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之朱家天下

第三章 開拓之君成祖朱棣

　　1.掩天下耳目，製造出生之謎

　　封建社會是一個家族社會，出身可是個大問題。皇帝的出身就更不必說了，因為皇帝的出身直接關係到“江山究竟是誰的”、“該不該是誰的”這樣的問題。曆朝曆代的皇帝都要對自己的出身美化一番，使其統治看起來名正言順。宋棣是起兵奪位而非繼位當上皇帝的，所以當然對自己的出身更加在意。

　　朱棣出生之時，正值天下大亂，群雄並起之際。朱元璋尚未建立明朝，正在忙於爭奪天下，當時也沒有關於朱棣生母的爭論。等到朱棣奪位以後，關於他的生母是誰的問題突然敏感起來。對於實行嫡長子皇位繼承製的明朝來說，這關係到嫡庶問題，並進而關係到帝位的合法性問題。總的來說，關於成祖生母問題的說法主要有三種：

　　朱棣像馬皇後之子。明成祖朱棣自稱是孝慈高皇後（即馬皇後）所生。《太祖實錄》和《太宗實錄》都說朱棣為馬皇後所生，後來的史籍如《明史》等正史多因循這種說法。但是除朱棣外，馬皇後親生皇子都有誰，又有著不同的解釋。一種說法認為馬皇後生懿文太子、秦王、晉王、燕王、周王。朱棣在奪取皇位後，讓人編寫了一部《奉天靖難記》，為自己篡奪皇位辯解。該書開卷就標榜自己是馬皇後的嫡子：“今上皇帝（指成祖朱棣），太祖高皇帝第四子。母孝慈高皇後生五子：長懿文太子，次秦王，次晉王，次今上皇帝，次周王也。”還有一種說法認為馬皇後隻親生燕王、周王，懿文太子、秦王、晉王都不是馬皇後親生。另外還有人認為馬皇後根本就沒有皇子，這幾個都不是她親生的，隻不過是抱過來撫養成人而已。其實仔細推敲起來就會發現，《太祖實錄》為成祖朱棣所修（成祖為了抹殺自己即位前的事實，曾兩次改修《太祖實錄》，刪減篡改之處甚多），《太宗實錄》為宣宗所修，當然宣稱朱棣為馬皇後的嫡子。

　　後妃之子。有人認為朱棣的母親是一個來自高麗的妃子，也有人稱她是元順帝的妃子，或者是高麗人而成了元順帝妃子，真相如何不得而知。這種說法的直接證據是《太常寺誌》。太常寺是明朝管理祭祀禮樂的機構，皇家宗廟的祭祀就由其負責。《太常寺誌》對孝陵（即太祖朱元璋的陵寢）神位的記載如下：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湣王、晉恭王。右一位妃，生成祖文皇帝。

　　太常寺是皇家機構，這樣嚴肅的問題不可能胡亂記載，可惜的是這本書沒有流傳下來。明代文人對這種資料將信將疑，但還是覺得有合理的地方，萬曆時期的文人何喬遠就持這種觀點，“臣於南京見《太常寺誌》，雲帝（明成祖）為妃所生，而玉牒則為高後第四子。玉牒出當日史臣所纂，既無可疑。南（京）太常職掌相沿，又未知其據。臣謹備載之，以俟後人博考”。

　　明末清初的錢謙益和李清見到這樣的記載也無法判斷孰是孰非。錢謙益當時是南明弘光朝的禮部尚書，李清曾任大理寺左丞，二人利用職務之便，於弘光元年元旦利用祭祀孝陵的時機，悄然打開孝陵寢殿，“入視果然，乃信”。

　　還有一個證據。朱棣在即位之後，在南京天禧寺的舊址上翻蓋新寺，取名大報恩寺，是為了報答馬皇後的養育之恩。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寺中正殿的大門經常緊閉著，外人無法看見裏麵的情況，有傳聞說裏麵供奉的其實是成祖生母妃。

　　還有的學者考證當年建文帝之所以先削周王，是因為周王與朱棣是同母所生，故削周王而去燕王羽翼。周王與朱棣的母親不是馬皇後，而有可能就是一個妃子。

　　元主妃洪吉喇氏說。洪吉喇氏是元順帝的第三個福晉，是太師洪吉喇特托克托的女兒。元順帝兵敗以後，朱元璋入大都（今北京）見洪吉喇氏貌美，就將她留在了身邊。然而她入明宮時就已經懷孕，所生的就是明成祖朱棣，所以朱棣即元順帝的遺腹子。

　　還有其他一些說法，比如說成祖是達妃所生，或元主妃不是洪吉喇氏而是翁氏等等，但都影響不大。實際上，爭論的焦點是成祖到底是嫡出還是庶出？以上看法都可以歸納到這個問題上來。因為明朝的皇位繼承製為嫡長子繼承製，隻有嫡子繼承皇位才是深孚人心的，否則會危及皇權的穩定。特別是朱棣通過靖難之役，將建文帝趕下台後取而代之，更恐難以服眾。他擔心後人說他兵變篡權，所以才千方百計美化自己嫡出的身份。為了自己的利益，說點謊話對皇帝來說那可是家常便飯的事情。

　　2.炫耀文治，編《永樂大典》

　　為了炫耀文治，朱棣命翰林院學士解縉、太子少保姚廣孝為監修，編纂一部大型類書，用以係統地收集天下古今書籍，以便於查考。明·永樂大鍾永樂元年（1403年）七月，朱棣命侍讀學士解縉采天下圖書編為一書：“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理、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就是說，要將天下圖書全部網羅一盡。

　　解縉是明初著名文人，年少得誌，很早就得中進士。他很受朱元璋的賞識，後因上書得罪朱元璋，丟了官職，成為草民。朱元璋死後，解縉回朝再次為官，不久歸附朱棣，並與永樂元年受命主持修書。第二年，圖書編成，朱棣賜名為《文獻大成》。但朱棣翻檢之後，認為“尚多未備”。因此下令再作大規模重編，並由姚廣孝、劉秀篪及解縉等主持。他們在元代宮廷內豐富藏書的基礎上，又派遣官員四處收集散落在民間的古代典籍。這次修編前後共動員了接近三千位學者參與，堪稱人才薈萃、盛況空前的人文壯舉。這次重修於永樂五年（1407年）十月完成，全書共22877卷，裝成11095冊，約3.7億字。

　　《永樂大典》《永樂大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類書。明成祖朱棣命解縉等編輯。始於永樂元年（1403年），初名《文獻大成》，後因過於簡略，又於永樂三年（1405年）再命姚廣孝等人重新修纂，全書成於永樂五年（1407年），正式定名為《永樂大典》。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初，三大殿發生火災，明世宗命人搶出《永樂大典》。為防不測，同年8月13日下詔重錄《永樂大典》。

