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曆史轉折

第十五章 試析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對美政策

　　謝溶

1937年盧溝橋的炮聲，揭開了抗日戰爭的序幕。抗日戰爭爆發以後，中國的社會矛盾發生了變化，民族矛盾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在整個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從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和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全局利益出發，在對外政策的理論和實踐上，都把建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統一戰線作為其總政策。這個總政策的基本原則是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的侵略。也就是說，從戰略方麵考慮，當時的中國不僅應當與蘇聯相聯合，而且也應該根據可能與那些願意為保持和平而反對新的侵略的帝國主義國家建立關係，共同反對日本侵略者。正是出於這樣一種考慮，中國共產黨改變了對美政策，第一次把美國當成自己的聯合對象。但是由於種種原因中國共產黨的對美政策也曾出現過反複，然而總的說來，整個抗戰時期，共產黨的對美政策都比較積極。

一

從1935年底，中國共產黨召開瓦窯堡會議至1939年蘇德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這是中共對美政策的第一個時期。作為建立太平洋國際抗日統一戰線中的一部分，中共對美政策是聯美抗日。

1935年，日本繼侵占中國東北之後，又進一步向華北擴張，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中華民族的生存受到極其嚴重的威脅，同時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在華利益也受到嚴重的損害。麵對新形勢，中共審時度勢，及時調整了自己的對外政策。12月，中共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深刻分析了國內外形勢，會議製定了建立最廣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並就對外政策作了重大調整，明確指出，應當“同一切和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賣國賊相反對的國家、黨派甚至個人，進行必要的諒解、妥協。建立國交，訂立同盟條約”。瓦窯堡會議第一次比較明確地提出有可能、有必要直接利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與英美等西方國家發展某種聯盟關係。中共的抗日聯美政策就此確立。這較之“九一八”事變後的排斥、反對聯美的政策，無疑是一大進步。

中共雖然提出了聯美政策，但是由於國民黨的嚴密封鎖，我黨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幾乎沒有任何聯係，這種隔絕的狀態，使中共製定的對外政策很難發揮其效應。在這種形勢下，為了打開外交局麵，把中共的政治主張和對外方針從延安傳向全中國，乃至全世界，中共首先打開了民間外交的通道。從1936年開始，中共決定邀請西方人士特別是美國記者到陝甘寧根據地訪問，這年秋天，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有幸成為第一人。

從1936年7月到10月，斯諾在陝甘寧根據地訪問了92天，行程1000多裏，多次與中共領導人長談，詳細了解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曆史和現狀，及當時我黨的各項對外、對內政策。此外斯諾還主動要求到前線了解紅軍的情況，掌握了豐富的關於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第一手材料。在返回北平後，根據這些材料，斯諾不但連續在國內外各種報刊上發表了大量“給人留下難忘印象的”有關我黨我軍的報道，而且在不久之後出版了《紅星照耀中國》，這是第一本以第一手材料全麵報道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紅軍和蘇區的專著。這本書在美國和全世界都引起了巨大震動，使他們第一次了解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真實麵目。

在延安期間，毛澤東也多次同斯諾長談。在同斯諾的談話中，他全麵闡述了中共的對外政策及對美政策。針對美國，毛澤東指出：“有一些目光短淺的美國政治家以為中國的滅亡與他們無關。我們共產黨人認為這是一種對於實際情況的錯誤認識，實際情況是美國的東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緊密聯結在一起。但是，隨著曆史麵貌的進一步暴露，我們相信他們會放棄孤立主義政策，美國將覺悟到它在太平洋的真正責任是同直接威脅美國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國主義作鬥爭。”從談話中也看得出來，當時毛澤東對中美關係的發展持樂觀態度，稱美國為“反戰國家”，認為中美雙方在反對日本侵略和擴張的問題上具有共同的利益，形勢注定美國政府要對中國和日本的未來起非常積極的作用。毛澤東還估計到美英等國為著自身的利益將反對國民黨的對日妥協，並暫時地讚助中國的統一與和平。

