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大姐宋藹齡嫁與孔祥熙
（宋藹齡與孔祥熙。）
孔祥熙人稱山西首富，娶了個善斂財的夫人宋藹齡，成了中國首富。
在國民黨內孔祥熙以斂財著名，是四大家庭中攜資外逃中數額最多者，到國外後，依仗國內所斂之財，過著悠閑的寓公生活。這與他的妻子、宋美齡的大齡宋藹齡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孔祥熙（1880—1967年），字庸之，1880年9月11日出生，祖籍山西省太穀縣程家莊。孔家祖父起就開設錢莊票號，從事銀行商業事務，人稱山西首富。據蔣介石撰寫的《孔庸之先生事略》說：太穀孔氏，本為山西望族富戶，從庸之祖父孔慶麟起經營商業，人稱山西首富。然而，有的書籍卻認為，孔祥熙並非出身於什麽名門望族或富家大戶，而是誕生在一個敗落、潦倒的窮書生家裏，他父親孔繁慈是個窮秀才，常要靠典當過日子。後因受美國大組會傳教士影響，戒掉了煙癮，入了教並為教會當差。孔祥熙幼年喪母，曾經飽嚐過饑寒交迫的滋味。
孔祥熙大約10歲時，進入了當地一座教會學校，後轉入通州協和書院肄業。1901年作為李鴻章的隨員去美國談判庚子賠款，非凡的才華和精明幹練的作風，獲得李鴻章的賞識。孔祥熙風光時，經常出入上層社會。1902年，由清廷派到美國官費留學。1906年畢業於歐柏林大學後，繼而進入耶魯大學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1907年4月，在美國人的支持下，孔祥熙在山西省太穀縣辦起一所“銘賢”的意思是紀念庚子年“為道殉難”的美國傳教士。這所學校使孔祥熙與許多美國人建立了密切聯係，並使他贏得了重視教育，培養人才的美名，為他的發跡作了準備。後來，孔祥熙到南京政府做官，手下人大部分是“銘賢”學校的學生，在國民黨政府中形成了一支“銘賢”派勢力。同時，孔祥熙擔任太原基督教青年會會長。
孔祥熙任“銘賢”學校校長時，密切注視著政局的變化。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孔祥熙任太穀縣民政長。旋即在太穀成立了一支學生軍，並自任司令。繼而又組織了一千多人的“營務處”，自任“總辦”，指揮城防。後被閻錫山吞並，改任都督府參事（閻錫山是山西都督）。1913年孫中山二次革命失敗後，山西政局動亂不穩。孔因前妻病逝，心情沮喪，於是東渡日本留學，並任東京全國基督教青年會留日中華青年會總幹事。這時，孫中山因二次革命失敗，帶著英文秘書宋藹齡和她的父母也到達日本。孔祥熙早在留美期間就已結識了孫中山。這時，他參與了一些革命活動，並通過孫中山認識了未來的妻子宋藹齡及其全家。宋藹齡，便是宋氏三姐妹中，人稱一個愛錢，個愛國，一個愛中的那個愛錢如命的老大。這兩個在金錢問題上同樣“絕不裝腔作勢，而全然是像觸電一樣敏感的人”，很快彼此傾心，結成終身伴侶。這一婚姻，為孔祥熙日後的飛黃騰達鋪平全道路。孔祥熙後來在蔣介石政府中官運亨通、權勢顯赫，很大程度是由於他與蔣介石的姻親關係。所以有人稱孔祥熙是“因妻得官，因官發財”。
（神清氣嫻宋藹齡。）
關於孔祥熙與宋藹齡的婚姻結合，基礎是金錢利益的共識，1906年孔祥熙和宋藹齡在紐約的一次聚會上見過麵。當時宋藹齡是從梅肯來到北方，孔祥熙是耶魯大學的研究生。在日本相遇後的一個家宴上，宋家喜悅地聽孔祥熙謙恭地講述了自己的身世。孔祥熙不知不覺地被宋藹齡迷上了。
孔祥熙正是宋藹齡希望得到的人。他矮胖結實，帶著年輕人的稚氣，舉止謙恭，極不引人注目。在一群亡命日本的脫離現實的政治流亡者中，孔祥熙是一個講求實際的人。別人沉浸在令人陶醉的烏托邦之中，他卻認識到貨幣的重要。對宋藹齡來說，理想主義是糕餅上的糖霜，糕餅隻有靠動力才能烘烤，而動力隻有靠錢才能買到。她長期看到錢的作用，因而對這個道理了解很深。是錢才產生了卡爾的動力，是錢才使宋查理從一個巡回傳教士變為上海商界的一支有生氣的力量。
在當夜的晚餐桌上就坐有的宋母，天真的慶齡和兩個十幾歲的男孩子子安和子良。孔祥熙和宋藹齡坐在宋查理的左右兩邊，兩人都毫不拘束，一談到錢都極為興奮。這天晚上，宋查理拿來兩枚硬幣，放在一起輕輕敲打幾下，聲音清脆甜潤、是一種大吉大利的聲音。
孔祥熙和宋藹齡在春天結婚了。
在這之前，孔祥熙與太原教會學校收留的一位長得很甜的孤女於1910年結婚。他們在一起生活得很幸福。但她弱不禁風，肺病纏身。1913年8月，袁世凱在北京獨攬大權的時候，孔祥熙的年輕妻子死於肺病，他沮喪萬分，加入了東渡扶桑的“自由主義者”的潮流。從而結識了宋家。
孔宋結婚的那天上午，橫濱下著大雨，粉戲色的櫻花被雨水衝到街道上，流進陰溝裏，在東京灣的海麵上匯成一座座花的島嶼，空氣散發著潮濕的泥土氣息。在結婚儀式舉行之前，天空突然放晴，呈現出一派風和日麗的四月春光景象。就像櫻花樹一樣，宋藹齡穿一身粉紅色的衣服，淡色的緞子上衣配一條繡著梅花的裙子，烏亮的頭發上插著一枝紅梅。
婚禮是在山捕上的一座小教堂裏舉行的，宋查理一家人，孔祥熙的堂兄弟和少數朋友出席。禮畢，宋藹齡換上一件繡著金色小鳥的蘋果綠緞子衣服，新娘新郎乘坐一輛馬車前往鐮倉勝地。看著一簇簇粉紅色的櫻花和雨後乍晴的天空撒下的陽光，孔祥熙情不自禁地說道：“這是大吉大利的兆頭。”
孔宋1914年在日本結婚時，他們都是逃脫袁世凱之手的政治難民。結婚後，他們回到中國。宋藹齡到西摩路一三九號同她的父母住在一起，直到孔祥熙為她安全去山西做好準備。她們最後乘火車去孔祥熙的家鄉太穀，宋藹齡不得不在鐵路的終點榆次下車，改乘轎子，孔祥熙騎著一匹蒙古馬與她同行。
（宋藹齡、孔祥熙與長女孔令偉（左）。）
宋藹齡可能因為路途上的種種不便而惱火，但是到了新家後，肯定沒有失望之感。這個家雖然難看，但是很大。房屋像一座宮殿，坐落在豪華的庭院中間。家裏雇傭了五百個人。
孔祥熙出錢資助當地的“銘賢”學校，後來他把這所學校同他的母校歐柏林學院聯係起來，建立了一係列中國歐柏林學校。孔祥熙作了很大努力，顯示他積極參與學校的教育工作。親任“銘賢”學校校長，並兼課，宋藹齡也在該校教英文。
孔祥熙回到山西後，利用他與美國教會的關係，同美國駐華使館務參讚處建立了往來，創立了祥記公司，專門包銷美孚石油公司的貨物。同時，趁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機，以極低的價格從山西購買鐵砂，運往天津，轉賣給美國，從中發了大財。之後，他便到上海和陳光甫等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上海·天津一帶經營地產投機生意，並充實了祖遺的廣茂所，晉豐原等商號，在全國很多地方建立起他的商業組織。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孔祥熙被北洋軍閥政府任命為中俄交涉公署坐辦、中俄交涉公署駐奉代表、魯案善後公署實業處處長等職，在接收青島時，他又以實業處處長身份，兼任了青島電訊局局長，這是他投身政界的開始。從此，他便亦官亦商，奠定了官僚資本的基礎。
孔祥熙於1925年初從國外歸來，時值孫中山臥病北京，因親戚關係參加照料，以此成為“顧命大臣”。孔祥熙算不得一位有才幹的政治家，但卻初登壇即官運亨通。1926年他被任命為廣東財政廳長兼理後方財政部務。以後便更是扶搖直上。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依靠帝國主義和江浙財閥的支持，建立起南京政權。南京政府初建，統治尚不穩固。在寧漢對立中，曾任廣東財政廳廳長、武漢實業部部長的孔祥熙及時投向南京政府，為蔣介石效力。孔祥熙不聰明，但是能耍花招。正是由於這一點，人們常常請他當調解人，選他進董事會或者談判委員會。他長年擔任北洋軍閥的中間人，那些軍閥同他很熟，並且因為結識了他而興旺發達。在北伐期間，蔣介石讓孔祥熙同信奉基督教的馮玉祥和山西軍閥閻錫山談判，促成了蔣馮合作，為南京政府的鞏固立了一功。
在蔣介石同武漢左派分裂期間，孔祥熙以達成“一項財政解決辦法”，使叛逆的馮玉祥投入蔣介石的營壘。孔祥熙同閻錫山的談判也取得了類似的成果，閻錫山的地盤使他處於北京能夠打擊得到的地方。這種奸詐之手段破壞了軍閥之間的聯盟。使蔣介石得以控製北方的都城。由於孔祥滿幫了這些忙，蔣介石對孔家非常感激。但是孔祥熙不是那種能迫使蔣報答、而在得不到報答時就向他施加壓力的人。可以相信孔祥熙會按照會按照告訴他的意思去辦事，而且辦得很有手腕。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這顯然沒有什麽危險。不過，人們普遍感到，孔祥熙在財界的巨大影響可能是危險的。