　　全書按《洪武正韻》的韻目編排，以韻統字，以字係事。舉凡天文、地理、人倫、國統、道德、政治製度、名物、奇聞異見以及日、月、星、雨、風、雲、霜、露和山海、江河等均隨字收載。全書分門別類，輯錄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八千餘種古書資料。凡入輯之書，不許任意刪節塗改，必須按原書一字不差地整部、整編、整段分類編入。這種編輯方法保存了明代以前大量的哲學、曆史、地理、語言、文學、藝術、宗教、科學技術等方麵豐富而可貴的資料。朱棣賜名為《永樂大典》，並將其珍重地保管在修建後的南京文淵閣中。

　　從此，《永樂大典》、文淵閣便成為中華文明高度成熟的標誌，並象征著國人對傳統文化的熱愛、珍視、保護與承傳。

　　《永樂大典》的價值在於它不加刪改，原原本本地保存了明代以前的文化典籍，這在當時真可以說是“包括宇宙之廣大，統會古今之異同”。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得藉以保存流傳。

　　《永樂大典》的編纂，動用了三千多人，曆時三年之久，可謂盛事，但其時正是對建文帝忠臣殺戮追剿之時。殺戮與籠絡是相互為用的。朱棣下令編《永樂大典》，一是為了炫耀自己的文治；二是為了堵住天下文人的議論。由於朱棣的皇位是從自己的侄兒手中奪過來的，名不正言不順，受到了當時很多文人的非議。篡位的朱棣為了止住江南書生的議論，便讓他們通通去修《永樂大典》，可謂是一舉兩得。

　　3.設內閣，分擔皇帝事務

　　朱棣設內閣是為了分擔皇帝事務的，可是卻限製了皇權，真是種瓜得豆。但是，從整個明朝曆史來看，內閣製度可以說是一種比較先進的製度，為朱家天下的延續作出了應有的貢獻。朱元璋廢除丞相製後，君權空前加強，但也弄得他十分繁忙，遇到重大問題又無處商量。於是便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和十五年（1382年），先後設置了四輔官和殿閣大學士以備顧問。不過，當時重大政務仍由明太祖“自操威柄”，大學士“鮮能參決”。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百司的政務，實際上等於兼任宰相，把君主獨斷專行擴大到了頂峰。可是，這隻是在明初形勢下，明太祖帶有個人特點（如權力欲極強，猜疑心重，統治經驗豐富，精力充沛等）所采取的措施。作為製度，後代那些不具備這些特點的皇帝是沒有能力，也不願意照樣執行的，可是“祖訓”又不便公開違背。在這種情況下，經過改造，內閣製度便逐漸形成。

　　楊榮像朱棣采取一種漸進的過渡形式以修正其父手訂的中央輔政體製。他在取得皇位之後，立即在全國範圍內精選了解縉、胡廣、楊榮、楊士奇、胡儼、金幼孜、黃淮等7位年輕有為的士人進入內閣，永樂年間習稱“內閣七學士”。

　　解縉是侍讀，黃淮是中書舍人，楊士奇是編修，胡廣為侍講，楊榮為修撰，金幼孜是給事中，胡儼是檢討。

　　明成祖賜給解縉等7人金綺衣，待遇和六部尚書一樣。明成祖為這種破例的恩遇解釋說：“代言之司，機密所係，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書下也。”七學士雖然隻是五品官，但在明成祖的眼裏還是很有地位的，甚至比真正的五品官的待遇還高。明成祖對他們推誠重用，他們也知無不言，“從容獻納，帝嚐虛己以聽。”

　　楊士奇像解縉是7人中才華最突出的一個，頗有點恃才狂放的味道，是明初著名的大才子。洪武時他就上書反對分封，明太祖看他年輕，讓他回去待上10年，“以十年著述，冠帶來廷”，大用未晚。建文時回京，任翰林待詔。明成祖即位，升他為侍讀學士。編撰《明太祖實錄》、《列女傳》等書，明成祖都讓他任總裁。當明成祖要對安南大舉用兵時，解縉極力反對，但最終未被采納。後來，因卷入皇子的奪嫡鬥爭，解縉被下獄致死。

　　胡廣是建文二年（1400年）的狀元。廷試時，正值討伐燕王的緊要關頭，胡廣的對策有“親藩陸梁，人心搖動”的話。所謂“陸梁”，即跳躍的樣子，指藩王不安本分。建文帝聽了很高興，親點他為頭名狀元，賜名胡靖，取意靖燕王之難的意思。雙方你靖我的難，我靖你的難，最後是明成祖靖難成功，胡廣和解縉同時迎附。明成祖改胡廣修撰為侍讀，恢複胡廣原名。胡廣曾數次隨成祖北征，每紀功勒石，都由胡廣來書寫。

　　楊士奇是七學士中任事最久、也最負盛名的一個。人們常說“三楊當國”，為首的就是指楊土奇，另兩人是楊榮和楊溥。明成祖初以楊士奇為左中允，繼為左諭德，後升任編修。楊士奇謹慎奉職，在家從來不言公事。他善於應對，每言輒中。人有小過，他極力與人為善，不予苛責。有一次，廣東布政使徐奇帶了一些南方的土特產來贈送廷臣，在送禮的名單上沒有楊士奇。明成祖問楊士奇這是怎麽回事，楊士奇回答說：“徐奇赴廣東時，群臣作詩為他送行。我恰巧有病沒有去，所以我也就不在名單上。現在受還是沒受尚難確定，況且禮品輕微，當無他意。”明成祖本來打算要治那些人的罪，聽楊士奇這麽一說，馬上改變了主意，命令燒掉那個名單，不再追究。別人聽到這件事後，自然都很感激楊士奇。這件事也表明，明成祖和內閣學士們的關係是多麽地親密。

　　楊榮是七學士中最懂兵法的一個。明成祖在軍事上遇到難題，總是找來楊榮征求意見。明成祖五次親征蒙古，楊榮每次都隨行，多有讚劃之功。楊榮在七學士中年齡最小，但特別警敏，判事準確。有一天晚上接到報告，說寧夏已被敵人包圍，事情緊急。明成祖問楊榮怎麽辦。楊榮說：“寧夏城牆堅固，將士習戰。奏書送到京師需十餘天，圍也就解了。”到半夜時，寧夏果又來報，說圍已解。這使得明成祖頗為歎服，楊榮也因而更受信任。永樂五年（1407年），楊榮受命赴甘肅讚劃軍務，回京在武英殿向成祖秉報。因正值盛夏，明成祖對他圓滿完成任務滿心高興，親自切西瓜給他吃。這雖然是件小事，但卻從中可以看出他們君臣關係的融洽程度。

　　其他幾個學士也都各有特長。黃淮達於治體，論事明晰，所言多被成祖所采納。蒙元的阿魯台要率部歸附，請求準許他控製吐蕃（今西藏）諸部，許多大臣都主張答應他。而黃淮卻說：“分則易製，合則難圖。”明成祖聽了以後也讚同他的觀點，當廷讚揚黃淮說：“黃淮論事，如立高岡，無遠不見。”金幼孜的詩文寫得很漂亮，常侍成祖身邊。成祖數次北征蒙元諸部，他都隨行，作詩詠山川形勝，書功名己行。胡儼嗜學，天文、地理無不究覽，能以師道自任，故長期擔任國子監祭酒。“內閣七學士”是明成祖的高級智囊團，雖然他們都是建文舊臣，但受到明成祖的格外信任。

