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政治層麵功能的形成和加強,使儒學不再是單純的倫理道德修養和政治理想的學說,而是具有了社會製度方麵的律條的作用。
董仲舒《春秋繁露》書影從西漢初年叔孫通製禮作樂開始,儒家思想漸漸得到皇家的重視。漢武帝采納經學大師董仲舒之議,獨崇儒術,罷黜百家。經義為漢治法,攻讀儒經便成了經師們榮顯的專門行道。但漢武帝采取兼容並蓄的態度,分別為當時有名的儒家學派,在太學設一講座,稱為學官。自此以後,儒家學說經政府的倡導,獲得了廣泛的傳播,越傳越多,越傳越繁瑣。漢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鑒於當時諸經分派分支太多,對經義的解釋也各有差異的狀況,宣帝製訂了“石渠閣(未央殿北藏秘書的地方)奏議”,使之成為西漢封建政權第一套完整的法典。西漢末年,哀、平之際,儒家哲學內部發生經今、古文派之爭,從此以後,經今、古文二派鬥爭激烈,你消我長。
東漢光武帝中元元年(56年)宣布圖讖於天下,進一步把儒家經義與讖緯圖書等迷信的東西結合起來,完成了東漢國教的形式。讖與緯連稱,是一種長期的發展結果,即總集過去所有的具有一定性質的預言,而用以解釋一般性質的儒家經典,使那些預言與儒家經典相交織,使聖人的教條與神靈的啟示合二為一。這樣,聖經變成了天書,孔子就變成了神人。班超像到了漢章帝建初四年(79年),東漢光武的法典和國教更加係統化了。當年,章帝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集會白虎觀,講義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製問,侍中淳於恭奏,章帝親臨現場,裁定對錯,決定取舍。這樣一連數月,問題才得以解決,這就是白虎觀奏議。欽定的奏議,賦予了漢光武帝以來儒家經典與讖緯迷信相結合的神學性與國教化性質。作為這次曆史性會議結果的集中體現者,是典籍《白虎通義》,又稱《白虎通德論》、《白虎通》等,班固作為史臣對“白虎奏議”作了係統整理。
從《白虎通義》所引的經傳來看,它包括《易》、《詩》、《書》、《春秋》(包括各家的《序傳》)、《禮》、《樂》、《論語》、《孝經》以及各種逸文。《白虎通義》實際是白虎觀奏議的記錄。全書共分4卷,書中除征引六經傳記外,雜以讖緯,將今文經學與讖緯糅合一起,體現出了東漢統治思想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