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之朱家天下

第十三章 亡國之君神宗朱翊鈞

　　1.幼年繼位，權力易他人

　　少年天子朱翊鈞能夠將朝政打理得井井有條，靠的就是“垂拱而治”。“垂拱而治”靠慣性在延續，朱氏家族的統治也在靠慣性延續。

　　明神宗像朱翊鈞生於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生母李貴妃原為裕王邸宮女，後被當時還是裕王的朱載看中，隆慶元年（1567年）被封為貴妃。據說她對兒子朱翊鈞教育頗嚴，一心想讓他成為一個有為之君。

　　朱翊鈞自幼就聰慧過人，讀經史過目不忘，而且頗為早熟。6歲時，他看見朱載在宮內騎馬奔馳，便上前擋道諫阻說：“父王為天下之主，單身匹馬地在宮中奔馳，倘若有一個疏忽，那可不得了。”朱載聽後深受感動，當即下馬，立他為太子，自此更加喜愛他。隆慶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朱載病逝。六月初十日，年僅9歲的朱翊鈞即皇帝位。

　　朱載去世時，為朱翊鈞留下了很好的內閣班子，朝中賢臣當國，人才濟濟。內閣大學士張居正、高拱、高儀都是正直之士，極善謀略，而此時的內宮也非常安定，朱載的正宮陳皇後與朱翊鈞生母李太後相處得非常融洽，並且當時的大太監馮保也是明朝不可多得的好太監之一。

　　盡管朱翊鈞當時還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少年天子”，但在這些人的支持下，勵精圖治，推行新政，頗有英主氣象。朱翊鈞任用張居正為內閣首輔，並大力支持張居正的變法改革，從而換來了經濟發展和社會相對安定的局麵。這段時期，不僅是朱翊鈞人生的輝煌時期，而且也使當時瀕於崩潰的大明帝國獲得了短暫的複蘇和繁榮。這一切當然與李太後、馮保等人的支持是分不開的，但主要還是張居正忠心耿耿努力侍君的結果。

　　張居正原本和高拱、高儀二人一樣，同是朱載去世時的內閣顧命大臣。隻不過由於種種原因，高拱、高儀先後都離開京城還鄉，使得朝中三位顧命大臣隻剩下張居正一人，而朱翊鈞的生母李太後在朱載去世後就把教育培養朱翊鈞的任務交給了張居正，因此張居正就不得不擔當起輔弼小皇帝的重任。張居正一方麵治理國事，另一方麵非常注重對朱翊鈞的教育，親自為他安排周詳的課程，指導他讀書，選拔有素養的大臣主持教學，培養其治國安邦的本領，因而朱翊鈞也與他建立了深厚的師生之情。

　　據說，朱翊鈞平時非常尊敬張居正，言必稱張先生，從不直呼其名。冬天上課時，朱翊鈞總是囑咐小太監將厚厚的毛毯放在張居正的腳下，以免凍著腳。張居正生病後，朱翊鈞更是親自為他煎藥，而張居正為了感激皇帝的知遇之恩，更是加倍努力，事必躬親，將一個大明王朝治理得井井有條。

　　2.閣臣相爭，製造千古疑案

　　權力的誘惑力實在是太大了。為了權力，高層的閣臣之間也相互爭鬥。當然，他們爭的隻是相位，而不是皇位。因此，朱氏家族的江山不會改姓。

　　朱載給自己的兒子留下的班底可謂人才濟濟，然而，朱載本人在位時，這些人之間就已經開始鉤心鬥角，然而朱載隻是一味地調解，並沒有采取什麽有力的措施，這為日後的黨爭埋下了伏筆。神宗即位後，閣臣們之間的矛盾終於爆發了。高拱和張居正相互排擠，一門心思地想把對方趕出內閣，獨攬大權。

　　努爾哈赤像

　　高拱、張居正都是托孤重臣。張居正工於心計，藏而不露。高拱則性格外向，在文淵閣不時向同僚發出“十歲（虛歲）太子，如何治天下”的慨歎，但他萬萬沒有料到的是，幾天之後，這竟成了自己的罪狀。

