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青林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一百多年來反對外國侵略者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在這場偉大的鬥爭中,中國婦女與全國各族人民一道,同仇敵愾,英勇頑強,表現了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與革命的英雄氣概。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婦女在革命戰爭中是決定革命勝敗的一個力量。“假如沒有占半數的婦女的覺醒,中國抗戰是不會勝利的。”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我們來回顧雲南婦女們在抗日戰爭這場艱苦卓絕的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光輝事跡,這對於我們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當今時代,弘揚她們那種為祖國的存亡而抗戰到底的愛國主義精神,激勵和動員全國各族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維護世界和平而奮鬥,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帶著法西斯的瘋狂和“武士道”的野蠻,對我國發動全麵進攻。在其所到之處,進行了滅絕人性的燒殺淫掠。雲南婦女的遭遇更是慘不忍睹。對於日軍在雲南犯下的種種罪行。一文中作了詳盡的記述,相信每一個有血性的中國人看了之後都會義憤填膺。
為救全國人民尤其是廣大婦女們於水深火熱之中,中國共產黨號召廣大婦女參加抗日。如:抗戰爆發不久,1937年8月25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形勢與任務的宣傳提綱中明確指出:“今後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動員一切力量”理所當然包括占人口半數的廣大婦女。為此,1937年9月,中共中央組織部製定了《婦女工作大綱》,其基本任務是“動員婦女力量參加抗戰”。為抗戰救亡而英勇奮鬥的宋慶齡曾經倡議:“我們需要廣大的婦女群眾,幫助政府說服自己的丈夫兄弟兒子服兵役。如果是有錢的,去盡量購買公債,我們需要廣大的婦女群眾參加戰地服務工作,參加後方生產,參加地方自衛軍工作,參加救護慰勞工作,參加兒童保育工作。”
受盡淩辱的雲南婦女深切地感到,“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於是雲南先後成立了許多婦女抗戰團體。如雲南省青年會發起組織的婦女抗敵後援會,由雲南省婦女抗敵後援會組織的婦女戰地服務團,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雲南分會,昆明女中等校組織的抗日先鋒隊等,這些抗戰團體中的婦女為抗戰的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如宋慶齡在《中國婦女爭取自由的鬥爭》一文中兩次提到她們。她說:“雲南婦女戰地服務隊從遙遠的那個西南省份出發,步行了差不多六千裏才到達華中前線。”另一次還這樣提及:“戰鬥的中國在日本實行海上封鎖後通往外界的兩條路——滇緬路和通蘇聯的西北公路,大部分是英勇的婦女們修築的。”另外,據雲南婦女戰地服務團成員之一趙鳳雅回憶:“我們的事跡被寫了文章,題為《五十五個雲南女學生》,刊登在當時的《大陸》報上,後被選作‘英文自修大學’課本範文。”