　　雖然在永樂時期，內閣學士的品秩仍然是不高的，一直都不過是正五品的官階。但實際上，他們經常能參與對重大政務的研討，甚至對於六部的要政，也可以在禦前進行更高層次的審議，以供皇帝參考。

　　明仁宗、宣宗以後，閣臣官階驟升至從一品或正二品，兼任六部尚書，並有代皇帝草擬批答臣僚章奏的“票擬”權，逐漸形成閣權重於部權的局麵。閣臣往往利用票擬和皇帝召見的機會，幹預朝政，已近似於以前的丞相。

　　第一，內閣擁有“票擬”之權。這就使它對皇帝權力的限製，超過了過去的丞相。所謂票擬，就是代皇帝草擬各種文書，大量是關於六部、百司各類政務奏請文書的批答。它可以是先與皇帝共同討論，作出決定後再草擬成文字，但更多的是內閣先擬好批答文字，連同原奏請文書一起送給皇帝審批。由於票擬要比以往各朝輔佐君主處理政務的製度更加細致、周到，這就讓大多數君主單純倚靠內閣票擬，自己可以不用過多地去關心政事。這樣產生的結果便是表麵上丞相廢去，皇帝直接指揮六部、百司政務，實際上多半依靠“票擬”定奪，皇帝的意誌和權力受到內閣諸臣極大的左右和限製。如果說儒家的“君逸臣勞”是要找一種理想模式的話，那麽明代內閣票擬便是這種模式。

　　第二，由於票擬是下達皇帝詔令的正常途徑，所以明代內閣限製皇帝濫下手詔、中旨的鬥爭，也更加製度化。當時一般的做法是：各類文書全歸於內閣票擬，疑難者由皇帝召閣臣一起商議決定；但必要時皇帝也可主動提出自己關於政事和用人的意見，通過手詔、中旨（或宦官傳口諭）下內閣票擬。對於這類手詔等，內閣可以奉行，也可以拒絕，全都合法。

　　第三，和內閣相配合，還有六科給事中也在製度上直接起著限製皇權的作用。明初設六科（吏、戶、禮、兵、刑、工）給事中，成為獨立機構，它的重要權力之一就是：皇帝所下旨意，內閣未反對，草成敕詔；或內閣票擬，合皇帝心意，批準執行，都得再發至給事中處詳審。如以為有害整個統治利益，同樣可以封還詔書，此製一直存在。這樣，除內閣外，便又多了一重對皇帝獨斷專行的限製。

　　通過以上三點便可看到，在明代，表麵上廢去了相製，君主獨斷專行更加厲害，實際上發展的結果卻是，君主行使權力時在製度上受到的限製比以往更大，想要獨斷專行的困難更多了。

　　嘉靖年間，閣權進一步膨脹，閣臣不僅兼任六部尚書，而且兼署都察院，從而直接控製了部、院。閣臣之中，又分出首輔（首揆、元輔）、次輔（次揆）和群輔，首輔更是權壓六卿，已是“赫然真相”了。如萬曆初年的首輔張居正，“威柄之操，幾於震主”（《明史》卷213《張居正傳》），儼然成了“佐天子、總百官、平庶政，事無不統”的真丞相。然而閣臣乃至首輔畢竟不是名正言順的丞相，按照明太祖設立的“六卿分職”的中樞體製，首輔主政是違製的，他們之所以能夠控製部院，是因為有皇帝支持的緣故。所以當明神宗感到閣權的擴張對君權構成威脅後，便於萬曆十一年（1582年）下令追奪張居正的官秩，閣權便一落千丈。此後，閣臣不僅失去了對部、院的控製權，就連皇帝也很難見到了。

　　從整個明朝曆史來看，內閣製度可以說是一種比較先進的製度，為朱家天下的延續作出了應有的貢獻。朱棣設內閣的本意是分擔自己的工作，可能他也沒有想到內閣日後會成為皇權的限製者，而且內閣的存在在關鍵時刻還有機會去決定皇朝的接班人，相信這也是朱棣不願看到的。

　　4.宣揚德化，鄭和下西洋

　　為了尋找不知所蹤的建文帝也好，為了對外友好交往也罷，鄭和下西洋都是為了鞏固和加強朱棣的統治。

　　明成祖通過“靖難之役”，逼迫侄子建文帝下台奪取了皇位。從傳統觀念上看，這是“篡逆”行為。因此，他繼承帝位的合法性在當時受到廣泛的懷疑，甚至攻擊。著名文臣方孝儒甘冒滅“十族”之大禍，也不為朱棣起草登基詔書，就是明證。而且，朱允炆下落不明，這成了朱棣的一塊心病。為了尋找朱允炆，同時為了“頒正朔”，廣加招徠，促使周圍各國“執圭捧帛而來朝，梯山航海而進貢”，製造一種“萬國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景況，以便提高自己的聲望，明成祖決定派鄭和出使西洋。

　　鄭和，本姓馬，“鄭”是賜姓，小字三保，雲南昆陽（今昆明市晉寧縣）人，約生於洪武四年（1371年）。由於信仰伊斯蘭教的原故，幼年時的鄭和就已開始學習伊斯蘭教的教義和教規。鄭和的父親與祖父均曾朝拜過伊斯蘭教的聖地——麥加，熟悉遠方異域的情況。從父親與祖父的言談中，年少的鄭和已對外界充滿了強烈的好奇心，而父親為人剛直不阿、樂善好施、不圖回報的秉性也在鄭和的頭腦中留下了抹不去的記憶。明朝統一雲南以後，鄭和被帶到南京，作了宦官後被分到北平，在燕王府服役。

　　鄭和在燕王府期間，因為學習刻苦、聰明伶俐、才智過人、勤勞謹慎，取得了燕王的信任，因此被朱棣選在身邊作貼身侍衛。此時鄭和本身所具有的優秀光榮傳統和領袖才能開始逐漸顯露，在長達四年之久的“靖難之役”中，鄭和跟隨朱棣出生入死，南征北戰，參加了多次戰鬥，建立了許多戰功，成為朱棣奪取政權即位稱帝的主要功臣之一。明成祖朱棣登上皇位之後，對跟隨自己多年的武將文臣大都提升重用，其中也包括身為宦官的鄭和。朱棣賜“鄭”姓與他，又將其升遷為內宮監太監。由於鄭和又名“三保”，所以人們也叫他“三保太監”。

　　永樂三年（1405年），明成祖任命鄭和為出使西洋各國的正使總兵太監，率船隊下西洋。

　　為完成下西洋的任務，鄭和組建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龐大遠洋船隊。每次出使，乘船都多達一二百艘。

