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月季芬芳時

20.愛與生命

　　陸星兒

　　攙扶

　　嘔吐，脫頭發，是化療最明顯的特征。說心裏話，我不情願掉頭發，倒不是為好看、難看，而是這種疾病的治療過程有太明顯的外部特征，這對心理的刺激、壓迫太強大，尤其“頭發長”的女人，一旦要變成寸發不留的“光頭”，那除非是出家人，沒有任何一個女人能做到無動於衷的。也許，我真的不夠堅強，我真的不想讓自己的模樣變得“慘不忍睹”，我希望盡量使一切保持正常狀態，盡量減少對心理的壓迫和刺激，我覺得，這應該有助於治療。

　　所以，當腫瘤醫院那位主任醫生來給我會診的時候，我向他提出，有沒有更好的藥物，使化療病人不脫或少脫頭發。他回答說：有進口藥，毒性小。但進口藥很貴，每一次化療需要自己支付一萬四千多元。一個療程六次。當然，錢重要也不重要。怎麽說呢，畢竟是個近“十萬”的數目啊。

　　我要征求兒子的意見。在得知自己要住院開刀以來，我心裏的兒子，仿佛在一夜之間高大了、成人了，這個家，應該由他來支撐了。手術前一天，需要家人簽字，我最直係的家人，隻有兒子了。但簽字時，醫生會把手術可能出現的各種危險性描繪得詳盡又可怕，朋友們擔心嚇著兒子，也怕他擔不了這個責任。但我堅持要兒子簽字，他長到二十歲，還沒有肩負過任何一件重大的事情，還沒有體驗過“對別人負責”是一種怎樣的壓力。更何況，當他需要對另一個生命負責的時候，我想，這樣的時刻，會讓他懂得什麽是生活，什麽叫做人。據說，麵對醫生危言聳聽的講述，兒子一臉鎮定，在往那份手術報告上簽字時，他手不抖，心不跳。兒子的從容和沉著，出乎我的意料。同樣，當我報出化療需要自己負擔十萬元時，兒子不假思索地回答：“一定用好藥，哪怕二十萬。錢，以後我會掙的！”

　　一言為定。有兒子這句話，對於我的病，似乎比進口藥更有作用、更有效果。

　　真是一分價錢一分貨，用進口藥化療，時有輕微的惡心，但確實沒有別人所描繪的那些可怕的反應，至少，在輸液的五天裏，我一直比較平靜，梳頭時，會掉些頭發，卻果然不見大把大把地脫發現象。但進口藥也不是萬能的，終究是化療，這些看似無色無味的藥物，畢竟是用來殲滅體內的癌細胞的，其毒性之大，不言而喻。據一位研究藥物的科學院院士介紹說，用西藥進行化療，殺死一個癌細胞，同時會傷害七個好細胞，猶如一場殘酷的“戰爭”，要有一比七的犧牲啊。好細胞大量地、無故地受損，這對人體的免疫功能，無疑是極大的摧毀，哪怕再好的進口藥，化療的副作用都是不可避免的。何況，會診給我的化療方案，是近幾年改進的新方案：“聯合化療”——在短期內大劑量用藥，說得再通俗一點，就是密集性轟炸，集中力量打殲滅戰，不給敵人有招架之力。對這樣的“聯合化療”是不是有效、是不是科學，我沒有發言權，因為，醫學上的任何改進，一定是有臨床的實踐為依據的。作為病人，我除了聽從醫囑，似乎沒有別的態度可取。

　　可經曆了化療我才體會到，嘔吐、脫發，隻是化療“副作用”的外部反應，化療的可怕，是人體內看不見生機與活力，在“密集的轟炸”後將變成一片廢墟。漸漸地你會喪失進行正常活動的能力和欲望，仿佛所有的感覺係統都在退化，食之無味，睡不入眠。一個人連吃飯，睡覺都成為問題，還剩下什麽呢？

　　一個療程連續五天輸液，我看似平靜，內心卻感受著一天甚似一天的無力與衰弱，切除了胃，腸的功能也跟著紊亂，天天拉稀，什麽也補不進去，好像隻能眼睜睜地看著一幢高聳的大廈一層層地倒下，沮喪地踩著一堆瓦礫卻無力清理，更無能力再建樹。

