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之朱家天下

第十一章 中材之主世宗朱厚熜

　　1.倫序當立，兄終弟及

　　如果皇帝一夫一妻的話，朱氏家族至此就該斷子絕孫了，朱氏家族的江山也該改姓易主了。

　　明世宗朱厚熜是憲宗的孫子，孝宗的侄子，武宗的堂弟。那麽，皇帝之位是如何傳到他手中的呢？

　　明世宗像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日，武宗在豹房壽終正寢。武宗臨終前心中似乎有所悔恨，斷斷續續地對身旁的人說：“國家治理成這種樣子，都是誤在我的手中。”看著病塌上衰弱不堪的皇帝終於醒悟，大臣們相繼進言，寬慰了一番。武宗自知來日無多，命司禮太監轉告皇太後：“天下大事，順與內閣大臣審議處置。”武宗荒淫一生，竟沒有留下一個兒子，誰來繼承皇位成了一個大問題。皇太後張氏派太監張永、穀大用到內閣與閣僚們議論迎立皇帝事宜。大學士楊廷和從袖子裏拿出《皇明祖訓》，昭示於眾說：“擁立皇帝的大事，應以祖訓為本，興獻王長子入繼大統，順理成章。不知眾位以為如何？”在座的閣臣梁儲、蔣冕、毛紀等一致讚同迎興獻王長子朱厚熜入京登極。當然，楊廷和的決策並非是他對朱厚熜有什麽偏愛，而是執行傳統宗法製度的必然結果。

　　所謂宗法製，主要是指西周以來為了維係統治集團的內部秩序而製定的一種繼承製度，他的核心是“嫡長子繼承製”。具體表現為“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再就是大宗小宗之別。西周時，周天子自稱是上天的長子，在政治上是天下的“共主”，在宗法上是家族的“大宗”，王位由嫡長子世襲，世世保持大宗的地位。嫡長子之諸弟受封為諸侯，對周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其封國則又為大宗，君位仍由嫡長子世襲。諸侯的餘子受封為卿大夫，對諸侯而言是小宗，在其封邑之內則又為大宗，君位仍由嫡長子世襲，其餘庶子為士。士與庶人的關係也都可照此類推。所謂嫡長子就是由明媒正娶的嫡妻所生之長子，隻有他才有資格承襲王位，妾媵所生之子即便年長，如遇正妻有子，也不具備承襲的資格。在宗法製度下，大宗要比小宗尊貴。嫡長子要比其他諸子尊貴，隻有嫡長子才能被立為太子，世襲君位，由此而形成了一套父死子繼的繼承原則。同時宗法製又和等級製相配合，在宗法原則上是以兄統弟，在政治原則上是以君統臣，這就起到了抑製統治集團內訌、鞏固貴族的等級統治的作用。為了彌補父死沒有嫡長子繼承的缺陷，又有相應的兄終弟及的規定作為補充，但仍然以嫡母所生為其繼承的依據。西周的這一套宗法製度為曆代統治者所繼承，並且廣泛深入到民間，形成悠久的宗法文化傳統。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以後，特地在《皇明祖訓》中規定：“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雖長不得立。”這就是按照宗法製而製定的一套繼承法。

　　但是，朱厚照和朱厚熜之間的皇位繼承卻有些特殊，它超出了朱元璋《皇明祖訓》中“須立嫡母所生者”的規定，卻仍屬於“兄終弟及”的原則。楊廷和在這裏采用了一種上推法，即武宗是孝宗的獨子，沒有辦法執行“嫡母所生”這一原則，就隻好上溯到憲宗。憲宗的長子、次子早死無後，三子即位為孝宗，四子即是興王朱祐杬。按照“兄終弟及”的原則，興王朱祐杬應該以孝宗長弟的身份繼承皇位。但是此時興王朱祐杬已經去世，如果他沒有兒子，就要在憲宗十四子中再往下推，可巧的是興王還真留下了這麽個兒子。按照宗法製的推斷，“立嫡以長”，朱厚熜就以興王嫡長子、憲宗“嫡長孫”的身分獲得了皇位繼承的資格。

