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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六十年勝利的反思
羅越先
一、有關研究和宣傳教育缺位
抗日戰爭，如果以“九一八”事變為起點，到1945年的勝利，隻是14年的一個艱難曲折、危難和流血犧牲的過程。在中華民族的曆史長河中僅隻是一瞬間而已，然而就中華民族的曆史來說，從來沒有哪一段曆史能與抗日戰爭這一段沉重而危難的曆史相提並論，因為這是中華民族從數百年的不斷衰落到開始複興的曆史大轉折，它使中國作為反侵略戰爭的戰勝國開始走向了世界。對於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我們今天作怎麽樣的評價都沒有過分，任何稍有理性的人都不難發現，中華民族的複興就是以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為重大轉折，從勝利的那一天開始，我們這一古老的東方民族，翻開了我們輝煌曆史的新篇章。然而我們也發現，對於這一段熱血、眼淚與充滿危難和沉重的14年曆史，我們的研究和宣傳教育所做出的努力是非常蒼白的，在那一段曆史麵前，今天的很多人都應該感到慚愧和內疚。
雲南的很多人都知道滇西抗戰和中國遠征軍出國作戰以及滇西反攻戰，但更多的雲南人不清楚抗日戰爭中數十萬雲南籍將士在抗日前線浴血疆場、前仆後繼的可歌可泣的事跡。2000年的一個夏天，我到台兒莊采訪當年六十軍在台兒莊戰役中的事跡，出乎我的意料，台兒莊大戰紀念館中關於台兒莊戰役的介紹非常不完整，所有圖片和文字中沒有一個字提及六十軍的英勇頑強和在戰役中的重大犧牲。當時我仿佛受到了重重的一擊，曆史難道就這麽無情？這對在台兒莊戰役中犧牲了近一萬四千人、受傷近六千人的六十軍來說是非常不公正的，對雲南各族百姓來說也是非常不公正的！我當時找到館長侯修謙先生談了我的看法，包括紀念館對台兒莊戰役介紹的不完整和有誤的地方，我也談了我的意見。侯館長同意我的看法，也談了他的難處和無奈。後來，雲南黃埔分會集會時也談到台兒莊戰役中曆史對六十軍的不公，很多人都憤憤不平。雲南的很多人看過電影《血戰台兒莊》，不少人都會問為什麽電影中沒有反映六十軍在台兒莊與侵華日軍最精銳部隊第五師團殘酷作戰的情景？今年的8月初，我和雲南電視台《今日話題》欄目的李立元、姚潔、江濤一起再次到了台兒莊，拍攝紀錄片《血色高原正氣詩》中的相關內容，我們再次進入台兒莊大戰紀念館，所見的展品和介紹依然和我當年所見的沒有絲毫區別，失望之餘我想通了一個道理：不能抱怨別人，隻能怪我們自己在研究和宣傳教育方麵做得太少。《血戰台兒莊》是廣西人編劇、廣西電影製片廠拍攝製作和投資的電影，當然隻寫廣西人的事，不可能有描寫雲南部隊的鏡頭！說我們在抗日戰爭的研究和宣傳教育方麵做得不夠，我深有體會。去年5月，中央台《抗戰》紀錄片攝製組的人來到雲南，他們中的人可能讀過我和楊新旗寫的《太陽泣血》，不知怎麽找到我的電話，我當時在蘭坪，他們在電話中問了我很多台兒莊戰役的問題。我闡述了自己的看法，尤其是談了六十軍對台兒莊戰役的重大貢獻。讓我欣慰的是，今年8月25號晚播出的紀錄片《抗戰》，其中台兒莊大戰部分首次談到了六十軍，談到了雲南軍隊，談到了雲南士兵與日軍坦克搏鬥的悲壯往事。60年來，我們對14年的抗日戰爭作了多少研究？作了多少宣傳教育？我們的曆史教科書中有多少字談到了全民族的抗戰和犧牲？抗日戰爭的勝利與地雷戰、地道戰和敵後遊擊戰有關，但抗日戰爭的勝利不是靠地雷戰、地道戰和敵後遊擊戰取得的！它是全民族的抗戰，是全中華民族統一戰線的抗戰，是正麵戰場與敵後戰場互相配合的抗戰，是全中華兒女和國際反法西斯同盟共同對敵的抗戰，抗戰的勝利是中華民族的勝利，是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勝利。離開了這些而空談抗戰是沒有意義的，離開了全民族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談抗戰的勝利更是背離曆史的。
