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曆史轉折
> 第三十九章 昆明人民支援抗戰述略
第三十九章 昆明人民支援抗戰述略
馬穎生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日寇入侵後，抗日烈火迅即在全國燃遍。當時處於大後方雲南首府的昆明，各階層人士群情激憤，愛國亦不後人，一致要求全麵抗戰，紛紛投入抗日救亡活動。這裏記述的是當時的幾個片斷。
一、積極募捐，支援前線
“盧溝橋事變”後不久，昆明即成立了雲南省各界抗敵後援會；昆明各界抗敵後援會亦同時成立，采取靈活多樣的形式支持抗戰，其中募捐支前是一項主要工作。募捐的方法采取“分隊募集式”，每隊設隊長一人、隊員十人。昆明市設若幹隊，隊長由後援會聘任；昆明以外各縣設一隊，以縣長為隊長，財政局長為副隊長。隊員由縣參議會、縣黨務人員及自治人員中申報，由後援會聘請。
募捐的種類有：私人自由捐、團體自由捐、娛樂強迫捐、撲滿零星捐、設櫃捐和其他形式的募捐等。
募捐的貨幣、物品是：有價證券、股票、金銀首飾、珠寶玉器等。
其中娛樂強迫捐，係指本市的戲劇場、電影場、酒席館，於營業上附加捐款，按日照辦；撲滿零星捐，係由後援會製作撲滿（密封木箱）若幹個，加蓋印條後分發各學校，由學生四處零星募捐；設櫃捐即由後援會製作捐櫃若幹個，交募集股。由募集股上鎖交市區各警察局長，設於警察局前或娛樂場所，由民眾自由捐贈，並製定有嚴格的收款手續。
從1937年8月初到8月26日即募到舊幣992407元；百寶丹的發明者，名醫曲煥章亦捐百寶丹8000瓶，轉送抗日前線戰士。
二、查禁日貨，團結抗日
“盧溝橋事變”以前，日貨充斥市場；抗戰軍興後，舉國上下抵製日貨。雲南省抗敵後援會於1937年8月14日召開第四次常務委員會，決定凡9月10日以前入境的日貨，“應即日封存，以示寬大；自9月10日以後入境之仇貨，若被查獲，即一律沒收焚毀，決不姑容”。8月26日召開的第六次常務會又通過了“關於仇貨問題，前經議決登記封閉，應即日履行手續，自明日起，須嚴格檢查，如隱匿在省，或遷往他縣者，一經拿獲，即行沒收焚毀，並科以全部貨價價值相等之罰金。如有密報者，本會決守秘密。如據密報而經查出拿獲者，以所科得之罰金百分之六十獎勵，如不願受者，移作抗戰費用，並分電各縣知照辦理”。同時，省抗敵後援會還公布了《告友邦商人書》，對旅居昆明的各國商人嚴正指出：“乃聞僑居昆明市各友邦商人尚有代售日貨及改換商標以圖蒙混者，此無異暗助日本侵略我國，對於國際信誼（譽），人類正義均有未合。本會謹代表全滇民眾預作友誼勸告，望本市各友邦商人，以後不得再有上述舉動，將已進日貨概行封存。出售之貨，或論購自該本國或他國，隻須不是日貨，吾人均所歡迎。”
自抗敵後援會各項決定公布以來，昆明市絕大多數商號積極響應，爭先登記商品，不售日貨。但出現了光裕、萬生源、新立成等商號逾期不進行登記。經抗敵後援會第13次常委會決定：“姑準將所有仇貨封存，並科以全部貨價十分之一之罰金，其他不得援以為例。”另據檢察股9月18日檢查郵包，查獲榮興祥排球一籮、煙咀60打；協記文具社兩腳規6打、鉛筆2籮半、六色短鉛筆6打、十二色短鉛筆6打，均有日貨嫌疑，提取核查。9月28日，又查獲匯康、誌成兩商號於上海運出的絨布9箱。其中匯康7箱，330匹（先到4箱）；誌成2箱，90匹，提交鑒定。這期間，已查獲“違運仇貨多起”，後由抗敵後援會指派周守正、唐人傑、劉潤之、馬筱春、顧子正、龍子敏組成沒收仇貨保管委員會，借益華商號的倉庫保管。
在此之前，昆明馬市口曾發生了一起轟動全市的新聞，據當時報載：“昨晚9時左右，有愛國青年團，以本市馬市口時和商店批售仇貨，以圖厚利。遂用瓦罐盛滿大糞，向該時和商店迎麵擲入，大糞四濺，登時全鋪為糞所汙，該團當場向觀眾宣布，散傳單後，即行散去……”