　　朱厚熜是幸運的，正是這“倫序當立”的宗法原則，最終使他登上了皇帝的寶座。

　　2.禮儀之爭，皇權至尊無上

　　登上了皇帝寶座還需要爭皇權，誰願意坐在皇帝寶座上當擺設呢？朱厚熜在長達20餘年的時間裏把精力都投入到嘉靖禮上，絕不僅僅為其父母爭奪皇考及皇太後的空虛名位，其真正目的在於加強皇權、衝破內閣製約。就其實質而言，嘉靖大禮之爭實為皇權與閣權的爭鬥。

　　朱厚熜被確定為皇帝繼承人之後，皇宮派去接他的人也到了，他還來不及品味這從天而降的喜悅，便隨著接駕的車隊出發了。四月二十一日，朱厚熜的車駕千裏迢迢來到京師郊良鄉，禮部官員迎候多時，長史袁宗皋呈上禮儀狀，告知進京後的典禮儀式，請朱厚熜過目，沒想到朱厚熜勃然而怒：“我是遵照大行皇帝遺詔繼承皇帝位的，不是做皇子來的，為什麽製定這樣的禮儀？”

　　是什麽樣的禮儀惹得他這麽不高興呢？禮部在製定禮儀前也曾爭論過，有的主張用天子之禮奉迎朱厚熜入京，有的主張用太子繼位的禮儀。楊廷和最後裁決，朱厚熜一行從東安門入皇城，暫居文華殿，等到群臣三次上箋勸進之後，再舉行登基大禮。這顯然是太子繼位的禮儀。朱厚熜堅決不同意，固執地駐紮在城外行宮，不肯入京，並請長史袁宗皋回報楊廷和：“我不是皇子，不能容忍這樣的禮儀。”

　　王守仁像楊廷和寸步不讓，堅持禮部的安排。皇太後怕雙方僵持不下無法收場，便下令群臣到郊外迎接，在行殿上箋勸進。朱厚熜這才接受了百官的覲見，當日中午從大明門直入奉天殿，登基做了皇帝，史稱世宗。楊廷和等草擬了即位詔書，奉上龍案，隻見上麵寫著：“奉皇兄遺命入奉宗祧。”朱厚熜凝視良久，一語不發。最後勉強批發了詔書，第二年改元嘉靖。

　　楊廷和像朱厚熜即位的第六天，指示禮部商議如何崇祀自己的父親興獻王與上尊號的問題。禮部尚書見事關重大，不敢自作主張，便去請示大學士楊廷和，楊廷和引經據典說：“從前漢成帝無子，立定陶王之子劉欣為嗣，而以楚王的孫子劉景繼承定陶王位。當今皇帝入繼大統，可以益王之子朱崇仁繼承興獻王位。至於尊崇的事，也有宋英宗的事可做參照。稱孝宗為皇考，改稱興獻王及王妃為皇叔父母，凡祭告興獻王及上箋王妃則稱侄皇帝某某就可以了。”

　　禮部官員照此意見上書皇帝。朱厚熜閱過後大怒說：“親生父母的稱呼，難道可以輕易地改變嗎？”責令群臣們退出去再行商議。禮部尚書孔澄召開會議，廷臣們再次上書，維持原議。朱厚熜又一次駁回。就這樣五次三番，從五月到七月，君臣之間為尊崇興獻王稱號，你來我往各持己見。

　　皇帝與內閣之間的氣氛日益緊張。有個叫張璁的觀政進士看準了時機，力排眾議，上疏皇帝，稱言：廷臣援引漢、宋故事不能成立。今陛下以天倫之序立為皇帝，不必指為孝宗的後嗣，陛下做為興獻王的長子，哪能斷絕父母之義。建議在京師特立皇考廟，表達聖上尊親的美德，同時尊崇興獻王後為皇後。

　　入京兩個月，朱厚熜鬱鬱不樂，深感勢單力薄不能製服內閣勢力，忽然得見張璁的奏疏，不禁大喜，說道：“張卿議論一出，我們父子得獲恩義兩全了。”

