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之朱家天下

第十章 中興之君孝宗朱祐樘

　　1.勤政愛民，延緩衰敗步伐

　　唐太宗李世民和唐玄宗李隆基都能勤政愛民，從而出現了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孝宗朱佑樘勤政愛民，使弘治一朝，政治清明，經濟發達，號稱太平盛世。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月，憲宗死去。九月，18歲的皇太子朱佑樘繼承大統，大赦天下，以明年為弘治元年。孝宗登極後麵臨的形勢相當嚴峻，憲宗時期朝政日趨混亂，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在這種情況下，孝宗刷新政治，大力整飭吏治，以振興王朝。

　　明孝宗像

　　斥逐奸邪。太監梁芳為人“貪黜諛佞”，為取悅於憲宗和萬貴妃，“日進美珠珍寶”。不少奸佞如李孜省、僧繼曉等，都是通過梁芳的門路而得到重用的。他們勾結起來，作奸犯科，謀取私利，通過梁芳直接取旨授官（名為傳奉官）的就有數千人之多，有白衣而至太常卿者。對於這夥奸佞小人，孝宗即位第六天就采納六科、十三道禦史的建議，貶梁芳為南京少監，謫李孜省等戍邊陝西。同年十一月，又下令逮捕梁芳、李孜省下獄。李不勝拷打，死於獄中，梁芳亦“卒廢以死”。弘治元年（1488年）十一月，作惡多端的僧繼曉也被處以死刑，接著其他奸邪也相繼被罷斥，其中也包括在成化年間隻知獻媚取寵的內閣首輔萬安。而最大的舉指，是孝宗下令汰傳奉官，將右通政任傑等兩千餘名罷免，同時還罷遣此類禪師、國師、真人等一千幾百人。經過這番清洗，先朝留下的奸邪小人幾乎所剩無幾。

　　選賢任能。在罷斥奸邪的同時，孝宗還大力選拔賢才，委以重任。王恕、馬文升、劉大夏、劉健、李東陽、謝遷等都先後當朝執政，一時出現了“朝多君子”的盛況，這對孝宗改良政治起了組織上的保證作用。

　　明清觀象台

　　王恕，陝西三原人。成化年間就以敢直言進諫而著稱。當時他曾先後應詔陳言21疏，疏論朝政39次，“侃侃論列無少避”，“以直聲動天下”。每當朝廷政事委決不下時，廷臣們總是寄希望於王恕，說，王公為什麽不發言呢？隨之，他們又很自信地說，王公的奏疏就要來了。果然，王恕的奏疏不久就遞上來了。時人有歌謠稱讚說：“兩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如此直臣自然會遭到一些近幸顯貴的怨恨，昏庸的憲宗“亦頗厭苦之”，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竟迫其致仕。孝宗即位後，廷臣推薦因事而被罷官家居的大臣，王恕名列首位。孝宗即召用王恕為吏部尚書，直到弘治六年（1493年）閏五月休致為止，王恕始終擔任這一宮廷要職。孝宗推心委用，王恕也慨然以天下為己任，盡心輔佐。他還大力引薦賢才，其所薦用的耿裕、彭韶、何喬新、周經、李敏、張悅、倪嶽、劉大夏、戴珊、章懋等都成了一代名臣。

　　馬文升，鈞州人，文武全才。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升任兵部尚書，第二年，因被李孜省進讒言改任南京兵部尚書。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十一月，被孝宗召入京師，任命為左都禦史。弘治二年（1489年）再任為兵部尚書，兼督團營。其時軍政廢弛，邊境防禦空虛。馬文升上任後，考核將校，罷黜貪詐、怯懦將帥三十餘人。這些被罷者十分怨恨，有的手持弓箭，伺守在馬文升家周圍，企圖行刺；還有的書寫匿名信誹謗他，用箭射入東長安門內，造謠惑眾。孝宗聞訊後，立即命錦衣衛逮捕這些不法之徒，同時還派12名騎士專門保護馬文升。皇帝的信任，使馬文升更加盡心朝政，在屯田、馬政、邊備等諸多方麵，提出許多有價值的建議。王恕致仕後，馬文升改任吏部尚書，雖已年近八旬，修髯長眉，耳有重聽，但議政時仍侃侃而談，風采不減當年。