　　鄭和下西洋一個主要目的是：“宣德化而柔遠人”“耀兵海上，示中國富強”，“遐邇相安無事，共祈天下太平之福”。朱棣還再三囑咐：“彼不為中國患者，決不伐之”。鄭和下西洋嚴格奉行揚威示好的旨意，孜孜以求的是萬方賓服，四海安寧。因此在長達28年的航行中，僅用過3次兵。

　　第一次是消滅大海盜陳祖義，為的是肅清海路，保障中國與海外諸國的正常往來。

　　第二次是錫蘭山（今斯裏蘭卡）國王亞列苦奈兒企圖襲擊大明船隊。鄭和率船員奮起反擊，生擒亞列苦奈兒。這位國王被俘到南京，朱棣好言相慰，並派船將其送回自己的國家。

　　第三次則是應蘇門答臘王後的請求，幫助解決兩個王子因繼承王位發生的爭端。鄭和頭一次下西洋到達爪哇，有近百名船隊人員被爪哇人無端殺害。鄭和了解到這裏的人好勇鬥狠，並非蓄意謀殺，因此沒有以牙還牙。而是通過談判，讓爪哇國王賠償損失，給爪哇留下安寧。爪哇國王答應賠黃金六萬兩，實際隻交了一萬兩。因為爪哇國家太窮，根本賠不起這麽多，後被鄭和帶回明朝。朱棣一笑置之，說了句“朕於遠人，欲其畏罪而已，並非圖其金”，將所欠五萬兩全免了。

　　孟拉加國（今馬六甲）因不堪鄰國的欺淩，曾經請求將他們的土地變成大明朝廷直接管轄的郡縣，納入中國的版圖。朱棣還是堅持讓其自立，並為該國題刻鎮山之碑，以示為其充當後盾。鄭和到達孟拉加後，特意讓一些工匠為他們傳授技術，扶植孟拉加發展經濟。

　　在下西洋的路上，鄭和還經常遇到一些國家和地區發生這樣或那樣的糾紛。他積極充當調停人，排難解紛，為維護這些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至今東南亞一些地方還把鄭和當成神來供奉，綿延數百年香火不絕。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鄭和下西洋的目的與過去西方海權國家以營利和占領為目的開辟遠洋航路是截然不同的。

　　由於明成祖本人並不主張發展海外貿易，所以鄭和使團在海外進行一些以物易物的交換活動隻是附帶進行的。這種交換活動隻是作為與海外諸國發展友好關係的一種手段，而所換回的多是異域珍寶，供宮廷享用，它與贏利性的海外貿易是有本質區別的，但卻給明朝政府造成了巨大負擔。所以在寶船最後一次航行後不久，明朝就停止了所有遠洋帆船的建造與修繕工作，違反禁令的商人和水手都被處死。這直接導致了在之後的一百年間，曾經舉世無雙的中國海上力量，走向自我毀滅的道路，反而使倭寇在中國沿海一帶肆虐。中國在對外大擴張時代之後，走進了絕對閉關自守的時期。15世紀初，中國這個世界科技的領導者，很快地離開了世界發達國家的舞台。就在同時，正在萌芽的國際貿易和剛開始的工業革命，卻把西方世界推向了現代。

　　5.浚通大運河，構建皇朝生命線

　　浚通大運河，構建皇朝的生命線，同樣是為了鞏固和加強統治。

　　鄭和塑像在中國大地上，最浩大的工程大概莫過於長城和京杭大運河了。大運河的開鑿有兩個重要曆史時期，一是在隋代，一是在元代。隋代開鑿的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由餘杭（杭州）至涿郡（北京）繞了一個很大的彎子。元代開通了濟州河、會通河、通惠河三段河道，使南北大體取直，不必再繞經洛陽了。元代因運河水量不能很好調節，所以運河浚通，但並未能發揮很大的作用。到了永樂年間，才使得大運河真正暢通無阻，幾乎完全承擔起南糧北運的任務。

　　明代的大運河仍沿用元代的河道，全長3000餘裏。其中，由瓜州至淮安的一段稱南河，由清河至徐州的黃河運道為中河（當時的黃河不是像今天的水道那樣流入渤海，而是奪淮流入黃海），由山東至天津的一段為北河。會通河由濟寧至臨清，是大運河北段的主體。

　　元代開鑿這段河道時，岸狹水淺，不任重載，所以沿運河輸往大都的糧食每年隻不過30萬石，遠遠滿足不了京師的需求，不得不主要依靠海運。明朝初年，遼東、北平的糧餉也主要由海運供應。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黃河於原武決口，會通河遂基本淤塞。明成祖即位以後，國家的政治和軍事重心轉移到了北京，需要由南方運送大量糧食。永樂初年仍用河海兼運，但是，河運和海運都很艱難。

　　明成祖沿用南京社稷合為一壇的製度，按“左祖右社”的原則，於永樂十八年（1420年）建北京社稷壇。永樂元年（1403年），明成祖命陳瑄為總兵官，總督海運，每年運糧49萬石濟北京和遼東。在海上大規模運糧，風大浪急，常有沉船的事情發生。再加上當時有倭寇在海上騷擾，更增加了海運的困難。陳瑄在督海運期間，就曾數次與倭寇遭遇。因此，為了保證京師的供應，把京師和南方經濟中心有力地連接起來，浚通大運河就提上了日程。

　　永樂九年（1411年）二月，朱棣命工部尚書宋禮督辦浚通會通河一事。宋禮帶領30萬民工開始了治理會通河的工程。他首先疏浚了淤塞地段，並針對原來“岸狹水淺，不負重載”的情況，對全河普遍拓寬，將原來的河床又加深3尺。同時，宋禮封閉了元代所修的埋城壩的鬥門，切斷汶水入洸的通路，另在東平州的戴村修築了橫亙5裏的長壩，使汶水沿新開的90裏新河盡入會通河。水流至南旺後，中分為二道，十之六往北流，經臨清入衛河；十之四往南流，接徐、沛入淮河。因南旺地勢高，故有“水脊”之稱，可以南北皆注。這時又出現一個新問題，即隨季節性變化而引起漕河水位大幅度升降，會影響漕運。為解決這一問題，宋禮又在南旺的南北兩方向上相勢築閘，以及時蓄水和泄水。水少時，閉閘蓄水以保漕運；水多時，開閘放水以利行舟。由南旺水脊到臨清，地勢下降90尺，設閘17處；由南旺水脊到南邊的沽頭（魚台縣南），地勢下降116尺，設閘21處，以解決從南旺到徐州的“七十二淺”問題。