二
論及雲南婦女在抗戰中的功績,我們首先要提到的是雲南婦女戰地服務團。
在雲南省抗敵後援會和省婦女會的支持下,1937年10月5日昆明市的女學生發動了遊行請願活動,開始才有幾百人,最後形成了四千多人的壯大隊伍,向雲南省政府所在地——五華山前進。國民黨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激勵她們投筆從戎,當雲南省的新花木蘭。自願報名的女學生經體格檢查後挑選出六十名,組成了雲南婦女戰地服務團,推選徐漢君、胡廷璧為正副團長,吳秉坤、宋誌飛、姚仙名為一、二、三區隊長,每人交五元作夥食費,在西山華亭寺食宿,進行了簡單的“醫護”、“軍訓”、“宣傳”等科目的訓練。一個月後她們接到省政府的命令略稱:“頃接六十軍盧漢軍長來電,要戰地服務團到前方工作,希即準備出發。”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之日),雲南婦女戰地服務團出發,沿京滇公路駛過滇黔交界的勝境關,到達貴陽。後經九天旅程又到達長沙。1938年元旦後,她們被調到湖北紙坊軍部。時值農曆春節,她們分頭到各師團慰問官兵,高唱抗日歌曲,為官兵演劇、聯歡。在漢口心勉女中,她們學習了日本侵華史、統一戰線、軍事知識、遊擊戰術、宣傳和救護知識等。在受訓期間,她們在漢口劇場及街頭多次演劇,如《放下你的鞭子》、《最後一計》、《流浪者之歌》等,演劇收入數百元全交漢口抗敵後援會。
1938年4月至5月,第60軍參加魯南台兒莊戰役,雲南婦女戰地服務團全體成員也結束了在心勉女子中學的集訓,投入了戰鬥生活。她們中的一部分分配在漢川醫院、百沙洲醫院、鸚鵡洲醫院收容救治傷員,另一部分主動要求隨軍北上,奔赴抗日戰場。
在武漢三所後方軍醫院裏,服務團的同誌衣不解帶,夜以繼日地工作。她們當醫生的助手,為傷員做手術,並做好護理工作,如給傷病員換藥、喂水喂飯、擦洗身體、洗衣、縫補衣服等,並與傷員談心,為他們代寫書信。僅半個月,三所醫院就搶救傷員3000餘人。經過服務團成員及醫護人員的盡心救治,一個多月,千餘名傷員醫好創傷重返前線。
服務團另一部分成員,親身經曆了戰火硝煙的洗禮,她們隨著部隊上了台兒莊的最前線禹王山。槍聲、炮聲、炸彈聲並沒有讓她們退縮,隻要炮聲一停,她們就跑出臨時掩體,進入戰壕,為輕傷員包紮傷口,運送傷員去救治或為戰士分送水和食品。她們把自身安危置之度外,一心一意撲在戰地服務上。有的團員同戰士熟悉後,她們也拿起槍向敵人開火,真所謂“台兒莊上劍光寒,抗日戎裝效木蘭”。據武漢“十三軍青年戰地服務團”的第二分隊長貢獻之回憶:“雲南姑娘的愛國熱情和學生氣息,都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徐州突圍時,隨軍上前線的成員和部隊一起日夜不停地急行軍撤退。她們的衣服破了,鞋爛了,腳磨出了血,但她們不叫一聲苦,緊隨部隊行進,並且還要照顧好傷員,幫助那些手腳傷殘的士兵上坡下坎,跨越溝渠。經過幾天饑、渴、苦、累交加的晝夜行軍,這些女青年和部隊官兵一起回到了武漢。
武漢會戰開始,60軍奉命在武漢外圍,進行陽新戰役。在陽新戰役中,服務團成員肩抬擔架,搶救轉運傷員,做戰鬥宣傳鼓動工作,配合作戰部隊阻擊西進的日寇,有的還深入第一線和士兵並肩作戰。
據張芝(雲南婦女戰地服務團成員之一)回憶:“捉到了幾個俘虜,據他們的口供說,他們最怕碰上中國的南蠻兵。他們稱我們服務團的是女南蠻兵。”在出省參加抗戰的滇軍將士中,流傳著這樣的詩句:“古有花木蘭,今有女南蠻。奮起為國家,解放又何難?!”
