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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簡述西南聯大的民主精神
周俊利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組建於抗日戰爭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以其“愛國、民主、科學”的精神，在短短八年時間裏，為國家培育出一大批國內外知名的學者，從而創造了中國教育史上的奇跡。近年來，西南聯大的魅力越來越引人注目，筆者以為：西南聯大師生具有“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的民主精神，是她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教育史上一顆璀璨明珠的重要原因，本文旨在闡述西南聯大具有民主精神的原因及表現。
1937年“七七”事變後，平津危在旦夕。北平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天津私立南開大學南遷，在湖南長沙聯合成立“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以三校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為常務委員主持校務。但隨著日寇的不斷入侵，上海、南京相繼陷落，武漢震動，“臨大”再次西遷雲南，到達昆明後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於1938年5月4日開學上課，至1946年5月4日結束。八年中，這一誕生於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特殊學校為國統區大後方昆明帶來了勃勃生機，成為昆明乃至整個大後方人民矚目的中心，被稱為“大後方的民主堡壘”。
一、西南聯大具有民主精神的原因
西南聯大融匯了北大的“民主自由”、清華的“嚴謹求實”和南開的“活潑創新”以及三校愛國的優良傳統，從而形成聯大的“愛國、民主、科學”的精神。這所大學薈萃了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的濟濟人才，教授陣容鼎盛，其中有很多德高望重、學術造詣很深的中年教授接受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之後又到國外留學，受西方民主國家的現代自由主義影響較深。聯大聚集了一批批經過考試選拔的、取得優異成績的、思想進步的高素質學生，這為西南聯大繼承和發揚“愛國、民主、科學”的精神奠定了基礎。1983年北京校友會成立時，陳岱孫老師指出：“這個草創的新大學有一個傳統，那就是民主與科學的傳統。在那強敵深入、風雨如晦的日子裏，弦歌不輟確是一回事。但更重要的是精神境界……追求民主與科學確是當時我們的共同認識和信念。”
正是靠著這種認識和信念，不少學生直接投身於抗戰第一線；抗戰勝利後，西南聯大師生對時局的發展憂心忡忡，又參加到反內戰、爭民主的鬥爭中去，聞一多教授和潘琰、李魯連等為此而英勇獻身。
一個大學校風的形成，是有賴於校長的。西南聯大采用委員會製，由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分工合作，後兩位在重慶從政，很少來校，隻有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常駐昆明，實際掌理校務。梅貽琦作為難得的優秀教育家，他總是站在祖國、民族和師生的一邊，對不利於教育和聯大的事進行敷衍、應付，甚至抵製。作為校長，在學校的教育方針、課程安排、教授治校等民主管理、學術自由方麵，他總是堅定地站在師生一邊抵製外來的幹擾，甚至進行必要的鬥爭。例如國民政府曾要求學校解聘聞一多、吳晗等教授，梅貽琦根本不理睬；1945年發生屠殺學生的“一二·一”慘案時，他親自祭奠被慘殺的四烈士，表現得大義凜然。
