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孫中山夫人宋慶齡
（三十年代的宋慶齡。）
宋慶齡少女時代便崇拜孫中山，後為孫的英文秘書，日久生情，宋慶齡大膽表白了。但這種戀情卻被父母和同誌們所不容，兩人被迫遠走日本完婚。
宋慶齡1893年誕生於上海一個資產階級家庭裏。祖籍廣東省文昌縣（今海南省文昌縣），她的祖輩本姓韓，祖父韓鴻翼，祖籍在山西，因逃避戰亂，遷到廣東文昌，他是一位頗具文化修養的商人，當地人稱商人為老板，惟有見了韓鴻翼稱先生。在文昌縣，韓姓大都經商，族中相傳有兩條族規：一是習賈不參政，二是處事須剛毅。韓姓商人與別的商賈世家有一個不同，就是家中都請塾師教授子弟，使之知書達理，所以韓姓商人曆代有儒商之稱。韓鴻翼娶妻王氏，生育三男一女，即韓政準、韓教準、韓致準和韓妚三，韓教準即宋慶齡的生身父親。
（1917年在上海拍攝的宋慶齡全家照（前排：宋子安；第二排右起：宋慶齡、宋子文、宋藹齡；後排右起：倪桂珍、宋耀如、宋子良。））
韓教準，1866年生於廣東省文昌縣，七八歲時，因父母身染慢性病，久治不愈，家境日漸窘迫。1875年，僑居美國波士頓經營絲茶的舅舅返鄉，把韓教準收為養子，並把他帶到了美國，在小店裏當學徒，從此，韓教準改姓為宋。1878年因與養父發生矛盾，離家出走，在外漂泊流浪之時，被一個名叫查理·瓊斯的老人所收養，並把他推薦到一艘船上工作，不久艇長又把他交給北卡筍來納州維爾明頓市監理會牧師湯姆斯·佩奇·裏考牧養。1880年，在該牧師的主持下接受了洗禮，正式加人基督教，教名查理·瓊斯·宋。
在這之後，得到友人的資助，在維爾明頓就讀於杜競大學聖三一學院。他學習十分刻苦，課餘時間參加活動，賺錢來維持生活。一年後，他轉入萬德·比爾特大學神學院學習，在這裏攻讀文學，他刻苦讀書，學業大進。在德·比爾行大結束學業時，他曾想學醫，將來能回國幫助同胞治病。但任基督教的傳教士。
上滑稽戲《萬國公報》主筆、中西學院掌教沈毓桂為他重表擬名擬字，即現在眾所周知的：“名耀如，字嘉樹”。然而，回國後的宋耀如，受到美國其他在華傳教士的排擠和無理歧視。秉性正直剛強的宋耀如一氣之下，改弦更張，轉而經營工商業。他把國外的機械販運到上海，又開辦麵粉廠，建立華美書館，印刷《聖經》中文本。他經商之後，開始發跡，逐漸成為百萬富翁。他是宋家“王朝”的真正奠基人。1892年，宋耀如徹底辭去傳教士工作，以極大的熱情和精力加人到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創立與組織活動，成為主要負責人。
在美國期間，宋耀如深受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1892年與孫中山結識後，即成為密友，同情並鼎力支持其反清革命，是孫中山早期反清革命中最主要的財力後盾之一。
1887年，宋耀如和倪桂珍結為夫妻。倪桂珍也是一個基督教信仰者，祖籍浙江餘姚縣，她出生於上海士大夫家庭，賢淑而有教養，其母徐氏是徐光啟的後代。和宋耀如結婚時，除帶有一份豐厚的嫁妝外，娘家優越的社會地位——工商界、金融界、軍政界裏的各種社會關係也帶進了宋家，對宋耀如幫助甚大。他們二者雖說不上門當戶對，但他倆的意誌、職業、情趣都有共同之點，夫妻之間情投意合。
（1912年宋慶齡與威斯裏安學院同學合影。）
他們先後生有三兒三女：長女宋藹齡，次女宋慶齡，長子宋子文，三女宋美齡，次子宋子良，三子宋子安，他們一家多年住在上海西摩路。宋耀如傾盡全力用西式教育培養他的子女們成材，先後把三個女兒和三個兒子都送到美國去學習。1918年，當宋耀如溘然長逝時，他已給現代中國留下了一筆極其寶貴的財富，他的兒女們已經或正在進入政治舞台，成為左右曆史進程的至關重要的風雲人物。尤其是宋氏三姐妹，靄齡嫁給財閥孔祥熙，慶齡嫁給“國父”孫中山，美齡則嫁給軍閥蔣介石，三姊妹深深地影響了她們的那個時代。
1900年，宋慶齡就讀於上海一所教會學校，即三一堂女塾，這是一所新式的女子學校。宋慶齡喜歡學習英語，她的英文名字是Rosamond（羅莎蒙黛），她天資聰穎，學習刻苦，愛好廣泛，成績優異，深得老師稱讚。1908年，宋慶齡15歲，同妹妹宋美齡一道漂洋過海，赴美求學。到美國後，先入新澤西州斯密特城的私立學校學習英語，準備考大學。爾後考入佐治亞州的梅肯布的威斯理安女子大學文學係。她喜歡博覽群書，愛著成年人的小說、曆史書，尤其愛看人物傳記。
她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和流暢的文筆，在討論中國曆史時，文靜嫻淑的宋慶齡，曾用流利的英語，侃侃暢談，說具有燦爛文化的中國“不可能不對世界的今天產生巨大影響”，並例用拿破侖的名言“中國是一頭沉睡的獅子；它一旦醒來，它的吼聲會使整個世界發抖的。”之後又說：“我們的祖國一樣有彼得大帝、拿破侖、華盛頓那樣的傑出人物。”
宋慶齡是一個熱情洋溢的愛國者。她身在異國，心卻係著國內局勢的變化。當她得知武昌起義的消息後，欣喜若狂，與宋美齡擁抱起來，高呼“共和萬歲”！並把牆上的龍旗取下來，扔在地上踩了又踩，而把父親寄來的五色旗掛在牆上。同時，表示要回國投身革命，“為中國而奮鬥”。
宋慶齡對辛亥革命有很高的評價，她把這次革命看成是20世紀最偉大的一個事件。不久，她奮筆疾書，用英文寫成一篇讚頌辛亥革命勝利的論文，題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件》，於1913年威斯理安女子大學校刊上發表。
宋慶齡讀書時經常參加社會活動，在大學期間，曾任該校校刊文學編輯和哈裏斯文學社的秘書。1913年，宋慶齡20歲，這年夏季，她畢業於威斯理安女子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她是一個有抱負的新女性，她感到中國革命在召喚她，所以，她立下雄心壯誌，畢業就回國投身革命。8月份便離開梅肯城，回國途中，先繞道日本，看望她的父母和孫中山。
這時，宋慶齡的父母和孫中山是到日本避禍的，1913年討袁失敗，孫中山、黃興等一大批革命黨人不得不逃亡日本。宋嘉樹一家由於同孫中山和革命黨的關係密切，一天夜裏遭到槍彈襲擊，自知在國內處境危險，便帶上家人也追隨孫中山東渡日本。
（1913年宋慶齡擔任威斯理安學院院刊編輯和哈裏斯文學的秘書。）
宋慶齡途經日本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想拜見孫中山，投身革命。其實，由於孫中山和宋嘉樹的密切關係，宋慶齡從小就多次見過孫中山並要隨他一道去革命。不難想象，宋慶齡從青少年時代起就頗受其父思想影響，進而逐漸對孫中山產生愛戴和敬仰，並把孫中山視為革命英雄。她拜見孫中山還有一個原因是，她受當地孫中山崇拜者之托，帶給他一箱加利福尼亞產的水果和給孫中山的私人信件。
本來，在國內時，孫中山的英文秘書已經由宋藹齡擔任，可宋藹齡和孔祥熙結婚後，便辭去了秘書職務。這時，孫中山還沒有物色到合適的秘書人選。宋慶齡便主動地要求姐姐介紹其承擔孫中山的秘書工作。當姐姐告訴她這是革命工作，很危險時，她堅定地說：“革命不能怕危險，怕危險不能革命。”她協助孫中山處理機密書簡和日常事務，整理講稿，起草電文，負責同中國各地和南洋的革命黨人聯係。宋慶齡認為追隨孫中山，就是追隨革命。從此，宋慶齡開始了革命生涯。
在同孫中山共同工作的日子裏，宋慶齡感到從工作中獲得了最大的愉快和滿足。她才思敏捷，文筆流暢，工作熱情，孫中山對她非常信賴，他把所有的機要通訊密碼全部交給宋慶齡保管。宋慶齡成為孫中山的親密戰友和忠誠的得力助手。同時，宋慶齡發現，由於歲月流逝，道路的坎坷，孫中山經常顯出憔悴疲憊的神色。在處理完繁忙的公務之後，孫中山就像柱石傾倒的大廈，精神頓時顯得頹喪而孤獨。
在不知不覺中，宋慶齡除了關心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也常常關心起孫中山個人生活來。就這樣，為革命獻身的共同理想，繁忙的日常工作和流亡海外的孤獨環境促使宋慶齡和孫中山之間彼此建立起深厚的戰友情誼。孫中山的革命理想和革命激情撥動著宋慶齡的心弦，宋慶齡的朝氣蓬勃，勇往直前的精神，輕輕敲擊著孫中山的心靈，從而他們之間默默地產生了愛情。
孫中山和宋慶齡由相愛到論及婚嫁，他們的感情發展是直線的，頗為順利。然而，她們的婚姻過程是非常曲折的。1915年七八月間，宋慶齡回上海，按孫中山的囑咐就婚姻問題征詢父母親意見，當把心中蘊藏已久的秘密向雙親說明後，宋母倪氏堅決反對。她斥責說：“慶齡，你瘋了，你簡直瘋了！他已經有二倍於你的年紀……同時他又是一個結過婚的人，我決不同意這件婚事。”她的父親則施以“拖延戰術”，讓她等待一段時間，作冷靜考慮再說。姐姐靄齡要她“跟另一個訂婚”。宋慶齡暈倒在地，被人抬到樓上，蘇醒之後，她對父母說：“孫先生和他從事的偉大事業需要我，我也需要他。”
等了一段時間，宋母倪夫人的態度依舊，而宋父的態度呢？有說他看女兒決心已下，難以改變，似已默許了這門親事。但人們普遍接受的說法是，宋父並沒同意。被軟禁在家的宋慶齡接到孫中山從東京的來信，得知孫中山已同盧慕貞離婚後，鼓足勇氣，在孫中山侍從朱卓文的協助下，迅速而秘密地離家出走。是年10月25日，宋慶齡由上海來到東京，孫中山親自到車站迎接。
就這樣，宋慶齡不顧家庭反對和朋友的勸阻，毫不考慮與家庭決裂的後果，毅然回到孫中山身邊，回到東京後住在日本友人頭山滿家中。第二天上午，由日本著名律師和田瑞到東京市政府辦理結婚手續，舉行婚禮。並由這位律師主持簽訂《婚姻誓約書》。當日下午，在日本朋友梅屋莊吉舊宅舉行條點宴會，然後回到在青山的新居。10月26日，宋嘉樹趕來阻止這樁婚事，但已經來不及了，看到的隻是已經簽字生效的《婚姻誓約書》。內容如下：
此次孫文與宋慶齡之間締結婚約，親證立以下誓約：
一、盡速辦理符合中國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續；
二、將來永遠保持夫婦關係，共同努力增進和互間之幸福。
三、萬一發生違犯本誓約之行為，即使受到法律上的任何製裁，亦不得有任何異議；而且為了保持各自的名聲，即便任何一方之親屬采取任何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以上諸條約，均係在見證人和田瑞麵前各自的誓言，誓約之履行亦係和田瑞從中之協助督促。
本誓約書製成三份，誓約者各持聲份，另一份存於見證人手中。
誓約人 孫文（章）
立約人 宋慶齡
見證人 和田瑞（章）
一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宋慶齡與孫中山婚後在日本與友人合影。）
宋嘉樹十分氣惱，他狠狠地說了孫中山，企圖解除婚約，理由是宋慶齡尚未成年，又沒征得父母同意，但他失敗了，於是和孫中山斷交，和宋慶齡斷絕了父女關係。當時革命黨內許多人也反對孫宋結合。
孫中山與宋慶齡結婚是中國國民黨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對兩人的革命生涯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從此以後，宋慶齡成為孫中山的忠實伴侶和得力助手，兩人患難與共，互相支持，為中國人民的幸福獻出各自的全部力量。更為重要的是，它對中國國民黨後來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婚後，宋慶齡跟隨孫中山十年。陳炯明炮轟總統府時，她因流產而終身未育，她支持國共合作，孫中山去世時，她守候在旁，是孫中山遺囑的見證人之一。
（1920年，孫中山、宋慶齡在上海時的留影。）
1916年3月，宋慶齡和孫中山自日本返回上海。自此以後將近10年中，孫中山繼續領導革命，其間數度蟄居上海，著書立說，或開府廣州，主持政務，夫婦常在一起。宋慶齡與孫中山在一起工作，她“輝煌的頭腦、充實了她丈夫的頭腦，完成了他更偉大的人格。”
當他們回國後，孫中山南下廣州任大元帥，領導第一次護法運動。由於受到軍閥和政客的排擠，憤而辭去大元帥職務。這時孫中山困居上海，一籌莫展，極度苦悶，好似陷入絕望境地。宋慶齡對孫中山在生活上悉心照料，在精神上鼓勵孫中山振作起來。她說，“爭雄的武人終是少數，廣大民眾的心是一向著先生的。”她殫思竭慮，幫助孫中山總結經驗，喚醒民眾，繼續前進。
宋慶齡深知孫中山愛好讀書，隨時幫助他收集有價值的書和報刊雜誌，協助孫中山查閱資料，著書立說。從1918—1919年間，孫中山閉門謝客、撰寫文稿，決心改變現狀。這期間的著作，都包含著宋慶齡的心血。她還幫助孫中山起草許多電函稿，做英文翻譯，勤勤懇懇地盡到秘書的職責。她還加緊學習德文、俄文，為和蘇聯聯係做準備。
孫中由和宋慶齡對列寧十分欽佩，這期間，宋慶齡多次幫助孫中山與蘇聯聯係。1918年，孫中山與列寧開始往來電函。1922年，列寧和孫中山之間第一次建立了直接聯係。宋慶齡說啥：“在通信往來當中；這兩位偉大韻革命戰士在爭取大類自由和進步的鬥爭中攜起了手來。
曆史事實證明，孫中山和宋慶齡結合在一起，的確“能夠成就他們分居時所不能成就的事業”。
1920年11月25日，宋慶齡隨同孫中山離開上海重返廣州，恢複軍政府工作。二人臨時住在新亞酒店，後移至粵秀樓。1921年4月，孫中山在廣州召開非常會議，決定成立中華民國正式政府，總統府設在越秀山南麓。1921年5月5日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10月24日，孫中山抵達桂林，計劃集師北伐，宋慶齡在後麵積極配合孫中山的軍事行動，發動婦女組織“出征軍入慰勞會”。同時，宋慶齡動員各界人士，募集到巨額慰問經費，組織慰勞隊到前線慰問出征的戰士，隨後由人護送到桂林。
在桂林，孫中山和宋慶齡會見了列寧派來的代表馬林。正在北伐軍順利進軍的時候，孫中山親自培植起來的部屬陳炯明在後方密謀反叛。1922年5月18日其部將率重兵乘虛潛入廣州，廣州氣氛非常緊張，粵秀樓近處駐滿陳炯明部隊。為扭轉局勢，宋慶齡與孫中山不得不迅速趕回廣州，了解到陳部確有謀反跡象。6月12日，孫中山在廣州舉行記者招待會，希望陳炯明所部退回東江原防。然陳叛跡日著，數名要員、華僑被殺，事態十分嚴重。15日晚，陳炯明部隊已經開始包圍總統府。孫中山得知陳叛變的確切消息時，十分傷心，“悲憤得欲以身殉職”。
6月16日淩晨兩點，孫中山得到秘密報告，陳炯明部隊將攻擊粵秀樓，情勢危急。宋慶齡正在酣夢中，忽被孫中山叫醒，要她隨他一塊撤離險地。宋慶齡顧全大局，臨危不懼，認為若同孫中山一同行動，易被叛軍發現。因此，堅持留下來掩護孫中山秘密撤離。並深情地看著孫中山說：“中國可以沒有我，不可沒有你！”衛士們都勸宋慶齡趕緊撤離，但阻擋不住她的決心。孫中山不得已才答應先行。但是令50名衛隊全留守府中，自己隻身逃出。孫中山兩次避過叛軍耳目，終於到達黃埔永豐艦上，按事先約定，鳴炮三響，以示安全抵達永豐艦。震撼夜空的三聲炮響傳到粵秀樓，宋慶齡和衛隊人員才鬆下一口氣。
在孫中山走後半小時，忽然炮聲四起，叛軍開始向粵秀樓發起進攻。叛軍占據山地，居高臨下，左右夾擊，還瘋狂地喊著：“打死孫文！打死孫文！”由於四周漆黑，看不出敵兵，小衛隊暫未還擊。黎明時，衛隊開始用來福槍和機關槍與叛軍對射。奮勇抗擊，擊退叛軍三十餘次的進攻。叛軍又用炮猛轟粵秀樓，洗澡房被炮彈擊毀。但衛隊仍英勇作戰，毫不畏懼。8時許，子彈快打完了。由於孫中山已安抵永豐艦，此時留在山上也沒有意義了，宋慶齡決定下山。
於是，兩名衛士和姚隊長他們四人，循著天橋往前爬行。流彈在空中飛鳴，有一二回正從宋慶齡的鬢部穿過。當他們剛剛穿過天橋，天橋就被叛軍炸塌。姚隊長中彈倒下，兩位衛士把他抬入總統府後院進行包紮。當他們來到總統府時，周圍淨是炮火，宋慶齡剛走出總統府房間，房屋頂就被炸塌。自晨8時到下午4時，宋慶齡他們無異藏身於炮火連天的地獄裏。
