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叢考——李廣柏自選集

第十章 曹寅“伴讀”之說不可信

　　在紅學著作和“文學史”書籍中，常看到一個說法：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幼時曾為康熙皇帝的伴讀。大概是說習慣了，人們對此都不表示懷疑。其實，這個說法是不可信的。這個說法，出自周汝昌先生的《紅樓夢新證》（1953年初版）。周先生在書中說：

　　曹寅幼年曾侍讀皇帝的事，是鄧文如（之誠）先生親口告訴我的。我問根據，蒙告：這件事的根據，出在一部書裏。——這部書是他在民國二十八年左右從琉璃廠文芸閣替燕大圖書館買的，價目在二三十元內外，八冊一函，大約是康熙年間刊本，十分古怪的四個字的書名字，而且沒有著者。但不幸他把這個最重要的書名忘掉，無論如何想不起來了，他後悔沒記在日記上。我抱了一團高興，跑到圖書館，誰知經過一番大搜之後，結果是失望而歸。什麽方法都想到了：依了上麵的條件去挨個查卡片，遇見可疑類似的借出來——都不對！到辦公室裏去挨頁地翻民國二十七、八、九年的購書發票，也沒有。最後我毫無辦法，隻得暫時放棄尋找了。但鄧先生博聞強記，“二十四史”如數家珍，他說的話再不會錯，雖然原書未能即時尋出，但我依然可以據以作說的。考證最重證據。周汝昌先生既然沒有找到證據，就憑“聽說過”，怎麽能立論呢？不要說那部名字“古怪”、“且沒有著者”的書未曾找到，就是找得到，也要等鑒別了它的可靠性以後才能作結論。稍為嚴肅一點的學者，都懂得這一點。鄧之誠先生已幹1960年去世，周汝昌先生幾十年來始終沒有找到那部書，而他在《紅樓夢新證》增訂本和其他著作中，仍一直堅持“寅自幼侍皇帝讀”的說法，並加以誇張，說曹寅同康熙皇帝親“如手足兄弟的一般”。對於這種無根無據的話，從事學術工作的人是不應當相信的，本文將以充分的證據，說明曹寅沒有作過康熙皇帝的伴讀。

　　對於周汝昌先生所說的，我們首先要提出的疑問是：鄧之誠先生是否誤記？雖然鄧之誠先生“博聞強記”，但也可能有誤記。如他的《清詩紀事初編》卷四卓爾堪一條寫道：“爾堪與梅文鼎交好，其事見積學齋文集者可信，見孔尚任《湖海集》者不可信。”這一句話就有兩個錯誤：（一）把梅文鼎的《積學堂文鈔》誤記為“積學齋文集”（“積學齋”是年羹堯、徐乃昌的室名）。（二）忽略孔尚任與卓爾堪的交情，武斷地否定《湖海集》中有關卓爾堪的詩文。孔尚任、梅文鼎集子中有關卓爾堪的詩文，都是與卓爾堪交遊的實錄。而孔尚任與卓爾堪的交情更深，在一起的時間更長，孔尚任還為卓爾堪的《近青堂詩》寫了序，卓爾堪又參加了孔尚任《湖海集》的校閱工作，為什麽《湖海集》中有關卓爾堪的詩文不可信？事實上，孔、梅二人集中所反映的卓爾堪的行事及部分家世情況，完全是一致的，無任何矛盾抵牾，不存在取此舍彼的問題。一位著名學者出現這樣知識性的錯誤並不奇怪，每個人都可能有誤記或疏忽。清代大學者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財計一》有這樣一段話：“宋元豐十二年，蔡京當國……”“元豐”是北宋神宗的年號，共八年；根本沒有“十二年”。如果按周汝昌先生的幼稚想法，黃宗羲怎麽會錯呢！

　　不過，對於周汝昌先生所說的，筆者認為更可能是他的誤聽，或者是他事後記憶的差錯。鄧之誠可能根本沒有說過曹寅“伴讀”的事，因為我們看鄧之誠的遺著《清詩紀事初編》（成書於《紅樓夢新證》出版之後）中的曹寅小傳，隻字未提“伴讀”一事。《清詩紀事初編》卷六曹寅一條是這樣寫的：