（宋藹和蔣介石。）
蔣介石與宋美齡的結合，是孔祥熙關婦最早提出的，但卻遭到宋子文的反對。於是，他們與宋美齡商量，請向對宋子文有重要影響的譚延闓勸說，最後使“宋子文屈服，終於形成了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中（正）、美（齡）合作”，蔣、宋、孔三家結下了利害與共的不解之緣。從此，他依附美國，支持蔣介石，控製財權，與蔣介石、宋子文和陳果夫合稱“四大家族”，成為中國官僚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
1930年，閻錫山、馮玉祥、桂係、西山會議派和汪精衛等聯合反蔣，中原大戰爆發。開戰初期，雙方勢均力敵，互有勝負。但在蔣介石的分化收買政策下，反蔣派很快瓦解。這其中，孔祥熙利用其北方籍貫四處聯絡，遊說其間，對反蔣派進行分化工作。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加緊侵略中國，蔣介石卻采取“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對日妥協，加緊“圍剿”紅軍。為幫助蔣介石擴充軍事實力，孔祥熙受命以“中華民國考察歐美實業專使”名義出國遊說，為蔣介石接洽借教，購備械彈。蔣介石對孔祥熙這次歐美之行非常滿意，當時曾有設立航空部並由孔主持的似設，後因軍方和宋子文的反對，孔祥熙才知難而退。
蔣介石對工農紅軍的“圍剿”規模愈來愈大，麵當時財政部長宋子文總試圖壓縮蔣介石的軍事預算，這釀成了蔣介石要更換財政部長的意念。1933年4月，宋子文出訪歐美，孔祥熙由歐美回國，蔣介石立即任命孔祥熙為中央銀行總裁，以代替宋子文。四個月後，宋子文從美國歸來，發現蔣介石的開支超出預算六千多萬元，而孔祥熙則幫助蔣介石這樣做，這使宋子文大為惱火，與蔣介石的衝突發展到當麵對罵的程度。結果，宋子文辭職，孔祥熙接任了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的職務。
孔祥熙和宋子文雖然都是蔣介石的姻親和“理財大臣”，但他們的性格作風卻各具特色，宋子文精明幹練，一派歐美資產階級作風，辦事講究手續，蔣介石向財政部要錢，他總要問一間作什麽用。而孔祥熙卻不像宋子文那樣直言不諱和鋒芒畢露。他主持的財政部對蔣介石從不講求什麽手續，要錢就給，不問用途，不打折娜宋子文則敢於對蔣介石直言相撞，而孔祥熙對蔣則一貫言聽計從，逢迎謅媚。
然而，孔祥熙雖非像有人說的那樣“精明得厲害”。但許多事說明他是頗有政治心計的。他待人接物，因人而異，各投所好，表麵上是寬宏大度的好好先生，實際上卻是有意對同僚部下進行拉攏利用，曲意周旋。於右任的兒子留學回來，請其“栽培”，孔祥熙立即任他為中央信托局專員。司法院副院長王法勤臥病在床，孔祥熙主動派人送去千見現款。陳布雷體弱多病，他便幫著從香港搞藥品。他還利用公家的錢來拉攏部屬。每到年底必暗中送禮。所以國民黨政府中許多人稱他“厚道”，講交情。孔祥熙在社交的範圍上也很有考慮的，他很少與軍人接觸，他女兒孔令俊曾說：“院長不結交軍人，怕的是委員長吃醋。”抗戰初期，孔祥熙被任命為行政院長，他的幕僚勸他聯合國民黨元老和CC係，培植新的政治勢力，孔祥熙卻說：“我們今天完全由蔣老生的支持而上來，蔣哪天不相信我，我哪天就滾蛋，聯合這班人有啥道理。”可見，孔祥熙對蔣介石言聽計從完全出於靠蔣介石來鞏固地位的政治策略。
1933年11月、孔祥熙剛剛接任財政部長。第一件“公務”就是號召全國“慷慨解囊”資助反共戰爭。他曾明確宣布：“剿共”的成功，比財政預算的平衡更為重要。於是，他的第一個“成就”就是摧毀了宋子文曆時5年，苦心製訂的財政限製措施、盡力地幫助蔣介石籌措軍費，購買軍火，進行“剿共”內戰。使蔣介石麾下的戰將們，可以在日本步步加緊侵略的民族危機中、在“剿共”的戰場上“建功立業”，使蔣介石能夠在華北落人日本掌握之中的時候，慶祝“圍剿”紅軍的勝利。
發行公債，是孔祥熙為蔣家王朝籌措經費聚斂財富的重要手段之一。從1933年到1935年底，南京政府財政部在孔祥熙的主持下，共發行公債578000萬元，1936年發行了208200萬元。巨額公債的發行，使金融資本家與南京政府結下了休戚相關的姻緣。因為在高利率的引誘及政治壓力下，大部分公債均被各大銀行認購，他們要不想因政權更迭而使手中的巨額債券變為廢紙，就得支持蔣介石政權的存在。而且，大量公債被當做官股加入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及通商四明、國貨、中國實業等行，使這些銀行，逐漸為國民黨政府所控製，成為四大家庭官僚資本的附庸。而蔣、宋、孔、陳四大家庭則憑借政治特權，在發行公債和進行債券投機中大發橫財。孔祥熙的“公債政策”，真可謂“一箭三雕”。然而，大量公債的發行卻給中國的工商業和農村經濟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孔二小姐陪同姨媽宋美齡在美國訪問。）
孔祥熙入主南京財政部的另一重大舉動是主持國民黨政府的“幣製改革”。當時中國的貨幣製度極其繁雜、混亂。1927年以前，僅核準可以發行貨幣的，就有華資幾十家，外資十幾家銀行各種貨幣同時流通市場，嚴重影響了經濟的發展和統一市場的形成，對政治上也有很大的離心作用。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和美國由此采取的“白銀政策”給了南京政府的幣製以很大壓力。美國實行提高銀價、購進白銀的政策後，上海的金融家們即大量出口白銀獲利，造成白銀大量外流，債券銷售一蹶不振。同時由於白銀外流造成國內銀根奇緊，銀行貸款利率驟增。南京政府曾於1943年9月10日先後下令取締外匯投機征收白銀出口率和平衡稅，仍未能阻止白銀的繼續外流。孔祥熙在英國政府首席經濟顧問李滋羅斯爵士的指導下，主持的南京政府的“幣製政策”，對中國金融現代化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也使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搜刮到了價值在3億元以上的巨額白銀。同時，由於南京政府控製了全國統一的發鈔權，這就為它通過濫發紙幣來掠奪民間財富大開方便之門。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孔祥熙在上海得到消息後，立即驅車趕回南京，與蘇聯駐華大使館秘書鄂山蔭會麵，開門見山說“蔣如被殺，勢必迫使中國投靠日本，以中國人力特力供給日本軍閥做侵略資本，對亞洲對蘇聯都是嚴重威脅，希望蘇聯能設法保全蔣的生命，其他問題事後從長計議”。當時，何應欽置蔣介石死活於不顧，自任“討逆軍”總司令，聯合各方準備對西安用兵，並令空軍轟炸西安。孔祥熙則力持慎重，主張在保全蔣介石生命安全的條件下，考慮其他問題。孔祥熙還與地方實力派聯絡，積極促進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從抗日戰爭爆發，一直到1944年底，蔣介石一直讓他的這位聯襟兼任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等要職，這使孔祥熙掌握著行政、財政、金融大權，取得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在南京政府中的地位和影響達到了他一生的頂點。這期間，“孔財神”的主要“政績”就是以抗戰為名，用各種巧取豪奪的方式，為四大家庭聚斂財富。
七七事變爆發以後，正在歐美商購軍火的孔祥熙立即回國，旋即在武漢恢複了“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行聯合辦事總處”。由他自任“總務”理事會主席，“四聯總務”最初的職能是聯絡各行業務。從1939年9月國民黨頒布“戰時健全中央金融機構辦法”後，它成了四大家庭壟斷全國金融業的核心機構。孔祥熙還在西南、東南各省增設了六十多個分行，在西北各省增設了一百五十個分行。這樣就大大加強了“四聯總務”對全國地方銀行和私人銀行的控製和監督，進一步鞏固了四大家庭官僚資本在全國金融業中的、壟斷地位。
