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叢考——李廣柏自選集

第八章 《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題名考釋

　　遼陽老城小南門外，原有西藏大喇嘛法師斡祿打兒罕囊素的喇嘛塔園。囊素喇嘛塔為後金天聰四年（公元1630年）所建，竣工時立《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於塔前。此塔在“文革”中被毀，碑移入遼陽市文物管理所保管。此碑碑陽為滿、漢文對書的碑記（滿文還是老滿文，滿文占左半，漢文占右半，中間半行滿文與半行漢文共為一行）。碑記簡要介紹了囊素的經曆和逝世的日期，說明“太祖有敕，修建寶塔，斂藏舍利”，隻因累年征伐，到天聰四年白喇嘛奏請皇上（皇太極），方由皇上敕旨修建寶塔；“事竣鐫石以誌其勝”。碑記之末記竣工時間是“大金天聰四年歲次庚午孟夏吉旦”，總管是“欽差督理工程駙馬總鎮佟養性”，下有“委官備禦蔡永年”是具體監管工程的。末尾記“遊擊大海、楊於渭撰”，這兩個人撰寫碑記。碑陰漢文二十行，分組排列喇嘛門徒、僧眾、官員、教官、千總、匠人的名單。

　　關於《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這件文物，過去日本稻葉君山的《清朝全史》、蕭一山的《清代通史》、日本《東洋文化史大係清代之亞細亞》、鄭天挺的《清史探微》，都有著錄，但俱未涉及碑陰題名。最早著錄這個碑的碑陰題名的，是20世紀30年代刊印的《奉天通誌》和《滿洲金石誌》。

　　1977年11月遼陽市文物管理所（1984年擴建改名為遼陽市博物館）的鄒寶庫先生偶然在所內保存的《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的碑陰題名中發現“曹振彥”三字，認為是有關曹雪芹的重要文物資料，隨即向上級作了報告。遼寧省博物館的曹汛先生到遼陽察看了此碑並做了捶拓。隨後，曹汛在《文物》1978年第5期發表《有關曹雪芹家世的一件碑刻史料——記遼陽喇嘛園（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曹汛的文章，對碑的來曆，對碑額、碑身、正麵的碑文和碑陰題名，都作了介紹；並附有碑陽拓本和碑陰拓本的照片，碑陽漢文部分摹本和碑陰提名摩本。曹汛特別提到，碑陰碑陽都有“後來補刻的”文字，如碑陽的“總兵耿仲明、都元帥孔有德、總兵尚可喜”，碑陰左肩的“皇上侍臣庫滴、義馬哈、龍十、偏姑、溫台十、木青、乞力幹、口口、何不利”以及碑左側的“副將佟一朋”、“柯參將、楊旗鼓、馬應龍、陳五、炮塔泥水匠崔果口……”等名字。曹汛發表的“碑文摩本”和“碑陰題名摹本”即將補刻在碑陽的“總兵耿仲明、都元帥孔有德、總兵尚可喜”三行文字，將補刻在碑陰左肩的“皇上侍臣庫滴、義馬哈、龍十、偏姑、溫台十、木青、乞力幹、口口、何不利”以及碑左側的“副將佟一朋”、“柯參將、楊旗鼓、馬應龍、陳五、炮塔泥水匠崔果口……”等用黑線圈出，以示非此碑所原有。

