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破一生心

第32章 說黃宗羲的“名士風流”

　　有一幅經過點改的對子“惟大英雄能好色，是真名士自風流”流傳甚廣。不過，若非大英雄，盡可不好色（通常英雄應該不好色，例如傳說中的關羽）；即使假名士，亦必定風流。可見“風流”已成為“名士”的特定標誌。而照賀昌群先生的考證，“名士”一詞在中國古代實經曆了內涵的演變：其原初意義應為知名之士，《禮記·月令》中所雲“名士”者即是；漢末則大抵指反對宦官政治、以澄清天下為已任的士大夫；魏晉之際，那些借清淡與醉酒逃避現實、對政治感到絕望的不合作者，被冠以“名士”之稱；最終，南朝時期，名士中的傑出之輩說妙語，美風度，精義理，其末流便隻剩下放誕不羈、嘩眾取寵的本事，即王恭所總結的：“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世說新語·任誕篇》）不幸的是，後世正是從這一意義上接受“名士”的概念。既然“名士”的身份有階段性的變異，“風流”自然也與時推移，而是現語義差別，從品行卓異到不拘禮法降而至於性行為不檢點。又不幸，後世也更多從末一意義上使用這一詞語，仿佛“名士”總是與“豔遇”一類的風流事聯係在一起。我本無意矯正千百年來形成的語言習慣，之所以辨析其間的異同，原是因為用“名士風流”的字眼來狀寫黃宗羲時，有加以區分的必要。

　　讀《黃梨洲文集》時，會有一個發現，黃氏喜用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的典故。這既用以自述生平，如《避地賦》中“遂狺罵為黨人兮，禍複叢夫俊及”；又用以推許朋輩，《仇公路先生八十壽序》數及昔日交遊之張溥、吳應箕、艾南英等人，“一時為天下所宗，幾於三君、八俊”。而辭意所指，也不離複社中人，其所謂“複社之名，儼然如俊、及、顧、廚之在天下”（《錢孝直墓誌銘》），已說得十分明白。查考八俊、八顧、八及、八廚（包括“三君”）之典，無一例外均出自（《後漢書·黨錮傳序》），其人都屬漢末名士。複社之反對宦官魏忠賢餘黨，標榜氣節，自視也被人視為東林黨後進，正與以黨錮被禍的漢末名士行事、誌節相近。因此典故於複社之情事，不僅極為貼切，而且也見出黃宗羲年輕時的名士風流，實以漢末清流為榜樣。

　　不過，若與同是清初大儒的顧炎武相比，黃宗羲的名士習氣顯然更重。顧氏於明亡後始終以救於下為己任，與東漢名士的澄清天下仍有相通處；而其避名就實，不好標榜，則又與之相異，故亦可謂“誌士”或“烈士”。黃宗羲卻是從始至終，名士心態不改。

　　68歲時作的《黃複仲墓誌》，便有充足的表現。文章起首即慨歎明亡後士大夫之憂心忡忡，語多卑俗，“名士之風流，王孫之故態，兩者不可複見矣”。而所述黃子錫，恰是身兼二者的劫餘人物。從黃宗羲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於“名士風流”的理解：“北海南館，投壺卜夜，廣求異伎，折節嘉賓；出有文學之遊入有管弦之樂；繞床阿堵，口不言錢”，為明末之黃子錫的寫照；“入杼山種瓜，培壅如法，瓜味特美”，“即甚困乎，然焚香掃地，辨識金石書畫，談笑雜出，無一俗語，間畫山水，清暉娛人”，“其碩寬堂，兵後瓦礫堆積，複仲遂因瓦礫位置小山，古木新篁，虧蔽老屋，正複不惡，蓋複仲不以奔走衣食，失其風流故態”，為入清後之黃子錫的意態。套用賀昌群的分法，其為人物最多可上溯到魏晉名士，尤近於南朝之上等名流。文中固然也述及黃子錫於明亡之際有舉兵之議，隱居後“壯懷未能銷落”，本與東漢名士同懷，而黃宗羲對此未加渲染，顯然並不以“名士風流”之固有情態視之。可以這樣理解，若在明末一類衰也，激揚清議的政治熱情原不可少，僅從黃宗羲對俊、及、顧、廚的偏愛，不難悟到。隻是在黃氏眼中，此乃“風流”之變態，與本文在全麵意義上的使用尚有些許出入。

　　雖然如此，黃宗羲之早得大名，畢竟是在晚明末也，這便注定了他與漢末名士心跡相接。當其出而應也，即是以東林被難大臣之後這一有強烈政治色彩的身份出現。崇禎皇帝昭雪冤案，眾學子皆“訟冤闕下，敘其爵裏年齒，為《同難錄》，甲乙相傳為兄弟，所以通知兩父之誌，不比同年生之萍梗相值也。”（《顧玉書墓誌銘》）。同難兄弟的同病相憐、同仇敵愾，使他們成為晚明社會中很有號召力的一股政治力量。黃宗羲也因此知名於世，並成為主持科舉的考官爭欲羅致門下以資誇耀的對象（見《前鄉進士澤望黃君壙誌》）。盡管陰錯陽差，黃氏終未入選，其名聲卻照樣蒸蒸日上，騰於眾口。