　　汶、泗諸水是會通河的水源，但夏秋季水量大，春冬季水量小。如不設法調節，也不能保證漕運的通暢。當時，運河沿岸有些低窪地，有季節性存水。例如今天山東的南四湖，那時還是個季節湖，當地老百姓還時而墾種湖中的土地。宋禮向朱棣建議，把這些窪地收歸國有，專門用來儲水保運。於是，宋禮就沿運河設置了四大“水櫃”，即今天所習稱的水庫，水櫃修有閘門和堤壩。夏秋水量大時，將運河水放入湖中儲存起來；春冬水量小時，則開閘泄湖水入運河。這樣，就有效地調節和控製了運河水量，從根本上解決了河水淺阻問題。自永樂以後，明清兩代的會通河一直保持暢通，這與水櫃的作用是分不開的。

　　在治理運河的同時，如不解決黃河決口泛濫的問題，會通河仍有隨時被黃河水衝淤的危險。黃河一旦有大的決口，整個會通河的疏浚工程就會毀於一旦。

　　當時，黃河仍保持著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改道後的狀況：黃河主流由開封北往東南流，經陳州、太和等地於壽州的正陽鎮入淮夢，一支主要的支流經東平入海。會通河橫穿這條支流而過。黃河水大時，可裹挾會通河的水入海，也會倒灌運河，淤塞河道。這對運河的漕運是個嚴重威脅。為此，工部侍郎張信等人向明成祖建議，治理黃河，以使黃河不危害漕運。因當時宋禮正督治會通河，明成祖便“命禮兼董之”。當時，發河南丁夫10萬人，開始對黃河進行較大規模的治理。

　　宋禮治黃的方針主要是以保運為主。他一方麵疏浚了河南封邱至山東魚台的黃河故道，使黃河水安穩地流入運河中段。這樣，既分隔了黃河水勢，又解決了運河中段的缺水問題。另一方麵，宋禮在荊隆口築壩設閘，以節製流經東平的河水。冬季會通河水小，則開閘引黃河水入會通河濟運；夏秋黃河水大，泥沙多，則閉閘斷水。這樣，既減輕了黃河水勢，減少了黃河決堤的危險，也保證了會通河的安全，收到了黃、運兼治的效果。

　　經宋禮對會通河治理後，使運河每年的漕運能力提高到400萬石。但是，淮南的河道上仍存在著很多問題。當時，陳瑄督管漕運，熟悉運河全線情況。陳瑄經實地勘察後，於永樂十三年（1415年）春天就開始了開鑿清江浦的工程。沿宋代喬維嶽所開舊沙河，鑿清江浦河道，由淮安城西的管家湖導水，至鴨陳口入淮。陳瑄還築閘四處，分別叫移風、清江、福興、新莊。清江閘位於淮水與運河的交匯口上，當黃河水漲時，就關閉清江閘。同年五月，工程竣工。從此以後，江南來的漕船可以直接到淮安，既免除了陸運過壩之苦，又減少了許多風險。

　　除此之外，因呂梁洪險惡，陳瑄於西邊另鑿一渠，置閘兩處，蓄水通漕。又在沛縣的刁陽湖和濟寧的南旺湖築長堤，在泰州開白塔河通大江，在高郵築湖堤，在堤內鑿渠40裏，以“避風濤之險”。自淮安至臨清，陳镟又相水勢置閘47處，沿運河置倉，以便轉輸。

　　陳瑄又考慮到漕船有時擱淺的問題，自淮安至通州置舍568處，每舍安置一定數量的士卒，負責導航，避免擱淺。陳瑄又沿運河植樹鑿井，以方便行人。其規劃十分慎密，所以運河大暢，海運和陸運就都停止不用了。

　　從此以後，南北大運河才實現了真正的暢通無阻，通過這條大運河，就把作為政治中心的北京和作為經濟中心的江南緊密地聯係在一起。南方的糧食沿著大運河絡繹不絕地運往北方，解決了當時國家急迫的漕運問題。漕船由長江北岸的瓜州可直達通州，使漕運的運輸量越來越大，“初運二百萬石，浸至五百萬石，國用以饒。”因此，大運河幾乎成了明王朝的生命線，受到朱王朝高度的重視和嚴密的保護。明清兩代，大運河一直是我國南北交通的大動脈。6.防邊患，遷都北京

　　唐朝和宋朝的遷都都是被迫的，而朱棣的遷都卻是主動的。朱棣的遷都有利於鞏固和加強朱氏家族的統治。

　　朱棣剛繼位的時候，定鼎金陵（南京）。隨著元朝殘餘勢力退至漠北，長江岸邊的金陵，就顯得離重要的北部邊陲過於遙遠。為此，永樂元年（1403年），禮部尚書建議把北平改為北京，遷都北京。朱棣認為，天子居北，正是居重禦輕，可以加強北部邊防，就采納了這個建議。但他也知道，遷都是一件關乎國家興亡的頭等大事，必須審慎行事。

　　他首先為北平正名，這樣就下令改北平為北京，升為陪都，稱作行在。同時，改北平府為順天府。

　　接著，他又千方百計地提升北京的經濟地位。他深知，北京雖然地理位置極端重要，而且是元朝的大都，但是它在經濟上卻遠不及江南和金陵發達。因此，他首先想方設法使北京繁榮起來。於是，他下令向北京附近大規模地移民屯田，5年之內減免賦稅。就連一些軍士也被放歸北京鄉裏種田。甚至還下令組織流民、釋放囚徒，安置在北京周邊地區種田。同時又遷往北京大批工匠，給這些民戶以更多的優惠政策。如詔免稅糧、賑濟優厚等。這樣就在北京市內形成了工商業。經過幾年的苦心經營，北京逐漸發展繁榮起來。初步具備了大都市的規模，可以和金陵相媲美了。

　　永樂四年（1406年），明成祖下令於次年六月正式營建北京宮殿。特派大臣到各有關行省采集巨木，又命大臣陳珪主持北京宮殿及北京城市的整個設計營建工程。此後，正式啟動的營建工程就一直進行，從未中斷過。

　　說到北京城的建設，這裏順便提一下其中天安門的設計者。設計天安門的人是明初的大建築師蒯祥。他生於洪武末年，出身於工匠世家。他的父親就是一個技藝高超的木工，善於設計和建築寺廟廳堂。蒯祥家學淵源，深受父親的影響，年紀輕輕就已經在當地小有名氣，尤其精於建築結構的設計和製圖。正巧這時成祖為了興建新的都城，在全國征集能工巧匠到北京效力。蒯祥就在應召之列，跟隨著成祖來到了北京。

　　在工作過程中蒯祥的才華很快顯露出來，雖然他還不到20歲，但因為手藝出眾，而且設計製圖信手拈來，不知不覺地就已成為夥伴中的佼佼者。這種情況很快被反映到當時主持北京城建設的工部官員宋禮那裏，宋禮馬上召見了這位年輕的工匠。經過深談，宋禮從心裏稱讚這個年輕人頭腦靈活，極富創造力，覺得他可堪重任。於是他交給了蒯祥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設計皇城的正門。蒯祥果然不負眾望，很快就拿出了一整套的建築結構設計圖和周密的施工方案。

