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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西南聯大與“倒孔運動”
趙榮理
1937年，侵華日軍發動“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把侵華戰火燒到華北地區，北大、清華、南開三所著名大學被迫流亡遷徙，在湖南長沙成立長沙臨時大學。後因局勢所迫，再度遷徙到雲南昆明，更名為西南聯合大學。西南聯大集三校之精英，在抗日戰爭中不僅為中華民族培養了大批棟梁人才，而且為抗日救亡運動作出了積極貢獻，特別是“皖南事變”後首先發起“倒孔運動”，大大推動了大後方的民主運動，在中國曆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成為高等學府的楷模，被譽為“大後方的民主堡壘”。
1939年1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製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動方針，通過了《限製異黨活動辦法》，成立了“防共委員會”，強化法西斯統治，由對外抗日移向了對內反共反人民。國民黨政策上的這一重大變化是由片麵抗戰轉到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一個轉折點，給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帶來了嚴重後果。1940年，日、蔣先後於香港、澳門密談，準備日、汪、蔣合流。1941年，國民黨頑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月6日至14日，國民黨第三戰區部隊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在皖南茂林地區圍殲了新四軍軍部和指戰員九千多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其後又在江淮河漢、大江南北向八路軍、新四軍大搞“摩擦”，對民主黨派和進步人士也實行壓迫排斥的高壓政策。早在1940年5月，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就在國防最高會議上誣蔑抗日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鄒韜奮、沙千裏等人要在重慶搞“暴動”。1940年12月，重慶當局無理拘留了多次在演講中抨擊國民黨官僚資本、批評孔祥熙貪汙的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從1940年到1941年2月，國民黨當局還封閉了鄒韜奮創辦的生活書店設在桂林、昆明、貴陽和成都等地的數十家分店和支店，並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了生活書店的大批職員。極度憤慨的鄒韜奮忍無可忍，終於在1941年2月秘密去香港從事民主鬥爭。大後方的氣氛霎時間變得凝重而沉悶，到處都是“休談國事”的警示，抗日愛國的民主運動轉入低沉壓抑的階段。
值此緊要關頭，西南聯大師生自發地掀起了“倒孔運動”，發出了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戰鬥呐喊，打破了“皖南事變”後國統區萬馬齊喑的死寂，對蔣介石國民黨假抗日、反民主的反動措施開展有力地揭露和鬥爭。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12月下旬，香港淪陷的前夕，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急於搶運他們在香港的物資財產，將所有航空班機全部包訂，但是許多愛國民主人士、著名文化人、社會活動家、大學教授（西南聯大陳寅恪教授也在其中）以及國民黨中央委員卻無法買到機票。而身為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院長的孔祥熙卻置這些人的性命於不顧，動用飛機將夫人、小姐、老媽子甚至洋狗和浴盆水廁都空運回渝。