　　就在主少國疑之際，一股新的政治勢力正在迅速崛起，這就是宦官馮保。馮保，深州人，自幼入宮，在嘉靖年間已經是司禮監秉筆太監。司禮監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門之首，設掌印太監一員，秉筆和隨賞太監八九員或四五員。其中，掌印太監的地位最高，其次就是兼掌東廠事務的秉筆太監。隆慶初期，司禮監掌印太監空缺，按資曆當屬馮保。但是他隻得到了秉筆提督東廠兼禦馬監事。原因是高拱推薦了禦用監太監陳洪。陳洪罷免後，高拱又推薦尚膳監太監孟衝。在朱載去世後，在皇後和貴妃的幫助下，馮保這才當上了司禮監的掌印太監。由此，馮保與高拱積怨日深。

　　在神宗即位後的最初6天中，就發生了高拱和馮保兩種力量的抗爭。在高拱看來，內閣有張居正與他誌同道合，除去馮保豈非易如反掌。在他的鼓動下，言官們紛紛上疏彈劾馮保。但高拱錯誤地估計了當時的形勢：以前他戰勝過許多對手，實際上是仰賴於穆宗的支持；現在對手的背後卻是站在母親一方的神宗，盡管他隻有9歲。何況這時的張居正早已另有打算，而與馮保秘相往來了。言官的奏疏很快就落到了馮保手中。馮保又到皇後、貴妃和神宗麵前挑撥是非，把高拱在內閣所說“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改為“太子為十歲孩子，如何做人主”。皇後和貴妃一聽驚呆了，神宗也被激怒了。

　　於是皇室內部做出了清除高拱的決定。六月十六日，朝臣紛紛來到會極門。這是神宗即位後第一次接見臣僚。馮保宣讀了皇後、皇貴妃和皇帝的旨諭，大意是高拱藐視幼主，將其逐出朝廷。高拱就這樣在張居正和馮保的陷害下，離開了朝廷。但馮保心裏還不踏實，於是他又緊接著策劃了一起以誣陷高拱為目的的王大臣案。

　　事情是這樣的：萬曆元年（1573年）正月十九日清晨，小皇帝朱翊鈞按例出宮視朝。皇帝的轎子剛出乾清門，突然，有一男子著內使巾服，由西階下衝到皇帝前，當即被守衛人員抓住。從此人衣中搜出刀、劍各一把，經初步審訊後，知道此人名叫王大臣，是常州府武進縣人。太監馮保立即將此事奏告皇上。

　　3天後，正月二十二日，張居正向朱翊鈞上奏此事，他的態度很清楚，就是指向所謂“主使勾引之人”，其用意是要皇帝順藤摸瓜，查出王大臣的幕後主使人，“永絕禍本”。年幼的皇帝隨即同意了張居正的建議。王大臣被送東廠究問，而東廠正是馮保主管的部門，事件的發展正按馮保的謀劃在進行著。

　　一麵是東廠去捉拿高拱的家人，一麵是張居正向皇上奏請追查主使者，兩人配合密切。一時間，朝廷內外，直到京城閭巷小民，莫不洶洶駭愕。太仆卿李幼滋是張居正的同鄉，一聽此事，不顧疾病纏身，支撐起身體趕往張府，對張居正說：“你怎麽能幹此事？”張居正說：“為何說是我幹的？”李幼滋說：“朝廷抓得外人，而您即令追究主使之人。今東廠稱主使者即是高老。萬代惡名必歸於您，您將何以自解？”當時科道各官頗為不平，欲上疏陳明此事，但又畏懼張居正，不敢貿然上奏。而刑科諸給事中互相議論：“此事關我刑科，若無一言，遂使國家有此一事，吾輩何以見人！”於是寫好奏疏，建議將王大臣從東廠送出，由法司審理。為取得張居正的首肯，這些刑科給事中赴朝房向張居正作了解釋。張居正竭力阻止他們上奏。科道官們連等五日，從朝至暮，不見張居正的蹤影。禦史鍾繼英最終按捺不住，便上疏暗指此事。