毛澤東同斯諾的談話十分鮮明地表達了中國共產黨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高度聯合蘇聯及英美等國反對日本侵略的外交政策，準確地把握了反法西斯鬥爭未來的趨向，顯示了共產黨人非凡的預見性。毛澤東的這些談話，由斯諾向國際社會報道，“起了具有重要世界曆史意義的作用，因此它推動美國以至世界輿論接受共產黨作為盟友參加反對國際侵略的鬥爭”。“七七事變”發生後，中共毫不猶豫地提出要立刻實現抗日的積極外交——同英、美、法、蘇等國訂立各種有利於抗日救國的協定，讚成國民政府在抗日方麵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反戰國家合作，至此，開始了中共的抗戰外交時期。

二

從1939年到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這一時期中共對美政策出現了反複。從1939年——1940年，中共再次提出全麵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對美政策的主要內容是反對美國綏靖日本，反對美國支持國民黨反共。主要原因就是當時國際上出現了英美對日妥協的傾向，與此同時國共關係惡化，中共認為美國在背後支持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不過從1940年夏至1941年夏，中共又重新調整了對美政策，提出不應反對利用美日矛盾。再次確立了抗日聯美政策。

1939年夏秋之際，國際形勢發生急劇變化，中共對美政策隨之發生變化，開始放棄原先確立的抗日聯美政策，再次提出全麵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

自抗戰開始後，中共就期望英美等國能從維護自身在華利益出發積極製裁日本，打擊日本，與中國結成反日統一戰線。但是直到1939年中，在這一問題上，英美兩國不僅沒有采取過重大行動，相反妥協之風再次刮起。1941年4月，在美日官方談判中，已宣稱過對中國實行“中立”的美國，竟答應對蔣介石“勸告和平”，要中國“承認偽滿洲國”，要“蔣政權”與“汪政權合並”。美國幫助日本獲得石油、錫、橡膠等作戰物資，美國則要求日本“在西南太平洋的發展，保證不訴諸武力，而爭取和平手段。”我黨敏銳地認識到，這是“遠東慕尼黑的死灰複燃”。並告誡國人：“遠東慕尼黑的車輪，是隨著西方戰爭的緊張而加速的轉動著，我們的偉大民族的抗戰，有被人出賣的重大危險。”

有鑒於此，中共就把政策的重點轉移到反對形形色色的妥協活動上來。按毛澤東的看法，國際投降主義者和中國投降主義者是帝國主義正在組織的“兩支戰略同盟軍”，前者用以包圍中國外部，後者用以迂回中國內部，不打退這兩支敵人的戰略同盟軍，中國抗戰就沒有什麽相持階段可言。因此，警惕和反對英美可能的對日妥協活動就成為中共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內容，於是在國內掀起了反對“東方慕尼黑”鬥爭的高潮。

與此同時，國共關係惡化。蔣介石的抗日是被迫的，所以對中共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的發展十分恐懼。抗戰初期國民黨當局希望借一時的堅決抵抗，爭取國際幹預以解決中日問題，然而這種幹預的局麵並未出現。1938年10月，抗戰進入相持階段，日本調整其對華侵略政策，對國民黨當局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一方麵扶持傀儡，另一方麵加緊誘降國民黨當局。在日本誘降政策的影響下，12月，汪精衛公開投敵，國民黨當局的妥協分裂傾向日益加強，蔣介石積極推行“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政策，加緊反共摩擦，企圖限製、打擊和消滅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中共領導人認識到國民黨當局的妥協傾向的出現，是同國際形勢中的消極因素密切相關的，中共對此嚴正指出：“日美妥協，犧牲中國，造成反共反蘇局麵的東方慕尼黑的新陰謀，正在日美蔣之間醞釀著，我們必須揭穿它，反對它。”中共中央在宣傳中開始特別強調自力更生原則和蘇聯援助的重要性。並再一次提出“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1939年斯諾又一次訪問延安。在與毛澤東討論國際問題時，毛澤東明確表示：“現在世界革命的口號已變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用革命戰爭擊敗反革命戰爭；用革命戰爭支援人民革命戰爭；支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革命戰爭。”從這以後中共沒有再提出與英美建立反日統一戰線的問題，一直到蘇德戰爭爆發。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宣告蘇聯依靠孤立自保和綏靖來維護自身安全政策的徹底破產，同時戰爭也危及到其他西方國家。英美蘇三國終於站在反法西斯主義立場上聯合起來了。

