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之朱家天下

第十二章 悠閑天子穆宗朱載

　　1.二龍不相見，忐忑十幾年

　　明世宗朱厚熜隻為自己考慮，連皇太子都沒有立，忽視朱氏家族的利益，國家的利益就更不用提了。

　　明穆宗像嘉靖皇帝在位四十年，在位期間寵信嚴嵩等一幹奸臣，搞的朝庭上是烏煙障氣，小人結黨，國事日下。世宗皇帝本人也有兩大愛好，一是青詞，二是丹藥。這兩大愛好又和他寵仙好道、追求長生分不開。世宗在位的後20年基本上沒上過朝，並不斷服用龍虎仙丹。很多宮女不堪折磨，導致後來發生了宮女謀刺世宗的事件。當時幾個宮女合謀勒死世宗，眼看就要大功告成時，因為一個宮女臨時膽小告密，世宗這才從鬼門關上撿回了一條命，但終因元氣大傷，沒過幾年就駕鶴西歸了。

　　世宗共有8個兒子，除長子、次子外，五子、六子、七子、八子也都早死。三子朱載（後來的穆宗）生於嘉靖十六年（1537年）正月二十三日，生母是杜康妃，早年失寵，因此其幼年很少得到過父愛。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正月，杜康妃去世。不久，剛滿16歲的朱載出居裕邸，開始了獨立生活。未來的天子，卻沒有太子的身份，這讓他的心靈深處蒙上一層陰影。四子景王朱載圳與朱載同歲，僅小一月。景王生母盧靖妃比穆宗生母杜康妃頗多幾分姿色，因此為世宗所寵愛。景王出生時，世宗曾親作《嘉善歌》，抒發心中的喜悅。嘉靖四十年（1561年）景王就藩德安府，那是世宗生父興獻王的藩府故地，也是世宗的龍興之所。

　　朱載一直為太子之位惴惴不安，在世宗麵前更是倍加小心。他並沒有因景王之藩而減少內心的壓力，說不定什麽時候他的父皇就會下一紙詔令，召回景王，立為皇儲。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朱載得子，按照古事百日當給小孩命名，可是他不敢向父皇請名，更不敢在裕邸大搞喜慶活動。直到他即位時，其子已我國自戰國到漢初盛行煉丹術。煉丹家發明了由硝石、硫磺和木炭組成的火藥。明代研製出各種火藥三十餘種配方。圖為中國古代火藥兵器模型。近4歲，才命名朱翊鈞。朱載的疑懼直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景王去世，才算解除。一個人心靈上受到壓抑，往往會走向兩個極端：或放縱自己的行為，或更加約束自己的舉止。朱載屬於後一種，他也因此獲得了良好的聲譽。他在裕邸期間常常微服外出，北京的街頭巷尾大都留下他的足跡。史載：穆宗即位不久，一日突然想吃果餅，叫身邊內侍去辦。不一會，尚食監和甜食房各開來做果餅的單子，需采買鬆榛、麵粉、糖料等物，價值千兩白銀。穆宗笑著說道：“這種果餅何需千金，隻要銀五錢，便可在東長安大街勾欄胡同買一大盒。”內侍聞言都縮頸而退。這說明他在這一時期有比較多的機會接觸社會，了解國計民生。

　　隨著年齡的增長，朱載也開始關心時事朝局。他親眼看到明朝麵臨著日益嚴重的危機。內部，嚴嵩專權，朝綱頹廢，官吏腐敗，民不聊生。外部，“南倭北虜”之患愈演愈烈，特別是庚戌（1550年）之變，蒙古韃靼部首領俺答汗竟然兵臨北京城下焚殺搶掠，給他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而他的父皇明世宗自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在遭宮娥謀殺逃生之後，就移居西內，崇奉道教，與朝臣的接觸越來越少，與自己兒子的接觸也越來越少，這也讓父子二人的思想越來越遠。萬幸的是，朱載身邊有徐階、張居正、高拱等幾位賢明大臣的扶持和教誨，這對他未來的執政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些人在朱載即位後，都受到了重用，使穆宗一朝的發展保持了積極的方向，也為朱家王朝贏得了更多的時間。

