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之朱家天下

第一章 朱家王朝的締造者太祖朱元璋

　　1.亂世投軍，攀鳳起家

　　封建社會是個家族社會，權力主要由大而顯赫的家族來掌握。朱元璋出身貧寒，即使他再有本事，憑借個人的奮鬥，在那個時代也是難以成功的。朱元璋與郭家和馬家這兩個比較有名氣的家族聯係起來之後，則如虎添翼，為以後登上皇帝寶座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朱元璋的家庭世代務農，因沒有自己的土地，所以隻能為地主幹活，自然是沒有社會地位的。不僅如此，由於經常受到地主的壓迫，常常一年艱苦勞作，到頭來還是全家不得溫飽。因此，朱家經常搬遷，力圖尋找一個壓迫比較小的地方生活。

　　據考證，朱元璋的太祖居於沛縣（今江蘇省沛縣），祖籍是句容（今江蘇句容），住在朱家巷。朱元璋出身貧寒，他的祖父連自己的名字都沒有，在元朝是一個“種地的淘金戶”。所謂種地的淘金戶，這是一種特殊的、在元代礦戶中屬於承擔向朝廷交納定額黃金的戶籍。句容縣原本沒有黃金，官府同意以種地代替淘金，即以種地的錢買了黃金來交納。元朝的賦稅很重，實在交不起，朱家隻好再次遷移，逃到淮北一帶，在泗州盱眙（今江蘇盱眙）安頓下來。祖父辛辛苦苦幹了一輩子，連一點基業也沒打下，便一命歸西了。

　　朱元璋的父親名叫朱五四，又名世珍，是個老老實實的佃農，就像當年一首歌謠所唱的那樣：“佃農佃農老實人，隻種莊稼不管事，種了十畝肥莊稼，到頭來，兩手空空回家來。”的確，朱五四為別人種了一輩子莊稼，可到頭來什麽也沒撈到，以致自己死後也沒個葬身之地。他一生當中，像候鳥一樣把家搬來搬去。在盱眙活不下去了，隻好逃往虹縣（今安徽泗縣）。到50歲的時候，又舉家遷往鍾離東鄉給人做佃農，60歲時無力耕種，生活難以維持，又搬移到孤莊村落戶。正如中國有句古話：“窮搬家，富挪墳”。這正好是朱元璋家境的寫照。在每一次舉家搬遷的過程中，一家老小總把希望寄托在新地方、新田主身上，可他們哪裏知道，一百個田主，九十九個心比鍋底還黑，根本不會給窮人留一條活路。

　　朱元璋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和家庭環境下出生的，正是由於生活的艱辛，使得朱元璋過早地在自己的性格當中注入了剛毅、果敢、勇於做事的素質，使他自強不息，麵對著強大的勢力從不低頭，但又不缺乏鬥爭的機智忍讓之術。

　　朱元璋的母親陳氏，出身行伍之家。外祖父陳公曾在宋朝大將張世傑部下當過兵。兵敗後輾轉回到家鄉，在原地怕被人抓去充軍，遷居盱眙津裏鎮。他原來是巫師，就靠當巫師畫符念咒、看風水、算命批八字過活。陳公生有二女，大女兒嫁給季家，小女兒嫁給了朱五四。朱五四有8個孩子，朱元璋是老八，幼名重八，初名興宗，後來他投到郭子興麾下，才起官名叫元璋，字國瑞。因為自宋朝以來，平民百姓若不在官府任職是一概不許起官名的，隻能用行輩和父母年齡合算出一個數目作為稱呼，也就是說隻能叫小名。

　　由於家境貧寒，年幼的朱元璋經常吃不飽肚子，很小的時候就去給人家放牛謀生。後來為了填飽肚子，還曾出家當過和尚。直到朱元璋參加了紅巾軍，投奔了郭子興，命運才開始有了轉機。

　　朱元璋投軍完全是“官逼民反”。人沒活路了，自然就豁出去了，這對以後朱元璋的執政產生了很大影響。後來，朱元璋在《皇陵碑》中回憶當時情景：“好友寄來書信，勸我參加義軍，心中擔憂又恐懼，正在猶豫不定，此事卻被別人發覺，聲言要告官府。形勢急迫，算上一卦，結果逃亡和留守皆不吉，隻有投軍方大吉。”這就是朱元璋高人一等的地方，他向世人表明，他投奔起義軍的決心是神靈的啟示，他的行為是受命於天，是受菩薩保佑的。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朱元璋可說是用盡心機了。

　　至正十二年（1352年）閏三月初一，朱元璋參加了郭子興領導的起義軍，被收做一名步卒，那一年他25歲。這一過程看起來簡單，但卻為朱元璋帶來了峰回路轉的命運，為他走向成功打開了大門。

　　參軍後，朱元璋自己非常努力，以出色的才能，很受郭子興的賞識。朱元璋非常明白，要想出人頭地，就必須拚命努力。所以他總是比別人練得刻苦，練得認真，練得時間長。不久，他就已經成為隊裏出類拔萃的角色。郭子興也越發喜歡他，每次領兵出擊，都會把他帶在身邊，而朱元璋也總是小心地護衛著郭子興，作戰十分勇猛，斬殺俘獲過不少敵人。

　　馬皇後像因表現出色，朱元璋不久就被調到元帥府做了親兵九夫長。遇上事情，郭子興總不忘征求一下他的意見，每次他都盡力謀劃，使郭子興越來越覺得他有膽識，有謀略，是個將才。再後來，郭子興就派朱元璋單獨領兵作戰。每次打仗，朱元璋總是身先士卒，衝殺在最前麵。得到的戰利品，他又分毫不取，全部分給部下，因而部下都非常擁護他。郭子興見朱元璋帶領的部隊凝聚力空前增強，戰鬥力大為提高，於是，對他比以前更加器重，特別想把他收為心腹，讓他真心真意、死心塌地地跟著自己幹。

　　郭子興有個養女，是好友馬公的小女兒。馬公原是宿州閔子鄉的一個富豪，因仗義疏財，又好交友，與郭子興是刎頸之交。馬公死後，郭子興就將馬公的女兒交給夫人撫養，把她當做自己的親生女兒看待。為了拉攏朱元璋，郭子興決定把養女嫁給朱元璋。

　　這對朱元璋來說，真可謂是天上掉餡餅！一個窮小子竟然能娶到元帥的女兒為妻，真是福人、福相、福分大，連他自己都覺得像是一場夢，但夢已成真，郭元帥親自為他們主婚。從此，他有了靠山，前程似錦，眾兄弟自然對他另眼相看，以後在軍中就稱他為“朱公子”。

　　這樁婚姻不僅表明朱元璋深得郭子興的信任，而且娶到馬氏，更使朱元璋大受裨益。馬氏本人就是一個聰明賢慧的女人，因而成了朱元璋角逐天下的賢內助。他們珠聯璧合，朱元璋做事便如同錦上添花，戰場上的表現就更加出色，威望大大提高。結果，又引起了郭子興對朱元璋的猜疑忌妒。馬夫人卻處處為他周旋，才得以保全性命和地位。有一次，朱元璋遭人陷害被監禁，當時正值荒歲欠收，沒有吃的。馬夫人偷偷懷揣炊餅去給他吃，竟燙傷胸口。後來她習慣於儲藏一些幹糧幹肉，為的是軍中缺糧時給朱元璋吃，從來不考慮自己。渡江時，她率全軍將士的妻妾渡江。在應天，陳友諒大軍壓境時，她散盡宮中財物犒勞將士，鼓舞士氣。因此，開國後朱元璋對侍臣說：“皇後與朕同是布衣出身，同甘共苦，比起漢光武帝危難時馮異獻的豆粥麥飯來，更勞苦功高。她還多次對朕說：夫婦相保容易，君臣相處難，常請求赦免臣下過失，保全大臣。她是朕的得力助手。”他還將馬皇後比作唐太宗賢德的長孫皇後。回到後宮，他把這些話講給馬皇後聽。馬皇後說：“陛下不忘與妾貧賤時的苦難日子，也不要忘記與群臣共同度過的艱難歲月。何況妾怎麽敢與長孫皇後相比呢？”