　　宋禮看後很高興，馬上命人把設計方案送給成祖過目。朱棣看過設計圖後也非常滿意，馬上拍板決定采用這個方案，並且下命立即開始動工。對於蒯祥這個沒有見過麵的設計者，皇帝也封了一個工部的官職給他。

　　天安門最早並不是叫這個名字，而是按照中國古代傳統的命名方法取名“承天之門”。直到清朝初年對其進行大規模維修時才改名為“天安之門”，後來就簡稱為“天安門”了，並且被一直沿用到現在。

　　天安門位於北京城的中軸線上，是皇城對外的第一道大門。它是座傳統的宮殿式建築，最初的建築結構隻有一層，下麵是用磚砌成的高大城台，城台上是九開間的重簷歇山式宮殿建築，整個都是木製的，靠一根大梁支持著整個建築物。城台前還立有華表和石獅，美麗的金水河從城樓前橫亙而過，上麵建了五座精巧華麗的漢白玉石橋，與城台的五扇大門一一相對。宏偉和華麗相結合，沉穩與精致相並行，體現了皇家“九五至尊”的高不可攀和神秘氣質。後來，這座原本被稱為“承天之門”的城樓在明英宗在位時被雷擊燒毀了。幾年之後，蒯祥再次受命重修城樓。這一次，他在原有的建築基礎上又改進設計方案，把原來一層式宮殿建築改為兩層，更加突顯了它恢宏雄偉的皇家氣派。

　　此後，天安門又多次經過翻修，不過基本上都沿用了原來的設計結構。近代以來，人們給天安門周圍修建了紅色的高大圍牆，改進了一些細微的裝飾圖來，但仍然保持了天安門的原始風貌。

　　明成祖像天安門的設計者蒯祥因為在修建北京城的過程中表現突出，很快就升任工部侍郎，位列正三品，卻拿一品的俸祿，可以說受到了無盡的榮寵。

　　永樂十八年（1420年），北京的宮殿終於建成了，明成祖下令遷都北京。經過18年的曲曲折折，明成祖終於了卻了自己多年的宿願，完成了遷都這一盛舉。

　　明成祖遷都北京這一重大舉措，最終奠定了北京在中國都城曆史上承上啟下的巨大作用。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不僅在當時對整個明代政權的鞏固、邊境的安全、社會經濟及文化的發展，對中國多民族的融合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積極作用，而且對以後的清朝及中華民國北洋軍閥政權，甚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都北京，都產生了重大且深遠的影響。

　　第一，朱棣遷都北京，順應了“靖難之役”後軍事、政治形勢的變化，符合曆史的發展趨勢，加強了明廷對北方邊疆的統治。

　　在封建時代的社會曆史背景下，皇權乃是一切權力的中心，國都更是皇權的集中表現。曆史上每一個帝王之都城，幾乎無一例外成為當時一國的政治、軍事和經濟的中心。明廷把都城定在北京，就從客觀上迫使其“傾全國之力，保一邑之平安”，從而也就達到了保證北方疆域安全的目的。明成祖三次親征漠北，以及奴兒幹都司和哈密七衛的建立，就是對該問題的最好說明。如果根據當時形勢，明廷的都城不定在北京，那麽很可能會再次重演宋朝的曆史悲劇，所以當時的朝鮮史籍也認為，明成祖遷都北京，是一項關乎社稷的“固國之策”。

　　第二，朱棣遷都北京，在經濟上有力地促進了北方地區的發展。北京當時的地理位置，正處於發達的中原農業文明經濟區與相對落後的塞北高原遊牧民族經濟區的結合點上。國都的北遷，刺激明朝統治者采取了一係列發展經濟的措施，以保障其政權的穩定和軍事行動的需求。例如，從中原和南方各省遷移大量人口充實北京，疏浚通濟河、通惠河、昌平河、渾河等河道，加強運輸糧食的能力，開拓北京通向全國各地的驛路等。這些措施，就使中原和南方比較先進的農業耕作技術和先進的手工業技術迅速傳到北方，促進了北方經濟的發展。同時，由於人口的增長，對土地的需求也同樣相應增長，這樣就大大增強了對北京周邊地區荒地的墾殖，從而也就增加了明廷土地的數量和稅賦的收入。經濟上的發展，更進一步增強了明廷的軍事實力，保證了國家邊防的安全和政權的鞏固。

　　第三，朱棣遷都北京，使北京不僅在當時逐漸成為明代的政治、軍事中心，而且也逐漸成了中國的文化中心。明代統治者為了政治上的需要，國子監、翰林院這些文化機構應運而生，會試、殿試更使儒生奇士雲集，賢人會聚，各種文化活動皆匯集於此，北京遂成為全國的文化中心，並逐漸傳播到四邊，這樣就提高了整個北方地區的文化水平，加速了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在北方地區的傳播發展。在這一點上，朱棣的功績足以流傳百世。

　　7.設東廠，重用宦官

　　東廠是在明成祖十八年（1420年）設立的。東廠是一個緝捕“叛逆”的特務機關，起初直接受明成祖指揮，後來統轄權轉移到宦官手裏。東廠的“錦衣官校”（特務人員）偵察訪緝的範圍非常廣泛，上自官府，下至民間，到處都有他們的蹤跡。他們一旦得到消息後，就會立即密報皇帝。因此事無大小，皇帝都會知道。在東廠的堂上，還掛著“朝廷心腹”的大匾。

　　在發動“靖難之役”奪取了侄子的皇位後，朱棣的精神一直處在高度緊張中，一方麵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時出現；另一方麵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對新政權並不是心甘情願地支持。為了鞏固政權，朱棣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專製機構，但他覺得設在宮外的錦衣衛使用起來並不方便，於是決定建立一個新的機構。在朱棣起兵的過程中，一些宦官和和尚曾出過很大力（如著名的鄭和、道衍），所以在他心目中，還是覺得宦官比較可靠，而且他們身處皇宮，聯係起來也比較方便。

　　就這樣，在明成祖遷都北京後，建立了一個由宦官掌領的偵緝機構，由於其地址位於東安門北側（今王府井大街北部東廠胡同），因此被命名為東廠。東廠的職能是“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與錦衣衛均權勢”，起初，東廠隻負責偵緝、抓人，並沒有審訊犯人的權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給錦衣衛北鎮撫司審理，但到了明末，東廠也有了自己的監獄。東廠的首領稱為東廠掌印太監，也稱廠主和廠督，是宦官中僅次於司禮監掌印太監的第二號人物。除此以外，東廠中設千戶一名，百戶一名，掌班、領班、司房若幹。具體負責偵緝工作的是役長和番役，役長相當於小隊長，也稱檔頭，番役就是我們俗稱的番子。

