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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 抗戰時期昆明現代工業的發展
龍東林；高軍；薑劍波
抗戰時期昆明工業的發展，是雲南近代工業史上特殊的、重要的輝煌篇章，它對於戰時大後方的整個經濟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對爭取抗戰勝利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對昆明經濟後來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抗戰時期西部工業發展的曆史背景和原因
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旨在滅亡中國的侵略戰爭，“七七”事變後，日本侵略軍很快將進攻矛頭直指上海，現代工業相對集中的東南沿海地區相繼淪陷，經濟遭到極大破壞，國民政府將首都先遷武漢，再遷重慶，整個西部成為全國的抗日大後方。為了發展國民經濟，國家工業大量搬遷和投資於西部地區，其投入力度超過近代任何時期。
1937年，全國符合工廠法規定標準的工礦企業共有3935家，而分布在江、滬、浙三省市的就有2336家，占到全國總數的56%。其中上海工業資本額為1.48億元，占全國資本總額的39.73%；工人為11.2萬人，占全國工人總數的31.78%。從中國持久抗戰的大局來看，如果中國政府能充分利用這些地區的工業能力，就會增強我方的抗日力量；而如果這些工業設施毀於戰火，就可能使中國的抗戰實力遭到重創；另外，如果這些企業陷落敵手，就等於將中國約80%的工業用來加強日本侵華的實力，更加拉大與日本的經濟實力差距，其後果將不堪設想。隨著戰局的發展，上海工礦企業要求向後方轉移的也日益增多。鑒於此，是年7月22日，國民政府成立了以軍政部長何應欽為首的國家總設計委員會，著手實施企業內遷方案。1937年8月國民政府提出了“持久消耗戰略”和“以空間換取時間，積小勝為大勝”的戰略，決定盡可能多地將沿海沿江地區的工礦企業遷至抗戰後方，保存抗戰實力。同時為安排好遷移企業盡快在新的地方恢複生產，支援抗戰，國民政府決定成立“上海工廠遷移監督委員會”（簡稱監委會，下同），駐滬主持工廠內遷事宜。9月27日，又成立“工礦調整委員會”，全麵負責上海與戰區內遷工廠的一切事宜。
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上海的部分民族工業在監委會的協調下以武漢為目的地進行了十分倉促的內遷，到1938年2月，遷達武漢的企業達到146家，設備15000噸，技術工人2500多名。日軍占領南京後，武漢成為下一個攻擊目標，國民政府在這危急時刻下令籌建戰時工業，將武漢的所有工業遷往雲南、湖南、廣西、四川、貴州等地，展開了驚心動魄的“東方敦克爾刻大撤退”，那些搶運入內地的物資，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了一係列新的工業區，尤為重要的是以重慶為中心的兵工、煉鋼等行業的綜合性工業區，構成抗戰時期中國的工業命脈。1937年，後方僅有工廠63家，1938年增至219家，1940年為571家，1941年達到1138家。這些西遷大後方的工礦企業，成為抗戰的堅強後盾，生產了大批槍炮，為前線的將士們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殺敵武器，為戰爭的最後勝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證。更重要的是，這不僅使中國的現代化因子得到保留，而且使其由華北、華中、華南沿海沿江地區的城市，擴散到了遼闊的內地各省，改變了戰前工業布局嚴重不合理的狀況。
抗戰期間，包括昆明在內的西部地區得到前所未有的開發，除了大後方的戰略地位而外，最主要的原因是西部地區具有的特殊因素所起的作用。
一是西部地區自然資源豐富，加之地廣人稀，可為工業的開發和布局提供各種基礎條件。西部地區盛產工業所需的煤、黑色金屬和有色金屬及石油，農業產品中可以提供大量的棉花、桐油和煙草，另外，還擁有得天獨厚的水力資源，這些都是大力發展工業不可缺少的雄厚物質條件。
二是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形成的曆史性差異，為工業在西部地區的投資和發展提供了市場條件。西部地區雖然有近代工業的出現，但規模一般都較小，技術落後，質量差，產品遠不能滿足地方市場的需要。尤其是日本侵華戰爭的全麵爆發，東部地區人口大量西遷，國人對工業品的需求急劇上升，戰爭對工業品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而這時，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實行的是扼殺政策，國外商品無法進入國內，加劇了國內市場對工業品的需求量。
三是抗戰爆發後，東南沿海地區許多工廠的內遷，帶來了大量的產業大軍，他們當中，有技術工人、工程師、企業家，最為關鍵的是國家的金融機構、國家資本以及眾多的民間資本西移，給西部企業的發展帶來了雄厚的資金，這些資金、技術和設備的到來，使重慶、成都、昆明、西安等地區形成了新的工業經濟發展中心。
四是隨著工業的西遷，國家從當時經濟發展的需要出發，製定了一係列有利於西部工業發展的政策。當時國民政府在政策上除在擴展官僚投資工業的同時，也積極支持民族工業的發展，通過頒布《戰爭時期工業獎勵暫行條例》等法規法令扶持民間投資工礦企業，使西部工業發展出現了適合的寬鬆環境。
二、企業內遷帶來昆明現代工業的繁榮
抗戰爆發前，昆明所在的中國西部地區，是近代曆史上中國交通最困難、經濟最不發達的地區。這一地區，近代工業雖有萌芽，但從總體上來講，工業資本微弱，規模狹小，結構畸形，生產水平低下，尚處在工場手工業的階段。1872年創立的雲南機器局，成為昆明近代工業的開端。之後，造幣廠、製革廠、官印局、電報局、郵政局等官辦企業應時而生。新興的民族輕工業、手工業在夾縫中求生存，積極謀求發展。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昆明開始出現商辦企業。1910年（宣統二年），滇越鐵路正式通車，滇池出現小火輪，市內也開辦有“人力車公司”。到1911年（宣統三年），全市已有火柴、麵粉、玻璃、香煙、五金、製茶、皮貨加工、西藥加工、火腿罐頭等十多種行業，最多的為火柴業，已有廠商4家。此外，還有43處煤、鉛、銅、鐵、碗花（鈷）等礦產的小規模開采。使用的現代機器很少，絕大多數是手工操作。辛亥革命後，隨著商業的發展和內外市場的擴大，昆明的工業、手工業有了發展。這一時期，出現了兩種投資工業的形式，一種是地方官僚興辦了一些為軍閥戰爭及服務的官辦工業；另一種是以民族資本為主的民族工業，主要是興辦了一些輕紡工業和日用品工業。到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前的1935年，全市采用機器動力，雇工在30人以上的企業已達30個，資本1200萬元（新滇幣）。至於分散的小手工業廠店作坊則數量更多。主要有兵工、造幣、機械和金屬品製造、自來水、電力、印刷、造紙、紡織、染色、火柴、肥皂、豬鬃、食品、煙草、磚瓦、木器、煤礦等行業。一般是規模狹小，設備簡陋，手工操作占主要地位。
抗戰爆發後，內遷昆明的企業是以國家資源委員會決定在昆明投資辦廠，拉開了抗戰時期昆明現代工業大發展的序幕。昆明作為大西南後方基地雲南省的省會，聯係中外唯一國際通道滇緬公路的終點，吸引了許多企業遷址於此，大量的資金、設備和人才也在那時流入昆明，有力地推動了昆明工業現代化的進程，從而一舉奠定了昆明現代工業的布局及發展基礎。這一時期是昆明近代工業史上第一個到來的“工業黃金時代”，是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化”時期。到1940年，昆明已發展成為與重慶、川中、廣元、川東等地齊名的當時西南大後方八個工業中心區之一，是戰時重要的經濟支柱和工業支柱。據國民政府經濟部的統計，1940年昆明地區主要的工廠企業已達80個，其中兵工行業6家，機器行業11家，冶煉業6家，電器業7家，化工業25家，紡織業15家。當時昆明的工業內遷數量僅次於重慶和川中區，居西南第三位。廠礦工人也從戰前的2000多人增加到3萬多人。（一）重工業在抗戰時期發展迅速，出現了較多的工業門類：
1.軍工業
抗日戰爭期間遷到雲南和在雲南設廠的兵工企業共有7家，有6家集中在昆明。其中的兵工署第二十二兵工廠，專造軍用光學器材；新建的兵工署第五十一兵工廠，這廠原定主要製造丹麥麥德森式輕重兩用機槍及79毫米步槍；第一飛機製造廠，仿造、研製“複興”號雙翼輕型飛機、美式AT-6單翼高級教練機、蘇式E-15雙翼戰鬥機等。其他三個廠主要是大批量製造迫擊炮彈、手雷、手榴彈和黃磷的兵工廠。在此以前雲南的兵工企業，生產方式陳舊，還沒脫離工場式的手工業生產方式，其任務主要是修理、裝配和製造部分零件。新建的五個兵工廠則應用二三十年代比較新近的機器設備，采用大生產方式，進行較大批量生產，是當時全國設備新、規模大、生產能力較強的兵工企業，結束了雲南不能造槍炮的曆史。軍工企業主要是：