14年的抗日戰爭，雲南籍將士幾乎參加過所有正麵戰場的正麵戰役和敵後作戰，從白山黑水到黃河之濱，從太行山到長江流域，從東海邊到怒江和緬北。他們當中有講武堂畢業的高級將領，有討袁護國和北伐時期的名將，有愛國青年學生和無數雲南各少數民族子弟，正是他們成了我們民族的脊梁，和中國共產黨和全中國人民一起撐起了危難的中華民族，使我們民族避免了亡國的曆史大悲劇的出現。由於曆史的原因和過去受各種錯誤的幹擾，我們對於他們知之很少，宣傳不多，更沒有把他們的英雄事跡拿來教育後人，這是一種嚴重的曆史缺失。我們的抗日戰爭研究和宣傳教育，應該對此有所作為。抗日戰爭期間，龍雲在昆明下馬村，現旅遊學校後麵的山上，即後來的昆明第一國營農場內為六十軍在台兒莊戰役中陣亡的將士修建了一個衣冠公墓。抗戰勝利不久，昆明圓通山內，修建了兩座紀念碑：一座為第八軍修建的“滇西戰役陣亡將士紀念碑”，一座為昆明城防司令部出資修建的“緬甸戰役中國陣亡將士紀念碑”。但是這些紀念和緬懷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流血犧牲的先烈們的標誌物都先後被毀壞了。中華民族不是善於忘記曆史的民族，我們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認識到這一勝利是中華民族走向複興的轉折時，應該記住所有為這一勝利流血犧牲的每一位先烈，現在是到了還他們曆史真麵目的時候了。
二、對戰敗國的懲治不力
對於戰敗國日本，我們曆來強調中日友好；對日本的戰爭罪行和對中華民族的傷害揭露及清算得不夠，當然更談不上對戰敗國的懲治。很多中國人都記得，人類的腳步剛剛踏入本世紀的新門檻，愛好和平的人們以從來沒有過的熱情和喜悅迎接新一個世紀的到來時，突然從日本的大阪傳來了一陣與我們的世紀嚴重不和諧的噪音，它是那樣的刺耳，又曾經是那樣的似曾相識。
公元2000年的元月23日，日本的一些人，據報道說是右翼團體的人們。他們在大阪國際和平中心舉行“20世紀最大的謊言——‘南京大屠殺’徹底檢證集會”，在這座大阪市出資修建的和平設施裏徹底地否認南京大屠殺。還在集會之前，許多新聞媒體就已經報道了一些日本人的這一舉動，深受日本野蠻侵略的中國人對此提出了抗議，日本外相卻用“雜音絕非日本國的主流”，“不能壓製言論自由”的外交辭令作了答複，日本政府也沒有幹涉、阻止此幕醜劇的上演。
細心的人們也沒有忘記，在這一集會將要進行的時候，日本最高法院也在這一時候宣判揭露南京大屠殺真相的東史郎敗訴，兩者在時間上是如此“巧合”，是不是日本最高法院也受右翼團體操縱，日本國民就如此甘願接受右翼團體對法律的操縱？因為司法獨立，政府無權幹預，看來日本政府不可能管得了右翼分子在日本侵華戰爭問題上的上躥下跳。
沒有忘記中華民族在曆史上所受的那些屈辱的中國人還記得，侵華日軍曾經在中國領土上高舉著太陽旗，唱著名為《君之代》的日本國歌肆意屠殺中國人，侮辱中國女性。而在一些日本人集會否認南京大屠殺之前，日本正式宣布采用太陽旗為國旗，《君之代》為國歌，重新審議和平憲法，將日本法庭受理的數十件戰爭賠款案全部判為受害者敗訴等等，這不是讓我們感到：鬼子要來了嗎？
來自日本本土的那些與中日友好的曆史不和諧的噪音不知有過多少次了。每次中國人都是憤怒和抗議。很明顯，日本人的這些舉動無不帶有戲弄中國人的味道，而且具有越來越頻繁和檔次越來越高的趨勢。
回顧中日兩國關係正常化以來的兩國關係，可以說一直都是穩步發展的，雖然免不了有些小波瀾，但基本上沒有什麽大風大浪。從兩國關係正常化開始，中國政府就以一種寬宏的姿態宣布放棄對日戰爭賠款的要求。但是此舉並沒有得到日本人的理解和讚賞，相反日本的不少人和團體卻以此作為日軍在華期間沒有給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損失的證據。首先是日本文部省修改了學校的教科書，把日軍對中國的侵略改為“進入”。中國政府先後於1982年、1985年和1986年，一直到今年都對日本文部省的做法以及曆屆首相以官方身份到靖國神社祭奠日軍軍人，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後來又是釣魚島問題、“光華寮”所有權問題的爭執等等。我們總是把來自日本的這些噪音歸為少數“右翼”分子所為，以至於到了公開否認南京大屠殺醜劇的出現。實際上，日本的右翼團體並非隻是少數人的行為，它代表了相當數量的日本人的心理，就像當年的軍國主義。今年的日本投降日那天，到靖國神社參拜的日本人排起的隊伍有200多米長，超過了任何時期的任何—天。