　　皇帝親自手書詔旨，命楊廷和、蔣冕、毛幻等追尊自己的生父為興獻皇帝，母親為興獻皇後，祖母為壽安皇太後。詔書傳下，楊廷和等內閣大臣堅持不讓，索性將詔書封還皇帝。給事中朱鴻陽、禦史王溱等紛紛上書極力彈劾張璁。朱厚熜氣憤難平，按下彈劾表章，不做處置。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九月二十五日，朱厚熜將生母蔣氏從湖北安陸接到通州。如何舉行奉迎的儀禮又成了激烈爭論的中心。內閣建議興獻王妃蔣氏等經由內城崇文門進入東安門到達皇宮，朱厚熜不答應。禮部隻好做了修正，改為由正陽左門入大明東門。朱厚熜還是不答應。

　　為什麽朱厚熜一點也不肯含糊呢？因為內閣擬定的全是外藩王妃進入皇宮的禮儀，沿途走的都是偏門。滯留通州的興獻王妃聽說朝廷爭論欲以孝宗為皇考，憤憤地說：“怎麽能把我的親生兒子，當作他人之子！”轉過身來又指著前來迎接的朝中官員們說：“新皇即位，你們都榮寵披身，為什麽興獻王的尊稱卻遲遲確定不下來？”興獻王妃哭哭啼啼發了一通火，幹脆坐住通州，不打算東進一步了。

　　朱厚熜在金殿上得報說母親在通州痛哭流涕傷心不已，便啟稟皇太後，堅決請求退避皇帝位，親自奉送母親回歸湖北安陸。朱厚熜這樣做，是廷臣們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的，朝廷中引起一陣躁動，唯有楊廷和不為所動，堅持原議。進士張璁孤注一擲，他知道自己的舉動博得了皇帝的讚賞，於是衝破內閣的攔阻直接上書左順門，為皇帝尊崇興獻王尋找理論根據。朱厚熜在孤立無援之際對張璁的支持萬分感動，將奏疏留在了身邊。

　　老謀深算的楊廷和為了防止內閣與新立皇帝的衝突無限擴大，以皇太後的名義傳詔禮部，追尊興獻王為興獻帝，興獻王妃為興獻後。這樣既暫時緩和了矛盾，又充分表明了內閣的立場。

　　拖到十月初四，朱厚熜的母親興獻後才姍姍由大明中門進入皇宮。照朱厚熜的意願，興獻後進謁奉先、奉慈二殿後，又要拜謁太廟。內閣大臣又站出來抬出祖訓：“婦女不得進太廟”，給堅決製止住了。

　　不知不覺，朱厚熜做皇帝已經八個多月了，所謂的大禮之爭才暫時平息下來。坐在龍案前的朱厚熜皇帝與朝廷大員們著實較量了一番，雙方似乎各有勝負。朱厚熜最不能忍容的是做臣子的那股咄咄逼人的氣勢。這年年末，朱厚熜又傳下諭旨，又要在興獻帝和興獻後的尊稱上，再加個“皇”字，好像不如此就不夠名正言順。內廷楊廷和等自然不同意，又一次采取了封還詔書的強硬做法。楊廷和等再三再四封還禦劄，幾乎使朱厚熜無法下台。按照漢唐以來的製度，內閣對於皇帝的詔旨敕令，凡認為不合時宜的都有權封駁。但是像楊廷和內閣這樣屢次三番違忤聖意，在明代曆史上還是極其少見的。朝堂上即將掀起一場軒然大波。

　　嘉靖元年（1522年）正月，清寧宮後殿燒起無名大火。楊廷和不失時機地上書，聲言：“宮殿披火，恐與興獻帝、後加稱有關。天意示儆，不可不慎！”

　　這一派危言聳聽的說詞，再加上大小官員隨聲附合，弄得素來迷信天道的嘉靖皇帝也不得不有所收斂，暫時將加稱號的事情擱置起來。隨著朱厚熜閱曆的增長，他越來越感到以楊廷和為首的內閣像是一副枷鎖，捆綁著自己的手腳。大禮儀之爭，讓小皇帝與內閣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