西南聯大民主風氣的形成，固然與校長的素質與人品分不開，更重要的是自始至終堅持教授治校的原則。比之人格平台，更為穩定、可靠的是建立製度平台，即建立民主治校、教授治校的製度平台，由人治走向法治。“教授治校”在西南聯大以前的北大、清華兩校的發展中起了重要作用。梅貽琦在1931年12月3日出任清華大學校長後，維護和強化了教授治校的製度，這一製度在以後的西南聯大又有了進一步的加強。作為西南聯大行政權力機構的校務委員會，其成員全部由教授組成，校務委員會曾經提出三個目標：（1）力求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校風之優點在聯大有表現機會；（2）就學生日常團體生活培養互助為公之團體精神；（3）促進學生對於時代的覺悟與對於青年責任之認識，以增強其參加抗戰建國之誌與努力。這說明西南聯大成為學術的殿堂、民主的堡壘絕非偶然。
西南聯大在當時以“民主堡壘”的稱號而聞名於海內外，這既是由於西南聯大師生中“愛國、民主、科學”的思想深入人心，也是由於西南聯大中共地下組織發揮先鋒模範作用，執行中共南方局和雲南省工委的指示，實施適應當時形勢的正確領導，充分發揮“民青”以及各進步組織的作用。西南聯大在昆明組建以後，中國共產黨就組建了黨的地下組織，並在當時開展的抗日愛國民主運動中，發揮了核心作用。1941年月1月，“皖南事變”發生，國民黨反動派加緊對進步人士的迫害，瘋狂逮捕共產黨人和民主人士。這時，周恩來指示國統區的中共組織、共產黨員：“目前的政治形勢要求我們沉機觀變，把西南的黨建設成為更加堅強更能戰鬥的黨，以實現中央給我們規定的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方針。”
為貫徹這個方針，中共南方局又提出，要求共產黨員“勤學、勤業、勤交友”，這些指示給新形勢下的學生運動指明了方向。
此外，西南聯大民主活動的開展也與以龍雲為首的雲南地方當局的不幹預態度有關。龍雲在雲南主政十多年，對蔣介石消極抗戰和借抗戰消除異己的做法十分不滿，同蔣介石有著深刻矛盾，“對昆明洶湧澎湃的民主運動是同情的”，因而，對以聯大為核心的昆明爭取民主、要求進步的活動，采取了比較開明的態度，隻要不觸及地方當局的利益，即使活動中有些反蔣言行也不禁止；學生集會遊行時，他常派警察維持秩序，防止特務搗亂。1945年，抗戰勝利後，龍雲被蔣介石挾持到南京軟禁起來。但要求民主的呼聲遍及雲南，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要求還政於民、實施憲政、組織聯合政府的浪潮，形成不可遏製的力量。
二、西南聯大民主精神的表現
馮友蘭總結說，西南聯大八年“內樹學術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西南聯大的民主精神突出地表現在政治、學術和管理三個方麵。
首先，在政治上，西南聯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一直走在國統區民主運動的最前列。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從1938年5月到1940年底，聯大的抗日民主運動開展得有聲有色，學生組織和社會活動十分活躍。三校原來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隊員不顧蔣介石的禁令，1938年秋，蔣介石下令取締民先、蟻社、青年救國團等全國性的青年抗日團體。秘密重建了“民先”支部，成為學生運動的核心。其他重要社團如群社、冬青社都是以“民先”隊員為骨幹的公開的進步的學生組織。在聯大地下黨組織的指示下，群社以“學習好、生活好”為口號，通過舉辦夏令營、晚會、歌詠和體育比賽，主辦演講會、辯論會、文藝講習班等一般同學樂於接受的形式，介紹革命理論和進步文藝。一位教員動情地回憶說：“這裏的民主集會，自由的歌聲，在在都給人注入不少活力，往往在極端苦悶時，因了一個晚會而重新振作起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聯大由於條件簡陋而流行“壁報文化”。進步壁報有政論性的《群聲》，文藝性的《臘月》、《冬青》，畫刊《熱風》等，主要宣傳抗日、民主、團結等主張。反動的有三青團控製的“明社”，出版了《青年》、《南針》、《微言》等壁報，主要宣傳妥協、反共、反人民的主張。雙方時常發生筆戰，刊載壁報的校門兩側被譽為“民主牆”，那裏成為“供人呼吸新鮮空氣獲得營養的窗口”，“隻要在民主牆邊停留一會兒，就立刻感到抗戰的呼吸了”。“民先”和群社還十分注意向社會開展救亡宣傳，如舉辦公演周，為市民演出救亡劇；發動學生勞軍、慰問抗屬；紀念“九一八”，宣傳收複東北，主張抗戰到底。這一時期開展的活動鍛煉培養了一批學生運動骨幹，為聯大以後在昆明民主運動中充當中堅打下了基礎。
