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叢考——李廣柏自選集

第四章 《明夷待訪錄》標點本抬誤

　　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是我國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著作。學習與研究中國思想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經濟史的人，都會讀到這本書。然而，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大陸上出版的多種《明夷待訪錄》標點本，在斷句和標點方麵都有一些錯誤。不言而喻，凡是斷句錯誤的地方，即表明點校者沒有完全弄明白原文的意義，或者是誤解了文義。這些錯誤會妨礙讀者對原意的理解，能盡快改正才好。

　　20世紀50年代以來大陸上出版的《明夷待訪錄》標點本，主要有1955年古籍出版社（社址在北京）出版的標點本，1981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標點本，198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黃宗羲全集》第一冊內的點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的《黃宗羲全集》，是由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浙江省中國哲學史研究會組織專家學者點校的，其《明夷待訪錄》的點校參考了古籍出版社和中華書局的標點本，也因襲了古籍出版社、中華書局標點本的一些斷句及標點的錯誤。本文主要談斷句方麵的錯誤，所舉例子均出自浙江古籍出版社《黃宗羲全集》第一冊內的《明夷待訪錄》（以下簡稱《全集》本）。本文如有說得不對的地方，請讀者和有關專家批評。

　　《明夷待訪錄》共二十一篇，即《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鎮》、《田製一》、《田製二》、《田製三》、《兵製一)、《兵製二》、《兵製三》、《財計一》、《財計二》、《財計三》、《胥吏》、《奄宦上》、《奄宦下》。另外，卷首有黃宗羲自己撰寫的《題辭》一篇。我們讀《全集》本，發現多數篇都有斷句的錯誤。把這些錯誤加起來，在全書中所占的比例不算小。

　　《田製一》論述井田製破壞以後天下的賦稅一代比一代加重，百姓一代比一代貧困。有一段文字在《全集》本中是這樣（《全集》本為繁體字豎排，本文改為簡體字橫排，書名號和引號作相應變動，斷句有誤處用黑體）：

　　儒者日：井田不複，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敞矣。孰知魏晉之民又困於漢唐。宋之民又困於魏晉？則天下之害民者，寧獨在井田之不複乎！（《黃宗羲全集》第一冊24頁，以下所注頁碼均為該書之頁碼）從1955年古籍出版社的本子以來，這一段話都是這樣標點的。因為斷句有誤，魏晉和唐的順序被顛倒了。其中“儒者日”所引儒者的話，見胡翰（元末明初學者）的《胡仲子集·井牧》，本是原文，也應該打引號；不打引號，便把胡翰的話與黃宗羲的議論混淆了。這一段文字的正確標點應是：儒者日：“井田不複，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敞敞矣。”孰知魏晉之民又困於漢，唐宋之民又困於魏晉，則天下之害民者寧獨在井田之不複乎！《田製三》有一段文字在《全集》本中是這樣：三代之貢、助、徹，止稅田土而已。魏晉有戶、調之名，有田者出租賦，有戶者出布帛，田之外複有戶矣。貢、助、徹，相傳是夏商周時代的稅法（見《孟子·滕文公上》）。“止稅田土”，即隻征收土地稅。魏晉的所謂“戶調”，是按戶征收的稅，即“有戶者出布帛”。所謂“田之外複有戶矣”，意思是在土地稅（田賦）之外又加了戶稅。“戶調”二字，不能用頓號隔開；猶如“田賦”一詞，不能在“田”與“賦”之間打個頓號一樣。《晉書·食貨誌》記載：曹操在鄴都時，除每畝地收四升粟的田賦外，另每戶征收絹二匹、綿二斤。晉武帝司馬炎統一全國後，“製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這每戶征收的絹綿，就是魏晉時期的“戶調”。

　　《田製三》又有一段文字在《全集》本中這樣標點：

　　有明兩稅，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銀差，蓋十年而一值。如照這樣標點，讀者便會認為明朝的“兩稅”包括“丁口”和“力差”、“銀差”。這就大錯了。“丁口”是按人丁征收的賦稅。“力差”、“銀差”，是勞役負擔，應役戶親身充役的謂之力差，繳銀代役的謂之銀差。至於明朝的“兩稅”，則是沿襲唐宋的製度，即按土地征收的夏稅、秋稅。《明史·食貨誌二》：“（太祖）即位之初，定賦役法，一以黃冊為準。冊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日夏稅，日秋糧。”“丁有役”即人丁的負擔，“田有租”是按土地征收夏稅、秋稅（秋糧）。由此可見，“丁口”是“兩稅”以外的負擔。明朝既征丁口稅（按人丁征稅，相當於唐初的“庸”），又有按人丁攤派的勞役負擔（力差、銀差），所以黃宗羲說是“重出之差”。這一段文字的正確標點應是：

