先人為江寧織府”，而“為江寧織府”最有名的是曹寅，所以，敦誠就想當然地以為“雪芹曾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這樣一句注，實不能否定敦誠自己說的雪芹“四十蕭然”、“四十年華”；也不能否定曹頫奏折所表明的曹顒死時尚無兒子的事實。

　　“雪芹曾隨其憲祖寅織造之任”，是敦誠為“揚州舊夢”句加的注。這個注，是不確切的。大家知道，不僅敦誠說曹雪芹的“揚州舊夢”，敦敏也說到雪芹的“夢”與“憶”：“秦淮舊夢人猶在”，“秦淮風月憶繁華”。曹雪芹自己也說“曾曆過一番夢幻”。這“夢幻”，就是留在他記憶中的少年時期的繁華靡麗的生活。我們細算一算便明白，雪芹少年時期的繁華靡麗的生活是在曹頫任江寧織造的期間。如果雪芹的“秦淮舊夢”、“揚州舊夢”是在曹寅任江寧織造的時間，曹寅死於康熙五十一年，那雪芹至少要在康熙四十年以前出生才談得上“夢”、“憶”。張雲章詩中那個生於康熙五十年冬的“孫”，曹寅死的時候他才半歲，他在曹寅時期有什麽“揚州舊夢”可言，有什麽風月繁華可夢！而如果曹雪芹生在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以前，那他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除夕或乾隆二十八年除夕去世的時候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這又是絕不可能的。所以，我認為，敦誠的“雪芹曾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一句注是想當然之詞，作為“揚州舊夢”的注是不恰當的。這樣的注，不能作為曹雪芹生於康熙五十年的證據。

　　順帶說明一下，從《四鬆堂集》付刻底本上看，敦誠《寄懷曹雪芹》詩中“時餘在喜峰口”和“雪芹曾隨其先袒寅織造之任”兩注，是編詩集時加注上去的。《熙朝雅頌集》首集卷二十六（敦敏、敦誠卷）所選《寄懷曹雪芹》詩中就沒有這兩個注。曹雪芹當年讀到這首詩時，當然也不會有這兩個注。敦誠寄給曹雪芹的詩，怎麽會注上“雪芹曾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呢？

　　20世紀90年代我撰寫《曹雪芹評傳》時，曾認真思考過張雲章的賀曹寅得孫詩，因為我覺得此“孫”與曹雪芹無關，所以《評傳》中未提及此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