第二天的《雲南日報》發表署名文章：《從潑大糞到全國總動員》，號召全國總動員，奮起抗戰。《民國日報》亦發表署名文章：《鋤奸團對奸商的懲警》，警告奸商：“拿出良心來，不要再為虎作倀了。”通過這一行動，擴大了“查禁仇貨”的宣傳，有利於渲染抗戰氣氛。
三、群情激憤，聲討汪逆
汪精衛於1938年12月公開投降了日本帝國主義。1939年底與日本簽訂賣國密約《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汪的賣國罪行，激起了昆明各族各界群眾的極大憤慨。1939年1月3日，雲大學生率先發出通電，“電請緝汪”，全文如下：
“中央社轉全國同胞公鑒：頃上國民政府一電，文曰：重慶國民政府鈞鑒：竊抗戰開始以還，各方形勢，日趨優越，國際援助，愈見最後勝利，距我匪遙。舉國上下，兢業以臨難，必底成而始已。乃汪逆兆銘，辜負國恩，心懷叵測。棄職潛遁，破壞紀綱，謬發電文，淆亂視聽。義已成乎亂賊，勢更甚於叛奸。詢諸國人，僉曰可殺。生等凜大難之方殷，期宏業之必樹。謹墾鈞府將汪兆銘開除國籍，或下令通緝，明正國法，以警來茲，民族前途，實利賴之。謹電奉聞，不勝迫切待命之至。國立雲南大學學生同叩江。”
5月2日，雲南省主席龍雲致函汪精衛，希望他“立下英斷，對敵人斷絕往來，命駕遠遊，暫資休憩，斬除一切葛藤，免為敵人播弄”。10日，龍雲答記者問時說：“……總之，汪氏漢奸之名，雖跳入黃河、長江亦決難洗清，正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矣。當其在越南時，意誌尚在徘徊兩歧之間，今即到滬，則實行開始其漢奸之工作，已無疑義。我國民政府，明令通緝，誠屬正當辦法。”
12月29日，昆明民生印刷所排字工人江順海、王樹基、邵家祥、馬英鈿宣布絕食三天，把節省下來的夥食費7.58元請《新華日報》轉贈正在舉行反汪罷工的香港工友；1940年1月又有某被服廠的三期全體同學將自己節省下來的生活費25元請《新華日報》轉交香港工友支持反汪罷工；此外還有一位名叫許偉聲的工人捐了兩天的工錢2元。
1940年2月2日，雲南省民眾團體通電討汪。略謂：“汪逆兆銘，叛黨賣國，舉國共棄。近複一意孤行，與敵私訂密約，陰謀揭露，國人共憤。此種個人簽訂條約，本不發生效力，惟甘為敵謀，罪不容誅。吾滇民眾，誓本政府既定國策，擁護領袖抗戰到底，滅此奸頑，驅逐倭奴，維護領土主權之完整，共求國家民族之獨立。”
3月1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師生3000餘人，在大西門外新校舍舉行校務概況報告暨討汪大會。首先由該校常委梅貽琦報告校務改進等事項。隨後請中央研究院曆史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博士演講“汪逆之罪行”，最後全體師生在口號聲中通電討汪。當晚，聯大社會學會召開第一次全體大會討汪，潘光旦、陳達兩教授出席演講。
5月16日，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滇分會在昆明召開全省回教教胞代表大會，由陸軍中將馬伯安主持。與會200多名代表一致通電聲討汪精衛，慰問前線將士。並強調發揮回胞勇敢精神效忠國家，團結全省回胞參加抗戰，並為抗戰祈禱。
總之，在日軍尚未入侵緬甸和滇西，雲南仍處於大後方之時，作為全省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昆明，從行政當局到廣大民眾，從社會團體到私人企業均同仇敵愾，一致抗日，為支持全國長期抗戰開了一個好頭。