　　1934年沈陽刊印的《奉天通誌》著錄此碑的碑陰題名，將後來加刻的同原刻混雜一起統統錄下，又任意移動位置，而且錯漏很多。其最大的訛誤，是將後來加刻上去的“皇上侍臣庫滴、義馬哈、龍十、偏姑、溫台十、木青、乞力幹、口口、何不利”一橫排文字，同間隔著一塊空白的原刻對行緊接，使“皇上侍臣”下麵的名字是“李思中、殷廷輅、楊萬朋、佟整、張世爵、李燦……”，一直到碑的左側邊緣，包括補刻的“副將佟一朋”、“柯參將、楊旗鼓、馬應龍、陳五、炮塔泥水匠崔果口……”，共79人全是“皇上侍臣”。同時，將“曹振彥”變成“曹振”，將提行刻寫的職銜名“教官”變成人名“敖官”。在曹汛等先生的文章發表以後，學界有人以《奉天通誌》的著錄為依據，認為《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碑陰題名中沒有“教官”，隻有“敖官”。1996年筆者有機會到遼陽，特地到博物館看了《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筆者看到那些後來加刻的文字，刻的很淺，字也拙劣歪斜，位置也與前後不相銜接。特別是“皇上侍臣庫滴、義馬哈、龍十、偏姑”那一排與原刻有相當的距離。凡是細心和負責的人，都可以看出，原刻刻的深，字體統一，排列整齊，是經過書丹由匠人細心刻的，而後來加刻的是隨意刻畫的，近似於“某某到此一遊”之類。後來刻畫的與原刻判然有別。如果將加刻的部分與原刻區別開來，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教官”與“總鎮副參遊備等官”、“千總”並列為領行的職務名。作為一種職務，“教官”介於“總鎮副參遊備等官”和“千總”之間，也合乎情理。再說碑上的“教官”二字，雖碑麵剝蝕較甚，“教”字仍可辨認出來。“教”的楷書寫法，左下方為“子”。碑上這個字的左下方，橫鉤下麵一個豎鉤，豎鉤由細到粗，豎筆垂直，鉤很長——這正是“子”的寫法。碑上這個字必定是個“教”字。

　　在介紹和研討《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的問題上，曹汛先生的《有關曹雪芹家世的一件碑刻史料——記遼陽喇嘛園（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是一篇很有價值的文章，但其中也有不妥的論斷，如：“碑陰留名的總鎮副參遊備和教官等，都是明朝降將、俘虜或他們的子侄，這時都受佟養性統轄。”“今據這一碑記，又知道在天聰四年時，曹振彥曾任教官，隸佟養性，屬於鳥金超哈即後來所謂的老漢軍。因此得知，曹家並不是一開始就歸入了滿洲旗分的。”筆者不揣淺陋，試作考釋若幹，向曹汛先生和廣大讀者請教。

　　碑陰題名不是佟養性部屬名單

　　曹汛先生之所以認為“碑陰留名的總鎮事參遊備和教官等……這時都受佟養性統轄”，是因為碑文上說，塔囊素喇嘛塔是“奉皇上敕旨、八王府令旨”修建，“欽差督理工程駙馬總鎮佟養性”。這是把碑陰題名當成佟養性部屬名單了。

　　佟養性於天命初投奔後金，“太祖（努爾哈赤）妻以宗女”，後來升任總兵官（總鎮），成為後金名位最高、最受寵信的漢官。修建喇嘛塔由懂得技術的漢人承當，委派佟養性“督理工程”，沒有什麽奇怪。至於碑陰留名的官員和教官，是為建塔“舍金資助做功德”的，他們和“督理”不一定有隸屬關係。難道隻允許“督理”的部下做功德，別的人就不能做功德？既然喇嘛門徒、僧眾可以列名於碑陰，難道非“督理”屬下的官員、教官就不能留名於碑陰？似乎沒有這個道理。即以崇德六年（公元1641年）孔有德與耿仲明、尚可喜在遼陽建立的彌陀禪寺及碑來說，碑記中便明確指出，孔有德等“先捐已資，次募十方貴官檀越、士庶英賢、善信男女，百工暨此，共建彌陀禪寺”。碑陰題名也有不屬於孔、耿、尚部下的官員，以及歸儒學管教的眾生員。《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陰題名的性質與此相似，也與我們見過的許多碑刻相似，不能理解為工程“督理”的部屬名單。

　　我從幾種史料裏麵查考出《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上麵有名字的高鴻中、鮑承先、寧完我、馬登雲（應作麻登雲）、黑雲龍等人在天聰四年（公元1630年）前後的活動情況，說明他們當時確實不在佟養性的屬下。