　　明世宗之所以在太子亡故後，不立朱載為太子，倒不是想換人，隻是因為他迷信方士陶仲文“二龍不相見”的說法。所謂“二龍不相見”是說皇帝乃“真龍天子”，皇太子亦未來之“真龍天子”，前者是大龍，後者是小龍。如果早立太子，二龍相遇就會相克。在嘉靖看來，自己的生命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一直沒有再立太子，沒有為自己確定繼承人。這種一心隻為自己考慮，不顧家族和國家利益的做法，在曆朝曆代也很鮮見。

　　而朝臣們也不知道自己該如何站隊，很多大臣們都在掂量著應該在這個時候支持誰，跟誰的隊。這種政治猜測非常危險，尤其是對朱載相當不利。幸好，沒有發生什麽意外，朱載最後還是登上了屬於他的皇帝寶座，也給朱家帶來了一段短暫的光明。

　　2.執掌天下，革弊施新

　　穆宗朱載登上皇位後，實施了一係列新政，使明朝的社會經濟有所發展，延緩了明朝的衰亡步伐。

　　朱載從父親手裏接過來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天下，嘉靖皇帝寵信道教，二十多年不理朝政。朝廷奸臣當道，政治腐敗。明穆宗即位後，第一件事就是發布遺詔，革弊施新，“百姓萬民莫不感動號哭”。海瑞（1514—1587）回族所謂革弊，第一件事就是平反冤獄。朱載即位後立即宣布釋放海瑞，恢複官職。之後，明穆宗又先後給彈劾嚴嵩、諫止齋醮、大禮議、李福達獄及議複河套等案中被迫害被貶斥的臣僚平反，或恢複名譽，起複官職，或平反昭雪，安撫恤錄。穆宗出於勵世之心，平反嘉靖一朝大量案件，收到兩個明顯的效果。首先是疏通了嘉靖朝閉塞的言路。此後，隻要是有利於朝廷安定，有利於農田水利，有利於整飭邊備的建議，他大多采納。隆慶元年（1567年）十二月，滄州鹽山縣縣丞王邦直條陳十事。明穆宗以其言多切中時弊，令吏部詳議以聞，並叮囑“勿以官卑廢言”。所以隆慶一朝言路比較暢通，許多重要的決策均來自下麵，竟有“群議畢收”，眾思鹹集之稱。其次是相對地緩和了統治層的內部矛盾。嘉靖時，閣臣一旦失寵，不僅名聲掃地，而且還有被殺抄家的危險，甚至有時還要連累不少官員。明穆宗則“優崇輔弼”。隆慶一朝先後有閣臣10人，閣權之爭也時常發生，他從不輕率支持其中的任何一方。其初，徐階為首輔，人心向慕，羽翼亦廣。高拱以藩邸舊臣自居，與之爭衡，勢力較為孤單。明穆宗調合無效，隻得暫罷高拱。隆慶二年（1568年）七月徐階致仕後，穆宗才又起複高拱，使之為內閣首輔。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懂得多數朝臣的傾向和內閣的協調一致對穩定局勢、推行新政是不可或缺的條件，所以每逢內閣出現意見分歧，他總是設法調解，從而保證了最高統治層在重大決策上的一致性。

　　革弊的第二項內容是頒詔削奪故真人邵元節、陶仲文官爵及誥命；罷除一切齋醮，撤西苑內大高玄殿、圍明等閣、玉熙等宮及諸亭台齋醮所立匾額；停止因齋醮而開征的加派及部分織造、采買。穆宗清除這些弊政，使朝綱整肅，法度修明，同時也減輕了平民百姓的負擔。