（作者單位：昆明市地方誌辦公室）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日寇入侵後，抗日烈火迅即在全國燃遍。當時處於大後方雲南首府的昆明，各階層人士群情激憤，愛國亦不後人，一致要求全麵抗戰，紛紛投入抗日救亡活動。這裏記述的是當時的幾個片斷。
一、積極募捐，支援前線
“盧溝橋事變”後不久，昆明即成立了雲南省各界抗敵後援會；昆明各界抗敵後援會亦同時成立，采取靈活多樣的形式支持抗戰，其中募捐支前是一項主要工作。募捐的方法采取“分隊募集式”，每隊設隊長一人、隊員十人。昆明市設若幹隊，隊長由後援會聘任；昆明以外各縣設一隊，以縣長為隊長，財政局長為副隊長。隊員由縣參議會、縣黨務人員及自治人員中申報，由後援會聘請。
募捐的種類有：私人自由捐、團體自由捐、娛樂強迫捐、撲滿零星捐、設櫃捐和其他形式的募捐等。
募捐的貨幣、物品是：有價證券、股票、金銀首飾、珠寶玉器等。
其中娛樂強迫捐，係指本市的戲劇場、電影場、酒席館，於營業上附加捐款，按日照辦；撲滿零星捐，係由後援會製作撲滿（密封木箱）若幹個，加蓋印條後分發各學校，由學生四處零星募捐；設櫃捐即由後援會製作捐櫃若幹個，交募集股。由募集股上鎖交市區各警察局長，設於警察局前或娛樂場所，由民眾自由捐贈，並製定有嚴格的收款手續。
從1937年8月初到8月26日即募到舊幣992407元；百寶丹的發明者，名醫曲煥章亦捐百寶丹8000瓶，轉送抗日前線戰士。
二、查禁日貨，團結抗日
“盧溝橋事變”以前，日貨充斥市場；抗戰軍興後，舉國上下抵製日貨。雲南省抗敵後援會於1937年8月14日召開第四次常務委員會，決定凡9月10日以前入境的日貨，“應即日封存，以示寬大；自9月10日以後入境之仇貨，若被查獲，即一律沒收焚毀，決不姑容”。8月26日召開的第六次常務會又通過了“關於仇貨問題，前經議決登記封閉，應即日履行手續，自明日起，須嚴格檢查，如隱匿在省，或遷往他縣者，一經拿獲，即行沒收焚毀，並科以全部貨價價值相等之罰金。如有密報者，本會決守秘密。如據密報而經查出拿獲者，以所科得之罰金百分之六十獎勵，如不願受者，移作抗戰費用，並分電各縣知照辦理”。同時，省抗敵後援會還公布了《告友邦商人書》，對旅居昆明的各國商人嚴正指出：“乃聞僑居昆明市各友邦商人尚有代售日貨及改換商標以圖蒙混者，此無異暗助日本侵略我國，對於國際信誼（譽），人類正義均有未合。本會謹代表全滇民眾預作友誼勸告，望本市各友邦商人，以後不得再有上述舉動，將已進日貨概行封存。出售之貨，或論購自該本國或他國，隻須不是日貨，吾人均所歡迎。”
自抗敵後援會各項決定公布以來，昆明市絕大多數商號積極響應，爭先登記商品，不售日貨。但出現了光裕、萬生源、新立成等商號逾期不進行登記。經抗敵後援會第13次常委會決定：“姑準將所有仇貨封存，並科以全部貨價十分之一之罰金，其他不得援以為例。”另據檢察股9月18日檢查郵包，查獲榮興祥排球一籮、煙咀60打；協記文具社兩腳規6打、鉛筆2籮半、六色短鉛筆6打、十二色短鉛筆6打，均有日貨嫌疑，提取核查。9月28日，又查獲匯康、誌成兩商號於上海運出的絨布9箱。其中匯康7箱，330匹（先到4箱）；誌成2箱，90匹，提交鑒定。這期間，已查獲“違運仇貨多起”，後由抗敵後援會指派周守正、唐人傑、劉潤之、馬筱春、顧子正、龍子敏組成沒收仇貨保管委員會，借益華商號的倉庫保管。
在此之前，昆明馬市口曾發生了一起轟動全市的新聞，據當時報載：“昨晚9時左右，有愛國青年團，以本市馬市口時和商店批售仇貨，以圖厚利。遂用瓦罐盛滿大糞，向該時和商店迎麵擲入，大糞四濺，登時全鋪為糞所汙，該團當場向觀眾宣布，散傳單後，即行散去……”