　　天聰三年十月，皇太極統大軍伐明，十一月克遵化，十二月份抵北京城下，次年正月轉克永平、灤州、遷安諸地，於三月間班師回沈陽。這次遠征，佟養性沒有參加。

　　高鴻中、鮑承先、寧完我，當時是文館（皇太極的顧問機關兼掌管文書）成員，這次遠征中隨侍皇太極左右，參預機務。皇太極害死袁崇煥的反間計就是與他們三人密謀並派高鴻中、鮑承先執行的。皇太極班師回朝時，為“使文館諸臣習武事”，留寧完我佐貝勒阿巴泰、濟爾哈朗、薩哈廉率正白、鑲紅、正藍三旗將士鎮守永平府；留高鴻中佐固山額真圖爾格、納蒙泰率正黃、正紅、鑲白三旗將士守灤州；留鮑承先等率鑲黃、鑲藍二旗將士鎮守遷安縣。又，出身“遼左望族”的李思忠，也參加了這次遠征，班師時奉命守遵化。他們幾人一直駐防到天聰四年五月明軍收複四城以後，才奔回沈陽，聽候處理。在囊素喇嘛塔竣工鐫石時（天聰四年四月），他們不可能是佟養性的部下。以後，寧完我、鮑承先仍留文館供職，從沒有成為佟的部下。

　　《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碑陰題名中，“總鎮副參遊備等官”類領銜的麻登雲、黑雲龍，係天聰三年十二月在北京永定門外生擒的明朝總兵官。次年三月作為戰俘帶回沈陽，受到優待。天聰五年秋大淩河之戰，皇太極將麻、黑二人帶在軍中。有一次對他們講：“朕陣獲爾等，加以贍養，每念安得有民社令爾等管理，俾朕收恩養之效。”麻登雲回答：“上畀臣等以民社，臣等自當竭力圖報。”可見這時還沒有給他們安排職務。過了幾天，“黑雲龍乘隙單騎而逃”，回到明朝。到天聰七年十月丙子日，皇太極才將“擒獲收養”的“明總兵”麻登雲，“仍以原職，授為三等總兵官”。天聰四年喇嘛塔竣工時，剛被俘虜到後金的麻、黑二將的“總鎮”銜，還是明朝廷給他們的。他們在後金軍隊中沒有位置，當然成不了佟養性的部下。而且麻、黑身為總鎮，如何又受“總鎮”統轄，處心積慮籠絡漢官的皇太極不會作這種不恰當的安排‘”。

　　由於史料的限製，碑上的教官和大多數官員在天聰四年前後的隸屬關係，現在弄不清楚；但上麵幾個人的情況足以說明“都受佟養性統轄”的論斷是不能成立的。說曹振彥在天聰四年“隸佟養性”、“屬佟養性管”，是沒有根據的。本文第三部分討論曹振彥的身份和旗籍，將從正麵說明他不“屬佟養性管”。

　　《清太宗實錄》卷八又記：

　　乙未，敕諭額駙佟養性日：“凡漢人軍民一切事務，付爾總理，各官悉聽爾節製。如屬員有不遵爾言者，勿徇情麵分別賢否以聞。”又諭諸漢官日：“凡漢人軍民一切事務，悉命額駙佟養性總理，爾眾官不得違其節製。”從上諭的語氣和實錄記事慣例看，這是一次任命的敕諭，不是“再申成命”。《清史列傳》、《國朝先正事略》、《清史稿》的佟養性傳都是作為一次任命來寫的。這次任命在天聰五年正月，當然不能用來證明天聰四年所立碑上題名的官員、教官“屬佟養性統轄”。

