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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高等教育方針的確定及意義
餘冰釋
在長達八年之久的抗日戰爭時期，也是中國思想界、教育界、文化界異常活躍的特殊時期。在經過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體驗了北伐戰爭帶來的喜悅與失望，遭逢了十年內戰的創傷與彷徨後，抗戰爆發所給予廣大民眾的，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巨大考驗。
這場戰爭既使中華民族遭受到近代以來最殘酷的考驗，也使中華民族能抗敵禦侮而最終擺脫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欺壓與淩辱。麵對戰火的蔓延，文化人的殷憂與無奈，青年學子的投筆從戎，有識之士的關切國運，普通民眾的滿腔熱血，構成了中國近現代曆史上最為悲壯的獨特景觀。而抗戰時期中國高等教育的何去何從也一時成為知識界、教育界乃至國民政府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
一、抗戰時期高等教育麵臨的選擇
“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占領了東北全境，建立了以溥儀為傀儡的偽滿洲國殖民統治政權，以及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套殖民地奴化教育組織機構。借助儒家道德和禮教思想，日本摻和其軍國主義武士道精神，提出了“日滿一德一心不可分之關係及民族協和之精神”，強令廢止或焚燒“三民主義黨義及其他與新國家建國精神相反之教科書或教材”，以此消除我國固有之文化和民族意識。據不完全統計，僅1932年3月至7月間，日偽焚燒書籍竟達650萬餘冊。而在1932年1月28日的淞滬戰爭中，不僅眾多大、中、小學校受損，而且連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以及一些書局、出版社等都全部遭到日寇的破壞。“七七”事變以後，日軍更是變本加厲地采取了各種手段，有意識地以我國文化教育設施為破壞目標。如他們轟炸天津南開大學時，特意將軍車開進學校，將尚未炸毀的樓房潑上汽油縱火焚燒，使得南開的秀山堂、木齋圖書館、芝琴樓女生宿舍和教授宿舍樓俱被夷為平地。轟炸湖南大學時，以27架飛機，分三隊侵入長沙嶽麓山上空，密集投彈四五十枚。其中有許多是燒夷彈，致使湖南大學圖書館全部被炸毀，科學館被炸毀2/3，學生宿舍被炸毀3棟，剩下的隻是殘垣斷壁，全校精華付之一炬。有關資料表明，從戰爭爆發到1938年底，在日軍破壞的學校中，僅高校就有94所，其中14所被全毀，25所被迫停頓。日軍破壞文化教育事業的無恥行為激起了思想文化教育界的強烈抗議。究竟是全民抗戰，還是分工合作，教師隻管教書、學生隻管讀書？全國展開了一場關於戰時教育方針的大討論。
第一種觀點認為，教育是百年大計，不應更改。如重慶大學校長胡庶華認為，大學的使命是高深學問研究和專門人才培養。縱在戰時，仍不能完全拋棄其責任，否則不妨直截了當改為軍事學校。胡適在廬山談話會上也曾向蔣介石提出：“國防教育不是非常時期教育，是常態的教育。”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甚至表示：“尚有一個學生能留校上課，本人當絕不離校……至於學生最近要求變更課程，乃絕不可能之事。此實有事實上之困難，即如學生所謂抗戰教育之課程，院長亦無法辦到，各教授亦無此種學識，無法授課。”