　　一直密切注視著朝廷動向的張璁看破了此中的奧秘。自從前次張璁上書支持朱厚熜被楊廷和打發到南京以後，耿耿於懷，伺機報複。張璁年輕時七次應考都名落孫山，直到47歲那年才考中進士步入仕途。為了平步青雲，他獨樹一幟，把晉升的希望全部押在皇帝身上。嘉靖二年（1523年）十一月，張璁與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合謀，再次上書北京，攻擊楊廷和等內閣官員，建議朱厚熜循名求實稱孝宗為皇伯考，稱興獻帝為皇考，並單為興獻帝在皇宮內立廟祭祀。奏疏呈上，果然博得朱厚熜的歡心。但是施行起來，楊廷和仍然是個障礙。朱厚熜假借事端向楊廷和頻頻施加壓力。楊廷和別無選擇，隻好在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辭去了內閣的職務。

　　張璁、桂萼因為議禮一事，力排眾議迎合皇帝，建立了功勳。因此朱厚熜特意把他們召回京師，擢升翰林學士。從此，張、桂二人有恃無恐，刻意謀劃。嘉靖三年（1527年）七月，在左順門當著皇帝的麵，突然拋出指責內閣官員欺君罔上的13條罪狀，咒罵他們朋黨為奸。朝廷官員們被激怒了，紛紛上書抗爭。朱厚熜針鋒相對，所有上書一律扣留，不予答複。

　　朱厚熜朝罷之後，回歸文華殿歇息。楊廷和的兒子楊慎在金水橋南，攔住散朝的官員們，振臂高呼：“國家供養文人武士一百五十餘年，今天是需要我等仗節死義的時候了！”

　　二百餘名官員返身回轉左順門，紛紛跪倒。更有一些激情難耐的官員痛哭疾首，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中官傳話到文華殿，朱厚熜毫不理會，傳下聖諭，隻說請諸位先行退去再說。

　　左順門前群情激昂，絲毫沒有退卻的跡象。朱厚熜沒想到自楊廷和罷官而去，朝廷官員依然如此不識時務。盛怒之下，令錦衣衛動手逮捕為首的八名官員。楊慎眼睜睜看著八名官員被綁架出去，奮不顧身搶上左順門，被守門衛士強行攔住。楊慎手撫大門失聲痛哭。台階下二百餘名官員也嗚嗚咽咽伏地悲鳴。刹時間，紫禁城內哭聲震天。文華殿內朱厚熜也大發雷霆，傳下聖旨，門下強諫的官員一一錄下姓名，一百九十餘名朝廷大員全部逮捕入獄。數日之後，楊慎等為首的官員遠配戍邊，餘下的一百八十餘人棍棒之下慘遭辱打，編修王相等十七人被活活打死。

　　議禮反對派哭左順門的悲壯義舉，被朱厚熜一頓大棒打得煙消雲散。皇權是唯一的勝利者。但是這件事並沒有就此結束，直到嘉靖七年（1528年）三月，議禮的餘波依然未平，朝廷一紙發文，追究當年參與議禮的官員的罪責。首當其衝的楊廷和，盡管官職已無，朝廷念其迎立朱厚熜有功，免去了死罪，但仍指定他為罪魁，削籍為民。其餘內閣官員，不論死去或健在，一律嚴厲處置。

　　接下來，嘉靖皇帝又開始琢磨著將自己的父親稱宗祔廟。按照封建宗法的規定，隻有生前在位的皇帝，死後才可以有廟號，稱祖或者稱宗。在古代帝王的世係中，一般是始祖稱祖，繼祖者稱宗。朱厚熜的父親生前沒有做過皇帝，雖然已經追尊為皇帝稱號了，但根據宗法原則，稱宗入太廟則完全不行。嘉靖皇帝再一次打破了常規，將自己的父親稱宗祔廟，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十一日，朱厚熜率領群臣給太宗朱棣上尊號為“成祖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給興獻帝尊號為“睿宗欽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十三日，奉興獻皇帝的神主進入太廟。二十一日，在大內的玄極寶殿舉行了明堂秋享之禮，以睿宗配祭。