第二天的《雲南日報》發表署名文章：《從潑大糞到全國總動員》，號召全國總動員，奮起抗戰。《民國日報》亦發表署名文章：《鋤奸團對奸商的懲警》，警告奸商：“拿出良心來，不要再為虎作倀了。”通過這一行動，擴大了“查禁仇貨”的宣傳，有利於渲染抗戰氣氛。
三、群情激憤，聲討汪逆
汪精衛於1938年12月公開投降了日本帝國主義。1939年底與日本簽訂賣國密約《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汪的賣國罪行，激起了昆明各族各界群眾的極大憤慨。1939年1月3日，雲大學生率先發出通電，“電請緝汪”，全文如下：
“中央社轉全國同胞公鑒：頃上國民政府一電，文曰：重慶國民政府鈞鑒：竊抗戰開始以還，各方形勢，日趨優越，國際援助，愈見最後勝利，距我匪遙。舉國上下，兢業以臨難，必底成而始已。乃汪逆兆銘，辜負國恩，心懷叵測。棄職潛遁，破壞紀綱，謬發電文，淆亂視聽。義已成乎亂賊，勢更甚於叛奸。詢諸國人，僉曰可殺。生等凜大難之方殷，期宏業之必樹。謹墾鈞府將汪兆銘開除國籍，或下令通緝，明正國法，以警來茲，民族前途，實利賴之。謹電奉聞，不勝迫切待命之至。國立雲南大學學生同叩江。”
5月2日，雲南省主席龍雲致函汪精衛，希望他“立下英斷，對敵人斷絕往來，命駕遠遊，暫資休憩，斬除一切葛藤，免為敵人播弄”。10日，龍雲答記者問時說：“……總之，汪氏漢奸之名，雖跳入黃河、長江亦決難洗清，正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矣。當其在越南時，意誌尚在徘徊兩歧之間，今即到滬，則實行開始其漢奸之工作，已無疑義。我國民政府，明令通緝，誠屬正當辦法。”
12月29日，昆明民生印刷所排字工人江順海、王樹基、邵家祥、馬英鈿宣布絕食三天，把節省下來的夥食費7.58元請《新華日報》轉贈正在舉行反汪罷工的香港工友；1940年1月又有某被服廠的三期全體同學將自己節省下來的生活費25元請《新華日報》轉交香港工友支持反汪罷工；此外還有一位名叫許偉聲的工人捐了兩天的工錢2元。
1940年2月2日，雲南省民眾團體通電討汪。略謂：“汪逆兆銘，叛黨賣國，舉國共棄。近複一意孤行，與敵私訂密約，陰謀揭露，國人共憤。此種個人簽訂條約，本不發生效力，惟甘為敵謀，罪不容誅。吾滇民眾，誓本政府既定國策，擁護領袖抗戰到底，滅此奸頑，驅逐倭奴，維護領土主權之完整，共求國家民族之獨立。”
3月1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師生3000餘人，在大西門外新校舍舉行校務概況報告暨討汪大會。首先由該校常委梅貽琦報告校務改進等事項。隨後請中央研究院曆史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博士演講“汪逆之罪行”，最後全體師生在口號聲中通電討汪。當晚，聯大社會學會召開第一次全體大會討汪，潘光旦、陳達兩教授出席演講。
5月16日，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滇分會在昆明召開全省回教教胞代表大會，由陸軍中將馬伯安主持。與會200多名代表一致通電聲討汪精衛，慰問前線將士。並強調發揮回胞勇敢精神效忠國家，團結全省回胞參加抗戰，並為抗戰祈禱。
總之，在日軍尚未入侵緬甸和滇西，雲南仍處於大後方之時，作為全省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昆明，從行政當局到廣大民眾，從社會團體到私人企業均同仇敵愾，一致抗日，為支持全國長期抗戰開了一個好頭。
（作者單位：昆明市地方誌辦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