　　對於馬氏的謙虛，深明大義，朱元璋是感激的，他更以自己的夫人能有這樣的人品自豪，這使他對事業的追求更加有動力。朱元璋攀上馬夫人這隻鳳，為自己添加了一股無法估量的力量。

　　2.假托神明，美化統治

　　曆代皇帝都不惜將自己的出身美化和神聖化，朱元璋也不例外。為了登上皇帝寶座，為了朱氏家族能統治天下，朱元璋不惜讓自己披上神的外衣，使醜小鴨變成白天鵝，使泥菩薩變成活神仙，從而愚弄百姓，使其統治名正言順。

　　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變。”做事要名正言順。為了使自己的統治能夠萬世延續，統治者們往往會編造各種謊言來美化自己的統治，神話自己，使自己的統治蒙上一層神秘的外紗，這樣更能愚弄百姓，從而達到自己的目的。

　　例如，秦代陳勝吳廣起義時，曾使人用帛寫上“陳勝王”三個字暗中放進別人剛釣起的魚肚中，並使人晚上模仿狐狸高叫“大楚興、陳勝王”；劉邦當年聽始皇贏政說東南有天子氣，就在家鄉胡編了些“赤帝子”將來要取代“白帝子”的話來抬高自己，劉邦的老婆呂氏也常說“劉邦頭上常有雲氣”之類的話；黃巾起義，張角兄弟邊令眾人裹黃巾、扯黃旗，邊派人傳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金田起義的洪秀全稱自己是天父之子，稱自己為天王。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將政權、將個人神秘化，也的確都收到了揭竿而起、一呼百應的成效。朱元璋出身社會底層，沒有任何家族背景。如果不編一些故事加在自己頭上，給自己的出身美化一下，那麽就會讓所有的人留下這麽個疑問：同是平民出身，肩膀頭一樣高，為什麽偏偏你做得了皇帝！難道我就不行嗎？這種不服和挑戰思想的存在對新生的王朝來說顯然是不利的。因此，朱元璋登基之後，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借助神來使自己的行為名正言順。

　　朱元璋為了神話自己，編造了自己出生時的一些故事。朱元璋出生之前，他母親在田地裏幹活，由於疲憊至極而睡去。夢中一道士給她吃了一粒藥丸，也就是仙丹。第二天陳氏幹活的時候忽然覺得就要臨盆了。她連忙往家趕，但是，走到半路的時候再也支持不住，就躲到山坡下的二郎廟裏麵，生下了朱元璋。

　　據說，朱元璋誕生的時候，整個二郎廟裏麵都閃著紅光，以至於映得附近的山嶺也紅彤彤的，這自然是不同凡響的事情。而當陳氏把朱元璋抱回家之後，街坊鄉親們發現朱元璋的家裏也是一片紅光。起初，善良的鄉親們還以為朱元璋的家裏起了火，就連忙拿著救火的工具跑了過來。等到了近處一看，卻發現遠不是那麽回事。就是朱元璋的家裏人，一年之中也經常發現自己的家裏有紅光在閃，最終發現了原來是敬神的燈光在閃。從此，朱家越發認為朱元璋非同俗人凡胎。

　　由於古代社會裏人民生活疾苦，再加上古代科學技術、知識文化的落後，在那樣的曆史條件下，人們的認識水平是很有限的，而天下的百姓對皇帝的出身在當時是非常在意的。人們普遍認為“君權神授”，認為皇帝就應該是上天派下來管理人的，皇帝的生死存亡都體現著上天的旨意。皇帝們也更樂意承認人民這樣的看法，同時為了使自己的出身更加貼近於人民的觀念，他們便會想出種種辦法來迎合和麻痹人民大眾，使勞動人民對於統治者不會生出反叛之心，以利於自己政權的穩固和統治的順利進行。

　　朱元璋為了鞏固萬世帝業，編造出神的故事來抬高他自己。他的傳說也是如此美好，但這都不可能是真實的。那麽真實情況怎樣呢？

　　在朱元璋出生之前，家境困難，負擔極重。為了生計，陳氏懷胎十月仍然要堅持在田間勞作，連一點休息的肘間也沒有。直到臨盆之前，才不得已匆匆忙忙地往家趕，以至於最後隻能草草地在二郎廟裏把朱元璋生下來。所以由此而觀陳氏之生朱元璋，聯想到做一位母親所經受的磨難，實在遠不如傳說的那樣浪漫。

　　朱元璋出生後，朱家又多了一人吃穿，負擔更加沉重，做父親的朱五四甚至已經沒有錢給新出生的朱元璋買一方新的綢布（當時綢布是常用織物，但很貴）來包裹身體了。幸好他在河裏意外地揀到了一塊別人丟掉的舊紅綢布，就給朱元璋裹了身子，勉勉強強免去了買不起紅綢布的尷尬。

　　朱元璋真是一名製作神話傳說的大導演，使得許多“摧眉折腰事權貴”者趨之若鶩，為博帝王“開心顏”而大傷腦筋。這使得人們對於他的身份有了新的解釋，並且這種傳說有助於穩固朱家的江山社稷，有利於明朝的統治，這對於朱元璋來說無疑是有利的，所以朱元璋就要趨向於這種說法，不僅自己去編，而且鼓勵下臣去附會。

　　朱元璋為了把自己神化，還曾撰寫過一本《周顛仙人傳》。在《周顛仙人傳》中，明太祖記載了周顛的身世及其事跡。其中說到，周顛麵見朱元璋，唱道：“山東隻好立一個省。”然後用手畫成地圖，指著朱元璋說：“你打破一個桶（統），做一個桶。”朱元璋西征九江，行前問周顛：“此行可以嗎？”回答說：“可以。”又問他：“友諒已經稱帝，消滅他怕不容易？”於是周顛仰首看天，然後說：“上麵無他的。”如此雲山霧罩的事情不勝枚舉。又說十年之後，一次朱元璋害了熱病，幾乎要死。這時赤腳僧覺顯送來藥，說是天眼尊者和周顛仙人送到。朱元璋服下後，晚上病就好了。

　　由於成功地借助了輿論，朱元璋的出身一下子高貴了許多，與真實的情況相比，的確有雲泥之別。但人們接受了這個傳說，同時也接受了這個皇帝，朱元璋和他的家天下因而成了這個傳說最大的受惠者。

　　3.休養生息，發展經濟

　　曆朝曆代的滅亡，主要是統治者的暴政使得民不聊生，從而暴發農民起義，從內部瓦解了統治者的統治基礎。朱元璋出身於農民，對農民既了解，又同情。他登上皇帝寶座後，采取了一係列有利於農民休養生息的政策也就不足為奇了。這正是朱氏家族得民心，能夠坐穩江山的根本原因。

　　作為中國封建社會唯一出身貧民的皇帝，朱元璋對農民階層的苦難生活有很深刻的體會和特殊的同情心，並對該階層的處境異常關注。他要以自己特殊的權力最大限度地改善農民階層艱難的生活狀況。而這，也為朱家統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明朝開國時，經濟形勢是十分嚴峻的。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從應天到家鄉濠州省墓，一路“百姓稀少，田野荒蕪”。洪武元年（1368年）四月，朱元璋去北伐前線開封視察，經常穿行在草莽之中。七月，徐達率部自開封北上，路經河南、山東、河北，沿途“道路皆榛塞，人煙斷絕。”在中原，怨魂遍地，屍骸蔽野，收殮埋葬骸骨成了政府的善舉、百姓的義舉。朱元璋慨然喟歎道：“平定中原並不困難，但民物凋喪，千裏丘虛，既定之後，生息猶難，這正是勞思費神之處。”不但中原，就連湖廣、四川等這些昔日繁華的地區也是一片荒涼。湖廣洞庭湖流域直到洪武末年尚且“土曠人稀，耕種者少，荒蕪者多。”四川經過幾十年戰亂，也滿目瘡痍。到洪武二十年（1388年），各州縣仍然“居民鮮少”，就連肥沃的成都平原，也還有數萬畝良田“荒蕪不治”，明朝開國後一百多年尚不能恢複曆史舊景。三吳中心城市蘇州，也“裏邑蕭然，生計鮮薄”，如雨打殘荷，秋風敗葉。當時的曆史名城揚州被張明鑒等部隊掠奪，隻剩下18戶人家。徐州被元軍血洗，男女老幼無一幸免，到明初依然是“白骨蔽地，草莽彌望”的鬼蜮之地。