抗戰期間，孔祥熙為蔣介石政府斂財的手段之一是發行公債和增加捐稅。1938年到1944年，由他主持的國民黨財政部共發行內債18種，總計法幣1519200萬元。同時，在孔祥熙主持下，國民黨政府還大量舉借外債。1937年以後，共向英國借款十二次，向美國借款九次，致使國家利權大量外溢。孔祥熙等經辦的公債，多數是以總預約權形式交給“四行”辦理，由“四行”將現金先墊給國民黨政府，再由銀行發行公債。但“四行”墊付的現款，隻是不斷增發的鈔票，這樣，四大家庭控製的“四行”不但得到了大債麵額與政府實領之間的巨大差額。同時，可以通過公債投機獲取巨大利益。然而，國民黨政府發行的公債無論還本付息，都隻能靠搜刮人民，所以，孔祥熙不顧本已十分苛虐的捐稅，繼續擴大征稅範圍，形成了幾乎無物不稅的狀況。
實行外匯管製和買賣黃金，也是孔祥熙暴發橫財的一種手段。國民黨政府從1938年3月開始行外匯管製。隨著法幣的日益貶值，外匯和黃金的官價與黑市價格差額越來越大，四大家族利用特權，以官價買進大量外匯和黃金，再以黑市價格拋售出去，轉手牟取暴利。實行專賣製度，是孔祥熙的又一條“發財之道”。1941年4月，國民黨政府成立專賣事業管理局。在孔祥熙等二十人的提議下，先後對食鹽、糖、卷煙、火柴、茶葉、酒等六類物品實行專賣。這一製度使國民黨政府收人猛增，1942年增收額為47800萬元，1944年竟達18億元，此外，孔祥熙還主持實行統購統銷政策。1937年9月，國民黨政府成立貿易委員會，下設複興、富華和中國茶葉公司，對國統區的絲、茶、桐油、豬鬃等主要出口物實行統購統銷。資源委員會則統購統銷出口的礦產品。1942年2月，成立物資局，對棉紗實行低價強購，轉手高價出售，從中獲取重利。在實行專賣製度中，孔祥熙兼任複興公司和富華公司的董事長，以自己的親信把持這兩個公司的業務，壟斷了絲、茶、桐油等出口貿易。
在四大家庭的眾多“財源”中，孔祥熙最欣賞的要算是濫發紙幣了。他曾對人說：“發行公債真是麻煩，付息、抽簽還本，又弄不到幾個錢，不如印發鈔票，簡單得多。”抗日戰爭以前，國民黨政府共發行法幣144490萬元。抗日戰爭開始以後，不斷增加發行量，據國民黨政府財政部公布：“抗戰八年內政府發行紙幣103190億元，為抗戰前的7300倍。從而造成幣值慘跌，物價暴漲的惡性通貨膨脹。1937年時，100元法幣可買兩頭牛，1943年能買一隻雞。到1947年就隻能買1/3盒火柴了。孔祥熙借助政治權力，通過各種手段奪走了人民大量的財富。據蔣介石所寫的《孔庸之先生事略》披露：當1944年孔祥熙辭職下台時，國民黨政府國庫中僅外匯和金銀等各種硬幣兩項，就價值10億美元以上。孔祥熙的女兒孔令俊曾說：“打了八年仗，爸爸為他（指蔣介石）積下十來億美金，不能說沒有功勞。”稱他是蔣家王朝的“聚斂之臣”，是當之無愧的。
在美國，孔祥熙貌似當寓公，實則替蔣介石作著暗中牽線的角色。
1947年7月間，孔祥熙處理完在國內的股份和房地產後，向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遞交一份外交護照，並附親筆信一封，要求延長該護照的使用時間。
這張護照是1944年簽發的，當年出國赴美的名義是國府委員兼行政院副院長，任務是考察中國銀行國外業務與洽談美對華救濟事項（孔同時是中國銀行的董事長）。而現在，孔既非行政院副院長，又不是國府委員。外交部官員十分為難。不同意，在礙於孔祥熙的顏麵，盡管他已經下台，然潛力亦殊不可侮；同意，則與規定不相符。考慮再三，決定以孔氏為中國銀行董事長的名義另辦一張“官員護照”（較外交護照低一級），可承辦人指出，中國銀行僅能算國營事業，董事長不能算作正式的政府官吏。
（任財政部長的孔祥熙訪問德國。）
正欲再想辦法，宋美齡親自打了一個電話催辦。外交部官員因奉此意，靈機一動，給孔祥熙一個外交部顧問的名義，乃填發外交護照。
經過上述的曲折，雖有點委曲這位前首魁，但外交護照總算到手。
從孔祥熙變為外交顧問出國，不禁使人想到三年前這位財神在巴西“養病”時，孔大少爺及孔二小姐趕往“侍奉”的事。孔大少爺出國普通護照當然不行，官員護照也不樂意，就弄一個外交部的名義領得外交護照。而孔二小姐呢，如果跟著她的父親走，自然可用眷屬名義領得護照，但二小姐不肯托庇翁宇下，她外交護照上的身份是蔣夫人的外甥女。這次孔祥熙又要出國了，外交部的官員開玩笑說，假使他的大公子與二小姐也出的話，不知道護照又該怎麽填。
1948年以後，孔祥熙作為中國銀行紐約分行的主要董事，和宋藹齡一直在裏弗達爾過著流亡生活。孔祥熙每周有兩、三天開車去華爾街，餘下的時間在家裏工作。專欄作家德魯，皮爾遜，是在孔家成為流亡者之後，仍然保持對他們感興趣的少數幾個新聞工作者之一。他稱中國銀行為“院外援華集團的神經中樞”。皮爾遜提醒他的讀者們，通過“院外援華集團”的各辦事機構，中華民國政府將數千萬美元過戶，以支付閃電戰式的宣傳的費用。他寫道：
孔祥熙博士對美國政治熟諳的程度不亞於對中國財政的精通。在路易斯、約翰遜參加杜魯門內閣好早以前，孔就選擇約翰遜為他的私人律師。
後來，約翰遜當了國防部長，成為主張美國支持台灣最堅決的倡導者之一。這與他和孔的關係，也可能有關，也可能無關……一孔祥熙博士曾多次拜訪新罕布什爾州參議員斯泰爾斯·布裏奇茲，而這位參議員也一直積極敦促給台灣和蔣介石流亡分於以援助。
1948年，布裏奇茲競選連任時，他的表上登記了紐約的阿爾弗雷德·科爾伯格的2000美元的競選捐款。科爾伯格，是“院外援華集團”的前台人物，也是孔祥熙博士的朋友。
意味深長的是，布裏奇茲參議員不僅投票支持“院外援華集團”的政策，並就此發表演說，而且還為孔一宋王朝幫了一次大忙。
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這樣寫：
孔令傑已經成為這個家庭中最忙碌的一員，1950年尼克鬆競選參議員期間，孔老頭子派小兒子去洛杉磯，給這位參議員送去捐款和鼓勵。他還勸說加利福尼亞州眾多華人選民幫助選舉尼克鬆。孔令傑的援助之手鞏固了孔家與尼克鬆夫婦之間的交情。此後多年裏，尼克鬆夫婦時常造訪裏弟達爾孔府。
種種跡象說明，孔祥熙之居留美國，確實負有外交上的特殊使命，似乎顧維鈞是名義上的大使，而幕後活動則多半在於他。這正如他致報社函中雲：“熙雖老退，然尚負有政府名義，在美亦為政府有所聯係”。在留美的前幾年，孔祥熙一直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寄托在老同學杜威身上，但杜威的命運不佳，被民主黨的杜魯門輕易地擊敗，孔祥熙的注下錯了。此後他聯絡共和國的議中，利用杜威的關係，想在華盛頓的國會大廈中發揮一點作用。
然而，馬歇爾集團以個人恩怨摒棄了國民黨，先是艾奇遜發表了對中國的白皮書，華盛頓坐看中國大陸解放，司徒雷登也無能為力。接著，“中國遊說者案”被民主黨議員提出。老孔隻能在紐約閉門不出了，長時期的緘默。直到1952年美國大選，在華爾道夫酒店有會客室的孔祥熙，才又活動起來，艾森豪威爾中選總統，他這一寶是押中了，因為杜威也在幕後支持艾。1957年11月18日，香港《新晚報》刊登一篇題為《孔祥熙在美國幹些什麽？》的文章，作者不但證實了孔居留美國的政治色彩，同時還披露了他一些鮮為人知的趣聞。摘要如下：
前兩天晚上，在朋友某君家裏遇到了一個新從紐約來的美國商人。他解放前在上海做進出口生意，和國民黨政府的一些達官貴人很有交情，對於這些人的情形也相當熟悉。
我和他倆談來談去，忽然扯到了1944年起便在紐約當“寓公”的孔祥熙。
據這個商人說，孔祥熙目前雖然沒有擔任國民黨政府的任何職務，但卻是代表蔣介石和美國參議員諾蘭、眾議員周以德這些人斟盤打交道的主要角色。此外，他和“中國委員會，的主持人魯斯也經常來往。
“當然蔣介石得找他幫忙，”我不禁接嘴說“因為他那麽有錢，可以掏腰包來墊活動費。”
“你這個假定可完全錯了，”這個美國商人哈哈大笑，“H·H·孔在別的事情上可以通融，在錢這一方麵可絕對不肯開玩笑。據我所知，他的活動費還是向台北實報實銷的。最近，他不像去年那麽活躍了，因為蔣介石沒有發付足夠的活動費給他。一分錢，一分貨——這是他一貫的主張。”