　　劉大夏，華容人，初任職方主事，後升為郎中。他熟知兵事，深得兵部尚書餘子俊的賞識，“倚之若左右手”。弘治二年（1489年），遷為廣東右布政使，弘治六年（1493年）以吏部尚書王恕薦，擢右副都禦史，弘治十五年（1502年）正式就任兵部尚書。任職期間，劉大夏屢上章疏，提出了許多改良朝政的好建議，孝宗也傾心相聽，多有采納。一次，孝宗召見劉大夏問道：“卿前言天下民窮財盡，但祖宗朝征收賦稅皆有定額，為什麽會弄到如今這個地步呢？”劉大夏答道：“這是因為政府征斂沒有定額的緣故。如朝廷每年向廣西征采鐸木，又向廣東索取香藥，動輒耗資數以萬計，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孝宗隨後又問詢士兵狀況，劉大夏直言不諱地說：“士卒同百姓一樣貧窮。”孝宗不解地問道：“士卒居有月糧，出征又發行糧，怎麽會窮呢？”劉大夏答曰：“雖是規定這樣，但將帥層層克扣剝皮，到士卒手中的實際還不到規定的一半，怎麽會不窮呢？”孝宗聽後，感慨萬分地說道：“朕即位這麽久，竟然不了解天下軍民的窮苦情況，怎麽做萬民之主呢？”隨即下令革除弊端。劉大夏像劉健、李東陽、謝遷等都是孝宗為太子時的講官。劉健，洛陽人。孝宗即位後，被提拔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參預機務。弘治十一年（1498年），代徐溥為內閣首輔。他學問精深，直言敢諫，辦事精明果斷，人稱賢輔。李東陽，茶陵人，弘治八年（1495年）以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入閣，後加銜至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朝政每有缺失，李東陽都盡心力諫，每每切中要害。謝遷，餘姚人。孝宗即位後，仍為經筵講官。每次進講前他總要做好充分準備，進講時言辭懇切，寓規勸於講解之中。孝宗稱讚不已。後遷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弘治八年（1495年）與李東陽同時入閣，後加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謝遷遇事頭腦清醒，分析問題深刻透徹。時人評論他與劉健、李東陽：“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

　　嚴格考核官吏。孝宗認為要保證選賢任能方針的實施，對官員的考核審察就是十分必要的。弘治元年（1488年）三月，孝宗讓吏、兵二部把兩京文武大臣、在外知府、守備以上官員的姓名抄錄下來，貼在文華殿的牆壁上，以便隨時觀覽，還將其為官實跡記錄在姓名之下，以備升遷罷黜。弘治八年（1495年）四月，孝宗還指示吏部、都察院要注意調查，掌握官員為政的實際情況，以便做出公正的評語，“今後考察、黜退官員，各從公詢訪，必得實跡，不可輕信偏聽，以致枉人。”（《明孝宗實錄》卷九）

　　為提高考察的實效，孝宗還對官員考核製度予以完善和改進。首先，擴大考察範圍。弘治元年（1488年）正月，孝宗下令考察武職鎮守等官，“凡有疾者、戴罪待問者、年老政聲無聞者、不愜人望者，皆罷之；年及六十者，令致仕”（《明孝宗實錄》卷九）。在此之前，各處參將等武官都不在考察之列，以致他們中間的某些人貪贓枉法卻無人過問。這次，兵部會同科道官考察武官，罷免了鎮守寧夏東寧伯焦俊等15人（《明孝宗實錄》卷九）。