　　明朝開國以後，南征與北伐在繼續。殘元部隊長時間控製著東起遼東，西至陝甘的廣大區域，明昇政權存在到洪武四年；雲南舊元梁王堅持到洪武十四年。元末社會經濟的全麵崩潰和長時間的戰亂，使民心思定，向往穩定的生活。廣大民眾迫切期望朱元璋能夠廢除元朝的暴政，重新分配土地，減輕賦役負擔，使他們能夠安居樂業。朱元璋出於鞏固政權的需要，決心滿足飽經戰爭之苦的民眾的這一需求。他提出了“安民為本”、“養民者必務其本”、“民者，國之本也”等治國安民的方針。民不安，則國不寧。朱明王朝剛立國不久，隻有發展農業，解決民眾最基本的生活保證並使其擁有從事簡單再生產的基本條件，才是立國之根本。

　　在朱元璋看來，“為國之道，以足食為本”，讓百姓衣食無缺，生活富足起來，是統治者應盡的責任，也是維持國家安定的根本。他指出：“百姓富裕了，國家才能富強；百姓安逸了，國家才能安定。百姓貧窮困苦而國家富強安定的事情，是從來沒有的！”他多次告諭說，“百姓富裕了，就會與政府親近；百姓貧窮了，就會與政府背離。所以，百姓的貧富，關係著國家的興亡！”

　　據統計，在朱元璋統治的31年時間裏，他下詔減免賦稅和賑濟災民達七十餘次。他規定，凡各地發生災害，當地官員必須及時上報朝廷。如地方官隱瞞不報，當地的人民可以直接向上申訴。一經查實，該地方官就要被逮捕嚴懲。有一年，湖廣荊州、蘄州發生水災，朱元璋命戶部主事趙乾前去賑濟，趙乾竟拖延了很長時間才到，致使一些百姓活活餓死。朱元璋知道以後，立即下令將趙乾處死。還有一次，山東青州發生旱災和蝗災，有關部門沒有及時奏報，朱元璋就將有關官吏全部逮捕治罪。再有一次，江西彭澤糧食欠收，當地官員沒有及時賑濟，以致有賣兒鬻女者，朱元璋下令將彭澤知縣施以杖刑。為了防止公文往來耽擱時間，使受災百姓能夠及時得到救濟，後來朱元璋還規定，凡遇饑荒，各地方政府應先開倉放糧，然後再上報朝廷。

　　朱元璋告諭全國官員說：“天下剛剛安定，百姓財力困乏，就像剛會飛的小鳥，切不可拔它的毛；就像新種植的小樹，切不可搖它的根。必須讓百姓能夠休養生息！”他自己也比較注意愛惜民力，盡量少打擾百姓。在建築宮殿時，他隻求堅固，不講華麗。宮中的空地，有人建議應建立台榭苑囿以供遊憩，但朱元璋不肯，他讓人在空地上種植蔬菜，供宮裏人食用。朱元璋自己不肯妄興工程，也不準各級官員浪費民力。他規定各級官府凡有“勞民之事”，必須先行奏請，得到批準才可開工，不得擅自動用百姓的人力和物力。如非興建不可的工程，像城防、橋梁、河渠等，也要在農閑時節進行，不得妨礙農務。朱元璋的這些舉措，有助於民力的休息和經濟的複蘇，的確起到了“安民”的良好作用。

　　朱元璋對農民的認識，也有他自己獨特的見解，知道農民有一定的狹隘心理和紀律鬆散性。因此，在休養生息的過程中，進行民屯，就是采用一種強製方式把一部分農民遷到地多人少的地方去，也就是“招徠耕種，以實中厚”，政府給予耕牛、農具、種子等，並免征三年賦稅。洪武七年（1374年），從江南遷移14萬戶到鳳陽。九年（1376年），又遷山西及河北真定等處無產業者到鳳陽屯田。十五年（1382年）遷移廣東番禺、東莞、增城等處二萬四千人到泗州屯種。二十一年（1388年），遷山西澤州、潞州無田農民往河南閑曠地方屯種。二十二年（1389年），遷江南蘇州、鬆江、杭州、湖州、溫州、台州各府無田農民到淮河一帶屯種。二十五年（1392年），遷山東登州、萊州無田農民五千六百多戶到東昌府耕種。二十八年（1395年）又規定，青州、兗州、登州、萊州、濟南五府，凡農民家有五丁以上而田不到一頃的，以及無地農民，都要分丁到東昌府開墾荒田。此外，朱元璋還采取召募農民屯種和發配罪人屯種的辦法，以增加地廣人稀地區的勞動力。

　　元朝末年，土地兼並異常嚴重，農民被迫流浪遷徙。朱元璋采取措施盡力使人口附著於土地。他發布詔書讓流民回籍耕種，這種民屯，是行之有效的。除此之外，朱元璋還實行軍屯。

　　軍屯是朱元璋汲取曆史經驗，從漢武帝和曹操那裏學來的辦法。其目的是“寓兵於民”，即讓士兵們“且耕且戰”，養兵而不累民。早在明朝建立前，朱元璋就曾在江南設立民兵萬戶府，讓士兵們在應天附近屯田，自給軍糧，很有成效。明朝建立後，朱元璋立即在全國範圍內，尤其是在邊境地區，廣泛推行軍屯。這樣，各衛所的士兵都被分成兩部分：一部分守禦操練，稱操守旗軍，是戰鬥部隊；另一部分下屯耕種，稱屯種旗軍，是生產部隊。操守與下屯的比例，按規定是七分屯種，三分守城，但實際上，各地情況不同，屯、守的比例也各異。據估計，明初屯田士兵總數，當在一百四十萬人以上。士兵屯種的田地，由政府撥給，一般是每人五十畝，政府同時還要提供耕牛、農具、種子等生產資料。在洪武時期，軍屯取得巨大成就，屯田麵積達到了九十萬頃左右，軍糧基本能夠自給自足。朱元璋為此曾自豪地說：“吾京師養兵百萬，要令不費百姓一粒米。”

　　為解決駐軍的糧餉問題，朱元璋還進行了商屯。商屯，其實是一種特殊的民屯。在洪武三年（1370年），開始推行“開中法”，就是利用食鹽專賣權，讓商人把糧食運到邊區的糧倉，政府按照納糧數量給予鹽引（即販鹽許可證），商人憑鹽引到指定的鹽場支取食鹽，再運到指定的地區去銷售。因路遠運糧不便，商人們便雇人在邊地屯墾，把收獲的糧食就地繳納官倉，換取鹽引，當時人稱為“商屯”。商屯的開展，既充實了軍隊糧儲，又促進了邊區開發，發揮了積極作用。