1941年初，“皖南事變”後，聯大民主運動曾一度陷入低潮，但民主的火種並沒有熄滅。1944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在望，國民黨正麵戰場卻在消極抗戰的方針指導下出現了豫湘桂戰役的大潰敗，失城百座，大後方形勢也十分危急。鮮明的對比使人們意識到沒有政治民主就沒有抗戰勝利，不改變蔣介石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就沒有人民的出路，昆明及整個國統區的爭取民主的鬥爭再度高漲，聯大再次走在前列，一批知名教授、學者公開參加鬥爭。1944年5月4日，聯大舉行了紀念“五四”運動的多種活動，民主教授如聞一多、張奚若、吳晗等都參加了，並一致要求學生繼續發揚“五四”民主精神，打破黑暗牢籠，這一天被稱為“聯大民主精神複興的一天”；1944年下半年，聯大的民主活動擴展到社會各界。隨著民主運動的發展，1945年2月，在中共地下黨組織和民盟的支持幫助下，聯大秘密成立了“中國民主青年同盟”以加強組織領導。“民青”一成立，就發動進步學生取得競選勝利，奪回學生自治會領導權，從此以後，聯大的民主活動向縱深方向發展。大規模的演講會、時事晚會、新詩朗誦會等各種宣傳方式充分運用，華羅庚教授曾在聯大學生主辦的科學晚會上大聲疾呼：“科學的基礎應該建立在民主上。”詩人光未然在新詩社舉辦的詩歌朗誦會上朗誦《民主在歐洲旅行》的長詩……在這裏，發出的民主呼聲，對蔣介石獨裁政權的抨擊及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介紹，已經在昆明、整個後方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這時，聯大被譽為“大後方的民主堡壘”，昆明成了國統區民主運動的一個重要基地。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全國人民一片歡騰。在八年抗戰中經曆了深重苦難和付出了巨大犧牲的廣大人民迫切希望和平，蔣介石卻在美國的支持下陰謀挑起內戰，借以消滅人民革命力量，內戰的陰影再次籠罩在中國上空。聯大師生密切關注時局的變化，10月1日，西南聯大張奚若等十教授為國共商談致電蔣、毛，希望國共商談，召開政協會議，實現中國民主政治。11月25日，聯大、雲大等校學生在聯大大草坪集會，召開時事晚會，錢端升等四位教授發表演講，呼籲反對內戰，爭取民主，建立聯合政府。11月28日，西南聯大等31校全體學生告美國人民書及西南聯大等31所學校學生為反對內戰告全國同胞書中，提出反對外國助長中國內戰，美國政府應立即撤退駐華美軍；立即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以民主方式解決糾紛，並組織聯合政府決定建國綱領。但是聯大師生要求和平、反對內戰的正義呼聲，遭到了國民黨反動軍警的鎮壓，他們向手無寸鐵的師生舉起血淋淋的屠刀，製造了“一二·一”慘案。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屠殺，擦亮了群眾的眼睛，激起了愛國師生和人民群眾的極大義憤和強烈反對。在中共領導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反內戰、爭民主的“一二·一”運動。在此期間，聯大教授會多次開會，聲援學生的罷課鬥爭；與此同時，昆明學生的鬥爭還得到了全國的聲援，重慶、成都、上海等近20個城市的學生、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以舉行追悼會、示威遊行等方式支援昆明學生。震動全國的“一二·一”愛國民主運動是繼“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之後，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學生運動，有力地揭露了國民黨的內戰政策，揭開了國統區反對美蔣內戰、獨裁的“第二條戰線”的序幕。