　　那是周末的一個下午，兒子放學後來醫院看我，他一進病房就說：“媽媽我陪你走走，散散步。”傷口拆線以後，我就辭了護工，堅持下床走動，自己料理簡單的生活。每天早晨，我捧著半導體，一邊聽新聞一邊在病房的走廊裏慢慢地恢複走步，三分鍾、五分鍾一直增加到十五分鍾，因腹部傷口隱隱生疼而彎腰屈背的身體，也稍稍直了起來。但開始化療，下床走路時兩條腿又虛飄飄的，剛挺起的身體又躬成了蝦米。

　　當然，有兒子在身旁可依可靠，好像手裏添根拐杖便有了支撐。隻是，我的兩條腿還是很重，抬不起來，挪步時像拖個麻袋，一點點地往前移。兒子很耐心，領著、攙著，陪我從走廊的東頭走到西頭，再從西頭走向東頭。我們默默地走，沒有說話。但我很想告訴他，我領著、攙著他走路的情景恍如昨天。我做夢都沒來得及想過，有一天我會讓兒子扶著我走路。住院以來，很多朋友批評我太不顧及身體，其實，我經常在對自己說：“誰都說你愛兒子，可對兒子最大的愛，莫過於有個好身體，將來少給他添麻煩。”這真是累出來的一點心得。前幾年，母親經常生病住院，兄妹幾個，隻有我在母親身邊，沒人可分擔，我天天四處奔波，顧了老的，又放不下小的，累得不淺，再設身處地地想想自己，也會有這樣一天，老得無助，老得虛弱，隻能麻煩兒女。我隻是沒想到，這一天來得那麽早、那麽快。

　　散步回來，我躺到床上閉目養神，打個盹兒，醒來，見兒子靠在椅背上睡著了，一本速寫簿攤在他腿上，我拿過速寫簿翻看，速寫簿裏麵的卡紙是五彩的，在幾張蘋果綠的卡紙上，畫的是我，躺在病床上，苦著臉，閉著眼，兩條眉毛也成斜掛的八字。而在畫的右上方，有幾行密密麻麻的小字：

　　“媽媽化療，去醫院陪她走走，感覺沒和她那麽近過。一起生活的二十年，我似乎從沒陪她這樣走過，也沒好好安慰她、關心她。我錯了。她老了。在我的攙扶下，她很滿足地走著，我卻掩飾不住內心的慌張、內疚與自責，我欠得很多，真的，這是還不清的一筆債啊。媽媽是我最大的財富，也是我從沒意識到的財富？”

　　我老了？我是財富？

　　兩行帶著體溫的眼淚洇濕了我的麵頰。悄悄合上兒子的速寫簿，我也悄悄合上了熱淚盈眶的眼睛，並悄悄對自己重複著那句話：“對兒子最大的愛，莫過於有個好身體。你不能老！”

　　我不老！不老的心，可真是財富啊。

　　生命有很多滋味

　　在北京過完一個長長的暑假，兒子開學已十天，這周末回家，我發現他的情緒才有所穩定。可他不會察覺，這十天，我心裏也掀過了一場風暴。

　　結束假期，我在火車站見到的兒子，卻讓我感到格外陌生，他一臉倦怠，無精打采，挎著背包、提著拎包，耷拉著腦袋，不聲不響地走在我前麵，好像被人押解，拖遝的腳步毫不掩飾地流露出對打道回府的無奈。兒子低落的情緒，對興衝衝趕來的我，無疑是一盆涼水。可知兒莫如母，我隻能裝出沒感覺的樣子，若無其事地跟在兒子身後。這時，我才想到，我不顧體力不濟地一早趕來車站，一是接兒子，二是接燈籠。之前兒子在電話裏告訴我，他在北京的古玩市場為我買了兩隻有民間風格的紅燈籠，很喜氣的。兒子能想到我，我很高興，而喜氣的東西放在家裏，多多益善；但兒子下車後隨身的行李中並沒有什麽燈籠。會不會忘在車上了？我立刻問兒子：“燈籠呢？”