　　有明兩稅、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銀差，蓋十年而一值。

　　《財計一》有一段在《全集》本中這樣標點：

　　宋元豐十二年，蔡京當國，凡以金銀絲帛等貿易勿受，夾錫錢者以法懲治。先要說明，這裏“元豐十二年”是黃宗羲的筆誤。“元豐”是北宋神宗的年號，共八年，沒有“十二年”。據《宋史·食貨誌》，這裏應作“政和二年”。《全集》本在這兒的斷句有個較大錯誤。正確的標點應是：

　　宋元豐十二年，蔡京當國，凡以金銀絲帛等貿易，勿受夾錫錢者，以法懲治。“夾錫錢”是蔡京推行的一種錢幣，用銅夾錫鑄成。因為這種夾錫錢比銅錢輕，老百姓不願意接受，所以蔡京要采用強製手段，規定凡是用金銀、絲綢、布帛等物進行交易，不肯接受夾錫錢的人，依法予以懲治。《宋史·食貨誌》敘政和年間錢法：“二年，蔡京複得政……夾錫錢既複推行，錢輕不與銅等，而法必欲其重，乃嚴擅易抬減之令。凡以金銀、絲帛等物貿易有弗受夾錫，須要銅錢者，聽人告論，以法懲治。”

　　《取士下》有一段文字論唐代用人較為嚴格（不是一考中就有官做），《全集》本是這樣標點的：

　　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複試之。韓退之三試於吏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也。“解褐”，即解下平民所穿的布衣，換上官服。這裏正確的標點應是：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複試之。韓退之三試於吏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也。意思是：唐朝的讀書人，考試及第的，並不立即脫下平民的布衣入仕做官；必需又經過吏部複試，才能入仕。韓退之在吏部三次考試都沒有成功，過了十年還是布衣。《取士上》有一段文字在《全集》本中這樣標點：宋初試士，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劄記》墨義十條，其九經、五經、三禮、三傳、學究等，設科雖異，其墨義同也。王安石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中書撰大義式頒行，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租解章句而已。為了把這一段的句讀弄明白，先對“帖經”、“墨義”作點解釋。帖經（帖書）是唐宋科舉考試的內容之一，方法是掩住所習經書的兩側，中間隻留一行，又用紙帖行中幾個字，使考生讀出被帖的字。墨義是用筆對答經義，寫出注疏，解釋經文。“帖對”不成為詞。此處句讀應為：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我們看《宋史·選舉誌》原文：凡進士，試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凡九經，帖書一百二十帖，對墨義六十條。凡五經，帖書八十帖，對墨義五十條。凡三禮，對墨義九十條。凡開元禮，凡三史，各對三百條。（柏按：宋初科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學究、明經等科）這可以清楚地看到，“墨義”用“對”，不能用“帖”。至於王安石所推行的試士辦法，“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不像明經墨義那樣，隻要粗略地了解章句就行了）。《全集》本在“明經”與“墨義”之間，在“墨義”與“粗解章句”之問，各打上頓號，也是錯誤的。“明經”是唐宋科舉考試的一科，“墨義”是其考試內容。《宋史·選舉誌》說：“自唐以來，所謂明經，不過帖書、墨義，觀其記誦而已。”很清楚地說明“墨義”是“明經”的考試內容。“墨義”一詞與“粗解章句”之間，與“明經”之間，都不能加頓號。《明夷待訪錄·取士上》這一段文字的標點應是：宋初試士，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其九經、五經、三禮、三傳、學究等，設科雖異，其墨義同也。王安石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中書撰大義式頒行，須通經，有文彩，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取士上》又有一段文字在《全集》本中的標點是：餘謂當複墨義古法，使為經義者全寫《注疏》、《大全》、漢宋諸儒之說，一一條具於前，而後申之以己意，亦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15頁)這一段文字是黃宗羲有關改革考試的意見。他主張恢複“墨義”古法，要求應試者既要默寫前人的解說，又要發表自己對經義的見解。“注疏大全”當指明朝永樂年間頒行的《四書五經大全》，包括《論語集注大全》、《孟子集注大全》、《大學章句大全》、《中庸章句大全》、《周易傳義大全》、《書傳大全》、《詩集傳大全》、《禮記大全》、《春秋集傳大全》等。這些《大全》“編集諸家傳注之說，匯成一編”，頒行後即作為科舉考試中解釋經書的依據。筆者以為，《取士上》這一段文字可以這樣標點：

　　餘謂當複墨義古法，使為經義者全寫注疏《大全》，漢宋諸儒之說一一條具於前，而後申之以己意，亦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