　　曹寅，字子清，號荔軒，又號楝亭。內務府包衣旗人。自署千山，蓋其先為遼陽人。寶砥則受田所在。父璽，康熙元年（從《文鈔·重葺雞鳴寺浮圖碑記》），以郎中差江寧織造。十年，寅年十三，挑禦前侍衛。二十九年，以郎中差蘇州織造。越二年，改江寧織造。四十三年與妻兄蘇州織造李煦，疊兼巡視兩淮鹽務。官至通政使。卒於五十一年。年五十四。曹氏祖孫父子承襲織造，專其利至六十年。寅沒，虧織造公款近三十萬，乃命兩淮巡鹽禦史為之填補。恩紀之隆，從來未有。

　　蓋推奉聖之恩，命之供耳目偵伺之役，司采買傳辦之事。這裏按時間順序逐一敘述了曹寅的經曆並指出康熙皇帝對曹家的特別關照，“蓋推奉聖之恩”（指曹寅母親孫氏曾為康熙皇帝小時候的保姆）。如果鄧之誠認為曹寅作過康熙皇帝的“伴讀”，這裏他是應當提及的。鄧之誠在書中不提“伴讀”一事，我們找不到別的解釋。隻能說，鄧之誠心目中，根本沒有曹寅作康熙皇帝的“伴讀”那回事。

　　據周先生自己說，他1947年入燕京大學讀書以後，“雙耳忽然患重聽，十分利害”。他到胡適住處借甲戌本時，胡適的話他就未曾聽得很清楚。鄧之誠的話，他也很可能誤聽。又，吳恩裕的《曹雪芹紅樓夢瑣記》（八六）記載：“鄧文如（之誠）先生見告：燕京大學圖書館有一書，四字題名，乾隆時人撰，有談及雪芹事跡之處，惜已忘其書名。”這就怪了，鄧之誠告訴吳恩裕在燕京大學圖書館的一書，也是四字書名，也忘了書名，卻是乾隆時人撰，記的是雪芹事跡。如果鄧之誠記憶中還有另一部四字名的書是記曹寅幼年侍讀皇帝的事，他應該也會告訴吳恩裕。同樣的道理，鄧之誠告訴周汝昌有一部四字名的書記曹寅侍讀事，如果他腦子裏還有一部四字名的書記雪芹事跡，他應該也會告訴周汝昌。這事太蹊蹺了。

　　現在我們來正麵說明曹寅沒有作過康熙皇帝的伴讀。

　　愛新覺羅·玄燁生於順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三月，曹寅生於順治十五年九月。曹寅比玄燁小四歲。清代皇子一般六歲開始讀書（按：古人說的是虛歲，與現在說實際年齡的習慣不同）。史書記載，玄燁“自五齡後，好學不倦”。這時候，曹寅才一二歲，自然不能“伴讀”。玄燁八歲嗣皇帝位，其時，曹寅四歲（實際年齡隻三歲），仍然不能“伴讀”。曹寅到了讀書年齡，也就是可以“伴讀”的時候，他又隨父親曹璽到了江南。曹璽於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出任江寧織造。曹寅《楝亭文鈔·重葺雞鳴寺浮圖碑記》（雞鳴寺在江寧）寫道：“某自康熙壬寅歲侍先大夫奉差於此。”《楝亭文鈔·重修二郎神廟碑》（二郎神廟也在江寧）又寫道：“予自六齡侍先公宦遊於此。”“壬寅”是康熙元年，曹寅“六齡”是在康熙二年。這裏“壬寅”可能是曹寅誤記，應為癸卯年。這就是說，曹寅從六歲起就跟隨父親到了江寧織造任所。

　　曹寅六歲以後即跟隨父親在江寧織造任所讀書，這有許多文獻資料可以證明。納蘭性德《曹司空手植楝樹記》寫道：

　　子清（柏按：即曹寅）為餘言：其先人司空公當日奉命督江寧織造，清搡惠政，久著東南。於時尚方資靛黻之華，閭閻鮮杼軸之歎，衙齋蕭寂，攜子清兄弟以從，方佩鴿佩糠之年，溫經課業，靡間寒暑。‘IO]這是轉述曹寅的話。“佩瞞佩鰈之年”指童稚之年，出《詩經·衛風·芄蘭》“童子佩艄”、“童子佩蝶”。曹寅自己寫的《哭馬伯和先生二首》：“憶昔提攜童稚年，追歡多在小池邊。”也是說他童年時候在江寧織造署與馬伯和相處的情景。曹寅於康熙四十六年寫的《重修周櫟園先生祠堂記》中說：

　　餘卯角侍先司空於江寧，時公方監察十府糧儲，與先司空交最善。以餘通家子，常抱置膝上，命背誦古文，為之指摘其句讀，今相去四十年。這是回憶康熙六年前後周亮工（櫟園）在江寧織造署教曹寅讀書的情景。周亮工常把曹寅“抱置膝上”，可見曹寅那時正是“幼年”。