其次，從學術方麵看，西南聯大被歐美新聞記者稱為“民主的堡壘”，這一稱號是名副其實的。主持校務的梅貽琦一向以思想民主、學術自由的開明政策作為治校原則，不管是在原來的清華大學還是西南聯大校園裏，始終會聚著學術思想的各家各派，師生們對任何學術性或敏感性的政治問題都可以公開討論，氣氛極其熱烈。在聯大，一個教室裏講唯物主義，另一個講的可能是尼采哲學；有的教授主動和學生一起聽另一位教授講課，遇有不同意見時，還當場進行探討，學生也可以參加。湯用彤為哲學係開的“魏晉玄學”，湯用彤、聞一多、沈有鼎、朱自清等常在吃了晚飯後聚在一間房子裏，談論各種問題。至於理科教授，他們往往利用節假日召開學術研討會，把歐洲吃午茶的形式改造過來，在飯桌上邊吃邊討論交流。“由物理係教授餘瑞璜等為召集人的每月定期集會，輪流報告自己的工作或專題報告，參加的有吳有訓、任之恭、餘瑞璜、華羅庚、王竹溪、趙九章……”正是在這種寬鬆的學術環境和和濃厚的學習氛圍中，保證了學者在研究的過程中服從於真理而不是別的外在壓力，盡管當時的條件極其艱苦，在科研方麵仍取得了累累碩果。馮友蘭說，在西南聯大時期，他寫了“貞元六書”，是創作豐收期；華羅庚1940年寫出的《堆壘素數論》，奠定了他在數學界一代宗師的地位，“幾代數論學者都從華羅庚的至今仍有影響的專著《堆壘素數論》中學到了國法的知識”。
再次，從管理的角度看，西南聯大的民主管理模式也為後人所樂道。西南聯大三所不同校風的學校雖是由於情勢所逼聯合起來的，八年裏卻“合作無間”、“相得益彰”，一方麵是由於常務委員會委員之間相互信任，張伯苓曾對蔣夢麟說：“我的表你戴（代）著”，他對梅貽琦說，聯大校務還請梅先生多負責，蔣夢麟也說過：“我的不管就是管”。另一方麵是由於聯大推行了一種集體領導、教授治校的民主製度。西南聯大設有校務委員會和教授會。校務委員會由三常委、常委會秘書主任、教務長、總務長、各院院長及教授副教授互選的11名代表組成，以常委會主席為主席，負責討論、審議學校的一切重大事項及常委會交議的事項等，是學校的行政權力機構。教授會是學校的谘詢機構，通常是在聽取常委會主席報告學校的工作後，討論學校的重大問題，教授會對學校的行政管理、教學實施、學生學習都有相當的影響和作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教授治校的民主作風。另外，西南聯大常委會成員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都是著名的教育家，既懂得教育教學規律，又有較強的行政管理才能。此外，聯大還先後成立過幾十個專門委員會來處理專門的具體事務。比如，1938年10月，教育部要求編製校歌校訓，聯大常委會決定成立“編製本大學校歌校訓委員會”，以馮友蘭為主席。常委會依托校務委員會進行日常的行政管理工作，又有教授會的參謀谘詢，還有各種專門委員會的積極參與管理，這就保證了學校行政管理工作的順利進行和開展。正是因為西南聯大特殊的背景，學生的愛國熱情、教師的敬業精神、管理者的民主作風等諸方麵的因素使師生之間在教與學的目標上達成了一致，共同的奮鬥目標使學校的三種力量在教學過程中形成了很好的合力，在短短的時間裏為祖國、為世界培養了大批傑出人才，有獲得諾貝爾獎的楊振寧、李政道，“兩彈元勳”鄧稼先，有97名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有作家穆旦、汪增祺，有翻譯家王佐良、許淵衝，鼎鼎大名，不再一一列舉。
三、結語
在抗戰中誕生成長的西南聯大，繼承了三校的光榮傳統，形成了“愛國、民主、科學”精神，在國統區的抗日愛國民主運動中留下了閃光的足跡，成為抗日大後方的“民主堡壘”。聯大“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的民主作風，在經曆了曆史的千錘百煉後仍熠熠閃光。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副校長尼柯爾在祝賀聯大五十周年的信中說：“西南聯大的曆史，將為舉世學術界所追憶與推崇。”美國聯大史研究專家易社強說：“聯大的傳統，已成為中國乃至世界可繼承的一宗遺產。”