武漢淪陷後,雲南婦女戰地服務團又隨第60軍、第58軍、新3軍轉戰湘贛,參加了長沙會戰等大的戰役和戰鬥。
由於戰爭需要,1938年秋,白若芬等同誌調到58軍11師野戰醫院工作。軍醫處長徐尚甫等十餘人被敵人殺害後,白若芬等幾人擔任起醫院的手術和全部任務,搶救了不少傷員,受到上級嘉獎。
趙鳳雅等六同誌隨部隊回雲南補充新兵後,隨新三軍12師34、35、36團徒步跋涉三個月,由雲南行軍到江西萬載,每天到達宿營地時不顧疲勞地貼標語,教新兵唱歌,向群眾宣傳抗日救國。
長沙會戰之後,少數團員調入軍事部門作譯電員,更多的女青年則是繼續做發動民眾,支援軍隊運輸,收容傷、散士兵,救濟難民等工作。
1939年底,第60軍進駐贛北,擊退了入侵高安、奉新的日軍,收複了一些村鎮,服務團即在一個叫做“坳頭村”的小村中成立了第60軍難童教養院,收容、教養難童。教養院收容難童57人,除悉心照料他們外,還教他們學習認字,學唱《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等抗日歌曲。後因軍部轉移,才不得不將他們送到吉安難民收容所。
由1937年到1942年,雲南婦女戰地服務團足跡遍及貴州、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山東、江蘇、安徽、浙江、廣西等省。她們同滇省健兒一道,經曆了大小戰鬥百餘次,她們用行動向世人證明了:“南滇女兒,何讓須眉,揮戈從戎挽狂瀾。”
像這樣的戰地服務團在滇西反攻戰中,還組建了許多個,如1938年雲南增建58軍出兵,5月,58軍婦女戰地服務團正式成立,團員共三百六十多人。經半年的訓練,最後剩八十多人。盡管最終奉命就地解散,但她們的愛國熱情並沒有因這次打擊而消退,她們“回到家鄉,從事教育工作,繼續做了一些救亡的後方工作直到抗戰勝利”。此外,1942年雲南還成立了女子特種誌願兵團,招收身體強健的誌願者入伍,進行軍事和技術訓練後,直接派赴前方參與前線戰鬥。她們都是現代的花木蘭,中國的“貞德”。
三
1942年5月,日軍侵占了雲南大部分國土,雲南由抗戰後方變成了抗日最前線。為喚醒民眾,各地先後出現了一些刊物,如《抗日之聲》、《大眾壁報》、《鎮南軍民日報》等,這些刊物都以抗日宣傳為主,號召婦女們參加全麵抗戰。
為了更廣泛開展抗日宣傳,全省的愛國婦女紛紛走上街頭,用街頭劇、活報劇、花燈劇等形式宣傳抗日,用抗戰救亡歌曲來激發人民的抗日熱情,用救亡漫畫有力地揭露、諷刺敵人的野蠻和無恥的獸行。如昭通女師在校師生以抗戰救亡為中心,寫詩歌,辦牆報,從思想感情上鼓勵抗戰情緒,特別是星期六和星期日形成高潮,於街頭巷尾、茶房、工廠、酒店、商場、劇院等地方有組織地展開活動。當時的抗日歌曲主要有:《放下你的鞭子》、《中國婦女》等;花燈主要有《張小二從軍》、《五裏亭送郎出征》、《十二朵花》、《槍斃漢奸羅小雲》等;戲劇有《木蘭從軍》、《穆桂英掛帥》、《送郎出征》等。
婦女們在宣傳抗日的同時,又往往與募捐相結合,這樣既宣傳了抗日,又為前線將士募得了資金,如:1942年7月7日楚雄鎮南縣“成年婦女補習班”聯合各界婦女,組成婦女抗日歌詠隊,上街宣傳演出《送郎上前線》等話劇,舉行“七七”抗日義賣,募捐軍鞋3000雙,交抗敵後援會轉寄前方,慰勞殺敵將士。僅從1941年到1944年,全省婦女共募集款項一百八十萬餘元,勸儲愛國公債二十九萬餘元。