下午4時，廣州衛戍區司令魏邦平派副官到總統府來講條件。衛兵提出的條件第一就是保證宋慶齡的安全，但那個副官說他不能擔保宋慶齡的安全。這時，兩層鐵門被打開，叛軍一哄而入。在一片混亂中，宋慶齡衝出大門，並急中生智，把手中包裹裏的東西撒在地上。她利用叛軍們搶錢物之機從人叢中遠出。宋慶齡此時身懷有孕，行動不便。逃出大門後，宋慶齡憑著機智勇敢，多次躲過叛軍，艱難地走到沙麵一位友人處休息，後又乘電船到達嶺南大學（今中山大學校址）校長鍾榮光家裏。由於過度緊張和勞累，宋慶齡在鍾榮光家裏流了產，這是“一生惟一的一次妊娠”。
（1923年孫中山與宋慶齡在永豐艦上的合影。）
以後，宋慶齡安全轉到黃埔島，登上永豐艦。宋慶齡後來說：“我終於在艦上見到了孫中山，真如死別重逢。”經過這次驚心動魄的槍林彈雨的洗禮，宋慶齡的革命意誌更加堅強，所以後來她身陷逆境時，總是臨危不懼，威武不屈。
宋慶齡在這件事中表現出的臨難應變和大義凜然及幾年來輔助孫中山南征北戰的功績，受到了革命黨人及廣大官兵的衷心愛戴國民黨中一些原來對宋慶齡與孫中山結婚不滿的黨員，也開始對宋慶齡刮目相看。
陳炯明叛變，宋慶齡廣州蒙難，因驚恐疲憊交迫而導致流產，以至於終生未生，這對於一個女性來說，不但在健康方麵受到嚴重的損害，精神上所蒙受的創痛，尤為嚴重。但宋慶齡畢竟是一代偉人，她具有博大的胸懷和真誠的愛心。一在以後的革命生涯中，她心中裝著成千上萬的兒童，長期致力於婦女兒童福利事業，疼愛孩子，為全中國的兒童獻出了她那博大的母愛。
在中共幫助下，中國國民黨於1924年1月20日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月23日，大會通過《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宋慶齡堅決擁護孫中山在宣言中確立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和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
1924年10月23日，直係將領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曹錕，電遨孫中山北上解決時局，段祺瑞、張作霖也假意歡迎。
1924年11月13日，孫中山偕夫人宋慶齡及隨員二十餘人登上了永豐艦，離開廣州北上。行前，指令胡漢民留守廣州，代行大元帥職；令譚延闓辦理大本營事務，主持北伐軍事。下午3時，永豐艦抵黃埔，蔣介石率全校師生列隊在校門恭迎。在此之前的11月3日，孫中山先生來校向全體師生做了長篇的告別演說，表達了他對黃埔全體師生的殷切希望。
（1924年12月4日，孫中山、宋慶齡由神戶抵達天津時在船上合影。）
孫中山在軍校檢閱、巡視後登艦北上，行前曾對軍校校長蔣介石說：“此次赴京，明知其異常危險，將能否歸來尚不一定，然餘之北上，是革命，是為救國救民而奮鬥，又何危險之可言耶？”蔣氏聞罷說：“先生今日何突作此言耶？”孫中山答道：“凡人總有一死，隻要死得其所……今有學生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業，則可以死矣！”
由於多年艱苦的革命工作，孫中山積勞成疾，已患有肝癌，但他為了謀求國家的和平統一，為了完成其畢生以求的救國救民之誌，不計病痛與危險，視死如歸，毅然扶病北上，致使黃埔話別，一語成讖。
孫中山在北上的旅途中，不斷接見記者和中外人士，發表演說，宣傳召開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他旗幟鮮明的主張，博得各界人士的擁護、同情和支持。
在孫中山北上途中，北京的政局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馮玉祥一派已受到排斥，退回張家口。作了臨時執政的段祺瑞公然發表致外國使團書，表示尊重帝國主義已取得的不平等條約，宣稱“外崇國信”，拒絕孫中山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12月24日又針對孫中山提議召開國民會議的號召，準備召開所謂的“善後會議”。這是一個官僚軍閥政客的分贓會議，排斥一切人民團體的代表。
段祺瑞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國人民和孫中山的極大憤慨。這使重病在身的孫中山，肝病更加惡化了，12月間抵達天津時已臥病不起了，但他仍頑強地同病魔作鬥爭，不斷地接見代表，宣傳廢除不平等條約，召開國民會議，打倒帝國主義及封建軍閥的革命主張。在病榻上，他義正辭嚴地怒斥段祺瑞的代表：“我在外麵要廢除那些不開等條約，你們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條約，這是什麽道理？你們要升官發財，怕那些外國人，要尊重他們，為什麽還來歡迎我呢？”當那些代表勸孫先生言辭不要“太激烈”時，孫中山憤怒地回答他們說：“假如不打倒帝國主義，我就不革命了。”
1924年12月31日，孫中山風塵仆仆到達北京，共產黨人李大釗、北京政府的委員、各大學的校長、各團體代表及各界群眾約30萬人，前往火車站迎接，但是病情在不斷惡化的孫中山已不能對熱情的人們發表演說了，到北京飯店下榻後，發表了書麵的《入北京宣言》。
1月26日，孫中山病危，被送協和醫院，住301號病房，當天下午6時，由該院外科主任邰東爾醫生施行手術，院長、孫中山的好友劉瑞恒協助。開刀後，用肉眼即可看見孫中山的肝髒已堅硬如木，無法治療，隻有重新縫合。2月6日開始，接受鐳錠治療，先後曆40餘小時，至17日止，病情如故。18日中午，孫中山出協和醫院遷入鐵獅子胡同行館，改服中藥，亦無效果。每逢友人、同誌前來探視，孫中山常老淚縱橫，歎息不已。
22日，孫中山病情轉劇，準備留遺囑。其中給國民黨同誌的遺囑由孫中山口述，汪精衛筆錄並修改（如將口述的“聯合世界上被壓迫民族共同奮鬥”改為“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家事遺囑亦由汪精衛筆記，孫中山革命一生，手經錢財無數，而逝世時卻是個窮人，其家事遺囑雲：
餘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餘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餘誌。此囑！
孫 文
還有一封致蘇聯政府信，由孫中山用英文說出，鮑羅廷、陳友仁、宋子文、孫科筆記。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時30分，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一代革命導師，為中華民族解放奮戰一生的偉大領袖與戰士孫中山的心髒停止了跳動，閉上了他那渴望看到祖國獨立富強的眼睛，離開了他熱愛的世界，終年59歲。馬湘請來理發師為孫中山理發，剪下來的頭發，宋慶齡用玻璃盒裝好留作永遠的紀念。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這是宋慶齡在北京鐵獅子胡同行轅。）
1929年5月，耗資一百多萬元的中山陵建成，國民政府決定將孫中山遺體由北平西山碧雲寺暫厝地移葬新陵。國民政府特命蔡元培、宋慶齡等赴平接靈。S月22日，孫中山遺體重殮易棺。26日，孫中山靈櫬奉移南下，28日安抵南京。6月1日，正式舉行奉安大典，蔣介石主祭。孫中山遺體安葬於紫金山麓他自己擇定的墓地之後，雖曆經戰亂，江山易主，孫中山的英靈一直安息於南京中山陵。
孫中山去世後，宋慶齡與其妹夫蔣介石分道揚鑣，毅然到了莫斯科，與共產黨人站到了一邊，開始反蔣擁共，開創新中一國的偉大事業。
（孫中山去世後的宋慶齡。）（1925年攝於上海。）
宋慶齡的外表看來很柔弱，按一般人想，她應該受到孫中山的保護的，而不是投身到艱險的革命鬥爭中去，而事實上，宋慶齡不僅在孫中山在世時不依靠他的保護生活，相反卻是她反過來保護孫中山，而且在孫中山去世後，她認為堅持三大革命政策，繼承和發揚孫中山遺誌，為中國人民和平事業而奮鬥，是她義不容辭的責任。
1925年4月，宋慶齡由南京回到上海，由於她連日來哀傷，疲頓過度，以致病倒，但她沒有被哀傷和病痛所壓倒，而是振奮革命精神，繼承孫中山的遺誌，投入到偉大的革命鬥爭中去。她積極地向國內外介紹孫中山的遺囑，解釋新三民主義精神，深切地注視著國內政治形勢的發展。
孫中山在世時，孫中山從未予宋慶齡任何公職名義，她活躍於中國政壇上，那是孫中山逝世後的事，但我們不能否認宋慶齡那時所做的政治貢獻。
1927年1月，國民政府由廣州遷至武漢。其間，蔣介石反共跡象日益明顯。他在南昌召開“軍務善後會議”，決定北伐軍總司令部“暫駐南昌”，以對抗國民黨中央遷都武漢的決定。2月9日，國民黨左派，在武漢召開會議，決定反對獨裁，與新右派鬥爭。3月，國民黨在漢口舉行二屆三中全會，宋慶齡被選為5人主席團成員，與毛澤東、林伯渠、惲代英和何香凝等重申孫中山三大革命政策，通過一係列決議，限製蔣介石獨裁。
1927年，是一個血雨腥風的年代，蔣介石於3月6日製造贛州慘案，16日又以武力解散南昌市黨部，17日搗毀九江市黨部和總工會，23日殘酷殺害安慶革命同誌。這時，小妹宋美齡要嫁給苦追求她5年的蔣介石，宋慶齡堅決反對小妹與嗜血成性的蔣介石結婚，並試圖保護小妹。但宋美齡並不領這個情，宋慶齡又要求弟弟子文回漢口跟著革命走到底，卻得到了子文的婉言拒絕。後來，形勢日趨惡化，蔣介石接著又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許多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遭到血腥屠殺。
在這革命的緊要關頭，每一個革命者都麵臨著嚴峻的考驗。宋慶齡堅定不移地站在人民一邊，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迎著反動的逆流挺身而出，與國民黨許多左派人士及共產黨人毛澤東、董必武、林伯渠、惲代英、吳玉章等聯名在漢口《民國日報》上發表討蔣通電，曆數蔣介石反對國共合作，慘殺工農民眾的罪行，痛斥蔣介石是“總理之叛徒”。
由於宋慶齡在社會上享有崇高的聲望，蔣介石一直想利用她，派人去軟化她，可宋慶齡旗幟鮮明，堅持革命立場。在1927年7月，蔣親筆寫信盼望宋慶齡去上海，宋慶齡看穿蔣的用心，立即在漢口《人民論壇報》上公開發表《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作為對蔣來信的答複。她在聲明中說：“本黨若幹執行委員對孫中山的原則和政策所作的解釋在我看來，是違背孫中山意見和理想的，因此，對於本黨政策的執行，我將不再參加。”宋慶齡的聲明是一篇充滿生機的與國民黨反動派斷絕關係的戰鬥檄文。
（1927年夏，宋慶齡赴莫斯科前攝於上海。）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寧漢合流。汪精衛尋找種種借口，竭力煽動反共，宋慶齡拒絕參加汪精衛的反共會議。並且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身份，公開發表《聲明》痛斥蔣介石和汪精衛是“曲解三民主義，毀棄三大政策，為總理之罪人，國民革命之罪人”。同時，還鮮明地支持人民大眾和共產黨人的革命鬥爭。
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因蔣、汪集團相繼叛變而宣告失敗。宋慶齡為實現孫中山訪問莫斯科的願望和探求中國革命的道路，於8月中旬離開上海赴蘇聯訪問。行前發表聲明，表示堅持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
到莫斯科時，受到蘇聯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在莫斯科，她活動頻繁，時而參觀訪問，時而會見蘇聯友人，並在百忙中應邀到莫斯科中山大學演講。演講中她要求中國學生努力學習，堅持孫中山革命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9月6日，宋慶齡在莫斯科發表聲明，說明是代表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群眾訪問蘇聯。
在此前後，連續發表《向蘇聯婦女致敬》、《寫給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青年一代＞》、《對塔斯社發表的聲明》、《對列寧格勒＜真理報＞發表的聲明》、《婦女與革命》、《青年與革命》等一係列聲明與論文，表示對三大政策的忠誠。同月，為取得革命經驗，與鄧演達一道，由鮑羅廷陪同，離開莫斯科前往高加索農村調查研究，深入訪問。
在蘇聯期間，宋慶齡與鄧演達、陳友仁多次共商革命大計，總結經驗教訓，認為有必要成立臨時行動委員會，作為革命領導機關，行使中央執行委員會職權，以挽救革命失敗的局麵，解決一切革命問題。11月1日，宋慶齡、鄧演達、陳友仁聯名發表《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指出蔣介石、汪精衛已成為“舊勢力之化身，軍閥之工具，民眾之仇敵”；“蔣介石集團實為新軍閥及土豪紳土地主及剝削農工分子集團。
《宣言》認為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息息相關，中國革命由廣大工農群眾發動，必能得到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同情和援助。而中國革命的結果，“其政權主要的掌握在工農為中心的平民群眾身上，其經濟建設必然超越資本主義之毒害向社會主義前進。”《宣言》倡議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繼續與新舊軍閥作堅決鬥爭。
11月7日，宋慶齡冒著嚴寒和陳友仁一道應邀到莫斯科紅場貴賓觀禮檢閱台上，參加俄國十月革命10周年慶典。
（1927年宋慶齡與鄧演達（右一）等在蘇聯合影。）
12月，曾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名譽委員”的蔣介石（1926年春，聯共中央政治局三月會議通過了接納中國國民黨為共產國際運動“同情黨”的建議，因為當時，莫斯科對蔣還抱有幻想。後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便批準國民黨以“同情黨”的名義參加共產國際，並選蔣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名譽委員）悍然決定同當時支持中國革命的蘇聯政府斷交。
當時住在莫斯科的宋慶齡接到蔣電告此事，當即在莫斯科致電蔣介石，斥責並抗議蔣介石的這個決定，望他“懸崖勒馬”，否則，將取消正準備回國的決定。12月18日，當蔣介石又給宋慶齡電報說她的電報和在俄國繼續逗留不可能是自願的，請她“速歸”，以便“親自而非被迫地陳述自己的意見”。
宋慶齡收到這份汙蔑她的電報，怒不可遏，於23日再次致電蔣介石，駁斥其背信棄義的種種讕言。她說：“我們之間的分歧猶如一道鴻溝，你同蘇聯斷絕關係，然而，你卻完全無意同帝國主義列強斷絕關係。不僅現在稱為國民黨委員會的這個機關已經成了帝國主義的同謀，而包括你在內的國民黨首領們甚至同派到殖民地中國的討伐軍的頭目們保持著密切接觸。”她在電文中表示：“如果我回國的話，那也隻是為了參加工農鬥爭。”“我將踏著革命的足跡繼續前進，在這條道路上永不回頭。”這表現了宋慶齡堅定的革命意誌和威武不屈的革命精神。