兵工署第二十二兵工廠，即現在的雲南光學儀器廠。1934年由軍政部兵工署著手籌建精確計量所，首先成立了臨時修理工廠，擔任現有軍用光學器材的修理。所需儀器、工具及半成品均向德國蔡斯廠定購，並聘蔡斯廠技師雅可勃到廠指導。“七七”事變後，光學修理廠遷往重慶，但重慶地區日機空襲頻繁、社會動蕩、交通不便，新廠遲遲未能動工，遂決定遷往昆明設廠。1938年1月，軍用光學器材修理廠西遷昆明，在昆明南郊柳壩建廠。1939年1月，第二十二兵工廠在柳壩成立，4月29日，中國第一架6×30望遠鏡試製成功，奠定了昆明現代軍工業的基礎。1941年4月，二十二廠遷到海口中灘，在海口專造望遠鏡。工廠在生產望遠鏡的同時，還組織力量試造奧美特式迫擊炮瞄準鏡、法國勃朗特式瞄準鏡和瑞士威爾特式80公分倒影測遠鏡，相繼製成問世，成為中華民族的第一代軍用光學儀器，係“國內唯一的軍用光學器材製造廠”。
兵工署第五十一兵工廠，即現在的雲南西南儀器廠。抗日戰爭開始後，我國為了擴大兵工生產，適應抗戰需要，向丹麥麥德森公司購買該公司製造的7.9毫米輕重兩用機槍全套設備、工藝，製造麥德森輕重兩用機槍。該廠於1939年4月開始建設，1941年6月，首批製造的捷式輕機槍在海口製成100挺。
五十一廠和二十二廠於1942年1月1日合並為兵工署第五十三兵工廠，全廠占地約4800多畝，至抗戰勝利時員工約2400多人。兩廠合並後，其組織機構仍仿前五十一廠，僅將工務處下各製造工場改編為第一至第十共10個製造所，二、三、四、十共4個所統稱光學廠，一、五、六、七、八、九共6個所統稱機槍廠，形成光學儀器、捷式輕機槍兩個製造係統。光學儀器和機槍適應了抗戰前方的急需，產量比之1942年五十三廠合並前分別增長71%～83%。當時國內報紙讚譽“五十三廠是抗戰中成長的國防工業，製敵於死命的軍火源泉”。中國戰後複興會議美籍顧問曲朗到廠參觀後說：“五十三廠如果搬到華盛頓或紐約去，也算得是個工廠。”
1950年，交由人民解放軍接管後，光學廠改為“雲南機械工業管理局第二十二兵工廠”，機槍廠改為“雲南機械工業管理局第五十一兵工廠”，1951年3月各改為中央兵工建製工廠。
兵工署第二十一兵工廠安寧分廠。第二十一廠原是南京金陵兵工廠，於1937年11月西遷重慶。1939年，遷至安寧，設備由德國進口，生產新式製炮及炮彈，全廠有員工約1500人。1941年開工生產八二迫擊炮彈，八二黃磷彈和4號甲雷。當時安寧八街等處富產鐵礦，安寧鋼鐵廠（昆鋼）冶煉生鐵和鋼材，二十一分廠在長坡可就近鑄造迫擊炮彈彈體，繼續加工成彈體，馬街冶煉廠冶煉銅料以供製造炮彈引信，裝配成炮彈。
兵工署第二十三兵工廠昆明分廠。昆明沿滇池一帶盛產黃磷礦（磷酸鈣），尚待開發。而抗日戰爭中所需各種炮彈及燃燒彈純賴進口。由於當時地質部門探明昆明的昆陽地區有大量磷礦石，兵工署決定在昆明籌建第二十三兵工廠昆明分廠，遂選定在馬街石咀廠址建廠製造黃磷。經過一年多的艱苦創業，於1943年4月正式開工生產，員工約200人。正如該廠廠長顧敬心所說：“這是中國第一次開采露天磷礦，第一次加工國內磷礦，第一次電爐製磷，都是中國首創。”由工廠自己設計、製成的第一套製磷設備年產量180噸，第二套設備年產量360噸。二十三兵工廠昆明分廠自製的黃磷，不斷供給二十一廠安寧分廠和國內炮彈廠使用，滿足了抗戰兵器生產的需要。
兵工署第五十二兵工廠。兵工署利用製炮部分機器設備經越南海防港由火車運到昆明宜良縣湯池縻麵村建五十二廠，1942年6月1日該廠建成投產，生產木柄手榴彈。由於工廠設在山穀中，距滇越鐵路約8公裏，運輸有問題，為此專門在鳳鳴村特設鳳鳴車站。該廠占地千畝，房屋麵積約3萬平方米，山洞廠房約4000平方米，員工約1200人，月產手榴彈12萬枚，還製造105榴彈炮用雙馬轅杆，並承修美軍和駐滇遠征軍火炮。
第一飛機製造廠。北伐時由廣東省主席陳濟棠籌辦，於1940年從廣東韶關遷到昆明，選址在昆明西郊眠山後昭宗村。投產後試製成功“複興”號雙翼輕型飛機20架，1942年開始進行美式AT-6單翼高級教練機及蘇式E-15雙翼戰鬥機的試製工作，該機生產延續至1949年初遷台灣為止。1944年開始，該廠還先後生產製成“蜂鳥”號單發同軸反轉旋翼直升飛機2架，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此類型直升飛機，使中國和美、德、蘇等國一起成為世界上最早研製直升飛機的國家。
2.機械製造業
作為西南地區重要的戰略基地，在抗戰時期使昆明成為當時全國各種戰略物資和生活物資的最大集散地，而昆明也成為主要機械設備及產品的生產基地。這一時期在昆明建立起來的機械製造業，生產出了眾多號稱全國“第一”的機械產品。當時，內遷昆明並具有一定規模的機械製造企業有11家，主要分布在海口鎮、馬街鎮、黑林鋪鎮和茨壩鎮，而其中又以設在馬街鎮的中央電工器材廠和設在茨壩鎮的中央機器廠最為著名。主要企業有：
中央機器廠。該廠是當今被譽為中國精密機床製造業“一顆明珠”的昆明機床廠的前身，是舊中國“規模設備首屈一指”的機械製造企業，是我國第一個大型機械製造工廠，於1936年創辦，1939年建成，廠址位於昆明北郊茨壩。中機廠建廠後注意產品的複雜性和多樣性，既有2000千瓦的蒸汽發電機、500馬力電動機和重達40噸的發電鍋爐，還有結構複雜的八尺車床、萬能銑床，也有小至簡單的絲攻螺帽等。它曾經製造過大馬力水力機、重油機、碾米機、抽水機、化工煉油、製堿等各種設備。在機床製造方麵，生產出了車床、銑床、鑽床、刨床、鏜床，裝備了不少軍工單位和機械工業部門，不愧為中國機床的搖籃。
中央電工器材廠是當年國民政府十大廠礦之一，有4個分廠，1938年由湖南遷到昆明恢複生產。該廠為社會市場提供了大量的產品，主要有電纜線、電機、變壓器、電池、電燈泡五大類30餘個品種，一直被譽為“中國電線電纜工業的搖籃”。該廠後來演變為昆明電纜廠、雲南變壓器廠和昆明電機廠，成為昆明機電製造企業中走專業化、規模化生產的典範。
中央無線電器材廠。於1936年在南京建立，1940年春在昆明設立分廠，為雲南無線電廠的前身。主要生產無線電報話機、電話等通訊器材，抗戰勝利後遷回南京，新中國成立後逐步發展成今天生產“熊貓牌”電器的南京無線電廠。
裕雲機器廠。於1943年建立，為官商合辦的股份有限公司，選址昆明西郊麻園村，建廠的目的是為內遷的裕滇紗廠、雲南紡織廠提供所需設備和維修零配件。在鑄鍛方麵可以生產汽錘、熔鐵爐、手拉車等。
3.鋼鐵、冶金業
昆明的金屬采選和冶煉曆史較早，但現代鋼鐵、冶金業的發展與內遷而來的企業密不可分，現代冶煉設備、技術主要是以從武漢遷來的企業而建立的。其中主要是中國電力製鋼廠和雲南鋼鐵廠。兩廠即現在的昆明鋼鐵公司，目前是雲南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創建時為國民政府經濟部、雲南省政府、私人投資合股經營的股份有限公司，1939年在安寧橋頭村籌建，1941年煉出第一爐合格鋼水，澆出9根鋼錠，使雲南正式進入以現代技術煉鋼的時代。之後，工廠相繼生產出國產第一根拉磁鋼，按英國SAE標準生產了低錳彈簧鋼、合金鋼。產品有各類建築鋼材、合金鋼材、鑄鋼製品。雲南鋼鐵廠為國民政府經濟部、雲南省政府、軍政部合辦企業，1939年在安寧郎家莊籌建，1943年5月建成50噸煉鐵爐一座，1噸貝塞麥鋼爐一座。
昆明電冶廠（昆明煉銅廠）。於1939年3月由南京遷入昆明西郊馬街，6月投產出貨。該廠主要產品為電解銅、電解鋅、純鋁以及火磚火泥等，銷售雲南、四川兩省，新中國成立後改名昆明冶煉廠。
4.汽車及修理業
抗戰期間，滇緬公路運輸受阻，汽車燃用油料極其有限，西南大後方普遍使用汽油代用品作為汽車動力，當時以雲南公路總局、恒裕車行、中央機器廠為主，生產出了包括木炭車、酒精車、無煙煤煤氣車、桐油車以及煤油車等代用燃料汽車。這些車輛大部分為組裝車，而車輛的動力設備也大部分由昆明廠家自己製造。在這些組裝車中，以木炭車和煤氣車技術最為適用。煤氣車以煤氣發生爐為動力，在中央機器廠生產，它是抗戰時期雲南境內行駛的汽車裝用最多的爐子，1940年駛往重慶，轟動山城。木炭車於1942年在昆明塘子巷設廠製造。在酒精車生產上，早在1935年昆明就有20餘家廠商生產汽車用酒精燃料，經汽車試用效果良好。此外中央機器廠還從桐油中提煉出汽油，供汽車使用。隨著滇緬公路的修通，衍生出為汽車修理的“廠子”星羅棋布，沿路兩邊的修理廠為行駛在公路上的7000多輛汽車提供了及時的服務，保證了物資運輸的需要。
5.化學工業
昆明的化學工業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發展起來的。1938年12月，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在昆明西郊滇緬公路12公裏處的普坪村設立化工材料廠，經過近一年多的建廠工作，於1940年7月正式投產，主要生產“雙化牌”純堿和燒堿，最大日出產純堿達到1噸。雲南酒精廠為國民政府經濟委員會與雲南省經濟委員會合資創辦，選址昆明東郊大板橋，1941年4月投產。該廠以生產動力酒精為主，濃度在96%以上，主要供給軍事機關和有關事業單位，其中以美軍駐華陸軍供應處、航空委員會、兵工廠、滇緬公路局等單位用量為大，年產量約30萬加侖。1942年中國第一家磷肥企業滇裕磷肥廠誕生，日產普通過磷酸鈣1噸左右。其他還有昆明化工廠、大利化工廠、元豐油漆廠以及建雲化工廠等也在抗戰時期建立。