抗日前線將士浴血奮戰,衣衫破舊單薄,不能避風禦寒。為此,1941年雲南慰勞分會會長——龍雲夫人顧映秋親自帶領全省婦女募集八萬元資金,趕製了一萬雙冬鞋,購置了大量藥品,贈給邊防將士,極大地鼓舞了士氣。同時,全省各族愛國婦女自發地為前線將士縫製寒衣。有一首抗日兒歌《做軍裝》生動地描述了這種情景:“小姑娘,低頭做軍裝,快快做,寄前方。寄哪個?寄給兵將,穿起溫暖,好打東洋。”據估計,抗戰“八年中滇人獻出寒衣總數,最少也在二百萬件以上”。
1941年初,抗敵後援會在全國發起捐款購買飛機抗日,雲南各族各界人民熱忱踴躍,共捐獻出飛機30架,名列全國第一。全省婦女為“婦女號”獻機運動籌款六萬餘元。
在募捐過程中,湧現了許多感人的事跡,如:京劇著名演員程派青衣吳繼蘭女士邊唱邊畫蘭花進行義賣,將所得全部捐獻出支援抗日;昆明回族婦女保桂貞,繼承其夫馬采亭的遺囑,將昆明住房一院捐獻。巾幗不讓須眉的青年女學生董鳳霄不僅投筆從戎,且捐獻大部家產以資助抗戰。
愛國婦女們還在每年“三八”節購買活豬、藥品,自製鞋襪背心等用品,親自送到前線,慰勞前線將士,激勵將士誓死收複國土。
四
在修築戰略公路滇緬公路中,雲南婦女也作出了重大貢獻。滇緬公路全長1146.1公裏,起自昆明,終於緬甸臘戍。其中須架橋500餘座,穿涵洞3000餘個,工程十分艱巨。表明了修築滇緬公路的艱辛及雲南人民對抗戰勝利所作的貢獻,當然這其中有雲南婦女們的功勞。
在築路過程中,每天共計115000名民工上路,最多時達20餘萬人。因為當時青壯男子多補充和支前去了,所以許多婦女被征修路。據記載:“雲南八年來之農村平民,無日不在被征之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男子窮於應付,繼以婦女……”“滇緬路遙數千裏……哪管貧苦孤寡老弱壯強,更不論婦孺與姑娘,萬眾一心齊努力,不啻螞蟻搬泰山”。由於雲南婦女在修路過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因此這條著名的滇緬公路又被稱為“婦孺公路”,受到了戰區司令的高度讚揚。
雲南婦女在戰爭中肩負著家庭和社會的雙重重任,承受著戰爭帶給她們的巨大痛苦,但她們積極勇敢地麵對現實。“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感人肺腑的場麵屢見不鮮。如李鐫在《回憶我的母親》一文中寫道:“母親雖是農村婦女,但深明大義,鼓勵我應征抗日”,“煞費苦心諄諄教我多殺敵人,學好本領,家庭事無庸掛念”。這樣的母親隻是千萬個好婦女中的一個縮影。許多滇軍將士的妻子也積極支持親人出滇抗戰,自己擔負起贍養老人、撫育兒女的責任。這種深明大義,以國家民族為重的精神,受到了人們的崇敬。
除上述事跡外,婦運會還設立難僑救濟所和服務站,接待歸國華僑,組織他們積極投入抗戰中,並設立難童救濟所,收養戰爭孤兒,安定後方秩序。
關於雲南婦女參加抗戰的圖片資料主要有:《四千女學生上五華山請願出征》、《雲南女兵從昆明至武漢,千裏步行上前線》、《英國記者采訪雲南女兵攝影》、《雲南女兵進軍禹王山前線》以及《雲南騰衝和順鄉的女青年演出抗日文藝節目,慰問反攻滇西遠征軍將士》。
八年浴血抗戰,寫就感人詩篇!雲南婦女在偉大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滿懷強烈的愛國激情,參加戰地服務,從事宣傳、後援、修路等工作,為戰爭的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同時也在婦女運動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作者單位:雲南民族大學)