後來，宋慶齡由莫斯科去了德國，住在風景如畫的柏林附近，廖承誌常去看她。期間，宋慶齡與鄧演達、陳友仁常常一道商討中國革命問題，一起研討革命理論。宋慶齡在德國度過了一段愉快的日子。1929年5月，她接電歸國參加孫中山的國葬儀式，為揭穿蔣介石的花招，宋慶齡在歸國途中發表了一個聲明，即《關於不參與國民黨任何工作的聲明》。她在《聲明》中說：在國民黨的政策不完全符合已故孫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則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該黨的任何工作。已故孫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則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與中國惟一的真正的朋友蘇聯密切合作；實現工農政策。
宋慶齡這一聲明，使一些人十分煩惱。要知道，她和現政府有著親密的血緣關係。她是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的姐姐，財政部長宋子文的姐姐，孔祥熙夫人宋藹齡的妹妹。麵對這種情況，宋慶齡仍然站在人民的一邊接二連三地發表聲明，這使蔣介石政府十分難堪。
宋慶齡回國參加孫中山的奉安大典。其間有不少說客來“規勸”她，勸她出來工作。但宋慶齡絲毫不為所動，她明確表示，毫無把她的名字和聲譽借予國民政府或國民黨的意思。她甚至於沒有和她家的成員呆在一起。
宋慶齡參加孫中山國葬儀式後，由南京回到上海。在八一南昌起義兩周年這一天，她發給柏林世界反帝大同盟一份電報。在電報中指出，“各被壓迫民族已經組成一個反對帝國主義的陣線，而反動的國民黨政府卻與帝國主義分子聯成一體，殘酷地鎮壓廣大民眾”。“中國民眾不怕壓製，不受說謊宣傳的迷惑，他們將隻是站在革命的一邊戰鬥，恐怖主義隻是有助於把更廣大的群眾動員起來，並加強他們的決心去戰勝當前嗜血成性的反動派。”
宋慶齡的電報，使蔣介石暴跳如雷，但宋慶齡是國母，懾於她的身份和在國際國內的崇高聲望，蔣又不敢對她輕舉妄動，隻好扣押了電報，並派戴季陶當說客。1929年8月10日，戴季陶夫婦到宋慶齡在上海莫裏哀路的寓所勸說宋慶齡。戴指責宋慶齡拍發的電報，讓她遵守黨紀，並說她口口聲聲呼喚和平卻在造成歧義，勸她必須服從大多數人的意見，並希望她以後不要再發表宣言。
宋慶齡對此給以強烈的譴責和義正辭嚴的回擊，並說惟一不讓她說話的辦法就是槍斃她，或監禁她。她說：“你們無論做什麽事情，都要和我一樣的光明，不要使用鬼祟的毒計，用偵探來包圍我。”他們談話的記錄稿以英文發表在6月8日的燕京大學出版的《明日之中國》第一卷第十二期上。這次談話充分顯示出宋慶齡高尚的道德情操，矢誌不移的政治立場和光明磊落的革命胸懷。
隨後，宋慶齡再度到歐洲旅行，心卻時刻關注著中國的革命形勢。她常和何香凝等交談中國革命前途問題，同時也談德國革命的曆史，直到1931年7月，宋慶齡接到母親倪桂珍去世的消息，回國奔喪。
1932年，日本侵略上海，強占閘北，駐軍起而抗戰，爆發了一二八事變，宋慶齡主張積極抵抗到底。她與何香凝一道，冒著槍林彈雨，親臨前線慰問十九路軍，用實際行動援助抗日戰士，同時以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名義呼籲世界名流和各界進步人士聲援中國人民抗戰。宋慶齡親臨前線，目睹抗日救國的部隊給養不足，缺醫少藥，傷員護理沒有辦法解決，感到“自應各盡綿薄”。當即與何香凝籌劃，楊杏佛相助請各界幫助，興辦一所國民傷兵醫院。宋慶齡與何香凝、楊杏佛等以身作則，經常到醫院去處理各種事務，穿著護士服，為傷員服務。在宋慶齡的愛國精神的感召下，四麵八方的鼎力支持，一時中西名醫雲集，慰勞品源源不斷，廣大婦女參加護理，許多實際問題得到了解決。
（1932年1月，宋慶齡與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的合影。）
同年12月，宋慶齡和魯迅、蔡元培、楊杏佛等，在上海組成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反對“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掩護地下黨的工作，營救愛國的革命的政治犯。這是“跟隨全國反帝反國民黨的工農勞苦群眾一起前進”的一麵紅旗，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目的與任務是：爭取釋放國內政治犯，反對目前到處盛行的監禁、酷刑和處決的製度。同盟首要的工作對象是大量的無名囚犯；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辯護及其他援助，調查監獄的狀況，公布國內剝奪民權的事實，以喚起輿論的注意；協助關於爭取公民權利，如出版、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的鬥爭。該組織的最高執行機關是由正副主席宋慶齡、蔡元培和總幹事楊杏佛等7人組成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該組織在北平等地設立分會。
（宋慶齡與民權保障同盟委員魯迅（左一）、胡愈之（左二）的合影。）
1933年1月17日，上海分會成立，選出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三人為出席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1933年3月18日，上海分會在八仙橋青年會舉行同盟會員大會。決定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上海分會名義參加國民禦侮自救會，這個組織是3月8日在上海青年會成立的。那天，宋慶齡在成立大會上，發表演說，指出全國軍隊應開拔去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保衛祖國；人民應當全部武裝，組織人民自衛團；人民的民權應立即恢複，對革命分子的監禁酷刑與殺戮應立即廢止；停止向中國蘇維埃區進攻。
宋慶齡及其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通過同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保護和營救了大批中共黨員和反蔣愛國民主人士，為革命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從誕生那天起，就存在著正義與非正義，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這種鬥爭，有同盟與敵人的鬥爭，也有與同盟內“朋友”的鬥爭。宋慶齡始終站在正義和民主的一邊。1933年2月1日，宋慶齡的英文秘書史沫特萊給胡適一封信和同盟的文稿，胡適接到後不但不執行同盟總部意見，還責怪同盟說孫夫人輕信政治犯的控訴，發表不負責的匿名稿件，並於2月5日，寫信給《燕京新聞》編輯，完全否認國民黨監獄裏有虐待政治犯的事。對胡適的錯誤態度，宋慶齡進行了嚴厲批評。2月19日胡適又發表文章，違背同盟會章，反對同盟要求釋放政治犯的主張，為國民黨反動派張目。
宋慶齡等人以同盟組織名義打電報給胡適，讓他公開更正，否則隻有自動出會，胡適不但不公開更正，還想法取消了史沫特萊的駐華記者身份。於是同盟將其開除會籍。正如宋慶齡曾講的：本同盟行列可以容納一切真誠支持我們的鬥爭要求的人們，但是，那些幫助國民黨政府壓迫人民或為這種壓迫辯護的人們，在本同盟是沒有立足餘地的。
宋慶齡領導的同盟還受到國民黨的注意與破壞，國民黨當局對同盟營救共產黨人和愛國誌士是很不滿意的。1933年2月，國民黨中央下令解散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不僅如此，還在《社會新聞》等禦用報刊上對同盟的成員進行人身攻擊。甚至采取投寄恐嚇信的手段，要同盟解散，否則，就要采取暗殺行動。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都收到過恐嚇信，且被列進恐怖組織的黑名單之中。在白色恐怖嚴重的時刻，宋慶齡叮囑楊杏佛“務須小心”。
由於宋慶齡在國內外人民心中的威望，國民黨特務不敢輕易對她下毒手，便於1933年6月18日槍殺了楊杏佛。宋慶齡聞知親密戰友慘遭不測，異常悲憤。雖然當時白色恐怖的氣氛非常嚴重，但她毫不畏懼特務的威脅，公開發表聲明，揭露國民黨反動派雇傭凶手進行暗殺的卑鄙行徑。並親自參加了在萬國殯儀館舉行的楊杏佛的入殮儀式。革命同誌被殘酷地殺害了，但宋慶齡沒有被嚇倒，她決心踏著戰友的血跡繼續前進，勇敢地戰鬥，直到達到所應達到的目的。
在抗戰中宋氏三姐妹再度合作，奔波在抗日前線。重慶談判中她歡迎毛澤東來重慶，全國勝利前夕，毛澤東派鄧穎超把她迎到北平，以便就近請教。
（宋氏三姊妹在抗戰時期。）
1934年，日本外務省發表四一七聲明，企圖把中國變成它的獨占殖民地。這個聲明發表的第三天，即1934年4月20日，中共提出《抗日救國六大綱領》，這個綱領經宋慶齡以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籌委會名義簽字公布。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宋慶齡立即與何香凝、柳亞子、經亨頤、陳樹人以及於右任、孫科等率先響應，對抗日救國運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八一宣言》發表後，北平爆發了一二九運動。21日，上海婦女界在四川北路男青年會舉行大會，聲援北平學生的愛國運動，成立了上海婦女救國會，會後進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高呼“停止內戰”、“成立抗日救國統一戰線”等口號。27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召開成立大會。大會通過《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第二次宣言》，提出八項具體主張，宋慶齡積極支持這八項主張。緊接著，上海職業界救國會、大學教授救國會、國難教育社也相繼成立。在此基礎上，於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
宋慶齡、馬相伯、沈鈞儒等當選為理事。該組織內部，實際組織工作和宣傳工作大都是由共產黨員錢俊瑞和徐雪寒等負責。在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轟轟烈烈進行之時，全國各地也出現許多抗日救亡組織。卓有遠見的宋慶齡再次發揮其卓越的組織能力，與沈鈞儒、鄒韜奮在上海發起組織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
1936年5月31日到6月1日，全國各地代表在上海召開成立大會，向全世界宣告：全國各界救國會正式成立，選出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鄒韜奮等人為執行委員，章乃器負責宣傳工作，沈鈞儒負責組織工作。大會通過《成立宣言》和《抗日救國初步綱領》，與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政治主張一致，向全國各界民眾呼籲組織救亡聯合戰線，要求國民黨停止內戰，實行抗日。
救國會成立後，大量募捐援助抗日部隊，援助日本工廠工人罷工等。結果，國民黨當局不但不支持，反而把它誣為“共黨陰謀”揚言要取消救國會組織，逮捕救國會領袖。救國會負責人絲毫不退縮，他們在《救亡日報》上發表聲明：“忠於宣言的每一句話，寧可坐牢，而不願賣國。”此時，宋慶齡正因闌尾做手術住院，她聞訊帶病寫信慰問救國會的領導人。
正當救國會開展的抗日救亡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候，救國會諸領袖遭到迫害。1936年11月23日，國民黨南京政府下令逮捕了該會成員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沙千裏、史良、章乃器、王造時，造成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整個上海籠罩著恐怖的氣氛。救國會活動被迫轉入地下狀態，可宋慶齡仍然挺身而出，以上海各界救國會執行委員會的身份，於11月26日公開發表聲明，抗議國民黨反動派非法逮捕七君子。宋慶齡的聲明指出，“這種違法逮捕和捏造的罪名，都是日本帝國主義主使的。”她的聲明氣貫長虹，使國民黨當局和日本侵略者受到沉重打擊。
在宋慶齡的帶領下，全國掀起了一個援救七君子的運動。由於國民黨當局頑固地無理地要判七君子罪，宋慶齡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於1937年6月25日與何香凝等16人發起“自清人獄運動”，聯名具狀遞送蘇州高等法院。要求與沈鈞儒等並案辦理，羈押入獄，在得不到批簽的情況下，宋慶齡忍著胃病的疼痛，滿腔義憤於7月5日親赴蘇州，向高等法院要求進入監獄，與七君子同服愛國罪。“自請人獄運動”給國民黨政府帶來了很大壓力。他們不敢貿然羈押有崇高威望的宋慶齡。但她這次蘇州之行，使各界民眾受到很大鼓舞，在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國民黨政府於7月底將七君子釋放。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蔣介石被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張、楊實行兵諫，扣押在西安。國民黨內部一片混亂。正在上海養病的宋美齡驚聞此事，萬般焦急，連忙懇求姐姐宋慶齡與共產黨人取得聯係。宋慶齡仔細地分析兵變的原因和當前時局，以中華民族抗日救國的大局為重，捐棄前嫌，不念舊惡，主張釋放蔣介石，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並從中斡旋。最後在多方共同努力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2月，宋慶齡與國民黨內的愛國人士馮玉祥、何香凝等，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提出《恢複孫中山手訂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案》。8月，在上海寓所會晤共產黨人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堅決支持中國共產黨關於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張。同月，在紐約《論壇與世紀》上發表《中國是不可征服的》一文，批判某些人過高估計日本力量而過低估計中國抗戰力量的錯誤看法。認為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在這種條件下，“日本武力已不過成為一隻紙老虎”。她認為，中共是打不敗的，國共合作是絕對必要的。