　　倭寇襲擊（局部）東廠的偵緝範圍非常廣，朝廷會審大案、錦衣衛北鎮撫司拷問重犯，東廠都要派人聽審；朝廷的各個衙門都有東廠人員坐班，監視官員們的一舉一動；一些重要衙門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種邊報、塘報，東廠都要派人查看，甚至連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鹽的價格，也在東廠的偵察範圍之內。東廠獲得的情報，可以直接向皇帝報告，相比錦衣衛必須采用奏章的形式進行匯報，要方便得多。東廠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裏麵活動，並非完全是在為朝廷辦事，更多的是為自己謀私利。他們常常羅織罪名，誣賴良民，之後就屈打成招，趁機敲詐勒索。到了明朝的中後期，東廠的偵緝範圍甚至擴大到了全國，連遠州僻壤，也出現了“鮮衣怒馬作京師語者”，搞得舉國上下人心自危。在與錦衣衛的關係上，東廠則是後來居上。由於東廠廠主與皇帝的關係密切，又身處皇宮大內，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東廠和錦衣衛的關係，逐漸由平級變成了上下級關係。在宦官權傾朝野的年代，錦衣衛指揮使見了東廠廠主甚至都要下跪叩頭。

　　縱觀明朝一代，朱家人對特務機構可謂是情有獨鍾。朱家皇帝們利用手中的特務機構，監聽天下，為自己的利益服務。然而，這些個特務機構仗權胡為，卻讓這個世界不知添了多少冤魂，嚴重破壞著皇朝統治的秩序，成為王朝身上的一顆毒瘤，腐蝕著朱家的統治。

　　8.五出漠北，維護北部邊境安寧

　　不管是為了維護北部邊境的安寧，還是為了傳國玉璽，抑或是出於興趣或無聊，朱棣五出漠北都是為了鞏固和加強朱氏家族的統治。

　　朱棣雖是以非傳統方式登上皇帝禦座的皇帝，但他的確是一位治國安邦的好手。當他雄心勃勃地從朱允炆手中奪過大明江山的時候，他麵臨的不僅是前朝舊臣的激烈反抗，還要對明朝周邊少數民族的侵擾作出及時而恰如其分的反應。朱棣即位後，繼承父親朱元璋的未竟之業，以通好和防禦兩種策略鞏固和發展了大明朝多民族國家的統一事業。

　　自古以來就居住在白山黑水之間的女真族，是一個古老的民族，是我國滿族人民的祖先。在秦代以前，女真叫肅慎，隋唐又叫棘褐，遼代後始稱女真。朱棣繼位後，於永樂元年（1403年）即派邢樞等使臣前往奴兒幹地區詔諭。女真各部的首領相繼歸附，甚至連一些元朝故臣也入京，進貢馬匹。對此，朱棣下令，在開原設立馬市，同海西、建州兩部進行交易。同時，還發給女真酋長許可證，每年都可到指定的地點做買賣。對於前來參加馬市貿易的女真族首領，朱棣還命當地官員賞以酒席，以資鼓勵。因此，在整個永樂朝，女真族都按時入貢，奉職唯謹。明朝有所征調，每調必赴。各族人民都能和睦相處，友好往來。

　　後來，朱棣繼父親在遼陽建立了遼東都指揮使司後，又下令設立了奴兒幹都指揮使司，在當地先後設置了370衛，20所，任命當地部族酋長擔任衛所官員，且代代承襲。建州衛指揮阿哈出還以軍功被朱棣賜姓名李思誠，其兄弟子侄也一個個都當上了明朝的官。

　　為了便利運輸軍需、貢賦物品和傳遞公文，朱棣下令在元代驛站的基礎上，擴建、新建了許多驛站，延長或新辟線路。當時從遼東通往東北各地區有6條交通幹線，形成了四通八達的交通網。

　　奴兒幹都司設置後，宦官亦失哈等人曾多次奉命到此地，對當地的少數民族進行宣諭撫慰。永樂十一年（1413年），當亦失哈第三次到奴兒幹時，在都司城的西南，黑龍江河口對岸的山上建永寧寺，記述設置奴兒幹都司的經過和亦失哈等屢次宣諭安撫其地的情況。它記載了我國各族人民共同開發黑龍江、烏蘇裏江流域的光輝業績。

　　盡管朱棣在發展大明同周邊各民族關係中作出了積極而傑出的貢獻，但真正展示朱棣雄才大略的是他五次遠征漠北的戰績。

　　元順帝逃往漠北以後，於洪武三年（1370年）死於應昌（今內蒙古多倫縣東北）。春去秋來，幾代逝去，蒙古貴族內部逐步分裂成韃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其中韃靼部最為強盛。三部之間經常發起戰爭，更時常南下侵擾明朝邊境。朱棣仍然采取父親朱元璋“威德兼施”的政策；一麵與之修好，封各部落酋長為王，賜予金銀、布帛、糧食等物品；另一方麵積極防禦，從嘉峪關起沿著長城進入遼東至鴨綠江一線，先後建立了9個邊防重鎮，即所謂九邊。這九個軍事要塞都配有精銳軍隊，以抵禦蒙古貴族的南下侵擾。

　　永樂七年（1409年）四月，朱棣遣都督指揮金塔卜歹、給事中郭驥帶著大量絹幣前往蒙古各部招安。其中，瓦剌接受招安，朱棣即敕封其首領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為順寧王、賢義王和安樂王。而韃靼可汗本雅失裏，不僅拒不歸附，還殺了使臣郭驥，發兵進攻明朝邊境。

　　朱棣聞訊後即授淇國公邱福為征虜大將軍，統兵10萬北征韃靼。臨行前，朱棣叮囑邱福：“毋失機，毋輕犯，毋為所殆。一舉為捷，俟再舉，爾等甚之。”但邱福卻有負眾望，輕敵妄進，全軍覆沒於臚胸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克魯倫河）。惡訊傳到京師後，朱棣怒不可遏，追奪邱福的封爵，以書諭皇太子監國，決意立即選練兵馬，來春親征。

　　永樂八年（1410年）春，朱棣率領武將文官，督師50萬出塞。命戶部尚書夏元吉留守北京，接運軍餉。五月，人馬行至臚朐河，本雅失裏不敢接戰，北逃斡難河。朱棣揮師追殺，兩軍大戰於斡難河畔。朱棣率軍衝鋒掩殺，大敗敵眾。本雅失裏丟棄輜重牲畜，隻帶著7騎渡河逃走。

　　朱棣首次北征韃靼告捷後，又先後於永樂十二年（1414年）、二十年（1422年）、二十一年（1423年），3次親征漠北。朱棣數次發動對蒙古貴族的征戰，一方麵有效地防禦和打擊了他們的侵擾，但也確實耗費了大量的人財物力。第三次出征，僅運輸糧草這一項，就用驢34萬匹，車177500輛，民夫235000多人，計運糧37000石。戶部尚書夏元吉、兵部尚書方賓等廷臣，力諫罷兵，休養兵民，嚴敕邊將守備。但朱棣不聽，並且把反對北征的朝臣逮捕入獄，有的甚至迫害致死。朱棣在力排眾議的情勢下，於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又發動了第五次親征阿魯台的戰爭。