接著，他又告訴我，孔祥熙的大部分是在紐約度過，原因是：他的妻子宋藹齡在那裏做股票買賣，已經成為股票市場上的一個第二、三流的大戶。而他本人，為了想多活幾年，遵照醫囑實行節食，大肚子已經不知從前那麽凸出了。
聽了這個商人口中的孔祥熙近況，誰又不會很自然地想起他過去在國民黨官場中所鬧的一些笑話呢？
他是山西太穀人，在美國留學回來後，曾經做過一個時期的青年會工作。由於把蔣介石和宋美齡撮合起來，他在國民黨政府中的地位才開始扶搖直上。他和宋子文雖然都是蔣介石的至親，可是蔣介石喜歡他的程度，遠過於喜歡宋子文。理由很簡單，他追隨蔣介石這麽些年，向來沒有說過一個“不”字。
抗戰初期，他在重慶擔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時，每持行政院會議，他總得說一兩句莫名其妙的話，惹得大家牙都要笑掉了。
記得在某一次行政院會議上，糧食部長徐堪報告了米價上漲的情形，希望行政院能夠采取緊急措施，以便平定米價。孔祥熙坐在那裏攢緊眉頭苦苦思索了半天，與會的部長們誰也沒敢出聲，靜待他的指示。
忽然間，他伸出胖手在會議桌上拍了一下，笑著說：“我可想出了一個辦法——準保行得通！
大家真以為他想到了什麽高明的主意，所有的視線都投射在他的身上。
看到大家的神情，孔祥熙更加得意，搖頭晃腦地接著說：“行政院可以馬上下一道命令，鼓勵大後方的人民改吃麵包。這麽一來，米價自然而然會跌下來。再說，重慶的麵包總是做得不好。有了政府的倡議，將來的麵包烘製技術一定蒸蒸日上，就可以得到外國朋友們的好評。還有，經過我多年的研究，外國人的身體比中國人好，就是因為他們吃麵包，所以為了國民健康，我們也應該用麵包來代替大米……”
讓他這麽一說，所有的部長們麵麵相覷，誰也不知道應該怎樣接岔兒。
也是在那個時期，重慶的各機關工作人員聚賭之風甚盛，財政部直屬的關務署尤其厲害，職員們常常在辦公室裏打起麻將來。
這個消息傳到孔祥熙的耳朵裏，他決定以“部長”的身份，前往“訓話”一番。關務署人員事先聽到風聲，大家都捏了一把汗。一在該署的一次紀念周上，孔祥熙果然聲色俱厲，把全體人員大罵了一頓，認為他們在辦公室裏打麻將過於不成體統。
可是等到話快說完的時候，他卻咧開大嘴笑著說：“其實，打麻將可能看得出一個人的性格，輸錢不著急的人，涵養一定好，也可以擔當比較重要的職務。按照我個人的看法，將來選用人才，不防讓大家在一起打打麻將，哈，哈哈……”聽到這時，台下的人們也全都縱聲大笑。現在，他在紐約負責和那些“援華派”的美國佬聯係，不知道是否仍然利用打麻將，來判斷那幫人的能力和品格？
孔祥熙重踩國土的時間是1962年10月23日。這天，台北鬆山機場高官雲集。蔣介石夫婦、陳誠夫婦、張群、於右任、謝冠生、穀正綱、黃伯度、黃季陸、陳嘉尚等都到機場迎候。
上午11時50分，當孔祥熙所乘的西北班機降落時，蔣經國、李駿耀兩人走上飛機，把83歲的孔祥熙扶了下來。當兩位少女為孔祥熙套上兩個花環時，機場上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孔二小姐在台北西裝革履叨煙鬥的照片。）
蔣介石站在機場貴賓室的門口，臉上一直帶著微笑。
孔祥熙從歡迎的人群麵前走過，一再說著“謝謝”，當他來到蔣介石跟前時，蔣向前走了兩步，握住孔的手，向他問好，孔祥熙則表示感謝。接著，孔祥熙發表簡短談話如下：
本人此次返國，得謁見總統及夫人，極為愉快。許多；老友老同事親到機場迎接，因時間關係，未及一一握手致意，甚以為歉。
本人旅居國外多年，此次有機會返國小住，更恭逢總統七秩晉六華誕，得以親向總統視嘏，備感榮幸。尤其能親眼睹台灣各方麵之成就，及軍經建設之成果，克遂宿願，至為欣慰。
多年來許多老友老同事為反攻複國在台灣所作之努力，以及對國家之貢獻，本人由衷表示欽佩。深信不久將來，在總統英明領導之下，我人必能早日反攻複國，解救被“共匪”奴役的同胞。
今日承蒙總統伉儷、副總統伉儷、於右任院長、謝冠生院長、張嶽軍秘書長以及中央銀行俞飛鵬副總裁等親機場迎接，順此致敬謝忱。
從孔祥熙的談話表示，這次來台是給蔣介石做生日。但台北政局耳語紛傳，謂孔氏此次返台，係因當局政躬違和，深欲在其有生之年，大家團敘一些時日，此固“室親國戚”應有之義。否則蔣介石已在台灣做了13個生日，他為什麽一次都不回來呢？
在這13年間，孔祥熙有五次變成新聞人物。
1951年6月間，美國國會為了調查麥克阿瑟事件，召魏德邁到場作證。當時魏德邁說，當國共戰爭發展到最高潮而南京國民政府麵臨經濟崩潰邊緣的時候，他曾提給蔣介石一張名單，主張責令當朝權貴要捐獻資產，以補軍費來源，可是蔣介石一看到孔祥熙名列前茅，就勃然大怒，蔣介石說名單上所列的都是他多年來的忠實幹部，並不如外間所說的那麽有錢。翌日美國報紙把魏德邁發言列為頭條新聞，轟動全球。
在其後三年，孔氏在長堤所設的別墅，逃出了一個中國廚師，向法庭控告孔祥熙虐待，要求自由，並請美國予以政治庇護，此事也成為一個時候的花邊新聞。從此可以發現，孔祥熙在多設有公館，窮奢極欲之致。但他不是用它來供自己享受的，而是他所負“國民外交”工作應有的安排，當時美國國會盛傳有“台灣說客團”之說，與此有其不可分的關係。
同年春，香港出現了一本《孔祥熙傳》，同時盛傳孔祥熙組黨，並準備同陳辭修競選副總統，謠言滿天飛，似乎煞有介事。後來事實證明，那是海隅有人想騙他的錢，故意布下這麽一個圈套，孔祥、熙本人絕無此意。他年高八址，飽經憂思，而台灣現狀又是那樣，試問還有什麽好做呢？
1956年11月25日，香港《星島日報》刊登兩篇文章 一篇為社論，標題《維護綱綱、伸張正義、豪門權貴如要回國做官，須先受審判》；另一篇為副刊文章，標題《孔祥熙欲投機乎》。由於兩篇文章中出現了“白華”、“天堂遺臭”及“室親國戚”等詞，使孔祥熙大為震怒，便讓其子孔令侃向香港高等法院民庭控告《星島日報》毀謗，令其名譽受重大損失，要求賠償不指定數目的損失費。此案開審時，雙方俱延聘著名大律師兩人出庭致詞、原告以毀謗罪起訴，被告律師以原告人不親自出庭及不在本港居住為詞。此社會人士且多以誰方會勝訴為打賭的。由於雙方所聘大小律師都為知名之土，故一般人估計，雙方訟費可能超過七八萬元，如此巨大的開銷，使該案成為香港多年來最聳人聽聞的一大訟案。1959年2月14日上午，香港開庭審訊後宣判，原告孔祥熙得勝，被告人須付賠償費一萬元開堂費。
到了1960年10月年，孔祥熙在美國的活動揭底了。那時表國進行大選，台灣當局為了個人的政治利益，支持尼克鬆和肯尼迪競選總統。肯尼迪的一個親信華爾脫·品克斯特為此發表了一項長篇報道，說尼克鬆的競選費用，都是孔祥熙的一位公子交給周以衡和諾蘭的。此事未見台灣當局聲明否認，大抵信而有微也。
孔祥熙晚年，並沒有忽視他的慈善家形象。一次，他到歐柏林參加歐柏林——山西紀念協會成立五周年的紀念活動，並在學院裏設立了獎學金。一位記者問關於他在美國有“5億多美元”的巨額財產傳說。他聽後，眼圈都紅了，這位老當鋪掌櫃搖了搖頭，麵帶困惑的神情。他說，國民政府垮台之後，他損失了全部投資，現在靠微薄的存款過日子。這位年輕的記者，信以為真，同情地點點頭，並作了記錄。
1966年，孔祥熙86歲高齡時終於從中國銀行董事長的崗位退下來，與宋藹齡一起搬進一所新居，宅址：長島蝗穀非克斯巷，他的健康迅速惡化，有嚴重的心髒病。1967年8月，他被緊急送進紐約的一家醫院，3月15日，他死在醫院，時年87歲。《紐約時報》本想把他作為一個政治家加以評述，但卻蹩腳地寫了這麽一段話：
孔先生是——位有爭議的人物。他的一位前下屬說：“他是位很難共事的人。他喜歡空論和閑談，不下達明確指示；至於他的能力，他和所有那些山西銀行家一樣，是一位精打細算的人，但他不是具有政治家風度的理財家！”
孔祥熙的葬禮在5號大街的馬爾布學院教堂裏舉行。宋美齡攜帶一支5人錦衣衛隊同蔣介石的小兒子蔣緯國從台灣飛來參加葬禮。參加葬禮的有“院外援華集團”的中堅人物，如尼克鬆、紅衣主教斯佩爾曼、參議員埃弗雷特·戴克森、詹姆斯·法利和邁阿密海濱的百萬富翁威廉·波利。邁阿密轉口公司老板——CAMCO的老板就是這個波和。他是飛虎隊的成員，現為駐巴的大使。巴西是宋氏家族最喜歡的投資國家之一。
宋子文沒有參加孔祥熙的葬禮。在晚年歲月裏，他們之間沒有什麽感情可言。
9月3日，台北舉行了孔祥熙追悼會，蔣介石親撰《孔庸之先生事略》，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穀風翔代為宣讀。