（抗戰期間宋慶齡在重慶。）
同年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蔣介石就中共發表國共合作宣言發表談話，承認中共合法地位，國共兩黨共同抗日，這標誌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宋慶齡得知這一消息後，萬分激動，幾乎要流下眼淚來，她立即寫下《國共合作感言》。感言中指出：“共產黨是代表工農大眾的黨。”“國民黨同誌應該謹記著；要是不顧先總理遺教，拋棄了工農大眾的利益，將成為民族的罪人，等於國民黨的自殺。”隻有國共合作，才能使中國走上解放的勝利途徑。
上海失陷後，中國共產黨考慮到宋慶齡的安全，安排她撤離到香港。在香港期間，宋慶齡出任中國工業合作國際委員會名譽主席。該組織是由艾黎發起的，它的主要任務是“利用它的影響、口號和生產，來迫使不願抗日的國民黨當局繼續作戰”，並向國外宣傳中國人民的鬥爭，爭取國際上的援助。這個組織兩年時間裏，接受了國外華僑和國際友人的捐款兩千多萬元，大部分用於援助陝甘寧邊區的工業合作社。蔣介石集團不能容忍工業合作運動的民主性質以及“工合”對解放區的大量支援，常去找艾黎的麻煩，並想吃掉它。宋慶齡決不會讓蔣介石集團吃掉工合，她以最大的努力支持“工合”運動的發展。她擔任這個委員會的名譽主席，一直到1941年香港淪陷為止。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宋慶齡在《新中華報》上憤怒地譴責國民黨政府倒行逆施，嚴厲斥責蔣介石“把孫中山遺訓置於腦後，破壞團結抗戰”，並嚴正指出：“今後必須絕對停止用武力攻擊共產黨，必須停止彈壓共產黨的行動”。她的這種態度雖然受到國內外各界人士的擁護，但他的弟弟——宋子文作為保盟會長，卻反對這種態度和立場，並從美國華盛頓發給保盟一份電報，聲明退出保盟。對此，宋慶齡立即公開發表聲明，批評宋子文的錯誤態度，為他的離去感到遺憾。1941年12月，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隨即進攻香港，在日軍侵入九龍啟德機場前的6個小時，她才乘最後一架飛機到重慶去。
回到重慶後，宋慶齡曾住在其姐姐宋藹齡家中，不斷被蔣介石派人嚴密監視。房子周圍也有人監視，屋內也有“聽差”。由於被一群魔鬼包圍著，所以，她在重慶行動並不自由。後來改住在其弟弟子文家中。
不久，她又在重慶發起和領導保衛中國同盟，吸收中外人士參加，並千方百計地設法動員國際輿論和爭取國際援助。這時保盟工作是在國民黨反動派不斷幹擾下堅持的。他們要保盟登記，要幹涉保盟存款，要其報告款項的分配和用途。因此，她和總部工作人員與外國朋友和海外華僑的聯係、都要秘密地進行，對中共抗日軍民的支援，都處於國民黨反動派的嚴密封鎖之下。盡管如此，宋慶齡仍然通過各種途徑把捐款和物資送到解放區。1944年，她曾費盡周折把一台X光機送到延安。
經過8年的浴血奮戰，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戰的勝利。無論解放區或是國統區，都是一片歡騰。這時蔣介石為奪取抗戰勝利的果實，一方麵準備內戰，一方麵又耍假和平的花招。毛澤東為揭穿蔣介石假和平的陰謀，以非凡的膽略，幹8月28日，親赴得慶與國民黨談判。在重慶和談期向，毛澤東住在張治中的公館中，四處有“警衛班”監視他的活動。
宋慶齡十分關心毛澤東的安全，同時也關心目前局勢和革命的前途。她曾多次到毛澤東下榻處會見毛澤東。毛澤東對她忠貞不渝地信守孫中山的革命三大政策，對她同蔣介石法西斯統治的不懈鬥爭，對她的不計較個人安危，獻身國家民族的高貴氣節，表示了由衷的敬意。這也更加堅定了宋慶齡為支持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而鬥爭到底的信心。
1945年12月，宋慶齡由重慶回到上海，由於莫裏哀路的房子年久失修，遂遷住到靖江路45號的一幢小樓裏。年底，她轟表聲明把保衛中國同盟改名為中國福利基金會。她在聲明中由袁衷地感謝國際朋友在抗戰中對中國人民的同情和援助。她高度讚揚：“這些經濟和醫藥的援助……不亞於以飛機、坦克和槍支的支援。”她說：抗戰勝利後的中國還希望得到國際朋友在“道義物質和技術方麵的援助”，以幫助中國恢複經濟。
當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在上海設立辦事處後，她全力以赴地幫助這個辦事處工作。針對行政院救濟總署和美國控製下的聯合國救濟總署把大部分援華物資給蔣管區，而把一少部分給占人口1/4的解放區，這種政治歧視，宋慶齡領導的中福會站在人民一邊，給以嚴厲的譴責。
（宋慶齡在檢查運往解放區的器材。）
為滿足解放區軍隊和人民群眾的需要，宋慶齡動員多方麵支援各種物資。為解放區提供了大量的醫藥和其他物資。由於國民黨的封鎖，宋慶齡要把物資運往解放區，有許多困難，為防止敵人破壞，有時要快裝快運。為確保安全，她還親自檢查運往解放區的藥品和器材。1946年初，蔣介石撕毀重慶談判所簽訂的《雙十協定》，到處製造慘案，調兵遣將，密令數十萬軍隊圍攻解放區，全國籠罩著內戰的陰影。宋慶齡懷著氣憤的心情，於1946年7月23日在上海發表《關於促成組成聯合政府並呼籲美國人民製止他的在軍事上援助國民黨的聲明》，要求成立聯合政府。這個聲明在國際間引起了廣泛的注目。
當全麵內戰爆發後，國民黨軍隊燒殺掠奪，無所不為，災民們流離失所，無家可歸。解放區軍民遭受著巨大的災難。當她收到《晉察冀白求恩醫生學校與國際和平醫院的概況》文件後，對國際和平醫院和白求恩醫科大學以極大幫助，曾克服重重困難，把整噸整噸的手術器械、藥物和醫學書籍、農業書籍、兒童服裝運送過去。
由於蔣介石的倒行逆施，發動全麵內戰，也遭到了國民黨左派人士的堅決反對。1947年夏季，朱學範從美國帶回了馮玉祥的建議，“成立一個國民黨的革命組織”的親筆信，並到香港分別拜會了李濟深、何香凝、蔡廷鍇、柳亞子等。這期間，在港的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和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以及其他愛國人士正在商量重新結合。看到馮玉祥的親筆信，便立刻商量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推舉宋慶齡當革命委員會主席。在上海的宋慶齡接到《上孫夫人書》後，約李濟深在上海新雅酒家進行了秘密會晤。她表示十分支持這個革命委員會的成立，但為了更有利於從事革命活動，決定不參加這個組織，共產黨也同意和尊重她的意見。
（1949年7月1日，宋慶齡則鄧穎超（右一）、廖夢醒（右三）陪同，出席上海市黨政軍民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八周年慶祝大會。宋慶齡在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
1948年1月，在中共的支持和宋慶齡的關懷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和其他愛國人士代表，在香港召開國民黨民主派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並發表《宣言》和行動綱領，反對蔣介石的反動統治和美國幹涉中國內政的反動政策，堅持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李濟深被推選為委員會主席，宋慶齡擔任名譽主席。
1949年初，三大戰役勝利結束，國民黨政府陷入土崩瓦解的狀態，蔣介石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代理總統。蔣介石提出和談、劃江而治。這時社會上謠傳宋慶齡要在國民黨政府中任職，對此宋慶齡以中國福利基金會名義發表聲明，宣布她將在政府中就職或擔任職責的傳說，是毫無根據的。她正以全部精力和時間致力於中國福利基金會的救濟工作。在李宗仁寫信要宋慶齡出任領導時，她不為高官厚祿所利誘，涇渭分明，立場堅定，拒絕了這一請求。
解放前夕的上海，一片混亂，中共中央十分擔心宋慶齡的安全，而她卻身處逆境，時刻關心兒童劇團成員的安全，為他們找房子，安排孩子們隱蔽。上海解放後，陳毅得知宋慶齡的住處，即派一團人去保護宋慶齡。當她得知全城解放時，派出一輛大卡車載著兒童劇團的秧歌隊，載歌載舞，慶祝解放。
7月1日，鄧穎超、廖夢醒陪同宋慶齡去參加上海黨政軍民舉行的建黨28周年慶祝大會。宋慶齡懷著愉快的心情發表了題為《向中國共產黨致敬》的講話，歡呼“中國人民革命鬥爭勝利萬歲！”7月7日，在出席上海各界紀念七七慶祝解放的大會上，又發表了題為《帝國主義，滾開吧，否則將與反動派同歸於盡》的講話。強調，中國人民是不可征服的，並在講話中衷心地感謝人民解放軍，稱解放軍是“真正的人民軍隊”。
新中國成立後，她是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為新中國的和平和婦女兒童事業做出了貢獻。去世後，她沒有陪伴孫中山，而是選擇了陪伴父母。
中國解放了，蔣介石國民黨政府逃離大陸去了台灣，中共中央準備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鄧穎超受中共中央委托，由廖夢醒陪同自北平赴上海專程看望宋慶齡，邀請宋慶齡到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商國事，並帶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親筆信。
（1949年9月1日，宋慶齡由鄧穎超、廖夢醒等陪同，從上海到達北京。）
北平是使宋慶齡傷心的地方，她過去曾去北平兩次；1925年，陪孫中山北上謀求和平，孫中山病逝於北平；1929年，南移孫中山靈樞。但當她展讀毛澤東、周恩來的誠摯的親筆信，並得知鄧穎超是代表周恩來特來接她時，她深受感動，當即決定隨鄧穎超由上海赴北平。在北平車站，她受到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熱烈歡迎。
9月21日至31日，宋慶齡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坐在毛澤東和朱德的中間。她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高度讚揚了中國共產黨。30日，她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10月1日，參加了在天安門城樓舉行的開國大典。從此，宋慶齡作為國家的重要領導人進行國務活動，開始革命生涯的新階段，在國內和國際事務中貢獻自己的力量。
（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前，黨和國家領導人步上天安門城樓。左起：毛澤東、朱德、宋慶齡。）
新中國成立時，宋慶齡56歲。經過幾十年革命鬥爭的磨煉，她已經成長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十分崇敬的偉人，她為中國革命建立了豐功偉績，給中國共產黨以許多難能可貴的幫助。人民感謝她，共產黨尊重她。她被全國人民擁戴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和國家名譽主席等。
宋慶齡為新中國不辭辛苦地從事大量國務活動。她經常深入基層，傾聽群眾意見和要求，總結經驗，再帶回中央，參與製定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以及各種規章製度。在工作中貫徹執行這些方針，領導人民建議社會主義。50年代，她先後到東北、華北、上海、江蘇、西南邊疆地區考察，獲得很多第一手資料。
在參加國務活動的過程中，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經常就國際、國內重大問題和宋慶齡交換意見，或書信往來，在政治上彼此關心，推心置腹。1957年，宋慶齡曾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黨中央認真討論之後，根據當時情況，認為她暫時留在黨外對革命起的作用更大，但是會把她同黨員一樣看待，黨的一切大事，她都可以參與。她激動地表示理解中央的意思。1956年9月，宋慶齡應邀列席中共黨的八大會議。1957年，隨毛澤東主席率領中國代表團抵蘇聯，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
宋慶齡還承擔了大量的外事活動，經常接待來華訪問的外國貴賓和國際友人，其中有總統、元帥、總理、司令等，也有普通勞動者。她曾先後代表國家出訪印度、緬甸、斯裏蘭卡、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加強了中國人民同各國人民間的友誼。除參加國務活動外，宋慶齡還繼續致力於婦女兒童福利事業。她關注婦女工作，出席曆次婦女大會，並被選為名譽主席，她還出任中國人民救濟總會生席，致力於救濟福利事業。她創辦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發展兒童文化教育事業。千千萬萬的少年兒童，在宋慶齡的關懷下，茁壯成長。
宋慶齡是一個愛好和平並為之不懈奮鬥的勇敢戰士。新中國成立後，她代表國家參加一係列國際活動，為反對侵略戰爭，保衛世界和平，發揚進步文化，爭取社會進步和人類幸福，增進各國人民的了解和友好往來，進行了艱苦卓絕而富有成效的鬥爭，受到中外各方麵人士的廣泛崇敬，被國際上公認為20世紀最偉大的女性之一。
1950年，美國發動朝鮮戰爭，宋慶齡等帶頭掀起保衛世界和平簽名運動。1951年4月，她榮獲“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金獎。1952年3月她發起召開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並擔任聯絡委員會主席。同年12月，宋慶齡率中國代表團到達維也納參加世界人民和平會議。1952年，她牽頭創辦了《中國建設》這個刊物，致力於報道中國勞動人民、知識分子包括文藝工作者的成就。即“把中國社會主義進步的事實告訴全世界的朋友”，以增進世界各國人民與中國人民的友誼。
（1950年，宋慶齡獲“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
宋慶齡雖為國家領導人，但她從不以權謀私，從不鋪張浪費。解放後，黨和政府給她提供了各種優裕的生活條件，但她努力保持過去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當時，由於工作需要，宋慶齡在上海、北京兩地各有一住宅。上海的住房仍在淮海中路，北京寓所起初在方巾巷，但交通不便，環境也不大安靜，政府計劃給她另建一宅，但她體諒國家困難，一直到1960年，她才遷入北京西河沿新居，但房子潮濕，引起關節疼痛。雖然當時正處於三年困難時期，中央還是決定破例給她建一新宅，但被她回信謝絕了。
1963年4月，她搬入修整一新的後海北沿原清朝攝政王府，一直到逝世。她日常生活很儉樸，飲食簡單，衣著方麵也注意節儉，在家時穿普通衣服，隻有在參加外事活動時，才講究服飾。最可貴的是，宋慶齡並不就事論事地對待克勤克儉問題，而是把它看做政治上永葆革命青春的重要保證。她