不知什麽時候起，中國人對日本人的教訓隻能寄希望於電視劇和電影作品。現實生活中我們很少對日本人的挑釁進行過強有力的反擊，甚至我們還把當年的野獸當做友好人士來盛情接待，當然真正懺悔和用行動進行反思者例外。也就是說，我們對日本所犯的罪行從來就沒有徹底懲治過。這裏有國際的原因，也有國內的原因。1946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審理日本戰犯，中國法官梅汝璈博士和他的助手們作為中華民族的代表參加了法庭對戰犯的審判，他和他的助手們表示一定要為受害的同胞們討回一個公道。但是美國出於它戰後與前蘇聯抗衡的目的，企圖扶持日本成為受美國控製的一種力量，支持各國法官引用本國法律來量刑，從而想讓一些日本戰犯逃脫正義的製裁。梅法官和他的助手們當時表示，如果不能使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東條英機、鬆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等戰犯處以極刑，他們將全體投海自殺，否則難以麵對上千萬中華民族的冤魂。法庭進行了長達兩年多的調查、取證，於1948年11月宣判，處以第一批日本28名甲級戰犯中的東條、廣田、鬆井、板垣、土肥原、武藤、木村絞刑，並於同年12月23日黎明執行。為避免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對他們的朝拜，這7名戰犯的骨灰被美軍全部撒進大海。其他戰犯如東鄉茂德判有期徒刑20年，重光葵判有期徒刑7年，其餘處以無期徒刑。
日本甲級戰犯共有70名，都先後於1945年被盟軍逮捕，但由於美國對日本的縱容，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隻審理了其中的28名，其餘都被美軍於1948年前後全部釋放。遠東國際法庭也自行解散。
按國際法規定，乙級和丙級戰犯都押回受害國受審。在中國製造“三光政策”的岡村寧次等262名日本戰犯被押回中國受審，但是除了於1947年對南京大屠殺事件的主犯之一穀壽夫、殺人狂野田吉、田中軍吉等凶手及女間諜川島芳子處以死刑之外，對其餘在押服刑的日本戰犯，包括岡村寧次，在美國的授意下，都被蔣介石政府於1949年初送回日本。
由於國際國內的原因，中華民族對日本戰犯的懲治是不徹底的。中國政府也從來沒有就這一問題聽過中國老百姓的意見，代表人民的政府不知為何在這些問題上沒有聽聽中國百姓的觀點。侵華戰爭期間日軍在中國殺了多少平民，迫害了多少中國婦女，掠奪了多少中國財產？或者說我們國家之所以與發達國家在經濟上的差距是否也有日本掠奪中國財富的曆史原因？公元2000年4月18日，法國政府公布了納粹德國掠去的猶太人財產清單，成立了專門機構進行理賠。相比之下，我們是不是做得還很不夠而愧對數千萬死於日軍之手的同胞們的冤魂？來自日本國內的那些與我們兩國曆史不相吻合的一浪比一浪高的噪音，是否與我們自己做得不夠大有關係？據報道，中國民間的一些團體也在組織中國受害者向日本提出索賠要求，但幾次都被日本法院駁回了訴訟請求，致使索賠無門。難道世界上就沒有了公道可言？
日本時時以受威脅的姿態站在世人麵前，盡管曆史證明誰也沒稀罕過日本的領土。老舍先生曾把日本說成是，“一根炸爛的油條”，從來沒有哪個國家去威脅過這根“爛油條”。雖然如此，但日本總是要唱“日本受威脅”的調子，18世紀以前，它認為是中國威脅它，明治以後又說是俄羅斯，二戰之後它又說是前蘇聯和中國。現在它又重彈“中國威脅論”。日本的一些人為了要抑製中國，還粗暴地幹涉中國內政，支持“台獨”，甚至拚命擴充軍備，成為世界上軍費開支最大的國家……
日本成了經濟大國、軍事大國，但是讓日本感到遺憾的是，它不是一個具有悠久曆史的文化大國、文明大國。為了成為所謂的大國，日本文化界最近還爆出了這樣的醜聞：為了表明日本曆史的悠久，日本考古界居然作假！20年前，日本宣稱發現了10多萬年前的石器遺址。後來又宣稱在日本各地相繼發現了50萬年和70萬年前的舊石器遺址。尤其可笑的是，隨著所謂石器遺址的發現，日本曆史教科書中所謂的日本文明也由此不斷地向前推進。最近，日本《讀賣新聞》不得不公開承認：日本考古界存在著可悲的造假行為。這說明了什麽？這個東方的民族是不是有點可悲和可憐，是如此不敢麵對自己的所有曆史，為了成為大國，對自己的曆史和文明也敢於“改造”，日本還有什麽不敢的？進入8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走向了好轉，日本開始對中國玩起了手腕，不斷對中國進行戲弄。
日本為什麽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戲弄中國？