　　與此同時，孝宗還命兩京五品以下的官員，包括欽天監和太醫院官員都參加考察。弘治元年（1488年）八月，一次就黜退欽天監天文生及陰陽人等108人。九月，孝宗又命王府輔導官也加入被考察行列。按明朝的舊製，王府官員是不參加考察的，而孝宗則規定“令巡撫、巡按官會同考察奏聞”。

　　除擴大考察範圍外，孝宗還對考察時間做了一些完善和改進。他規定“外官三年千朝覲，以辰、戌、醜、未歲，察典隨之，謂之外察”。對京官考察則由十年一考，改為六年一考。弘治十四年（1501年），南京吏部尚書林瀚上言，在外司府以下官俱三年一考察，兩京及在外武職官，亦五年一考選，唯兩京五品以下官，十年才一考察，法太闊略。孝宗認為此議對加強京官的考察力度很有利，遂於弘治十七年（1504年）六月正式頒令，“兩京吏部各會同都察院並各衙門堂上官從公考察，今後每六年一次，著為令”。考察製度的完善，大大提高了懲處貪殘和不稱職官員的力度，對吏治的整飭十分有利。弘治三年（1490年）、九年（1496年）、十五年（1502年）經吏部考察後，老疾者致仕，疲軟無為者冠帶閑住，貪酷者為民，均達到兩千多人。而特別貪酷者則受到嚴厲處罰，福建邵武知縣高遷侵盜官庫銀500餘兩，納賄1000餘兩，與家屬一起被發配廣東海南衛充軍。

　　為使吏治清明，孝宗還廣泛接受臣下建議，停開納粟事例。成化末年，因陝西、河南等省連年發生嚴重饑荒，憲宗詔開納粟事例，凡捐米粟入官者許為監生、吏、典等。弘治五年（1492年）十一月，吏部尚書王恕上疏抨擊這一製度說：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天下也有災荒，各邊也需軍餉，當時沒有納粟之製，並沒聽說過糧食不足、軍民貧困。近年來，一遇災荒就行捐納，其結果一方麵使正常仕途阻塞，有的人候選十五六年方才得到一官半職，及至上任，鬢已斑白，早已無心從政；另一方麵則是官以財進者，上任之後都貪財害民，致使官場日趨腐敗。孝宗認為他講得很對，立即下令停止納粟事例。

　　虛心納諫開言路。成化年間，言路阻塞，直言敢諫之人屢遭罪罰。孝宗即位後，為及時糾正朝政缺失，就千方百計地疏通言路。他首先對前朝因言事獲罪的官員進行甄別和平反。成化二十二年（1487年）十月，還將帶頭彈劾李孜省等奸邪的給事中韓重、王質等12人晉升了職務。同時，下令科道官有空缺者，悉數增補，充實言官隊伍。這些舉措不僅解除了人們心中的顧慮，而且很快就形成了人人踴躍上言的好風氣，“上更新庶政，封章旁午，言路大開”。孝宗即位之初，因其祖母、太皇太後好佛事，就賜給大慈延福寺六百多頃地作為香火田。禦史紛紛上疏諫止，孝宗接受了眾人的意見，將地收回，召民佃種。還有一次，孝宗準備在萬歲山上建一棕棚，以便登高望遠。太學生虎臣得知這個消息後，立即上疏勸諫。當時任國子監祭酒的費圈十分驚恐，害怕孝宗怪罪下來，自己受牽連，於是就將虎臣戴上枷鎖，捆綁在樹下。過了不久，官校傳令虎臣到左順門聽旨。大出人們意料的是，孝宗在諭旨中不但沒有責備虎臣，反而大加獎慰說：“你說的對，棕棚已經拆了。”費圈聞訊羞愧難當，而虎臣卻因此名聞天下，不久還被任命為知縣。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孝宗能傾聽逆耳之言，虛懷若穀。吳一貫一案是孝宗親自審理的，擬定為“大辟”罪。刑部尚書閔矽不同意，認為至多隻能定為徒刑。二人為此爭執不下，左都禦史戴珊進行調和，孝宗令閔矽重新擬罪。不料，閔矽仍按己意奏上。孝宗很是生氣，召劉大夏商議。劉大夏說：“刑官執法是其職責，不可加罪。”孝宗默然，終於還是按閔矽的意見來處理了。