　　朱元璋推行的這三種屯田製度，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實現了“田野辟，戶口增”的目標。耕地和人口的增加，為社會經濟的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為朱家的統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實行休養生息的過程中，朱元璋進行了田地和人口的清查，編製成冊。在元末長期的戰亂中，各地的田地簿籍大多散失，保存下來的和實際土地占有狀況也早已不相符合。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在明朝建立前，朱元璋就曾在占領區進行土地清理，編造圖籍，據此確定賦稅和徭役。如至正十八年（1358年），在徽州讓人民“自實田”，即自己如實報告田產數額。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又下令“使民，實田，集為圖籍”，並對各人自報數額進行複核。所謂“圖籍”，是南宋以來流行於江南地區的一種土地簿籍，其中記載著每塊土地的畝數、土質、方圓麵積以及田主姓名等，並繪製成圖，因圖上田地一塊挨著一塊，很像魚鱗，所以被稱為魚鱗圖冊。朱元璋在占領區進行的這些土地清理，雖然不是很徹底，但也頗有成效，為他順利地征發賦役、爭霸天下奠定了基礎。

　　朱元璋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地進行改革，在明朝剛建立後才幾天，他就派人到土地隱瞞最為嚴重的浙西地區去核實。臨行前，朱元璋告誡說：“你們一定要據實辦理，切不可徇私情，不可妄加、增損。否則，國法不容！”不久，朱元璋又命中書省議定役法。他指出，國家初建，工程量大，為了防止徭役過多地落到窮困農民身上，應采用驗田出夫的辦法斂派徭役。由於徭役負擔是與田地多少掛鉤的，土地清理就成為新役法能否成功的基礎。經過中書商議，決定每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到一頃的，用別的田補足，稱為“均工夫”。洪武三年（1370年），根據上述原則，在直隸、應天等十八府州以及江西饒州、九江、南康等三府編製了均工夫圖冊，計田出夫，每年農閑時節，到京師服役30天。如果田多丁少者用佃戶充役，要出米一石作為佃戶的補充費用。如果雇傭他人應役，則要每畝出米二升五合。“均工夫”役的推行很利於土地清查，從此處也可看出朱元璋存在著農民平均主義的思想。

　　朱元璋推行的戶籍清理運動還沒完成的時候，北方地區的局勢就已經基本穩定下來。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朱元璋下了一道口諭給戶部，命令清查戶口，推行戶帖製度。這道口諭保存下來，成為洪武年間傳世的為數極少的白話諭旨之一，特照錄於下：“說與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隻是戶口不明白哩。教中書省置天下戶口的勘合文簿戶帖，你每（們）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寫著他家人口多少，寫得真著，與那百姓一個戶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來了。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縣裏下著，繞地裏去點戶比勘合，比著的，便是好百姓，比不著的，便拿來做軍。比到其間有司官吏隱瞞了的，將那有司官吏處斬。百姓每（們）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過，拿來作軍。欽此。”

　　朱元璋是個頭腦靈活的人，不管是在戰場上還是在改革措施上，都很有力度。他在口諭中設計的清查程序，既嚴密又嚴酷。先由中書省印造戶籍戶帖，印製時戶籍與戶帖兩聯合為一紙，在騎縫處統一編號，加蓋印章，戶籍與戶帖上各有印章的一半，稱為“半印勘合”，下發到各地方政府；然後由戶部發布榜文，讓各地方政府通知所轄百姓，都到官府去登記自家的戶口和財產情況，經初步核實後，官府發給每家一份戶帖；然後再調派軍隊下到鄉村，按照登記底冊挨戶比對，逃避比對者或經比對所報不實者，一律發配充軍；有關官吏弄虛作假者，一經發現，立即處斬。在清查完畢後，戶籍上交戶部留存，戶帖則由各戶收執。朱元璋利用軍隊清查戶口，一方麵是因為當時全國大部分地區都已平定下來，軍隊不用再出征；另一方麵是因為他不相信官吏，認為軍隊才能更好地貫徹他的意圖。

　　朱元璋的清理整頓，有利於土地、戶口的管理規範化。這都大大減輕了百姓的負擔，提高了勞動積極性，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不大力興修水利，推廣經濟作物，就不能真正做好休養生息的工作，也就無法富國強兵，實現人民安居樂業。朱元璋有躬耕的親身經曆，所以，他始終重視水利建設。在朱元璋的督導之下，洪武年間，各地政府組織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了許多水利工程。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洪武元年（1368年），修築和州銅城堰閘，周圍二百餘裏。洪武四年（1371年）修複廣西興安縣靈渠，築有三十六陡渠，可以灌溉農田上萬頃。洪武六年（1373年），動用民工二十五萬人，疏浚開封府自小木到陳州沙河口的十八道河閘。同年，從鬆江、嘉興僉發民工二萬人，開浚上海胡家港，直通海上。洪武八年（1375年），命長興侯耿炳文督率疏浚陝西涇陽洪渠堰，可以灌溉涇陽、三原、醴泉、高陵、臨潼等縣田二百餘裏。洪武九年（1376年），修築四川彭州都江堰。洪武十二年（1379年）寧夏衛修築漢、唐時代的舊渠，可以引黃河水灌溉田地數萬頃。洪武十四年（1381年），修築浙江海鹽縣海堤，又征發民工二萬人修築開封黃河大堤。洪武十九年（1386年），修築福建長樂縣海堤，防止了海潮侵淹農田，人民大受其利。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調發淮安、揚州、蘇州、常州四府民工二十五萬人，修築崇明、海門潰決的海堤一百六十餘裏。朱元璋興修水利一直持續到他在位的最後一年。朱元璋曾說：“耕稼是衣食的根本，民生的保障。朕曾命令各地興修水利，可地方官們不及時執行，致使百姓深受其害。現在派你們到各地去，要召集官吏民眾，趁農閑時節，因地製宜，周密規劃。凡是可以蓄水以防旱、泄水以防澇的陂塘湖堰，都要加以修治。但也不要妄興工程，禍害百姓。”水利工程的廣泛興修，增強了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改善了土壤質量，提高了農作物的產量。

　　耕織圖朱元璋十分提倡經濟作物的種植，甚至還采取強製性措施加以推廣。朱元璋運用行政手段強製種植經濟作物，這在今天看來似乎是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但在當時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條件下，卻有一定的積極意義，而且也富有成效。據學者估計，明初全國種植的各類經濟果木在十億株以上，這個成績是巨大的。明代以前，百姓穿的都是麻衣，在朱元璋的鼓勵下，明初棉花的種植獲得大發展，棉布已經成為百姓的通用衣著，這是服裝麵料方麵的一次重大變革。總體來看，朱元璋推廣經濟作物的做法，豐富了農業生產的內容，提高了抗禦災害的能力，也為手工業生產提供了更多的原料，為以後絲織業、棉織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俗話說：“創業不易，守業更難。”朱元璋躬行修身，靜心養性。從現實出發進行休養生息，分配土地解決老百姓的吃飯問題，為朱家王朝的統治打下了深厚的群眾基礎。

　　對於朱元璋的這一番作為，有人視之為“愛民如子”，有人看做為朱元璋對農民階層的血緣情感。事實上，朱元璋的所作所為集中體現出他對穩定農民階層重要性的充分認識，民興才會業興，業興才能國興，朱明王朝才能傳之萬代，臣僚們亦可分享富貴榮華。若民不聊生，就會民怨沸騰。臣僚的富貴榮華也將隨之失去，皇位也不得保全。

　　4.以身作則，提倡節儉

　　節儉是興盛的征兆，奢侈是衰亡的先聲。漢有“文景之治”，唐有“貞觀之治”。漢文帝劉恒、漢景帝劉啟、唐太宗李世民等都特別注重節儉。朱元璋出身貧苦農家，對農民生活的艱辛有切身的體會。登上皇位後，還能身體力行，帶頭倡導節儉，這是難能可貴的。