　　同時，對“總理”的含義也應有正確的理解。當時，成為滿人包衣的漢人，為滿人家庭所私有，不可能受佟養性“管”或“節製”。漢軍尚未分旗（詳後），具有自由民身份的漢人民戶（即非包衣身份者），隸屬於八旗，各有旗主和固山額真，也不可能都“屬佟養性管”。所謂“總理”“漢人軍民一切事務”，不過是專門處理漢人事務的職官，聽節製的是與所辦事務有關的“各官”。不能賦予現代的意義，說成是“漢宮的總理”。鹹豐十年，清廷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派恭親王管理，其職責是專門辦理洋務及外交事務，當然不能因此說，在華洋人都歸恭親王管。

　　什麽時候才有漢軍旗

　　努爾哈赤於萬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正式建立八旗，“撫有滿洲、蒙古、漢人兵眾”，包括了境內各族人民。其初，並沒有滿洲旗、蒙古旗、漢軍旗之分，也沒有這類稱呼。隨著後金勢力的擴大，漢人的數量急遽增加，除了大量的包衣奴仆和民戶（自由民）之外，也有的漢人成為披甲的兵士和文武職官。《清太祖實錄》卷五記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攻破撫順收降李永芳後，“論將士功行賞，以俘獲人口三十萬分給之。其歸降人民編為一千戶。設大小官屬，令李永芳統轄”。朝鮮李民竇《建州聞見錄》記天命四、五年間情形：

　　者片城外，漢人男女絡繹往來者片，半於胡，而為其軍卒者，皆屬於李永芳雲。隨後，石廷柱、佟延、鮑承先、馬光遠、孟喬芳、王世選、丁啟明等相繼投入後金，並當上了官。

　　這些投入後金的漢官及廣大兵民，都按照“以旗統人”的製度編入八旗，依附於貝勒，受到滿洲貴族的嚴格控製。天聰六年九月，鑲紅旗相公胡貢明的奏疏對這種情況作過敘述：

　　有人必八家分養之，地土必八家分據之。即一人，尺土，貝勒不容於皇上，皇上亦不容貝勒。胡貢明在另一奏疏中講到自己的處境：臣於死中得生，分與貝勒養活，雖不能夠豐衣足食，然缺短少長，少不得還向貝勒討給；況死生榮辱悉懸於貝勒之手，臣雖至癡至愚，即至於凍餒以死，決不肯輕易惹惱貝勒而自履不測之地也。天聰八年正月，皇太極也曾對眾漢官說：初，爾等俱分隸滿洲大臣。所有馬匹爾等不得乘，而滿洲官乘之；所有牲畜，爾等不得用，滿洲官強與價而買之。凡官員病故，其妻子皆給貝勒家為奴。既為滿官所屬，雖有腴田，不獲耕種；終歲勤劬，米穀仍不足食，每至鬻仆典衣以自給。天聰四年，皇太極招撫從後金叛逃至皮島的劉興治諸將，其諭帖中說：爾等休說來了還是大貝勒的人，今若來了就是朕的人了，朕自以禮待。劉興治等人原屬大貝勒代善的正紅旗，他們害怕返回後金重新落入代善之手。皇太極表示如果回來將收在自己旗下（皇太極據有正黃、鑲黃兩旗）。大約處在皇太極旗下待遇較好，所以漢官們都向往兩黃旗。天聰四年投誠的馬光遠，先分在正藍旗，後來正藍旗貝勒發生“變故”，馬乘機上疏，請求轉入黃旗：臣等舉家老幼，原慕我汗仁恩厚德而來，滿望在汗固（山）之下；不期到此，分在藍旗固山。（本）固山變故，臣方敢實告，伏望我汗俯（鑒）臣等歸順初心，收在黃旗固山之下。這些史料很清楚地告訴我們，當時漢人官民與旗、與旗主（滿洲貝勒）處於什麽樣的關係。盡管他們不像包衣奴仆那樣毫無人身自由，但生殺予奪之權也操在滿洲貴族手裏。天聰五年（公元1631年）七月，皇太極“集諸貝勒大臣，議設統兵將帥”，決定：每固山額真下，兩翼各設梅勒額真一員，每甲喇各設甲喇額真一員。其隨營紅衣大將軍炮四十位，及應用挽車牛騾，皆令總兵官佟養性管理。會議決定成立的紅衣大炮部隊，是八旗兵內一支特種部隊，開始僅有五百人，談不上另立漢軍旗的問題。大淩河戰役中，佟養性的紅衣大炮部隊發揮了極大威力，得到皇太極賞識。此後不久，後金便建立了包括六甲喇的漢兵營。《清太宗實錄》卷十一記天聰六年正月“上幸北演武場閱兵”：額駙佟養性率所統漢兵，擐甲胄執器械，列於兩旁。置鉛子於紅衣將軍炮內，樹的，演試之。天聰六年正月佟養性的奏疏中說：目今新編漢兵馬步僅三千餘，兵力似少，火器不能多拿。我國中各項漢人尚多，人人俱是皇上赤子，個個俱當出力報效，若果從公查出，照例編兵，派定火器，演成一股。有事出門，全拿火器，大張軍威；無事歸農，各安生理。一則不廢民業，一則又添兵勢。這個建議為皇太極所接受。天聰七年正月兵部啟心郎丁文盛、趙福星的奏疏，提到當時正在實行的製度：“我國漢人十丁編兵一名。”種種材料都表明，大淩河戰役後曾編派漢兵營。

