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月季芬芳時

17.我和妻子馬蘭

　　餘秋雨

　　半夜一時，有鑰匙開門，妻子回來了。

　　《秋千架》試演昨天才結束，留下雜事一大堆，這個時候回來，還算早的。為了這台戲，她想了4年，忙了2年，近3個月來沒有一天的睡眠超過5小時。

　　她叫了我一聲，我發傻地從書桌邊站起來，眼前這部書稿，已校改到最後幾篇。

　　“匯報一下，今天吃了一些什麽？”她直直地看著我，輕聲問。

　　我有點想不起來了，支吾著。她眼圈一紅，轉過臉去，然後二話不說，拉我出去吃消夜。

　　合肥的街道，這時早已闃寂無人。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路邊小店，坐下，我正在看有什麽吃的，轉身與她商量，她已經斜倚在椅子上睡著了。

　　拍醒她，一人一碗麵條。麵條就叫“馬蘭拉麵”，光北京就開了幾十家分店，很多人都以為與她有什麽關係。吃完，結賬時，店主人開起了玩笑：“看你長得有點像馬蘭，便宜你五角！”

　　我說：“是啊，就因為有點像，她還樂滋滋地給馬蘭寫信，可人家不回。”

　　店主人同情地歎了一口氣：“人家是大人物啊！”

　　她不知道我與店主人這樣一來一往還會胡謅出什麽來，趕緊把我拉開，回家。

　　路上想起，總有記者問我們：“你們兩個人誰更有名？”我立即搶先回答：“當然是她，連壞人都崇拜她！”

　　手上有一個重要證據：三年前，我和一群朋友在新疆烏魯木齊郊外的一個風景點玩，那裏剛剛發生過搶劫歐鬥事件，幾個主要肇事者已被銬在景區派出所的鐵欄杆上，準備押走，遊人們指指點點圍觀著。突然，不知哪位朋友出言不慎，遊客們知道了我是誰的丈夫，興趣點都轉向了我。更要命的是，那幾個銬在鐵欄杆上的肇事者，也都笑著向我點頭！

　　當然，我向記者隱瞞了肇事者的反應。去年接到美國靳羽西女士的電話，說妻子已被評上“亞洲最美麗的女人”，中國大陸同時被評上的還有其他三位。妻子認為此事千萬不能傳出去，否則人家會倒吸冷氣，凍壞牙根。

　　我說：“也許靳羽西搞錯了，不是說亞洲，是說非洲吧？”

　　“非洲好看的人才多呢！莫非是南極洲！”她認真地自語，“對，好像是南極考察隊裏女性不多，沒準倒評得上。”

　　我在電話裏問靳羽西，是不是搞錯了一個洲，羽西笑著說：“你們真逗。我們可是在很大範圍內向很多男人和部分女人進行了問卷調查，才選出來的。”

　　我放下電話就說：“那就別緊張了，問卷調查不是科學評選，光憑一個印象，隻說明你人緣比較好，算不得數，人家也不會當真。”

　　那年在台灣，一位德高望重的佛學大師在送別我時順便打聽：“我這個老和尚一般不看電視劇，但前不久在美國竟然用兩個通宵看完了一部，叫《嚴鳳英》。我想請那位女主角出席世界弘法大會，你能聯絡到嗎？”

　　我說：“能聯係到，比較方便。”

　　……

　　從路邊店回到家，已是淩晨二時。她說：“趕快睡覺，你七點多就得上飛機，六點鍾就得起床。”

　　上飛機是去北京，送這部書稿，早就與作家出版社約好了。現在我的書被瘋狂盜版，各種各樣的版本充斥書市，演講錄、文集、全集都有。本想把新的文集《霜天話語》交作家出版社出版，但剛有這個意思，印製得很漂亮的《霜天話語》就滿街都是了，裏邊的文章是胡亂湊的，連不會引起人們注意的小文章都搜集了進去。這使我和出版社緊張起來，警覺到盜版者就在我們身邊活動，不能不作出決定：書稿不郵寄，由我親自送，出版社副社長白冰先生和責任編輯王淑麗女士到機場接；改變書名，新書名嚴格保密；從編輯、印刷到裝箱全過程，作者姓名和書名都換成假名，拆箱時間和拆箱人員統一安排……

　　妻子笑了，說：“好端端一個作者，好端端一家出版社，出一本好端端的書，怎麽反倒像在偷賣海洛因？”

　　以前，她對盜版的事不太在意，一再勸我不要生氣，權當在廟宇間免費發放慈善讀物。但當她後來知道，盜版者每次印刷量都在幾十萬冊，近於用白紙印偽鈔。在這批文化盜賊和文化殺手的猖獗之下，真正的寫作人和出版者不得不像做地下工作一樣躲躲閃閃，她便陷入了一種深深的悲哀。

　　“你先睡吧，”我說：“有十幾頁沒有校改好。”

　　“那我陪著。”她語氣有點英勇，好像我真的在參加一場搏鬥。

　　三時半，我校改完了。她說：“今天又隻能睡兩個多小時。”隨後把鬧鍾撥到六點，一遲疑，又撥晚十分鍾。

　　“你和出版社這樣鬼鬼祟祟，能逃過盜版者多少天？”她在臨睡時問。

　　“據樂觀的估計，十天吧，爭取十天的正版市場，十天後又一定是鋪天蓋地的盜版。”我說。

　　“那你就不要再寫了。你現在是義務寫書、義務策劃、義務顧問，結果倒為一批文化盜賊盡了義務。你每寫完一篇長文章總要生一場病，真擔心哪一天因為用腦過度，突然成了傻子。”這話她已說了不止一遍，但此時語氣已經含糊，我趕緊伸手關了燈。

　　六時十分起床，快速漱洗完畢，攔了一輛出租車，去機場。她送完我，立即要到幾位外請專家住的旅館，付一些錢。《秋千架》劇組已經沒錢，她昨晚到媽媽家取了一筆款子。然後，趕到南京錄音，錄完音，連夜坐長途汽車到連雲港演出。

　　她的時間分成兩半，一半是帶著劇院演出，廠礦企業、油田碼頭都去，連縣城也不拒絕，一去就是三四十天；另一半是策劃創作新劇目，幾乎到了寢食不安的地步。

　　在機場告別時，我看著她說：“兩千多裏地的長途汽車，頸椎、腰椎怎麽辦？”

　　她笑了，說：“說不定哪一天我真站不起來了。”

　　“那時，我正好因用腦過度而成了傻子，兩個人天天麵對麵。”我說。

　　“一個傻子推著一個不良於行的女子，在夕陽下晃悠。”我又說。

　　“到那時，動腦筋的是我，動肢體的是你，正好倒過來。”她說。

　　說到這個地步兩個人已經很開心，大笑一陣後我進了安檢門，她又上了那輛出租車走了。

　　誰也沒有認出她來，蘇北平原的夜幕下，顛簸著我的疲憊不堪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