　　朱元璋是一個提倡節儉的皇帝，由於他出身貧苦農家，不僅深深體諒農民生活的艱辛、物力的艱難，而且他還身體力行，帶頭倡導節儉。“自古王者之興未有不由於勤儉，其敗亡未有不由於奢侈。”這是他總結前人曆史經驗教訓後告誡後人的一句名言。他在位期間，大力提倡節儉，反對奢侈浪費。他常常對大臣們說：“珠玉非寶，節儉是寶。”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正式稱帝。他把提倡節儉，反對奢侈提到國家興亡的高度上來認識。他命令有關部門將他用的車轎須用金子裝飾的部分一概用銅代替。有人認為這項費用小，算不得什麽，他卻正色地說：“天子富足四海，不是吝惜這一點，節儉是我提倡的，我自己不以身作則，又有什麽理由讓大家這樣做？況且奢侈腐化以至誤國，追其根源都是由小到大的。”平定川蜀明朝建立後，按計劃要在南京營建宮室。負責工程的人將圖紙送給他審定，他當即把雕琢考究的部分全去掉了。有個官員想用好看的石頭鋪設宮殿地麵，也被他當場狠狠地訓了一頓。

　　有一次，方國珍派人送給朱元璋一個飾滿金玉的馬鞍，朱元璋堅決不收，並對來使說：“現在國家還不穩定，所需要的是大批的人才，所急用的是糧食布帛，金銀寶貝沒有什麽用，不是我所喜愛的。”元朝的降將張相昶暗中派人上書朱元璋，勸他及時行樂，朱元璋看後大怒，將他的書信一把火燒掉了，並且說：“這個人是想當趙高呀！”陳友諒有一張鏤金床，做工極為考究，江西行省得到之後，將此床送給朱元璋，他看後卻說：“這同孟昶的七寶溺壺有何兩樣！”於是下令將其毀掉。

　　朱元璋還反複告誡官吏們不要驕奢淫逸。對那些廉潔奉公、勤儉樸素的官吏，朱元璋厚加獎賞，以資鼓勵。

　　大將徐達戰功卓著，但卻從不恃功自傲，一直住在一座破舊的小房子裏。朱元璋得知後就給他蓋了座新宅院，並在院門前立下牌坊以示表彰。而對那些奢侈的官吏，則嚴加懲罰。

　　有一次，一個散騎舍人穿了一件十分華貴的衣服在宮中行走，朱元璋看到了，就問他：“這件衣服得花費多少錢呢？”他回答說：“五百貫。”朱元璋說：“五百貫錢，這足夠一個數口之家的農民一年的生活費用了，而你卻拿來做了一件衣服，如此驕奢，簡直是太糟塌東西了。”立即命他將衣服脫掉，不許再穿。還有一次，他看見兩個宦官穿著新靴在雨中走路，頓時大怒，斥責他們說：“一雙靴雖是件微不足道的東西，但也都是百姓的血汗做成的，從種棉到成靴絕非一日之功，而你們卻竟敢如此的不愛惜！”下令對那兩名宦官處以杖刑。

　　為教育子孫不忘創業的艱難，朱元璋還命人把自己的艱難經曆畫在了宮殿裏，並告誡子孫們說：“富貴易驕，久遠易忘，後世子孫長在深宮，隻看到富貴，習慣了奢侈，不知道祖宗起家的艱難，現在你們要朝夕看一看我的經曆，不忘祖本。”他還規定，他的兒子們如要外出，近的一律步行，遠的也隻能騎馬走十分之七，剩下的十分之三必須步行。他說：“上麵樸素節儉，帝業方可久傳，後世子孫，必須守此法。”有一次，他的兒子們跟從他外出，朱元璋便特意叫手下人帶頭，沿途到農民家中一家家地察看，看他們家裏的器具物品和日常飲食。回到宮中後，他語重心長地對兒子們說：“你們都看到了嗎？農民們身不離田地，手不離犁鋤，一年到頭勞作不停，從沒有休息過。可是你看他們，住的不過是茅草屋，穿的不過是粗布衣，吃的不過是粗茶淡飯。而國家的經費卻要全部由他們負擔！所以我特意讓你們知道，以後凡是吃穿住用，一定要想到農民生活的艱辛，要盡可能地使百姓免於饑寒。如果不顧一切，隻知橫征暴斂，老百姓就沒有活路了！”

　　明代的緙絲緙絲，是用機織的，其花紋可以作不規則的變化，因須以挖梭挖花，所以正反兩麵的花紋相同。在明史與會典中稱緙絲為刻絲。圖為明代緙絲鴛鴦戲蓮圖，無論其構圖設色，都極為優美，可謂上乘之作。

　　朱元璋不喜歡喝酒，因此他曾多次發布限製釀酒的命令。他不愛奢華，講究實際。他命令太監在皇宮牆邊種菜，不要建造樓台亭閣。為了讓兒子們得到鍛煉，他命令太監織造麻鞋、竹簽自用。在朱元璋的影響下，後宮中的嬪妃也十分注意節儉。她們從不追求打扮，穿的衣裳也是洗過很多次的舊衣服。

　　由於朱元璋提倡節儉，反對奢侈，再加上政治、軍事等方麵一係列有效措施的實施，使得大明王朝日益鞏固，社會經濟得到了迅速恢複和發展。

　　5.貪我6兩，梟首剝皮

　　在持家理財方麵，朱元璋嚴懲貪官汙吏，是曆代帝王中最精打細算的一位。這對鞏固和加強朱氏家族的統治是非常有利的。

　　貪汙腐敗是曆朝曆代都存在的問題，它會危害到皇帝的寶座和國家的安危。按現代的觀點來說，貪官貪汙的錢款不管是國家的還是接受個人所得的受賄款，最終損害的都是人民的利益。而在封建社會，貪汙損害的可是皇家的利益。在那個時代，國家的錢對皇帝來說，就是自己的錢。誰也不願意別人拿走自己的錢，因此曆朝曆代都在反腐敗。朱元璋是由貧民走上皇帝寶座的，底層生活的痛苦經曆讓他刻骨銘心。因此，坐上皇位的朱元璋采取了中國曆史上最嚴厲的措施來懲貪。

　　朱元璋製定的《大明律》，對官吏的貪汙腐敗處罰特別嚴厲。犯有貪贓罪的官吏，一經查清，一律發配到北方荒漠中充軍。官員若貪汙贓銀6兩以上，就會被處梟首示眾、剝皮實草之刑。朱元璋命在各府州縣衙門左側設皮場廟，就是剝皮的刑場，貪官被押到這裏，砍下頭顱，掛到竿子上示眾，再剝下人皮，塞上稻草，擺到衙門公堂旁邊，用以警告繼任的官員。

　　朱元璋對自己製定的法律，帶頭實行，而且執法相當嚴厲，這在中國古代封建皇帝中是少有的。

　　明初，朱元璋在邊境地區實行茶馬貿易，用內地的茶葉換取邊地馬匹。為了保證這一貿易的正常進行，他下令兵部嚴禁私販茶葉。可是私販茶葉到邊境的事情還是屢禁不止。於是他不得不重申禁約，頒發到四川、陝西官府和衛所，嚴禁私販。在這種情況下，駙馬歐陽倫仍派家人周保去邊境販茶，從中牟取暴利。周保等人所到之處，橫行霸道，騷擾嚴重。陝西布政使司官員不敢惹駙馬家人，隻得俯首聽命，為他們征派民車數十輛。經過蘭縣（今甘肅蘭州）河橋巡檢司時，周保等人對小小的巡檢司官吏更是蠻橫，稍不如意，便拳打腳踢，百般侮辱。小吏忍無可忍，憤而上告。朱元璋得知此事後，勃然大怒。他不但處死了周保等人和布政司官員，而且把駙馬歐陽倫也一並賜死，並嘉獎了河橋巡檢司小吏。歐陽倫是安慶公主的丈夫，而安慶公主是馬皇後親生，因此很受朱元璋的寵愛。歐陽倫做了十幾年駙馬，但他觸犯了朱元璋的法令，朱元璋為了維護法紀，整肅吏治，寧可讓自己鍾愛的女兒做寡婦，也不肯曲法赦免歐陽倫。為了朱家王朝的長治久安，朱元璋懲治貪官汙吏的決心，是任何人都不可動搖的。