　　這個兵營有六甲喇。天聰六年正月漢兵參加閱兵後，受到賞賜的，佟養性之後便是“六甲喇額真”。其他地方提到六甲喇的有馬光遠和扈應元在天聰七年寫的奏本。扈的奏本說：

　　今我國設立六部，設立書房（柏按：即文館）。又分為六夾喇八固山。馬光遠在談到漢營對於器械的管理狀況時說：

　　八固山大小官員已照六家喇派就執事，但所管器械等項如不時時看管收拾，臨時難免誤事。他們所說的“六甲喇”，就是漢兵營的編製。“甲喇”為滿語，或譯作夾喇、家喇。一般五牛錄編為一甲喇。

　　在八旗體製下，旗人外出服役（兵役、勞役）、任職，自然接受主管官的節製，但與本旗仍保持隸屬關係，事畢即歸回本旗。漢兵營六甲喇官兵本來也是由各旗派遣的。“有事出門，全拿火器”；“無事歸農（回到各自的牛錄），各安生理”。因此，兵營中沒有“定名管領”，兵將不得相親。這種特殊的編兵方式，在丁文盛、趙福星的奏本中反映得很清楚。他們說：

　　我國漢人十丁編兵一名，原用好的。近有膂力嫻熟者畏避不出，或雇人頂替，似此何以克敵？不若令各家喇並管屯將官簡選十名之內有年力精壯並身家相稱者，定為實在身以充行伍。馬光遠也在天聰七年的奏本中說：今蒙皇上恩典，收選新舊將官、備禦及永平、大淩河炮手已有二百餘人矣。合無將各炮手著落六家喇善知炮火將官、備禦定名管領。閑時率領演放，有事率領攻打，使兵將相親，演習慣熟，臨時不致錯亂。丁、趙與馬光遠的奏本，實際上是要求將漢兵編為獨立的、固定的兵營。六甲喇漢兵營在什麽時候成為一旗的呢？天聰八年正月，皇太極曉諭眾漢官時談到漢兵另立旗分事：初，爾等俱分隸滿洲大臣。自楊文朋被訐事覺以來，朕姑宥爾等之罪，將爾等拔出滿洲大臣之家，另編為一旗。從此爾等得乘所有之馬，得用所言之性，妻子得免為奴，擇腴地而耕之，米穀得以自給，當不似從前之典衣鬻仆矣。諭畢，總兵官石廷柱、馬光遠、王世選及副、參、遊擊各官奏日：