　　然而張居正此意已決，不想中途變卦，便令錦衣衛左都督朱希孝等官員去東廠，會同馮保一起審訊。按照慣例，廠衛審訊犯人必先加刑。於是，將王大臣打十五板。王大臣痛得大叫：“原說與我官做，永享富貴。如何打我？”馮保立即打斷他的話，問道：“是誰主使你來的？”王大臣瞪目仰麵說：“是你使我來，你豈不知？卻又問我。”馮保氣得麵色如土，又問：“你昨日說是高閣老使你來刺朝廷，如何今日不說？”不料，王大臣徑直答道：“你教我說來，我何曾認得高閣老？”

　　朱希孝見狀不妙，恐怕王大臣把隱情和盤托出，便厲聲喝道：“這奴才，連問官也攀扯，一片胡說，隻該打死。”又對馮保說：“馮公公，不必問他。”會審到此草草收場。

　　馮保還不罷休，進宮後還是以“高老行刺”奏明皇上。皇帝身邊一個年逾七旬的殷太監聽後，跪下啟奏：“萬歲爺爺，不要聽他。那高閣老是個忠臣，他如何幹此等事！他是臣下，來行刺，將何為？必無此事，不要聽他。”隨後又對馮保說：“馮家，萬歲爺爺年幼，你當幹些好事，扶助萬歲爺爺。如何幹這等事！那高胡子是正直忠臣，受顧命的，誰不知道。那張蠻子奪他首相，故要殺他滅口。你我是內官，又不做他首相，你隻替張蠻子出力為何？你若幹了此事，我輩內官必然受禍，不知死多少哩？萬萬使不得，使不得。”馮保聽了，大為沮喪，又無言以對。馮保才省悟到此事難行，即差人報告張居正：“內邊有人說話，此事不好辦矣。”

　　張居正知道事已不濟，便對科道官們說：“此事我當為處，隻不妨礙高老便了，你們不必上本了吧！”

　　到了二月二十日夜裏，把王大臣送法司審訊時，不知為何，王大臣已中毒而啞，不能說話了。二十一日，三法司同審，並不提問，當即宣判處決，草草了事。

　　經過以上這些幕後活動，王大臣匆匆處死，此案不了了之。後來，事隔十年，到了萬曆十一年（1583年），張居正已死，馮保已下台，皇帝朱翊鈞對當年的王大臣案發生疑問，便命刑部錄進王大臣招供，詳加審閱，然後發出諭旨：“此事如何這就了了，查問官與馮保質對！”當時的內閣元輔張四維是了解內情的，便委婉地勸告皇上：“事經十年，今罪犯已決，希孝又死”。那意思說，此案追查不清了。朱翊鈞這才放棄了重新追查的想法。

　　此案對高拱來說，可算是因禍得福。因這次誣陷失敗，張居正與馮保後來一直未再向高拱下手，高拱因此得以享受一個平安晚年，在故鄉整理和寫作了大量著作，給後世留下了一些頗有價值的文獻。

　　高層明爭暗鬥的結果是使大權最終歸於張居正一人之手。從此，張居正開始實施他的改革計劃，朱家王朝最後的鼎盛時期終於來到了。

　　3.清算張居正，斂財害天下

　　明神宗朱翊鈞把“國家”這個大家當成了“皇帝的小家”，把國家這個大家的財產聚斂到了皇帝的小家裏。國家這個大家衰敗了，皇帝的小家還能存在嗎？朱氏家族的江山還會存在嗎？

　　萬曆十年（1582年），一代名臣張居正去世，終年58歲。朱翊鈞為張居正輟朝一天，並給予崇高的待遇：諡文忠，贈上柱國銜，蔭一子為尚寶司丞，賞喪銀500兩。然而，兩年之後的萬曆十二年（1584年），朱翊鈞的態度卻發生了180度的大轉變：生前“忠貞不貳”的“元輔張先生”，死後反而變成了“謀國不忠”的“大奸臣”。原因何在？由於張居正為人非常正直，得罪了不少大臣，而他所推行的改革也觸動了不少守舊勢力。在他死後，一些變法期間失勢的守舊派大臣乘機反撲，紛紛上奏朱翊鈞，要求彈劾張居正和他的支持者馮保。也許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朱翊鈞對昔日威柄震主的張居正日益不滿，也許是在張居正的嚴格管理下有些厭倦了。當守舊派大臣提出這些要求時，朱翊鈞覺得自己真的應該這樣做。