6.建築材料工業
1938年，原啟心洋灰公司的大冶廠由於戰火逼近而內遷於湖南，其生產的水泥由於交通限製隻能供應東麵地區及國際所需，西南廣大後方僅有四川重慶一家水泥廠，遠不能適應當時後方經濟及國防工業建設的需要，為此，繆雲台先生於1939年創建了昆明水泥廠即現在的雲南水泥廠。昆明水泥廠是雲南省第一家水泥廠，位於昆明海口，生產波特蘭優質水泥，除外援出口外，主要供給修建滇緬鐵路（公路）和呈貢飛機場、楊林飛機場、昆明飛機場跑道等。
7.能源工業
1937年抗戰爆發後，華北、華東、華中、華南等地年產煤量在20萬噸以上的23家大煤礦相繼淪陷，江西萍鄉煤礦也因瀕臨戰區而無法開工，最後隻有四川天府煤礦公司堅持生產。隨著戰事的發展，大批機關、學校、工商企業紛紛內遷，雲南工業、交通運輸隨之興起，從而對昆明的能源工業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抗戰期間，昆明改擴建了明良煤礦，建成昆湖、昆明多家發電廠，有力地支援了抗戰。明良煤礦位於昆明嵩明、宜良兩縣交界處，全礦區總麵積2209公頃。為了適應抗戰的需要，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用投資、改組私營煤礦的方式接管了明良煤礦，至1941年已擁有載重量2.5噸汽車（燒木炭）46輛，小型蒸汽機車5輛，1945年員工總數2500多人。昆湖電廠始建於1938年，1939年12月11日正式發電，位於昆明西郊馬街。該廠規模雖然不是很大，但是為昆明郊區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動力，為西南工業的重點，促成了昆明大小工業的新興格局。1940年昆湖電廠又在宜良、嵩明兩縣交界處建設噴水洞發電所，為一火力發電廠，1943年7月開始發電，主要供應小壩、茨壩地區和明良煤礦、第五十二兵工廠等單位。
（二）輕工業出現繁榮，人民生活得以改善
抗日戰爭時期，由於內遷移民的大量湧入，各種生活用品奇缺，在這種特殊條件下，昆明的輕工業得以應運而生，出現了較為齊全的行業，與原有的地方手工業一起成為戰時的支柱產業。
1.食品工業
昆明食品工業有著悠久的曆史，17世紀已有民間釀酒業，1880年就開辦了嵩明楊林肥酒廠，1907年開辦了吉慶祥糕點廠，1910年開辦了雲豐機製麵粉公司。抗日戰爭時期，又相繼建成了一些食品工廠，其中有桂美軒糕點廠等企業。1939年，以上海冠生園為品牌的冠生園糖果糕點廠在昆明創建，它所生產的西式糕點小巧玲瓏，口味鮮美獨特，深受市民的喜愛，風靡當時的昆明城。
2.紡織工業
抗戰爆發後，棉布需求日增，雲南省經濟委員會遂決定籌建雲南紡織廠及裕滇紡織股份有限公司。雲南紡織廠向美、英等國進口設備，1938年8月正式開工生產，共擁有5200個紗錠，60台電動織補機。裕滇紡織廠於1940年建成投產，資本雄厚，達2000萬元，總規模為25000個紗錠，是當時內遷西南的企業中規模最大的紡紗廠。在官僚資本興辦紡織業的同時，一些民族資本家看到紡織企業有利可圖，也有商業和金融資本轉向工業投資，1942年底，由民族資本家王少岩開辦了小型的雲茂紗廠，有2000個紗錠。此外，一些小資本家個人或合股建立的小織布廠約有幾十家，較大的有明德織布廠、大豐織布廠等數家。當時昆明擁有的紡織紗錠位居西部地區第三位，占11%。
3.卷煙工業
昆明的機製卷煙工業，始於1922年創辦的亞細亞煙草公司，為私營企業，當時資本約10萬元，職工80人左右，由上海購進美國及日本大型卷煙機以及國內切煙機、壓梗機、炮筒炒絲機、煤氣機、鍋爐等設備，生產“重九”、“如意”等牌號香煙。1930年亞細亞煙草公司改名公營南華煙草公司，是抗日戰爭以前昆明最大的一家卷煙廠，1942年美國弗吉尼亞煙葉在雲南試種、擴種成功，隨即建成了雲南紙煙廠，即現在昆明卷煙廠的前身。
4.造紙業
雲豐造紙廠於1941年3月成立，廠址設在昆明海口，為雲南省當時最大的造紙工業企業，該廠主要產品為白報紙、打字紙、包皮紙類（包括牛皮紙、紗紙等）、馬糞紙類等。
5.民用玻璃製造業
昆明永生玻璃廠於1938年自北平遷入昆明，1943年正式投產，主要產品為化學玻璃儀器（燒杯、燒瓶、試管、過濾瓶、沉澱瓶、蒸餾管等）、藥用玻璃器皿（培養瓶、培養皿、廣口瓶、細口藥瓶等）、火石玻璃器械（量杯、量筒、漏鬥、酒精燈、標本瓶等）以及乳白玻璃，產品大量供應社會醫藥衛生界，軍隊所需飲酒用瓶也大都由該廠製造。
6.製藥及其他日用品業
昆明製藥業是在抗戰時期發展起來的，最初是以官商合辦的新華製藥公司籌建起來的，以生產西藥為主，是昆明製藥廠的前身。於1941年建成於西山高嶠，主要生產藥棉、紗布等衛生材料供應部隊及醫院使用，還生產酊水製劑及家庭常備小成藥等供應軍需民用。其他有明德製藥廠等兩個私營小藥廠，可以生產注射用葡萄糖、氯化鈣等10種注射針劑，但規模很小。
這一時期，一些私營小型工業和工廠手工業發展很快，可以生產少量日用輕工產品，如火柴、肥皂、印刷製品、黑白鐵製品、機械、電器、汽車修理、皮革、鞋帽等行業。這一批小企業中，都是抗戰時期於1938年從內地遷來的，廠主多為江蘇、浙江等省輾轉來昆人員，大都有一技之長，物色到一個合適地點就開辦起各種各樣的“工廠”，這種性質的“工廠”不計其數。
7.木材家具工業
昆明木材家具工業是在抗日戰爭時期興起的，江浙一帶的盧根記營造廠約400餘人遷入昆明，開始承包建築工程，後來隨著室內配套的需要，轉移一部分力量開始家具製造，從此昆明市場上出現了所謂“西式”家具，且很暢銷，從而促進了家具生產的發展。之後，又有數批浙江、江西、湖南木工遷入昆明，以地區為單位聯合創辦私營木工廠，逐步形成以省外私營工廠為主的昆明木材家具製造行業。
整個抗戰時期，是昆明輕重工業加速發展的時期，尤以重工業的發展最為明顯。隨著重工業企業的內遷，使得過去以手工業生產為主的昆明工業，一夜之間呈現出較高的工業化水準，這不能不說是昆明工業發展的奇跡。
三、戰時昆明工業作出的卓越貢獻
戰時昆明工業的發展，為抗戰的勝利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主要有以下幾方麵：
一是確保了抗戰軍需。據不完全統計，抗戰時期，正麵戰場共進行大規模會戰22次，慘烈戰爭帶來武器彈藥的巨大消耗，尤以1939年及大反攻時的1945年損耗最大，前者年消耗子彈3.38億發、手榴彈483萬枚，後者年消耗戰防炮、火箭炮等炮彈240餘萬顆。我八路軍、新四軍共對敵作戰12.5萬次，斃傷俘敵偽軍171萬餘人，其中日軍52.7萬人。
據相關曆史記錄，昆明兵工企業從1940年相繼複工至1945年抗戰勝利止，生產了大量的軍需產品，其中第二十二兵工廠1941年4月至9月生產炮用製式光學儀器1136具，自行研製五角測遠鏡110具；從1942年至1945年共製造望遠鏡1.125萬具，炮兵用象限儀100具，行軍指北針3.31萬件。第五十一兵工廠1942年產2500挺機槍，1943年產3000挺，1944年為4400挺，1945年接近5000挺，1941年至1945年共生產15000餘挺，同時，還在廠內修理火炮970餘門、輕重機槍8000餘挺、步槍22000餘支，還製造了難以記數的軍工雜件。第一飛機製造廠生產“複興”號雙翼輕型飛機20餘架，美國AT-6單翼高級教練機10餘架，蘇聯E-15雙翼飛機30餘架。中央機器廠在當時後方汽車運輸油料奇缺，被迫以煤氣作為能源的情況下製造了汽車用煤氣爐，修築滇緬公路上的大橋需要鋼索樁柱，就用回轉爐煉鋼，支援了架橋工程，同時還生產了大量的槍榴彈、機槍零件、子彈夾、飛機零件等軍工產品。中央無線電器材廠生產的無線電報話機、電話等通訊器材，除供應國內客戶使用外，還供應在雲南的美國空軍飛虎隊使用。明良煤礦1937年產煤9220噸，1938年至1939年略有下降，1940年即上升到34036噸，1941年達到60115噸，1944年高達74719噸，到1945年，抗戰時期共產煤382435噸，供滇越米軌、個碧石鐵路運輸用煤16000噸，供昆明、昆湖、耀龍3家發電廠67500噸，供國防工業80000噸，供煉錫業55800噸。昆湖電廠至1945年抗戰結束，共有輸配電線路290公裏，輸電變壓器容量10200千伏安，配電變壓器容量9000千伏安。雲南鋼鐵廠1943年開始生產至1945年9月，共煉鐵10126噸，煉鋼257.87噸。中國電力製鋼廠從1941年到1945年，共生產主產品鋼錠、鋼材、鋼鑄件達1443.173噸。