宋慶齡少女時代便崇拜孫中山，後為孫的英文秘書，日久生情，宋慶齡大膽表白了。但這種戀情卻被父母和同誌們所不容，兩人被迫遠走日本完婚。
宋慶齡1893年誕生於上海一個資產階級家庭裏。祖籍廣東省文昌縣（今海南省文昌縣），她的祖輩本姓韓，祖父韓鴻翼，祖籍在山西，因逃避戰亂，遷到廣東文昌，他是一位頗具文化修養的商人，當地人稱商人為老板，惟有見了韓鴻翼稱先生。在文昌縣，韓姓大都經商，族中相傳有兩條族規：一是習賈不參政，二是處事須剛毅。韓姓商人與別的商賈世家有一個不同，就是家中都請塾師教授子弟，使之知書達理，所以韓姓商人曆代有儒商之稱。韓鴻翼娶妻王氏，生育三男一女，即韓政準、韓教準、韓致準和韓妚三，韓教準即宋慶齡的生身父親。
（1917年在上海拍攝的宋慶齡全家照（前排：宋子安；第二排右起：宋慶齡、宋子文、宋藹齡；後排右起：倪桂珍、宋耀如、宋子良。））
韓教準，1866年生於廣東省文昌縣，七八歲時，因父母身染慢性病，久治不愈，家境日漸窘迫。1875年，僑居美國波士頓經營絲茶的舅舅返鄉，把韓教準收為養子，並把他帶到了美國，在小店裏當學徒，從此，韓教準改姓為宋。1878年因與養父發生矛盾，離家出走，在外漂泊流浪之時，被一個名叫查理·瓊斯的老人所收養，並把他推薦到一艘船上工作，不久艇長又把他交給北卡筍來納州維爾明頓市監理會牧師湯姆斯·佩奇·裏考牧養。1880年，在該牧師的主持下接受了洗禮，正式加人基督教，教名查理·瓊斯·宋。
在這之後，得到友人的資助，在維爾明頓就讀於杜競大學聖三一學院。他學習十分刻苦，課餘時間參加活動，賺錢來維持生活。一年後，他轉入萬德·比爾特大學神學院學習，在這裏攻讀文學，他刻苦讀書，學業大進。在德·比爾行大結束學業時，他曾想學醫，將來能回國幫助同胞治病。但任基督教的傳教士。
上滑稽戲《萬國公報》主筆、中西學院掌教沈毓桂為他重表擬名擬字，即現在眾所周知的：“名耀如，字嘉樹”。然而，回國後的宋耀如，受到美國其他在華傳教士的排擠和無理歧視。秉性正直剛強的宋耀如一氣之下，改弦更張，轉而經營工商業。他把國外的機械販運到上海，又開辦麵粉廠，建立華美書館，印刷《聖經》中文本。他經商之後，開始發跡，逐漸成為百萬富翁。他是宋家“王朝”的真正奠基人。1892年，宋耀如徹底辭去傳教士工作，以極大的熱情和精力加人到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創立與組織活動，成為主要負責人。
在美國期間，宋耀如深受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1892年與孫中山結識後，即成為密友，同情並鼎力支持其反清革命，是孫中山早期反清革命中最主要的財力後盾之一。
1887年，宋耀如和倪桂珍結為夫妻。倪桂珍也是一個基督教信仰者，祖籍浙江餘姚縣，她出生於上海士大夫家庭，賢淑而有教養，其母徐氏是徐光啟的後代。和宋耀如結婚時，除帶有一份豐厚的嫁妝外，娘家優越的社會地位——工商界、金融界、軍政界裏的各種社會關係也帶進了宋家，對宋耀如幫助甚大。他們二者雖說不上門當戶對，但他倆的意誌、職業、情趣都有共同之點，夫妻之間情投意合。
（1912年宋慶齡與威斯裏安學院同學合影。）
他們先後生有三兒三女：長女宋藹齡，次女宋慶齡，長子宋子文，三女宋美齡，次子宋子良，三子宋子安，他們一家多年住在上海西摩路。宋耀如傾盡全力用西式教育培養他的子女們成材，先後把三個女兒和三個兒子都送到美國去學習。1918年，當宋耀如溘然長逝時，他已給現代中國留下了一筆極其寶貴的財富，他的兒女們已經或正在進入政治舞台，成為左右曆史進程的至關重要的風雲人物。尤其是宋氏三姐妹，靄齡嫁給財閥孔祥熙，慶齡嫁給“國父”孫中山，美齡則嫁給軍閥蔣介石，三姊妹深深地影響了她們的那個時代。
1900年，宋慶齡就讀於上海一所教會學校，即三一堂女塾，這是一所新式的女子學校。宋慶齡喜歡學習英語，她的英文名字是Rosamond（羅莎蒙黛），她天資聰穎，學習刻苦，愛好廣泛，成績優異，深得老師稱讚。1908年，宋慶齡15歲，同妹妹宋美齡一道漂洋過海，赴美求學。到美國後，先入新澤西州斯密特城的私立學校學習英語，準備考大學。爾後考入佐治亞州的梅肯布的威斯理安女子大學文學係。她喜歡博覽群書，愛著成年人的小說、曆史書，尤其愛看人物傳記。
她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和流暢的文筆，在討論中國曆史時，文靜嫻淑的宋慶齡，曾用流利的英語，侃侃暢談，說具有燦爛文化的中國“不可能不對世界的今天產生巨大影響”，並例用拿破侖的名言“中國是一頭沉睡的獅子；它一旦醒來，它的吼聲會使整個世界發抖的。”之後又說：“我們的祖國一樣有彼得大帝、拿破侖、華盛頓那樣的傑出人物。”
宋慶齡是一個熱情洋溢的愛國者。她身在異國，心卻係著國內局勢的變化。當她得知武昌起義的消息後，欣喜若狂，與宋美齡擁抱起來，高呼“共和萬歲”！並把牆上的龍旗取下來，扔在地上踩了又踩，而把父親寄來的五色旗掛在牆上。同時，表示要回國投身革命，“為中國而奮鬥”。
宋慶齡對辛亥革命有很高的評價，她把這次革命看成是20世紀最偉大的一個事件。不久，她奮筆疾書，用英文寫成一篇讚頌辛亥革命勝利的論文，題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件》，於1913年威斯理安女子大學校刊上發表。
宋慶齡讀書時經常參加社會活動，在大學期間，曾任該校校刊文學編輯和哈裏斯文學社的秘書。1913年，宋慶齡20歲，這年夏季，她畢業於威斯理安女子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她是一個有抱負的新女性，她感到中國革命在召喚她，所以，她立下雄心壯誌，畢業就回國投身革命。8月份便離開梅肯城，回國途中，先繞道日本，看望她的父母和孫中山。
這時，宋慶齡的父母和孫中山是到日本避禍的，1913年討袁失敗，孫中山、黃興等一大批革命黨人不得不逃亡日本。宋嘉樹一家由於同孫中山和革命黨的關係密切，一天夜裏遭到槍彈襲擊，自知在國內處境危險，便帶上家人也追隨孫中山東渡日本。
（1913年宋慶齡擔任威斯理安學院院刊編輯和哈裏斯文學的秘書。）
宋慶齡途經日本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想拜見孫中山，投身革命。其實，由於孫中山和宋嘉樹的密切關係，宋慶齡從小就多次見過孫中山並要隨他一道去革命。不難想象，宋慶齡從青少年時代起就頗受其父思想影響，進而逐漸對孫中山產生愛戴和敬仰，並把孫中山視為革命英雄。她拜見孫中山還有一個原因是，她受當地孫中山崇拜者之托，帶給他一箱加利福尼亞產的水果和給孫中山的私人信件。
本來，在國內時，孫中山的英文秘書已經由宋藹齡擔任，可宋藹齡和孔祥熙結婚後，便辭去了秘書職務。這時，孫中山還沒有物色到合適的秘書人選。宋慶齡便主動地要求姐姐介紹其承擔孫中山的秘書工作。當姐姐告訴她這是革命工作，很危險時，她堅定地說：“革命不能怕危險，怕危險不能革命。”她協助孫中山處理機密書簡和日常事務，整理講稿，起草電文，負責同中國各地和南洋的革命黨人聯係。宋慶齡認為追隨孫中山，就是追隨革命。從此，宋慶齡開始了革命生涯。
在同孫中山共同工作的日子裏，宋慶齡感到從工作中獲得了最大的愉快和滿足。她才思敏捷，文筆流暢，工作熱情，孫中山對她非常信賴，他把所有的機要通訊密碼全部交給宋慶齡保管。宋慶齡成為孫中山的親密戰友和忠誠的得力助手。同時，宋慶齡發現，由於歲月流逝，道路的坎坷，孫中山經常顯出憔悴疲憊的神色。在處理完繁忙的公務之後，孫中山就像柱石傾倒的大廈，精神頓時顯得頹喪而孤獨。
在不知不覺中，宋慶齡除了關心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也常常關心起孫中山個人生活來。就這樣，為革命獻身的共同理想，繁忙的日常工作和流亡海外的孤獨環境促使宋慶齡和孫中山之間彼此建立起深厚的戰友情誼。孫中山的革命理想和革命激情撥動著宋慶齡的心弦，宋慶齡的朝氣蓬勃，勇往直前的精神，輕輕敲擊著孫中山的心靈，從而他們之間默默地產生了愛情。
孫中山和宋慶齡由相愛到論及婚嫁，他們的感情發展是直線的，頗為順利。然而，她們的婚姻過程是非常曲折的。1915年七八月間，宋慶齡回上海，按孫中山的囑咐就婚姻問題征詢父母親意見，當把心中蘊藏已久的秘密向雙親說明後，宋母倪氏堅決反對。她斥責說：“慶齡，你瘋了，你簡直瘋了！他已經有二倍於你的年紀……同時他又是一個結過婚的人，我決不同意這件婚事。”她的父親則施以“拖延戰術”，讓她等待一段時間，作冷靜考慮再說。姐姐靄齡要她“跟另一個訂婚”。宋慶齡暈倒在地，被人抬到樓上，蘇醒之後，她對父母說：“孫先生和他從事的偉大事業需要我，我也需要他。”
等了一段時間，宋母倪夫人的態度依舊，而宋父的態度呢？有說他看女兒決心已下，難以改變，似已默許了這門親事。但人們普遍接受的說法是，宋父並沒同意。被軟禁在家的宋慶齡接到孫中山從東京的來信，得知孫中山已同盧慕貞離婚後，鼓足勇氣，在孫中山侍從朱卓文的協助下，迅速而秘密地離家出走。是年10月25日，宋慶齡由上海來到東京，孫中山親自到車站迎接。
就這樣，宋慶齡不顧家庭反對和朋友的勸阻，毫不考慮與家庭決裂的後果，毅然回到孫中山身邊，回到東京後住在日本友人頭山滿家中。第二天上午，由日本著名律師和田瑞到東京市政府辦理結婚手續，舉行婚禮。並由這位律師主持簽訂《婚姻誓約書》。當日下午，在日本朋友梅屋莊吉舊宅舉行條點宴會，然後回到在青山的新居。10月26日，宋嘉樹趕來阻止這樁婚事，但已經來不及了，看到的隻是已經簽字生效的《婚姻誓約書》。內容如下：
此次孫文與宋慶齡之間締結婚約，親證立以下誓約：
一、盡速辦理符合中國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續；
二、將來永遠保持夫婦關係，共同努力增進和互間之幸福。
三、萬一發生違犯本誓約之行為，即使受到法律上的任何製裁，亦不得有任何異議；而且為了保持各自的名聲，即便任何一方之親屬采取任何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以上諸條約，均係在見證人和田瑞麵前各自的誓言，誓約之履行亦係和田瑞從中之協助督促。
本誓約書製成三份，誓約者各持聲份，另一份存於見證人手中。
誓約人 孫文（章）
立約人 宋慶齡
見證人 和田瑞（章）
一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宋慶齡與孫中山婚後在日本與友人合影。）
宋嘉樹十分氣惱，他狠狠地說了孫中山，企圖解除婚約，理由是宋慶齡尚未成年，又沒征得父母同意，但他失敗了，於是和孫中山斷交，和宋慶齡斷絕了父女關係。當時革命黨內許多人也反對孫宋結合。
孫中山與宋慶齡結婚是中國國民黨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對兩人的革命生涯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從此以後，宋慶齡成為孫中山的忠實伴侶和得力助手，兩人患難與共，互相支持，為中國人民的幸福獻出各自的全部力量。更為重要的是，它對中國國民黨後來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婚後，宋慶齡跟隨孫中山十年。陳炯明炮轟總統府時，她因流產而終身未育，她支持國共合作，孫中山去世時，她守候在旁，是孫中山遺囑的見證人之一。
（1920年，孫中山、宋慶齡在上海時的留影。）
1916年3月，宋慶齡和孫中山自日本返回上海。自此以後將近10年中，孫中山繼續領導革命，其間數度蟄居上海，著書立說，或開府廣州，主持政務，夫婦常在一起。宋慶齡與孫中山在一起工作，她“輝煌的頭腦、充實了她丈夫的頭腦，完成了他更偉大的人格。”
當他們回國後，孫中山南下廣州任大元帥，領導第一次護法運動。由於受到軍閥和政客的排擠，憤而辭去大元帥職務。這時孫中山困居上海，一籌莫展，極度苦悶，好似陷入絕望境地。宋慶齡對孫中山在生活上悉心照料，在精神上鼓勵孫中山振作起來。她說，“爭雄的武人終是少數，廣大民眾的心是一向著先生的。”她殫思竭慮，幫助孫中山總結經驗，喚醒民眾，繼續前進。
宋慶齡深知孫中山愛好讀書，隨時幫助他收集有價值的書和報刊雜誌，協助孫中山查閱資料，著書立說。從1918—1919年間，孫中山閉門謝客、撰寫文稿，決心改變現狀。這期間的著作，都包含著宋慶齡的心血。她還幫助孫中山起草許多電函稿，做英文翻譯，勤勤懇懇地盡到秘書的職責。她還加緊學習德文、俄文，為和蘇聯聯係做準備。
孫中由和宋慶齡對列寧十分欽佩，這期間，宋慶齡多次幫助孫中山與蘇聯聯係。1918年，孫中山與列寧開始往來電函。1922年，列寧和孫中山之間第一次建立了直接聯係。宋慶齡說啥：“在通信往來當中；這兩位偉大韻革命戰士在爭取大類自由和進步的鬥爭中攜起了手來。
曆史事實證明，孫中山和宋慶齡結合在一起，的確“能夠成就他們分居時所不能成就的事業”。
1920年11月25日，宋慶齡隨同孫中山離開上海重返廣州，恢複軍政府工作。二人臨時住在新亞酒店，後移至粵秀樓。1921年4月，孫中山在廣州召開非常會議，決定成立中華民國正式政府，總統府設在越秀山南麓。1921年5月5日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10月24日，孫中山抵達桂林，計劃集師北伐，宋慶齡在後麵積極配合孫中山的軍事行動，發動婦女組織“出征軍入慰勞會”。同時，宋慶齡動員各界人士，募集到巨額慰問經費，組織慰勞隊到前線慰問出征的戰士，隨後由人護送到桂林。
在桂林，孫中山和宋慶齡會見了列寧派來的代表馬林。正在北伐軍順利進軍的時候，孫中山親自培植起來的部屬陳炯明在後方密謀反叛。1922年5月18日其部將率重兵乘虛潛入廣州，廣州氣氛非常緊張，粵秀樓近處駐滿陳炯明部隊。為扭轉局勢，宋慶齡與孫中山不得不迅速趕回廣州，了解到陳部確有謀反跡象。6月12日，孫中山在廣州舉行記者招待會，希望陳炯明所部退回東江原防。然陳叛跡日著，數名要員、華僑被殺，事態十分嚴重。15日晚，陳炯明部隊已經開始包圍總統府。孫中山得知陳叛變的確切消息時，十分傷心，“悲憤得欲以身殉職”。
6月16日淩晨兩點，孫中山得到秘密報告，陳炯明部隊將攻擊粵秀樓，情勢危急。宋慶齡正在酣夢中，忽被孫中山叫醒，要她隨他一塊撤離險地。宋慶齡顧全大局，臨危不懼，認為若同孫中山一同行動，易被叛軍發現。因此，堅持留下來掩護孫中山秘密撤離。並深情地看著孫中山說：“中國可以沒有我，不可沒有你！”衛士們都勸宋慶齡趕緊撤離，但阻擋不住她的決心。孫中山不得已才答應先行。但是令50名衛隊全留守府中，自己隻身逃出。孫中山兩次避過叛軍耳目，終於到達黃埔永豐艦上，按事先約定，鳴炮三響，以示安全抵達永豐艦。震撼夜空的三聲炮響傳到粵秀樓，宋慶齡和衛隊人員才鬆下一口氣。
在孫中山走後半小時，忽然炮聲四起，叛軍開始向粵秀樓發起進攻。叛軍占據山地，居高臨下，左右夾擊，還瘋狂地喊著：“打死孫文！打死孫文！”由於四周漆黑，看不出敵兵，小衛隊暫未還擊。黎明時，衛隊開始用來福槍和機關槍與叛軍對射。奮勇抗擊，擊退叛軍三十餘次的進攻。叛軍又用炮猛轟粵秀樓，洗澡房被炮彈擊毀。但衛隊仍英勇作戰，毫不畏懼。8時許，子彈快打完了。由於孫中山已安抵永豐艦，此時留在山上也沒有意義了，宋慶齡決定下山。
於是，兩名衛士和姚隊長他們四人，循著天橋往前爬行。流彈在空中飛鳴，有一二回正從宋慶齡的鬢部穿過。當他們剛剛穿過天橋，天橋就被叛軍炸塌。姚隊長中彈倒下，兩位衛士把他抬入總統府後院進行包紮。當他們來到總統府時，周圍淨是炮火，宋慶齡剛走出總統府房間，房屋頂就被炸塌。自晨8時到下午4時，宋慶齡他們無異藏身於炮火連天的地獄裏。