　　朱翊鈞也深知，要想樹立自己的權威，就必須擺脫張居正的影響；而要徹底擺脫張居正的影響，就必須清算張居正，推倒張居正。隻有這樣，才能為自己開始親政、獨攬朝中大權打下牢固的基礎，因而清算已死的張居正成為朱翊鈞親政之後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但朱翊鈞心裏明白，張居正在世時，自己曾重用張居正，並許下了許多諾言，而今要實現這個轉變，必須尋找時機，找到借口，而且要有計劃，有步驟。可從哪裏下手呢？經過權衡利害得失，他決定先拿馮保開刀。

　　萬曆十年（1582年）十二月，朱翊鈞以欺君蠹國之罪，免去馮保東廠提督之職，抄沒其家產。張居正在世時，與馮保互為依存，誰也離不開誰。馮保垮台，張居正必然在劫難逃。果然不出所料，朱翊鈞隨後將張居正重用的人統統罷免，同時為從前反對張居正的人一一恢複名譽或官職。不久又詔奪了張居正所封官職、諡號，其家產被查抄，家人被謫戍。

　　全麵否定張居正改革，是朱翊鈞本人由勤變懶、全麵廢棄勵精圖治的標誌。當朱翊鈞徹底擺脫了張居正的束縛之後，就開始了他的獨裁統治。從此以後，朱翊鈞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昔日少年天子的氣派與風采，已經不複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長年深居禁宮，嗜酒、戀色、貪財，私欲膨脹，恣意妄為。

　　獨裁統治的背後，必然隱藏著嚴重的危機。萬曆二十年（1592年）二月，寧夏副總兵起兵反叛；五月，日本發動侵朝戰爭；同時西南又發生叛亂。朱翊鈞被迫三路出征，史稱“萬曆三大征”，曆時十餘年。雖然取得全麵勝利但也喪師數十萬，耗銀千萬兩，致使國庫空虛，百姓遭難。自此開始，明朝一步一步由盛轉衰。

　　在朱翊鈞親政的後20年，他基本上是一個不理朝政的皇帝。而這時，東北的後金卻迅速崛起，努爾哈赤以30年時間統一了滿洲女真各部落，並於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了後金政權，形成了與明王朝相對立的地方政權。朱翊鈞為了應付遼東戰事的軍費，先後三次下令加派全國田賦，時稱“遼餉”。此舉非但無濟於事，反而使民不聊生，階級矛盾進一步激化，明王朝滅亡的危機已然形成。因此後人評論：“明之亡，不亡於崇禎之失德，而亡於神宗之怠惰”。

　　同時，朱翊鈞親政的晚期不僅僅是“怠於臨朝，勇於斂財”，更重要的表現是過度縱情於酒色財氣之中。朱翊鈞的貪財在明代諸帝中可謂最有名了。關於他貪財的事例極多：在親政以後，他查抄了馮保、張居正的家產，就讓太監張誠全部搬入宮中，歸自己支配；為了掠奪錢財，他曾以采木、燒造、織造、采辦為名搜刮民財。萬曆十九年（1591年），僅景德鎮禦窯廠燒造的瓷器就達23萬多件；為了掠奪錢財，他還曾多次派遣宦官為礦監稅使，四處搜括人民，而且征稅的項目千奇百怪，無物不稅，無地不稅，使百姓怨聲載道。官逼民反，因此起義不斷，動搖了朱家統治的基礎。