有人說，日本高度發展的經濟，使得日本成為一個長著肥碩身材而腦袋極小的畸形怪物。這話有一定道理，因為日本最怕受害國的人民再談那一幕幕不堪回首的往事。現在的日本仍然和當年的日本一樣，心理不健全，它有一顆天生就怯弱的心。它從來不敢正視過去、正視曆史，它總是千方百計在掩蓋和躲藏。當它有了經濟上的霸主態勢時，它也就開始自我膨脹，最近幾年日本的所作所為無不表明這樣的事實。以前，當中國進行核試驗時，日本政府就曾經以停止對華援助來向中國施加壓力。1996年，當我國在台灣海峽進行演習時，日本政府決定推遲原定舉行的第四批對華貸款的磋商，再次向中國施加壓力。1998年底，當江澤民主席在日本訪問期間，數十個日本右翼團體進行示威遊行，高叫“停止對華貸款”等口號，無不表明其以施舍者自居的醜惡心態。
據媒體報道，2000年1月21日，旅美藝術家李自健以“人性與愛”為題的環球油畫巡回展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藝術大廳開幕，他有一幅題為《南京大屠殺》的巨作，被藝術評論界稱為“偉大的寫實主義作品”。就是這樣一幅作品卻沒有得到展出。其原因在於日本人知道李自健的作品將要展出的消息後，通過各種渠道向國際油畫組織施加壓力和影響，要求取消這一藝術活動，但沒有達到其陰暗的目的。日本人的陰謀落空之後，並沒有死心，而是通過外交渠道，向主辦這一展覽的荷蘭蘇富比公司施加壓力，取消這一作品的參展。蘇富比公司隻好作了讓步。因為蘇富比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藝術品收藏和拍賣公司，日本人經常出高價收購蘇富比公司的拍賣品，為了自己的商業利益，公司隻好作了讓步。日本的這一做法，隻能說明外表上的強硬掩飾不了內心的膽怯。
然而，日本讓中國人憤怒的同時，中國也有難言的苦澀。據有關部門公布的數字，對日本而言，中國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貿易國家，1999年，雙邊貿易額高達662億美元。日本也是最大的對華投資國，到1998年底為止，日本對華投資額累計達219億美元。日本還是最大的對華援助國，在中國接受的雙邊援助中有一半來自日本。據《南風窗》雜誌報道，日本駐華使館還曾經列出了一份很長的讓每一個中國人看了都很不舒服的賬單：
中國國內的電氣化鐵路，有3842公裏相當於其總長度38%是利用日元貸款修建的；日本對華無償資金援助按協議金額為1050億日元，項目遍布國防以外的所有領域。還有數百名日本專家在華進行轉讓技術的活動，約有800名中國人在日本及世界各國接受由日本提供經費的學習研究……
一百多年前，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們提出了這樣一個讓國人振奮的口號：師夷長技以製夷。為了不再讓鬼子進村，我們在記住曆史、記住所受的恥辱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寬恕日軍侵華期間犯下的所有罪行。我們在對過去進行反思的同時，我們還要向前看。在認識到日本民族的各種劣跡的同時，也要看到其民族的優點，否則日本不會成為經濟大國。我們要主動地向別人學習，包括向傷害過我們民族的所有先進國家學習。1995年，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之際，荷蘭女王說過這樣幾句話：永不原諒，永不忘記，但是要向前看。
三、雲南對抗戰勝利所作的貢獻沒有得到
全麵的研究和評價長期以來，我們對雲南在抗日戰爭中所作的貢獻的研究停留於滇緬公路、滇緬鐵路、“駝峰航線”和滇軍出省作戰、滇西反攻等方麵，沒有從抗日戰爭的各個戰場中梳理出雲南的線索。有些問題是我們研究中的盲區，有些問題是由於曆史的原因，而有的問題則和我們的研究視點有關，但不能因此說我們的研究已經到位了。比如說楊傑將軍，我們隻知道他在抗日戰爭初期出任中國政府駐蘇聯大使，這一時期蘇聯的援華與他任大使有密切關係，但長江上的馬當要塞、田家鎮要塞的修建以及在武漢會戰中的作用與楊傑的關係就沒有人關注。再比如，陸軍88師師長趙定冒、33師副師長王甲本、294旅副旅長龔傳文等率部參加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的事跡，南京保衛戰中幾乎全部戰死的教導二團的雲南籍士兵等方麵的研究幾乎沒有人注意。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年了，我們雲南對戰爭的貢獻和為戰爭的勝利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巨大，可遺憾的是這些貢獻和代價一直沒有得到相應的評價。
