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漢王朝之劉家天下

6.光武盛世：好儒任文，以柔治國

　　倘若以柔和之姿去麵對剛烈火暴之人，則恰似細雨之於烈火，烈火熊熊，細雨蒙蒙，雖說不能當即將火撲滅，卻能有效地控製住火勢，並一點點地將火滅去。但若暴雨一陣，火雖滅去，卻添洪水泛濫之災，一浪剛平又起一浪，得不償失。

　　王充像在總結前朝失政的基礎上，光武帝劉秀確立了一套新的治國方略，其核心是好儒任文、以柔治國。

　　儒學能和諧君臣、吏民之間的關係，從而達到封建等級秩序的穩定，在本質上是一門守成的學問。劉秀早就認識到了儒學的重要，早在征戰的時候，他就想方設法把一些著名儒學人物拉到自己的身邊，或任以官職，或冠以名號。這樣他身邊很快就集中了如範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等一大批當時的著名學者。劉秀對他們以禮相待，他們也願意跟隨劉秀一起談經論典。建武五年冬，劉秀東征張步回到洛陽，派人修建太學並親自到那裏視察。在他的倡導下，不僅中央立太學，許多郡、縣也都興辦學校，而民間創辦的私學也如雨後春筍般興起。無論官學還是私學，都為儒學傳播、教化的開展進行了人才準備。

　　劉秀自己就是一個愛好儒學的人。朝廷議事結束以後，他經常與文武大臣一起講論儒學經典裏的道理，直到半夜才睡覺。有時劉秀還親自主持和裁決當時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的爭論。建武四年正月，有人上書建議為屬古文經學的著作《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該建議引起了激烈爭論，今文派以博士範升為代表，力主不可立；古文派以陳元為代表力主應當立。辯論持續了很長時間，一時之間難分高下。劉秀最後裁決，為《左氏春秋》立學官，置博士，這是經學史上的重要事件。

　　劉秀對他的治國之道談得不多。在一次宴會上，他說自己想以柔道治天下，他視“柔”為“有德”、“逸政”等詞的同義語。他的“柔道”，首先表現在征伐占領之後。光武帝劉秀不事屠戮，注重安撫，凡是投降的，隻要把他們的首領抓住就行了；對那些無辜的百姓，往往遣散回家，讓他們種地。劉秀認為征伐戰爭不一定攻地屠城，重要的是使當地人變成自己的人。

　　奴婢問題，是西漢末年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農民起義沉重打擊了地主豪強占有奴婢的製度，使許多奴婢得到解放。建武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劉秀一再下詔宣布：自建武八年以來被迫當了奴婢的，一律恢複平民身份，被賣的，不再交還贖金；敢拘留者，按《略人法》從事。劉秀順應農民起義中許多奴婢已獲解放的形勢，提出“天地之性人為貴”的觀點，先後六次下令釋放奴婢、三次下令禁止虐待奴婢。這也是光武帝劉秀實行柔道治國的一個方麵。

　　光武帝劉秀還下令減刑輕稅，並官省職。建武七年，他下令京都地區及各郡、國釋放囚犯，除犯死罪之外的一律不再追究，恢複其平民身份；那些有罪且在逃的囚徒由地方吏發布文告公布姓名，免治其罪，使其放心回家。建武六年詔書宣布：因軍隊屯田，儲糧狀況好轉，停止征收十分之一的田稅製度，恢複漢景帝二年(前155年)實行的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田稅製度。這也是劉秀好儒任文，以柔治國的一個方麵。

　　劉秀所創立的選官製度使東漢政府吸收了一些有才能的人，擴大了東漢政權的統治基礎。公元35年，劉秀采用並州牧郭仍的建議，用人當選“天下賢俊”。在選用官吏方麵采取兩種辦法，即察舉製或征辟製。征辟製：“征”是皇帝下詔書特別征召“名流”做官；“辟”是公卿大臣及郡守自行啟用有才德之人做屬員。劉秀錄用官員是非常嚴格的，他要求被錄用的官吏都能符合“德行高妙”、“明達法令”等標準，否則就將舉薦人和被錄用者治罪。

　　劉秀雖然重視人才，也比較能夠接受大臣的進諫，但是，他畢竟是封建皇帝，不能容忍有傷自己尊嚴的事。有一次，劉秀找出已被他打垮了的隗囂、公孫述之間的來往書信，在朝會的時候讀給群臣聽。心直口快，為人直率的韓歆覺得這些書信寫得很有才華，就說：“亡國之君皆有才。”恰巧韓歆又列舉大量事實證明要發生饑荒和動亂，劉秀大為惱怒，當即就罷了韓歆的官。韓歆回家後，劉秀怒氣未消，又專門派人帶著自己的詔書去譴責他，意思是要治他死罪。司隸校尉鮑永認為韓歆是說真話，為此罷官已經不公，堅持不要再治韓歆的罪。最後，韓歆及其子韓嬰被迫自殺。韓歆曾隨劉秀征戰，有軍功，被封為扶陽侯，他的事引起朝臣的普遍不滿，劉秀隻好仍按大司徒的規格給他舉行了葬禮。

　　劉秀從一個布衣秀才揭竿而起，直接參與了反對王莽政權的鬥爭，為推翻王莽建立建立東漢帝國立下了功勳。在天下大亂，群雄割據之際，他曆經艱難曲折，終於恢複了社會的秩序和國家的統一，為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創造了條件，使西漢曾經的繁榮得以繼續，從而開創了光武盛世的政治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