　　到了這個時候，持續18年之久的大禮議之爭，才最後宣告結束。大禮儀由儀禮之爭發展成政治鬥爭，是封建宗法製和君主專製製度的必然產物。

　　“大禮議”的起因和表麵目的是世宗的父母該如何稱呼，先皇孝宗及其皇後又該如何稱呼，以及相關的一係列禮儀稱謂問題。朱厚熜主張給予自己過世的父母以一般皇帝的父母的崇高待遇，應該把其生父興獻王追封為“恭睿獻皇帝”，而孝宗的一些舊臣，以首輔楊廷和為代表，則力主視世宗為孝宗的繼子，以維持皇家血統的大宗地位。其根本原因在於對封建宗法製度和皇位繼承製度的理解不同。議禮反對派以宗法製中的大宗、小宗為根據，力圖維護封建綱常和朱明皇統中大宗為主的地位；議禮派則主要以封建禮製中的“孝道”為根據，認為聖人之治國當以“孝敬”為先，“聖人之孝尊親為大”，則進一步強調“非天子不議禮”，“務以明天子尊，複國威”相號召，這正是以小宗入承大統的朱厚熜最需要的，所以嘉靖帝依靠議禮派在理論上的支持，運用皇權的無上威力，徹底打敗了議禮反對派。

　　嘉靖借大禮議風波加強了皇位，此後的45年中，沒有人再敢觸動他的權威。

　　3.樹權威，改革祀典

　　皇帝也需要樹權威，以此來加強自己的統治。有的皇帝是通過鏟除身邊的異己來樹立威信，有的則是通過改革吏製來抬高自己，而嘉靖皇帝卻是通過改革祀典這一係列活動，將朝臣都換成了能夠對自己的心意心領神會的人，使其皇權進一步得到了鞏固。

　　在爭大禮的過程中，朱厚熜在議禮派的支持下，用皇權壓製了反對派。同時在雙方的爭論過程中，朱厚熜自己也閱讀了很多有關禮製的書籍。從儒家經典《十三經》到漢、宋諸儒對禮製的注解，朱厚熜都進行了研討，對封建禮製的認識更深刻了。朱厚熜越來越認識到理論宣傳和禮製建設的重要性。為了改變自己在左順門事件中留給臣民的不良印象，為了通過禮製的改革樹立自己作為英明的中興之主的形象，朱厚熜開始了更定祀典的改革。

　　明·唐順之·手書

　　七言律詩扇麵明王朝的建立者朱元璋很注重禮製建設，從洪武元年開始，他就命中書省組織翰林院、太常司，定擬祀典。經過禮官和儒官們的努力，製定了有明一代的禮製規模。

　　中國古代對天、地、日、月的崇拜由來已久。天又稱“昊天上帝”，是古人想像中人間萬事萬物的主宰者，自從先秦時期天命觀形成以後，曆代帝王無不自認為受命於天，人間的皇帝乃“上天之宗子”，因此稱為天子。地指大地，也稱“皇地祗”，大地是自然萬物生長的所在，因而古人把皇地祗想像為與“昊天上帝”相對的神。

　　朱元璋在建國之初擬定祀典，首重祀天之禮，洪武元年由中書省臣李善長奏進《郊祀儀》，其開篇就說道：“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陽之義也。祭天於南郊之圜丘，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周禮·大司樂》：‘冬日至，禮天神，夏日至，禮地祗’。《禮》日：‘享地於郊，祀社於國’。又日：‘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書》日：‘敢昭告於皇天後土’。按古者或日地祗，或日後土，或日社，皆祭地，則皆對天而言也。”

　　根據中書省臣的考證，朱元璋折衷古禮，在鍾山之陽建圜丘，鍾山之陰建方丘。冬至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夏至在方丘祭祀皇地祗。洪武時期配祭的祖先是朱元璋的父親仁祖，建文時期撤仁祖，改奉太祖朱元璋，洪熙元年又在朱元璋之下增設太宗朱棣配祭。