孔祥熙人稱山西首富，娶了個善斂財的夫人宋藹齡，成了中國首富。
在國民黨內孔祥熙以斂財著名，是四大家庭中攜資外逃中數額最多者，到國外後，依仗國內所斂之財，過著悠閑的寓公生活。這與他的妻子、宋美齡的大齡宋藹齡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孔祥熙（1880—1967年），字庸之，1880年9月11日出生，祖籍山西省太穀縣程家莊。孔家祖父起就開設錢莊票號，從事銀行商業事務，人稱山西首富。據蔣介石撰寫的《孔庸之先生事略》說：太穀孔氏，本為山西望族富戶，從庸之祖父孔慶麟起經營商業，人稱山西首富。然而，有的書籍卻認為，孔祥熙並非出身於什麽名門望族或富家大戶，而是誕生在一個敗落、潦倒的窮書生家裏，他父親孔繁慈是個窮秀才，常要靠典當過日子。後因受美國大組會傳教士影響，戒掉了煙癮，入了教並為教會當差。孔祥熙幼年喪母，曾經飽嚐過饑寒交迫的滋味。
孔祥熙大約10歲時，進入了當地一座教會學校，後轉入通州協和書院肄業。1901年作為李鴻章的隨員去美國談判庚子賠款，非凡的才華和精明幹練的作風，獲得李鴻章的賞識。孔祥熙風光時，經常出入上層社會。1902年，由清廷派到美國官費留學。1906年畢業於歐柏林大學後，繼而進入耶魯大學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1907年4月，在美國人的支持下，孔祥熙在山西省太穀縣辦起一所“銘賢”的意思是紀念庚子年“為道殉難”的美國傳教士。這所學校使孔祥熙與許多美國人建立了密切聯係，並使他贏得了重視教育，培養人才的美名，為他的發跡作了準備。後來，孔祥熙到南京政府做官，手下人大部分是“銘賢”學校的學生，在國民黨政府中形成了一支“銘賢”派勢力。同時，孔祥熙擔任太原基督教青年會會長。
孔祥熙任“銘賢”學校校長時，密切注視著政局的變化。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孔祥熙任太穀縣民政長。旋即在太穀成立了一支學生軍，並自任司令。繼而又組織了一千多人的“營務處”，自任“總辦”，指揮城防。後被閻錫山吞並，改任都督府參事（閻錫山是山西都督）。1913年孫中山二次革命失敗後，山西政局動亂不穩。孔因前妻病逝，心情沮喪，於是東渡日本留學，並任東京全國基督教青年會留日中華青年會總幹事。這時，孫中山因二次革命失敗，帶著英文秘書宋藹齡和她的父母也到達日本。孔祥熙早在留美期間就已結識了孫中山。這時，他參與了一些革命活動，並通過孫中山認識了未來的妻子宋藹齡及其全家。宋藹齡，便是宋氏三姐妹中，人稱一個愛錢，個愛國，一個愛中的那個愛錢如命的老大。這兩個在金錢問題上同樣“絕不裝腔作勢，而全然是像觸電一樣敏感的人”，很快彼此傾心，結成終身伴侶。這一婚姻，為孔祥熙日後的飛黃騰達鋪平全道路。孔祥熙後來在蔣介石政府中官運亨通、權勢顯赫，很大程度是由於他與蔣介石的姻親關係。所以有人稱孔祥熙是“因妻得官，因官發財”。
（神清氣嫻宋藹齡。）
關於孔祥熙與宋藹齡的婚姻結合，基礎是金錢利益的共識，1906年孔祥熙和宋藹齡在紐約的一次聚會上見過麵。當時宋藹齡是從梅肯來到北方，孔祥熙是耶魯大學的研究生。在日本相遇後的一個家宴上，宋家喜悅地聽孔祥熙謙恭地講述了自己的身世。孔祥熙不知不覺地被宋藹齡迷上了。
孔祥熙正是宋藹齡希望得到的人。他矮胖結實，帶著年輕人的稚氣，舉止謙恭，極不引人注目。在一群亡命日本的脫離現實的政治流亡者中，孔祥熙是一個講求實際的人。別人沉浸在令人陶醉的烏托邦之中，他卻認識到貨幣的重要。對宋藹齡來說，理想主義是糕餅上的糖霜，糕餅隻有靠動力才能烘烤，而動力隻有靠錢才能買到。她長期看到錢的作用，因而對這個道理了解很深。是錢才產生了卡爾的動力，是錢才使宋查理從一個巡回傳教士變為上海商界的一支有生氣的力量。
在當夜的晚餐桌上就坐有的宋母，天真的慶齡和兩個十幾歲的男孩子子安和子良。孔祥熙和宋藹齡坐在宋查理的左右兩邊，兩人都毫不拘束，一談到錢都極為興奮。這天晚上，宋查理拿來兩枚硬幣，放在一起輕輕敲打幾下，聲音清脆甜潤、是一種大吉大利的聲音。
孔祥熙和宋藹齡在春天結婚了。
在這之前，孔祥熙與太原教會學校收留的一位長得很甜的孤女於1910年結婚。他們在一起生活得很幸福。但她弱不禁風，肺病纏身。1913年8月，袁世凱在北京獨攬大權的時候，孔祥熙的年輕妻子死於肺病，他沮喪萬分，加入了東渡扶桑的“自由主義者”的潮流。從而結識了宋家。
孔宋結婚的那天上午，橫濱下著大雨，粉戲色的櫻花被雨水衝到街道上，流進陰溝裏，在東京灣的海麵上匯成一座座花的島嶼，空氣散發著潮濕的泥土氣息。在結婚儀式舉行之前，天空突然放晴，呈現出一派風和日麗的四月春光景象。就像櫻花樹一樣，宋藹齡穿一身粉紅色的衣服，淡色的緞子上衣配一條繡著梅花的裙子，烏亮的頭發上插著一枝紅梅。
婚禮是在山捕上的一座小教堂裏舉行的，宋查理一家人，孔祥熙的堂兄弟和少數朋友出席。禮畢，宋藹齡換上一件繡著金色小鳥的蘋果綠緞子衣服，新娘新郎乘坐一輛馬車前往鐮倉勝地。看著一簇簇粉紅色的櫻花和雨後乍晴的天空撒下的陽光，孔祥熙情不自禁地說道：“這是大吉大利的兆頭。”
孔宋1914年在日本結婚時，他們都是逃脫袁世凱之手的政治難民。結婚後，他們回到中國。宋藹齡到西摩路一三九號同她的父母住在一起，直到孔祥熙為她安全去山西做好準備。她們最後乘火車去孔祥熙的家鄉太穀，宋藹齡不得不在鐵路的終點榆次下車，改乘轎子，孔祥熙騎著一匹蒙古馬與她同行。
（宋藹齡、孔祥熙與長女孔令偉（左）。）
宋藹齡可能因為路途上的種種不便而惱火，但是到了新家後，肯定沒有失望之感。這個家雖然難看，但是很大。房屋像一座宮殿，坐落在豪華的庭院中間。家裏雇傭了五百個人。
孔祥熙出錢資助當地的“銘賢”學校，後來他把這所學校同他的母校歐柏林學院聯係起來，建立了一係列中國歐柏林學校。孔祥熙作了很大努力，顯示他積極參與學校的教育工作。親任“銘賢”學校校長，並兼課，宋藹齡也在該校教英文。
孔祥熙回到山西後，利用他與美國教會的關係，同美國駐華使館務參讚處建立了往來，創立了祥記公司，專門包銷美孚石油公司的貨物。同時，趁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機，以極低的價格從山西購買鐵砂，運往天津，轉賣給美國，從中發了大財。之後，他便到上海和陳光甫等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上海·天津一帶經營地產投機生意，並充實了祖遺的廣茂所，晉豐原等商號，在全國很多地方建立起他的商業組織。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孔祥熙被北洋軍閥政府任命為中俄交涉公署坐辦、中俄交涉公署駐奉代表、魯案善後公署實業處處長等職，在接收青島時，他又以實業處處長身份，兼任了青島電訊局局長，這是他投身政界的開始。從此，他便亦官亦商，奠定了官僚資本的基礎。
孔祥熙於1925年初從國外歸來，時值孫中山臥病北京，因親戚關係參加照料，以此成為“顧命大臣”。孔祥熙算不得一位有才幹的政治家，但卻初登壇即官運亨通。1926年他被任命為廣東財政廳長兼理後方財政部務。以後便更是扶搖直上。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依靠帝國主義和江浙財閥的支持，建立起南京政權。南京政府初建，統治尚不穩固。在寧漢對立中，曾任廣東財政廳廳長、武漢實業部部長的孔祥熙及時投向南京政府，為蔣介石效力。孔祥熙不聰明，但是能耍花招。正是由於這一點，人們常常請他當調解人，選他進董事會或者談判委員會。他長年擔任北洋軍閥的中間人，那些軍閥同他很熟，並且因為結識了他而興旺發達。在北伐期間，蔣介石讓孔祥熙同信奉基督教的馮玉祥和山西軍閥閻錫山談判，促成了蔣馮合作，為南京政府的鞏固立了一功。
在蔣介石同武漢左派分裂期間，孔祥熙以達成“一項財政解決辦法”，使叛逆的馮玉祥投入蔣介石的營壘。孔祥熙同閻錫山的談判也取得了類似的成果，閻錫山的地盤使他處於北京能夠打擊得到的地方。這種奸詐之手段破壞了軍閥之間的聯盟。使蔣介石得以控製北方的都城。由於孔祥滿幫了這些忙，蔣介石對孔家非常感激。但是孔祥熙不是那種能迫使蔣報答、而在得不到報答時就向他施加壓力的人。可以相信孔祥熙會按照會按照告訴他的意思去辦事，而且辦得很有手腕。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這顯然沒有什麽危險。不過，人們普遍感到，孔祥熙在財界的巨大影響可能是危險的。
