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叢考——李廣柏自選集

第九章 曹振彥在後金時期的職務

　　幾年前，在遼陽《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碑陰題名中，發現曹雪芹高祖曹振彥的名字，為研究曹雪芹家世提供了一項重要的實物資料。此碑係後金天聰四年（公元1630年）四月囊素喇嘛塔竣工時所立。碑陽刻有滿、漢文對書的碑記。碑陰漢文二十行，分組排列喇嘛門徒、僧眾、官員、教官、幹總、匠人的名單。“曹振彥”排在“教官”行列內。我查閱了後金和清初的一些史料，對曹振彥的教官職務，試作一解釋，供紅學愛好者參考。

　　首先，我覺得曹振彥不可能是佟養性的紅衣大炮部隊的“教官”。

　　紅衣大炮本是由葡萄牙人傳進明朝的。明朝於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開始自造；曾用於東北戰場，給後金軍隊以很大威脅。後金獲得明人的技術以後，於天聰五年（公元1631年）正月製造出這種大炮。《清太宗實錄》卷八記載：天聰五年正月，“造紅衣大將軍炮成，鐫日：‘天祜助威大將軍，天聰五年孟春吉旦造。’……先是我國未備火器，造炮自此始”。卷九記載：天聰五年七月，皇太極“集諸貝勒大臣，議設統兵將帥”，決定“其隨營紅衣大將軍炮四十位，及就用挽車牛騾，皆令總兵官佟養性管理”。這支炮兵部隊建立後，隨即參加大淩河戰役，大顯威風。從此漢兵的作用受到皇太極和滿洲貴族的重視。至於將舊漢兵命名為烏真超哈（漢軍），則是天聰八年五月的事。那時佟養性已死，漢軍一旗由石廷柱、馬光遠、王世選統率。

　　這段曆史告訴我們，天聰四年四月曹振彥擔任教官的時候，還沒有佟養性的紅衣大炮部隊，當時曹振彥也不可能掌握紅衣大炮的技術而當炮兵教官。

　　後金從天命五年（公元1620年）“序列武爵”以後，武職有總兵官、副將、參將、遊擊、備禦，備禦之下設千總四員。後金的各種文獻資料都沒有透露出當時軍隊中還設有“教官”。漢兵營的炮兵自然要訓練，但並不設專職的炮兵“教官”。這有天聰年間的兩個奏疏為證。天聰七年正月，兵部啟心郎丁文盛、趙福星因見漢兵“炮手衣食甚是不足，各養活將官又占使不閑”，技術荒疏，特上疏建議：“今當選擇火器純熟者，升為千總名色，各炮手令他教演。”同年三月，漢兵營總兵官馬光遠針對同一問題上疏。疏中說：

　　今蒙皇上恩典，收選新舊將官、備禦及永平、大淩河炮手已有二百餘人矣，合無將各炮手著落六家喇（甲喇）善知炮火將官、備禦定名管領。閑時率領演放，有事率領攻打，使兵將相親，演習慣熟，臨時不致錯亂。從這裏可以看到，當時管軍事訓練的就是將官、備禦、幹總，沒有另外設專業的“教官”。

　　後金是滿洲貴族建立的政權。17世紀20年代初它的統治範圍便擴展到漢族人居住的遼河平原。隨著越來越多的漢人歸屬後金，滿洲貴族也有意識地模仿明製，采用漢人的各種稱呼。而後金的廣大漢人對於各種身份和職務更是習慣於使用漢語舊名。天命五年“序號武爵”，總兵官、副將、參將、遊擊、備禦、千總，完全是襲用明朝武職的名稱。皇太極設六部是“照蠻子家立的”。天聰八年，皇太極曾指出，“今我國官名，俱因漢文，從其舊號”。為了保持滿洲固有的文化特點，皇太極下令：“嗣後我國官名及城邑名，俱當易以滿語”，“毋得仍襲漢語舊名”。可是，他厘定的滿語官名沒有通行多久，又改行漢名了。