以上簡淺的看法僅隻是我個人的一點不成熟的思考，不足之處，希望批評指導。
（作者單位：雲南師範大學）
一、有關研究和宣傳教育缺位
抗日戰爭，如果以“九一八”事變為起點，到1945年的勝利，隻是14年的一個艱難曲折、危難和流血犧牲的過程。在中華民族的曆史長河中僅隻是一瞬間而已，然而就中華民族的曆史來說，從來沒有哪一段曆史能與抗日戰爭這一段沉重而危難的曆史相提並論，因為這是中華民族從數百年的不斷衰落到開始複興的曆史大轉折，它使中國作為反侵略戰爭的戰勝國開始走向了世界。對於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我們今天作怎麽樣的評價都沒有過分，任何稍有理性的人都不難發現，中華民族的複興就是以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為重大轉折，從勝利的那一天開始，我們這一古老的東方民族，翻開了我們輝煌曆史的新篇章。然而我們也發現，對於這一段熱血、眼淚與充滿危難和沉重的14年曆史，我們的研究和宣傳教育所做出的努力是非常蒼白的，在那一段曆史麵前，今天的很多人都應該感到慚愧和內疚。
雲南的很多人都知道滇西抗戰和中國遠征軍出國作戰以及滇西反攻戰，但更多的雲南人不清楚抗日戰爭中數十萬雲南籍將士在抗日前線浴血疆場、前仆後繼的可歌可泣的事跡。2000年的一個夏天，我到台兒莊采訪當年六十軍在台兒莊戰役中的事跡，出乎我的意料，台兒莊大戰紀念館中關於台兒莊戰役的介紹非常不完整，所有圖片和文字中沒有一個字提及六十軍的英勇頑強和在戰役中的重大犧牲。當時我仿佛受到了重重的一擊，曆史難道就這麽無情？這對在台兒莊戰役中犧牲了近一萬四千人、受傷近六千人的六十軍來說是非常不公正的，對雲南各族百姓來說也是非常不公正的！我當時找到館長侯修謙先生談了我的看法，包括紀念館對台兒莊戰役介紹的不完整和有誤的地方，我也談了我的意見。侯館長同意我的看法，也談了他的難處和無奈。後來，雲南黃埔分會集會時也談到台兒莊戰役中曆史對六十軍的不公，很多人都憤憤不平。雲南的很多人看過電影《血戰台兒莊》，不少人都會問為什麽電影中沒有反映六十軍在台兒莊與侵華日軍最精銳部隊第五師團殘酷作戰的情景？今年的8月初，我和雲南電視台《今日話題》欄目的李立元、姚潔、江濤一起再次到了台兒莊，拍攝紀錄片《血色高原正氣詩》中的相關內容，我們再次進入台兒莊大戰紀念館，所見的展品和介紹依然和我當年所見的沒有絲毫區別，失望之餘我想通了一個道理：不能抱怨別人，隻能怪我們自己在研究和宣傳教育方麵做得太少。《血戰台兒莊》是廣西人編劇、廣西電影製片廠拍攝製作和投資的電影，當然隻寫廣西人的事，不可能有描寫雲南部隊的鏡頭！說我們在抗日戰爭的研究和宣傳教育方麵做得不夠，我深有體會。去年5月，中央台《抗戰》紀錄片攝製組的人來到雲南，他們中的人可能讀過我和楊新旗寫的《太陽泣血》，不知怎麽找到我的電話，我當時在蘭坪，他們在電話中問了我很多台兒莊戰役的問題。我闡述了自己的看法，尤其是談了六十軍對台兒莊戰役的重大貢獻。讓我欣慰的是，今年8月25號晚播出的紀錄片《抗戰》，其中台兒莊大戰部分首次談到了六十軍，談到了雲南軍隊，談到了雲南士兵與日軍坦克搏鬥的悲壯往事。60年來，我們對14年的抗日戰爭作了多少研究？作了多少宣傳教育？我們的曆史教科書中有多少字談到了全民族的抗戰和犧牲？抗日戰爭的勝利與地雷戰、地道戰和敵後遊擊戰有關，但抗日戰爭的勝利不是靠地雷戰、地道戰和敵後遊擊戰取得的！它是全民族的抗戰，是全中華民族統一戰線的抗戰，是正麵戰場與敵後戰場互相配合的抗戰，是全中華兒女和國際反法西斯同盟共同對敵的抗戰，抗戰的勝利是中華民族的勝利，是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勝利。離開了這些而空談抗戰是沒有意義的，離開了全民族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談抗戰的勝利更是背離曆史的。