事後重慶《大公報》首先發表了題為《擁護修明政治案》，對此作了客觀的報導，披露了這一醜聞，並將抨擊的矛頭直指孔祥熙：“譬如最近太平洋戰爭爆發，逃難的飛機竟裝來了箱籠老媽與洋狗，而多少應該內渡的人尚危懸海外，善於持盈保泰者，本應當斂鋒謙讓，現竟這樣不識大體……總之，並非妄為之事，蕩檢愈閑之行，以掌政府樞要之人，竟公然為之而無顧忌。此等事例，已傳遍重慶，乃一不見於監察院的彈章，二不見於輿論的抗言，直使是非模糊，正義泯滅。要知道一個國家若是正義消沉，那就是衰亡之兆。”當時民間盛傳，重慶派了四架軍用飛機到香港去接國民黨的中央委員，飛機剛降落，孔夫人宋靄齡便帶了三個人圍上去，揚言：“誰敢上去就開槍打死誰。”這樣無人敢上去，她便把箱籠、七條洋狗、小姐、老媽子、大師傅都弄上機，命令飛行員起飛。飛到桂林，飛行員要停下來再去接人，她又要開槍，說：“無論如何要一直飛到重慶。”結果，飛到重慶再去香港已經來不及了，致使許多要人被俘的被俘，自殺的自殺，失蹤的失蹤。
此事一曝光，便迅速激起公憤。12月14日，昆明《朝報》用“從修明政治說到飛機運洋狗”的醒目標題加以轉載。消息傳出，西南聯大師生立刻義憤填膺，因為他們這幾年來，一步步看清了四大家族的罪惡，認為正是由於四大家族的橫征暴斂，才使得大後方人民處於極度貧困之中，而孔祥熙又被認為是四大家族中最為貪婪的代表。這樣被壓抑已久的強烈不滿情緒一下子迸發出來了。曆史係教授吳晗在聯大大一“中國通史”課堂上憤慨地說：“南宋亡國時有個‘蟋蟀宰相’，今天有個‘飛狗院長’，可以媲美！”12月30日清晨，在多日沉寂的聯大民主牆上，貼出了“倒孔”的醒目標語，還有幾張揭露孔祥熙反動腐朽的壁報。同學們看後更氣憤，一致要求立即采取行動。1942年1月6日，聯大在新校舍升旗台前的廣場上召開大會揭露此事。全體同學決定立即進城遊行示威。同時緊急通知雲南大學、中法大學及全市各大中專學校和住拓東路的聯大工學院同學，約定分頭出發，在近日樓附近會合。當時西南聯大校委蔣夢麟、查良釗等人反對學生遊行，要求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出麵製止。但龍雲一直痛恨四大家族，擁護統一戰線並積極抗日，答複說：“不要阻止學生遊行，如果顧慮到秩序會發生問題，由雲南地方軍警沿途防範。”於是同學們趕寫標語，印刷傳單，製作小旗，有的把自己的桌布、床單都拿出來寫上大字，做成大旗和橫標。西南聯大的遊行隊伍在青雲路與雲南大學、中法大學等校的隊伍會合，然後浩浩蕩蕩前進，沿途高呼：“打倒操縱金融的孔祥熙！”“打倒內賊、外奸孔祥熙！”“鏟除孔祥熙！”“打倒貪官汙吏！”“孔賊不死，貪汙不止！”“打倒以飛機運洋狗的孔祥熙！”。還有同學采取一問一答的方式，一人高聲發問：“我們要打倒的是什麽人？”眾同學即齊聲回答：“孔祥熙！”又問：“用飛機運洋狗的是哪個？”大家又齊聲回答：“孔祥熙！”如此一連問答了十多個問題，將孔祥熙的罪行揭露得淋漓盡致。遊行隊伍經過正義路時，許多布店慷慨捐贈白布，為同學添置了不少標語旗幟。事先準備的油印傳單和標語口號貼完了，正義路上的中華書局和光華街上的商務印書館也主動捐贈粉筆和油墨，供同學們沿途書寫大小標語。遊行隊伍經正義路、近日樓至拓東路與西南聯大工學院及若幹中學生隊伍會合後，便向護國路前進，途中雖然遇到了憲兵的阻撓，但是在同學們說明“我們是擁護龍（雲）主席，打倒貪官汙吏的！”“我們是擁護中央政府，打倒孔祥熙的！”之後，遊行大隊得以順利通行。最後遊行隊伍返回雲大草坪，舉行了聲討大會，並決定由各校推選代表，成立“昆明倒孔委員會”，繼續開展“倒孔運動”。
這次由西南聯大掀起的“倒孔運動”雖然是一次師生激於義憤的自發行動，但是得到了廣大群眾的支持，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震動，並且迅速波及到國統區的若幹內遷院校。此時已遷返粵北坪石的中山大學，在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的領導下積極響應。1942年1月30日下午，中山大學文學院一、二、三年級的百餘名同學，在文學院禮堂舉行“討孔”大會，並即席推選出八人組成“討孔委員會”，主持本校“討孔運動”。而後事態迅速擴展到中山大學各學院，很快形成了全校性的抗議國民黨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群眾怒潮，並以中山大學“討孔委員會”的名義通電全國報館、學校，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蔣介石集團頭痛異常，他們三令五申，要各省、縣當局嚴防取締和禁止學潮。國民黨廣東省政府特為此召集粵北地區中等以上學校校長會議，商討對策。