王星拱對記者的談話，國立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1938年在《新民族》周刊上連載長文《抗戰的國力與文化的整個性》，全麵係統地闡述了教育應該基本維持現狀的主張。他認為近代的戰爭，不是單純的武力戰爭，而是文化的戰爭。而文化是一個大的有機體，所以“支持文化的教育，從縱的方麵講，自小學中學大學以至研究院，缺少一段就無從實施。從橫的方麵講，無論文法教理工農醫商，都是一套整個的配合，缺了一件都配不起一個整個國家的機構”；而且因為文化是有機體的，它的生命不可中斷，中斷就很能難繼續了，“所以有人以為戰時中學小學甚至大學都可停辦，是不對的”。羅家倫還提出，戰爭期間，各式學校不是要停辦，而是要本著“敵人能允許我們還讀一天書，我們就得加倍努力的多讀一天書”的精神，“奪取時間”、“奪取知識”、“奪取修養”、“奪取訓練”。
第二種觀點認為，戰時教育應該廢棄正常教育而專辦應付戰時需要的各種訓練班，即從學製、教學目標、內容、方法上作全麵變革以應抗戰急需。在他們看來，維持正常教育就是堅持“亡國教育”。這種“亡國教育”，“把許多有用的青年，那些國家精銳的知識分子，桎梏起來，有意無意的把他們束縛著，而不使之動員起來”，這一方麵削弱了抗戰的力量，另一方麵卻也是幫助敵人，增加敵人對我們進攻的力量。他們認為戰時教育和平時教育有本質的不同，戰時教育“是一種適應戰時體製或狀態，而促進民族中成員身心發展，借以培養戰時所需國力的工具，推動民族解放和社會改革的工具”。他們認為，戰時的大學應辦成“抗戰人才供應所”、“救亡幹部訓練所”，應該是“民族革命青年先鋒戰士的產生地”。他們指責維持現狀者為傳統的自尊心、傳統的教育型所蒙蔽，為了名譽、金錢、地位而曲解原來失態的教育。因而主張現有的大學必須以研究抗戰學術，養成抗戰人才為目標；以學習抗戰、實踐抗戰為任務；以支持全麵抗戰、發動全民動員為宗旨，“一方麵培養民族革命戰爭的共同情緒，他方麵，各院係必須抓著各自的特殊使命”，“以養成社會的技術的抗日戰士”。
第三種觀點認為戰時高等教育應該包括治標和治本兩個方麵。他們認為，戰時教育擔負著“抗戰必勝”與“建國必成”的雙重使命，必須標本兼顧。即既要能應抗戰的需要而實施各種暫時的辦法，謀求補救因抗戰而發生的種種事實上的困難，並以增加抗戰力量，又要能對整個教育事業加以整理、充實、調整、改進，為將來作遠大之謀劃，以期應付長期抗戰，適應建國需要。
二、國民政府戰時高等教育方針確定的內因
教育部根據當時的爭論，不久便確立了“戰時需作平時看”的辦學方針。促成該方針的內因大致有三：
一是考慮到當時國家教育的現狀。教育部主編的《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指出：“抗戰既屬長期，各方麵人才直接間接均為戰時所需要。我國大學本不甚發達，每一萬國民中僅有大學生一人，與英美發達國家，相差甚遠。為自力更生抗戰建國之計，原有教育必得維持，否則後果將更不堪。至就兵源而言，以我國人口之眾，尚無立即征調此類大學生之必要，故決定以‘戰時需作平時看’為辦學方針，適應抗日需要，固不能不有各種臨時措施，但一切仍以維持正常教育為主旨。”
二是意識到了教育自身的特殊性。1938年3月7日，新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陳立夫就職，宣布今後教育實施方針時說：“在理論上無所謂戰時教育，因為平時教育實際上包含著戰時準備。”同月，陳立夫發表《告全國學生書》，明白指出：“教育之任務，為在智德體各方麵培養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負建國之艱巨責任，故青年之入校修業，自國家立場觀之，讀書實為其應盡之義務，使青年而有廢學之現象，實即國家衰亡之危機。”因此他強調：“各級學校之課程不為必須培養之基本知識，即為所由造就之專門技能均有充實國力之意義。縱在戰時，其可伸縮者亦至有限，斷不能任意廢棄。”1939年3月初，全國第三次教育會議在南京召開。蔣介石於4日到會“訓詞”，藉此會闡述了他對這場論爭的看法：“目前教育上一般辯論最熱烈的問題，就是戰時教育和正常教育的問題，亦就是說，我們應該一概打破所有正軌教育的製度呢，還是保持著正常的教育係統，而參議非常時期方法呢？關於這一個問題，我個人的意識，以為解決之道，很是簡單。我這幾年來，常常說：‘平時要當戰時看，戰時要當平時看。’我又說：‘戰時生活，就是現代生活、現在時代，無論個人或社會，若不是實行戰時生活，就不能存在，就要被人淘汰滅亡。’我們若是明了了這個意義，就不必有所謂平時教育和戰時教育的論爭，我們因為過去不能把平時當作戰時看，所以現在總有許多人不能把戰時當作平時看，這兩個錯誤，實在是相因而至的。