滇西邊區土司,通常指雲南省瀾滄江以西,亦即今德宏州、怒江州及保山市的騰衝、龍陵、施甸、昌寧和臨滄市的耿馬、孟定等地的土司。這裏地處滇西一隅,為少數民族(主要為傣族)聚居之地,社會發展相對滯後,直到民國時期,仍然保留了大量各民族的土司。
其中在今德宏一帶的土司數量既多、級別較高、分布集中,在當地的社會生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德宏地區因與騰衝、龍陵相毗連,一般又稱為騰龍土司區。這裏的土司一共有十家,即隴川宣撫司(在今隴川縣)、南甸宣撫司(在今梁河縣)、幹崖宣撫司(在今盈江縣)、遮放副宣撫司(在今潞西市南部)、芒市安撫司(在今潞西市北部)、猛卯安撫司(在今瑞麗市)、戶撒長官司(在今隴川縣)、臘撒長官司(在今隴川縣)、猛板土千總(在今潞西市東南部)及今屬保山市的潞江安撫司,又稱騰龍十土司。此外,在今盈江縣境內尚有因事被廢的盞達副宣撫司,名亡實存,仍居住原地,統治人民。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滇西地區先是作為大後方,承擔了修築滇緬公路,打通國際交通線的重要任務;1942年,日寇侵入滇西,大片國土淪陷,滇西地區又成為與日寇短兵相接的最前方。在抗日戰爭的不同時期,滇西邊區的土司雖表現各有特點,但大多都以不同方式擁護抗戰,為這一段曆史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一、搶修滇緬公路
1937年全麵抗戰開始以後,日軍迅速攻占了中國沿海的港口城市,尋求新的海外通道成為中國的當務之急。這時,隻有雲南省還可以通過越南和緬甸的港口和海外相連接。但越南已受到日軍的嚴重威脅,朝不保夕;而緬甸方麵又尚無連接雲南的公路或鐵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決定緊急搶修滇緬公路,準備從昆明經下關、保山、芒市、畹町至緬北鐵路終點臘戍,再連接仰光海港。但此路西段下關至畹町間525公裏尚未動工。1937年12月,政府下令征調沿線民工20萬人,分段搶修。
滇緬公路經過滇西土司區的潞江、龍陵、芒市、遮放等地,由畹町出境。涉及的土司有潞江、芒市、遮放、猛卯、隴川、幹崖、南甸、戶撒、臘撒、盞達等家。其中潞江、芒市、遮放三家為公路自其地界通過;其他各家雖未經其地界,也都出錢出工,參加搶修。自龍陵開始的滇緬公路尾線,分設龍潞段、潞畹段兩個工程分處。兩段工程由龍陵、騰衝兩縣和潞西等六個設治局(均為土司區)負責完成。據統計,日出工人數潞西最多,曾達到過8000人,並派出2000民工協助盈江完成任務。其他設治局出工人數:梁河近3000人,隴川、盈江、蓮山、瑞麗各近1000人。中如隴川司署的地段在芒市和遮放之間的三台山,全長約10公裏,係在原來的芒(市)畹(町)公路的基礎上加寬、墊石、鋪沙。全署所管村寨每五戶出一民工,於1938年3月份開工。第一批民工五百人,此後來去更換,多時七八百人,少時二三百人,延至8月底竣工。統計隴川司投入總勞動日約7萬個。當時政府下令各土司必須親到工地監工。隴川土司多永安雖煙癮很大,不能吃苦,但也勉力來到芒市,住在芒市土司衙門。除監督工程進展外,多永安還撥了千餘斤大米和幾百元新滇幣給民工,又開了一部汽車到工地上使用。潞江土司分到的地段在潞江惠通橋兩岸地區,山高坡陡,施工艱難。