在浙大，中共地下黨領導進步學生成立了“打倒孔祥熙委員會”，向國民黨當局發出了抗議電報，並在校內張貼漫畫、壁報，對孔氏和四大家族進行揭露。1942年1月16日，分散在遵義、湄潭、永興三地的浙大師生在遵義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倒孔”示威遊行。遊行隊伍高呼：“打倒孔祥熙！”並在街頭牆壁上用粉筆書寫“要穿便宜衣，打倒孔祥熙！”等標語。浙大校長竺可楨為使學生免遭國民黨軍警的武裝鎮壓，不顧個人安危，毅然站在遊行隊伍的前列。這次抗爭引起了遵義各階層人士的強烈共鳴，鍛煉了浙大學生，鼓舞了他們反對專製、爭取民主、堅持抗戰的鬥誌，對四大家族的腐敗和國民黨當局的高壓政策也是一次最堅決的抗議和抵製。
其時遠在雲南大理喜洲鎮的武昌華中大學也積極響應“倒孔運動”，召開時事座談會，揭露孔祥熙的二小姐用飛機運洋狗的醜聞。
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南方局對西南聯大發起的“倒孔運動”表示堅決支持，給予聲援，《新華日報》在1942年2月11日、12日兩天，連載了夏衍的長篇專稿《香港淪陷前後》，披露了大批文化人因為來不及撤退陷留於香港的種種艱辛和他們在中共東江縱隊掩護下安全內撤的經過。當時，“皖南事變”後，由於國共兩黨關係相當緊張，出於對頑固派鬥爭以不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破裂為限度的考慮，這種支持也是較含蓄的。
令人遺憾的是，這次由西南聯大發起的“倒孔運動”未能在重慶、成都兩地引起巨大反響。遷渝的中央大學、複旦大學，遷蓉的金陵、齊魯、金女大、光華大學等校的校史和回憶錄中都沒有關於“倒孔運動”的記載。當地的報刊也沒有這方麵的報道。不排除這些院校可能有師生參與，但較大規模的“倒孔運動”畢竟沒有發生。為什麽會出現這種現象呢？主要是因為當時國民黨中央直接控製重慶、成都，實行高壓政策，同時由於“皖南事變”後，中共從兩地主動撤離了大批黨員，當時通往延安的道路已被封鎖，留下的黨員暫時停止了活動，他們不可能積極投入“倒孔運動”。當然也為了避免國民黨反動集團找借口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這次由西南聯大掀起的“倒孔運動”是自發的群眾運動，這在聯大所屬北京大學的校史中有記載，聯大一年級“倒孔”委員會負責人馬千禾（馬識途）雖然是鄂西特委轉來的中共黨員，但當時尚未接上組織關係，進步力量還沒有形成有力的核心，準備不足，因而鬥爭沒有堅持多久就匆忙結束了。當然，也由於重慶當局十分惱火，蔣介石一再密令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負責取締，嚴予禁止”。行政院、教育部也接連密電西南聯大，要該校立即“製止出軌行動”。之後，康澤、宋美齡也先後飛抵昆明進行反撲。康澤重新部署了昆明的特務，帶來一張黑名單準備捕人。西南聯大等校的軍訓組織還奉令要教官負責舉發這次運動的首要分子。在形勢危殆之際，中國共產黨利用雲南地方當局與國民黨中央的矛盾，盛讚龍雲主席抗日救亡的愛國心，推動了龍主席堅決抵製了這次逮捕，終於化險為夷，保護了大批進步師生，也保存了日後更激烈鬥爭的革命種子。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這次由西南聯大掀起的“倒孔運動”，顯示了廣大師生對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國民黨反動統治不滿情緒的增長，對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國民黨頑固派發出了戰鬥的呐喊，打破了“皖南事變”後國統區萬馬齊喑的死寂，大大推動了大後方的民主運動，這是向四大家族挑戰的第一聲號角。雖然是廣大師生自發的出於義憤的群眾運動，但是也得到了雲南地方當局、中國共產黨和廣大群眾的大力支持，在昆明和整個大後方都發生了重大的影響，所以西南聯合大學被人們譽為“大後方的民主堡壘”，為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作出了積極貢獻。在中國教育史和愛國民主運動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舉世矚目，後人稱頌。