我們決不能說，所有教育，都可以遺世獨立於國家需要之外，關起門戶，不管外邊環境，甚至外敵壓境了，還可以安常蹈故，一點不緊張起來。但是我們也不能說，因為在戰時，所有一切的學製課程和教育法令，都可以擱在一邊；因為在戰時，我們就把所有在學的青年，無條件的都從課室實驗室研究室裏趕出來，送到另一種境遇裏，無選擇無目的地，去做應急的工作。我們需要兵源，必須時也許要抽調到教授或大學專科學生，我們需要各種抗戰的幹部，我們不能不在通常教育係統之外，去籌辦各種應急人才的訓練，但同時我們也需要各門各類深造的技術人才，需要有專精研究的學者，而且在抗戰期間，更需要著重擴大各種基本的教育，我們為適應抗戰需要，符合戰時環境，我們應該以非常時期的方法來達成教育本來的目的。運用非常的精神，來擴大教育的效果，這是應該的。……總而言之，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為應急之故，而就忘記了基本。我們這一戰，一方麵是爭取民族生存，一方麵就要於此時期中，改造我們的民族，複興我們的國家。所以我們的教育上的著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當看到戰後，我們要估計到我們國家要成為一個現代的國家，那麽，我們國民的知識能力，應該提高到怎樣的水準，我們要建設我們國家，成為一個現代的國家，我們在各部門中，需要有若幹萬的專門學者，幾十萬乃至幾百萬的技工和技師，更需要幾百萬的教師和民眾，訓練的幹部，這些都要由我們教育界來供給的。這些問題，都要由我們教育界來解決的。”
三是教育獨立思想對中國文化知識界的影響。“戰時應作平時看”的方針之所以能夠提出並受到各界人士的普遍接受，知識界人士的態度值得關注。在民國時期，歐美的教育獨立思想對中國的學校特別是大學影響甚大，加之民國初年軍閥長期混戰，中央權威嚴重衰落，各大學多處於獨立半獨立狀態。作為一個群體，各大學校長、教授儼然是社會的一種獨立勢力。雖然這種狀況在南京國民政府確立統治地位後有所變化，各大學校長均被要求貫徹執行國民政府於1929年製定的“三民主義”教育宗旨，各大學都有黨化的影子，但也僅僅是影子而已。國民政府對學校的全麵控製並沒有實現，蔣介石就曾在多個場合多次講民國以來的教育是失敗的教育。這期間，各大學校長，無論其是否為國民黨員，都竭其所能盡力維持正常教育於不墜，並努力堅持自己的治校主張，從而成為國民政府“戰時應作平時看”最有力的執行者。同時，大部分大學教授或潛心學術也起而勸學生安心讀書，從一個側麵反映出他們懷有的“對知識的篤誠”和希望維持正常教育的想法。如西南聯大教授錢穆秉持“書生報國，當不負一己之才性與能力”之觀念，主張學生應以所學報國，而不應紛紛參戰。馮友蘭晚年回憶長沙臨時大學的生活時寫道：文學院的校舍“正在南嶽衡山的腳下，背後靠著衡山，大門前邊有一條從衡山流下來的小河。大雨過後，小河還會變成一個小瀑布。地方很是清幽，在兵荒馬亂之中，有這樣一個地方可以讀書，師生都很滿意。……大家都展開工作。學術空氣非常濃厚。”寥寥詞句中我們也不難窺見知識分子為文化的保存和研究甘守寂寥，“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宏高誌向。
三、國民政府戰時高等教育方針確定的意義
醞釀於抗戰之初，形成於1939年的國民政府的戰時教育方針是在充分認識教育規律基礎上的正確決策。國民政府在製定教育方針之初，雖然招致不少罵名，但越到後來人們越能發現這一方針的重要意義。
首先，國民政府戰時教育方針的製定和實施使知識分子們賴以安身立命的環境——學校的生活秩序和學術環境未出現根本改變。許多學校雖然一再遷移，條件日益艱苦，但自由研究之風、尊重學術之品質在大學內還是主流，“大學為社會之燈塔”，大學為社會和國家提供知識傳授、智力支持的功用得以弘揚，大學教育的特質精神在這段時間也逐漸地顯現出來。
其次，國民政府戰時教育方針的製定和實施為戰時及以後的中國培養了大批人才。炮火紛飛的戰爭影響了中國與外界的交往，卻也促使國人有足夠的理由和決心發掘本國文化的優長，不再一味依靠舶來的精神食糧。由於上上下下盡力保持正常的教學秩序不被打亂，各級教育均有較大發展，中國並未因八年抗戰而出現人才斷層，相反，各級學校學生數均有增加。這對中國的現代化無疑影響深遠。