　　就中具名《留都防亂揭》，為其早年最風光之事。除《同難錄》中的兄弟外，黃宗羲當時還多結了一批誌趣相投的同誌。形跡最密的沈壽民、陸符、萬泰，都是一時名士。三人也一同列名於《留都防亂揭》，而尤以沈氏對揭貼出力最多。1638年（崇禎十一年），因魏忠賢餘黨阮大铖避居南京，觀望時勢，拉攏複社名流，以圖再起，複社領袖張溥也有意加以利用，增強在朝中的勢力，南京一班獨持清議的青年學子於是發起驅阮，以伸張正氣。先是沈壽民以諸生上疏彈劾宰相楊嗣昌，末尾並及阮大铖，由此而引發了留都防亂的公議。吳應箕對阮氏以逆黨人物而公然搖過市早已十分憤慨，遂與顧果、陳貞慧商量，推沈氏之意，擬成《留都防亂揭》，大張阮大铖種種罪狀，並痛言：

　　當事者視為死灰不燃，深慮者且謂伏鷹欲擊，若不先行驅逐，早為掃除，恐種類日盛，計畫漸成，其為國患必矣。

　　此揭草成，東林子弟顧果以顧憲成之孫，義不容辭，名列揭首；受魏黨迫害致死的死難諸家懷有深仇大恨，推黃宗羲領銜，名居第二。“一時勝流鹹列其姓名”，計有142人（一說為140人）。這確實是一次名士的大聚會。公揭一出，阮大铖氣焰頓沮，“杜門咋舌欲死”（《陳定生先生墓誌銘》），並因此埋下了南明弘光朝黨爭的伏線。

　　《留都防亂揭》不僅打擊了阮大铖的複出活動，顯示了清議的力量，而且提高了黃宗羲等具名者的聲望。驅阮的政治意義如此鮮明，毋庸置疑；而這一行動中所蘊藏的名士風習，也不應漠視。黃氏的《陳定生先生墓誌銘》，即記述了他們在反阮的同時，任情縱性的一麵。揭文公布的次年，吳應箕與陳貞慧又在金陵發起組織了國門廣業之社，參加者大致仍是揭中署名人。黃宗羲也在其內，並與陳貞慧、張自烈、梅朗中、沈土柱、冒襄以及不在揭中的侯方域等關係最密切，數人“無日不連與接席，酒酣耳熱，多咀嚼大铖以為笑樂”。其“咀嚼大铖”的情狀，在陳貞慧長子維崧的《奉賀冒巢民老伯暨伯母蘇瑞人五十雙壽序》中有更詳盡的描繪：陳貞慧、冒襄於崇禎十一、二年在金陵，廣交賓客，尤喜與東林被難諸孤兒遊，“遊則必置酒召歌舞。金陵歌舞諸部甲天下，而懷寧（按：即阮大铖，其為安徽懷寧人）歌者為冠，所歌詞皆出其主人。諸先生闡歌者名，漫召之。而懷寧者素為諸先生詬厲也，日夜欲自贖，深念固未有路耳，則亟命歌者來，而令其老奴率以來。是日演懷寧所撰《燕子箋》，而諸先生固醉，醉而且罵且稱善。懷寧聞之殊恨”。這應是揭文發布以前事。阮大铖的《燕子箋》傳奇作得確實不壞，所以這些精於賞鑒的顧曲行家聽到好處，也會“稱善”；卻是絕不因此而寬宥阮氏，於是仍少不了痛罵。本來驅阮作為一場政治鬥爭，布下堂堂之陣。樹起正正之旗，將《留都防亂揭》公之大庭之眾，造成一種不容抵禦的社會輿論，便已完其使命；而黃宗羲等人猶以為未盡興，又逞其嘲罵，便是青年名士的作派。老成持重的政治家自不會如此行事。雖然我們不會因此而原諒阮大铖日後外死周鑣。欲將黃宗羲與顧果等人下獄的大肆報複，卻還是可以理會其惱羞成怒並不全在防亂一揭。

　　黃宗羲的顧曲雅興原不始於金陵，在此之前已甚濃。《鄭玄子先生述》記其1634年到杭州，讀書社的鄭鉉常來訪，而“夕陽在山，餘與銅（按：即沈士柱）尾舫觀劇。君過餘，不得，則聽管弦所至，往往得得，相視莞爾”。而且據《感舊》讀其五自注，“銅在西湖，每日與餘觀劇”，興致之高，直是無以複加。宴遊除酒、樂之外，助興還少不了善解人意的二八佳麗。何況秦淮名妓天下聞名，又何況與之連輿接席的諸人多有此嗜好，冒襄之於董小宛，侯方域之於李香君，已成流傳不絕的風流韻事。黃宗羲的憶舊文章中雖避而不談自己，並對侯方域“必以紅裙”侑酒不以為然，吳應箕於宴飲中欲招顧媚，也被黃氏引燭燒去紙條（見《思舊錄》中《張自烈》、《吳應箕》二則），然而晚年所作《懷金陵舊遊寄八正誼》第四首：“秦淮河”一詩中，還是隱約透露出個中消息：