（作者單位：雲南民族大學）
1937年，侵華日軍發動“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把侵華戰火燒到華北地區，北大、清華、南開三所著名大學被迫流亡遷徙，在湖南長沙成立長沙臨時大學。後因局勢所迫，再度遷徙到雲南昆明，更名為西南聯合大學。西南聯大集三校之精英，在抗日戰爭中不僅為中華民族培養了大批棟梁人才，而且為抗日救亡運動作出了積極貢獻，特別是“皖南事變”後首先發起“倒孔運動”，大大推動了大後方的民主運動，在中國曆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成為高等學府的楷模，被譽為“大後方的民主堡壘”。
1939年1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製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動方針，通過了《限製異黨活動辦法》，成立了“防共委員會”，強化法西斯統治，由對外抗日移向了對內反共反人民。國民黨政策上的這一重大變化是由片麵抗戰轉到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一個轉折點，給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帶來了嚴重後果。1940年，日、蔣先後於香港、澳門密談，準備日、汪、蔣合流。1941年，國民黨頑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月6日至14日，國民黨第三戰區部隊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在皖南茂林地區圍殲了新四軍軍部和指戰員九千多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其後又在江淮河漢、大江南北向八路軍、新四軍大搞“摩擦”，對民主黨派和進步人士也實行壓迫排斥的高壓政策。早在1940年5月，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就在國防最高會議上誣蔑抗日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鄒韜奮、沙千裏等人要在重慶搞“暴動”。1940年12月，重慶當局無理拘留了多次在演講中抨擊國民黨官僚資本、批評孔祥熙貪汙的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從1940年到1941年2月，國民黨當局還封閉了鄒韜奮創辦的生活書店設在桂林、昆明、貴陽和成都等地的數十家分店和支店，並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了生活書店的大批職員。極度憤慨的鄒韜奮忍無可忍，終於在1941年2月秘密去香港從事民主鬥爭。大後方的氣氛霎時間變得凝重而沉悶，到處都是“休談國事”的警示，抗日愛國的民主運動轉入低沉壓抑的階段。
值此緊要關頭，西南聯大師生自發地掀起了“倒孔運動”，發出了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戰鬥呐喊，打破了“皖南事變”後國統區萬馬齊喑的死寂，對蔣介石國民黨假抗日、反民主的反動措施開展有力地揭露和鬥爭。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12月下旬，香港淪陷的前夕，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急於搶運他們在香港的物資財產，將所有航空班機全部包訂，但是許多愛國民主人士、著名文化人、社會活動家、大學教授（西南聯大陳寅恪教授也在其中）以及國民黨中央委員卻無法買到機票。而身為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院長的孔祥熙卻置這些人的性命於不顧，動用飛機將夫人、小姐、老媽子甚至洋狗和浴盆水廁都空運回渝。事後重慶《大公報》首先發表了題為《擁護修明政治案》，對此作了客觀的報導，披露了這一醜聞，並將抨擊的矛頭直指孔祥熙：“譬如最近太平洋戰爭爆發，逃難的飛機竟裝來了箱籠老媽與洋狗，而多少應該內渡的人尚危懸海外，善於持盈保泰者，本應當斂鋒謙讓，現竟這樣不識大體……總之，並非妄為之事，蕩檢愈閑之行，以掌政府樞要之人，竟公然為之而無顧忌。