　　4.神宗昏庸，黨爭亂國

　　黨爭是曆朝曆代都可能出現的非常正常的現象。是黨爭亂國嗎？恐怕不是。應該是統治者昏庸無能。

　　明神宗貪婪無止境，一部分內閣大學士和官吏又委容轉圜其間；另一部分中下級官吏，在政治上受到排斥，他們看到明朝政治日趨腐敗，社會危機日益加深，要求改良政治，挽救危機。前者是當時統治階級中的主流派，後者是非主流派。主流派與非主流派之間進行了長期的較量，史稱為“東林黨議”。神宗反對臣下結黨，一再強調“不許借言奸黨攻訐爭辯”，對無止無休的黨爭更是深表厭惡，殊不知黨爭的總根源恰恰是他自己。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論幹支則為癸巳，這是明朝規定對京官進行考察的年份。明朝中葉以來，內閣權勢上升，每逢考察，主持計典的人總要先向內閣打招呼，當時人稱“請教”。內閣信任的人，即使是不肖者也必留用；內閣厭惡的人，雖然有才幹也必罷黜。張居正以後的內閣，對皇帝因循苟且，但幹預考察的權力卻不肯放棄。這一年，主持京察的是吏部孫金龍、左都禦吏李世達和考功司郎中趙南星。他們一心奉公，銳意澄清吏治，決定廢去“請教”的慣例。考察一開始，他們先罷免了自己的親屬，割情捐愛，毫不徇私。他們之所以這樣做，目的就是希望以自身的廉潔奉公給當時的官吏做個榜樣。接著他們罷黜了一批貪官汙吏，降調了一批碌碌無為的平庸官吏，其中包括內閣大學士趙誌皋的弟弟趙誌做，以及內閣大學士王錫爵、張位的親信。趙南星等嚴於自身、嚴於要津、貪吏必察的做法，受到許多朝野人士的讚許，癸巳京察被稱為明朝二百多年來搞得最好的一次計典。而內閣大學士們卻向神宗上疏指責說“抑揚太過”。

　　昏聵的明神宗竟然是非不辨，黑白不分，把趙南星貶官三級，並停止孫金龍俸祿。這就理所當然地激起朝中一切有正義感的官吏的不平，他們紛紛上疏為趙南星等人伸冤。神宗又以臣下結黨為由，把趙南星革職為民。孫鑨無奈，隻得告老還鄉。為趙南星抱不平的官員接著陸續遭到謫遣。

　　這些有正義感的官吏，為了澄清吏治，雖然紛紛被神宗驅逐出政府，卻於暗中逐漸形成了一股政治力量。顧憲成回到家鄉無錫後，與高攀龍、錢一車、顧允成、安希範、劉元珍、葉茂才、薛敷教等人開始了講學活動。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在常州知府歐陽東風的支持下，他們重新修複了無錫東門的東林書院。從此，顧憲成等人講學其中。顧憲成認為：“官輦轂，誌不在君父；官封疆，誌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誌不在世道。君子無取焉。”因此他們在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抨擊當權派。一時“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林野，聞風響附”。東林之名於是大振。與此同時，馮從吾在關中書院講學，鄒元標在江右書院講學，餘懋衡在衡州書院講學。四大書院之間聯係密切，彼此支持，相互聲援，與在朝的李三才等人“遙相應和”。這些人，後來就被朝中主流派稱為東林黨。

　　除了東林黨外，還有內閣輔臣沈一貫、方從哲和給事中姚宗文的浙黨，給事中亓詩教為首的齊黨，給事中應震為首的楚黨，以宣城人湯賓尹為首的宣黨，以昆山人顧天峻為首的昆黨。上述各黨，除了東林黨，各黨都在朝廷裏你爭我奪。黨爭涉及的問題很多，但多數都與明神宗有關。神宗懈怠政事，東林黨人則希望他親政，重握紀綱，與天下更始。但是明神宗已經聽不進這些呼聲。東林黨人要求他禦朝的呼聲越高，他就越厭煩，東林黨人也就越遭到排斥。

　　東林黨人還要求：明神宗克製自己的貪欲。他們反對神宗和大地主集團侵田占土，反對神宗派出礦監稅使四出掠奪。其中以淮撫李三才諫止礦稅的奏疏最為著名。東林黨人曾經推薦李三才進入內閣。李三才，字道甫，通州（今屬北京）人，萬曆二年（1574年）進士，曆官至右僉都禦史總督漕運，並巡撫鳳陽。他做官頗有政績。東林黨人認為，李三才具有“卓識”“大才”，如果進入內閣，可以更新朝政。但是浙黨反對他入閣。圍繞李三才進入內閣的問題，雙方爭論了一年零三個月。明神宗任其爭論，不置一言，實際是不願意李三才入閣。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二月，李三才被迫離職。在他離開鳳陽伍所時，百姓老幼提攜，滿街塞巷，哭泣相送，情景十分感人。李三才回到通州張家灣後，建立雙鶴書院，講學其中。浙黨恐其東山再起，給他捏造了許多罪名，使他懷才不遇，憤恨而死。