二是解決了民用需求。當時許多民用產品，實際上都是與戰局演變、戰時需要分不開的，國家要抗敵，民眾要生活，都離不開大後方工業廠礦的生產。中央機器廠抗戰期間生產了大型紡織機、小型紡紗機、大型梳棉機，以及錠子、羅拉、鋼領圈等，其產品遍布川、黔、湘、滇四省。抗戰中國內發電廠損失很大，電源緊缺，為解決發電供電問題，中央機器廠加緊研製最為經濟的煤氣機，1941年起陸續出貨。抗戰前，國內所用鍋爐均購自國外，戰時來源絕斷，動力的需要不得不求自給，為此，中機二廠擔當了製造大型動力設備的重任，先後裝備了瀘州發電廠、西康協康電廠等。中央機器廠在抗戰中提供產品之豐富，品種之多樣，也說明了這個骨幹機器廠在後方經濟中的地位，除已列舉的以外，在動力機械方麵，還有蒸汽透平配件、大馬力水力機、重油機、蒸汽鍋爐、電動機。工具機械有車床、刨床、鑽床、銑床，以及各種銑刀、滾刀、螺絲絞板、三角軋頭、鑽帽等。普通機械有柏色麥電力煉鋼爐。農業機械有碾米機、抽水機。化工設備有煉油設備、製堿設備、榨油機。起重機械有起重機搖車。根據1943年的資料，產值由1939年的41萬元提高到1943年的2922.8萬元，產品行銷川、滇、黔、康、貴、湘、甘等8個省。中央電工器材廠為社會提供了大量的產品，主要包括電線、電機、電池、電燈等四大類20餘個品種，1939年至1945年，裸銅線產量從300餘噸提高到660噸，電動機從2600馬力提高到11400餘馬力。電池類從180萬餘隻提高到330萬餘隻，燈泡從30餘萬個提高到90餘萬個。銷售對象為軍事機關40%，政府交通機關10%，政府建設事業22%，政府其他機關4%，學術機關1%。經營建設事業18%，普通直接客戶4%，零售商家1%。營業額以1944年為例，重慶區47%，昆明區34%，桂林區13%，貴陽區3%，蘭州區4%。裕雲機械廠自1943年到1945年抗戰勝利，生產了從原棉開始到棉條出來的圈套前紡設備，生產了許多紡織機械和大批零件，同時，還為昆明的造紙、水泥、卷煙等行業的一些廠家提供修理服務，為地方工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化工材料廠產品銷往雲南各地以及四川、貴州，銷售對象有肥皂廠、玻璃廠、染織廠、兵工廠、機械廠、煉油廠等。
三是培養了大批工業人才。抗戰時昆明的大部分工礦企業把教育、生產與人才建設聯係起來，培養和訓練了一批經濟建設人才，這不僅是戰時經濟建設的中堅力量，而且在日後經濟建設中仍發揮了重要作用。如中央機器廠在抗日戰爭勝利時，大批員工離滇分赴國內各地，後來許多人都成為企業中的技術骨幹，許多人在技術領域大展才能，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中央電工器材廠的員工在新中國成立後，很多成為國內主要大、中型電機、開關、電線、電纜、電容器等工廠和科研、設計院所的技術骨幹，為我國的電器製造工業的迅速發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四是奠定了現代工業基礎。抗戰中，大批工業企業遷入雲南，許多工廠企業落戶昆明，在昆明形成了海口、馬街、茨壩、安寧四大工業區，奠定了“一五”及當代昆明的工業布局和發展方向。第二十二兵工廠和第五十一兵工廠選址昆明海口後，又有華新公司的水泥廠、雲豐造紙廠、火柴原料廠等在海口設廠。1941年，當時的陸軍總參謀長何應欽及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等共同促成由雲南省建設廳會同海口各工廠及昆陽縣政府組織海口建設委員會，建立中國農民銀行一所，中灘、山衝郵局各一所，由雲南省投資，興建輪船碼頭並建設中灘新市區（即現海口鎮鎮政府所在地），使海口在短短幾年中成為一個新興的工業區，奠定了現代昆明海口工業區的基礎。至1944年，中央電工器材廠在昆的總廠和分廠，總占地麵積已達50多萬平方米，全部集中在馬街一帶，給廠區附近農民的生活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繁榮了馬街市場並構成了如今昆明工業的又一個聚集區。中央機器廠選址北郊茨壩，下設5廠，在該地區大量分布，後成為昆明的茨壩工業區。中國電力製鋼廠和雲南鋼鐵廠落戶安寧，為安寧鋼鐵工業奠定了良好的發展基礎，亦使安寧地區成為雲南省重要的鋼鐵生產基地。
五是促進了城市化發展。工業化是城市化的經濟和物質基礎，是城市化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標誌。抗戰時期大量企業、資金進入昆明，不僅帶來大批工程技術人員和產業工人，而且彌補了戰前昆明產業結構上的不合理現象，從而為昆明城市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和建設資金，人口也由戰前的10萬人猛增至30萬人，使昆明由一個純消費城市轉變為一個生產和消費並進的城市，有力促進了昆明城市化的深入發展，這一時期的工業化成為提高昆明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時期之一。
四、抗戰時期昆明工業發展的借鑒及啟示
抗戰時期昆明工業的快速發展，離不開當時國民政府的大量投資，離不開企業經營者的管理智慧，離不開同仇敵愾、為國為民的精神，也離不開敢為人先、開拓創新的勇氣，所有這些，在今天都不乏其現實意義，值得我們研究與借鑒。
一是資金充足，身後無患。抗戰時期昆明的大多數企業都是屬於官辦的國營企業，工廠有較為充足的資金來源，盡管以後曆經搬遷多次的損失，依然能夠支撐下來並投入生產。由於工廠的性質，決定了其舉足輕重的地位，隻要存在就能給人以精神上的鼓舞，就能招聘到許多高新技術人才，生產出相當技術水平的產品用以支援抗戰。這些官辦國營企業，同時與民營企業的運作結合起來，為共同支援抗戰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二是愛國愛民，凝聚力強。抗戰時期，民族矛盾加深，國人危機感陡增，員工們對日本侵略者有刻骨仇恨，有強烈的愛國熱情，所以不論任何困難大家都能堅持下去，堅定克服困難的決心，在相當短的時間內恢複生產。如中央機器廠被日軍百餘枚炸彈轟炸，損失較重，但全廠照常開工，為對付日機轟炸，曾組織白天進山洞隱蔽，晚上進行生產；第二十二兵工廠被炸成一片廢墟，無法生產，員工們在海口鑿山開洞，重新組建，僅半年努力就恢複生產，這種建設速度讓外國人都十分吃驚。
三是專家經營，技術領先。這些工廠的主管，許多是學有專長的專家，如第二十二兵工廠廠長是光學專家周自新，第一飛機製造廠廠長是直升飛機專家朱家仁，中央機器廠總經理是獲美國哈佛大學理科博士、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的王守競。除此之外，各企業還招聘了一批學有專長的工程技術人員，如中央機器廠協理、留美工程師夏彥儒，現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的金希武、顧光複等。企業十分注重人才的培養，如第一飛機製造廠共培訓3期技工班，第一期是1940年舉辦的，共80人，經過20天的訓練才分配工作，第二批達78人，第三批60人；第二十二兵工廠專門成立了技工學校，廠長周自新親任校長，每期兩年，每周五晚上講授數、理、化、機械、國語、英語等課程。職工的升遷選用都經過嚴格的考核，中央機器廠本著“重工業之推動，其端在人才之培養”的指導思想，為實現“用人必求其精”的目的，工廠總經理王守競網羅人才的要求是一要讀書，二要鑽研技術，三要什麽都能做。他還專門進口了一批價格昂貴的圖書，建立圖書館，這在當時的工廠中是絕無僅有的。到1945年，他選派了45人到國外深造，而中央電工器材廠派出的就高達110人。
四是嚴格管理，產品多元。由於當時昆明的很多企業在國內水準較高，有的還是全國僅有的，抗戰的各種物資必須全力生產，科學而嚴格的管理是這些廠共同的特點。如中央機器廠強調“工作之迅速，物用之節省，開支之減低，三者為管理之基本”，還具體提出以成本計算考核製造費用是否合理，以審核製度檢討置辦用途是否適當，來加強財務成本管理。而第二十二兵工廠聘請國外管理工程師進行指導，先後製訂出組織、工資、材料、工具、機械等方麵的管理程序，然後通過成本核算，對工廠各項工作進行嚴格的控製，推行以表格為主的“新式工人管理製度，並反複要求管理人員把研究人性的階梯，看成是走上最高生產之階梯”。同時，企業還注重產品的多樣化，防止產品單一可能帶來的弊端，以中央機器廠最為突出。在營銷策略上，既接受軍工生產任務，又注意民用產品製造，既以製造為主，又兼搞機修，而第一飛機製造廠既修理飛機，又製造飛機，還研究飛機。
五是勇創第一，追求卓越。許多工廠在開始建廠時就注意直接引入當時世界的最新技術並創造自己的新技術，中央機器廠在籌備之初就與瑞士Browrr Boveri
Co公司和Swiss
Locomotiue＆Machine工廠簽訂協議，直接引進發電機、煤氣機、柴油機及各種機床工具等各種產品技術，同時還進行自我研發，用當時中央機器廠總經理王守競的話說：“你要什麽，我就生產什麽。”造出了我國第一台自己製造的最大的汽輪機，中國第一台2000千瓦發電機，第一台最大500匹馬力發動機，第一台30～40噸鍋爐，第一家建造了鐵合金爐，煉製矽鐵、錳鐵，第一個率先使用了爐溫控製技術，進行高速鋼淬火，第一家製造出“塊規”，第一個實現了高強度鑄鐵工藝，第一次裝配製造出中國首批“資源牌”4噸卡車。第二十二兵工廠也從瑞士威特廠引進經緯儀、測遠鏡的製造權，並派出人員到國外學習先進的光學儀器製造技術，製造了中國第一台光學望遠鏡。