此等事例，已傳遍重慶，乃一不見於監察院的彈章，二不見於輿論的抗言，直使是非模糊，正義泯滅。要知道一個國家若是正義消沉，那就是衰亡之兆。”當時民間盛傳，重慶派了四架軍用飛機到香港去接國民黨的中央委員，飛機剛降落，孔夫人宋靄齡便帶了三個人圍上去，揚言：“誰敢上去就開槍打死誰。”這樣無人敢上去，她便把箱籠、七條洋狗、小姐、老媽子、大師傅都弄上機，命令飛行員起飛。飛到桂林，飛行員要停下來再去接人，她又要開槍，說：“無論如何要一直飛到重慶。”結果，飛到重慶再去香港已經來不及了，致使許多要人被俘的被俘，自殺的自殺，失蹤的失蹤。
此事一曝光，便迅速激起公憤。12月14日，昆明《朝報》用“從修明政治說到飛機運洋狗”的醒目標題加以轉載。消息傳出，西南聯大師生立刻義憤填膺，因為他們這幾年來，一步步看清了四大家族的罪惡，認為正是由於四大家族的橫征暴斂，才使得大後方人民處於極度貧困之中，而孔祥熙又被認為是四大家族中最為貪婪的代表。這樣被壓抑已久的強烈不滿情緒一下子迸發出來了。曆史係教授吳晗在聯大大一“中國通史”課堂上憤慨地說：“南宋亡國時有個‘蟋蟀宰相’，今天有個‘飛狗院長’，可以媲美！”12月30日清晨，在多日沉寂的聯大民主牆上，貼出了“倒孔”的醒目標語，還有幾張揭露孔祥熙反動腐朽的壁報。同學們看後更氣憤，一致要求立即采取行動。1942年1月6日，聯大在新校舍升旗台前的廣場上召開大會揭露此事。全體同學決定立即進城遊行示威。同時緊急通知雲南大學、中法大學及全市各大中專學校和住拓東路的聯大工學院同學，約定分頭出發，在近日樓附近會合。當時西南聯大校委蔣夢麟、查良釗等人反對學生遊行，要求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出麵製止。但龍雲一直痛恨四大家族，擁護統一戰線並積極抗日，答複說：“不要阻止學生遊行，如果顧慮到秩序會發生問題，由雲南地方軍警沿途防範。”於是同學們趕寫標語，印刷傳單，製作小旗，有的把自己的桌布、床單都拿出來寫上大字，做成大旗和橫標。西南聯大的遊行隊伍在青雲路與雲南大學、中法大學等校的隊伍會合，然後浩浩蕩蕩前進，沿途高呼：“打倒操縱金融的孔祥熙！”“打倒內賊、外奸孔祥熙！”“鏟除孔祥熙！”“打倒貪官汙吏！”“孔賊不死，貪汙不止！”“打倒以飛機運洋狗的孔祥熙！”。還有同學采取一問一答的方式，一人高聲發問：“我們要打倒的是什麽人？”眾同學即齊聲回答：“孔祥熙！”又問：“用飛機運洋狗的是哪個？”大家又齊聲回答：“孔祥熙！”如此一連問答了十多個問題，將孔祥熙的罪行揭露得淋漓盡致。遊行隊伍經過正義路時，許多布店慷慨捐贈白布，為同學添置了不少標語旗幟。事先準備的油印傳單和標語口號貼完了，正義路上的中華書局和光華街上的商務印書館也主動捐贈粉筆和油墨，供同學們沿途書寫大小標語。遊行隊伍經正義路、近日樓至拓東路與西南聯大工學院及若幹中學生隊伍會合後，便向護國路前進，途中雖然遇到了憲兵的阻撓，但是在同學們說明“我們是擁護龍（雲）主席，打倒貪官汙吏的！”“我們是擁護中央政府，打倒孔祥熙的！”之後，遊行大隊得以順利通行。最後遊行隊伍返回雲大草坪，舉行了聲討大會，並決定由各校推選代表，成立“昆明倒孔委員會”，繼續開展“倒孔運動”。
這次由西南聯大掀起的“倒孔運動”雖然是一次師生激於義憤的自發行動，但是得到了廣大群眾的支持，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震動，並且迅速波及到國統區的若幹內遷院校。此時已遷返粵北坪石的中山大學，在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的領導下積極響應。1942年1月30日下午，中山大學文學院一、二、三年級的百餘名同學，在文學院禮堂舉行“討孔”大會，並即席推選出八人組成“討孔委員會”，主持本校“討孔運動”。而後事態迅速擴展到中山大學各學院，很快形成了全校性的抗議國民黨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群眾怒潮，並以中山大學“討孔委員會”的名義通電全國報館、學校，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蔣介石集團頭痛異常，他們三令五申，要各省、縣當局嚴防取締和禁止學潮。國民黨廣東省政府特為此召集粵北地區中等以上學校校長會議，商討對策。