　　至於施新，明穆宗在登極詔書中概括為“正士習、糾官邪、安民生、足國用”等項。實際上，這四句話已成為隆慶新政的綱領。

　　“正士習，糾官邪”，也就是抓吏治。穆宗即位後十分重視吏治整頓，他認為各級官吏是否忠君報國、廉潔奉公是治理國家的關鍵。嚴格考察製度則是吏治清明的保證。明代對官吏的考察有京察和外察之分。京察是考察京官的製度。弘治以後，一般六年舉行一次，於巳、亥之年進行。外察又稱朝覲考察，是考察地方官的製度，一般三年舉行一次，於辰、戌、醜、未之年進行。隆慶朝對官吏的考察次數遠遠超過了製度的規定。如隆慶元年（1567年）考察京官，二年朝覲考察地方官，三年考察京官，四年考察言官，五年朝覲考察地方官。依明朝舊製，王府官不予考察。中期以後，親王在地方上侵田占土，為非作歹，家仆仗勢欺人，魚肉百姓，橫行鄉裏。隆慶三年（1569年）明穆宗規定，王府官除良醫、典樂、引禮舍人外，一律參與考察。像穆宗這樣重視官吏的考察，在明朝皇帝中還是很少見的。由於穆宗嚴格了考察製度，所以隆慶朝的吏治比較清明，士風也相對地純正。

　　在推行新政中，明穆宗還注意采取一些“安民生，足國用”的措施。主要有三個方麵：

　　蠲免救濟。穆宗即位以後，立即宣布蠲免隆慶元年（1567年）全國一半的田賦，同時免除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以前的逋賦。據統計，隆慶元年減免天下錢糧9098609石，以後每年蠲免也在二三百萬石左右。隆慶年間自然災害較多，特別是河患、地震頻仍。災害發生後，穆宗一般都能夠做到即時救濟。這對於災後的百姓多少起到了一些安撫作用。

　　抑止兼並。明朝中期以來，大土地所有製惡性發展。穆宗即位不久，曾一度清理莊田，限製了一部分皇族大地主無限度的擴充土地，但土地兼並的趨勢並未從根本上扭轉過來。如黔國公沐朝弼，不僅在雲南有莊田174所，而且在甘肅平涼界內也占有大量的草場土地。大地主階層一方麵兼並土地，另一方麵想方設法隱瞞田土，逃避賦稅，把各種名目的賦稅加派轉移到貧苦農民身上。對此，穆宗采取了兩項措施。其一是限田；其二是清田。以後，張居正繼承他的做法，在萬曆初年對全國土地進行了清丈，又把清田向前推進一步。

　　體恤商人。重農抑商，是中國封建社會傳統的國策。在明朝皇帝中，朱載比較注意恤商。在京師，對中小商人“橫索多門，剝膚錐髓”的還是宦官控製的各監局。他們公開索取鋪墊錢，而戶、工二部不能據理而爭。對此，穆宗多次親加訓飭，使“商困少紓”。隆慶四年（1570年）六月，穆宗又批準了戶部條議恤商事宜，其中規定各監局“有需求抑勒者，悉治其罪”。穆宗還屢屢下詔察革官府私自在橋梁、道路、關津路口抽稅。這些做法都有助於當時封建社會內部商品經濟的發展。

　　3.開放邊禁，促進蒙漢交流

　　穆宗朱載執政後，認清了中蒙邊境的形勢，適時開放邊禁，促進了蒙漢人民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解除了蒙古各部對朱氏家族江山的外部威脅。

　　朱載最大的業績還是在邊務方麵。從明初到嘉靖末年，明朝邊防的主要威脅來自北方的蒙古部族。其間雖有封貢、互市，但是為時短暫，邊患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朱載即位後，在邊務方麵麵臨著兩個問題。第一，明朝中期以後，政治腐敗，軍事積弱，瓦剌、韃靼相繼揮戈南下，形成嚴重邊患。明朝必須加強軍事實力，起衰振靡，才能在解決北邊問題上掌握主動權。第二，明與蒙古各部的戰爭最終不能割斷蒙、漢人民之間經濟上相互需求，互為補充的聯係。從嘉靖中期起，稱雄於蒙古各部的是俺答汗。他在與明王朝的對抗中，開始了重要的轉變，要求與明王朝改善關係，通貢互市。而朱載的父親民族偏見很深，多次斬殺來使，“絕彼通貢”，使本來可以緩和的民族矛盾不斷激化。明王朝隻有改變國策，才能適應蒙漢關係的新形勢，而這對於朱家的統治是大有裨益的，朱載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