（作者單位：昆明市社科聯）
抗戰時期昆明工業的發展，是雲南近代工業史上特殊的、重要的輝煌篇章，它對於戰時大後方的整個經濟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對爭取抗戰勝利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對昆明經濟後來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抗戰時期西部工業發展的曆史背景和原因
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旨在滅亡中國的侵略戰爭，“七七”事變後，日本侵略軍很快將進攻矛頭直指上海，現代工業相對集中的東南沿海地區相繼淪陷，經濟遭到極大破壞，國民政府將首都先遷武漢，再遷重慶，整個西部成為全國的抗日大後方。為了發展國民經濟，國家工業大量搬遷和投資於西部地區，其投入力度超過近代任何時期。
1937年，全國符合工廠法規定標準的工礦企業共有3935家，而分布在江、滬、浙三省市的就有2336家，占到全國總數的56%。其中上海工業資本額為1.48億元，占全國資本總額的39.73%；工人為11.2萬人，占全國工人總數的31.78%。從中國持久抗戰的大局來看，如果中國政府能充分利用這些地區的工業能力，就會增強我方的抗日力量；而如果這些工業設施毀於戰火，就可能使中國的抗戰實力遭到重創；另外，如果這些企業陷落敵手，就等於將中國約80%的工業用來加強日本侵華的實力，更加拉大與日本的經濟實力差距，其後果將不堪設想。隨著戰局的發展，上海工礦企業要求向後方轉移的也日益增多。鑒於此，是年7月22日，國民政府成立了以軍政部長何應欽為首的國家總設計委員會，著手實施企業內遷方案。1937年8月國民政府提出了“持久消耗戰略”和“以空間換取時間，積小勝為大勝”的戰略，決定盡可能多地將沿海沿江地區的工礦企業遷至抗戰後方，保存抗戰實力。同時為安排好遷移企業盡快在新的地方恢複生產，支援抗戰，國民政府決定成立“上海工廠遷移監督委員會”（簡稱監委會，下同），駐滬主持工廠內遷事宜。9月27日，又成立“工礦調整委員會”，全麵負責上海與戰區內遷工廠的一切事宜。
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上海的部分民族工業在監委會的協調下以武漢為目的地進行了十分倉促的內遷，到1938年2月，遷達武漢的企業達到146家，設備15000噸，技術工人2500多名。日軍占領南京後，武漢成為下一個攻擊目標，國民政府在這危急時刻下令籌建戰時工業，將武漢的所有工業遷往雲南、湖南、廣西、四川、貴州等地，展開了驚心動魄的“東方敦克爾刻大撤退”，那些搶運入內地的物資，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了一係列新的工業區，尤為重要的是以重慶為中心的兵工、煉鋼等行業的綜合性工業區，構成抗戰時期中國的工業命脈。1937年，後方僅有工廠63家，1938年增至219家，1940年為571家，1941年達到1138家。這些西遷大後方的工礦企業，成為抗戰的堅強後盾，生產了大批槍炮，為前線的將士們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殺敵武器，為戰爭的最後勝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證。更重要的是，這不僅使中國的現代化因子得到保留，而且使其由華北、華中、華南沿海沿江地區的城市，擴散到了遼闊的內地各省，改變了戰前工業布局嚴重不合理的狀況。
抗戰期間，包括昆明在內的西部地區得到前所未有的開發，除了大後方的戰略地位而外，最主要的原因是西部地區具有的特殊因素所起的作用。
一是西部地區自然資源豐富，加之地廣人稀，可為工業的開發和布局提供各種基礎條件。西部地區盛產工業所需的煤、黑色金屬和有色金屬及石油，農業產品中可以提供大量的棉花、桐油和煙草，另外，還擁有得天獨厚的水力資源，這些都是大力發展工業不可缺少的雄厚物質條件。
二是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形成的曆史性差異，為工業在西部地區的投資和發展提供了市場條件。西部地區雖然有近代工業的出現，但規模一般都較小，技術落後，質量差，產品遠不能滿足地方市場的需要。尤其是日本侵華戰爭的全麵爆發，東部地區人口大量西遷，國人對工業品的需求急劇上升，戰爭對工業品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而這時，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實行的是扼殺政策，國外商品無法進入國內，加劇了國內市場對工業品的需求量。
三是抗戰爆發後，東南沿海地區許多工廠的內遷，帶來了大量的產業大軍，他們當中，有技術工人、工程師、企業家，最為關鍵的是國家的金融機構、國家資本以及眾多的民間資本西移，給西部企業的發展帶來了雄厚的資金，這些資金、技術和設備的到來，使重慶、成都、昆明、西安等地區形成了新的工業經濟發展中心。
四是隨著工業的西遷，國家從當時經濟發展的需要出發，製定了一係列有利於西部工業發展的政策。當時國民政府在政策上除在擴展官僚投資工業的同時，也積極支持民族工業的發展，通過頒布《戰爭時期工業獎勵暫行條例》等法規法令扶持民間投資工礦企業，使西部工業發展出現了適合的寬鬆環境。
二、企業內遷帶來昆明現代工業的繁榮
抗戰爆發前，昆明所在的中國西部地區，是近代曆史上中國交通最困難、經濟最不發達的地區。這一地區，近代工業雖有萌芽，但從總體上來講，工業資本微弱，規模狹小，結構畸形，生產水平低下，尚處在工場手工業的階段。1872年創立的雲南機器局，成為昆明近代工業的開端。之後，造幣廠、製革廠、官印局、電報局、郵政局等官辦企業應時而生。新興的民族輕工業、手工業在夾縫中求生存，積極謀求發展。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昆明開始出現商辦企業。1910年（宣統二年），滇越鐵路正式通車，滇池出現小火輪，市內也開辦有“人力車公司”。到1911年（宣統三年），全市已有火柴、麵粉、玻璃、香煙、五金、製茶、皮貨加工、西藥加工、火腿罐頭等十多種行業，最多的為火柴業，已有廠商4家。此外，還有43處煤、鉛、銅、鐵、碗花（鈷）等礦產的小規模開采。使用的現代機器很少，絕大多數是手工操作。辛亥革命後，隨著商業的發展和內外市場的擴大，昆明的工業、手工業有了發展。這一時期，出現了兩種投資工業的形式，一種是地方官僚興辦了一些為軍閥戰爭及服務的官辦工業；另一種是以民族資本為主的民族工業，主要是興辦了一些輕紡工業和日用品工業。到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前的1935年，全市采用機器動力，雇工在30人以上的企業已達30個，資本1200萬元（新滇幣）。至於分散的小手工業廠店作坊則數量更多。主要有兵工、造幣、機械和金屬品製造、自來水、電力、印刷、造紙、紡織、染色、火柴、肥皂、豬鬃、食品、煙草、磚瓦、木器、煤礦等行業。一般是規模狹小，設備簡陋，手工操作占主要地位。
抗戰爆發後，內遷昆明的企業是以國家資源委員會決定在昆明投資辦廠，拉開了抗戰時期昆明現代工業大發展的序幕。昆明作為大西南後方基地雲南省的省會，聯係中外唯一國際通道滇緬公路的終點，吸引了許多企業遷址於此，大量的資金、設備和人才也在那時流入昆明，有力地推動了昆明工業現代化的進程，從而一舉奠定了昆明現代工業的布局及發展基礎。這一時期是昆明近代工業史上第一個到來的“工業黃金時代”，是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化”時期。到1940年，昆明已發展成為與重慶、川中、廣元、川東等地齊名的當時西南大後方八個工業中心區之一，是戰時重要的經濟支柱和工業支柱。據國民政府經濟部的統計，1940年昆明地區主要的工廠企業已達80個，其中兵工行業6家，機器行業11家，冶煉業6家，電器業7家，化工業25家，紡織業15家。當時昆明的工業內遷數量僅次於重慶和川中區，居西南第三位。廠礦工人也從戰前的2000多人增加到3萬多人。（一）重工業在抗戰時期發展迅速，出現了較多的工業門類：
1.軍工業
抗日戰爭期間遷到雲南和在雲南設廠的兵工企業共有7家，有6家集中在昆明。其中的兵工署第二十二兵工廠，專造軍用光學器材；新建的兵工署第五十一兵工廠，這廠原定主要製造丹麥麥德森式輕重兩用機槍及79毫米步槍；第一飛機製造廠，仿造、研製“複興”號雙翼輕型飛機、美式AT-6單翼高級教練機、蘇式E-15雙翼戰鬥機等。其他三個廠主要是大批量製造迫擊炮彈、手雷、手榴彈和黃磷的兵工廠。在此以前雲南的兵工企業，生產方式陳舊，還沒脫離工場式的手工業生產方式，其任務主要是修理、裝配和製造部分零件。新建的五個兵工廠則應用二三十年代比較新近的機器設備，采用大生產方式，進行較大批量生產，是當時全國設備新、規模大、生產能力較強的兵工企業，結束了雲南不能造槍炮的曆史。軍工企業主要是：