　　《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反映了後金社會“俱因漢文，從其舊號”、“襲漢語舊名”的風氣。我們看這塊碑上所有的稱謂（皇帝、皇上、土、駙馬、總鎮副參遊備、千總、石匠、木匠、喇嘛、僧，後來補刻的除外），都是明朝漢族地區所習用的，而且保留著它們傳統的含義。就是稱總兵官為總鎮，也是明朝人的習慣‘”。我們在碑陰碑陽的原刻中找不到一個是後金獨有的稱呼，也找不到一個“漢語舊名”被後金賦予了新的含義，真正是地道的“因襲”。當時後金一些獨特的稱謂，如汗、貝勒、額駙，在碑上均被改成漢人習用的皇帝、皇上、王、駙馬了。

　　《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上的“教官”，也是“因襲”的漢語舊名，又是後金的漢人們使用的，它的含義必定和漢語中傳統的含義有一致性。我國古代軍隊中並沒有“教官”這樣一個職稱。“教官者，師也。”我國曆史上向來把官學的司教人員如博士、助教、教授等稱為教官。明代國子監和府學、州學、縣學、宗學、武學的教師及掌管教務的人員，均稱教官，也稱學官，習慣上也稱為教職。曹振彥擔任的“教官”，應當是這種職務。

　　後金早在努爾哈赤統治的時候，就已經有了官辦的學校和專職教師。《滿文老檔》太祖朝卷二十四載，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七月十一日汗下達的文書：

　　鍾堆、博布黑、薩哈連、吳巴泰、雅興噶、闊貝、紮海、洪岱，選為這八旗的師傅的八巴克什。對在你們之下的徒弟和入學的兒童們，能認真地教書，使之通文理，這就是功。如入學的兒童們等不勤勉地學，不通文理，就要治罪。入學的徒弟們，如不勤勉學，你師傅向諸貝勒報告。八師傅不參與各種事。

　　皇太極即位後，很重視教育，又進一步興辦學校，動員滿、漢子弟入學讀書。證實這一情況的材料可以舉出很多。

　　天聰四年二月，皇太極諭寧遠、錦州等地官員、生員及軍民的文書中說：

　　我國先年殺折之事朕不敢言，亦不忍言，惟冀天下共諒之。今日養民興學各項事體，爾等必定聞知。現今保存在遼陽市博物館的《重建玉皇廟碑》是天聰四年九月立的，其碑記末署“儒學生員楊起鵬撰”，這證明當時有了儒學和生員。天聰五年閏十一月，皇太極對諸貝勒大臣說：

　　朕令諸貝勒大臣子弟讀書，所以使之習於學問，講明義理，忠君親上，實有賴焉。聞諸貝勒大臣，有溺愛子弟不令就學者……自今凡子弟十五歲以下、八歲以上者，俱令讀書。天聰六年正月，張弘謨等人的奏疏中頌揚皇太極的“種種政績”，第一條就是“令子弟入學讀書”。同月，胡貢明的奏疏也講“皇上諭金、漢之人都要讀書，誠大有為之作用也”。天聰七年十二月扈應元條陳七事奏中有雲：“我皇上思用文臣，所以興學校，考賢才。”天聰七年七月，劉學成上疏要求舉行童試：目今我國興學優養秀才，真明主崇儒重道之盛典，但有先年未遇考生童，曾奉救諭仍要考取，至今未行，此時有關西並海南新來生童，尤當考選一場，收學肄業，作養待用。仍照先金設科舉人，令秀才學習射箭，講讀律令，以備科舉之選。這說明當時的秀才（從明朝政權下俘獲的或投誠的）已經收歸學校教養。這樣的學校在性質上便近似明朝的府學、州學、縣學了。

　　後金的學校是仿照明朝的學校設立的，生童、生員（秀才）的稱呼一仍舊貫，對學校師長的稱謂自然也因襲舊俗。天聰九年，有人彈劾劉學成“逞私欺君”，為“名教中之罪人”。疏中說：“學官原為教人正道、輔佐朝綱而設。”這個“學官”顯然是指當時官學的司教人員，即教師以及掌管學務的人。既有“學官”的稱呼，與“學官”異名同實、並行於世的“教官”，也必為人們（特別是漢人）所熟知。《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上留名的漢人不會不熟悉“教官”的稱呼，他們把官學的司教人員稱為“教官”是理所當然的事。如果把別的什麽職務稱為“教官”，那倒是社會上通不過的。