　　朱載即位後，對北部邊防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是選拔最優秀的軍事將領統任北方邊防總督、巡撫、總兵官等職務。隆慶元年（1567年）十月，升王崇古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禦史，總督陝西、延綏、寧夏軍務。四年（1570年）正月又改調總督山西、宣府、大同軍事。隆慶二年（1568年）三月，升譚綸為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禦史，總督薊州、遼東、保定軍務。隆慶元年十月，召福建總兵戚繼光入京協理戎政，第二年五月改命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譚、戚是明代著名的軍事家，在抗擊倭寇的戰爭中戰功卓著。王崇古也曾參加過抗倭戰爭，立有軍功，嘉靖四十年（1561年）調任寧夏巡撫，親曆行陣，善修戰守，功勞顯聞。張居正在給他的信中稱讚說：“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公所謂非常之人也。”此外，用李成梁鎮守遼東，方逢時為大同巡撫，都可以說是委任得人，足當一麵。

　　朱載在用人方麵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一經委任，信而不疑。無論是譚綸、戚繼光，還是王崇古、方逢時，都多次被人彈劾，而穆宗卻始終不改初衷，對他們正確的主張，即使有人非議，也支持到底。如譚、戚曾提出在居庸關、山海關間修建3000座墩台，加強邊塞的防守，他當即批準。這是明朝繼成化後又一次修長城。在建台過程中，流言四起，都說建台無用，譚、戚對此也惶恐不安，不知所措。張居正則去信表示支持，朱載更明確表示自己不會改變決定，於是流言始得平息，墩台終得修成。王崇古、譚綸、戚繼光等都注重練兵，經過近兩年的整頓，邊防守禦已告具備。這與其父嘉靖皇帝用人“忽智忽愚”、“忽功忽罪”截然不同，而起到的效果也是不一樣的。

　　第二件事是大閱。大閱是一種軍禮，亦稱閱武，是指皇帝親自檢閱武裝力量。洪武、永樂、宣德、正統、天順、成化幾朝都搞過，但規模不大。成化十一年（1475年）後，明朝94年未行此典。張居正在隆慶二年（1568年）提出在京師舉行大閱，檢閱京軍。其目的一是整頓京營，二是擴大影響，從而扭轉明朝軍隊的積弱之勢。張居正的建議也曾受到過部分言官的責難，但明穆宗力排異議，斷然決定舉行大閱，並限期一年整頓京營。隆慶三年（1569年）九月二十日，大閱在京城北郊舉行。大閱雖說隻是一種形式，但在整飭軍務方麵卻收到了顯著的效果。首先京營戰鬥力加強，其次大閱振奮了軍心、民心。從隆慶三年（1569年）九月起，至五年（1571年）二月俺答封貢前，韃靼各部雖不時南下騷擾，皆被明軍拒卻，邊境得以無事。後來王崇古在與俺答的談判中，即以大閱為例，宣傳明朝軍事的振興，促進了談判的順利進行。從此，明政府在處理北方蒙古問題上逐步改變了被動局麵，取得了主動權。

　　第三件事是調整對蒙古各部的政策。首先調整了對蒙古地區漢族居民的政策。漢族居民的來源：一是蒙古各部每次入侵中原搶掠去的人口，天長日久，在塞外定居；二是山西、宣大等地軍民不堪忍受明政府的殘酷壓迫，逃亡塞外謀生。大批漢人來到蒙古地區後，對開發蒙古地區起了積極的作用。嘉靖時，明政府對這些居民雖然也下達過招徠的命令，但實效不大。穆宗即位後，采取多種方式進行招徠。規定“率眾來歸者，厚加撫恤”。隆慶二年（1568年）八月，逃民白春等5人，聞風各率所部前來歸附，穆宗當即予以獎賞。此事影響很大，據王崇古統計，繼此之後，僅山西、宣大等地一年之間歸降人數就超過了2000，其中不僅有漢族居民，而且也有蒙古族人民。