據說當時雲南省政府寄給沿線各地方長官和土司們手銬和子彈,意思是若不能按期完工,即將軍法從事。潞江土司線光天撥了錢糧給民工使用,又親臨工地監工,終於按期完成了築路任務。其他土司們如芒市土司代辦方克光、遮放土司多英培等也都親臨工地,按期完成了任務。經過沿線廣大民工的艱苦勞動,僅用了約8個月的短暫工期(1937年12月至1938年8月31日),滇緬公路全線築成,土司們在其中也作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二、響應抗戰號召
1942年5月3日,日寇攻陷畹町,並沿滇緬公路迅速推進,於是怒江以西的滇西土司區全部淪陷。在這種嚴重形勢下,團結、動員各土司與政府同心同德,利用他們在少數民族民眾中的威信和影響,協助正規軍作戰並在敵後開展遊擊戰,應時成為當務之急。
5月24日,蔣介石同意騰衝籍(出生地九保今屬梁河縣)人士、滇軍耆宿、雲貴監察使李根源的一再請纓,派李赴滇西與各土司聯絡,協助組織民眾抗戰。8月7日,蔣介石以中央政府首長名義,向滇西各土司發出了“未東侍密”電報,由在滇西指揮作戰的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宋希濂轉達。電文中說:“各司官世受國恩,深明大義,當能一心一德,與共休戚,與疆土共存亡,協助國軍,努力抗戰。……深盼各司官共體斯意,益加奮發,統率邊民,偕行殺敵,保世守之封疆,驅壓境之強寇,共集大勳,副餘厚望。”8月11日,梁河籍人士、雲貴監察使署工作人員、原外交部專員尹明德受李根源和宋希濂的委托,代表軍事委員會赴怒江西岸敵後慰問各土司。在鄉土淪陷的危急關頭,滇西各土司紛紛給李根源和宋希濂等來函來電,表示抗戰決心。
幹崖土司刀保圖(即刀京版)來函說:“……乃星夜趕回,召集全體民眾,組織中緬義勇軍。一麵將騰八路及電線破壞,一麵分撥壯丁,擇要扼守。圖常以‘田橫八百死守孤城’勉勵部屬及全體民眾,兩月來幸尚無恙。”
南甸土司龔綬來電說:“……此次敵軍犯邊,騰、龍淪陷,虐我邊民,深切剝膊之痛。我司世受國恩,同仇敵愾,當仰體德意,誓死抗戰,與疆土共存亡,期副殷望焉。”
猛卯土司代辦方克勝、隴川土司多永安來函說:“……組織民眾早經進行,惟槍彈缺少,力量薄弱,擬請轉達當軸,予以相當接濟,以便待命出動。”
灣甸土司景壽莊來電說:“……職家世受國恩,當此敵軍壓境,敢不竭忠效命,謹願率全司民眾追隨殺敵。”
耿馬土司罕裕卿、孟定土司罕萬賢來電說:“……日寇侵我,凡屬國民莫不發指。裕卿、萬賢守土有責,殺敵禦侮,自當竭力以赴。”
六庫土司段承經、魯掌土司茶光周、登梗土司段承鉞、老窩土司段承恭、卯照土司段賡華等來電說:“……職等或銜膺重命,或世守邊疆,保鄉保國,責無旁貸。”
三、進行抗敵鬥爭
潞江土司地處怒江西岸,滇緬公路要衝惠通橋在其轄境,受到日寇的衝擊最烈。5月5日,日寇侵入龍陵,隨即占據潞江土司屬地臘猛(在惠通橋怒江西岸一側)。當時惠通橋已被中國軍隊炸毀,其他橋梁也都被毀,怒江兩岸消息隔絕。潞江土司線光天派出人員到怒江東岸聯絡,又與預備第2師聯絡參謀孫時奮等竭力固守怒江西岸新城一帶,以物力人力供給軍隊。6月2日,日寇北上攻至惠人橋一帶,占據潞江土司署所在地新城。線光天於炮火中率家眷人等準備東渡怒江避敵,行至八灣寨被敵人衝斷,冒雨逃避山中,曆盡艱難困苦。至6月11日,由於中國軍隊的反攻,日軍退至臘猛,線光天又回到新城。到7月間,線光天將家眷送往怒江東岸,本人則在怒江西岸保山縣屬上江鄉大塘子村組織臨時司署,清查搶運積穀,協助軍隊作戰。8月19日,尹明德到達大塘子潞江土司行署進行宣慰,轉達了蔣介石、李根源、宋希濂等人的函電,頒給“為國幹城”匾額一方,並委任線光天為滇西邊區自衛軍潞江支隊司令。線光天表示,“任大責重,當竭力智能,遵專員所囑,率領邊民追隨國軍之後,努力殺敵,保衛疆土。”