14年的抗日戰爭，雲南籍將士幾乎參加過所有正麵戰場的正麵戰役和敵後作戰，從白山黑水到黃河之濱，從太行山到長江流域，從東海邊到怒江和緬北。他們當中有講武堂畢業的高級將領，有討袁護國和北伐時期的名將，有愛國青年學生和無數雲南各少數民族子弟，正是他們成了我們民族的脊梁，和中國共產黨和全中國人民一起撐起了危難的中華民族，使我們民族避免了亡國的曆史大悲劇的出現。由於曆史的原因和過去受各種錯誤的幹擾，我們對於他們知之很少，宣傳不多，更沒有把他們的英雄事跡拿來教育後人，這是一種嚴重的曆史缺失。我們的抗日戰爭研究和宣傳教育，應該對此有所作為。抗日戰爭期間，龍雲在昆明下馬村，現旅遊學校後麵的山上，即後來的昆明第一國營農場內為六十軍在台兒莊戰役中陣亡的將士修建了一個衣冠公墓。抗戰勝利不久，昆明圓通山內，修建了兩座紀念碑：一座為第八軍修建的“滇西戰役陣亡將士紀念碑”，一座為昆明城防司令部出資修建的“緬甸戰役中國陣亡將士紀念碑”。但是這些紀念和緬懷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流血犧牲的先烈們的標誌物都先後被毀壞了。中華民族不是善於忘記曆史的民族，我們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認識到這一勝利是中華民族走向複興的轉折時，應該記住所有為這一勝利流血犧牲的每一位先烈，現在是到了還他們曆史真麵目的時候了。
二、對戰敗國的懲治不力
對於戰敗國日本，我們曆來強調中日友好；對日本的戰爭罪行和對中華民族的傷害揭露及清算得不夠，當然更談不上對戰敗國的懲治。很多中國人都記得，人類的腳步剛剛踏入本世紀的新門檻，愛好和平的人們以從來沒有過的熱情和喜悅迎接新一個世紀的到來時，突然從日本的大阪傳來了一陣與我們的世紀嚴重不和諧的噪音，它是那樣的刺耳，又曾經是那樣的似曾相識。
公元2000年的元月23日，日本的一些人，據報道說是右翼團體的人們。他們在大阪國際和平中心舉行“20世紀最大的謊言——‘南京大屠殺’徹底檢證集會”，在這座大阪市出資修建的和平設施裏徹底地否認南京大屠殺。還在集會之前，許多新聞媒體就已經報道了一些日本人的這一舉動，深受日本野蠻侵略的中國人對此提出了抗議，日本外相卻用“雜音絕非日本國的主流”，“不能壓製言論自由”的外交辭令作了答複，日本政府也沒有幹涉、阻止此幕醜劇的上演。
細心的人們也沒有忘記，在這一集會將要進行的時候，日本最高法院也在這一時候宣判揭露南京大屠殺真相的東史郎敗訴，兩者在時間上是如此“巧合”，是不是日本最高法院也受右翼團體操縱，日本國民就如此甘願接受右翼團體對法律的操縱？因為司法獨立，政府無權幹預，看來日本政府不可能管得了右翼分子在日本侵華戰爭問題上的上躥下跳。
沒有忘記中華民族在曆史上所受的那些屈辱的中國人還記得，侵華日軍曾經在中國領土上高舉著太陽旗，唱著名為《君之代》的日本國歌肆意屠殺中國人，侮辱中國女性。而在一些日本人集會否認南京大屠殺之前，日本正式宣布采用太陽旗為國旗，《君之代》為國歌，重新審議和平憲法，將日本法庭受理的數十件戰爭賠款案全部判為受害者敗訴等等，這不是讓我們感到：鬼子要來了嗎？
來自日本本土的那些與中日友好的曆史不和諧的噪音不知有過多少次了。每次中國人都是憤怒和抗議。很明顯，日本人的這些舉動無不帶有戲弄中國人的味道，而且具有越來越頻繁和檔次越來越高的趨勢。
回顧中日兩國關係正常化以來的兩國關係，可以說一直都是穩步發展的，雖然免不了有些小波瀾，但基本上沒有什麽大風大浪。從兩國關係正常化開始，中國政府就以一種寬宏的姿態宣布放棄對日戰爭賠款的要求。但是此舉並沒有得到日本人的理解和讚賞，相反日本的不少人和團體卻以此作為日軍在華期間沒有給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損失的證據。首先是日本文部省修改了學校的教科書，把日軍對中國的侵略改為“進入”。中國政府先後於1982年、1985年和1986年，一直到今年都對日本文部省的做法以及曆屆首相以官方身份到靖國神社祭奠日軍軍人，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後來又是釣魚島問題、“光華寮”所有權問題的爭執等等。我們總是把來自日本的這些噪音歸為少數“右翼”分子所為，以至於到了公開否認南京大屠殺醜劇的出現。實際上，日本的右翼團體並非隻是少數人的行為，它代表了相當數量的日本人的心理，就像當年的軍國主義。今年的日本投降日那天，到靖國神社參拜的日本人排起的隊伍有200多米長，超過了任何時期的任何—天。