下午4時，廣州衛戍區司令魏邦平派副官到總統府來講條件。衛兵提出的條件第一就是保證宋慶齡的安全，但那個副官說他不能擔保宋慶齡的安全。這時，兩層鐵門被打開，叛軍一哄而入。在一片混亂中，宋慶齡衝出大門，並急中生智，把手中包裹裏的東西撒在地上。她利用叛軍們搶錢物之機從人叢中遠出。宋慶齡此時身懷有孕，行動不便。逃出大門後，宋慶齡憑著機智勇敢，多次躲過叛軍，艱難地走到沙麵一位友人處休息，後又乘電船到達嶺南大學（今中山大學校址）校長鍾榮光家裏。由於過度緊張和勞累，宋慶齡在鍾榮光家裏流了產，這是“一生惟一的一次妊娠”。
（1923年孫中山與宋慶齡在永豐艦上的合影。）
以後，宋慶齡安全轉到黃埔島，登上永豐艦。宋慶齡後來說：“我終於在艦上見到了孫中山，真如死別重逢。”經過這次驚心動魄的槍林彈雨的洗禮，宋慶齡的革命意誌更加堅強，所以後來她身陷逆境時，總是臨危不懼，威武不屈。
宋慶齡在這件事中表現出的臨難應變和大義凜然及幾年來輔助孫中山南征北戰的功績，受到了革命黨人及廣大官兵的衷心愛戴國民黨中一些原來對宋慶齡與孫中山結婚不滿的黨員，也開始對宋慶齡刮目相看。
陳炯明叛變，宋慶齡廣州蒙難，因驚恐疲憊交迫而導致流產，以至於終生未生，這對於一個女性來說，不但在健康方麵受到嚴重的損害，精神上所蒙受的創痛，尤為嚴重。但宋慶齡畢竟是一代偉人，她具有博大的胸懷和真誠的愛心。一在以後的革命生涯中，她心中裝著成千上萬的兒童，長期致力於婦女兒童福利事業，疼愛孩子，為全中國的兒童獻出了她那博大的母愛。
在中共幫助下，中國國民黨於1924年1月20日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月23日，大會通過《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宋慶齡堅決擁護孫中山在宣言中確立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和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
1924年10月23日，直係將領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曹錕，電遨孫中山北上解決時局，段祺瑞、張作霖也假意歡迎。
1924年11月13日，孫中山偕夫人宋慶齡及隨員二十餘人登上了永豐艦，離開廣州北上。行前，指令胡漢民留守廣州，代行大元帥職；令譚延闓辦理大本營事務，主持北伐軍事。下午3時，永豐艦抵黃埔，蔣介石率全校師生列隊在校門恭迎。在此之前的11月3日，孫中山先生來校向全體師生做了長篇的告別演說，表達了他對黃埔全體師生的殷切希望。
（1924年12月4日，孫中山、宋慶齡由神戶抵達天津時在船上合影。）
孫中山在軍校檢閱、巡視後登艦北上，行前曾對軍校校長蔣介石說：“此次赴京，明知其異常危險，將能否歸來尚不一定，然餘之北上，是革命，是為救國救民而奮鬥，又何危險之可言耶？”蔣氏聞罷說：“先生今日何突作此言耶？”孫中山答道：“凡人總有一死，隻要死得其所……今有學生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業，則可以死矣！”
由於多年艱苦的革命工作，孫中山積勞成疾，已患有肝癌，但他為了謀求國家的和平統一，為了完成其畢生以求的救國救民之誌，不計病痛與危險，視死如歸，毅然扶病北上，致使黃埔話別，一語成讖。
孫中山在北上的旅途中，不斷接見記者和中外人士，發表演說，宣傳召開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他旗幟鮮明的主張，博得各界人士的擁護、同情和支持。
在孫中山北上途中，北京的政局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馮玉祥一派已受到排斥，退回張家口。作了臨時執政的段祺瑞公然發表致外國使團書，表示尊重帝國主義已取得的不平等條約，宣稱“外崇國信”，拒絕孫中山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12月24日又針對孫中山提議召開國民會議的號召，準備召開所謂的“善後會議”。這是一個官僚軍閥政客的分贓會議，排斥一切人民團體的代表。
段祺瑞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國人民和孫中山的極大憤慨。這使重病在身的孫中山，肝病更加惡化了，12月間抵達天津時已臥病不起了，但他仍頑強地同病魔作鬥爭，不斷地接見代表，宣傳廢除不平等條約，召開國民會議，打倒帝國主義及封建軍閥的革命主張。在病榻上，他義正辭嚴地怒斥段祺瑞的代表：“我在外麵要廢除那些不開等條約，你們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條約，這是什麽道理？你們要升官發財，怕那些外國人，要尊重他們，為什麽還來歡迎我呢？”當那些代表勸孫先生言辭不要“太激烈”時，孫中山憤怒地回答他們說：“假如不打倒帝國主義，我就不革命了。”
1924年12月31日，孫中山風塵仆仆到達北京，共產黨人李大釗、北京政府的委員、各大學的校長、各團體代表及各界群眾約30萬人，前往火車站迎接，但是病情在不斷惡化的孫中山已不能對熱情的人們發表演說了，到北京飯店下榻後，發表了書麵的《入北京宣言》。
1月26日，孫中山病危，被送協和醫院，住301號病房，當天下午6時，由該院外科主任邰東爾醫生施行手術，院長、孫中山的好友劉瑞恒協助。開刀後，用肉眼即可看見孫中山的肝髒已堅硬如木，無法治療，隻有重新縫合。2月6日開始，接受鐳錠治療，先後曆40餘小時，至17日止，病情如故。18日中午，孫中山出協和醫院遷入鐵獅子胡同行館，改服中藥，亦無效果。每逢友人、同誌前來探視，孫中山常老淚縱橫，歎息不已。
22日，孫中山病情轉劇，準備留遺囑。其中給國民黨同誌的遺囑由孫中山口述，汪精衛筆錄並修改（如將口述的“聯合世界上被壓迫民族共同奮鬥”改為“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家事遺囑亦由汪精衛筆記，孫中山革命一生，手經錢財無數，而逝世時卻是個窮人，其家事遺囑雲：
餘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餘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餘誌。此囑！
孫 文
還有一封致蘇聯政府信，由孫中山用英文說出，鮑羅廷、陳友仁、宋子文、孫科筆記。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時30分，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一代革命導師，為中華民族解放奮戰一生的偉大領袖與戰士孫中山的心髒停止了跳動，閉上了他那渴望看到祖國獨立富強的眼睛，離開了他熱愛的世界，終年59歲。馬湘請來理發師為孫中山理發，剪下來的頭發，宋慶齡用玻璃盒裝好留作永遠的紀念。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這是宋慶齡在北京鐵獅子胡同行轅。）
1929年5月，耗資一百多萬元的中山陵建成，國民政府決定將孫中山遺體由北平西山碧雲寺暫厝地移葬新陵。國民政府特命蔡元培、宋慶齡等赴平接靈。S月22日，孫中山遺體重殮易棺。26日，孫中山靈櫬奉移南下，28日安抵南京。6月1日，正式舉行奉安大典，蔣介石主祭。孫中山遺體安葬於紫金山麓他自己擇定的墓地之後，雖曆經戰亂，江山易主，孫中山的英靈一直安息於南京中山陵。
孫中山去世後，宋慶齡與其妹夫蔣介石分道揚鑣，毅然到了莫斯科，與共產黨人站到了一邊，開始反蔣擁共，開創新中一國的偉大事業。
（孫中山去世後的宋慶齡。）（1925年攝於上海。）
宋慶齡的外表看來很柔弱，按一般人想，她應該受到孫中山的保護的，而不是投身到艱險的革命鬥爭中去，而事實上，宋慶齡不僅在孫中山在世時不依靠他的保護生活，相反卻是她反過來保護孫中山，而且在孫中山去世後，她認為堅持三大革命政策，繼承和發揚孫中山遺誌，為中國人民和平事業而奮鬥，是她義不容辭的責任。
1925年4月，宋慶齡由南京回到上海，由於她連日來哀傷，疲頓過度，以致病倒，但她沒有被哀傷和病痛所壓倒，而是振奮革命精神，繼承孫中山的遺誌，投入到偉大的革命鬥爭中去。她積極地向國內外介紹孫中山的遺囑，解釋新三民主義精神，深切地注視著國內政治形勢的發展。
孫中山在世時，孫中山從未予宋慶齡任何公職名義，她活躍於中國政壇上，那是孫中山逝世後的事，但我們不能否認宋慶齡那時所做的政治貢獻。
1927年1月，國民政府由廣州遷至武漢。其間，蔣介石反共跡象日益明顯。他在南昌召開“軍務善後會議”，決定北伐軍總司令部“暫駐南昌”，以對抗國民黨中央遷都武漢的決定。2月9日，國民黨左派，在武漢召開會議，決定反對獨裁，與新右派鬥爭。3月，國民黨在漢口舉行二屆三中全會，宋慶齡被選為5人主席團成員，與毛澤東、林伯渠、惲代英和何香凝等重申孫中山三大革命政策，通過一係列決議，限製蔣介石獨裁。
1927年，是一個血雨腥風的年代，蔣介石於3月6日製造贛州慘案，16日又以武力解散南昌市黨部，17日搗毀九江市黨部和總工會，23日殘酷殺害安慶革命同誌。這時，小妹宋美齡要嫁給苦追求她5年的蔣介石，宋慶齡堅決反對小妹與嗜血成性的蔣介石結婚，並試圖保護小妹。但宋美齡並不領這個情，宋慶齡又要求弟弟子文回漢口跟著革命走到底，卻得到了子文的婉言拒絕。後來，形勢日趨惡化，蔣介石接著又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許多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遭到血腥屠殺。
在這革命的緊要關頭，每一個革命者都麵臨著嚴峻的考驗。宋慶齡堅定不移地站在人民一邊，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迎著反動的逆流挺身而出，與國民黨許多左派人士及共產黨人毛澤東、董必武、林伯渠、惲代英、吳玉章等聯名在漢口《民國日報》上發表討蔣通電，曆數蔣介石反對國共合作，慘殺工農民眾的罪行，痛斥蔣介石是“總理之叛徒”。
由於宋慶齡在社會上享有崇高的聲望，蔣介石一直想利用她，派人去軟化她，可宋慶齡旗幟鮮明，堅持革命立場。在1927年7月，蔣親筆寫信盼望宋慶齡去上海，宋慶齡看穿蔣的用心，立即在漢口《人民論壇報》上公開發表《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作為對蔣來信的答複。她在聲明中說：“本黨若幹執行委員對孫中山的原則和政策所作的解釋在我看來，是違背孫中山意見和理想的，因此，對於本黨政策的執行，我將不再參加。”宋慶齡的聲明是一篇充滿生機的與國民黨反動派斷絕關係的戰鬥檄文。
（1927年夏，宋慶齡赴莫斯科前攝於上海。）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寧漢合流。汪精衛尋找種種借口，竭力煽動反共，宋慶齡拒絕參加汪精衛的反共會議。並且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身份，公開發表《聲明》痛斥蔣介石和汪精衛是“曲解三民主義，毀棄三大政策，為總理之罪人，國民革命之罪人”。同時，還鮮明地支持人民大眾和共產黨人的革命鬥爭。
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因蔣、汪集團相繼叛變而宣告失敗。宋慶齡為實現孫中山訪問莫斯科的願望和探求中國革命的道路，於8月中旬離開上海赴蘇聯訪問。行前發表聲明，表示堅持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
到莫斯科時，受到蘇聯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在莫斯科，她活動頻繁，時而參觀訪問，時而會見蘇聯友人，並在百忙中應邀到莫斯科中山大學演講。演講中她要求中國學生努力學習，堅持孫中山革命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9月6日，宋慶齡在莫斯科發表聲明，說明是代表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群眾訪問蘇聯。
在此前後，連續發表《向蘇聯婦女致敬》、《寫給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青年一代＞》、《對塔斯社發表的聲明》、《對列寧格勒＜真理報＞發表的聲明》、《婦女與革命》、《青年與革命》等一係列聲明與論文，表示對三大政策的忠誠。同月，為取得革命經驗，與鄧演達一道，由鮑羅廷陪同，離開莫斯科前往高加索農村調查研究，深入訪問。
在蘇聯期間，宋慶齡與鄧演達、陳友仁多次共商革命大計，總結經驗教訓，認為有必要成立臨時行動委員會，作為革命領導機關，行使中央執行委員會職權，以挽救革命失敗的局麵，解決一切革命問題。11月1日，宋慶齡、鄧演達、陳友仁聯名發表《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指出蔣介石、汪精衛已成為“舊勢力之化身，軍閥之工具，民眾之仇敵”；“蔣介石集團實為新軍閥及土豪紳土地主及剝削農工分子集團。
《宣言》認為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息息相關，中國革命由廣大工農群眾發動，必能得到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同情和援助。而中國革命的結果，“其政權主要的掌握在工農為中心的平民群眾身上，其經濟建設必然超越資本主義之毒害向社會主義前進。”《宣言》倡議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繼續與新舊軍閥作堅決鬥爭。
11月7日，宋慶齡冒著嚴寒和陳友仁一道應邀到莫斯科紅場貴賓觀禮檢閱台上，參加俄國十月革命10周年慶典。
（1927年宋慶齡與鄧演達（右一）等在蘇聯合影。）
12月，曾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名譽委員”的蔣介石（1926年春，聯共中央政治局三月會議通過了接納中國國民黨為共產國際運動“同情黨”的建議，因為當時，莫斯科對蔣還抱有幻想。後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便批準國民黨以“同情黨”的名義參加共產國際，並選蔣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名譽委員）悍然決定同當時支持中國革命的蘇聯政府斷交。
當時住在莫斯科的宋慶齡接到蔣電告此事，當即在莫斯科致電蔣介石，斥責並抗議蔣介石的這個決定，望他“懸崖勒馬”，否則，將取消正準備回國的決定。12月18日，當蔣介石又給宋慶齡電報說她的電報和在俄國繼續逗留不可能是自願的，請她“速歸”，以便“親自而非被迫地陳述自己的意見”。
宋慶齡收到這份汙蔑她的電報，怒不可遏，於23日再次致電蔣介石，駁斥其背信棄義的種種讕言。她說：“我們之間的分歧猶如一道鴻溝，你同蘇聯斷絕關係，然而，你卻完全無意同帝國主義列強斷絕關係。不僅現在稱為國民黨委員會的這個機關已經成了帝國主義的同謀，而包括你在內的國民黨首領們甚至同派到殖民地中國的討伐軍的頭目們保持著密切接觸。”她在電文中表示：“如果我回國的話，那也隻是為了參加工農鬥爭。”“我將踏著革命的足跡繼續前進，在這條道路上永不回頭。”這表現了宋慶齡堅定的革命意誌和威武不屈的革命精神。