　　《太宗實錄》卷十一記天聰六年元旦朝賀，滿、漢、蒙官員之後，“次教職、雜職等官，各行朝賀禮”。這像明朝一樣，於文武職官之外，把官學的司教人員和官府的佐貳小吏稱為教職、雜職。“教職、雜職”並稱，肯定是指這兩類人員。在《太宗實錄》裏，文官武官常稱為“文武職官”，“教職”之“官”不就是“教官”嗎？天聰年間官學司教人員可稱作“教官”應該沒有什麽疑問。

　　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十一月，李若琳條奏籌辦太學事宜，首條為“教官之選補宜速”。李又建議：

　　滿洲八旗地方各覓空房一所，立為書院，將國學二廳六堂教官分教八旗子弟。各旗下仍設學長四人，俱就各旗書院居住，朝夕誨迪。隨後議準實行。一個稱呼不會突如其來。這樣使用“教官”一詞，當然意味著朝廷裏熟悉它的含義，而且對它的理解沒有歧義。這時候，福臨進入北京才兩個月，如果說清廷的人入關前對“教官”有另一種用法，或者說他們另有某種武職叫“教官”，那是說不過去的。比較合理的解釋是，他們早就這樣理解和使用“教官”這個名稱。在李若琳的奏章中，還透露出八旗內原來設有“學長”，大概是官學的管理人員。這使我們進一步了解了清人入關前的學校教育情況。

　　以上我們羅列材料，說明後金有官辦的學校和專門的“教職”之“官”。根據各方麵的情況推斷，《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上的“教官”是官學的職務，不可能指別的某種職務。

　　《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碑陰題名中，教官排列在將官、遊備之後，千總之前，乍看起來，好像是備禦與千總之間的一個武職，其實稍加推敲，就看出是另一回事。這個題名，末尾的四名千總和幾名匠人當是參加施工的人員，前麵“總鎮副參遊備等官”和“教官”兩組六十多人都是“舍金資助做功德”的。教官不是施工人員，所以在千總、匠人之前；社會地位不高，所以在將官、遊備之後。“教官”排列在這個位置並不表示他和備禦、千總有上下級關係，正像排在更前麵的喇嘛門徒、僧眾不是總鎮、副將的上級一樣。“教官”獨立於“總鎮副參遊備等官”之外，另成一組，恰恰表明了這個職務不屬於武官之列。如果也是一個武官，“等官”就應該“等”進去，不會放在“官”之外。前麵提到的天聰六年元旦朝賀班序，在“旗官”、“漢官”、“新降各官”之後，另有一班“教職、雜職等官”，也不把“教職”之“官”算在文武官員之內，這和碑上的排法是一個意思。

　　天聰年間的教官，基本上是從秀才中選拔的。天聰六年正月，李伯龍劾寧完我（文館成員，《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上有名）“巧於牢籠，上本求考校教書秀才，複謬稱聖意，對人揚言日：‘皇上委我一大苦差。’實欲士眾之附己也”。天聰七年四月黃昌、於躍龍的奏章開頭自署：“正鑲二黃旗教書秀才黃昌、於躍龍奏。”“教書秀才”成為俗稱，反映出當時教書的多是秀才。天聰六年胡貢明的奏疏也提供了這個情況。疏中說：

　　有好師傅方教得出好子弟，當將一國秀才及新舊有才而不曾作秀才的人，救命一二有才學的不拘新舊之官從公嚴考，取其有才學可為子弟訓導的，更查其德行可為子弟樣子的，置教官學。