　　朝廷內外激烈的黨爭，讓這些朝廷的重臣們整天著眼於爭權奪利，無心政事，導致朝政荒廢，為朱家王朝的滅亡立下了“汗馬功勞”。

　　5.國本之爭，遺禍整個家族

　　“國本之爭”是曆朝曆代都可能出現的極為正常的現象。但是，像明神宗朱翊鈞朝代長達30年之久的“國本之爭”在曆史上卻是空前絕後的。明神宗朱翊鈞既違背祖訓，又優柔寡斷，昏庸無能，致使“國本之爭”持續太久，遺禍整個家族，導致了大明江山從根基上徹底垮塌。

　　“國本”，就是太子；“爭國本”就是萬曆年間圍繞解決立太子的問題而發生的一場政治鬥爭。從萬曆十四年（1586年）到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萬曆朝圍繞確立太子的“爭國本”鬥爭曆時近30年。

　　神宗的王皇後無子，王恭妃生子朱常洛（即後來的明光宗），鄭貴妃生子朱常洵（即後來的福王）。朱常洛年長，按立嫡以長不以賢的禮法原則，朱常洛應該被立為太子。但萬曆皇帝極寵愛鄭貴妃，準備立朱常洵為皇太子，甚至和鄭貴妃一起到神殿宣誓，要立她的兒子朱常洵為太子。神宗把誓言寫在紙上，放在玉盒裏，交由鄭貴妃保管。但另一方麵，廢長立幼又是犯忌的事，神宗擔心群臣反對。朝臣果然依據封建王朝太子立嫡，無嫡立長的法綱據理力爭。

　　首輔申時行於萬曆十四年（1586年）二月，上《請冊立東宮以重國本疏》，拉開了長達近30年的波及整個朝廷的國本之爭的序幕。申時行的奏請立即引起了滿朝文武的共鳴。各部府司道諸衙門都紛紛上章奏請。戶部給事中薑應麟、吏部驗封司員外郎沈璟、刑部山西司主事孫如法、河南道禦史楊紹程等人的奏章言辭尤為激烈。萬曆皇帝一怒之下，將這四人嚴厲降處。明代的水軍一艘明船張帆航行於海上，在船首懸著的旗幟上標明“三軍司令”，此為明代海上部隊的雄姿。

　　萬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申時行、大學士許國、吏部尚書朱纁、禮部尚書於慎行等人除了繼續陳請早行冊立之外，還陳請神宗對朱常洛及早進行“預教”（出閣讀書）。這個“預教”，其實隻是一種形式。這種形式一旦舉行，就等於事實上承認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神宗無奈，不得不表態：第二年就舉行建儲典禮。但一年過去了，神宗仍找各種借口拖延，朝廷內外紛紛傳言神宗將廢長立愛。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神宗詔示大學士王錫爵，擬把皇長子常洛、皇三子常洵和皇五子常浩一並封王，待以後再從三人中選有才能者立為太子。王錫爵遂即疏請令皇後撫育長子朱常洛，則長子即為嫡子。神宗卻告諭禮官，同時將三人封王。這個諭旨一下，立即遭到文武群臣更加激烈的反對，群情激憤，反對“三王並封”的奏章接二連三，總數上百本。當年閏十一月，經過群臣反複執爭，神宗被迫答應皇長子“明春先行出閣講學禮”。次年二月，朱常洛出閣講學，接受教育。至此，群臣等取得初步勝利。神宗迫於群臣的強大壓力，被迫放棄了“三王並封”的諭旨，但又抱著“待嫡”之說不放。後來直至皇太後施加壓力，才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立朱常洛為皇太子，同時也封常洵為福王，藩國洛陽。

　　按太祖洪武皇帝的遺訓，藩王被封後，必須立即就藩之國。但是，福王被封後十多年，卻一直留在京師。福王不就藩，太子的地位就不穩定。

　　朱常洛被立為太子後，朝廷大臣奏請福王就藩之國的奏章不斷，萬曆皇帝一直在拖延。直到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萬曆皇帝再也拖延不下去了，才以第二年春天為期，但又同時提出條件，福王莊田要達到四萬頃。然而，當時無法湊足四萬頃之數。朝廷大臣，特別是東林黨人上書反對，萬曆皇帝被迫讓步，減為二萬頃。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二月，皇太後臨死前再度施加壓力，加之皇長孫由校（常洛長子）也已9歲，神宗看廢長立愛的可能性已經不複存在，才將朱常洵封國洛陽，滿朝文武這才如釋重負。