（作者單位：雲南師範大學）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組建於抗日戰爭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以其“愛國、民主、科學”的精神，在短短八年時間裏，為國家培育出一大批國內外知名的學者，從而創造了中國教育史上的奇跡。近年來，西南聯大的魅力越來越引人注目，筆者以為：西南聯大師生具有“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的民主精神，是她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教育史上一顆璀璨明珠的重要原因，本文旨在闡述西南聯大具有民主精神的原因及表現。
1937年“七七”事變後，平津危在旦夕。北平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天津私立南開大學南遷，在湖南長沙聯合成立“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以三校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為常務委員主持校務。但隨著日寇的不斷入侵，上海、南京相繼陷落，武漢震動，“臨大”再次西遷雲南，到達昆明後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於1938年5月4日開學上課，至1946年5月4日結束。八年中，這一誕生於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特殊學校為國統區大後方昆明帶來了勃勃生機，成為昆明乃至整個大後方人民矚目的中心，被稱為“大後方的民主堡壘”。
一、西南聯大具有民主精神的原因
西南聯大融匯了北大的“民主自由”、清華的“嚴謹求實”和南開的“活潑創新”以及三校愛國的優良傳統，從而形成聯大的“愛國、民主、科學”的精神。這所大學薈萃了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的濟濟人才，教授陣容鼎盛，其中有很多德高望重、學術造詣很深的中年教授接受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之後又到國外留學，受西方民主國家的現代自由主義影響較深。聯大聚集了一批批經過考試選拔的、取得優異成績的、思想進步的高素質學生，這為西南聯大繼承和發揚“愛國、民主、科學”的精神奠定了基礎。1983年北京校友會成立時，陳岱孫老師指出：“這個草創的新大學有一個傳統，那就是民主與科學的傳統。在那強敵深入、風雨如晦的日子裏，弦歌不輟確是一回事。但更重要的是精神境界……追求民主與科學確是當時我們的共同認識和信念。”
正是靠著這種認識和信念，不少學生直接投身於抗戰第一線；抗戰勝利後，西南聯大師生對時局的發展憂心忡忡，又參加到反內戰、爭民主的鬥爭中去，聞一多教授和潘琰、李魯連等為此而英勇獻身。
一個大學校風的形成，是有賴於校長的。西南聯大采用委員會製，由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分工合作，後兩位在重慶從政，很少來校，隻有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常駐昆明，實際掌理校務。梅貽琦作為難得的優秀教育家，他總是站在祖國、民族和師生的一邊，對不利於教育和聯大的事進行敷衍、應付，甚至抵製。作為校長，在學校的教育方針、課程安排、教授治校等民主管理、學術自由方麵，他總是堅定地站在師生一邊抵製外來的幹擾，甚至進行必要的鬥爭。例如國民政府曾要求學校解聘聞一多、吳晗等教授，梅貽琦根本不理睬；1945年發生屠殺學生的“一二·一”慘案時，他親自祭奠被慘殺的四烈士，表現得大義凜然。