　　在洪武十年以前，太祖朱元璋對天、地一直是按冬至、夏至分別祭祀於圜丘和方丘，並有陪祭的自然神靈。洪武十年秋，由於在祭祀齋居期間陰雨連綿，朱元璋細讀漢代京房的災異之說，感到天地分祭不太合適，又命在南郊建大祀殿，從洪武十二年（1379年）正月開始合祀天地於大祀殿。永樂十八年（1420年）朱棣遷都北京之後，在北京也建成大祀殿，規製一如南京，從洪熙元年（1425年）以後合祀天地、二祖並配之製也就一直沿襲下來。

　　當朱厚熜感覺自己對古禮了解得已經不少，可以“斟酌古法，厘正舊章”之時，他首先就把目光投向了郊祀大禮，因為這裏是最能取得突破的地方。同時，為了使更定祀典能夠順利進行，他先和自己頗為信任的大學士張璁進行了商量。然而，令他萬沒想到的是，張璁這位當初在禮儀之爭中出過大力的下屬居然反對自己的意思。這讓朱厚熜十分沮喪。

　　正在朱厚熜欲罷不能之時，嘉靖九年（1530年）正月十五日，吏科給事中夏言上了一封奏疏，“請帝親耕南郊，後親蠶北郊，為天下倡。”這一奏疏正中朱厚熜下懷，他感到古代的天子親耕南郊、皇後親蠶北郊之禮，正與他想更定的南、北郊之禮相合，便讓夏言就南北郊之禮提出建議。

　　夏言是嘉靖朝的一個重要人物，他日後的飛黃騰達正是因為他的這次奏疏。不久嘉靖皇帝就采取了夏言的建議，並命夏言監工，協同戶、禮、工三部在南天門（即正陽門）外擇地興建圜丘。

　　夏言通過更定郊祀之製而得到朱厚熜的青睞，在興建圜丘時自然十分賣力，擇好地址後馬上興工。在嘉靖九年十月完工，朱厚熜親自將圜丘壇殿定名為皇穹宇。第二年夏天，北郊安定門外方丘、東郊朝陽門外朝日壇、西郊阜成門外夕月壇的壇埴也相繼完工。

　　四郊工程竣工，分祀之製就此確定。朱厚熜更定祀典最重要的一項內容——改革郊天大禮終於成功了。緊接著，嘉靖又將“皇後親蠶禮”納入祭祀範圍，並更定了孔子的祀典。

　　4.換首輔，控製內閣

　　明世宗朱厚熜通過換首輔的方式，來控製內閣，從而將皇權牢牢地控製在自己手中，進一步加強了朱氏家族的統治。

　　明代的內閣是皇權專製的產物。從英宗以後到朱厚熜即位之際，明代的中樞權力機構呈現出內閣和司禮監權力迭相消長的形勢。內閣的地位之所以重要，就在於它掌握了“票擬”大權。所謂票擬就是群臣所上的章奏，在送給皇帝審批之前，先由內閣學士閱看後用一張小紙寫上應該批示的意見，貼在奏疏的封麵，再進呈皇帝批準。由於有了內閣票擬的意見，皇帝覺得可以時，用紅筆批準，就可以照票擬的意見執行。所以在製定、執行各種方針政策時，內閣起著極大的作用。但是，在很多時候皇帝由於種種原因而不願“批紅”時，就讓司禮監的宦官代勞，由此而使司禮監得以乘機挾製內閣，造成宦官幹政的局麵。英宗時的王振專權、武宗時的劉瑾專權，就是用司禮監批紅大權箝製內閣權力的典型。

　　明·昆劇戲曲人物盡管內閣受到皇權和司禮監權力的控製，明代內閣仍然在中樞機構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並且在內閣中形成了首輔製度。朱厚熜即位之時，楊廷和正位居首輔，定策迎立、除大奸、決大策、扶危定傾，把明代內閣的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但是，朱厚熜即位以後，他對內閣發揮的作用卻感覺有些不滿意了，其主要的矛盾就在於大禮儀之爭。

　　朱厚熜在即位的過程中，就和當時的首輔發生了衝突，接下來的大儀禮之爭更讓皇帝和首輔的衝突白熱化，並導致了首輔楊廷和隱退。這些事情讓朱厚熜感到了內閣對自己行動的製約。因此，在大儀禮之爭結束後，朱厚熜就開始更換內閣人選，把自己喜歡的人換到內閣。

