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此次選編的7個小說是我比較珍愛的,所謂敝帚自珍的意思。
《作為打火機的槍》1998年寫下。據說當時是所謂70後作家初現的時候,而我因偏居一隅,信息閉塞。當時此文被我一個同學拿去看,隨即在南京諸多大學研究生圈子裏流傳,有人為之撰寫論文說此篇是70後真正發軔之作。這些對一個寫作者來說,固然並不重要。我的確也不以為意。一個人自有運命,一篇文章也是如此。
《韋鎮小道》寫於2000年春天,是根據發生在家鄉的真實的事件寫成,它不是一個簡單的循環報道的故事。這可能是我目前寫作史上人物最多的一篇小說,有大大小小四五十個人物。它的發表帶有戲劇性,這個中篇多次遭到退稿,後來刊載在我們自辦的同仁刊物上,被作家韓東發現並推薦在當時《芙蓉》雜誌發表。這篇小說給我的鼓舞在於它的寫作方式,確切地說那是一種文學聚焦,從這個意義上說,寫作就是調焦之後的瞭望和複述。
《寶瓶》與《機器馬》寫於同一個時期,其間的筆觸和小說氣氛是相近的。前者講述了一個在現實窘境下身體和心靈無法自由的倒黴蛋:老婆跟人跑了,孩子死了,自己也下崗了。後者的主人公雖然幸運得多,有老婆也有情人,但是同樣置身另一層窘境裏難以自拔。
《跑步的但丁》寫了一個不合時宜的詩人和他的家庭。我喜歡那種熱氣騰騰的鄉村生活。寫生者不易,死者更難。於是在《溺水手冊》裏寫了兩個死者的相遇。敘述是冰涼的,但每個字又都充滿體溫。這個小說是我迄今為止滿意的篇什之一。
《雲上的伊麗莎白》是以一個老婦人之名敘述了一個非同尋常的秘密之旅。
她內心的焦烤以及母女生活觀的展露,我希望能纖毫畢現。阿姆斯特丹我從沒去過,隻有來自旅遊手冊和零散文字中的印象。我把我的人物置身其中,讓她不知所往,與其說是我對人物的一種殘酷懲罰,還不如說是一個生活的象征。
《晚安,陛下》是我一口氣寫完的短篇小說,講述了一個帝王關於權力、愛、友情以及欲望之間的悖論關係。它使我擁有了一種在某個時刻背離當下的喧囂,走進某種悠遠的曆史深處的敘述快感。
這7個中、短篇小說,題材各有不同,敘述也各有區別。從首篇到末章,選編沒有按照時間順序,但光陰似箭,已然十年確鑿無疑。這期間光陰流轉,我在寫。
此後花開花落,我仍會守在書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