蘇聯迅速改變了政策，重新提出建立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的口號。共產國際也向各國共產黨發出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指示。中共中央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指示，於1941年6月23日向全黨發出了指示——《關於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指出：“目前共產黨人在全世界的任務是動員各國人民組織國際統一戰線……一切力量須集中於反對法西斯奴役。”“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國家一切反對德意日法西斯統治者的人們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這就表明中共終於放棄了歐戰爆發後一直堅持的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而將鬥爭的矛頭集中於德意日法西斯國家而不是英美等國，這無疑是正確的，反映了當時國際鬥爭的現實。

三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共對美政策一直是在共同抗日和民主的基礎上積極爭取與美國合作。不過直到1944年初，美國才對此作出響應。當年夏季，在代號為“迪克西使團”的美軍觀察組抵達延安之後，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提出了“放手與美軍合作”的方針，中共的對美政策更加積極。與此同時，美國羅斯福政府基於軍事和政治的雙重考慮，作出了與中共建立正式官方聯係的決定。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拉開了太平洋戰爭的序幕，美、英、加拿大等20餘國正式加入反法西斯的行列，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猶如一輪朝日，開始躍出地平線。麵對此形勢，中共中央立即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太平洋戰爭的宣言》和《中共中央關於太平洋反日統一戰線指示》，從這兩個文件中可以看出中共的對外政策引人注目的變化。宣言明確指出：英美等的對日宣戰，特別是美國參戰，使美國在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及中共國際統一戰線政策——太平洋反日統一戰線中的地位已明顯不同，英美等的抗日戰爭是“正義的解放的戰爭”，主張“中國與英美及其他抗日諸友邦締結軍事同盟，實行配合作戰，同時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統一戰線”，強調“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對英美的統一戰線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與此同時，美國從自身利益考慮，開始重視中國問題中的中共因素。自太平洋戰爭以來，美國對地處抗日戰略要地的中共武裝極為重視，一直試圖從軍事上建立與中共的合作關係。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羅斯福政府最先從中國的抗日戰場感受到中共力量的存在。抗戰中後期，美軍為轟炸敵後日軍迫切需要中共軍隊提供情報和營救降落在敵後的美國飛行員。為最後擊敗日本，美軍曾擬在東北、華北沿海登陸作戰，此舉也需要中共軍隊配合。1941年至1945年，美國政府陸續收到了美國外交界、政界、軍界一批駐華訪華人員發回的一批批有關中國的報告。這些來自美國人筆下的關於中國國共力量的對比報告，以極強的反差，揭示了一個無法否認的結論，即中國共產黨不僅是中國抗戰的中流砥柱，而且也將成為中國戰後的決定性力量，美國對華政策必須充分正視中共因素的存在。

美國政府正是基於自身的考慮，作出了與中共建立正式官方聯係的決定。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美軍觀察組在美軍上校包瑞德領導下，分兩批飛抵延安。這種官方聯係的建立，為中共與美國政府之間的直接對話打開了通道。中共領導人十分重視這一機遇，並對這一事件給以極高評價，稱美軍觀察組的到來是中共外交工作正式開始的標誌。毛澤東還親自修改了《解放日報》的社論，在原稿標題“歡迎美軍觀察組”之後加上“的戰友們”四個字，並在社論中指出，觀察組的到來，“是中國抗戰以來最令人興奮的一件大事”。1944年9月9日，毛澤東和劉少奇指出：“放手與美軍合作，處處表示誠懇歡迎，是我黨既定方針。”為了推動與美軍的合作，毛澤東在1944年8～9月間指示山東八路軍迅速向美軍提供有關青島、煙台、連雲港等地日本海軍的各種情況；毛澤東還批準陳納德率領的美軍駐華第14航空隊在新四軍五師所轄範圍內設立一個無線電網。中共不僅根據指示精神製定了更加積極具體的對美政策，還提出了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繼續國際統一戰線的可能性，開始把在平等互利基礎上與美國合作作為一項長期政策來加以考慮。

綜上所述，抗戰時期為了完成打敗日本帝國主義這個首要任務，為了聯合國際上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建立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的對美政策表現得非常積極，中間雖然有反複，但是最終和美國建立了正式的官方外交關係，也使中共最終突破解放區狹小的天地，走向了世界政治鬥爭的大舞台，並逐步發揮它日益重要的作用。

（作者單位：昆明師範高等專科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