不知什麽時候起，中國人對日本人的教訓隻能寄希望於電視劇和電影作品。現實生活中我們很少對日本人的挑釁進行過強有力的反擊，甚至我們還把當年的野獸當做友好人士來盛情接待，當然真正懺悔和用行動進行反思者例外。也就是說，我們對日本所犯的罪行從來就沒有徹底懲治過。這裏有國際的原因，也有國內的原因。1946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審理日本戰犯，中國法官梅汝璈博士和他的助手們作為中華民族的代表參加了法庭對戰犯的審判，他和他的助手們表示一定要為受害的同胞們討回一個公道。但是美國出於它戰後與前蘇聯抗衡的目的，企圖扶持日本成為受美國控製的一種力量，支持各國法官引用本國法律來量刑，從而想讓一些日本戰犯逃脫正義的製裁。梅法官和他的助手們當時表示，如果不能使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東條英機、鬆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等戰犯處以極刑，他們將全體投海自殺，否則難以麵對上千萬中華民族的冤魂。法庭進行了長達兩年多的調查、取證，於1948年11月宣判，處以第一批日本28名甲級戰犯中的東條、廣田、鬆井、板垣、土肥原、武藤、木村絞刑，並於同年12月23日黎明執行。為避免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對他們的朝拜，這7名戰犯的骨灰被美軍全部撒進大海。其他戰犯如東鄉茂德判有期徒刑20年，重光葵判有期徒刑7年，其餘處以無期徒刑。
日本甲級戰犯共有70名，都先後於1945年被盟軍逮捕，但由於美國對日本的縱容，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隻審理了其中的28名，其餘都被美軍於1948年前後全部釋放。遠東國際法庭也自行解散。
按國際法規定，乙級和丙級戰犯都押回受害國受審。在中國製造“三光政策”的岡村寧次等262名日本戰犯被押回中國受審，但是除了於1947年對南京大屠殺事件的主犯之一穀壽夫、殺人狂野田吉、田中軍吉等凶手及女間諜川島芳子處以死刑之外，對其餘在押服刑的日本戰犯，包括岡村寧次，在美國的授意下，都被蔣介石政府於1949年初送回日本。
由於國際國內的原因，中華民族對日本戰犯的懲治是不徹底的。中國政府也從來沒有就這一問題聽過中國老百姓的意見，代表人民的政府不知為何在這些問題上沒有聽聽中國百姓的觀點。侵華戰爭期間日軍在中國殺了多少平民，迫害了多少中國婦女，掠奪了多少中國財產？或者說我們國家之所以與發達國家在經濟上的差距是否也有日本掠奪中國財富的曆史原因？公元2000年4月18日，法國政府公布了納粹德國掠去的猶太人財產清單，成立了專門機構進行理賠。相比之下，我們是不是做得還很不夠而愧對數千萬死於日軍之手的同胞們的冤魂？來自日本國內的那些與我們兩國曆史不相吻合的一浪比一浪高的噪音，是否與我們自己做得不夠大有關係？據報道，中國民間的一些團體也在組織中國受害者向日本提出索賠要求，但幾次都被日本法院駁回了訴訟請求，致使索賠無門。難道世界上就沒有了公道可言？
日本時時以受威脅的姿態站在世人麵前，盡管曆史證明誰也沒稀罕過日本的領土。老舍先生曾把日本說成是，“一根炸爛的油條”，從來沒有哪個國家去威脅過這根“爛油條”。雖然如此，但日本總是要唱“日本受威脅”的調子，18世紀以前，它認為是中國威脅它，明治以後又說是俄羅斯，二戰之後它又說是前蘇聯和中國。現在它又重彈“中國威脅論”。日本的一些人為了要抑製中國，還粗暴地幹涉中國內政，支持“台獨”，甚至拚命擴充軍備，成為世界上軍費開支最大的國家……
日本成了經濟大國、軍事大國，但是讓日本感到遺憾的是，它不是一個具有悠久曆史的文化大國、文明大國。為了成為所謂的大國，日本文化界最近還爆出了這樣的醜聞：為了表明日本曆史的悠久，日本考古界居然作假！20年前，日本宣稱發現了10多萬年前的石器遺址。後來又宣稱在日本各地相繼發現了50萬年和70萬年前的舊石器遺址。尤其可笑的是，隨著所謂石器遺址的發現，日本曆史教科書中所謂的日本文明也由此不斷地向前推進。最近，日本《讀賣新聞》不得不公開承認：日本考古界存在著可悲的造假行為。這說明了什麽？這個東方的民族是不是有點可悲和可憐，是如此不敢麵對自己的所有曆史，為了成為大國，對自己的曆史和文明也敢於“改造”，日本還有什麽不敢的？進入8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走向了好轉，日本開始對中國玩起了手腕，不斷對中國進行戲弄。
日本為什麽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戲弄中國？
有人說，日本高度發展的經濟，使得日本成為一個長著肥碩身材而腦袋極小的畸形怪物。這話有一定道理，因為日本最怕受害國的人民再談那一幕幕不堪回首的往事。現在的日本仍然和當年的日本一樣，心理不健全，它有一顆天生就怯弱的心。它從來不敢正視過去、正視曆史，它總是千方百計在掩蓋和躲藏。當它有了經濟上的霸主態勢時，它也就開始自我膨脹，最近幾年日本的所作所為無不表明這樣的事實。以前，當中國進行核試驗時，日本政府就曾經以停止對華援助來向中國施加壓力。1996年，當我國在台灣海峽進行演習時，日本政府決定推遲原定舉行的第四批對華貸款的磋商，再次向中國施加壓力。1998年底，當江澤民主席在日本訪問期間，數十個日本右翼團體進行示威遊行，高叫“停止對華貸款”等口號，無不表明其以施舍者自居的醜惡心態。