（宋藹和蔣介石。）
蔣介石與宋美齡的結合，是孔祥熙關婦最早提出的，但卻遭到宋子文的反對。於是，他們與宋美齡商量，請向對宋子文有重要影響的譚延闓勸說，最後使“宋子文屈服，終於形成了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中（正）、美（齡）合作”，蔣、宋、孔三家結下了利害與共的不解之緣。從此，他依附美國，支持蔣介石，控製財權，與蔣介石、宋子文和陳果夫合稱“四大家族”，成為中國官僚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
1930年，閻錫山、馮玉祥、桂係、西山會議派和汪精衛等聯合反蔣，中原大戰爆發。開戰初期，雙方勢均力敵，互有勝負。但在蔣介石的分化收買政策下，反蔣派很快瓦解。這其中，孔祥熙利用其北方籍貫四處聯絡，遊說其間，對反蔣派進行分化工作。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加緊侵略中國，蔣介石卻采取“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對日妥協，加緊“圍剿”紅軍。為幫助蔣介石擴充軍事實力，孔祥熙受命以“中華民國考察歐美實業專使”名義出國遊說，為蔣介石接洽借教，購備械彈。蔣介石對孔祥熙這次歐美之行非常滿意，當時曾有設立航空部並由孔主持的似設，後因軍方和宋子文的反對，孔祥熙才知難而退。
蔣介石對工農紅軍的“圍剿”規模愈來愈大，麵當時財政部長宋子文總試圖壓縮蔣介石的軍事預算，這釀成了蔣介石要更換財政部長的意念。1933年4月，宋子文出訪歐美，孔祥熙由歐美回國，蔣介石立即任命孔祥熙為中央銀行總裁，以代替宋子文。四個月後，宋子文從美國歸來，發現蔣介石的開支超出預算六千多萬元，而孔祥熙則幫助蔣介石這樣做，這使宋子文大為惱火，與蔣介石的衝突發展到當麵對罵的程度。結果，宋子文辭職，孔祥熙接任了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的職務。
孔祥熙和宋子文雖然都是蔣介石的姻親和“理財大臣”，但他們的性格作風卻各具特色，宋子文精明幹練，一派歐美資產階級作風，辦事講究手續，蔣介石向財政部要錢，他總要問一間作什麽用。而孔祥熙卻不像宋子文那樣直言不諱和鋒芒畢露。他主持的財政部對蔣介石從不講求什麽手續，要錢就給，不問用途，不打折娜宋子文則敢於對蔣介石直言相撞，而孔祥熙對蔣則一貫言聽計從，逢迎謅媚。
然而，孔祥熙雖非像有人說的那樣“精明得厲害”。但許多事說明他是頗有政治心計的。他待人接物，因人而異，各投所好，表麵上是寬宏大度的好好先生，實際上卻是有意對同僚部下進行拉攏利用，曲意周旋。於右任的兒子留學回來，請其“栽培”，孔祥熙立即任他為中央信托局專員。司法院副院長王法勤臥病在床，孔祥熙主動派人送去千見現款。陳布雷體弱多病，他便幫著從香港搞藥品。他還利用公家的錢來拉攏部屬。每到年底必暗中送禮。所以國民黨政府中許多人稱他“厚道”，講交情。孔祥熙在社交的範圍上也很有考慮的，他很少與軍人接觸，他女兒孔令俊曾說：“院長不結交軍人，怕的是委員長吃醋。”抗戰初期，孔祥熙被任命為行政院長，他的幕僚勸他聯合國民黨元老和CC係，培植新的政治勢力，孔祥熙卻說：“我們今天完全由蔣老生的支持而上來，蔣哪天不相信我，我哪天就滾蛋，聯合這班人有啥道理。”可見，孔祥熙對蔣介石言聽計從完全出於靠蔣介石來鞏固地位的政治策略。
1933年11月、孔祥熙剛剛接任財政部長。第一件“公務”就是號召全國“慷慨解囊”資助反共戰爭。他曾明確宣布：“剿共”的成功，比財政預算的平衡更為重要。於是，他的第一個“成就”就是摧毀了宋子文曆時5年，苦心製訂的財政限製措施、盡力地幫助蔣介石籌措軍費，購買軍火，進行“剿共”內戰。使蔣介石麾下的戰將們，可以在日本步步加緊侵略的民族危機中、在“剿共”的戰場上“建功立業”，使蔣介石能夠在華北落人日本掌握之中的時候，慶祝“圍剿”紅軍的勝利。
發行公債，是孔祥熙為蔣家王朝籌措經費聚斂財富的重要手段之一。從1933年到1935年底，南京政府財政部在孔祥熙的主持下，共發行公債578000萬元，1936年發行了208200萬元。巨額公債的發行，使金融資本家與南京政府結下了休戚相關的姻緣。因為在高利率的引誘及政治壓力下，大部分公債均被各大銀行認購，他們要不想因政權更迭而使手中的巨額債券變為廢紙，就得支持蔣介石政權的存在。而且，大量公債被當做官股加入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及通商四明、國貨、中國實業等行，使這些銀行，逐漸為國民黨政府所控製，成為四大家庭官僚資本的附庸。而蔣、宋、孔、陳四大家庭則憑借政治特權，在發行公債和進行債券投機中大發橫財。孔祥熙的“公債政策”，真可謂“一箭三雕”。然而，大量公債的發行卻給中國的工商業和農村經濟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孔二小姐陪同姨媽宋美齡在美國訪問。）
孔祥熙入主南京財政部的另一重大舉動是主持國民黨政府的“幣製改革”。當時中國的貨幣製度極其繁雜、混亂。1927年以前，僅核準可以發行貨幣的，就有華資幾十家，外資十幾家銀行各種貨幣同時流通市場，嚴重影響了經濟的發展和統一市場的形成，對政治上也有很大的離心作用。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和美國由此采取的“白銀政策”給了南京政府的幣製以很大壓力。美國實行提高銀價、購進白銀的政策後，上海的金融家們即大量出口白銀獲利，造成白銀大量外流，債券銷售一蹶不振。同時由於白銀外流造成國內銀根奇緊，銀行貸款利率驟增。南京政府曾於1943年9月10日先後下令取締外匯投機征收白銀出口率和平衡稅，仍未能阻止白銀的繼續外流。孔祥熙在英國政府首席經濟顧問李滋羅斯爵士的指導下，主持的南京政府的“幣製政策”，對中國金融現代化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也使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搜刮到了價值在3億元以上的巨額白銀。同時，由於南京政府控製了全國統一的發鈔權，這就為它通過濫發紙幣來掠奪民間財富大開方便之門。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孔祥熙在上海得到消息後，立即驅車趕回南京，與蘇聯駐華大使館秘書鄂山蔭會麵，開門見山說“蔣如被殺，勢必迫使中國投靠日本，以中國人力特力供給日本軍閥做侵略資本，對亞洲對蘇聯都是嚴重威脅，希望蘇聯能設法保全蔣的生命，其他問題事後從長計議”。當時，何應欽置蔣介石死活於不顧，自任“討逆軍”總司令，聯合各方準備對西安用兵，並令空軍轟炸西安。孔祥熙則力持慎重，主張在保全蔣介石生命安全的條件下，考慮其他問題。孔祥熙還與地方實力派聯絡，積極促進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從抗日戰爭爆發，一直到1944年底，蔣介石一直讓他的這位聯襟兼任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等要職，這使孔祥熙掌握著行政、財政、金融大權，取得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在南京政府中的地位和影響達到了他一生的頂點。這期間，“孔財神”的主要“政績”就是以抗戰為名，用各種巧取豪奪的方式，為四大家庭聚斂財富。
七七事變爆發以後，正在歐美商購軍火的孔祥熙立即回國，旋即在武漢恢複了“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行聯合辦事總處”。由他自任“總務”理事會主席，“四聯總務”最初的職能是聯絡各行業務。從1939年9月國民黨頒布“戰時健全中央金融機構辦法”後，它成了四大家庭壟斷全國金融業的核心機構。孔祥熙還在西南、東南各省增設了六十多個分行，在西北各省增設了一百五十個分行。這樣就大大加強了“四聯總務”對全國地方銀行和私人銀行的控製和監督，進一步鞏固了四大家庭官僚資本在全國金融業中的、壟斷地位。