1941年中國遠征軍進入緬甸時,幹崖土司刀京版在猛卯(今瑞麗)任土司代辦。遠征軍司令長官杜聿明到猛卯,因刀京版與緬甸土司熟悉,本想將刀留在身邊負責聯絡工作,後又考慮到如果讓他回到盈江本地區組織抗日力量,作用更大得多,於是任命刀京版為第5軍司令部少將參謀,回盈江組織抗日義勇軍。1942年,刀京版奉宋希濂命令任滇西邊區自衛軍第一路司令;不久,第一、二、三路番號撤銷,合並稱滇西自衛軍,仍任司令。9月,自衛軍配合預備第2師,組織進行了渾水溝伏擊戰。9月12日以前,預2師副師長洪行專程趕到幹崖土司署與刀京版商定了作戰計劃。第三天晚上,芒線保路局給刀京版報來消息,說日寇已向盈江進犯。刀京版立即把隊伍拉到龍塘寨子,派黃福臣、線永茂兩隊與預2師部隊聯合前往渾水溝按計劃埋伏。9月16日,日寇江藤部隊數百人由緬甸八莫經幹崖到騰衝,來到渾水溝,即遭到伏兵射擊,見路險不能前進,想要往後退,又被後方朗宛一帶的民兵合力堵擊。雙方激戰了半日,敵人死傷不少,物資損失很多。敵人無路可走,隻有拚命還擊。第二天天將拂曉時,日寇才攀登懸崖向東山突圍出去,繞路走吊弄、吊崗,摸到預2師後方橋頭附近,用大炮轟擊。雙方又激戰了半日,預2師的部隊轉移陣地後,敵人才逃往南甸、騰衝去了。渾水溝戰役給了日寇沉重的打擊,是刀京版抗日武裝的一次重要鬥爭。在滇西淪陷的兩年多時間裏,刀京版一直率部在山上打遊擊,堅持對敵鬥爭,也得到山下部屬和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援。1944年秋,中國軍隊攻克並收複了騰衝縣城。198師師長劉金奎邀集騰龍邊區各土司到南甸聚會,商討軍政事宜。刀京版紫色的麵龐上留著一副大胡子和大家見麵,分享了勝利的喜悅。
1942年5月3日,日軍侵入猛卯,土司代辦方克勝率部將雷允飛機製造廠及軍隊營房、橋梁等自行破壞,以免資敵。此後方克勝即在隴川一帶積極與預2師副師長洪行通信,輸誠請援,聯絡抗敵。1944年2月底,方克勝因母親病危回芒市省視,即被敵人監視;至5月26日,被日軍逮捕,幾乎被殺,幸得逃脫。此後方克勝又回到小隴川蘿卜壩、絲瓜坪一帶,為遊擊軍董仲池部辦理糧秣後勤。
騰龍淪陷後不久,隴川土司多永安接到刀京版來信聯絡,要他組織武裝抗戰。多永安隨即將原來七個中隊的土司兵改編為四個大隊:一大隊包括王子樹、趙家寨、護國、杉木籠,大隊長吳治國;二大隊包括尹瓦、幕新和壩區一部分村寨,大隊長多永壽;三大隊包括曼麵、曼軟及一部分壩區村寨,大隊長多永明;四大隊在三戶單,大隊長周榮廷。四個大隊組成一個支隊,由土司胞弟多永清任支隊長。另有屬於軍委會的便衣隊,由李兆輝指揮,與土司的抗日武裝配合行動。日軍侵入隴川以後,多永安先是陷身敵手,後用計脫身,上山到了王子樹景頗族村寨。
1944年7月,駐隴川城子的日軍準備襲擊清平街,圍殲遊擊隊,搶掠物資。多永清獲知情報以後,通知吳治國等作好了反擊的部署。日軍到後發覺遊擊隊已有準備,自己反被包圍,戰鬥一個多小時後即匆忙逃回城子。
