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漢王朝之劉家天下

2.再起黨錮禍：天子無為，十常侍弄權

　　竇氏外戚失勢後，由於漢靈帝的無能，最後他隻成為一個傀儡皇帝，而真正的權利卻落在了宦官的手中。

　　漢靈帝的皇位來得有點意外，因桓帝無子，他才得以劉姓族人的身份榮登寶座。自登基之日起，他的心裏就籠罩著一個可怕的陰影，隨著危機四伏的宮廷生活的繼續，他心裏的懼怕程度越來越重。他異常敏感，極其脆弱，總是擔心有人圖謀社稷，覬覦王位，侵奪皇權，就像他突然得到皇位那樣，又在突然間喪失皇位。靈帝身邊的宦官們非常清楚地掌握了靈帝的心理狀態，他們利用靈帝的這種心理為自己製造有利的形勢，不斷地營造出“謀反”“叛逆”的假象來嚇唬靈帝。

　　李膺等人在第一次黨錮之禍發生後，雖然被罷官並終身禁官，但天下士大夫都一致推崇他們的操守而抨擊朝廷，還給他們取了許多讚美的稱號：稱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是指一代之典範；稱李膺、苟翌、杜密等人為“八俊”，俊是指為人之英傑；稱郭泰、範滂、尹勳等人為“八顧”，顧是指能以自己的德行引導別人；稱張儉、翟超等人為“八及”，及是指能引導別人追求典範；稱度尚、張邂等人為“八廚”，廚是指能施財物救人危困。竇氏外戚被誅除以後，黨人清廉自守，在社會上威望極高，他們為陳蕃、竇武申冤，攻擊時政，自然涉及到宦官的切身利益，因此，遭到了宦官的嫉恨。宦官們每擬詔書，總是重申“黨人之禁”。

　　中常侍侯覽對張儉尤其怨恨，他的老鄉朱並是個好邪小人，時為張儉所唾棄，侯覽便投意他誣陷張儉。朱並上書誣告張儉與同鄉24人互相別署稱號，結成朋黨，圖謀社稷，而以張儉為領袖，靈帝於是詔令收捕張儉。

　　永康二年，宦官曹節指使人奏請“諸勾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字、苟翌、翟超、劉儒、範滂等，請下州郡考治”。年少無知的靈帝竟問他：“什麽是勾黨？”曹節答道：“勾黨就是黨人。”靈帝又問：“黨人做了什麽惡而要殺他們？”曹節回答道：“他們相互勾結，圖謀不軌。”靈帝問：“他們想做什麽不軌的事呢？”曹節又答道：“想要奪權竊國。”一聽勾黨之人要竊國，靈帝馬上奏準了曹節的奏請，曹節乘機捕殺虞放、李膺、杜密、範滂等百餘人，妻子皆徙邊。此外，借機報私怨和地方官濫捕牽連，以至死徙、廢禁者又有六七百人。嘉平元年（172年），宦官又指使司隸校尉捕黨人和太學諸生千餘人。嘉平五年進一步下詔州郡，凡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及族親，都被免官禁錮。直到光和二年，武都郡上祿縣長和海上書言黨錮之弊，黨人的禁錮才被解除。這就是曆史上第二次“黨錮之禍”。至此，賢能忠義進步勢力遭到徹底打擊，宦官們消滅了敵對的政治力量，地位得到了提高，更加深了靈帝對他們的依賴。

　　宦官張讓因除掉竇武、陳蕃之功由小黃門升為中常侍。中常侍是宦官中權勢最大的職位，負責管理皇帝文件和代表皇帝發表詔書，是皇帝最親近之人。漢朝初年，中常侍沒有固定的編製，慣例是設4人，每人年俸一千石。靈帝卻將編製增加到12人之多，他們是：張讓、趙忠、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以張讓、趙忠為首，這些常侍都貴盛無比，分封為侯，並與時任大長秋和領尚書令的大宦官曹節、任黃門令的大宦官王甫互為表裏，把持朝政，行凶作惡。靈帝光和四年（181年)，曹節死後趙忠以中常侍代領大長秋，張讓也成為“監奴典任家事”的宮廷總管。此時，張、趙二人的權勢達到了頂峰。他們的父兄子弟也沾光被放到各地做大官。當時人把張讓、趙忠為首的12中常侍專權稱作“十常侍”。昏庸的漢靈帝曾對人說：“張常侍（張讓）是我父，趙常侍（趙忠）是我母。”堂堂天子居然如此稱呼家奴，不能不說是千古笑柄。

　　宦官們通過掌控靈帝，利用皇權鏟除了能與他們的勢力直接抗衡的力量，宦官專權由此達到了曆史的頂峰。身體上的殘缺和社會的鄙視，使得宦官們具有卑劣的人格和極強的報複心理，他們是一個十分腐朽的政治集團，由這個集團所掌控的皇帝來操持朝政，總攬大權，社會的極端黑暗是不言而喻的。在政治上，宦官們挾主專權，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獨裁統治，人們對他們隻要稍有不滿，就慘遭誣告與陷害，要麽流放禁錮，要麽被罷官、投向大牢，或遭到殺身滅族之禍。在經濟上，宦官們兼並土地，恨不得包攬天下所有的良田，將它們盡數占為己有，其巧取豪奪的行徑與強盜並無不同。在生活上，宦官們更是腐化糜爛，揮金如土，並帶領著靈帝也是如此。宦官們的無恥作為，使西漢王朝迅速沉淪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