　　然而，這一切並沒有結束。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發生了一件對太子不利的大事，更證實了大臣們的憂慮。此月初四日深夜，一位名叫張差的男子，竟手持棗木棍，打進皇太子居住的慈慶宮的宮門內，擊傷守門內侍李鑒，衝至前殿簷下，最後被內侍韓本用等人擒獲。

　　事發後朱常洛驚恐萬狀，而且“舉朝驚駭”。萬曆帝下令審訊。負責審問的為“浙黨”官吏，說張差是個瘋癲病人，企圖糊塗結案。而巴結鄭貴妃的內閣首輔、“浙黨”首領方從哲也不願深究。東林黨人、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宷，通過單獨提審和與刑部官員共審，使張差供出：是鄭貴妃手下太監龐保、劉成“令我打上宮門，打得小爺（指太子），有吃有穿”。朝中東林黨人懷疑是鄭貴妃欲謀害太子，堅決要求追究到底。事情牽連鄭貴妃，朝議洶洶。

　　鄭貴妃聞知後，對萬曆帝哭泣。萬曆帝說：“外廷語不易解，若須自求太子。”於是，鄭貴妃就找到了皇太子朱常洛。史書記載，鄭貴妃向太子號訴，就是鄭貴妃找到了皇太子朱常洛，嚎啕大哭，訴說事情的原委，請求太子寬恕。二人對話的過程是：貴妃拜，太子也拜，貴妃和太子是且泣且拜，一麵哭一麵拜。萬曆皇帝一看這事情鬧大了，牽連到鄭貴妃不好，又牽扯到太子——兩頭為難，怎麽辦呢？他決定親自來處理這個事。萬曆帝在慈寧宮皇太後靈位幾案前召見太子和百官，令太子降諭處理此案，禁止株連，就是不要牽扯太多人。皇太子朱常洛既不願意得罪父皇，也不願意得罪鄭貴妃，不敢深究此事，也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息事寧人。萬曆帝因為都是他們家裏頭的事情，也不想深究。最後決定把張差處死，兩個太監龐保和劉成在內廷被秘密打死，草草了結這樁大案。負責此案審理的王之宷遭到反東林黨一派官吏的攻擊，萬曆帝將他削職為民。這就是“梃擊案”。

　　梃擊案鬥爭的焦點，從表麵上看是鄭貴妃意欲謀害太子朱常洛而未得逞，好像是皇帝的家事，但實質上是國事，反映出朝廷中東林黨與其他派係的政治鬥爭。盡管萬曆帝親自處理結案，但這件事情始終疑雲重重。此後大臣們常以此為題目，“奏章累數千百，由是門戶之禍大起”。

　　從萬曆十四年（1586年）二月開始，滿朝文武為了使朱常洛能夠冊立為太子，以六七位閣臣的離職，上百名大臣被降處的沉重代價，前後苦爭了15年，護衛了19年，群臣所上奏疏成千上萬，才得以朱常洛被冊立為皇太子，並終於繼承了帝位。但萬曆為躲避國本之爭隱入皇宮，不理國事，不處理天災帶來的後遺症，對邊防缺乏必要的關心和整治，使得國家出現了數以萬計的流民，社會矛盾激化，邊防懈怠。而一代梟雄努爾哈赤卻在不斷地蓄積實力和成長，終成為明王朝大患。

　　“國本之爭”加快了朱家天下滅亡的步伐。明光宗朱常洛（1585—1620），明神宗朱翊鈞長子。神宗病故後繼位，在位僅1個月，因病後服紅丸而死，終年36歲，葬於慶陵（今北京市十三陵）。朱常洛是明代傳奇色彩最濃的一位皇帝，明宮三大疑案都與他有關。他在位僅一月，是明朝在位最短的一位皇帝。而他的死卻使明朝喪失了最後一根救命稻草，因為明朝接下來的統治者是文盲兼木匠的熹宗皇帝和有史以來權勢最盛的宦官魏忠賢。朱家王朝在沒落的路上越走越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