　　興修水利。位於山東的黃河堤壩每年都會決口引起洪水，那裏正是黃河和大運河相交的地方，不僅危及大批人的生命，也中斷了運河的運輸。1493年，當時在地方上任職的高級官員劉大夏經吏部尚書王恕推薦，負責這項水利整治工作。

　　劉大夏研究了河流管理工程的曆史，招收了地方上所能找到的最有經驗和技術最佳的人，采取了著名的前輩特別是14世紀中葉偉大的水利工程學家賈魯使用過的技術，經過長達兩年多的勞動，終於治愈了因黃河水泛濫而帶來的水患。從離裂口很遠的上流（幾乎遠及河南的開封）開始，劉大夏堵塞了通過今河北南部和山東西部流向東北的黃河的幾條支流。這樣就使主河道轉向東南，流向江蘇北部的徐州，進而流向淮河的主渠道入海。這樣就改變了黃河的主流，使它在山東半島南部流動，這一改變一直延續至19世紀中葉。

　　在明代的諸多皇帝中，孝宗最為仁慈。他對於救荒的工作非常重視，要求各級官府都要設立常平倉，以應付災荒。在刑罰方麵，他要求慎重施刑。在他的這種要求下，一些素以殘酷聞名的特務機構如錦衣衛都發生了改變。所以，弘治一朝，政治清明，經濟發達，文化上則出現了李東陽的茶陵詩派、邱濬的理學，史稱太平盛世。

　　2.寵愛皇後，包庇外戚

　　皇帝也難做，由於他沒有將“小家”與“國家”平衡好，所以他隻能是兩頭受氣。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黃宗羲曾寫過一篇專門批評專製君主的文章《原君》，其中有“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一句。大概中國古代的成年皇帝，很少有不Y蕩的，大都三宮六院，嬪妃成群，明代的皇帝尤其如此。但有一個明代皇帝例外，那便是孝宗朱祐樘。有人說，他可能是中國皇帝中唯一實行一夫一妻製的帝王。在他的一生中隻有一個皇後，而且沒有其他的嬪妃。皇後張氏，興濟（今河北滄州市北）人。按照明代中期以後選後的製度，皇後一般都出身於平民之家。張氏的父親張巒，原隻是一個秀才，以鄉貢的名義進入國子監。也就是說，從地方學校保送進了國立最高學府讀書，成為國子監生。張氏出身於這樣的讀書人家庭，家教自然很好。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二月初六日，張氏與時為皇太子的朱祐樘成婚。

　　同年的九月，張氏被正式立為皇後。張皇後在弘治四年（1491年）的九月二十四日生下了皇長子朱厚照，即後來的武宗。朱厚照一生下來，麵貌非常清秀，“粹質比冰玉，神采煥發”，舉止非常。因此，孝宗對這個兒子非常疼愛，對於張皇後自然更是寵愛。晚明學者黃景昉說：“時張後愛最篤，同上起居，如民間伉儷然。”皇帝、皇後像民間的夫婦一樣，每天一同起居。這在封建皇帝的私人生活中，是極為罕見的。

　　真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朱佑樘登基後，她的父親張巒被封為壽寧伯。張巒死後，加贈昌國公，她的弟弟張鶴齡襲封侯爵，另外一個弟弟張延齡也被加封。朱佑樘對張氏一家非常好，但張氏偏偏是那種得寸進尺、貪得無厭的人，而且她的這兩個弟弟比姐姐更加貪婪。張氏兄弟仗著自己外戚的地位，到處為非作歹，兼並了大量的土地，設立皇莊，使得許多農民流離失所。張氏兄弟還倒賣官鹽，當時的鹽是由國家壟斷的產品，是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張氏兄弟以此牟利，極大地影響了國庫的收入。張氏家族的許多堂兄弟、叔伯、養子和結拜弟兄都加官晉爵，整個明代沒有其他外戚享受過這樣的待遇。