　　左順門事件之後，朱厚熜在張璁、桂萼等人的支持下議定了大禮，所以對二人十分寵信，就想把張、桂二人調入內閣。但是，這兩個人雖然得到了朱厚熜的信任，卻受到內閣首輔費宏及閣臣石瑤的壓製，張、桂二人就上章奏攻擊費宏。費宏對二人的攻擊難以忍受，就上疏朱厚熜請求退休，終被批準。與其同時，內閣成員石瑤也被準予退休。

　　費宏和石瑤的去職，使內閣空出了位置。本來，朱厚熜的意思是想讓張璁進入內閣。當他請繼任首輔楊一清推薦人選時，楊一清卻推薦了致仕在家的弘治朝大學士謝遷，而沒有推薦張璁。張璁由此而怨恨起楊一清來，因為楊一清當年是由他的推薦而重新入閣的，現在卻不推薦他，豈不是知恩不報，於是兩人產生了嫌隙。由於張璁沒能入閣，朱厚熜又讓廷臣推入閣人員，結果還是沒有張璁。朱厚熜不滿意，令廷臣再推，結果仍然沒有張璁，朱厚熜隻好從中檢用了吏部右侍郎翟鑾，讓他以吏部左侍郎兼學士銜人值文淵閣，參預機務。

　　朱厚熜很明白，廷臣推不及張璁，主要就是由於張璁在議禮問題上和朝臣積怨太深。為了使自己親信的人能進入內閣，朱厚熜終於在嘉靖六年（1527年）十月征得首輔楊一清同意後，用中旨任命張璁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銜進入內閣。後來在嘉靖八年（1529年）二月用中旨任命桂萼以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銜入內閣。這樣，兩個議禮之臣終於得到了重用。

　　張璁進入內閣後，便將楊一清排擠出朝，自任首輔。當朱厚熜感覺到張璁“頤指百僚，無敢與抗者”，並且在改革郊祀大禮中不能支持自己時，就又開始提拔夏言。夏言得到朱厚熜信任後，在更定祀典中發揮了很大作用，官途也十分順利，從都給事中的官位不到一年就升為禮部尚書，這在明代曆史上是從未有過的事。夏言因自己受到皇帝的信任，又見朝臣士大夫們都厭惡張璁，便與張璁對抗，兩人產生了矛盾。朱厚熜在張璁和夏言之間進行了調和。但是，為了控製並製止張璁的跋扈行為，朱厚熜曾三次通過批準張璁致仕而加以裁抑。及至夏言任首輔之後，朱厚熜又通過提拔嚴嵩來和夏言對抗，進而保持自己對內閣的牢固控製。

　　明架火戰車長350厘米，寬320厘米。這是由獨輪車與火箭、火銃、長槍組成一體的由兩人操作的戰車。

　　明代政治史，內閣大臣們一旦受到攻擊或者與皇帝意見相左時，每每求退，一方麵是對皇帝施加壓力、使其尊重閣臣們的意見特別是首輔的意見；另一方麵也是閣臣們為了自己的榮譽和節操。但是朱厚熜卻從中學會了一套政治手腕，他批準不批準誰致仕、對閣臣的爭鬥表不表態，完全根據自己的政治需要和個人情感而定，從而把內閣牢牢地控製在自己手中。

　　5.財政危機，製定《宗藩條例》

　　亡羊補牢，為時已晚。國家財政出現危機後，才想辦法補救，已經太遲了。嘉靖雖想力挽狂瀾，但其效果甚微。

　　嚴嵩像在嘉靖中後期的財政危機中，宗藩歲祿的不斷增長是一項重要因素，因而促使朱厚熜對此進行改革，產生了《宗藩條例》。

　　宗藩製度是中國封建時代家天下的必然產物，封建帝王為了防止國家大寶落入他人之手，往往將自己的子孫分封為王，出鎮各地，依靠他們對地方軍政官吏加以限製和監督。明代從朱元璋開始定製封藩，他分封了24個諸侯王，遍布全國各地。對以後曆代皇治、軍事、經濟、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朱元璋在分封藩王的同時，又對諸侯王的各種待遇做了一係列的規定，這些規定為後世所遵循，因而形成宗藩製度。按製度規定，諸侯王享有優厚的政治、經濟待遇。朱元璋為了篤親之宜，將整個宗室變成坐食歲祿的寄生階層，整日過著遊手好閑的生活。