　　我們知道，曹振彥在順治年間曆任山西平陽府吉州知州、大同府（一度改為陽和府）知府和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山西通誌》、《大同府誌》、《浙江通誌》、《兩浙鹽法誌》記載曹振彥的官職時，提到他是“貢士”，“生員”。從曹振彥以後的經曆看（天聰八年他已積有一個半前程），天聰四年前後，他至少有了秀才的資格，具有擔任教職的條件。

　　後金在努爾哈赤時代，肆意屠戮漢族知識分子，認為“種種可惡，皆在此輩”。皇太極即位以後，注意籠絡讀書人，優待讀書人，“陣獲官（員）生（員）。悉蒙給以莊田人畜”。已經淪為包衣的，經過“兩三次考試，將少通文義者，即拔為儒生”。天聰三年，初試生員，諭令“諸貝勒府以下，及滿、漢、蒙古家，所有生員，俱令考試”。考試結果，“分別優劣得二百人，凡在皇上包衣下、八貝勒等包衣下及滿洲、蒙古家為奴者，盡皆拔出”。曹振彥父親是包衣，他本人自然也是包衣。他很可能是通過天聰三年的考試由包衣拔出當教官的。

　　三

　　《清太宗實錄》卷十八載：天聰八年四月辛酉，“墨爾根戴青貝勒多爾袞屬下旗鼓牛錄章京曹振彥，因有功，加半個前程”。曹振彥擔任的“旗鼓牛錄章京”是個什麽性質的職務呢？

　　大家知道，八旗的基層組織是牛錄，管牛錄的官叫牛錄章京（天聰八年四月辛酉，即曹振彥加半個前程的那天，改“備禦”和“牛錄額真”為“牛錄章京”；順治十七年以後稱“佐領”）。“旗鼓牛錄章京”在“牛錄章京”上冠以“旗鼓”，應當與普通的牛錄章京有所不同。《聽雨叢談》關於後世的旗鼓佐領有這樣的解釋：

　　若內府旗鼓，按《八旗通誌》內統於上三旗滿洲都統，本與八旗漢軍不同。《滿洲氏族譜》內謂旗鼓人為滿洲旗分內漢姓人。皇太極時代的“旗鼓”是怎樣的，我最近找到幾條史料，似能比較清楚地說明問題。

　　首先要說明，皇太極時代單用“旗鼓”一詞，可以是指一種職務。《清太宗實錄》卷二十四載，天聰九年七月“分別管理漢人官員，以各堡生聚多寡黜陟之”。其中有：馬如龍死，金海塞接管壯丁，減二百八十七名，罰銀百兩，革去旗鼓，永與本貝勒為奴。這個被革去的“旗鼓”，當然是一種職務。《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陰左側加刻的名單中，有一個“楊旗鼓”，置於“柯參將”之下、“副將佟一朋”之旁，應當也是職務名。像這樣的“旗鼓”，可能就是“旗鼓牛錄章京”。至少也可以說，“旗鼓牛錄章京”屬於“旗鼓”一類的職務。

　　天聰六年九月，胡貢明上疏建議改變後金“有人必八家（指八固山貝勒）分養之”的體製（實為要求加強集權化）。他在疏中說：

　　今有人而名之日官，可見是朝廷之人，所做朝廷之事，猶夫皇上之馬也；分養各家，不過就其地土，藉其看管；若夫養活恩典，決當出自朝廷，原不可全責之貝勒者；今且全責之矣。假若旗鼓也，莊頭也，巧匠等人也，猶夫貝勒之馬也，此原有功於貝勒，貝勒原該養活，而且樂於養（活）。若此官人又不替貝勒做些勾當，白白養著，業已難為貝勒矣。所以有遇貝勒能體皇上之心而樂於養人者，或無衣食之愁；有遇貝勒不能體皇上之心而不樂於養人者則不免饑寒之苦矣。此無他，不過以為國之人非家之人，謀家之心非謀國之心也。這裏將一般官員視為“國之人”；旗鼓、莊頭（在貴族莊屯上管理奴隸和農奴的頭目）、匠人相提並論，視為“家之人”；正表明“旗鼓”是供貴族私人役使的人，與管理旗員（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各級官吏（包括牛錄章京）不同。