　　穆宗調整政策更主要表現在把漢那吉事件中。把漢那吉是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之子，幼年喪父，由俺答的妻子——克哈屯撫養。成年後，娶俺答婿比吉女為妻。不久，又下聘兔扯金之女，準備迎娶。此時，俺答的長女啞不害所生三娘子也接受襖兒都司的聘禮。俺答見三娘子豔麗多姿，就將其奪為已有。襖兒都司聞訊憤怒，要起兵與俺答為敵。俺答不得已將把漢那吉所聘兔扯金之女嫁給襖兒都司。為此，把漢那吉與俺答結怨，聲稱“我祖妻外孫，又奪孫婦與人，吾不能為若孫”，於是率眾投奔明朝。把漢那吉來降，頗有影響。如何處置把漢那吉，明王朝內部頗有爭論。王崇古、方逢時主張接收把漢那吉，而禦史饒仁侃、武尚賢、葉夢熊等則以敵情叵測，反對收留。穆宗、高拱、張居正都支持王崇古、方逢時，認為把漢那吉是一部之長，有軍事實力，對其他各部也有影響。於是朱載下詔，優撫把漢那吉，封他為指揮使。這時，葉夢熊再次上疏反對。為了平息異議，朱載指斥葉夢熊妄言搖亂，降二級，調外任。經過王崇古、方逢時的調解，把漢那吉又與俺答重歸於好。隆慶四年（1570年）十二月，俺答為了與明朝改善關係，以實現多年的貢市願望，把趙全、李自馨等執獻明朝。明朝也勸說把漢那吉重回俺答部。雙方在改善關係方麵都主動向前邁出了一步。

　　北京金山嶺長城明朝與蒙古部關係要進一步發展，必須解決三個問題：一是封，指封俺答為王及其昆弟子侄為官；二是貢，指俺答及其部下，向明朝入貢；三是互市，指俺答及其屬部在限定日期、限定貨物，與明朝擇地通商。王崇古主封、主貢而不主互市。隆慶五年（1571年）三月，穆宗封俺答為順義王，其他各部首領也先後封為都督同知、指揮同知、指揮僉事、千戶、百戶等官職。至於通貢互市，在經過一番爭論之後，穆宗采納張居正、高拱的建議，表示立即執行封貢之議。總之，穆宗比世宗較少民族歧視思想，主張“華夷一家”、“胡越一體”，應當“並包兼育”。他的這種思想，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

　　俺答封貢，首先結束了蒙古各部與中原王朝近200年兵戈相加的對立局麵，這是200年來未曾有過的形勢，這種局麵一直延續到明朝末年。其次，俺答封貢也促進了蒙漢人民經濟、文化的交流。隆慶時的互市不同於嘉靖時的馬市。馬市是官市，不準軍民生儒閑雜人入市。互市有官市，也有私市。私市準許邊民貿易，於是交易擴大到了民間。隆慶六年（1572年）冬又開月市，每月市一二日。互市、月市深受蒙漢人民的歡迎，成為連接兩族人民友好關係的紐帶。

　　4.甩手掌櫃，垂拱而治

　　“伴君如伴虎”是說君如老虎一樣，對人很難信任。但穆宗朱載卻做到了這點，他對身邊的人信任有加，才不用自己費心勞神地去處理政務。他的統治已經達到了“不統而治”的最高境界。

　　朱載在位期間，如果隻就政事而論，在朱家的十幾位皇帝中還是不錯的，為朱氏家族的延續作出了較大的貢獻。朱載最大的一個特點是能聽得進去各種對國家有利的建議，從不與內閣成員相對抗。可以說，他是一個能忍的皇帝。朱載將朝政委托給自己信任的大臣，自己每天在後宮花天酒地。由於明朝的權力結構比較合理，即便是皇帝不在，朝政依靠內閣照樣能夠正常運行，所以，朱載實際上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甩手掌櫃。