兵工署第二十二兵工廠，即現在的雲南光學儀器廠。1934年由軍政部兵工署著手籌建精確計量所，首先成立了臨時修理工廠，擔任現有軍用光學器材的修理。所需儀器、工具及半成品均向德國蔡斯廠定購，並聘蔡斯廠技師雅可勃到廠指導。“七七”事變後，光學修理廠遷往重慶，但重慶地區日機空襲頻繁、社會動蕩、交通不便，新廠遲遲未能動工，遂決定遷往昆明設廠。1938年1月，軍用光學器材修理廠西遷昆明，在昆明南郊柳壩建廠。1939年1月，第二十二兵工廠在柳壩成立，4月29日，中國第一架6×30望遠鏡試製成功，奠定了昆明現代軍工業的基礎。1941年4月，二十二廠遷到海口中灘，在海口專造望遠鏡。工廠在生產望遠鏡的同時，還組織力量試造奧美特式迫擊炮瞄準鏡、法國勃朗特式瞄準鏡和瑞士威爾特式80公分倒影測遠鏡，相繼製成問世，成為中華民族的第一代軍用光學儀器，係“國內唯一的軍用光學器材製造廠”。
兵工署第五十一兵工廠，即現在的雲南西南儀器廠。抗日戰爭開始後，我國為了擴大兵工生產，適應抗戰需要，向丹麥麥德森公司購買該公司製造的7.9毫米輕重兩用機槍全套設備、工藝，製造麥德森輕重兩用機槍。該廠於1939年4月開始建設，1941年6月，首批製造的捷式輕機槍在海口製成100挺。
五十一廠和二十二廠於1942年1月1日合並為兵工署第五十三兵工廠，全廠占地約4800多畝，至抗戰勝利時員工約2400多人。兩廠合並後，其組織機構仍仿前五十一廠，僅將工務處下各製造工場改編為第一至第十共10個製造所，二、三、四、十共4個所統稱光學廠，一、五、六、七、八、九共6個所統稱機槍廠，形成光學儀器、捷式輕機槍兩個製造係統。光學儀器和機槍適應了抗戰前方的急需，產量比之1942年五十三廠合並前分別增長71%～83%。當時國內報紙讚譽“五十三廠是抗戰中成長的國防工業，製敵於死命的軍火源泉”。中國戰後複興會議美籍顧問曲朗到廠參觀後說：“五十三廠如果搬到華盛頓或紐約去，也算得是個工廠。”
1950年，交由人民解放軍接管後，光學廠改為“雲南機械工業管理局第二十二兵工廠”，機槍廠改為“雲南機械工業管理局第五十一兵工廠”，1951年3月各改為中央兵工建製工廠。
兵工署第二十一兵工廠安寧分廠。第二十一廠原是南京金陵兵工廠，於1937年11月西遷重慶。1939年，遷至安寧，設備由德國進口，生產新式製炮及炮彈，全廠有員工約1500人。1941年開工生產八二迫擊炮彈，八二黃磷彈和4號甲雷。當時安寧八街等處富產鐵礦，安寧鋼鐵廠（昆鋼）冶煉生鐵和鋼材，二十一分廠在長坡可就近鑄造迫擊炮彈彈體，繼續加工成彈體，馬街冶煉廠冶煉銅料以供製造炮彈引信，裝配成炮彈。
兵工署第二十三兵工廠昆明分廠。昆明沿滇池一帶盛產黃磷礦（磷酸鈣），尚待開發。而抗日戰爭中所需各種炮彈及燃燒彈純賴進口。由於當時地質部門探明昆明的昆陽地區有大量磷礦石，兵工署決定在昆明籌建第二十三兵工廠昆明分廠，遂選定在馬街石咀廠址建廠製造黃磷。經過一年多的艱苦創業，於1943年4月正式開工生產，員工約200人。正如該廠廠長顧敬心所說：“這是中國第一次開采露天磷礦，第一次加工國內磷礦，第一次電爐製磷，都是中國首創。”由工廠自己設計、製成的第一套製磷設備年產量180噸，第二套設備年產量360噸。二十三兵工廠昆明分廠自製的黃磷，不斷供給二十一廠安寧分廠和國內炮彈廠使用，滿足了抗戰兵器生產的需要。
兵工署第五十二兵工廠。兵工署利用製炮部分機器設備經越南海防港由火車運到昆明宜良縣湯池縻麵村建五十二廠，1942年6月1日該廠建成投產，生產木柄手榴彈。由於工廠設在山穀中，距滇越鐵路約8公裏，運輸有問題，為此專門在鳳鳴村特設鳳鳴車站。該廠占地千畝，房屋麵積約3萬平方米，山洞廠房約4000平方米，員工約1200人，月產手榴彈12萬枚，還製造105榴彈炮用雙馬轅杆，並承修美軍和駐滇遠征軍火炮。
第一飛機製造廠。北伐時由廣東省主席陳濟棠籌辦，於1940年從廣東韶關遷到昆明，選址在昆明西郊眠山後昭宗村。投產後試製成功“複興”號雙翼輕型飛機20架，1942年開始進行美式AT-6單翼高級教練機及蘇式E-15雙翼戰鬥機的試製工作，該機生產延續至1949年初遷台灣為止。1944年開始，該廠還先後生產製成“蜂鳥”號單發同軸反轉旋翼直升飛機2架，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此類型直升飛機，使中國和美、德、蘇等國一起成為世界上最早研製直升飛機的國家。
2.機械製造業
作為西南地區重要的戰略基地，在抗戰時期使昆明成為當時全國各種戰略物資和生活物資的最大集散地，而昆明也成為主要機械設備及產品的生產基地。這一時期在昆明建立起來的機械製造業，生產出了眾多號稱全國“第一”的機械產品。當時，內遷昆明並具有一定規模的機械製造企業有11家，主要分布在海口鎮、馬街鎮、黑林鋪鎮和茨壩鎮，而其中又以設在馬街鎮的中央電工器材廠和設在茨壩鎮的中央機器廠最為著名。主要企業有：
中央機器廠。該廠是當今被譽為中國精密機床製造業“一顆明珠”的昆明機床廠的前身，是舊中國“規模設備首屈一指”的機械製造企業，是我國第一個大型機械製造工廠，於1936年創辦，1939年建成，廠址位於昆明北郊茨壩。中機廠建廠後注意產品的複雜性和多樣性，既有2000千瓦的蒸汽發電機、500馬力電動機和重達40噸的發電鍋爐，還有結構複雜的八尺車床、萬能銑床，也有小至簡單的絲攻螺帽等。它曾經製造過大馬力水力機、重油機、碾米機、抽水機、化工煉油、製堿等各種設備。在機床製造方麵，生產出了車床、銑床、鑽床、刨床、鏜床，裝備了不少軍工單位和機械工業部門，不愧為中國機床的搖籃。
中央電工器材廠是當年國民政府十大廠礦之一，有4個分廠，1938年由湖南遷到昆明恢複生產。該廠為社會市場提供了大量的產品，主要有電纜線、電機、變壓器、電池、電燈泡五大類30餘個品種，一直被譽為“中國電線電纜工業的搖籃”。該廠後來演變為昆明電纜廠、雲南變壓器廠和昆明電機廠，成為昆明機電製造企業中走專業化、規模化生產的典範。
中央無線電器材廠。於1936年在南京建立，1940年春在昆明設立分廠，為雲南無線電廠的前身。主要生產無線電報話機、電話等通訊器材，抗戰勝利後遷回南京，新中國成立後逐步發展成今天生產“熊貓牌”電器的南京無線電廠。
裕雲機器廠。於1943年建立，為官商合辦的股份有限公司，選址昆明西郊麻園村，建廠的目的是為內遷的裕滇紗廠、雲南紡織廠提供所需設備和維修零配件。在鑄鍛方麵可以生產汽錘、熔鐵爐、手拉車等。
3.鋼鐵、冶金業
昆明的金屬采選和冶煉曆史較早，但現代鋼鐵、冶金業的發展與內遷而來的企業密不可分，現代冶煉設備、技術主要是以從武漢遷來的企業而建立的。其中主要是中國電力製鋼廠和雲南鋼鐵廠。兩廠即現在的昆明鋼鐵公司，目前是雲南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創建時為國民政府經濟部、雲南省政府、私人投資合股經營的股份有限公司，1939年在安寧橋頭村籌建，1941年煉出第一爐合格鋼水，澆出9根鋼錠，使雲南正式進入以現代技術煉鋼的時代。之後，工廠相繼生產出國產第一根拉磁鋼，按英國SAE標準生產了低錳彈簧鋼、合金鋼。產品有各類建築鋼材、合金鋼材、鑄鋼製品。雲南鋼鐵廠為國民政府經濟部、雲南省政府、軍政部合辦企業，1939年在安寧郎家莊籌建，1943年5月建成50噸煉鐵爐一座，1噸貝塞麥鋼爐一座。
昆明電冶廠（昆明煉銅廠）。於1939年3月由南京遷入昆明西郊馬街，6月投產出貨。該廠主要產品為電解銅、電解鋅、純鋁以及火磚火泥等，銷售雲南、四川兩省，新中國成立後改名昆明冶煉廠。
4.汽車及修理業
抗戰期間，滇緬公路運輸受阻，汽車燃用油料極其有限，西南大後方普遍使用汽油代用品作為汽車動力，當時以雲南公路總局、恒裕車行、中央機器廠為主，生產出了包括木炭車、酒精車、無煙煤煤氣車、桐油車以及煤油車等代用燃料汽車。這些車輛大部分為組裝車，而車輛的動力設備也大部分由昆明廠家自己製造。在這些組裝車中，以木炭車和煤氣車技術最為適用。煤氣車以煤氣發生爐為動力，在中央機器廠生產，它是抗戰時期雲南境內行駛的汽車裝用最多的爐子，1940年駛往重慶，轟動山城。木炭車於1942年在昆明塘子巷設廠製造。在酒精車生產上，早在1935年昆明就有20餘家廠商生產汽車用酒精燃料，經汽車試用效果良好。此外中央機器廠還從桐油中提煉出汽油，供汽車使用。隨著滇緬公路的修通，衍生出為汽車修理的“廠子”星羅棋布，沿路兩邊的修理廠為行駛在公路上的7000多輛汽車提供了及時的服務，保證了物資運輸的需要。
5.化學工業
昆明的化學工業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發展起來的。1938年12月，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在昆明西郊滇緬公路12公裏處的普坪村設立化工材料廠，經過近一年多的建廠工作，於1940年7月正式投產，主要生產“雙化牌”純堿和燒堿，最大日出產純堿達到1噸。雲南酒精廠為國民政府經濟委員會與雲南省經濟委員會合資創辦，選址昆明東郊大板橋，1941年4月投產。該廠以生產動力酒精為主，濃度在96%以上，主要供給軍事機關和有關事業單位，其中以美軍駐華陸軍供應處、航空委員會、兵工廠、滇緬公路局等單位用量為大，年產量約30萬加侖。1942年中國第一家磷肥企業滇裕磷肥廠誕生，日產普通過磷酸鈣1噸左右。其他還有昆明化工廠、大利化工廠、元豐油漆廠以及建雲化工廠等也在抗戰時期建立。