後來，宋慶齡由莫斯科去了德國，住在風景如畫的柏林附近，廖承誌常去看她。期間，宋慶齡與鄧演達、陳友仁常常一道商討中國革命問題，一起研討革命理論。宋慶齡在德國度過了一段愉快的日子。1929年5月，她接電歸國參加孫中山的國葬儀式，為揭穿蔣介石的花招，宋慶齡在歸國途中發表了一個聲明，即《關於不參與國民黨任何工作的聲明》。她在《聲明》中說：在國民黨的政策不完全符合已故孫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則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該黨的任何工作。已故孫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則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與中國惟一的真正的朋友蘇聯密切合作；實現工農政策。
宋慶齡這一聲明，使一些人十分煩惱。要知道，她和現政府有著親密的血緣關係。她是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的姐姐，財政部長宋子文的姐姐，孔祥熙夫人宋藹齡的妹妹。麵對這種情況，宋慶齡仍然站在人民的一邊接二連三地發表聲明，這使蔣介石政府十分難堪。
宋慶齡回國參加孫中山的奉安大典。其間有不少說客來“規勸”她，勸她出來工作。但宋慶齡絲毫不為所動，她明確表示，毫無把她的名字和聲譽借予國民政府或國民黨的意思。她甚至於沒有和她家的成員呆在一起。
宋慶齡參加孫中山國葬儀式後，由南京回到上海。在八一南昌起義兩周年這一天，她發給柏林世界反帝大同盟一份電報。在電報中指出，“各被壓迫民族已經組成一個反對帝國主義的陣線，而反動的國民黨政府卻與帝國主義分子聯成一體，殘酷地鎮壓廣大民眾”。“中國民眾不怕壓製，不受說謊宣傳的迷惑，他們將隻是站在革命的一邊戰鬥，恐怖主義隻是有助於把更廣大的群眾動員起來，並加強他們的決心去戰勝當前嗜血成性的反動派。”
宋慶齡的電報，使蔣介石暴跳如雷，但宋慶齡是國母，懾於她的身份和在國際國內的崇高聲望，蔣又不敢對她輕舉妄動，隻好扣押了電報，並派戴季陶當說客。1929年8月10日，戴季陶夫婦到宋慶齡在上海莫裏哀路的寓所勸說宋慶齡。戴指責宋慶齡拍發的電報，讓她遵守黨紀，並說她口口聲聲呼喚和平卻在造成歧義，勸她必須服從大多數人的意見，並希望她以後不要再發表宣言。
宋慶齡對此給以強烈的譴責和義正辭嚴的回擊，並說惟一不讓她說話的辦法就是槍斃她，或監禁她。她說：“你們無論做什麽事情，都要和我一樣的光明，不要使用鬼祟的毒計，用偵探來包圍我。”他們談話的記錄稿以英文發表在6月8日的燕京大學出版的《明日之中國》第一卷第十二期上。這次談話充分顯示出宋慶齡高尚的道德情操，矢誌不移的政治立場和光明磊落的革命胸懷。
隨後，宋慶齡再度到歐洲旅行，心卻時刻關注著中國的革命形勢。她常和何香凝等交談中國革命前途問題，同時也談德國革命的曆史，直到1931年7月，宋慶齡接到母親倪桂珍去世的消息，回國奔喪。
1932年，日本侵略上海，強占閘北，駐軍起而抗戰，爆發了一二八事變，宋慶齡主張積極抵抗到底。她與何香凝一道，冒著槍林彈雨，親臨前線慰問十九路軍，用實際行動援助抗日戰士，同時以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名義呼籲世界名流和各界進步人士聲援中國人民抗戰。宋慶齡親臨前線，目睹抗日救國的部隊給養不足，缺醫少藥，傷員護理沒有辦法解決，感到“自應各盡綿薄”。當即與何香凝籌劃，楊杏佛相助請各界幫助，興辦一所國民傷兵醫院。宋慶齡與何香凝、楊杏佛等以身作則，經常到醫院去處理各種事務，穿著護士服，為傷員服務。在宋慶齡的愛國精神的感召下，四麵八方的鼎力支持，一時中西名醫雲集，慰勞品源源不斷，廣大婦女參加護理，許多實際問題得到了解決。
（1932年1月，宋慶齡與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的合影。）
同年12月，宋慶齡和魯迅、蔡元培、楊杏佛等，在上海組成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反對“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掩護地下黨的工作，營救愛國的革命的政治犯。這是“跟隨全國反帝反國民黨的工農勞苦群眾一起前進”的一麵紅旗，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目的與任務是：爭取釋放國內政治犯，反對目前到處盛行的監禁、酷刑和處決的製度。同盟首要的工作對象是大量的無名囚犯；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辯護及其他援助，調查監獄的狀況，公布國內剝奪民權的事實，以喚起輿論的注意；協助關於爭取公民權利，如出版、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的鬥爭。該組織的最高執行機關是由正副主席宋慶齡、蔡元培和總幹事楊杏佛等7人組成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該組織在北平等地設立分會。
（宋慶齡與民權保障同盟委員魯迅（左一）、胡愈之（左二）的合影。）
1933年1月17日，上海分會成立，選出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三人為出席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1933年3月18日，上海分會在八仙橋青年會舉行同盟會員大會。決定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上海分會名義參加國民禦侮自救會，這個組織是3月8日在上海青年會成立的。那天，宋慶齡在成立大會上，發表演說，指出全國軍隊應開拔去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保衛祖國；人民應當全部武裝，組織人民自衛團；人民的民權應立即恢複，對革命分子的監禁酷刑與殺戮應立即廢止；停止向中國蘇維埃區進攻。
宋慶齡及其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通過同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保護和營救了大批中共黨員和反蔣愛國民主人士，為革命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從誕生那天起，就存在著正義與非正義，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這種鬥爭，有同盟與敵人的鬥爭，也有與同盟內“朋友”的鬥爭。宋慶齡始終站在正義和民主的一邊。1933年2月1日，宋慶齡的英文秘書史沫特萊給胡適一封信和同盟的文稿，胡適接到後不但不執行同盟總部意見，還責怪同盟說孫夫人輕信政治犯的控訴，發表不負責的匿名稿件，並於2月5日，寫信給《燕京新聞》編輯，完全否認國民黨監獄裏有虐待政治犯的事。對胡適的錯誤態度，宋慶齡進行了嚴厲批評。2月19日胡適又發表文章，違背同盟會章，反對同盟要求釋放政治犯的主張，為國民黨反動派張目。
宋慶齡等人以同盟組織名義打電報給胡適，讓他公開更正，否則隻有自動出會，胡適不但不公開更正，還想法取消了史沫特萊的駐華記者身份。於是同盟將其開除會籍。正如宋慶齡曾講的：本同盟行列可以容納一切真誠支持我們的鬥爭要求的人們，但是，那些幫助國民黨政府壓迫人民或為這種壓迫辯護的人們，在本同盟是沒有立足餘地的。
宋慶齡領導的同盟還受到國民黨的注意與破壞，國民黨當局對同盟營救共產黨人和愛國誌士是很不滿意的。1933年2月，國民黨中央下令解散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不僅如此，還在《社會新聞》等禦用報刊上對同盟的成員進行人身攻擊。甚至采取投寄恐嚇信的手段，要同盟解散，否則，就要采取暗殺行動。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都收到過恐嚇信，且被列進恐怖組織的黑名單之中。在白色恐怖嚴重的時刻，宋慶齡叮囑楊杏佛“務須小心”。
由於宋慶齡在國內外人民心中的威望，國民黨特務不敢輕易對她下毒手，便於1933年6月18日槍殺了楊杏佛。宋慶齡聞知親密戰友慘遭不測，異常悲憤。雖然當時白色恐怖的氣氛非常嚴重，但她毫不畏懼特務的威脅，公開發表聲明，揭露國民黨反動派雇傭凶手進行暗殺的卑鄙行徑。並親自參加了在萬國殯儀館舉行的楊杏佛的入殮儀式。革命同誌被殘酷地殺害了，但宋慶齡沒有被嚇倒，她決心踏著戰友的血跡繼續前進，勇敢地戰鬥，直到達到所應達到的目的。
在抗戰中宋氏三姐妹再度合作，奔波在抗日前線。重慶談判中她歡迎毛澤東來重慶，全國勝利前夕，毛澤東派鄧穎超把她迎到北平，以便就近請教。
（宋氏三姊妹在抗戰時期。）
1934年，日本外務省發表四一七聲明，企圖把中國變成它的獨占殖民地。這個聲明發表的第三天，即1934年4月20日，中共提出《抗日救國六大綱領》，這個綱領經宋慶齡以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籌委會名義簽字公布。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宋慶齡立即與何香凝、柳亞子、經亨頤、陳樹人以及於右任、孫科等率先響應，對抗日救國運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八一宣言》發表後，北平爆發了一二九運動。21日，上海婦女界在四川北路男青年會舉行大會，聲援北平學生的愛國運動，成立了上海婦女救國會，會後進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高呼“停止內戰”、“成立抗日救國統一戰線”等口號。27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召開成立大會。大會通過《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第二次宣言》，提出八項具體主張，宋慶齡積極支持這八項主張。緊接著，上海職業界救國會、大學教授救國會、國難教育社也相繼成立。在此基礎上，於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
宋慶齡、馬相伯、沈鈞儒等當選為理事。該組織內部，實際組織工作和宣傳工作大都是由共產黨員錢俊瑞和徐雪寒等負責。在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轟轟烈烈進行之時，全國各地也出現許多抗日救亡組織。卓有遠見的宋慶齡再次發揮其卓越的組織能力，與沈鈞儒、鄒韜奮在上海發起組織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
1936年5月31日到6月1日，全國各地代表在上海召開成立大會，向全世界宣告：全國各界救國會正式成立，選出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鄒韜奮等人為執行委員，章乃器負責宣傳工作，沈鈞儒負責組織工作。大會通過《成立宣言》和《抗日救國初步綱領》，與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政治主張一致，向全國各界民眾呼籲組織救亡聯合戰線，要求國民黨停止內戰，實行抗日。
救國會成立後，大量募捐援助抗日部隊，援助日本工廠工人罷工等。結果，國民黨當局不但不支持，反而把它誣為“共黨陰謀”揚言要取消救國會組織，逮捕救國會領袖。救國會負責人絲毫不退縮，他們在《救亡日報》上發表聲明：“忠於宣言的每一句話，寧可坐牢，而不願賣國。”此時，宋慶齡正因闌尾做手術住院，她聞訊帶病寫信慰問救國會的領導人。
正當救國會開展的抗日救亡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候，救國會諸領袖遭到迫害。1936年11月23日，國民黨南京政府下令逮捕了該會成員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沙千裏、史良、章乃器、王造時，造成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整個上海籠罩著恐怖的氣氛。救國會活動被迫轉入地下狀態，可宋慶齡仍然挺身而出，以上海各界救國會執行委員會的身份，於11月26日公開發表聲明，抗議國民黨反動派非法逮捕七君子。宋慶齡的聲明指出，“這種違法逮捕和捏造的罪名，都是日本帝國主義主使的。”她的聲明氣貫長虹，使國民黨當局和日本侵略者受到沉重打擊。
在宋慶齡的帶領下，全國掀起了一個援救七君子的運動。由於國民黨當局頑固地無理地要判七君子罪，宋慶齡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於1937年6月25日與何香凝等16人發起“自清人獄運動”，聯名具狀遞送蘇州高等法院。要求與沈鈞儒等並案辦理，羈押入獄，在得不到批簽的情況下，宋慶齡忍著胃病的疼痛，滿腔義憤於7月5日親赴蘇州，向高等法院要求進入監獄，與七君子同服愛國罪。“自請人獄運動”給國民黨政府帶來了很大壓力。他們不敢貿然羈押有崇高威望的宋慶齡。但她這次蘇州之行，使各界民眾受到很大鼓舞，在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國民黨政府於7月底將七君子釋放。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蔣介石被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張、楊實行兵諫，扣押在西安。國民黨內部一片混亂。正在上海養病的宋美齡驚聞此事，萬般焦急，連忙懇求姐姐宋慶齡與共產黨人取得聯係。宋慶齡仔細地分析兵變的原因和當前時局，以中華民族抗日救國的大局為重，捐棄前嫌，不念舊惡，主張釋放蔣介石，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並從中斡旋。最後在多方共同努力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2月，宋慶齡與國民黨內的愛國人士馮玉祥、何香凝等，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提出《恢複孫中山手訂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案》。8月，在上海寓所會晤共產黨人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堅決支持中國共產黨關於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張。同月，在紐約《論壇與世紀》上發表《中國是不可征服的》一文，批判某些人過高估計日本力量而過低估計中國抗戰力量的錯誤看法。認為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在這種條件下，“日本武力已不過成為一隻紙老虎”。她認為，中共是打不敗的，國共合作是絕對必要的。
（抗戰期間宋慶齡在重慶。）