　　弘治十年（1497年），朱佑樘聽說張氏兄弟在北京南部強奪農戶的田地，便派刑部侍郎屠勳和宦官蕭敬前去調查。屠勳和蕭敬如實地報告了情況，並要求將田地歸還給受害者。張皇後知道後勃然大怒，而據《明史》記載，“帝亦佯怒”。朱佑樘進退兩難的心情由此可見一斑。但是他後來還是采納了屠勳和蕭敬的大部分建議，而且私下對蕭敬說：“汝言是也”，並賜給禮物作為他直言不諱的賞賜。

　　弘治十八年（1505年），朱佑樘去世前的兩個月，年輕的戶部郎中李夢陽應詔上書，陳二病、三害、六漸，奏疏長達五千多言，批評了朝廷許多方麵的弊端，極論得失。李夢陽在給朱佑樘的奏疏中特別指出了張鶴齡赤裸裸的濫用職權給朝庭造成的長期損害，在奏疏的最後說：“壽寧侯張鶴齡招納無賴，罔利賊民，勢如翼虎。”

　　張鶴齡發現李夢陽的奏疏中有“陛下厚張氏”的話，立即向他的姐姐張皇後告狀，說李夢陽竟敢稱呼皇後為張氏，論罪當斬。張皇後憤怒地向朱佑樘要求殺李夢陽。朱佑樘深感為難，最後還是妥協了，下令將李夢陽投入獄中。但私下裏卻認真地垂詢幾個大臣的意見，問他們該如何處置李夢陽。一個大臣說李夢陽的言詞“狂妄”，該殺；但另一個則說李夢陽是“赤心為國”。朱佑樘愛惜李夢陽的才華，隻罰了李夢陽三個月的俸祿，然後釋放。

　　張皇後對朱佑樘的這種做法當然很不高興，左右太監都勸朱佑樘廷杖李夢陽，以泄皇後的心頭之恨。朱佑樘不同意，對兵部尚書劉大夏說：“若輩欲以杖斃夢陽耳，吾寧殺直臣快左右心乎！”經此一事，李夢陽名聲鵲起，成了朝廷和百姓心目中的英雄。不久後，李夢陽在路上遇見壽寧侯張鶴齡，李夢陽當麵責罵張鶴齡，並打落了張鶴齡的兩顆牙齒，這事後來居然不了了之。

　　也許，在孝宗看來，張氏兄弟雖然有過錯，但他們畢竟是皇後的弟弟，所以一般的小過錯能寬免就寬免了。當然，他也知道放任張氏兄弟的後果，所以希望通過自己的教誨來使二人收斂。有一次，皇帝遊幸南宮，皇後、太子、皇後的母親金夫人以及張氏兄弟陪同。席間，皇後、太子及金夫人離席，孝宗便將張鶴齡單獨叫來。人們遠遠地看到張鶴齡摘下烏紗帽向皇帝叩頭。從此以後，張氏兄弟的行跡較為收斂。張氏兄弟，後來在正德朝和嘉靖朝之交接期間，因為擁護世宗登位，曾經非常受世宗的寵幸。但是，二人最後的命運卻讓人嗟歎：張鶴齡被關在獄中死去，張延齡被殺於西市。這固然有世宗忘恩負義的因素，但二人的驕橫無法，無疑是授人以柄。

　　3.溺愛獨子，權力傳紈絝

　　朱佑樘雖是個還算開明的皇帝，但他教子無方，在他死後，將大明王朝交給他那浮誇和玩世不恭的兒子朱厚照，注定了明王朝的衰落。

　　朱佑樘的身體很不好，在他統治的後期，他常常不得不因病而不上朝，但他不能擺脫朝政。在朱佑樘統治的18年間，自然災害顯得異常頻繁和嚴重，尤其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史書記載朱佑樘對黎民的苦難深為不安。各地的奏疏雪片一樣地飛來，催促朱佑樘作決定。