　　朱元璋對貪汙之官，寧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他規定，凡有貪汙案件，都要層層追查，順藤摸瓜，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將貪汙分子一網打盡為止：“比如六部之中有人貪汙受賄，則必深究贓款自何而來。如果是布政司行賄於六部，則拘布政司來，審問這些贓款從何得來。如果他說是從知府那裏得來，則拘知府至，問贓何來，必指於州。州亦拘至，必指於縣。縣亦拘至，必指於民。至此之際，害民之奸，豈可隱乎？”

　　洪武十八年（1385年），禦史餘敏等告發北京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的官吏趙全德等人，夥同戶部侍朗郭桓等人貪汙舞弊，吞盜官糧。朱元璋抓住線索，命令司法部門依法嚴加追查。這個案子後來又誅連到禮部尚書趙瑁、刑部尚書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傑、工部侍郎麥誌德等高級官員和許多布政使司的官員。貪汙盜竊的錢折成糧食達二十四萬多石。案件查清後，朱元璋下令將趙瑁、王惠迪等人棄屍街頭；郭桓等六部侍郎及各地方布政使司以下的官員有上萬人被處死；有牽連的官吏幾萬人被逮捕入獄，嚴加治罪。各地卷入這個案件的下級官吏、富豪，被抄家處死的不計其數。

　　此案令核贓株連之人遍天下，中產以上民家被抄殺者不計其數。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贓七百萬，誅連直省諸官吏，係死者數萬人。核贓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由於誅戮過甚，兩浙、江西、兩廣和福建的行政官吏，從洪武元年（1368年）到十九年（1386年）竟沒有一個做到任期滿的，往往未及終考便被貶黜或殺頭。用朱元璋自己的話說：“自開國以來，兩浙、江西、兩廣和福建設所有司官，未嚐任滿一人。”

　　郭桓案發生後他更加強了在治貪方麵的手段，製定了嚴厲懲治經濟犯罪的法令，在全國財政管理上實行了一些有效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把記賬的漢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為“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陌、阡”等。後又把“陌、阡”改寫成“佰、仟”。漢字數字大寫，在技術層麵上確是重要的舉措，堵住了賬冊上的一個漏洞，所以一直沿用到現在。

　　崛起於社會最低層的朱元璋，從自身的經曆中深刻認識到，僅僅依靠官僚係統的內部監控，是無法澄清吏治的，因而便想借助民眾的力量，完善對地方官吏的監督機製。在《禦製大誥》中有一條“民陳有司賢否”，規定：“自布政司至於府、州、縣官吏，如果不是尊奉朝廷號令，私自巧立名目，害民取財，允許境內的耆宿老人，以及各處鄉村市井的士人君子等，連名赴京奏狀。狀中要詳細寫明有關官吏的過失惡行，事實明確，朝廷將據以定罪，更派賢良官吏以撫育百姓。如果所在布政司及府、州、縣官吏，有清正廉潔、撫民有方、使百姓生活安定者，上述人等也可連名赴京奏狀，使朕知道當地官吏的賢能。”

　　在《禦製大誥·耆民奏有司善惡第四十五》中，朱元璋號召說：“今後所在布政司、府、州、縣，若有廉能官吏，切切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深知其詳。如果廉能官吏遭到不良官吏和同事們的誣陷排擠，一時不能明其公心，又因遠在數千裏外，實情不能上達，允許本處城市鄉村的耆宿老人們赴京麵奏。以使廉能官吏得到保全。自今以後，若想根除民間禍患，最好的辦法，就是鄉間年高有德的人們，或五六十人，或百人，或三五百人，或千餘人，年終時共同商議確定，本境禍害百姓的有幾人，造福百姓的有幾人，赴京師麵奏，朕一定根據耆老們的奏狀，褒獎好官，罷免壞官，情節嚴重者治罪。嗚呼！所在城市鄉村耆民智人等，能按照朕的話，切實舉行此事，天下就會太平了。民間如果不主動揭露奸頑，表彰廉能，朕就不可能及時知道，所以囑托民眾幫助朕做這件事。如果城市鄉村中有包攬訴訟、把持官府，或挑撥煽動官吏害民者，允許四鄰及當地人民赴京，據實麵奏，朕將加以清除，安定百姓。君子一定要把朕的話放在心上，千萬不能坐視縱容奸惡官吏人等害民。特此囑托。”

　　《禦製大誥》中還規定：各地政府對於進京麵奏的百姓，不得阻攔。即使沒有文引路條，也要放行。如有阻攔，官吏要被族誅。做出這一規定，朱元璋是想借助民間的力量懲治不法官吏，甚至像他所說的迫使官吏向善。皇上以愛民的救世主出現，允許百姓告官，使百姓成為保持官員廉潔的製約力，這在曆史上是極為罕見的。

　　由於朱元璋對吏的痛恨程度超過了對官的痛恨程度，因而在《禦製大誥》中他對官、吏做出了不同的規定。他在《禦製大誥》中規定耆民百姓可以到京師麵奏本處官員善惡，而對於吏，則不必經過這種程序，老百姓可以直接捉拿、綁縛害民吏胥，送到京師治罪。在《禦製大誥·鄉民除患第五十九》中，他規定：“今後布政司、府、州、縣在職和賦閑的吏胥，以及城市鄉村中老奸巨滑的頑民，有專門包攬詞訟、教唆害人、通同官吏禍害百姓者，允許城市鄉村中賢良正直、願意為民除害的豪傑人士，共同商議，將害民者綁縛起來，送到京師，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擋者，一律梟令。途中經過關津渡口，把守人員不得阻擋。”

　　在《大誥三編》中，朱元璋又寫上10條“民拿害民該吏”，誥文說：“以前任用的官員，都是不才無籍之徒，上任後，勾結吏員、皂隸、不才耆宿及一切頑惡潑皮，夤緣作弊，害我良民多矣。像這類無籍之徒，貪心無厭，作惡不止，若不加以禁止，民何以堪。此誥發布後，你們高年有德的耆民，以及青壯年豪傑，務必幫助朕，給良民創造一個安定環境。如果想依靠官員們替百姓辨別曲直，朕即位十九年來，還未見到一個這樣的官員。今後各地官吏，若有在辦理訴訟時以是為非、以非為是的，受冤枉的人可以邀集四鄰，到衙門捉拿刑房的吏胥，送到京師來；若有采買物品不按價付錢的，就把禮房的吏胥捉拿來；若有賦役不均、差貧賣富的，把戶房的吏胥捉拿來；若有借舉保人才擾害百姓的，把吏房的吏胥捉拿來；若勾補逃軍時有賣放正身、用同姓名者頂替的，鄰裏對證明白，就幫助被害人家將兵房的吏胥捉拿來；若有借工程科斂、賣放應役工匠的，把工房的吏胥捉拿采。如果百姓遵從朕的命令，切實舉行，不出一年，貪官汙吏就都變成賢人了。為什麽這樣講？就因為良民都能辨別是非，奸邪官吏難以橫行，這樣官吏們就會都被逼得變成好人了。各地官員人等，敢有阻擋百姓拿送害民吏胥的，一律誅滅全家。”

　　在朱元璋的號召下，從洪武十八年（1385年）開始，全國掀起了一個捉拿害民吏胥的浪潮，大量吏胥被綁送到京師，除情節嚴重者處死外，絕大多數都被發配到邊遠地區充軍。後來，朱元璋製定“合編充軍”條例，專門列有“積年害民官吏”一款，為將捉拿的害民吏胥發配充軍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

　　明大彬剔紅人物紫砂壺然而，貪汙之風終明一代也沒有好轉過，雖然在朱元璋不斷的殘殺之後，略有好轉，然而卻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在於：明代政府官員的工資太低，嚴重影響到官員們的日常生活，貪汙就成了必然。在朱元璋看來，官員隻是用來幹活的，自己拿著錢養活他們，他們還敢貪汙，那還得了？如果用現代人的觀點來說，朱元璋肯定不是一個好雇主，在他手下幹活，不僅吃飯有問題，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朱元璋把官員看成了工具，而沒有從製度上去改善官員的待遇，貪汙自然是越演越烈了。