據媒體報道，2000年1月21日，旅美藝術家李自健以“人性與愛”為題的環球油畫巡回展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藝術大廳開幕，他有一幅題為《南京大屠殺》的巨作，被藝術評論界稱為“偉大的寫實主義作品”。就是這樣一幅作品卻沒有得到展出。其原因在於日本人知道李自健的作品將要展出的消息後，通過各種渠道向國際油畫組織施加壓力和影響，要求取消這一藝術活動，但沒有達到其陰暗的目的。日本人的陰謀落空之後，並沒有死心，而是通過外交渠道，向主辦這一展覽的荷蘭蘇富比公司施加壓力，取消這一作品的參展。蘇富比公司隻好作了讓步。因為蘇富比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藝術品收藏和拍賣公司，日本人經常出高價收購蘇富比公司的拍賣品，為了自己的商業利益，公司隻好作了讓步。日本的這一做法，隻能說明外表上的強硬掩飾不了內心的膽怯。
然而，日本讓中國人憤怒的同時，中國也有難言的苦澀。據有關部門公布的數字，對日本而言，中國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貿易國家，1999年，雙邊貿易額高達662億美元。日本也是最大的對華投資國，到1998年底為止，日本對華投資額累計達219億美元。日本還是最大的對華援助國，在中國接受的雙邊援助中有一半來自日本。據《南風窗》雜誌報道，日本駐華使館還曾經列出了一份很長的讓每一個中國人看了都很不舒服的賬單：
中國國內的電氣化鐵路，有3842公裏相當於其總長度38%是利用日元貸款修建的；日本對華無償資金援助按協議金額為1050億日元，項目遍布國防以外的所有領域。還有數百名日本專家在華進行轉讓技術的活動，約有800名中國人在日本及世界各國接受由日本提供經費的學習研究……
一百多年前，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們提出了這樣一個讓國人振奮的口號：師夷長技以製夷。為了不再讓鬼子進村，我們在記住曆史、記住所受的恥辱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寬恕日軍侵華期間犯下的所有罪行。我們在對過去進行反思的同時，我們還要向前看。在認識到日本民族的各種劣跡的同時，也要看到其民族的優點，否則日本不會成為經濟大國。我們要主動地向別人學習，包括向傷害過我們民族的所有先進國家學習。1995年，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之際，荷蘭女王說過這樣幾句話：永不原諒，永不忘記，但是要向前看。
三、雲南對抗戰勝利所作的貢獻沒有得到
全麵的研究和評價長期以來，我們對雲南在抗日戰爭中所作的貢獻的研究停留於滇緬公路、滇緬鐵路、“駝峰航線”和滇軍出省作戰、滇西反攻等方麵，沒有從抗日戰爭的各個戰場中梳理出雲南的線索。有些問題是我們研究中的盲區，有些問題是由於曆史的原因，而有的問題則和我們的研究視點有關，但不能因此說我們的研究已經到位了。比如說楊傑將軍，我們隻知道他在抗日戰爭初期出任中國政府駐蘇聯大使，這一時期蘇聯的援華與他任大使有密切關係，但長江上的馬當要塞、田家鎮要塞的修建以及在武漢會戰中的作用與楊傑的關係就沒有人關注。再比如，陸軍88師師長趙定冒、33師副師長王甲本、294旅副旅長龔傳文等率部參加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的事跡，南京保衛戰中幾乎全部戰死的教導二團的雲南籍士兵等方麵的研究幾乎沒有人注意。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年了，我們雲南對戰爭的貢獻和為戰爭的勝利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巨大，可遺憾的是這些貢獻和代價一直沒有得到相應的評價。
以上簡淺的看法僅隻是我個人的一點不成熟的思考，不足之處，希望批評指導。
（作者單位：雲南師範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