同年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蔣介石就中共發表國共合作宣言發表談話，承認中共合法地位，國共兩黨共同抗日，這標誌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宋慶齡得知這一消息後，萬分激動，幾乎要流下眼淚來，她立即寫下《國共合作感言》。感言中指出：“共產黨是代表工農大眾的黨。”“國民黨同誌應該謹記著；要是不顧先總理遺教，拋棄了工農大眾的利益，將成為民族的罪人，等於國民黨的自殺。”隻有國共合作，才能使中國走上解放的勝利途徑。
上海失陷後，中國共產黨考慮到宋慶齡的安全，安排她撤離到香港。在香港期間，宋慶齡出任中國工業合作國際委員會名譽主席。該組織是由艾黎發起的，它的主要任務是“利用它的影響、口號和生產，來迫使不願抗日的國民黨當局繼續作戰”，並向國外宣傳中國人民的鬥爭，爭取國際上的援助。這個組織兩年時間裏，接受了國外華僑和國際友人的捐款兩千多萬元，大部分用於援助陝甘寧邊區的工業合作社。蔣介石集團不能容忍工業合作運動的民主性質以及“工合”對解放區的大量支援，常去找艾黎的麻煩，並想吃掉它。宋慶齡決不會讓蔣介石集團吃掉工合，她以最大的努力支持“工合”運動的發展。她擔任這個委員會的名譽主席，一直到1941年香港淪陷為止。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宋慶齡在《新中華報》上憤怒地譴責國民黨政府倒行逆施，嚴厲斥責蔣介石“把孫中山遺訓置於腦後，破壞團結抗戰”，並嚴正指出：“今後必須絕對停止用武力攻擊共產黨，必須停止彈壓共產黨的行動”。她的這種態度雖然受到國內外各界人士的擁護，但他的弟弟——宋子文作為保盟會長，卻反對這種態度和立場，並從美國華盛頓發給保盟一份電報，聲明退出保盟。對此，宋慶齡立即公開發表聲明，批評宋子文的錯誤態度，為他的離去感到遺憾。1941年12月，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隨即進攻香港，在日軍侵入九龍啟德機場前的6個小時，她才乘最後一架飛機到重慶去。
回到重慶後，宋慶齡曾住在其姐姐宋藹齡家中，不斷被蔣介石派人嚴密監視。房子周圍也有人監視，屋內也有“聽差”。由於被一群魔鬼包圍著，所以，她在重慶行動並不自由。後來改住在其弟弟子文家中。
不久，她又在重慶發起和領導保衛中國同盟，吸收中外人士參加，並千方百計地設法動員國際輿論和爭取國際援助。這時保盟工作是在國民黨反動派不斷幹擾下堅持的。他們要保盟登記，要幹涉保盟存款，要其報告款項的分配和用途。因此，她和總部工作人員與外國朋友和海外華僑的聯係、都要秘密地進行，對中共抗日軍民的支援，都處於國民黨反動派的嚴密封鎖之下。盡管如此，宋慶齡仍然通過各種途徑把捐款和物資送到解放區。1944年，她曾費盡周折把一台X光機送到延安。
經過8年的浴血奮戰，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戰的勝利。無論解放區或是國統區，都是一片歡騰。這時蔣介石為奪取抗戰勝利的果實，一方麵準備內戰，一方麵又耍假和平的花招。毛澤東為揭穿蔣介石假和平的陰謀，以非凡的膽略，幹8月28日，親赴得慶與國民黨談判。在重慶和談期向，毛澤東住在張治中的公館中，四處有“警衛班”監視他的活動。
宋慶齡十分關心毛澤東的安全，同時也關心目前局勢和革命的前途。她曾多次到毛澤東下榻處會見毛澤東。毛澤東對她忠貞不渝地信守孫中山的革命三大政策，對她同蔣介石法西斯統治的不懈鬥爭，對她的不計較個人安危，獻身國家民族的高貴氣節，表示了由衷的敬意。這也更加堅定了宋慶齡為支持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而鬥爭到底的信心。
1945年12月，宋慶齡由重慶回到上海，由於莫裏哀路的房子年久失修，遂遷住到靖江路45號的一幢小樓裏。年底，她轟表聲明把保衛中國同盟改名為中國福利基金會。她在聲明中由袁衷地感謝國際朋友在抗戰中對中國人民的同情和援助。她高度讚揚：“這些經濟和醫藥的援助……不亞於以飛機、坦克和槍支的支援。”她說：抗戰勝利後的中國還希望得到國際朋友在“道義物質和技術方麵的援助”，以幫助中國恢複經濟。
當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在上海設立辦事處後，她全力以赴地幫助這個辦事處工作。針對行政院救濟總署和美國控製下的聯合國救濟總署把大部分援華物資給蔣管區，而把一少部分給占人口1/4的解放區，這種政治歧視，宋慶齡領導的中福會站在人民一邊，給以嚴厲的譴責。
（宋慶齡在檢查運往解放區的器材。）
為滿足解放區軍隊和人民群眾的需要，宋慶齡動員多方麵支援各種物資。為解放區提供了大量的醫藥和其他物資。由於國民黨的封鎖，宋慶齡要把物資運往解放區，有許多困難，為防止敵人破壞，有時要快裝快運。為確保安全，她還親自檢查運往解放區的藥品和器材。1946年初，蔣介石撕毀重慶談判所簽訂的《雙十協定》，到處製造慘案，調兵遣將，密令數十萬軍隊圍攻解放區，全國籠罩著內戰的陰影。宋慶齡懷著氣憤的心情，於1946年7月23日在上海發表《關於促成組成聯合政府並呼籲美國人民製止他的在軍事上援助國民黨的聲明》，要求成立聯合政府。這個聲明在國際間引起了廣泛的注目。
當全麵內戰爆發後，國民黨軍隊燒殺掠奪，無所不為，災民們流離失所，無家可歸。解放區軍民遭受著巨大的災難。當她收到《晉察冀白求恩醫生學校與國際和平醫院的概況》文件後，對國際和平醫院和白求恩醫科大學以極大幫助，曾克服重重困難，把整噸整噸的手術器械、藥物和醫學書籍、農業書籍、兒童服裝運送過去。
由於蔣介石的倒行逆施，發動全麵內戰，也遭到了國民黨左派人士的堅決反對。1947年夏季，朱學範從美國帶回了馮玉祥的建議，“成立一個國民黨的革命組織”的親筆信，並到香港分別拜會了李濟深、何香凝、蔡廷鍇、柳亞子等。這期間，在港的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和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以及其他愛國人士正在商量重新結合。看到馮玉祥的親筆信，便立刻商量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推舉宋慶齡當革命委員會主席。在上海的宋慶齡接到《上孫夫人書》後，約李濟深在上海新雅酒家進行了秘密會晤。她表示十分支持這個革命委員會的成立，但為了更有利於從事革命活動，決定不參加這個組織，共產黨也同意和尊重她的意見。
（1949年7月1日，宋慶齡則鄧穎超（右一）、廖夢醒（右三）陪同，出席上海市黨政軍民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八周年慶祝大會。宋慶齡在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
1948年1月，在中共的支持和宋慶齡的關懷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誌聯合會和其他愛國人士代表，在香港召開國民黨民主派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並發表《宣言》和行動綱領，反對蔣介石的反動統治和美國幹涉中國內政的反動政策，堅持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李濟深被推選為委員會主席，宋慶齡擔任名譽主席。
1949年初，三大戰役勝利結束，國民黨政府陷入土崩瓦解的狀態，蔣介石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代理總統。蔣介石提出和談、劃江而治。這時社會上謠傳宋慶齡要在國民黨政府中任職，對此宋慶齡以中國福利基金會名義發表聲明，宣布她將在政府中就職或擔任職責的傳說，是毫無根據的。她正以全部精力和時間致力於中國福利基金會的救濟工作。在李宗仁寫信要宋慶齡出任領導時，她不為高官厚祿所利誘，涇渭分明，立場堅定，拒絕了這一請求。
解放前夕的上海，一片混亂，中共中央十分擔心宋慶齡的安全，而她卻身處逆境，時刻關心兒童劇團成員的安全，為他們找房子，安排孩子們隱蔽。上海解放後，陳毅得知宋慶齡的住處，即派一團人去保護宋慶齡。當她得知全城解放時，派出一輛大卡車載著兒童劇團的秧歌隊，載歌載舞，慶祝解放。
7月1日，鄧穎超、廖夢醒陪同宋慶齡去參加上海黨政軍民舉行的建黨28周年慶祝大會。宋慶齡懷著愉快的心情發表了題為《向中國共產黨致敬》的講話，歡呼“中國人民革命鬥爭勝利萬歲！”7月7日，在出席上海各界紀念七七慶祝解放的大會上，又發表了題為《帝國主義，滾開吧，否則將與反動派同歸於盡》的講話。強調，中國人民是不可征服的，並在講話中衷心地感謝人民解放軍，稱解放軍是“真正的人民軍隊”。
新中國成立後，她是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為新中國的和平和婦女兒童事業做出了貢獻。去世後，她沒有陪伴孫中山，而是選擇了陪伴父母。
中國解放了，蔣介石國民黨政府逃離大陸去了台灣，中共中央準備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鄧穎超受中共中央委托，由廖夢醒陪同自北平赴上海專程看望宋慶齡，邀請宋慶齡到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商國事，並帶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親筆信。
（1949年9月1日，宋慶齡由鄧穎超、廖夢醒等陪同，從上海到達北京。）
北平是使宋慶齡傷心的地方，她過去曾去北平兩次；1925年，陪孫中山北上謀求和平，孫中山病逝於北平；1929年，南移孫中山靈樞。但當她展讀毛澤東、周恩來的誠摯的親筆信，並得知鄧穎超是代表周恩來特來接她時，她深受感動，當即決定隨鄧穎超由上海赴北平。在北平車站，她受到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熱烈歡迎。
9月21日至31日，宋慶齡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坐在毛澤東和朱德的中間。她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高度讚揚了中國共產黨。30日，她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10月1日，參加了在天安門城樓舉行的開國大典。從此，宋慶齡作為國家的重要領導人進行國務活動，開始革命生涯的新階段，在國內和國際事務中貢獻自己的力量。
（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前，黨和國家領導人步上天安門城樓。左起：毛澤東、朱德、宋慶齡。）
新中國成立時，宋慶齡56歲。經過幾十年革命鬥爭的磨煉，她已經成長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十分崇敬的偉人，她為中國革命建立了豐功偉績，給中國共產黨以許多難能可貴的幫助。人民感謝她，共產黨尊重她。她被全國人民擁戴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和國家名譽主席等。
宋慶齡為新中國不辭辛苦地從事大量國務活動。她經常深入基層，傾聽群眾意見和要求，總結經驗，再帶回中央，參與製定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以及各種規章製度。在工作中貫徹執行這些方針，領導人民建議社會主義。50年代，她先後到東北、華北、上海、江蘇、西南邊疆地區考察，獲得很多第一手資料。
在參加國務活動的過程中，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經常就國際、國內重大問題和宋慶齡交換意見，或書信往來，在政治上彼此關心，推心置腹。1957年，宋慶齡曾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黨中央認真討論之後，根據當時情況，認為她暫時留在黨外對革命起的作用更大，但是會把她同黨員一樣看待，黨的一切大事，她都可以參與。她激動地表示理解中央的意思。1956年9月，宋慶齡應邀列席中共黨的八大會議。1957年，隨毛澤東主席率領中國代表團抵蘇聯，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
宋慶齡還承擔了大量的外事活動，經常接待來華訪問的外國貴賓和國際友人，其中有總統、元帥、總理、司令等，也有普通勞動者。她曾先後代表國家出訪印度、緬甸、斯裏蘭卡、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加強了中國人民同各國人民間的友誼。除參加國務活動外，宋慶齡還繼續致力於婦女兒童福利事業。她關注婦女工作，出席曆次婦女大會，並被選為名譽主席，她還出任中國人民救濟總會生席，致力於救濟福利事業。她創辦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發展兒童文化教育事業。千千萬萬的少年兒童，在宋慶齡的關懷下，茁壯成長。
宋慶齡是一個愛好和平並為之不懈奮鬥的勇敢戰士。新中國成立後，她代表國家參加一係列國際活動，為反對侵略戰爭，保衛世界和平，發揚進步文化，爭取社會進步和人類幸福，增進各國人民的了解和友好往來，進行了艱苦卓絕而富有成效的鬥爭，受到中外各方麵人士的廣泛崇敬，被國際上公認為20世紀最偉大的女性之一。
1950年，美國發動朝鮮戰爭，宋慶齡等帶頭掀起保衛世界和平簽名運動。1951年4月，她榮獲“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金獎。1952年3月她發起召開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並擔任聯絡委員會主席。同年12月，宋慶齡率中國代表團到達維也納參加世界人民和平會議。1952年，她牽頭創辦了《中國建設》這個刊物，致力於報道中國勞動人民、知識分子包括文藝工作者的成就。即“把中國社會主義進步的事實告訴全世界的朋友”，以增進世界各國人民與中國人民的友誼。
（1950年，宋慶齡獲“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
宋慶齡雖為國家領導人，但她從不以權謀私，從不鋪張浪費。解放後，黨和政府給她提供了各種優裕的生活條件，但她努力保持過去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當時，由於工作需要，宋慶齡在上海、北京兩地各有一住宅。上海的住房仍在淮海中路，北京寓所起初在方巾巷，但交通不便，環境也不大安靜，政府計劃給她另建一宅，但她體諒國家困難，一直到1960年，她才遷入北京西河沿新居，但房子潮濕，引起關節疼痛。雖然當時正處於三年困難時期，中央還是決定破例給她建一新宅，但被她回信謝絕了。
1963年4月，她搬入修整一新的後海北沿原清朝攝政王府，一直到逝世。她日常生活很儉樸，飲食簡單，衣著方麵也注意節儉，在家時穿普通衣服，隻有在參加外事活動時，才講究服飾。最可貴的是，宋慶齡並不就事論事地對待克勤克儉問題，而是把它看做政治上永葆革命青春的重要保證。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