抗戰期間，孔祥熙為蔣介石政府斂財的手段之一是發行公債和增加捐稅。1938年到1944年，由他主持的國民黨財政部共發行內債18種，總計法幣1519200萬元。同時，在孔祥熙主持下，國民黨政府還大量舉借外債。1937年以後，共向英國借款十二次，向美國借款九次，致使國家利權大量外溢。孔祥熙等經辦的公債，多數是以總預約權形式交給“四行”辦理，由“四行”將現金先墊給國民黨政府，再由銀行發行公債。但“四行”墊付的現款，隻是不斷增發的鈔票，這樣，四大家庭控製的“四行”不但得到了大債麵額與政府實領之間的巨大差額。同時，可以通過公債投機獲取巨大利益。然而，國民黨政府發行的公債無論還本付息，都隻能靠搜刮人民，所以，孔祥熙不顧本已十分苛虐的捐稅，繼續擴大征稅範圍，形成了幾乎無物不稅的狀況。
實行外匯管製和買賣黃金，也是孔祥熙暴發橫財的一種手段。國民黨政府從1938年3月開始行外匯管製。隨著法幣的日益貶值，外匯和黃金的官價與黑市價格差額越來越大，四大家族利用特權，以官價買進大量外匯和黃金，再以黑市價格拋售出去，轉手牟取暴利。實行專賣製度，是孔祥熙的又一條“發財之道”。1941年4月，國民黨政府成立專賣事業管理局。在孔祥熙等二十人的提議下，先後對食鹽、糖、卷煙、火柴、茶葉、酒等六類物品實行專賣。這一製度使國民黨政府收人猛增，1942年增收額為47800萬元，1944年竟達18億元，此外，孔祥熙還主持實行統購統銷政策。1937年9月，國民黨政府成立貿易委員會，下設複興、富華和中國茶葉公司，對國統區的絲、茶、桐油、豬鬃等主要出口物實行統購統銷。資源委員會則統購統銷出口的礦產品。1942年2月，成立物資局，對棉紗實行低價強購，轉手高價出售，從中獲取重利。在實行專賣製度中，孔祥熙兼任複興公司和富華公司的董事長，以自己的親信把持這兩個公司的業務，壟斷了絲、茶、桐油等出口貿易。
在四大家庭的眾多“財源”中，孔祥熙最欣賞的要算是濫發紙幣了。他曾對人說：“發行公債真是麻煩，付息、抽簽還本，又弄不到幾個錢，不如印發鈔票，簡單得多。”抗日戰爭以前，國民黨政府共發行法幣144490萬元。抗日戰爭開始以後，不斷增加發行量，據國民黨政府財政部公布：“抗戰八年內政府發行紙幣103190億元，為抗戰前的7300倍。從而造成幣值慘跌，物價暴漲的惡性通貨膨脹。1937年時，100元法幣可買兩頭牛，1943年能買一隻雞。到1947年就隻能買1/3盒火柴了。孔祥熙借助政治權力，通過各種手段奪走了人民大量的財富。據蔣介石所寫的《孔庸之先生事略》披露：當1944年孔祥熙辭職下台時，國民黨政府國庫中僅外匯和金銀等各種硬幣兩項，就價值10億美元以上。孔祥熙的女兒孔令俊曾說：“打了八年仗，爸爸為他（指蔣介石）積下十來億美金，不能說沒有功勞。”稱他是蔣家王朝的“聚斂之臣”，是當之無愧的。
在美國，孔祥熙貌似當寓公，實則替蔣介石作著暗中牽線的角色。
1947年7月間，孔祥熙處理完在國內的股份和房地產後，向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遞交一份外交護照，並附親筆信一封，要求延長該護照的使用時間。
這張護照是1944年簽發的，當年出國赴美的名義是國府委員兼行政院副院長，任務是考察中國銀行國外業務與洽談美對華救濟事項（孔同時是中國銀行的董事長）。而現在，孔既非行政院副院長，又不是國府委員。外交部官員十分為難。不同意，在礙於孔祥熙的顏麵，盡管他已經下台，然潛力亦殊不可侮；同意，則與規定不相符。考慮再三，決定以孔氏為中國銀行董事長的名義另辦一張“官員護照”（較外交護照低一級），可承辦人指出，中國銀行僅能算國營事業，董事長不能算作正式的政府官吏。
（任財政部長的孔祥熙訪問德國。）
正欲再想辦法，宋美齡親自打了一個電話催辦。外交部官員因奉此意，靈機一動，給孔祥熙一個外交部顧問的名義，乃填發外交護照。
經過上述的曲折，雖有點委曲這位前首魁，但外交護照總算到手。
從孔祥熙變為外交顧問出國，不禁使人想到三年前這位財神在巴西“養病”時，孔大少爺及孔二小姐趕往“侍奉”的事。孔大少爺出國普通護照當然不行，官員護照也不樂意，就弄一個外交部的名義領得外交護照。而孔二小姐呢，如果跟著她的父親走，自然可用眷屬名義領得護照，但二小姐不肯托庇翁宇下，她外交護照上的身份是蔣夫人的外甥女。這次孔祥熙又要出國了，外交部的官員開玩笑說，假使他的大公子與二小姐也出的話，不知道護照又該怎麽填。
1948年以後，孔祥熙作為中國銀行紐約分行的主要董事，和宋藹齡一直在裏弗達爾過著流亡生活。孔祥熙每周有兩、三天開車去華爾街，餘下的時間在家裏工作。專欄作家德魯，皮爾遜，是在孔家成為流亡者之後，仍然保持對他們感興趣的少數幾個新聞工作者之一。他稱中國銀行為“院外援華集團的神經中樞”。皮爾遜提醒他的讀者們，通過“院外援華集團”的各辦事機構，中華民國政府將數千萬美元過戶，以支付閃電戰式的宣傳的費用。他寫道：
孔祥熙博士對美國政治熟諳的程度不亞於對中國財政的精通。在路易斯、約翰遜參加杜魯門內閣好早以前，孔就選擇約翰遜為他的私人律師。
後來，約翰遜當了國防部長，成為主張美國支持台灣最堅決的倡導者之一。這與他和孔的關係，也可能有關，也可能無關……一孔祥熙博士曾多次拜訪新罕布什爾州參議員斯泰爾斯·布裏奇茲，而這位參議員也一直積極敦促給台灣和蔣介石流亡分於以援助。
1948年，布裏奇茲競選連任時，他的表上登記了紐約的阿爾弗雷德·科爾伯格的2000美元的競選捐款。科爾伯格，是“院外援華集團”的前台人物，也是孔祥熙博士的朋友。
意味深長的是，布裏奇茲參議員不僅投票支持“院外援華集團”的政策，並就此發表演說，而且還為孔一宋王朝幫了一次大忙。
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這樣寫：
孔令傑已經成為這個家庭中最忙碌的一員，1950年尼克鬆競選參議員期間，孔老頭子派小兒子去洛杉磯，給這位參議員送去捐款和鼓勵。他還勸說加利福尼亞州眾多華人選民幫助選舉尼克鬆。孔令傑的援助之手鞏固了孔家與尼克鬆夫婦之間的交情。此後多年裏，尼克鬆夫婦時常造訪裏弟達爾孔府。
種種跡象說明，孔祥熙之居留美國，確實負有外交上的特殊使命，似乎顧維鈞是名義上的大使，而幕後活動則多半在於他。這正如他致報社函中雲：“熙雖老退，然尚負有政府名義，在美亦為政府有所聯係”。在留美的前幾年，孔祥熙一直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寄托在老同學杜威身上，但杜威的命運不佳，被民主黨的杜魯門輕易地擊敗，孔祥熙的注下錯了。此後他聯絡共和國的議中，利用杜威的關係，想在華盛頓的國會大廈中發揮一點作用。
然而，馬歇爾集團以個人恩怨摒棄了國民黨，先是艾奇遜發表了對中國的白皮書，華盛頓坐看中國大陸解放，司徒雷登也無能為力。接著，“中國遊說者案”被民主黨議員提出。老孔隻能在紐約閉門不出了，長時期的緘默。直到1952年美國大選，在華爾道夫酒店有會客室的孔祥熙，才又活動起來，艾森豪威爾中選總統，他這一寶是押中了，因為杜威也在幕後支持艾。1957年11月18日，香港《新晚報》刊登一篇題為《孔祥熙在美國幹些什麽？》的文章，作者不但證實了孔居留美國的政治色彩，同時還披露了他一些鮮為人知的趣聞。摘要如下：
前兩天晚上，在朋友某君家裏遇到了一個新從紐約來的美國商人。他解放前在上海做進出口生意，和國民黨政府的一些達官貴人很有交情，對於這些人的情形也相當熟悉。
我和他倆談來談去，忽然扯到了1944年起便在紐約當“寓公”的孔祥熙。
據這個商人說，孔祥熙目前雖然沒有擔任國民黨政府的任何職務，但卻是代表蔣介石和美國參議員諾蘭、眾議員周以德這些人斟盤打交道的主要角色。此外，他和“中國委員會，的主持人魯斯也經常來往。
“當然蔣介石得找他幫忙，”我不禁接嘴說“因為他那麽有錢，可以掏腰包來墊活動費。”
“你這個假定可完全錯了，”這個美國商人哈哈大笑，“H·H·孔在別的事情上可以通融，在錢這一方麵可絕對不肯開玩笑。據我所知，他的活動費還是向台北實報實銷的。最近，他不像去年那麽活躍了，因為蔣介石沒有發付足夠的活動費給他。一分錢，一分貨——這是他一貫的主張。”
接著，他又告訴我，孔祥熙的大部分是在紐約度過，原因是：他的妻子宋藹齡在那裏做股票買賣，已經成為股票市場上的一個第二、三流的大戶。而他本人，為了想多活幾年，遵照醫囑實行節食，大肚子已經不知從前那麽凸出了。