　　《取士上》還有一段文字在《全集》本中這樣標點：

　　昔之詩賦亦何足以得士！然必費考索，推聲病，未有若時文、空疏不學之人皆可為之也。（15頁）“時文”（即當時考試用的八股文）一詞的後麵，明顯的不能用頓號。這可能是排版上的錯誤。此外，這兒的“！”用得也不夠恰當。這一段話是批評八股文，表示感歎的句子是在最後。筆者以為最好這樣標點：

　　昔之詩賦亦何足以得士，然必費考索，推聲病；未有若時文，空疏不學之人皆可為之也！

　　黃宗羲在《取士下》節引《禮記·王製》中的話來說明古代的取士用士製度，《全集》本裏卻作這樣標點：《王製》論秀士，升之司徒日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日俊士；《王製》裏這一句，記述的是古代的“鄉舉裏選”（一種推薦製）。“論，謂考其德行道藝”（鄭玄注）。意思是：考核鄉學裏才德穎出於同輩者，推薦給司徒，司徒量才而用之，稱為選士；司徒考核選士中才德穎出者，推薦給國學，稱為俊士。正確的標點應是：《王製》：論秀士升之司徒，日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日俊士。

　　《取士下》還有一處必須打句號的地方，在《全集》本中誤打了逗號：

　　明年會試，經、子、史科，亦依鄉闈分年，禮部尚書知貢舉。登第者聽宰相鑒別，分置六部各衙門為吏，管領簿書。拔其尤者，仿古侍中之職在天子左右，三考滿常調而後出官郡縣。又拔其尤者為各部主事，落第者退為弟子員，仍取解試而後得入禮闈。

　　這是黃宗羲關於科舉考試的具體建議。“拔其尤者”是從登第者中間拔出的，“又拔其尤者”是再從“其尤者”中間拔出的。至於“落第者”，則是與“登第者”相對而言，即沒有考上的，所以要他們“退為弟子員，仍取解試而後得入禮闈”，即回去作生員，仍需經過鄉試以後，再參加會試。如按《全集》本在“為各部主事”後打個逗號，那“落第者”就成為“又拔其尤者”的落第者了。筆者以為，“又拔其尤者為各部主事”後麵是必需打句號的。

　　《胥吏》篇有一段在《全集》本裏這樣標點：

　　宋時差役，有衙前、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長、戶長、壯丁、色目。衙前以主官物，今庫子解戶之類。戶長以督賦稅，今坊裏長。耆長、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今弓兵、捕盜之類。承符、手力、散從以供驅使，快手、承差之類。 點校者把“色目”也理解為一種差役。實際上，“色目”是名目的意思。這兒說的是，宋時差役有衙前、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長、戶長、壯丁等名目。黃宗羲接著作的解釋，也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關於宋時差役名目，可參看《宋史·食貨誌》。

　　上麵所舉的例子中有不該用頓號的用了頓號。《全集》本中也有該用頓號的卻沒有用頓號。如上例中的“庫子解戶”（為官府看管糧倉和解運錢糧的差役）。又如：

　　人見彭越、黥布之有功而欲將武人，亦猶見烏喙藜蘆之愈病而欲以為服食也。

　　後儒言井田必不可複者，莫詳於蘇洵；……洵以川路、澮道、洫塗、溝畛、遂徑之製，非窮數百年之力不可。《田製二》)

　　烏喙（烏頭）、藜蘆是兩味有毒的藥物，應用頓號隔開。見於《兵製二》的這一句話的意思是：有人看到彭越、黥布立了功，便想要武人充當將帥，也就像看到烏頭、藜蘆治好了病，便想把它們當傲食品吃一樣。