　　6.廢丞相，集大權於皇帝一人

　　朱元璋廢除了丞相製度，消除了帝權與相權之爭，集大權於皇帝一人，從而避免了像霍光、曹操、司馬氏父子和桓溫等人的“專權”，甚至於“篡位改朝”，對鞏固和加強朱氏家族的統治是非常有利的。但是，朱元璋廢除丞相製度後，本來該由丞相處理的政務卻留給了皇帝。而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主要在於統治，而不是事事躬親。皇權加強的弊端是為維持這種極權統治而采取的各種嚴厲野蠻的鎮壓手段，製造血腥大屠殺，給明代社會的發展投下了難以抹去的陰影。

　　從曆史上看，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君主專製中央集權的政治製度開始，地方集權於中央，中央集權於皇帝。而身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丞相（宰相），是輔弼皇帝處理全國政務的最高行政長官，手中同樣握有重權。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由於權力分配上的不均，帝權與相權之間始終互為消長，不斷發生衝突。這種矛盾鬥爭的結果，一方麵表現為宰相的“專權”，甚至於“篡位改朝”。譬如霍光、曹操、司馬氏父子和桓溫等人，就是以相權壓倒帝權的典型人物。另一方麵，曆代有所作為的君主，無不采取措施限製相權的膨脹。伊尹放太甲，成王疑周公，便是例證。

　　朱元璋登基之後，深感丞相的權力對他的帝業終究是個威脅，便在暗中計劃廢除丞相，以皇帝兼行相權的職責。朱元璋說：“秦代設相，是禍起源。宰相權重，指鹿為馬。後來各代不以設相為鑒戒，相沿舊製，往往帶來禍患，原因就在宰相擅專威福。”為此，他逐步推行集權計劃，削弱相權，直至廢相，鏟除了心腹之患，終於使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當然，由於主客觀方麵的原因，朱元璋廢除丞相製的措施並非到位的。

　　在廢除丞相之前，朱元璋首先是對丞相之位的人選進行了幾次大的調整。在明初，淮西勳貴與非淮西大臣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淮西勳貴都是早期追隨朱元璋的舊將，朱元璋對他們非常倚重。

　　朱元璋登基後，任命李善長為左丞相，徐達為右丞相。左比右大，李善長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由於徐達常年帶兵在外作戰，實權掌握在李善長手中。之後，李善長的兒子李祺又被朱元璋招為駙馬，權勢更加顯赫，成為朝廷中掌握實權的淮西集團首領。朱元璋對淮西集團勢力的日益膨脹頗存顧忌，於是在洪武四年，以年高有病為名，讓李善長告老還鄉，其實李善長時年僅五十八歲。在有意撤換李善長之前，朱元璋還曾經向劉基等人請教合適人選。

　　劉基說：“善長為元勳舊臣，能調和諸將，不宜驟換。”朱元璋道：“善長屢言卿短，卿乃替他說情麽？朕將令卿為右相。”劉基連忙頓首道：“臣實小材，何能任相？”可能劉基預料到在淮西集團當權的情況下，必然會受到排擠，故而堅決不肯任相職。朱元璋又問：“楊憲何如？”劉基答道：“憲有相材，無相器。”朱元璋又問：“汪廣洋如何？”劉基道：“器量褊淺，比憲不如。”

　　太祖又問及胡惟庸，劉基連連搖頭道：“不可不可，區區小犢，一經重用，僨轅破犁，禍且不淺了。”朱元璋聽後默然無言。但是後來朱元璋還是根據李善長的推薦，任用了善於逢迎的胡惟庸。劉基歎道：“惟庸得誌，必為民害。”胡惟庸得知後，便對劉基忌恨在心。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劉基的話果然還是有道理的。

　　因李善長的提攜，胡惟庸進入中書省，與汪廣洋同任右丞相，左丞相空缺。胡惟庸入相後，由於他的精明幹練很快便得到朱元璋的賞識。這期間，胡惟庸還將自己的侄女嫁給了李善長的弟弟李存義的兒子李佑為妻，結成姻親，使得他與李善長的關係更進一步。有這樣的元老重臣為後盾，胡惟庸更加膽大妄為。加上李善長的舊屬們也極力幫助他，胡惟庸可謂如魚得水。由於他逢迎有術，漸得朱元璋寵任。到洪武十年（1377年），胡惟庸當上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獨攬丞相之權。

　　隨著權勢的不斷增大，胡惟庸獨攬丞相大權，日益驕橫跋扈，生殺黜陟，為所欲為。內外諸司所上的奏章，胡惟庸必先取閱，凡是對自己不利的，就隱匿不上報。他任意提拔、處罰官員，各地喜好鑽營熱衷仕進之徒、功臣武夫失意者，都奔走於他的門下，送給他的金帛、名馬、玩好，不計其數。胡惟庸一時間權傾朝野，許多人都看他的臉色行事，而敢怒不敢言。

　　對於胡惟庸的所作所為，朱元璋也略有察覺，對他的擅權則非常不滿。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胡惟庸等人未及時引見占城貢使，又與禮部互相推卸責任，朱元璋一氣之下，將他們盡行囚禁。由此不難看出，此時胡惟庸已經受到朱元璋的嚴重猜忌，其地位已經岌岌可危了。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塗節上書告胡惟庸謀反。朱元璋遂以“枉法誣賢”、“蠹害政治”等罪名，將胡惟庸和塗節、陳寧等處死。然而，胡惟庸被處死後，胡惟庸案遠沒有結束，朱元璋把胡惟庸案當作一個捕人的巨網，並不收繩，隨心所欲地陸續往裏裝人。而且他也明知，胡惟庸案根本構不成死罪，他必須羅織更多的罪名，把此案定成鐵案，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後來，朱元璋又給胡惟庸添上了一個十惡不赦的通虜的罪名。

　　洪武十九年（1386年），明州衛指揮林賢通倭事發，經審訊得知，他是奉胡惟庸的命令下海通倭的，胡惟庸謀反案有了進一步的證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又捉拿到奸人封績。封績本是元朝的舊臣，後來歸降於明。據說他經常往來於蒙、漢之間，曾經為胡惟庸給元嗣君送過信，胡惟庸在信中稱臣，並請元嗣君出兵為外應。這一下，胡惟庸通虜的罪名更加確鑿了，而且，李善長也被牽連了進來。原來早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大將軍藍玉出塞時，在捕魚兒海地方就俘獲過封績，但是由於李善長施加影響，就把封績給放了，並未上奏。這次封績又被捕入獄，李善長自然難逃幹係。

　　恰逢當時李善長為了娛老而大興土木，因缺少工人，向信國公湯和借用衛卒三百名，以供營建。以營卒為工役，這種事情本是常事。但湯和膽小怕事，又不敢得罪李善長，因而表麵應允，暗中卻向朱元璋報告，這無疑是說李善長私自集結兵力。碰巧的是，京中吏民為黨獄誅累，坐罪徙邊，約有數百人，其中有一個叫丁斌的，是李善長的私親，李善長便替他求免。由於朱元璋對李善長的猜忌之心日重，他不但沒有答應李善長的請求，反而命令將丁斌拿獲。由於丁斌曾經供事胡惟庸家，在審訊中就供出了不少李、胡兩家的往來之事。這樣，便認定了李存義、李佑父子夥同謀叛的罪狀，立即將他們從崇明島拘捕進京，重新審理定罪。