　　弘治十六年（1503年）一月，大學士們上書責備朱佑樘，因為他的拖延，耽誤了救濟南京澇災。但這時朱佑樘已經精疲力盡了，他隻在表麵上對大學士們的建議表示感謝。

　　朱佑樘繼續虔誠地信奉道教，道士們定期在皇宮內舉行齋醮儀式。大臣們上書勸諫，認為朱佑樘這類背離理想帝王準則的行為，將會造成天災，比如旱、澇、瘟疫和饑荒等，但朱佑樘卻置之不理。

　　弘治十七年（1504年），朱佑樘封道士崔知端為太常寺卿（相當於禮部尚書的榮譽官銜）。這在朝庭中引起了一片反對聲。朱佑樘統治的後期，李廣事件喚醒了那個沉睡多年的勵精圖治的孝宗皇帝，朱佑樘開始了生命中第二個、也是最後一個勤政時期。他任用劉大夏、戴珊等人，重新整頓朝政，並親自告誡張氏兄弟收斂他們的惡行。但是這段曇花一現的時光隨著朱佑樘的駕崩被帶走了，終明一朝再也沒有回來。

　　帝鑒圖，是技述自堯舜以來為君主者，事之前附圖一幅。朱佑樘的統治時期被史學家們認為是明朝回光反照的時期。大明王朝就好像一個人，在成化年間已經得了重病。經過朱佑樘的治理，這個病人精神為之一振，然後隨著朱佑樘的駕崩，病人的病情急劇惡化，一步一步走向了死亡。他給王朝留下的最壞的遺產，就是他的繼承人。

　　朱祐樘臨終時，在病床上召見他自認為最重要的大臣——李東陽、劉健、謝遷，把他唯一的兒子托付給他們，並對他們說：“東宮聰明，好逸樂……”

　　太子這時才15歲，先天後天，都跟他大不相同。先天有四分之一的瑤人血統，從小茁壯非凡，活潑過人。後天是中宮皇後所出，又成獨子，誰不視如稀世奇珍？皇後溺愛，不在話下，皇帝朱祐樘則想到從小有如孤兒孽子的那種淒涼歲月，要將自己的缺憾，在兒子身上彌補，所以明知縱容為非，卻無法自製，也變得溺愛不明了。如今大限將近，朱祐樘想到太子是個特等紈絝，雙料頑童，難肩重任，後悔平時欠於教導，愧對祖宗臣民，然而為時已晚！唯一的希望，隻有寄托於顧命大臣：“知子莫若父。東宮很聰明，但是年紀太輕，好玩、好奇，諸位先生一定要輔之以正道，才能有望做個明主。”

　　他的兒子朱厚照，即正德皇帝，在後來以浮誇和玩世不恭的態度藐視他父親弘治皇帝朱祐樘的一切真摯的儒家理想主義，拋棄了他父親樹立的樣板。其方式比18年前朱祐樘苦惱地擺脫自己父親（憲宗朱見深）的榜樣更為直截了當。朱家的天下在他的手中開始迅速滑向深淵。這樣的後果，孝宗的責任是不可推卸的。

　　明武宗朱厚照（1491—1521），明孝宗朱祐樘長子，孝宗病故後繼位。在位16年，正德十五年（1520年），武宗在南巡遊樂中翻船落水，回北京後於第二年三月故於豹房。葬北京昌平康陵，廟號武宗。由於武宗沒有子嗣，皇位不得不落於皇室旁係之手，明孝宗一脈從此結束。武宗在位期間，隨心所欲，吃喝玩樂，寵信太監，朝政荒廢，成為朱家王朝最腐敗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