6.建築材料工業
1938年，原啟心洋灰公司的大冶廠由於戰火逼近而內遷於湖南，其生產的水泥由於交通限製隻能供應東麵地區及國際所需，西南廣大後方僅有四川重慶一家水泥廠，遠不能適應當時後方經濟及國防工業建設的需要，為此，繆雲台先生於1939年創建了昆明水泥廠即現在的雲南水泥廠。昆明水泥廠是雲南省第一家水泥廠，位於昆明海口，生產波特蘭優質水泥，除外援出口外，主要供給修建滇緬鐵路（公路）和呈貢飛機場、楊林飛機場、昆明飛機場跑道等。
7.能源工業
1937年抗戰爆發後，華北、華東、華中、華南等地年產煤量在20萬噸以上的23家大煤礦相繼淪陷，江西萍鄉煤礦也因瀕臨戰區而無法開工，最後隻有四川天府煤礦公司堅持生產。隨著戰事的發展，大批機關、學校、工商企業紛紛內遷，雲南工業、交通運輸隨之興起，從而對昆明的能源工業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抗戰期間，昆明改擴建了明良煤礦，建成昆湖、昆明多家發電廠，有力地支援了抗戰。明良煤礦位於昆明嵩明、宜良兩縣交界處，全礦區總麵積2209公頃。為了適應抗戰的需要，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用投資、改組私營煤礦的方式接管了明良煤礦，至1941年已擁有載重量2.5噸汽車（燒木炭）46輛，小型蒸汽機車5輛，1945年員工總數2500多人。昆湖電廠始建於1938年，1939年12月11日正式發電，位於昆明西郊馬街。該廠規模雖然不是很大，但是為昆明郊區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動力，為西南工業的重點，促成了昆明大小工業的新興格局。1940年昆湖電廠又在宜良、嵩明兩縣交界處建設噴水洞發電所，為一火力發電廠，1943年7月開始發電，主要供應小壩、茨壩地區和明良煤礦、第五十二兵工廠等單位。
（二）輕工業出現繁榮，人民生活得以改善
抗日戰爭時期，由於內遷移民的大量湧入，各種生活用品奇缺，在這種特殊條件下，昆明的輕工業得以應運而生，出現了較為齊全的行業，與原有的地方手工業一起成為戰時的支柱產業。
1.食品工業
昆明食品工業有著悠久的曆史，17世紀已有民間釀酒業，1880年就開辦了嵩明楊林肥酒廠，1907年開辦了吉慶祥糕點廠，1910年開辦了雲豐機製麵粉公司。抗日戰爭時期，又相繼建成了一些食品工廠，其中有桂美軒糕點廠等企業。1939年，以上海冠生園為品牌的冠生園糖果糕點廠在昆明創建，它所生產的西式糕點小巧玲瓏，口味鮮美獨特，深受市民的喜愛，風靡當時的昆明城。
2.紡織工業
抗戰爆發後，棉布需求日增，雲南省經濟委員會遂決定籌建雲南紡織廠及裕滇紡織股份有限公司。雲南紡織廠向美、英等國進口設備，1938年8月正式開工生產，共擁有5200個紗錠，60台電動織補機。裕滇紡織廠於1940年建成投產，資本雄厚，達2000萬元，總規模為25000個紗錠，是當時內遷西南的企業中規模最大的紡紗廠。在官僚資本興辦紡織業的同時，一些民族資本家看到紡織企業有利可圖，也有商業和金融資本轉向工業投資，1942年底，由民族資本家王少岩開辦了小型的雲茂紗廠，有2000個紗錠。此外，一些小資本家個人或合股建立的小織布廠約有幾十家，較大的有明德織布廠、大豐織布廠等數家。當時昆明擁有的紡織紗錠位居西部地區第三位，占11%。
3.卷煙工業
昆明的機製卷煙工業，始於1922年創辦的亞細亞煙草公司，為私營企業，當時資本約10萬元，職工80人左右，由上海購進美國及日本大型卷煙機以及國內切煙機、壓梗機、炮筒炒絲機、煤氣機、鍋爐等設備，生產“重九”、“如意”等牌號香煙。1930年亞細亞煙草公司改名公營南華煙草公司，是抗日戰爭以前昆明最大的一家卷煙廠，1942年美國弗吉尼亞煙葉在雲南試種、擴種成功，隨即建成了雲南紙煙廠，即現在昆明卷煙廠的前身。
4.造紙業
雲豐造紙廠於1941年3月成立，廠址設在昆明海口，為雲南省當時最大的造紙工業企業，該廠主要產品為白報紙、打字紙、包皮紙類（包括牛皮紙、紗紙等）、馬糞紙類等。
5.民用玻璃製造業
昆明永生玻璃廠於1938年自北平遷入昆明，1943年正式投產，主要產品為化學玻璃儀器（燒杯、燒瓶、試管、過濾瓶、沉澱瓶、蒸餾管等）、藥用玻璃器皿（培養瓶、培養皿、廣口瓶、細口藥瓶等）、火石玻璃器械（量杯、量筒、漏鬥、酒精燈、標本瓶等）以及乳白玻璃，產品大量供應社會醫藥衛生界，軍隊所需飲酒用瓶也大都由該廠製造。
6.製藥及其他日用品業
昆明製藥業是在抗戰時期發展起來的，最初是以官商合辦的新華製藥公司籌建起來的，以生產西藥為主，是昆明製藥廠的前身。於1941年建成於西山高嶠，主要生產藥棉、紗布等衛生材料供應部隊及醫院使用，還生產酊水製劑及家庭常備小成藥等供應軍需民用。其他有明德製藥廠等兩個私營小藥廠，可以生產注射用葡萄糖、氯化鈣等10種注射針劑，但規模很小。
這一時期，一些私營小型工業和工廠手工業發展很快，可以生產少量日用輕工產品，如火柴、肥皂、印刷製品、黑白鐵製品、機械、電器、汽車修理、皮革、鞋帽等行業。這一批小企業中，都是抗戰時期於1938年從內地遷來的，廠主多為江蘇、浙江等省輾轉來昆人員，大都有一技之長，物色到一個合適地點就開辦起各種各樣的“工廠”，這種性質的“工廠”不計其數。
7.木材家具工業
昆明木材家具工業是在抗日戰爭時期興起的，江浙一帶的盧根記營造廠約400餘人遷入昆明，開始承包建築工程，後來隨著室內配套的需要，轉移一部分力量開始家具製造，從此昆明市場上出現了所謂“西式”家具，且很暢銷，從而促進了家具生產的發展。之後，又有數批浙江、江西、湖南木工遷入昆明，以地區為單位聯合創辦私營木工廠，逐步形成以省外私營工廠為主的昆明木材家具製造行業。
整個抗戰時期，是昆明輕重工業加速發展的時期，尤以重工業的發展最為明顯。隨著重工業企業的內遷，使得過去以手工業生產為主的昆明工業，一夜之間呈現出較高的工業化水準，這不能不說是昆明工業發展的奇跡。
三、戰時昆明工業作出的卓越貢獻
戰時昆明工業的發展，為抗戰的勝利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主要有以下幾方麵：
一是確保了抗戰軍需。據不完全統計，抗戰時期，正麵戰場共進行大規模會戰22次，慘烈戰爭帶來武器彈藥的巨大消耗，尤以1939年及大反攻時的1945年損耗最大，前者年消耗子彈3.38億發、手榴彈483萬枚，後者年消耗戰防炮、火箭炮等炮彈240餘萬顆。我八路軍、新四軍共對敵作戰12.5萬次，斃傷俘敵偽軍171萬餘人，其中日軍52.7萬人。
據相關曆史記錄，昆明兵工企業從1940年相繼複工至1945年抗戰勝利止，生產了大量的軍需產品，其中第二十二兵工廠1941年4月至9月生產炮用製式光學儀器1136具，自行研製五角測遠鏡110具；從1942年至1945年共製造望遠鏡1.125萬具，炮兵用象限儀100具，行軍指北針3.31萬件。第五十一兵工廠1942年產2500挺機槍，1943年產3000挺，1944年為4400挺，1945年接近5000挺，1941年至1945年共生產15000餘挺，同時，還在廠內修理火炮970餘門、輕重機槍8000餘挺、步槍22000餘支，還製造了難以記數的軍工雜件。第一飛機製造廠生產“複興”號雙翼輕型飛機20餘架，美國AT-6單翼高級教練機10餘架，蘇聯E-15雙翼飛機30餘架。中央機器廠在當時後方汽車運輸油料奇缺，被迫以煤氣作為能源的情況下製造了汽車用煤氣爐，修築滇緬公路上的大橋需要鋼索樁柱，就用回轉爐煉鋼，支援了架橋工程，同時還生產了大量的槍榴彈、機槍零件、子彈夾、飛機零件等軍工產品。中央無線電器材廠生產的無線電報話機、電話等通訊器材，除供應國內客戶使用外，還供應在雲南的美國空軍飛虎隊使用。明良煤礦1937年產煤9220噸，1938年至1939年略有下降，1940年即上升到34036噸，1941年達到60115噸，1944年高達74719噸，到1945年，抗戰時期共產煤382435噸，供滇越米軌、個碧石鐵路運輸用煤16000噸，供昆明、昆湖、耀龍3家發電廠67500噸，供國防工業80000噸，供煉錫業55800噸。昆湖電廠至1945年抗戰結束，共有輸配電線路290公裏，輸電變壓器容量10200千伏安，配電變壓器容量9000千伏安。雲南鋼鐵廠1943年開始生產至1945年9月，共煉鐵10126噸，煉鋼257.87噸。中國電力製鋼廠從1941年到1945年，共生產主產品鋼錠、鋼材、鋼鑄件達1443.173噸。