西南聯大民主風氣的形成，固然與校長的素質與人品分不開，更重要的是自始至終堅持教授治校的原則。比之人格平台，更為穩定、可靠的是建立製度平台，即建立民主治校、教授治校的製度平台，由人治走向法治。“教授治校”在西南聯大以前的北大、清華兩校的發展中起了重要作用。梅貽琦在1931年12月3日出任清華大學校長後，維護和強化了教授治校的製度，這一製度在以後的西南聯大又有了進一步的加強。作為西南聯大行政權力機構的校務委員會，其成員全部由教授組成，校務委員會曾經提出三個目標：（1）力求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校風之優點在聯大有表現機會；（2）就學生日常團體生活培養互助為公之團體精神；（3）促進學生對於時代的覺悟與對於青年責任之認識，以增強其參加抗戰建國之誌與努力。這說明西南聯大成為學術的殿堂、民主的堡壘絕非偶然。
西南聯大在當時以“民主堡壘”的稱號而聞名於海內外，這既是由於西南聯大師生中“愛國、民主、科學”的思想深入人心，也是由於西南聯大中共地下組織發揮先鋒模範作用，執行中共南方局和雲南省工委的指示，實施適應當時形勢的正確領導，充分發揮“民青”以及各進步組織的作用。西南聯大在昆明組建以後，中國共產黨就組建了黨的地下組織，並在當時開展的抗日愛國民主運動中，發揮了核心作用。1941年月1月，“皖南事變”發生，國民黨反動派加緊對進步人士的迫害，瘋狂逮捕共產黨人和民主人士。這時，周恩來指示國統區的中共組織、共產黨員：“目前的政治形勢要求我們沉機觀變，把西南的黨建設成為更加堅強更能戰鬥的黨，以實現中央給我們規定的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方針。”
為貫徹這個方針，中共南方局又提出，要求共產黨員“勤學、勤業、勤交友”，這些指示給新形勢下的學生運動指明了方向。
此外，西南聯大民主活動的開展也與以龍雲為首的雲南地方當局的不幹預態度有關。龍雲在雲南主政十多年，對蔣介石消極抗戰和借抗戰消除異己的做法十分不滿，同蔣介石有著深刻矛盾，“對昆明洶湧澎湃的民主運動是同情的”，因而，對以聯大為核心的昆明爭取民主、要求進步的活動，采取了比較開明的態度，隻要不觸及地方當局的利益，即使活動中有些反蔣言行也不禁止；學生集會遊行時，他常派警察維持秩序，防止特務搗亂。1945年，抗戰勝利後，龍雲被蔣介石挾持到南京軟禁起來。但要求民主的呼聲遍及雲南，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要求還政於民、實施憲政、組織聯合政府的浪潮，形成不可遏製的力量。
二、西南聯大民主精神的表現
馮友蘭總結說，西南聯大八年“內樹學術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西南聯大的民主精神突出地表現在政治、學術和管理三個方麵。
首先，在政治上，西南聯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一直走在國統區民主運動的最前列。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從1938年5月到1940年底，聯大的抗日民主運動開展得有聲有色，學生組織和社會活動十分活躍。三校原來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隊員不顧蔣介石的禁令，1938年秋，蔣介石下令取締民先、蟻社、青年救國團等全國性的青年抗日團體。秘密重建了“民先”支部，成為學生運動的核心。其他重要社團如群社、冬青社都是以“民先”隊員為骨幹的公開的進步的學生組織。在聯大地下黨組織的指示下，群社以“學習好、生活好”為口號，通過舉辦夏令營、晚會、歌詠和體育比賽，主辦演講會、辯論會、文藝講習班等一般同學樂於接受的形式，介紹革命理論和進步文藝。一位教員動情地回憶說：“這裏的民主集會，自由的歌聲，在在都給人注入不少活力，往往在極端苦悶時，因了一個晚會而重新振作起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聯大由於條件簡陋而流行“壁報文化”。進步壁報有政論性的《群聲》，文藝性的《臘月》、《冬青》，畫刊《熱風》等，主要宣傳抗日、民主、團結等主張。反動的有三青團控製的“明社”，出版了《青年》、《南針》、《微言》等壁報，主要宣傳妥協、反共、反人民的主張。雙方時常發生筆戰，刊載壁報的校門兩側被譽為“民主牆”，那裏成為“供人呼吸新鮮空氣獲得營養的窗口”，“隻要在民主牆邊停留一會兒，就立刻感到抗戰的呼吸了”。“民先”和群社還十分注意向社會開展救亡宣傳，如舉辦公演周，為市民演出救亡劇；發動學生勞軍、慰問抗屬；紀念“九一八”，宣傳收複東北，主張抗戰到底。這一時期開展的活動鍛煉培養了一批學生運動骨幹，為聯大以後在昆明民主運動中充當中堅打下了基礎。