聽了這個商人口中的孔祥熙近況，誰又不會很自然地想起他過去在國民黨官場中所鬧的一些笑話呢？
他是山西太穀人，在美國留學回來後，曾經做過一個時期的青年會工作。由於把蔣介石和宋美齡撮合起來，他在國民黨政府中的地位才開始扶搖直上。他和宋子文雖然都是蔣介石的至親，可是蔣介石喜歡他的程度，遠過於喜歡宋子文。理由很簡單，他追隨蔣介石這麽些年，向來沒有說過一個“不”字。
抗戰初期，他在重慶擔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時，每持行政院會議，他總得說一兩句莫名其妙的話，惹得大家牙都要笑掉了。
記得在某一次行政院會議上，糧食部長徐堪報告了米價上漲的情形，希望行政院能夠采取緊急措施，以便平定米價。孔祥熙坐在那裏攢緊眉頭苦苦思索了半天，與會的部長們誰也沒敢出聲，靜待他的指示。
忽然間，他伸出胖手在會議桌上拍了一下，笑著說：“我可想出了一個辦法——準保行得通！
大家真以為他想到了什麽高明的主意，所有的視線都投射在他的身上。
看到大家的神情，孔祥熙更加得意，搖頭晃腦地接著說：“行政院可以馬上下一道命令，鼓勵大後方的人民改吃麵包。這麽一來，米價自然而然會跌下來。再說，重慶的麵包總是做得不好。有了政府的倡議，將來的麵包烘製技術一定蒸蒸日上，就可以得到外國朋友們的好評。還有，經過我多年的研究，外國人的身體比中國人好，就是因為他們吃麵包，所以為了國民健康，我們也應該用麵包來代替大米……”
讓他這麽一說，所有的部長們麵麵相覷，誰也不知道應該怎樣接岔兒。
也是在那個時期，重慶的各機關工作人員聚賭之風甚盛，財政部直屬的關務署尤其厲害，職員們常常在辦公室裏打起麻將來。
這個消息傳到孔祥熙的耳朵裏，他決定以“部長”的身份，前往“訓話”一番。關務署人員事先聽到風聲，大家都捏了一把汗。一在該署的一次紀念周上，孔祥熙果然聲色俱厲，把全體人員大罵了一頓，認為他們在辦公室裏打麻將過於不成體統。
可是等到話快說完的時候，他卻咧開大嘴笑著說：“其實，打麻將可能看得出一個人的性格，輸錢不著急的人，涵養一定好，也可以擔當比較重要的職務。按照我個人的看法，將來選用人才，不防讓大家在一起打打麻將，哈，哈哈……”聽到這時，台下的人們也全都縱聲大笑。現在，他在紐約負責和那些“援華派”的美國佬聯係，不知道是否仍然利用打麻將，來判斷那幫人的能力和品格？
孔祥熙重踩國土的時間是1962年10月23日。這天，台北鬆山機場高官雲集。蔣介石夫婦、陳誠夫婦、張群、於右任、謝冠生、穀正綱、黃伯度、黃季陸、陳嘉尚等都到機場迎候。
上午11時50分，當孔祥熙所乘的西北班機降落時，蔣經國、李駿耀兩人走上飛機，把83歲的孔祥熙扶了下來。當兩位少女為孔祥熙套上兩個花環時，機場上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孔二小姐在台北西裝革履叨煙鬥的照片。）
蔣介石站在機場貴賓室的門口，臉上一直帶著微笑。
孔祥熙從歡迎的人群麵前走過，一再說著“謝謝”，當他來到蔣介石跟前時，蔣向前走了兩步，握住孔的手，向他問好，孔祥熙則表示感謝。接著，孔祥熙發表簡短談話如下：
本人此次返國，得謁見總統及夫人，極為愉快。許多；老友老同事親到機場迎接，因時間關係，未及一一握手致意，甚以為歉。
本人旅居國外多年，此次有機會返國小住，更恭逢總統七秩晉六華誕，得以親向總統視嘏，備感榮幸。尤其能親眼睹台灣各方麵之成就，及軍經建設之成果，克遂宿願，至為欣慰。
多年來許多老友老同事為反攻複國在台灣所作之努力，以及對國家之貢獻，本人由衷表示欽佩。深信不久將來，在總統英明領導之下，我人必能早日反攻複國，解救被“共匪”奴役的同胞。
今日承蒙總統伉儷、副總統伉儷、於右任院長、謝冠生院長、張嶽軍秘書長以及中央銀行俞飛鵬副總裁等親機場迎接，順此致敬謝忱。
從孔祥熙的談話表示，這次來台是給蔣介石做生日。但台北政局耳語紛傳，謂孔氏此次返台，係因當局政躬違和，深欲在其有生之年，大家團敘一些時日，此固“室親國戚”應有之義。否則蔣介石已在台灣做了13個生日，他為什麽一次都不回來呢？
在這13年間，孔祥熙有五次變成新聞人物。
1951年6月間，美國國會為了調查麥克阿瑟事件，召魏德邁到場作證。當時魏德邁說，當國共戰爭發展到最高潮而南京國民政府麵臨經濟崩潰邊緣的時候，他曾提給蔣介石一張名單，主張責令當朝權貴要捐獻資產，以補軍費來源，可是蔣介石一看到孔祥熙名列前茅，就勃然大怒，蔣介石說名單上所列的都是他多年來的忠實幹部，並不如外間所說的那麽有錢。翌日美國報紙把魏德邁發言列為頭條新聞，轟動全球。
在其後三年，孔氏在長堤所設的別墅，逃出了一個中國廚師，向法庭控告孔祥熙虐待，要求自由，並請美國予以政治庇護，此事也成為一個時候的花邊新聞。從此可以發現，孔祥熙在多設有公館，窮奢極欲之致。但他不是用它來供自己享受的，而是他所負“國民外交”工作應有的安排，當時美國國會盛傳有“台灣說客團”之說，與此有其不可分的關係。
同年春，香港出現了一本《孔祥熙傳》，同時盛傳孔祥熙組黨，並準備同陳辭修競選副總統，謠言滿天飛，似乎煞有介事。後來事實證明，那是海隅有人想騙他的錢，故意布下這麽一個圈套，孔祥、熙本人絕無此意。他年高八址，飽經憂思，而台灣現狀又是那樣，試問還有什麽好做呢？
1956年11月25日，香港《星島日報》刊登兩篇文章 一篇為社論，標題《維護綱綱、伸張正義、豪門權貴如要回國做官，須先受審判》；另一篇為副刊文章，標題《孔祥熙欲投機乎》。由於兩篇文章中出現了“白華”、“天堂遺臭”及“室親國戚”等詞，使孔祥熙大為震怒，便讓其子孔令侃向香港高等法院民庭控告《星島日報》毀謗，令其名譽受重大損失，要求賠償不指定數目的損失費。此案開審時，雙方俱延聘著名大律師兩人出庭致詞、原告以毀謗罪起訴，被告律師以原告人不親自出庭及不在本港居住為詞。此社會人士且多以誰方會勝訴為打賭的。由於雙方所聘大小律師都為知名之土，故一般人估計，雙方訟費可能超過七八萬元，如此巨大的開銷，使該案成為香港多年來最聳人聽聞的一大訟案。1959年2月14日上午，香港開庭審訊後宣判，原告孔祥熙得勝，被告人須付賠償費一萬元開堂費。
到了1960年10月年，孔祥熙在美國的活動揭底了。那時表國進行大選，台灣當局為了個人的政治利益，支持尼克鬆和肯尼迪競選總統。肯尼迪的一個親信華爾脫·品克斯特為此發表了一項長篇報道，說尼克鬆的競選費用，都是孔祥熙的一位公子交給周以衡和諾蘭的。此事未見台灣當局聲明否認，大抵信而有微也。
孔祥熙晚年，並沒有忽視他的慈善家形象。一次，他到歐柏林參加歐柏林——山西紀念協會成立五周年的紀念活動，並在學院裏設立了獎學金。一位記者問關於他在美國有“5億多美元”的巨額財產傳說。他聽後，眼圈都紅了，這位老當鋪掌櫃搖了搖頭，麵帶困惑的神情。他說，國民政府垮台之後，他損失了全部投資，現在靠微薄的存款過日子。這位年輕的記者，信以為真，同情地點點頭，並作了記錄。
1966年，孔祥熙86歲高齡時終於從中國銀行董事長的崗位退下來，與宋藹齡一起搬進一所新居，宅址：長島蝗穀非克斯巷，他的健康迅速惡化，有嚴重的心髒病。1967年8月，他被緊急送進紐約的一家醫院，3月15日，他死在醫院，時年87歲。《紐約時報》本想把他作為一個政治家加以評述，但卻蹩腳地寫了這麽一段話：
孔先生是——位有爭議的人物。他的一位前下屬說：“他是位很難共事的人。他喜歡空論和閑談，不下達明確指示；至於他的能力，他和所有那些山西銀行家一樣，是一位精打細算的人，但他不是具有政治家風度的理財家！”
孔祥熙的葬禮在5號大街的馬爾布學院教堂裏舉行。宋美齡攜帶一支5人錦衣衛隊同蔣介石的小兒子蔣緯國從台灣飛來參加葬禮。參加葬禮的有“院外援華集團”的中堅人物，如尼克鬆、紅衣主教斯佩爾曼、參議員埃弗雷特·戴克森、詹姆斯·法利和邁阿密海濱的百萬富翁威廉·波利。邁阿密轉口公司老板——CAMCO的老板就是這個波和。他是飛虎隊的成員，現為駐巴的大使。巴西是宋氏家族最喜歡的投資國家之一。
宋子文沒有參加孔祥熙的葬禮。在晚年歲月裏，他們之間沒有什麽感情可言。
9月3日，台北舉行了孔祥熙追悼會，蔣介石親撰《孔庸之先生事略》，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穀風翔代為宣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