1944年8月,駐隴川的日軍已處於敗局,原駐隴川城子、章鳳及從瑞麗補充來的二百多人集中龜縮到中緬邊境緬方一側洋人街。多永清、李兆輝等即調集部隊,部署圍攻。計劃由多永明大隊從溫坎包抄敵人,並準備阻擊從精弄撤回之敵;周榮廷大隊埋伏在南京裏方向,準備阻擊由猛卯、崗壘來援之敵;吳治國、多永壽兩個大隊和軍委會便衣隊擔任正麵主攻。8月3日中午,遊擊隊發起進攻,日軍還擊固守,雙方形成相持局麵。4日,遊擊隊再次發起進攻,日寇憑借街道房屋進行巷戰,頑強抵抗。戰至下午,偷襲緬甸精弄盟軍情報站的日軍撤回至溫坎與截擊的遊擊隊接火,被圍的洋人街日軍遂從東南麵突圍,沿南宛河順流下到頓哄、芒廣、弄蚌等處渡河,逃往瑞麗縣猛秀方向去了。遊擊隊打掃戰場,發現擊斃日軍60多人,其中有第十八師團大隊長一人、尉官一人;活捉日軍機槍手一人;繳獲各種槍支50餘支、擲彈筒一個、指揮刀一把、軍旗一麵、戰馬一匹、馱馬十餘匹、藥品十餘馱、黃牛十餘頭、香煙等物若幹。我方陣亡分隊長二人,傷重犧牲一人。抓到的日軍俘虜機槍手,後來由多永清送到騰衝第二十集團軍司令部,得到司令霍揆彰的嘉獎。
1944年11月,隴川壩區已無大股日軍駐紮,僅在三戶單的小街、雷寨和河口寨還駐有一百多人。多永清掌握情報之後,便排出一、二、四三個大隊前往襲擊。但因臨戰前消息走漏,剛開始交火日軍即自行撤退,逃往猛卯去了。
1947年春天,為紀念抗日陣亡烈士及死難者,隴川宣撫司及設治局發起修建了一座紀念碑,樹立於校場壩後來隴川一中大門右側。碑高約3米,上端碑身為漢白玉,呈三方菱形,下部台基為方形,條石砌築。碑身正麵題詞“還我河山”四個大字,其餘兩側鐫刻小字碑文,基座上鐫刻陣亡人員姓名、籍貫、職務等字樣。每年農曆七月,土司署接送亡靈,都派人到紀念碑燒包祭祀。司署對於冊上有名的陣亡人員家屬子女,不分族別,本地人一律免征官租雜派,外地人則給予撫恤照顧。
此外,芒市土司代辦方克光、遮放土司多英培、猛板土司代辦蔣家傑、猛卯土司罕景泰等曾一度身陷敵手,但他們並不甘心做日軍的“順民”,仍不忘抗日救國,都與抗日力量保持聯係和提供幫助。
四、餘論
滇西邊區土司們在抗日戰爭中的這些表現,自有其深刻的社會曆史根源。他們的祖先受中央政府之封,鎮守邊疆,所謂“世受國恩,守土有責”,絕非空話。明、清以來,土司們在外敵入侵時大多都能率眾抗敵,與政府保持一致。明代隆慶年間的隴川土司多士寧、萬曆年間的遮放土司刀落恩及其妻多氏,都因保境抗敵而死。萬曆十二年(公元1584年),隴川宣撫司等四家土司在明征西將軍劉綎的主持下盟誓,表示要永遠貢賦,安定邊疆。日軍入侵是有史以來外敵進犯最嚴重的一次,土司們能以各種形式為抗戰作出貢獻,是符合其曆史傳統的。另外,土司與流官在一些方麵大有不同。他們的職位都可世襲,受封往往都在三百年以上,故與其領地和百姓有著根深蒂固的互相依存關係。“流官好比河裏的水,土司好比河裏的石頭”,“土司離開自己的領地,還不如一隻雞”,形象地作了說明。因此,大敵臨境,無民族氣節無責任感的一些流官可以一走了之,而土司們卻難以離開自己家族世守了多年的土地和人民。因此,抗日戰爭中滇西邊區土司們出於民族大義,團結禦敵,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在曆史上應當有其應得的地位。
另外,蔣介石以中央政府首長名義發電號召土司團結抗敵,李根源以雲南軍政耆宿地位對土司進行宣慰聯絡,尹明德以滇西籍人士身份深入敵後對土司進行直接慰問;政府還積極鼓勵土司們組織抗日武裝,並加以任命。當時的政府對滇西邊區土司們采取的這些團結抗敵的政策和具體措施,在曆史上也應當給予肯定的評價。
(作者單位:雲南民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