1941年初，“皖南事變”後，聯大民主運動曾一度陷入低潮，但民主的火種並沒有熄滅。1944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在望，國民黨正麵戰場卻在消極抗戰的方針指導下出現了豫湘桂戰役的大潰敗，失城百座，大後方形勢也十分危急。鮮明的對比使人們意識到沒有政治民主就沒有抗戰勝利，不改變蔣介石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就沒有人民的出路，昆明及整個國統區的爭取民主的鬥爭再度高漲，聯大再次走在前列，一批知名教授、學者公開參加鬥爭。1944年5月4日，聯大舉行了紀念“五四”運動的多種活動，民主教授如聞一多、張奚若、吳晗等都參加了，並一致要求學生繼續發揚“五四”民主精神，打破黑暗牢籠，這一天被稱為“聯大民主精神複興的一天”；1944年下半年，聯大的民主活動擴展到社會各界。隨著民主運動的發展，1945年2月，在中共地下黨組織和民盟的支持幫助下，聯大秘密成立了“中國民主青年同盟”以加強組織領導。“民青”一成立，就發動進步學生取得競選勝利，奪回學生自治會領導權，從此以後，聯大的民主活動向縱深方向發展。大規模的演講會、時事晚會、新詩朗誦會等各種宣傳方式充分運用，華羅庚教授曾在聯大學生主辦的科學晚會上大聲疾呼：“科學的基礎應該建立在民主上。”詩人光未然在新詩社舉辦的詩歌朗誦會上朗誦《民主在歐洲旅行》的長詩……在這裏，發出的民主呼聲，對蔣介石獨裁政權的抨擊及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介紹，已經在昆明、整個後方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這時，聯大被譽為“大後方的民主堡壘”，昆明成了國統區民主運動的一個重要基地。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全國人民一片歡騰。在八年抗戰中經曆了深重苦難和付出了巨大犧牲的廣大人民迫切希望和平，蔣介石卻在美國的支持下陰謀挑起內戰，借以消滅人民革命力量，內戰的陰影再次籠罩在中國上空。聯大師生密切關注時局的變化，10月1日，西南聯大張奚若等十教授為國共商談致電蔣、毛，希望國共商談，召開政協會議，實現中國民主政治。11月25日，聯大、雲大等校學生在聯大大草坪集會，召開時事晚會，錢端升等四位教授發表演講，呼籲反對內戰，爭取民主，建立聯合政府。11月28日，西南聯大等31校全體學生告美國人民書及西南聯大等31所學校學生為反對內戰告全國同胞書中，提出反對外國助長中國內戰，美國政府應立即撤退駐華美軍；立即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以民主方式解決糾紛，並組織聯合政府決定建國綱領。但是聯大師生要求和平、反對內戰的正義呼聲，遭到了國民黨反動軍警的鎮壓，他們向手無寸鐵的師生舉起血淋淋的屠刀，製造了“一二·一”慘案。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屠殺，擦亮了群眾的眼睛，激起了愛國師生和人民群眾的極大義憤和強烈反對。在中共領導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反內戰、爭民主的“一二·一”運動。在此期間，聯大教授會多次開會，聲援學生的罷課鬥爭；與此同時，昆明學生的鬥爭還得到了全國的聲援，重慶、成都、上海等近20個城市的學生、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以舉行追悼會、示威遊行等方式支援昆明學生。震動全國的“一二·一”愛國民主運動是繼“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之後，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學生運動，有力地揭露了國民黨的內戰政策，揭開了國統區反對美蔣內戰、獨裁的“第二條戰線”的序幕。