　　顧景星為曹寅的《荔軒草》寫的序中說：“子清門第國勳，長江南佳麗地。”這可以說作了一個很好的概括。曹寅是在江南長大的，幼時沒有進宮“伴讀”的可能。

　　曹寅到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還在江南他父親身邊。《楝亭文鈔·祭郭汝霖先生文》：

　　昔我先司空秉節東南，抒軸是勞，更始繭絲，與君逍遙。賊逆構變，攝提之歲，僑寄廣陵，驅子若弟，補伍鯿行，以禦疆（土遂）。時予成童，綰角嶷嶷，先生嘉我，說詩秉禮。“賊逆構變”指“三藩乏亂”。“攝提之歲”指寅年，此指康熙十三年（甲寅）。文中說，那一年曹寅在揚州與郭汝霖見過麵。《楝亭詩鈔》卷四《句容館驛》曹寅自注：“餘十七歲侍先公宿此，今來往三十年矣。”曹寅十七歲，也是在康熙十三年。那一年，他又隨父親到過句容（句容縣，屬江寧府）。

　　大概就在康熙十三年，或者稍後，曹寅上京當差。這差使不是“伴讀”，而是皇帝的侍衛。《楝亭詩鈔》卷八《正月二十九日隨駕入侍鹿苑二月初十日陛辭南歸恭紀四首》雲：“束發舊曾充狗監，彎弧中歲度龍城。宸遊扈從期何日，空檢丹黃注兩京。”“束發”是古人說的“成童”（十五歲以上）的意思（《祭郭汝霖先生文》中已說“時予成童”）。“狗監”一詞，出自《史記·司馬相如傳》，當然與“侍衛”的意思有差別，但聯係後文來看，這裏就是當侍衛講；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理解為“伴讀”。又，顧景星《荔軒草序》，稱曹寅“既舞象，人為近臣”。張伯行《正誼堂文集·祭織造曹荔軒文》，說曹寅“比冠而書法精工，騎射嫻習，擢儀尉，遷儀正”。《禮記·內則》雲：“成童，舞象，學射禦。”“舞象”也代表“成童”。“儀尉”（整儀尉）、“儀正”（治儀正）。屬於鑾儀衛的職務，即侍衛。“既舞象”、“比冠”雲雲，不過是說成年的意思。總之，曹寅大概十七八歲時離開江南，上京作了侍衛。這和曹顒、曹叛當差的年齡是相近的。曹顒、曹頫也是在江南長大，二十歲左右開始當差。

　　三

　　周汝昌先生在《紅樓夢新證》的初版及增訂本中，還為他的“伴讀”說提出兩個旁證：

　　寅自幼侍讀事，鄧之誠先生見告出某書……按顧景星《白茅堂詩文全集》卷二十二葉九《懷曹子清》詩，起雲：“早入龍樓饌，還觀中秘書。”正可為此事佐證。異日康熙帝命寅以私力資助熊賜履，送銀二百兩，亦師弟之誼而非官場饋送之義。筆者以為，周先生舉出的旁證不能照他那樣理解。

　　顧景星的《懷曹子清》詩寫於蘄州。“饌”是官吏連日值班的意思。“早入龍樓傣”，即擔任侍衛，不是“伴讀”事。“伴讀”不是官吏值班，不能稱為“饌”。曹寅是內務府人，又是侍衛，當然有可能“觀中秘書”（宮中藏書）。顧景星這兩句詩的意思，也就是他《荔軒草序》中對曹寅的介紹：“既舞象，入為近臣。甫受倩待詔之年，腹螂嫘、二西之秘，貝多金碧，象數藝術，無所不窺。”

　　“康熙帝命曹寅以私力資助熊賜履，送銀二百兩”，這是熊賜履去世之後的事（曹寅送銀二百四十兩）。見中華書局《關於江寧織造管家檔案史料》內康熙四一卜八年曹寅的奏折。熊賜履作過康熙皇帝的經筵講官，周汝昌先生想象與作過“伴讀”的曾寅有師弟之誼。然而，曹寅在奏報熊賜履行動的折子中，說熊賜履同他“不與交遊，不能知其底蘊”。可見周先生的想象是不可信的，熊賜履與曹寅根本沒有師弟之誼。

　　曹寅幼時作過康熙帝的“伴讀”之說，沒有任何根據。

　　1997年9月寫。2007年3月訂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