　　……臣等以瀕死之身，蒙上生全，另立旗分，得叨寵遇，凡此衣食奴仆馬匹，孰非上之恩賜。這時，漢兵已經另立旗分。

　　“楊文朋被訐事”不詳。前麵引過，胡貢明天聰六年九月的奏本講“有人必八家分養之”。他建議將漢人官民收歸朝廷統一管理。皇太極讀後回複：“說的是。下次出門，必照你所言的行。”文館馬國柱於天聰七年正月又上書：

　　聞汗改養新人之例，並未言及舊人。聞汗下次出門才行。並未議及即行……乞汗速將胡貢明所議之例，無論新舊人，一體施行可也。顯然，馬國柱上書時漢兵還沒有另立旗分；或者皇太極與諸貝勒已經議定，但沒有實行。天聰七年正月初七日佟養性的奏疏，也沒有一語涉及漢兵分旗事。

　　《清太宗實錄》最早出現“舊漢兵·旗”的記載，在卷十三，時間為天聰七年正月：

　　甲展，滿洲八旗、蒙古二旗、舊漢兵一旗，各牛錄額真等，曆任年久無過者，各依品極，賞緞有差。《清太宗實錄》第二次記載在卷十八，時間為天聰八年三月：

　　己亥，大閱於沈陽城北郊，兵部貝勒嶽托，率滿洲八旗、蒙古二旗、舊漢兵一旗，共十一旗行營兵，俱赴集。

　　又漢兵統領官石廷柱在征察哈爾（天聰六年）之後、征旅順口（天聰七年七月）以前，授為固山額真。“固山”為滿語“旗”的意思，授予這個職務就意味著漢兵成了一旗。

　　綜合以上資料來看，漢兵另立一旗當在天聰七年（公元1633年）。孟森曾說：“另編漢軍為一固山，即七年事。”雖然他的根據不充足，推斷則不錯。

　　天聰八年五月定八旗兵名，將石廷柱等人率領的漢兵命名為烏真超哈（漢軍）。佟養性在天聰七年初便已死去。佟養性統率漢兵時不僅沒有“烏真超哈”的稱號，漢兵也尚未另立旗分。佟養性始終沒有得到“固山額真”的職銜，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漢軍另立旗分，是逐步進行，逐步擴大的。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進一步將漢軍分為兩旗，照滿洲例編壯丁為牛錄。崇德四年再將漢軍兩旗官屬兵丁分為四旗。崇德七年，漢軍編為八旗，旗色同滿洲八旗。至此，漢軍旗製始定。

　　包衣曹振彥屬於什麽旗

　　在故宮博物院公布的一批曹家的奏折中，曹寅、曹顒、曹頫都自稱“身係家奴”、“包衣下賤”，稱曹璽“係包衣老奴”。康熙也說曹顒是“朕所使用之包衣子嗣”。曹家什麽時候淪為包衣的？曹璽、曹寅乃康熙之功臣、寵臣，曹家不可能在他們手裏淪為包衣。他們的包衣身份必定是從曹振彥那裏承襲下來的。而《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說振彥的父親曹錫遠為“正白旗包衣人”；這就是說，振彥的包衣身份又是從他父親那裏承襲來的，或者是同他父親一道淪為包衣的。包衣係家奴，為其主子所私有。他們也有爬上去的機會，個別可能掙得一官半職，但一般不能改變包衣身份。曹家從錫遠以後，世代作滿洲皇室包衣，是確定無疑的。

　　《清太宗錄》卷十八載，天聰八年四月：

　　墨爾根戴青貝勒多爾袞屬下旗鼓牛錄章京曹振彥，因有功，加半個前程。旗鼓牛錄章京加半個前程，即積有一個半前程。這是敘功加級的記載，立功的時間當然在此之前，開始擔任“旗鼓”這個職務則更在以前。可以說，曹振彥發跡正當漢軍旗誕生的前後。由於包衣和漢軍官兵的身份不同，包衣沒有正式服兵役的權利和義務，曹振彥不可能加入漢軍旗。從《清太宗錄》卷十八的這一條記載看，天聰八年（公元1634年）。曹振彥在多爾袞屬下任旗鼓牛錄章京，是多爾袞的家奴、家臣。