　　渾儀明正統四年（1439年）造。裝置有六合儀、三辰儀、四遊儀，用以觀測全天恒星的入宿和日、月、五星的運行。

　　朱載很幸運，即位後滿朝是人才濟濟，文有徐階、張居正、高拱、楊博，武有譚綸、戚繼光、李成梁，穆宗這個人還有些齊桓公的風範，非常信任自己的老師高拱，在後期所有政事都交給了高拱和張居正來打理。在軍事上，遼東的李成梁正是忠勇奮發的時候，戚繼光鎮守薊州也是井井有條。朱載本人常以桓公自詡，把高拱當成管仲，這樣一來給了朝臣很大自由發展的空間，二來高拱也不負厚望，兢兢業業，大明國事也就有了中興之相。不過終穆宗一朝隆慶帝隻召見過兩次閣臣，總體來說在勤政方麵穆宗還是比較懶散的。

　　隆慶在即位後很快就將權力交給高拱為首的內閣，自己有了空閑就在後宮享樂，廣修宮苑。野史上講，穆宗皇帝這人特別的好色，曾服用大量的春藥，每天要數名美女陪伴，隆慶帝在宮中的用品從小到茶杯，大到龍床，全部刻上了男女歡愛的雕塑和彩繪。由於不上朝，隆慶帝有了大量空閑時間去享樂，對於隆慶帝的縱情聲色，很多大臣如高拱等都曾上書進諫，朱載聞言總是很溫和地說，國事有先生我就放心了，家事就不勞先生費心了。由於縱欲過度，外加長期服食春藥，隆慶帝的身子沒幾年就江河日下，搖搖欲墜了。

　　當然了，朱載做甩手掌櫃也有他的條件，明朝中晚期的政治體製和思想道德是在中國封建社會曆史中非常特殊的，國家的治理已經逐漸由文官階層來完成，皇帝在行政管理上的權責越來越少，逐漸地成為一個大臣用來爭取立法的工具和道德象征。通俗地說就是，當大臣們意見一致的時候，皇帝就可以丟到一邊去了，大家這個時候最不喜歡皇帝出來幹預任何事，否則有成為暴君的危險；而當大臣們有意見分歧的時候，皇帝就被拿來做最後的裁決人，大家這個時候最希望皇帝出來為自己撐腰。否則，有被罵為懶惰的昏君的危險。同時，大家還要求皇帝要做道德的典範，孝、仁、禮、信、勤、義缺一不可，否則也有被罵為昏君或者暴君的危險。比如朱載的伯父正德皇帝朱厚照，在他祖母去世的時候因為廣場上下雨積水，就好心地要大臣們可以免於跪拜，結果卻反而被大臣們抓住了“孝”字罵的狗血淋頭。所以在明代中後期，皇帝當的是非常可憐的。如果說有誰能比較符合這個標準，也就明孝宗能算的上了，畢竟這位皇帝忍功相當強，你要我做什麽我就做什麽還不行嗎？即便如此，孝宗想閑暇時候研究一下佛學，也最後被逼承認錯誤。當然，在文人的筆下，就寫成了皇帝幡然醒悟，回頭是岸。

　　朱載同孝宗一樣，他絕大多數時間配合大臣們的要求，自己絕對不去幹預那些大臣們做事情。因為他有自知之明，內閣和各部院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大明王朝的國家機器即使沒有他也能照常運轉。但他也不像孝宗那麽壓抑自己而求全於大臣，該尋歡作樂的時侯決不約束自己，不想上早朝就不上早朝，反正對那個時代的皇帝來說，所謂早朝根本就已經變成了一個無聊的儀式，有事寫個奏章，他照批就是了。大臣們都把事情給做好了，如果有矛盾他再出麵調解一下。所以朱載在位期間，國家開始出現中興之象，而他的生活卻比孝宗悠閑得多。古人所理想的“聖天子垂拱而治”，縱觀中國兩千年的封建社會史，估計也就朱載最為接近了。明神宗朱翊鈞（1563—1620），隆慶六年（1572年）六月即位，以次年為萬曆元年。即位初，朝事主要依靠內閣大學士張居正。張居正從事改革，使明王朝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麵都有所振興。萬曆十年（1582年）朱翊鈞親政後，追奪張居正官階，逐步廢止其改革措施。他晏處深宮，不常視朝，聲色犬馬，荒廢政事；又大肆兼並土地，溺誌於財貨。其在位期間，圍繞立太子發生的“國本之爭”，更是將朱王朝進一步推向深淵。後人評論：明代亡國始自朱翊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