　　兒子回答：“忘拿了。”

　　我感到掃興：“我特意提醒過你的。”

　　他滿不在乎：“走得太急了。”

　　我聽他父親說，兒子和女朋友分手時依依不舍，不到最後一分鍾不肯出門，差點沒趕上火車，所以，“走得太急”可以想像，也可以理解。我無法計較，隻有忍了失望。

　　應該說，撫養兒子的過程，就是不斷失望又不斷期望的過程。期望，是因為付出很多。雖然，我一直不承認有“望子成龍”的思想，我一直在說服自己不要企圖從兒子身上索取回報，其實，我把自己這一生最看重的成功押在了兒子身上，有意無意中，始終把兒子對我的態度和感情看作是生活中第一位的東西。任何期望，放進了這樣沉重的心願，大概注定是要失望的。

　　何況，兒子正在戀愛中，這是最缺乏理智的時候。果然，回到家，兒子情緒無常，言談很失態，莫名其妙地“攻擊”上海，這不好那不滿：“我就是不喜歡上海，聽上海話別扭。”有一次，他甚至責問我：“為什麽一定要調來上海工作？”顯然，這是明知故問，這是發泄情緒。盡管，對兒子不懂事的表現，我努力采取原諒的態度，悄悄地說服自己：他畢竟初涉感情生活，偏偏又愛上一個北京姑娘，要維持一份遠在千裏之外的感情，他一時難以適應、難以調節、難以把握，在我麵前往往容易放肆。

　　道理雖如此，可兒子的“責問”，畢竟問到了我的痛處，傷了我的心。這一夜，我做夢了，夢境很清晰：我和兒子吵架，為一罐他經常備著防哮喘的“樂喘寧”，我狠狠地罵他，情緒很激烈。醒來，我覺得累，胸口悶得難過，這是我夢裏第一次出現兒子不聽話的情景，至於出現“樂喘寧”這個細節，也很有意味。因為，兒子從小患有過敏性哮喘，送他去醫院吊青黴素是家常便飯。十多年來，一直讓我揪心的是，半夜發病，喘得厲害時兒子隻能半靠在床上，呼呼的像隻小風箱，我眼巴巴地守著他，那“呼呼”的喘息聲如一盤石磨壓在我心上。天長日久，夜裏無論我睡得多沉，隻要一聽到兒子的咳嗽聲，我會立刻驚醒，頓時心煩意亂，因為，三聲咳嗽過後，他肯定要“呼呼”地喘起來，而“樂喘寧”能及時地止喘，是兒子最離不開的東西。可那種藥裏有激素，用得過量不僅有副作用，甚至會致命。所以，我們依賴它又害怕它。為此，“樂喘寧”才會進入我的潛意識，我“狠狠地罵”，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而且，一到夢裏，我的情緒也是放任的，失控的。

　　隻是，夢裏的放任並沒有解開心結，反而連累到我的胃，這兩天，由於心情的緣故，胃裏也總是隱隱地不舒服。從心理到生理的連鎖反應，向我敲了警鍾，讓我警覺、警醒，並有所警悟：兒子所以在我麵前不掩飾地談及上海、北京，我想，在兒子的潛意識中，也為我感情上過多地依賴他、需要他感到了壓力和責任。兒子大了，他的道路和命運，有可知的，更有很多未知和不可知的，當生活露出矛盾，感情發生衝突，一些模糊的、不確定的選擇，會使他苦惱，這就是人生的開始、成長的開始，一切該由他自己去思考、去決定。我對他的關懷、左右、影響一定要漸漸淡出。我對自己說：“你做母親的使命，已到尾聲。”

　　我真的應該把自己從兒子身上移開了——我們的生活，我的注意力，我的立足點——要完全地回到自己。無論今後兒子能否和我同在一個城市，我都是他生活的一小部分，我們隻能像朋友一樣禮尚往來。