其次，從學術方麵看，西南聯大被歐美新聞記者稱為“民主的堡壘”，這一稱號是名副其實的。主持校務的梅貽琦一向以思想民主、學術自由的開明政策作為治校原則，不管是在原來的清華大學還是西南聯大校園裏，始終會聚著學術思想的各家各派，師生們對任何學術性或敏感性的政治問題都可以公開討論，氣氛極其熱烈。在聯大，一個教室裏講唯物主義，另一個講的可能是尼采哲學；有的教授主動和學生一起聽另一位教授講課，遇有不同意見時，還當場進行探討，學生也可以參加。湯用彤為哲學係開的“魏晉玄學”，湯用彤、聞一多、沈有鼎、朱自清等常在吃了晚飯後聚在一間房子裏，談論各種問題。至於理科教授，他們往往利用節假日召開學術研討會，把歐洲吃午茶的形式改造過來，在飯桌上邊吃邊討論交流。“由物理係教授餘瑞璜等為召集人的每月定期集會，輪流報告自己的工作或專題報告，參加的有吳有訓、任之恭、餘瑞璜、華羅庚、王竹溪、趙九章……”正是在這種寬鬆的學術環境和和濃厚的學習氛圍中，保證了學者在研究的過程中服從於真理而不是別的外在壓力，盡管當時的條件極其艱苦，在科研方麵仍取得了累累碩果。馮友蘭說，在西南聯大時期，他寫了“貞元六書”，是創作豐收期；華羅庚1940年寫出的《堆壘素數論》，奠定了他在數學界一代宗師的地位，“幾代數論學者都從華羅庚的至今仍有影響的專著《堆壘素數論》中學到了國法的知識”。
再次，從管理的角度看，西南聯大的民主管理模式也為後人所樂道。西南聯大三所不同校風的學校雖是由於情勢所逼聯合起來的，八年裏卻“合作無間”、“相得益彰”，一方麵是由於常務委員會委員之間相互信任，張伯苓曾對蔣夢麟說：“我的表你戴（代）著”，他對梅貽琦說，聯大校務還請梅先生多負責，蔣夢麟也說過：“我的不管就是管”。另一方麵是由於聯大推行了一種集體領導、教授治校的民主製度。西南聯大設有校務委員會和教授會。校務委員會由三常委、常委會秘書主任、教務長、總務長、各院院長及教授副教授互選的11名代表組成，以常委會主席為主席，負責討論、審議學校的一切重大事項及常委會交議的事項等，是學校的行政權力機構。教授會是學校的谘詢機構，通常是在聽取常委會主席報告學校的工作後，討論學校的重大問題，教授會對學校的行政管理、教學實施、學生學習都有相當的影響和作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教授治校的民主作風。另外，西南聯大常委會成員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都是著名的教育家，既懂得教育教學規律，又有較強的行政管理才能。此外，聯大還先後成立過幾十個專門委員會來處理專門的具體事務。比如，1938年10月，教育部要求編製校歌校訓，聯大常委會決定成立“編製本大學校歌校訓委員會”，以馮友蘭為主席。常委會依托校務委員會進行日常的行政管理工作，又有教授會的參謀谘詢，還有各種專門委員會的積極參與管理，這就保證了學校行政管理工作的順利進行和開展。正是因為西南聯大特殊的背景，學生的愛國熱情、教師的敬業精神、管理者的民主作風等諸方麵的因素使師生之間在教與學的目標上達成了一致，共同的奮鬥目標使學校的三種力量在教學過程中形成了很好的合力，在短短的時間裏為祖國、為世界培養了大批傑出人才，有獲得諾貝爾獎的楊振寧、李政道，“兩彈元勳”鄧稼先，有97名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有作家穆旦、汪增祺，有翻譯家王佐良、許淵衝，鼎鼎大名，不再一一列舉。
三、結語
在抗戰中誕生成長的西南聯大，繼承了三校的光榮傳統，形成了“愛國、民主、科學”精神，在國統區的抗日愛國民主運動中留下了閃光的足跡，成為抗日大後方的“民主堡壘”。聯大“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的民主作風，在經曆了曆史的千錘百煉後仍熠熠閃光。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副校長尼柯爾在祝賀聯大五十周年的信中說：“西南聯大的曆史，將為舉世學術界所追憶與推崇。”美國聯大史研究專家易社強說：“聯大的傳統，已成為中國乃至世界可繼承的一宗遺產。”
（作者單位：雲南師範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