（作者單位：雲南師範大學）
在長達八年之久的抗日戰爭時期，也是中國思想界、教育界、文化界異常活躍的特殊時期。在經過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體驗了北伐戰爭帶來的喜悅與失望，遭逢了十年內戰的創傷與彷徨後，抗戰爆發所給予廣大民眾的，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巨大考驗。
這場戰爭既使中華民族遭受到近代以來最殘酷的考驗，也使中華民族能抗敵禦侮而最終擺脫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欺壓與淩辱。麵對戰火的蔓延，文化人的殷憂與無奈，青年學子的投筆從戎，有識之士的關切國運，普通民眾的滿腔熱血，構成了中國近現代曆史上最為悲壯的獨特景觀。而抗戰時期中國高等教育的何去何從也一時成為知識界、教育界乃至國民政府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
一、抗戰時期高等教育麵臨的選擇
“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占領了東北全境，建立了以溥儀為傀儡的偽滿洲國殖民統治政權，以及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套殖民地奴化教育組織機構。借助儒家道德和禮教思想，日本摻和其軍國主義武士道精神，提出了“日滿一德一心不可分之關係及民族協和之精神”，強令廢止或焚燒“三民主義黨義及其他與新國家建國精神相反之教科書或教材”，以此消除我國固有之文化和民族意識。據不完全統計，僅1932年3月至7月間，日偽焚燒書籍竟達650萬餘冊。而在1932年1月28日的淞滬戰爭中，不僅眾多大、中、小學校受損，而且連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以及一些書局、出版社等都全部遭到日寇的破壞。“七七”事變以後，日軍更是變本加厲地采取了各種手段，有意識地以我國文化教育設施為破壞目標。如他們轟炸天津南開大學時，特意將軍車開進學校，將尚未炸毀的樓房潑上汽油縱火焚燒，使得南開的秀山堂、木齋圖書館、芝琴樓女生宿舍和教授宿舍樓俱被夷為平地。轟炸湖南大學時，以27架飛機，分三隊侵入長沙嶽麓山上空，密集投彈四五十枚。其中有許多是燒夷彈，致使湖南大學圖書館全部被炸毀，科學館被炸毀2/3，學生宿舍被炸毀3棟，剩下的隻是殘垣斷壁，全校精華付之一炬。有關資料表明，從戰爭爆發到1938年底，在日軍破壞的學校中，僅高校就有94所，其中14所被全毀，25所被迫停頓。日軍破壞文化教育事業的無恥行為激起了思想文化教育界的強烈抗議。究竟是全民抗戰，還是分工合作，教師隻管教書、學生隻管讀書？全國展開了一場關於戰時教育方針的大討論。
第一種觀點認為，教育是百年大計，不應更改。如重慶大學校長胡庶華認為，大學的使命是高深學問研究和專門人才培養。縱在戰時，仍不能完全拋棄其責任，否則不妨直截了當改為軍事學校。胡適在廬山談話會上也曾向蔣介石提出：“國防教育不是非常時期教育，是常態的教育。”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甚至表示：“尚有一個學生能留校上課，本人當絕不離校……至於學生最近要求變更課程，乃絕不可能之事。此實有事實上之困難，即如學生所謂抗戰教育之課程，院長亦無法辦到，各教授亦無此種學識，無法授課。”
王星拱對記者的談話，國立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1938年在《新民族》周刊上連載長文《抗戰的國力與文化的整個性》，全麵係統地闡述了教育應該基本維持現狀的主張。他認為近代的戰爭，不是單純的武力戰爭，而是文化的戰爭。而文化是一個大的有機體，所以“支持文化的教育，從縱的方麵講，自小學中學大學以至研究院，缺少一段就無從實施。從橫的方麵講，無論文法教理工農醫商，都是一套整個的配合，缺了一件都配不起一個整個國家的機構”；而且因為文化是有機體的，它的生命不可中斷，中斷就很能難繼續了，“所以有人以為戰時中學小學甚至大學都可停辦，是不對的”。羅家倫還提出，戰爭期間，各式學校不是要停辦，而是要本著“敵人能允許我們還讀一天書，我們就得加倍努力的多讀一天書”的精神，“奪取時間”、“奪取知識”、“奪取修養”、“奪取訓練”。