　　看來，我又得重新確立目標和理想，這是迫在眉睫的任務。看來，生活又將出現新的開端，又可品嚐新的滋味了。

　　冉阿讓的幸福

　　去大劇院看美國百老匯來上海演出的歌劇《悲慘世界》。

　　也許，是女人、是母親的緣故，看冉阿讓的悲慘故事，最觸動我的一條脈絡，是冉阿讓和柯賽特的父女關係；冉阿讓收養這個小女孩，相依為命，這使他淒涼孤苦的一生有了一份最溫暖的感情。但是，漸漸長大的柯賽特像所有的花季少女，情竇初開，有了自己相愛的人。在歌劇的尾聲部分，有一大段戲，刻畫日漸衰老的冉阿讓眼看柯賽特有了自己心愛的小夥子而幸福地沉醉於愛戀之中，他難以棄舍又必須忍痛割愛地退出父女之情的內心獨白，冉阿讓反複對自己說：“你應該去上帝的懷抱、去天堂尋找自己的幸福。”當冉阿讓時而高亢、時而低吟的唱詞映現在舞台上端的字幕上，我的心仿佛頓時被烙痛了，那一個個醒目的大字，猶如燒紅的火炭。我傷感，我激動，因為，我太能體會這種“忍痛割愛”與“回歸自己”的清醒抉擇。而這種抉擇，是人類情感中最無奈、最悲壯、最神聖、最崇高的一部分，是生活的本質和人生的歸宿。

　　冉阿讓苦難、悲慘一生，完成了最後的升華，給我們留下了雋永的意味和啟示。

　　其實，我們每個做父母的，早晚都要麵臨“割舍”與“回歸”的考驗。每個家庭的情況有所不同，考驗有大有小。而生活對我的考驗，當然遠不如冉阿讓那麽嚴酷，唯一相同的是，我和兒子也相依為命。在我生命中，第一位的東西是兒子，可以說，撫育和培養兒子長大成人，始終是我生活的最核心、最重要的內容。一晃二十年過去了；兒子長成小夥子了，他也像柯賽特一樣，把感情和興趣轉移給另一個突然出現的“戀人”身上。再過幾天就是暑假，兒子已經預訂了去北京的火車票，他已經是迫不及待了，他打回電話說，從學校回家的當天晚上就動身，和一些北京的同學一起上路，而我這個家，就像道上的驛站。一位朋友看不過去，不平地對我說：“這暑假不同以往，你現在有病，你兒子應該在家陪你。”

　　我卻不置可否。說心裏話，我不是沒有過這樣的想法，我當然希望有兒子在身邊守著，至少，每天傍晚出門散步，有人陪伴，有說有笑，盡管天氣炎熱，心是安寧的、清涼的。但這樣的“希望”如同泡影，在我眼前隻是一閃而過。泡影是美麗的，可泡影也是脆弱的。而現在的我，已心平如鏡，不會再為“泡影”所左右、所幹擾。我能夠想像，要求兒子為我犧牲去北京的約會，他會是一個怎樣的表情，他會一口答應，但他不會快活。我愛他，他快活，我才快活。這是我真實的感受，我不願意看到他一臉克製的表情。克製的應該是我。兒子戀愛、交友，展開了他的世界、他的生活，我隻能遠遠地關注他、祝福他，我不止一次地對自己說：“你隻能這樣想，兒子已經陪了你二十年。過去二十年；我們母子的相依相伴，是他成長所需要的，而以後二十年，他對感情、對生活的需求，已經不是我這個母親所能給予的。任何一種感情都是有限的，再偉大的母愛，也不能代替一切……”

　　走出大劇院，走在夜晚的星空下，遙望那幾顆亮在黑色天幕上的小星星，我的心緒也舒展、也遼闊了。也許，是因為父親給我的名字與“星星”掛上鉤，我對“星星”便懷有特別的感覺，我願意把星星想成是天使的眼睛，藏著很多的秘密、很多的遐想、很多的洞察，還有很多的憂傷、哀愁和感懷，卻靜靜的、閃爍的，那麽平和，那麽清淡，你可以久久地和那些“眼睛”對視，默默訴說你的心事。有了這樣的“對視”和“訴說”，我的心也自會安寧。而一個能把自己融會於天際而獲得安寧的人，大概就是冉阿讓所說的投入了“上帝的懷抱”，擁有“自己的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