二是解決了民用需求。當時許多民用產品，實際上都是與戰局演變、戰時需要分不開的，國家要抗敵，民眾要生活，都離不開大後方工業廠礦的生產。中央機器廠抗戰期間生產了大型紡織機、小型紡紗機、大型梳棉機，以及錠子、羅拉、鋼領圈等，其產品遍布川、黔、湘、滇四省。抗戰中國內發電廠損失很大，電源緊缺，為解決發電供電問題，中央機器廠加緊研製最為經濟的煤氣機，1941年起陸續出貨。抗戰前，國內所用鍋爐均購自國外，戰時來源絕斷，動力的需要不得不求自給，為此，中機二廠擔當了製造大型動力設備的重任，先後裝備了瀘州發電廠、西康協康電廠等。中央機器廠在抗戰中提供產品之豐富，品種之多樣，也說明了這個骨幹機器廠在後方經濟中的地位，除已列舉的以外，在動力機械方麵，還有蒸汽透平配件、大馬力水力機、重油機、蒸汽鍋爐、電動機。工具機械有車床、刨床、鑽床、銑床，以及各種銑刀、滾刀、螺絲絞板、三角軋頭、鑽帽等。普通機械有柏色麥電力煉鋼爐。農業機械有碾米機、抽水機。化工設備有煉油設備、製堿設備、榨油機。起重機械有起重機搖車。根據1943年的資料，產值由1939年的41萬元提高到1943年的2922.8萬元，產品行銷川、滇、黔、康、貴、湘、甘等8個省。中央電工器材廠為社會提供了大量的產品，主要包括電線、電機、電池、電燈等四大類20餘個品種，1939年至1945年，裸銅線產量從300餘噸提高到660噸，電動機從2600馬力提高到11400餘馬力。電池類從180萬餘隻提高到330萬餘隻，燈泡從30餘萬個提高到90餘萬個。銷售對象為軍事機關40%，政府交通機關10%，政府建設事業22%，政府其他機關4%，學術機關1%。經營建設事業18%，普通直接客戶4%，零售商家1%。營業額以1944年為例，重慶區47%，昆明區34%，桂林區13%，貴陽區3%，蘭州區4%。裕雲機械廠自1943年到1945年抗戰勝利，生產了從原棉開始到棉條出來的圈套前紡設備，生產了許多紡織機械和大批零件，同時，還為昆明的造紙、水泥、卷煙等行業的一些廠家提供修理服務，為地方工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化工材料廠產品銷往雲南各地以及四川、貴州，銷售對象有肥皂廠、玻璃廠、染織廠、兵工廠、機械廠、煉油廠等。
三是培養了大批工業人才。抗戰時昆明的大部分工礦企業把教育、生產與人才建設聯係起來，培養和訓練了一批經濟建設人才，這不僅是戰時經濟建設的中堅力量，而且在日後經濟建設中仍發揮了重要作用。如中央機器廠在抗日戰爭勝利時，大批員工離滇分赴國內各地，後來許多人都成為企業中的技術骨幹，許多人在技術領域大展才能，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中央電工器材廠的員工在新中國成立後，很多成為國內主要大、中型電機、開關、電線、電纜、電容器等工廠和科研、設計院所的技術骨幹，為我國的電器製造工業的迅速發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四是奠定了現代工業基礎。抗戰中，大批工業企業遷入雲南，許多工廠企業落戶昆明，在昆明形成了海口、馬街、茨壩、安寧四大工業區，奠定了“一五”及當代昆明的工業布局和發展方向。第二十二兵工廠和第五十一兵工廠選址昆明海口後，又有華新公司的水泥廠、雲豐造紙廠、火柴原料廠等在海口設廠。1941年，當時的陸軍總參謀長何應欽及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等共同促成由雲南省建設廳會同海口各工廠及昆陽縣政府組織海口建設委員會，建立中國農民銀行一所，中灘、山衝郵局各一所，由雲南省投資，興建輪船碼頭並建設中灘新市區（即現海口鎮鎮政府所在地），使海口在短短幾年中成為一個新興的工業區，奠定了現代昆明海口工業區的基礎。至1944年，中央電工器材廠在昆的總廠和分廠，總占地麵積已達50多萬平方米，全部集中在馬街一帶，給廠區附近農民的生活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繁榮了馬街市場並構成了如今昆明工業的又一個聚集區。中央機器廠選址北郊茨壩，下設5廠，在該地區大量分布，後成為昆明的茨壩工業區。中國電力製鋼廠和雲南鋼鐵廠落戶安寧，為安寧鋼鐵工業奠定了良好的發展基礎，亦使安寧地區成為雲南省重要的鋼鐵生產基地。
五是促進了城市化發展。工業化是城市化的經濟和物質基礎，是城市化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標誌。抗戰時期大量企業、資金進入昆明，不僅帶來大批工程技術人員和產業工人，而且彌補了戰前昆明產業結構上的不合理現象，從而為昆明城市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和建設資金，人口也由戰前的10萬人猛增至30萬人，使昆明由一個純消費城市轉變為一個生產和消費並進的城市，有力促進了昆明城市化的深入發展，這一時期的工業化成為提高昆明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時期之一。
四、抗戰時期昆明工業發展的借鑒及啟示
抗戰時期昆明工業的快速發展，離不開當時國民政府的大量投資，離不開企業經營者的管理智慧，離不開同仇敵愾、為國為民的精神，也離不開敢為人先、開拓創新的勇氣，所有這些，在今天都不乏其現實意義，值得我們研究與借鑒。
一是資金充足，身後無患。抗戰時期昆明的大多數企業都是屬於官辦的國營企業，工廠有較為充足的資金來源，盡管以後曆經搬遷多次的損失，依然能夠支撐下來並投入生產。由於工廠的性質，決定了其舉足輕重的地位，隻要存在就能給人以精神上的鼓舞，就能招聘到許多高新技術人才，生產出相當技術水平的產品用以支援抗戰。這些官辦國營企業，同時與民營企業的運作結合起來，為共同支援抗戰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二是愛國愛民，凝聚力強。抗戰時期，民族矛盾加深，國人危機感陡增，員工們對日本侵略者有刻骨仇恨，有強烈的愛國熱情，所以不論任何困難大家都能堅持下去，堅定克服困難的決心，在相當短的時間內恢複生產。如中央機器廠被日軍百餘枚炸彈轟炸，損失較重，但全廠照常開工，為對付日機轟炸，曾組織白天進山洞隱蔽，晚上進行生產；第二十二兵工廠被炸成一片廢墟，無法生產，員工們在海口鑿山開洞，重新組建，僅半年努力就恢複生產，這種建設速度讓外國人都十分吃驚。
三是專家經營，技術領先。這些工廠的主管，許多是學有專長的專家，如第二十二兵工廠廠長是光學專家周自新，第一飛機製造廠廠長是直升飛機專家朱家仁，中央機器廠總經理是獲美國哈佛大學理科博士、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的王守競。除此之外，各企業還招聘了一批學有專長的工程技術人員，如中央機器廠協理、留美工程師夏彥儒，現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的金希武、顧光複等。企業十分注重人才的培養，如第一飛機製造廠共培訓3期技工班，第一期是1940年舉辦的，共80人，經過20天的訓練才分配工作，第二批達78人，第三批60人；第二十二兵工廠專門成立了技工學校，廠長周自新親任校長，每期兩年，每周五晚上講授數、理、化、機械、國語、英語等課程。職工的升遷選用都經過嚴格的考核，中央機器廠本著“重工業之推動，其端在人才之培養”的指導思想，為實現“用人必求其精”的目的，工廠總經理王守競網羅人才的要求是一要讀書，二要鑽研技術，三要什麽都能做。他還專門進口了一批價格昂貴的圖書，建立圖書館，這在當時的工廠中是絕無僅有的。到1945年，他選派了45人到國外深造，而中央電工器材廠派出的就高達110人。
四是嚴格管理，產品多元。由於當時昆明的很多企業在國內水準較高，有的還是全國僅有的，抗戰的各種物資必須全力生產，科學而嚴格的管理是這些廠共同的特點。如中央機器廠強調“工作之迅速，物用之節省，開支之減低，三者為管理之基本”，還具體提出以成本計算考核製造費用是否合理，以審核製度檢討置辦用途是否適當，來加強財務成本管理。而第二十二兵工廠聘請國外管理工程師進行指導，先後製訂出組織、工資、材料、工具、機械等方麵的管理程序，然後通過成本核算，對工廠各項工作進行嚴格的控製，推行以表格為主的“新式工人管理製度，並反複要求管理人員把研究人性的階梯，看成是走上最高生產之階梯”。同時，企業還注重產品的多樣化，防止產品單一可能帶來的弊端，以中央機器廠最為突出。在營銷策略上，既接受軍工生產任務，又注意民用產品製造，既以製造為主，又兼搞機修，而第一飛機製造廠既修理飛機，又製造飛機，還研究飛機。
五是勇創第一，追求卓越。許多工廠在開始建廠時就注意直接引入當時世界的最新技術並創造自己的新技術，中央機器廠在籌備之初就與瑞士Browrr Boveri
Co公司和Swiss
Locomotiue＆Machine工廠簽訂協議，直接引進發電機、煤氣機、柴油機及各種機床工具等各種產品技術，同時還進行自我研發，用當時中央機器廠總經理王守競的話說：“你要什麽，我就生產什麽。”造出了我國第一台自己製造的最大的汽輪機，中國第一台2000千瓦發電機，第一台最大500匹馬力發動機，第一台30～40噸鍋爐，第一家建造了鐵合金爐，煉製矽鐵、錳鐵，第一個率先使用了爐溫控製技術，進行高速鋼淬火，第一家製造出“塊規”，第一個實現了高強度鑄鐵工藝，第一次裝配製造出中國首批“資源牌”4噸卡車。第二十二兵工廠也從瑞士威特廠引進經緯儀、測遠鏡的製造權，並派出人員到國外學習先進的光學儀器製造技術，製造了中國第一台光學望遠鏡。
（作者單位：昆明市社科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