　　接著，朱元璋便頒布嚴敕說，李善長以“元勳國戚，知逆謀不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於是，在打天下時被朱元璋讚為蕭何的77歲的李善長被賜死，其妻、女、弟、侄等一門七十餘人被殺。隻有李善長的長子李祺及兩個兒子，因為臨安公主的緣故，得以免死，流徙江浦。到此，胡惟庸案才算告一段落，網繩暫時收起。十餘年來，粗粗算去，朱元璋為此案共殺了三萬多人。

　　很明顯，這是一個冤案，史學家每每論及此處，就會反諷：豈有首逆已死，同謀之人十餘年始敗露者？這隻不過是朱元璋以胡惟庸案借題發揮，陰使獄詞牽連到所有的人，以實現他的草禽之計罷了。

　　胡惟庸案一方麵是導致大批功臣元勳被殺，另一方麵是朱元璋借此廢除了丞相製度。丞相製度在中國曆史上延續將近兩千年之久，中書省撤消以後，中國的丞相製度從此取消。明朝從此不再有丞相，什麽“救時宰相”於謙、“奸相”嚴嵩、張居正，都不是原來意義上的丞相或宰相，而是內閣大學士或首席大學士了。

　　沒有了丞相，皇帝的權力馬上就增大了，皇帝直接統轄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控製了一切生殺大權。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敕諭廷臣說：“國家罷丞相，設府、部、院、寺，分理庶務，立法至為詳善。以後嗣君，其勿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

　　廢除丞相雖然使得朱元璋一人大權獨攬，牢牢地將權力控製在自己手中，滿足了他個人強烈的權力欲，但此後六部處理的政務，事無巨細，最後全都匯總到他的手裏。有人做過一個統計，廢相之後，以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為例，8天之間，內外諸司奏劄共1660份，合計3291樁事。也就是說，朱元璋每天平均要看200個報告，處理400多件事情。如此繁多的政務，朱元璋即便是精力過人，也仍然會因應接不暇而心力交瘁。尤其是定製、擬旨、批示等都要筆之於書，寫成文件，此類的文書工作，更不是一個人所能操持應付的。故而朱元璋也不得不承認：“朕嚐思之，人主以一身統禦天下，不可無輔臣。”為了解決這一新的難題，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和十五年（1382年）十一月，獨裁勤政的朱元璋先後設置了“四輔官”和“殿閣大學士”，讓他們襄助侍從，以備顧問，並協助自己批閱奏章，處理政務。殿閣大學士的設立，標誌著明代內閣製度的萌發。內閣製度的萌發絕不是偶然的，它是朱元璋要大權獨攬而又無法不任用輔臣的必然結果。

　　自秦始皇統一中國時起，相權便作為皇權的補充而存在著，並且在一定程度上還是皇權的製約機製。盡管曆朝曆代在皇權與相權的分配上存在一定的差異，但是相權作為皇權的重要製約機製的作用是一直存在的。朱元璋廢除丞相製度，使皇權在不受任何製約的條件下運作，標誌著專製製度達到了極至。

　　廢除了丞相製，君權與相權之間的矛盾得以基本解決。君權空前膨脹，這對於大明朱氏江山的穩固，自然是極為有利的。在明代將近三百年的曆史中，前後在位的皇帝多達十數名，其中，有好幾位是在童年時代便成為九五至尊的，有好幾位則多年避居深宮，倦於理事。但盡管如此，君權還是極為牢固，並不曾出現過權傾一朝、覬覦皇位的人物。這自然與丞相製的廢除有著莫大的關係。而與君權的空前膨脹相比，閣臣的作為則相形見絀。明代的閣臣絕大多數是由進士而翰林，然後再拜命入閣。這些人的人生道路基本是靠書本鋪砌的，一生久在翰苑，舞文弄墨，從總體上看，他們都缺少長袖善舞的政治實踐經驗。像宣德年間的“三楊”和萬曆朝張居正那樣的權臣，畢竟是鳳毛麟角。在張居正當朝的時期，內閣權威曾發展到了頂峰，但這個“震主”的權臣卻最終禍發身後，慘遭抄家之禍。其他的內閣輔臣大多庸庸碌碌，隻知恪守皇明舊章，而極少勇於任事、敢言直諫者。於是，明代閣輔有許許多多的綽號，如“紙糊三閣老”、“萬歲閣老”、“劉棉花”、“伴食中書”、“青詞閣老”、“土木偶”、“魏家閣老”、“門生宰相”和“清客宰相”等等。

　　朱元璋一方麵大力推行中央集權製度，一方麵又實行與之相矛盾的政策，分封諸皇子為王，使其“屏藩皇室”。朱元璋實行分封製度的目的，一是在於加強對北方蒙古的防禦，一是為了防止朝中奸臣篡奪皇位。朱元璋規定諸王可以“移文取奸臣，舉兵清君側”。雖然為防止諸王跋扈難製，朱元璋又允許以後皇帝在必要時可以下令“削藩”，但分封諸王為後來的皇位之爭埋下了禍根。

　　7.封王建藩，加強皇室力量

　　在處理“國”和“家”的問題方麵，朱元璋算得上是處理的最好的一個。通過封王建藩，朱元璋把“國”和“家”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使“國”變成了“家”，使“家”變成了“國”，“國”和“家”真真正正地變成了一個“國家”。不但鞏固和加強了朱氏家族的統治，而且使朱氏家族的統治也演變成了國家的統治。

　　為了確保朱明王朝千秋萬代地統治下去，朱元璋一方麵加強君主專製統治，把軍政大權牢牢地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另一方麵，想方設法加強皇室本身的力量，其具體的辦法就是分封諸王。從洪武三年（1370年）開始，他分三次把自己的24個兒子和1個從孫都封為親王，分駐全國各戰略要地，想通過他們來屏藩王室。朱元璋說：“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爵封，分鎮諸國。朕非私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製，為久安長治之計”。（《明太祖實錄》卷五一）群臣對此自然都不敢反對，逢迎朱元璋是“封建諸王，以衛宗社，天下萬世之公議”。

　　元朝有戶領分封製度，這種製度實際上是源於蒙古時期對戰爭中俘獲的人口、財產的分配。元代諸王主要是從封地分取賦稅收入，並非裂土為王。朱元璋繼承元朝舊製而有所損益，明代藩王“列爵而不臨民，分藩而不錫土”（《明史稿》列傳三，諸王）。諸王雖分封各地，擁有爵位，但藩府之外，沒有封地和臣民。由朝廷頒給“宗祿”。除寧王、燕王、晉王擁軍防邊外，其餘諸王隻能擁有少數護衛軍。在朱元璋看來，分封皇室子孫控馭各地，防止外姓臣僚跋扈，便足以“外衛邊陲，內資夾輔”，使國家固若金湯，而長久之計，莫過於此了。

　　明初封建諸王除了屏藩國家之外，還要對付殘存的北元勢力。所以，朱元璋賦予了某些藩王帶兵統軍的大權，分封習兵事的皇子於北邊軍事要地，皆預軍務，習稱“塞王”。他們中間的諸如燕王朱棣等人在長期的軍事活動中得到應有的鍛煉，軍事指揮才能日益提高，而政治野心也隨之膨脹起來。

　　朱元璋雖然分封諸王，但是對諸王的要求一直是很嚴格的，所以，諸王盡管權力比較大，然而對於朱元璋一直都是敬畏有加的。朱元璋作為他們的父親和皇上，也自然很難站在另外的角度來考慮諸王對於國家的某種潛在的威脅。然而，有識之士對此卻是洞若觀火，明初著名能臣卓敬、葉伯巨等就曾先後上書過分封的弊端。

　　卓敬說：“京師，天下視效。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而葉居升的論證就更加理論化了。早在洪武九年（1376年），訓導葉居升就“應詔陳言”，極論朱元璋“分封太侈”的隱患：“《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國家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竟之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製，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之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眾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

　　在點明了諸候藩王尾大不掉的隱憂之後，葉居升進一步力排眾議，深入分析了“疏不間親”論點的害處：“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也’。何不摭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又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