第二種觀點認為，戰時教育應該廢棄正常教育而專辦應付戰時需要的各種訓練班，即從學製、教學目標、內容、方法上作全麵變革以應抗戰急需。在他們看來，維持正常教育就是堅持“亡國教育”。這種“亡國教育”，“把許多有用的青年，那些國家精銳的知識分子，桎梏起來，有意無意的把他們束縛著，而不使之動員起來”，這一方麵削弱了抗戰的力量，另一方麵卻也是幫助敵人，增加敵人對我們進攻的力量。他們認為戰時教育和平時教育有本質的不同，戰時教育“是一種適應戰時體製或狀態，而促進民族中成員身心發展，借以培養戰時所需國力的工具，推動民族解放和社會改革的工具”。他們認為，戰時的大學應辦成“抗戰人才供應所”、“救亡幹部訓練所”，應該是“民族革命青年先鋒戰士的產生地”。他們指責維持現狀者為傳統的自尊心、傳統的教育型所蒙蔽，為了名譽、金錢、地位而曲解原來失態的教育。因而主張現有的大學必須以研究抗戰學術，養成抗戰人才為目標；以學習抗戰、實踐抗戰為任務；以支持全麵抗戰、發動全民動員為宗旨，“一方麵培養民族革命戰爭的共同情緒，他方麵，各院係必須抓著各自的特殊使命”，“以養成社會的技術的抗日戰士”。
第三種觀點認為戰時高等教育應該包括治標和治本兩個方麵。他們認為，戰時教育擔負著“抗戰必勝”與“建國必成”的雙重使命，必須標本兼顧。即既要能應抗戰的需要而實施各種暫時的辦法，謀求補救因抗戰而發生的種種事實上的困難，並以增加抗戰力量，又要能對整個教育事業加以整理、充實、調整、改進，為將來作遠大之謀劃，以期應付長期抗戰，適應建國需要。
二、國民政府戰時高等教育方針確定的內因
教育部根據當時的爭論，不久便確立了“戰時需作平時看”的辦學方針。促成該方針的內因大致有三：
一是考慮到當時國家教育的現狀。教育部主編的《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指出：“抗戰既屬長期，各方麵人才直接間接均為戰時所需要。我國大學本不甚發達，每一萬國民中僅有大學生一人，與英美發達國家，相差甚遠。為自力更生抗戰建國之計，原有教育必得維持，否則後果將更不堪。至就兵源而言，以我國人口之眾，尚無立即征調此類大學生之必要，故決定以‘戰時需作平時看’為辦學方針，適應抗日需要，固不能不有各種臨時措施，但一切仍以維持正常教育為主旨。”
二是意識到了教育自身的特殊性。1938年3月7日，新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陳立夫就職，宣布今後教育實施方針時說：“在理論上無所謂戰時教育，因為平時教育實際上包含著戰時準備。”同月，陳立夫發表《告全國學生書》，明白指出：“教育之任務，為在智德體各方麵培養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負建國之艱巨責任，故青年之入校修業，自國家立場觀之，讀書實為其應盡之義務，使青年而有廢學之現象，實即國家衰亡之危機。”因此他強調：“各級學校之課程不為必須培養之基本知識，即為所由造就之專門技能均有充實國力之意義。縱在戰時，其可伸縮者亦至有限，斷不能任意廢棄。”1939年3月初，全國第三次教育會議在南京召開。蔣介石於4日到會“訓詞”，藉此會闡述了他對這場論爭的看法：“目前教育上一般辯論最熱烈的問題，就是戰時教育和正常教育的問題，亦就是說，我們應該一概打破所有正軌教育的製度呢，還是保持著正常的教育係統，而參議非常時期方法呢？關於這一個問題，我個人的意識，以為解決之道，很是簡單。我這幾年來，常常說：‘平時要當戰時看，戰時要當平時看。’我又說：‘戰時生活，就是現代生活、現在時代，無論個人或社會，若不是實行戰時生活，就不能存在，就要被人淘汰滅亡。’我們若是明了了這個意義，就不必有所謂平時教育和戰時教育的論爭，我們因為過去不能把平時當作戰時看，所以現在總有許多人不能把戰時當作平時看，這兩個錯誤，實在是相因而至的。我們決不能說，所有教育，都可以遺世獨立於國家需要之外，關起門戶，不管外邊環境，甚至外敵壓境了，還可以安常蹈故，一點不緊張起來。