　　明代宗室所享受的各種待遇，到靖難之役以後經過成祖朱棣的整頓，其政治權力以及軍事權力不斷削弱，朝廷對宗室的防範也越來越嚴密，以致形成嚴格的藩禁。如宗室不得參與兵事，參政、出仕、從事四民之業有禁，出城有禁，藩王相見有禁，入朝有禁，與官府打交道有禁，王府置官屬有禁等等。與政治上、軍事上的藩禁相伴隨的，是宗藩經濟特權的膨脹，即每出生一個宗室人口，就要享有一份宗藩歲祿。此後，隨著時間的推移，宗室人口每隔30年左右就翻一番，宗藩歲祿也就成倍地增長，終致成為明朝廷不堪忍受的重負。

　　朱厚熜即位以後，明朝宗室人口和宗祿的增長，已經給朝廷的財政造成了沉重的壓力。嘉靖八年（1529年）正月，戶部尚書梁材奏報嘉靖七年的情況說：去年“太倉所入止130萬金，而支出卻達241萬”，造成財政超支的弊端有五項：“一宗室，二武職，三冗食，四冗費，五逋欠。”此時邊疆的危機還不嚴重，所以梁材將宗室祿米耗費列為弊端之首，他強調：百姓的稅糧有限，而宗支的繁衍無窮，以有限之土地而增無限之祿糧，如不早做打算，將來不堪設想。到六月，詹事霍韜也建議：將洪武初年藩王人數、所支祿米和今日藩王人數、所支祿米如實核查。梁材和霍韜的奏疏，提出了宗室歲祿日益增長的危害，促使朱厚熜不得不認真尋找辦法。

　　由於朱厚熜是以藩王入繼大統的，不願意決然改變朱元璋“祿之終身”的老辦法。但是，宗藩歲祿給政府的壓力實在是太大了。有人分析，嘉靖初年，國家支給每一宗室的歲祿在四百石左右，而這時的宗室人口基數已在十餘萬以上，這是一個王朝所難以承受的。朝中的一些有識之士紛紛上書，指出宗藩歲祿的危害。

　　經過兩年多的討論，在禮部尚書李春芳的主持下，終於在不久之後擬訂了“議處王府事宜六十七條”，上奏給世宗。朱厚熜審閱之後，詔為書頒行，賜名《宗藩條例》。《宗藩條例》是嘉靖皇帝為解決宗室歲祿問題的沉重負擔而進行的重要改革，其主要內容不外乎是：通過限製妾媵的數目來抑製宗室人數的急劇上升；通過奏減和折支等辦法減少原定的祿米數額；削減宗室一些無關緊要的浮費。盡管它很有限，但畢竟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宗室人數和祿米的急劇增長，也為萬曆時期製定《宗藩要例》奠定了基礎。

　　《浙江瀕海地圖》從中可見明政府在沿海設置衛所，防禦倭寇。

　　但是，由於朱厚熜不想徹底廢除宗藩的寄生性生活，不能采取讓宗室人民籍、開應舉之途、弛商賈之禁等讓宗室自食其力的措施，因而他的改革也隻能是修修補補，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宗藩歲祿給朝廷財政帶來的壓力，宗藩問題也就由大明朝廷一直背負到它的滅亡。

　　明穆宗朱載（1537—1572），明世宗朱厚熜第三子，世宗病死後繼位。朱載即位後，倚重高拱、陳以勤、張居正等大臣的鼎力相助，實行革弊施新的政策，一改世宗時的弊政，使朝政為之一振。他用人不疑，放手讓他的臣子去發揮才能，使得隆慶朝和萬曆朝前十年成了明王朝回光反照的時期。這一時期社會比較穩定，經濟比嘉靖朝有了重大的發展，可以說朱載在使明王朝向最後一個繁榮時期發展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過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