　　《清太宗實錄稿本》卷十四載，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皇太極稱大清皇帝以後議定的會典有一條：

　　皇帝旗鼓，合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旗鼓，俱更定其名，今後俱不許呼旗鼓。駕下旗鼓，滿洲叫凡擔章京，漢人叫旗手衛指揮。親王、郡王、多羅貝勒旗鼓，滿洲叫擺塔大，漢人叫長史。同卷又載五月初三諭令：是日，皇帝敕定駕下旗鼓及王、貝勒旗鼓，今後俱不許稱旗鼓。駕下旗鼓，滿洲稱凡擔章京，漢人稱旗手衛指揮。王、貝勒旗鼓，滿洲稱擺塔大，漢人稱長史。降旨於禮部，令曉諭眾知。這又是模仿明製。後來八旗係統內“旗鼓”的稱號並沒有消失，而旗手衛、長史的設置則成為有清一代的製度。我們從這次改名中可以了解到“旗鼓”的性質。明朝的旗手衛指揮，是皇帝身邊的侍從和護衛，“掌大駕金鼓、旗纛，帥力士隨駕宿衛”。清朝的旗手衛屬鑾輿衛，“掌金鉦、鼓角、鐃歌大樂，兼午門司鍾，神武門鍾鼓樓直更”。明朝的王府長史，“掌王府之政令，輔相規諷以匡王失，率府僚各供乃事，而總其庶務焉”，是王府的管家。清朝王府長史，職責與明朝同。《紅樓夢》第三十三回，忠順親王府派到賈家索取琪官的，就是長史。“旗鼓”既然可以更名為“長史”和“旗手衛指揮”，說明是屬於侍從、護衛、管家一類的職務，是皇帝和貴族私用的仆役。

　　在八旗體製下，有所謂外牛錄與內牛錄。外牛錄是具有自由民身份的旗員的組織。內牛錄是包衣奴仆的組織。顯然，旗鼓牛錄章京是包衣牛錄的頭目，所以後世旗鼓佐領也可以稱為包衣佐領。八旗的外牛錄和內牛錄，界限是很嚴格的。天聰四年編審壯丁時，皇太極特地告誡不許把外牛錄的人員非法編入內牛錄：

　　凡諸貝勒包衣牛錄，或係置買人口，及新成丁者，準予增入。毋得以在外牛錄下人入之。如丙寅年九月初一日以後，有將在外牛錄下人編入者，退還原牛錄。皇太極也禁止用包衣奴仆代服兵役：

　　有舊披甲人（旗兵）詐稱年老，令家奴代披……罪之。包衣奴仆沒有當旗兵的資格。他們雖然可能跟隨主子上戰場，但“非應役之人”，其基本任務是從事生產和家務勞動，當侍從和護衛。隻有外牛錄的成員才有服兵役的義務和權利。朝鮮人李民寞的《建州聞見錄》寫道：

　　自奴酋及諸子下至卒胡，皆有奴婢（互相買賣）、農莊（將胡則多至五十餘所）。奴蜱耕作以輸其主；軍卒則但礪刀劍，無事於農畝者。崇德二年，皇太極曾經表白：

　　朕侍衛四十員乃太祖在時免役者，或叔伯兄弟之子，或蒙古貝子之子，或官員之子，或朕包衣之子，皆非應役之人。其應役者，並未選及也。直到雍正年間，胤稹還在重申旗分佐領和包衣佐領的職分，禁止諸王把旗分人員當包衣使用。包衣牛錄和普通牛錄是不能相混淆的。

　　就現有材料來看，曹振彥出身包衣，擔任旗鼓牛錄章京是充當包衣的頭目。曹家的發跡即憑借包衣頭目與皇室的特殊關係。振彥的子孫世代供職內務府，赫赫揚揚，也仍然是包衣頭目的角色。偉大的文學家、藝術家曹雪芹就是誕生在這樣一個既卑賤又顯貴的家庭。

　　1980年2月寫。2010年4月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