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曆史轉折

第十一章 抗日戰爭與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成熟發展

　　馬經

本文試圖說明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形成之所以萌芽於20年代中期而形成於40年代初期並在抗日戰爭中後期才發展成熟，與抗日戰爭時期運動變化著的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緊密相關，與這個時期中國社會階級矛盾和階級關係的特殊運動變化緊密相關。

一

毛澤東於1926年3月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第一句話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末一句說：“我們要分辨真正的敵友，不可不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這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最基本的思想方法。毛澤東在其後的革命實踐和理論著述中，從未離開這個方法，也就是說，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他們對於中國革命（主要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認識，是建立在對各個時期中國社會各階級的認識基礎上的。

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對現階段階級矛盾和階級關係的認識是模糊的，因而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認識也是模糊的。中共“一大”通過的黨綱規定黨在現階段的任務是“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消滅資本家私有製”。這實際上是把社會主義革命作為現階段的革命了。1922年5月，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的宣言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大會通過的綱領，即改變了“一大”的提法，指出國際帝國主義和本國軍閥是現階段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6月15日所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詳盡地分析了中國近代政治狀況，正確地闡明了現時中國的社會性質和階級狀況。7月召開的中共“二大”，提出了中國革命要分為兩個階段的思想。但仍認為無產階級參加民主革命，是處於“幫助”和“援助”的地位，而不是領導的地位，無產階級成為“革命領袖軍”是將來的事。此後一直到“六大”，其間盡管黨內一些同誌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無產階級領導權、農民同盟軍等問題上提出了許多正確的思想，但全黨的認識並不是統一的，在許多問題上存在著重大分歧。所以黨對中國革命性質長期都沒有一個準確的概念和定義。這項理論概括工作是到了“九一八”事變後8年、“盧溝橋事變”後2年多才由毛澤東同誌完成的。193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說道：“現時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我們稱這種革命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個“所謂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接著毛澤東又在《新民主主義論》這一著作中對“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一概念的豐富內涵進行了充分而詳盡的理論闡述，從而形成了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科學體係。但毛澤東對於中國革命的理論認識並沒有到此完結。因為“人民大眾”到底包括哪幾個階級還沒有完全弄清，在革命的階級對象裏，“官僚資產階級”這個至關重要的階級還沒有包括進去。這兩個問題經過了抗日戰爭、戰後和談和和談破裂這樣一個過程，到1948年初才全部搞清楚。3月1日，毛澤東在《關於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士紳問題》和黨內指示中宣布：“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這就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當前曆史階段的總路線和總政策。”

二

上述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創立過程表明，新民主主義理論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的革命鬥爭實踐中總結概括出來的。盡管“二大”的有關重要文獻表明，黨在列寧關於民族和殖民地理論的指導下，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比之“一大”有了質的飛躍。但這項任務的最後完成，卻經曆了—個很長的過程，其中包括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幾個階段。周恩來同誌曾回憶說，關於中國社會狀況和革命性質的問題，直到“六大”還是個很嚴重的問題，當時甚至不清楚是以革命任務還是以階級關係來決定革命性質。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創立過程之所以如此，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中國社會階級矛盾和階級關係的運動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這個過程。從中共“二大”到“六大”，黨內在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動力、對象、領導者等問題的認識上的分歧，根源就在於對中國社會階級矛盾和各階級關係的認識上。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上述基本問題的認識也並非一開始就全麵、正確、深刻。這是因為中國社會複雜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關係的全麵的、充分的、完整的暴露和人們對它的認識都是需要一個長久的過程和多次反複才能完成的。在這個過程中，無產階級和其他各階級對於中國革命的關係，都是不斷變化著的，不經過曆史發展的某種周期，不經過反複的比較和正反麵事實及經驗的對比，是不可能形成完整、正確的認識的。並且這當中還有個主觀上是否注重對這些階級關係及其變化規律進行觀察研究的問題。毛澤東同誌正是具備了這種主觀條件的代表。

在大革命時期，由於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建立，國民黨內左、右派的存在，國民革命旗幟下各階級對農民的態度，各革命階級在聯合反帝反封建問題上的分歧，各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都還比較模糊。因此對中國革命性質的表述是不完全不準確的。從黨的“二大”提出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務，“三大”決定和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實行合作，到“四大”及以後黨內一些人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和農民同盟軍思想的過程表明：在革命的高潮時期，在曆史的轉折關頭，在社會的大動蕩中，中國社會階級矛盾和階級關係變得比較明朗，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的認識不斷發展，特別是在大革命後期認識大發展的客觀基礎。但如果不注意、不了解各階級之間的複雜關係及其變化規律，那麽無論處在什麽曆史條件下，也不可能正確認識中國革命。陳獨秀等即是這樣的代表。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黨對中國革命的認識之所以有了突破性的發展，是因為黨對這個時期各階級的關係變化有了深一步的了解。特別是民族資產階級對於工農階級和民主革命的關係上所顯示出來的那種呈周期狀的變化，為黨認識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麵性提供了—個很好的實例。毛澤東在論述民族資產階級時，就用了這樣的實例。可以說，如果沒有民族資產階級在1924年至1927年參加了革命，隨後投到了反革命營壘，1931年“九一八”後又開始傾向革命這樣一個周期變化，也就不會有對民族資產階級兩麵性的認識和對無產階級領導權在民主革命中的極端重要性的認識。正是隨著革命的轉折、起伏而顯示出來的各階級之間的矛盾、關係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立場的變化，為黨透過複雜現象去把握階級關係的運動和變化規律，提供了充分的經驗材料，從而能夠對中國革命的一係列重要問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概括。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隨著階級矛盾和階級關係所發生的新變化，黨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本質有了更充分的認識，從而促使新民主主義理論進一步豐富、完善而達到了成熟。抗戰爆發後，舉國上下除了一部分最反動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其他民族敗類充當漢奸之外，都投入到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中，這就組成了“人民大眾”的概念。抗日戰爭像放大鏡一樣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本性以及階級關係的實質和核心問題清晰地展現在人們眼前，再加上近20年來所積累的對中國社會階級矛盾和階級關係的認識經驗，就使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有可能在理論上徹底突破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束縛，將中國革命的經驗上升為科學理論，從而完成新民主主義理論體係的創建工作。經過八年抗戰之後，在中華民族麵臨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決戰關頭，階級鬥爭比任何時候都複雜，階級陣線卻比任何時候都分明了。正確認識階級關係和把握階級鬥爭，此時比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這成為了毛澤東等把新民主主義理論發展到完善的動力和契機。通過把握抗日戰爭之前、之中、之後階級關係的劇烈變化，毛澤東在革命的階級動力問題上，認識到民族資產階級可以整個的成為人民大眾的組成部分，從地主階級分裂出來的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開明士紳，其他愛國分子，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也都可以屬於人民大眾的組成部分。在革命的階級對象方麵，認識到必須把官僚資產階級包括進去。這樣，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理論問題才全部搞清楚了。

（作者單位：雲南民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