　　征伐大軍在漫漫荒漠中日夜兼程，但放眼百裏不見敵人的蹤影。以後根據聞報又多次撲空，將士疲憊死傷，勞而無功。朱棣方知邊報不實，心裏不免悵然。因軍糧將盡，不敢久留，隻好下令班師回京。大軍行至一處叫清水源的地方，朱棣見路旁有一石崖陡峭數十丈，便命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刻石紀功。刻石紀功後，朱棣突感身體稍有不適。幾日之後，病情猛然加重。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下旬，朱棣率師達到榆木川（今內蒙古烏珠穆沁附近）時已是氣息奄奄，不可救藥。他知道自己再不能親理朝政了，便召英國公張輔入內，囑咐後命：傳位皇太子朱高熾，喪禮一律照父親朱元璋的遺製辦理。言畢，即與世長辭。

　　在中國曆史上，封建帝王率兵親征的情況時有所見，但沒有哪個帝王像明成祖那樣接二連三地大規模親征。尤其是後三次，幾乎是馬不停蹄地連續親征，盡管這三次親征基本上都是無功而返。當時，經過上兩次親征的打擊，韃靼和瓦剌都已無力大舉進犯，並不存在對明王朝的現實威脅。因此，當時有許多大臣反對出兵。特別是安南戰事尚未完全平息，國內又屢興大工，財力緊張，但明成祖仍固執己見。這不能不使人想到，其中當有更深層的原因。那麽，到底是哪些因素促使明成祖連續出師呢？

　　一些學者認為，明成祖連續親征有三個非常隱秘的原因：

　　首先，明成祖從青年時起就與蒙古勢力周旋，幾乎是無往而不勝，並且頭兩次親征又是凱歌高奏。這種經曆使他對金戈鐵馬的戎馬生涯有了一種特殊的感情。這種揮師拚殺的生活，比宮廷生活更充實、更刺激。實際上，即使在平時，他也很少在京師住，而是大都住在稱作行宮的北京。遷都北京後，他卻又經常率師在外。這自然使人想到，他並不喜歡那索然乏味的宮廷生活，而願意盡情地到蒙古大草原上去馳騁了。

　　其次，這也與明成祖的生理缺陷有微妙的關係。據朝鮮《李朝實錄》載，一個宮人和宦官私通，被明成祖處死。這個宮人罵明成祖道：你自己年老陽衰，宮人與小宦官相好，有什麽罪過！這種內容在《明實錄》中是絕對見不到的。《李朝實錄》的這條記載告訴人們，明成祖晚年體弱，雖難以斷言其性能力完全消失，但至少是極大的衰弱。這一點，聯係到明成祖子女的情況就可以看得更清楚。明成祖有4個兒子（其中一子早死）、5個女兒，都是在他當燕王時生的。他即位後，盡管後宮嬪妃成群，卻沒有再生子女。由此可以看出，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上述記載還是可信的。這種生理的缺陷對人的心理會產生影響。鑒於這種缺陷，所以他不願意生活在被嬪妃包圍的宮廷中，而寧願率兵在外。

　　再次，明成祖連年北征，也和他想得到傳國玉璽的心理有一定的關係。所謂傳國玉璽，相傳是中國古代皇帝的信物，由和氏璧雕成。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滅六國統一中原後獲得和氏璧，於是將其琢為傳國玉璽，命李斯丞相在和氏璧上刻了“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個篆字。秦二世死後，由子嬰把傳世玉璽獻給了漢高祖劉邦，授之為“漢傳國玉璽”。東漢末年各路諸侯討伐董卓時，率先攻入洛陽城的孫堅，在井中得一宮女之屍，身上有一紅色盒子，匣中之物正是傳國玉璽。袁術稱帝失敗後，玉璽歸屬曹操。

　　之後，玉璽經過魏、西晉、前趙、東晉、宋、南齊、梁、北齊、周、隋，傳到唐朝，至五代後唐末帝李從珂自焚之時，玉璽便失蹤了。後晉皇帝石敬瑭入洛陽後又另製一璽。後晉滅亡，此璽落入遼主之手，遼王延禧將其遺於桑乾河上。元世祖時，有人漁而得之，獻給元世祖。也有人說傳國玉璽是在元順帝手上再度失蹤的，元朝皇室曾有玉璽之記錄。明軍攻入元大都，“俘獲諸王子6人，玉璽兩枚，元成宗玉璽一枚，元朝共11個皇帝，其他皇帝玉璽均沒有繳獲。”據《二十五史綱鑒》載：公元1370年五月，明軍橫掃漠北直搗應昌之時，繳獲元順帝出逃所帶到漠北的一批珠寶。其中既沒有元朝的諸帝之玉璽，又沒有傳國玉璽。由於傳國玉璽的下落不明，明、清兩朝均沒有傳國玉璽。因此明朝開國時，明太祖朱元璋有三件憾事，其中首件就是“少傳國之玉璽”。

　　明太祖朱元璋在世時，即接連對蒙古諸部用兵，其中也有想得到傳國玉璽的動機。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解縉上萬言書，就有“何必興師以取寶為名”的話。如無此事，解縉決不敢妄加評說。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月，太學生周敬心上書，對此說得更清楚：“臣又聞陛下連年遠征，北出沙漠，臣民萬口一詞，為恥不得傳國璽，欲取之耳。”

　　朱元璋因恥於未得到傳國玉璽而數度對蒙古用兵，朱棣欲得到傳國玉璽的心理更為焦急。這是因為，朱棣的皇位是從侄兒建文帝手中奪來的，被正統的封建士大夫視為“篡逆”，這一直是他的一大心病。朱棣的許多重大舉措都是為了改變這一形象。如果他能通過北征而得到這方傳國玉璽的話，這無疑會提高他天命所歸的天子形象。盡管朱棣口頭上說“帝王之寶在德不在此”，但他內心卻是十分想得到的，這與他連續北征有著隱秘的聯係。

　　總之，朱棣五征漠北，從效果看，確實有力地抵禦了蒙古諸部的侵擾，在一定時期內維護了北部邊境的安寧。這在頭兩次親征中表現得最為突出。經這兩次打擊，北邊韃靼和瓦剌的兵力受到極大打擊，兩部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都無力對中原大舉進犯。但是，從另一方麵看，連續大規模地勞師遠征，耗費驚人，對人力、物力造成極大的損失。從征將士動輒50餘萬，再加上運糧餉的民夫、車輛和牲畜，每次北征都要牽動全國。不算從征將士，僅後勤供給就需要花費巨大的人力和物力。這對全國人民是一種何等繁重的負擔，它給全國的經濟生活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加深了人民的苦難。朱高熾（1378—1425年），永樂皇帝長子，明朝第四位皇帝。永樂二年（1404年）被冊立為皇太子，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登基，次年改年號為洪熙。他的政策和業績為後世之君守成豐業準備了條件，是位承上啟下的皇帝。但他從政不到一年，於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死於欽安殿。廟號仁宗。葬北京昌平獻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