但是我們也不能說，因為在戰時，所有一切的學製課程和教育法令，都可以擱在一邊；因為在戰時，我們就把所有在學的青年，無條件的都從課室實驗室研究室裏趕出來，送到另一種境遇裏，無選擇無目的地，去做應急的工作。我們需要兵源，必須時也許要抽調到教授或大學專科學生，我們需要各種抗戰的幹部，我們不能不在通常教育係統之外，去籌辦各種應急人才的訓練，但同時我們也需要各門各類深造的技術人才，需要有專精研究的學者，而且在抗戰期間，更需要著重擴大各種基本的教育，我們為適應抗戰需要，符合戰時環境，我們應該以非常時期的方法來達成教育本來的目的。運用非常的精神，來擴大教育的效果，這是應該的。……總而言之，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為應急之故，而就忘記了基本。我們這一戰，一方麵是爭取民族生存，一方麵就要於此時期中，改造我們的民族，複興我們的國家。所以我們的教育上的著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當看到戰後，我們要估計到我們國家要成為一個現代的國家，那麽，我們國民的知識能力，應該提高到怎樣的水準，我們要建設我們國家，成為一個現代的國家，我們在各部門中，需要有若幹萬的專門學者，幾十萬乃至幾百萬的技工和技師，更需要幾百萬的教師和民眾，訓練的幹部，這些都要由我們教育界來供給的。這些問題，都要由我們教育界來解決的。”
三是教育獨立思想對中國文化知識界的影響。“戰時應作平時看”的方針之所以能夠提出並受到各界人士的普遍接受，知識界人士的態度值得關注。在民國時期，歐美的教育獨立思想對中國的學校特別是大學影響甚大，加之民國初年軍閥長期混戰，中央權威嚴重衰落，各大學多處於獨立半獨立狀態。作為一個群體，各大學校長、教授儼然是社會的一種獨立勢力。雖然這種狀況在南京國民政府確立統治地位後有所變化，各大學校長均被要求貫徹執行國民政府於1929年製定的“三民主義”教育宗旨，各大學都有黨化的影子，但也僅僅是影子而已。國民政府對學校的全麵控製並沒有實現，蔣介石就曾在多個場合多次講民國以來的教育是失敗的教育。這期間，各大學校長，無論其是否為國民黨員，都竭其所能盡力維持正常教育於不墜，並努力堅持自己的治校主張，從而成為國民政府“戰時應作平時看”最有力的執行者。同時，大部分大學教授或潛心學術也起而勸學生安心讀書，從一個側麵反映出他們懷有的“對知識的篤誠”和希望維持正常教育的想法。如西南聯大教授錢穆秉持“書生報國，當不負一己之才性與能力”之觀念，主張學生應以所學報國，而不應紛紛參戰。馮友蘭晚年回憶長沙臨時大學的生活時寫道：文學院的校舍“正在南嶽衡山的腳下，背後靠著衡山，大門前邊有一條從衡山流下來的小河。大雨過後，小河還會變成一個小瀑布。地方很是清幽，在兵荒馬亂之中，有這樣一個地方可以讀書，師生都很滿意。……大家都展開工作。學術空氣非常濃厚。”寥寥詞句中我們也不難窺見知識分子為文化的保存和研究甘守寂寥，“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宏高誌向。
三、國民政府戰時高等教育方針確定的意義
醞釀於抗戰之初，形成於1939年的國民政府的戰時教育方針是在充分認識教育規律基礎上的正確決策。國民政府在製定教育方針之初，雖然招致不少罵名，但越到後來人們越能發現這一方針的重要意義。
首先，國民政府戰時教育方針的製定和實施使知識分子們賴以安身立命的環境——學校的生活秩序和學術環境未出現根本改變。許多學校雖然一再遷移，條件日益艱苦，但自由研究之風、尊重學術之品質在大學內還是主流，“大學為社會之燈塔”，大學為社會和國家提供知識傳授、智力支持的功用得以弘揚，大學教育的特質精神在這段時間也逐漸地顯現出來。
其次，國民政府戰時教育方針的製定和實施為戰時及以後的中國培養了大批人才。炮火紛飛的戰爭影響了中國與外界的交往，卻也促使國人有足夠的理由和決心發掘本國文化的優長，不再一味依靠舶來的精神食糧。由於上上下下盡力保持正常的教學秩序不被打亂，各級教育均有較大發展，中國並未因八年抗戰而出現人才斷層，相反，各級學校學生數均有增加。這對中國的現代化無疑影響深遠。
（作者單位：雲南師範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