在浙大，中共地下黨領導進步學生成立了“打倒孔祥熙委員會”，向國民黨當局發出了抗議電報，並在校內張貼漫畫、壁報，對孔氏和四大家族進行揭露。1942年1月16日，分散在遵義、湄潭、永興三地的浙大師生在遵義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倒孔”示威遊行。遊行隊伍高呼：“打倒孔祥熙！”並在街頭牆壁上用粉筆書寫“要穿便宜衣，打倒孔祥熙！”等標語。浙大校長竺可楨為使學生免遭國民黨軍警的武裝鎮壓，不顧個人安危，毅然站在遊行隊伍的前列。這次抗爭引起了遵義各階層人士的強烈共鳴，鍛煉了浙大學生，鼓舞了他們反對專製、爭取民主、堅持抗戰的鬥誌，對四大家族的腐敗和國民黨當局的高壓政策也是一次最堅決的抗議和抵製。
其時遠在雲南大理喜洲鎮的武昌華中大學也積極響應“倒孔運動”，召開時事座談會，揭露孔祥熙的二小姐用飛機運洋狗的醜聞。
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南方局對西南聯大發起的“倒孔運動”表示堅決支持，給予聲援，《新華日報》在1942年2月11日、12日兩天，連載了夏衍的長篇專稿《香港淪陷前後》，披露了大批文化人因為來不及撤退陷留於香港的種種艱辛和他們在中共東江縱隊掩護下安全內撤的經過。當時，“皖南事變”後，由於國共兩黨關係相當緊張，出於對頑固派鬥爭以不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破裂為限度的考慮，這種支持也是較含蓄的。
令人遺憾的是，這次由西南聯大發起的“倒孔運動”未能在重慶、成都兩地引起巨大反響。遷渝的中央大學、複旦大學，遷蓉的金陵、齊魯、金女大、光華大學等校的校史和回憶錄中都沒有關於“倒孔運動”的記載。當地的報刊也沒有這方麵的報道。不排除這些院校可能有師生參與，但較大規模的“倒孔運動”畢竟沒有發生。為什麽會出現這種現象呢？主要是因為當時國民黨中央直接控製重慶、成都，實行高壓政策，同時由於“皖南事變”後，中共從兩地主動撤離了大批黨員，當時通往延安的道路已被封鎖，留下的黨員暫時停止了活動，他們不可能積極投入“倒孔運動”。當然也為了避免國民黨反動集團找借口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這次由西南聯大掀起的“倒孔運動”是自發的群眾運動，這在聯大所屬北京大學的校史中有記載，聯大一年級“倒孔”委員會負責人馬千禾（馬識途）雖然是鄂西特委轉來的中共黨員，但當時尚未接上組織關係，進步力量還沒有形成有力的核心，準備不足，因而鬥爭沒有堅持多久就匆忙結束了。當然，也由於重慶當局十分惱火，蔣介石一再密令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負責取締，嚴予禁止”。行政院、教育部也接連密電西南聯大，要該校立即“製止出軌行動”。之後，康澤、宋美齡也先後飛抵昆明進行反撲。康澤重新部署了昆明的特務，帶來一張黑名單準備捕人。西南聯大等校的軍訓組織還奉令要教官負責舉發這次運動的首要分子。在形勢危殆之際，中國共產黨利用雲南地方當局與國民黨中央的矛盾，盛讚龍雲主席抗日救亡的愛國心，推動了龍主席堅決抵製了這次逮捕，終於化險為夷，保護了大批進步師生，也保存了日後更激烈鬥爭的革命種子。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這次由西南聯大掀起的“倒孔運動”，顯示了廣大師生對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國民黨反動統治不滿情緒的增長，對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國民黨頑固派發出了戰鬥的呐喊，打破了“皖南事變”後國統區萬馬齊喑的死寂，大大推動了大後方的民主運動，這是向四大家族挑戰的第一聲號角。雖然是廣大師生自發的出於義憤的群眾運動，但是也得到了雲南地方當局、中國共產黨和廣大群眾的大力支持，在昆明和整個大後方都發生了重大的影響，所以西南聯合大學被人們譽為“大後方的民主堡壘”，為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作出了積極貢獻。在中國教育史和愛國民主運動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舉世矚目，後人稱頌。
（作者單位：雲南民族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