　　至於《田製二》敘述蘇洵論井田不可恢複的話，應這樣標點較好：

　　洵以川、路、澮、道、洫、塗、溝、畛、遂、徑之製，非窮敖百年之力不可。據《周禮·地官·遂人》鄭玄注，川是井田周圍的大水道，遂、溝、洫、澮是田間不同規格的排水的溝渠；徑、畛、塗、道，路是人和車馬通行的路徑，寬度各不相同。《全集》本將“川路”、“澮道”、“洫塗”、“溝畛”、“遂徑”等兩個字相連似不合理。《明夷待訪錄》卷首有黃宗羲自撰的《題辭》一篇，對於了解黃宗羲的著書意圖和“明夷待訪錄”這個書名的含義至關重要。《題辭》的全文是（廣柏標點）：餘嚐疑孟子“一治一亂”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亂無治也？乃觀胡翰所謂“十二運”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於今，皆在“一亂”之運，向後二十年交入“大壯”，始得“一治”，則三代之盛猶未絕望也。前年壬寅夏，條具為治大法，未卒數章，遇火而止。今年自藍水返於故居，整理殘帙，此卷猶未失落於擔頭艙底。兒子某某請完之。冬十月，雨窗削筆，喟然而歎日：昔王冕仿《周禮》著書一卷，自謂“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終不得少試以死。冕之書未得見，其可致治與否，固未可知，然亂運未終，亦何能為？“大壯”之交，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豈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秘其言也。癸卯梨洲老人識。為了討論這篇《題辭》斷句和標點，先將它譯成白話文：我對孟子“一治一亂”的說法，曾產生疑問，為什麽夏、商、周三代以後，有亂世無治世呢？看了胡翰所講的“十二運”，從周敬王甲子年起直到現在，都是在“一亂”的運數中；再往後二十年，天運開始轉入“大壯”，才能出現治世，那樣的話，恢複三代的盛況就還沒有絕望。去年壬寅年的夏天，我分條撰寫治理國家的大法，沒有完成幾章，因家中遭火災而停止。今年從藍水返回故居，整理殘留的書籍，發現這本書稿還沒有在擔頭、艙底丟失。兒子某某懇求我寫完它。冬季十月份，雨窗下刪改定稿，喟然歎息說：從前王冕仿效《周禮》著了一部書，自己說“我不很快死去的話，拿著這本書遇到明主的賞識，伊尹、呂尚那樣的功業不難達到”；結果沒有稍為試用，他就死去了。王冕的書沒能見到，它的效用究竟能不能使天下達到治世，固然不可知，但在亂運沒有結束的時候，又能有什麽作為呢？天運進入“大壯”的時候，我雖然老了，或許同箕子差不多吧，會有明主來訪問。怎麽能因為當今處於黎明之前的昏暗，就隱秘自己的著述呢！癸卯年梨洲老人記。

　　黃宗羲著《明夷待訪錄》的時候，相信胡翰的“十二運”之說，以為二十年後天運開始轉入“大壯”，天下會由亂轉治。“大壯”是《易經》六十四卦之一，卦象為陽隆盛之象。天下交入“大壯”，則群陽盛長，群陰萎縮，天下轉為治世。黃宗羲在《題辭》末尾說的是：在亂運沒有結束的時候，再好的治國方略也是不能起作用的。過二十年以後，天運轉入“大壯”，就會出現治世。到那時候，自己雖然老了，或許同箕子差不多吧，會有明主來訪問（周武王滅商後，曾訪問箕子，箕子向武王陳說《洪範》，論述治國大法），怎麽能因為當今處於“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黎明前的昏暗）之時，就隱秘自己的著述呢！他這本書題為“明夷待訪錄”，意思就是：在黎明前的昏暗時期所寫，等待以後的明主賢君來訪求的著作。

　　從古籍出版社的《明夷待訪錄》標點本，到《全集》本，在《題辭》裏都有一處斷句的錯誤。這兒引《全集》本的錯誤斷句為例：

　　冕之書未得見，其可致治與否，固未可知。然亂運未終，亦何能為“大壯”之交！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豈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秘其言也！黃宗羲本來的意思是說，王冕書的效用固然不可知，但在亂運沒有結束的時候，是不可能有作為的（天運交入“大壯”以後才能有作為）。古籍出版社、中華書局的標點本和《全集》本都斷成“亦何能為‘大壯’之交”，這不僅不成句，而且使下麵的“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也變成了黃宗羲當前的期待。本來，黃宗羲是期待將來天運交入“大壯”以後會有明主賢君來訪問他，他的書也是留待以後的明主賢君來訪求並采用的。如照古籍出版社、中華書局和《全集》本的標點，那就變成黃宗羲期待當前有君主來訪問他。這在思想含義上就大不一樣了！難怪有人認為黃宗羲的“待訪錄”是等待清朝皇帝的下問，這恐怕與此處錨誤的斷句有關。我推想，作這樣斷句的先生可能對“亦何能為？”這種句式不熟悉。實際上，“亦何能為？”這種句式（疑問代詞賓語前置）在古漢語中是很常見的。如《隋書》卷六十三“趙綽傳“內引隋文帝語：“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所逼耳。”[31又如，清初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二記鄭成功與隆武帝語：“臣從陛下行，亦何能為？臣願捐軀別圖以報陛下。此頭此血，總之已許陛下矣。”

　　本文初稿，發表於安徽《古籍研究》2002年第4期，未能引起學界注意。我看到此後的著作文章（包括很著名的學者豐編的書），在引用《明夷待訪錄》的《題辭》時，仍然是“亦何能為‘大壯’之交”這樣不成句的話。我真不明白，為什麽這麽明顯的錯誤學者們看不出來呢？！

　　1998年10月寫 2010年1月訂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