　　再說，天聰八年多爾袞屬下的曹振彥是否屬正白旗，也有疑問。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八旗製度考實》曾論證多爾袞在努爾哈赤死後為正白旗旗主。細看孟森所提供的論據，能夠證明努爾哈赤死後正白、鑲白兩旗旗主為多爾袞、多鐸兩同胞兄弟。誰主正白？誰主鑲白？並不清楚。在證明多爾袞主正白旗這個問題上，孟森引用的材料隻能表明多爾袞去世之前掌管正白旗。我們知道，清初八旗領屬關係有過變化，多爾袞去世前掌管正白旗的事實，還不能證明天聰、崇德年間多爾袞也是正白旗旗主。孟森自己意識到他的“考實”存在這個問題，所以又謹慎地說：“正白則攝政時確屬睿王（按：即多爾袞）。”

　　有些史料倒表明，努爾哈赤之後，正白旗歸多鐸率領，而鑲白旗歸多爾袞率領。如《清太宗實錄》卷四十七：

　　（崇德四年六月，戊子）先是，和碩豫親王多鐸有罪，奪其滿洲十

　　牛錄、蒙古四牛錄、漢二牛錄歸入鑲白旗。至是以鑲白旗滿洲十牛錄、蒙古四牛錄、漢二牛錄，補入正白旗數內，另設官統轄。如果《實錄》不誤的話，這就非常有力地說明，天聰、崇德年間多鐸為正白旗旗主。那多爾袞隻能是鑲白旗旗主。又，《清太宗實錄》卷九記天聰五年七月後金軍隊圍攻大淩河城：正黃旗圍北麵之西，鑲黃旗圍北麵之東，正藍旗圍正南麵，鑲藍旗圍南麵之西，正白旗圍東麵之北，鑲白旗圍東麵之南，正紅旗圍西麵之北，鑲紅旗圍西麵之南。命諸貝勒率護軍在後策應，莽古爾泰、德格類策應正藍旗，濟爾哈朗策應鑲藍旗，代善策應正紅旗，嶽托策應鑲紅旗，多鐸策應正白旗，多爾袞策應鑲白旗。據孟森《八旗製度考實》的確鑿考證，莽古爾泰、德格類為正藍旗旗主，濟爾哈朗為鑲藍旗旗主，代善為正紅旗旗主，嶽托為鑲紅旗旗主。他們都是策應本旗的部隊，多爾袞、多鐸也應當是策應本旗。這就是說，多鐸應當是正白旗旗主，多爾袞應是鑲白旗旗主。

　　看來，天聰年間處於多爾袞屬下的曹振彥，要說旗籍的話，是鑲白旗的包衣。大約在多爾袞成為兩白旗旗主以後，或在多爾袞死後正白旗被順治帝據為已有時，曹家歸入正白旗的。《五慶堂重修曹氏宗譜》載：“錫遠，從龍入關，歸內務府正白旗。”說是入關後歸入正白旗的，實可玩味。

　　1980年6月寫，2010年3月改訂

　　附記：本文寫於1980年，原題《曹振彥的旗籍》，第一次全國紅樓夢研討會後寄給陳毓羆先生，發表在《紅樓夢研究集刊》第7輯。本文較早提出多爾袞在天聰、崇德年問為鑲白旗旗主，曹振彥原屬鑲白旗。近年，有研究者提出，順治帝繼位後，鑲白旗旗主多爾袞與其弟正白旗旗主多鋒，互換旗纛，鑲白旗改為正白旗，曹振彥由鑲白旗包衣改為正白旗包衣。多爾袞死後，順治帝將正白旗收歸自己掌管，正白旗包衣也歸屬內務府，曹家由王府包衣轉為內務府包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