　　河房曾掛榻，不異蕊珠宮。

　　數裏朱欄日，千家白柰風。

　　渡煩桃葉淚，舟賽角燈紅。

　　昔日繁華事，依稀在夢中。

　　這時正好可以用上餘懷的《板橋雜記》作注腳：

　　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欄畫檻，綺窗絲障，十裏珠簾。主稱既醉，客曰未，遊楫往來，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為勝。薄暮須臾，燈船畢集，火龍蜿蜓，光耀天地，揚槌擊鼓，蹋頓波心，自聚寶門水關，至通濟門水關，喧闐達旦。桃葉渡口，爭渡者喧聲不絕。

　　則“河房掛榻”，應是指名妓禮待名士。難怪私淑黃氏的全祖望，對其學推崇備至，以為“有明三百年無此人”（《答諸生問南雷學術貼子》）而語及“明人放浪舊院，名士多陷沒其間”又為“黃太衝亦不免焉”而惋惜（《記石齋先生批錢蟄庵詩》）。金陵冶遊，或許還可以少年荒唐解之；而黃氏74歲高齡作詩尚不忘此情，75歲又有《童王兩校書乞詩》三首與《送二校書還天台》二首，以“藍橋再到望雲英”（後詩其二）的詩語預訂後約，便隻能歸之於根深蒂固的明代名士舊習了。

　　品題人物，作為裁量公卿以批評朝政的一種清議手段，曆來是名士的特權，當年與黃宗羲交好的少年名流，個個有拯救天下之誌，沈壽民、周鑣、陳貞慧、吳應箕等皆研習“佐王之學”（見《征君沈耕岩先生墓誌銘》、《陳定生先生墓誌銘》），大有“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公孫醜下》）的氣概。黃宗羲自然也不例外。觀其明亡後著《明夷待訪錄》，以伊尹、呂尚的事業相期許，已可知其自視之高。名士的一種慣態是出言輕而視事易，黃宗羲的一班朋友也不負此習。陸符便“熱心世患，視天下事以為數著可了”（《陸文虎先生墓誌銘》）。而清議也被他們當作一步登天以施展王佑之才的通天梯。這番心事在黃宗羲的《壽徐掖青六十序》中有明白表達：

　　當坊社盛時，吾輩翹然各有功名之誌。居常如含瓦石，品核公卿，裁量執政，不欲入庸人小儒之人度。直望天子赫然震動，向以此政從何處下手。

　　隻是崇禎皇帝對這些雄心勃勃的青年士子並不感興趣，對結社的形式更深為忌諱，故黃宗羲等人的欲為王者師，終究隻成為一廂情願的清夢。

　　借口評人物以幹預朝政之計雖不行，仍可退而求其次，向地方官通報人才。黃宗羲名噪一時，自然少不了擺弄此事。實際他所從事的，也更多是名士間的排行。日後回憶說：“是時一方名士皆有錄，學使者至，以公書進之，大略準之為上下。”（《思舊錄·劉應期》）“餘累執筆，聚同社而議之曰：某郡某人，某縣某人，某也第一，某也次之。多者十餘人，少者四五人”。（《鄭元澄墓誌銘》）黃宗羲既為人所重，握有品鑒一方人物的大權，形勢便與東漢名士李膺很有些相似。經李氏接待的士人，立時身價百倍，謂之“登龍門”。無獨有偶，讀書社社友鄭鉉、馮等人赴黃竹浦訪黃宗羲，因村路泥滑，不能下腳，鄭氏也笑言：“黃竹浦因難於登龍門也。”（《鄭玄子先生述》）雖是玩笑語，亦可見黃宗羲在人心目中的地位。於是，除朋友來往外，奔走其門前的也不乏希圖青睞以得好處之人。呂留良記其時黃宗羲兄弟氣勢之盛，謂“一二新進名士欲遊其門，不可得至，有被謾罵去者”（《友硯堂記》），當與此有關。不予接納，固然顯示了黃宗羲的不濫交，卻也見出其名士領袖少所許可的心態。而謾罵以去，雖未必是黃宗羲所為（倒像其弟黃宗會的舉動），便也活現出黃家兄弟共有的名士狂態。

　　此外，名士必不可少的品行還有獨特己見，盡管其原非名士所專有。黃宗羲於明亡後，眾口非難王陽明之學空疏亡國、援佛入儒之際，創作《明儒學案》，以王學為主，述其學派占全書多半篇幅，且“獨於陽明先生不敢少有微詞”（仇兆鼇《明儒學案序》），正見其舉世非之而不疑的品格。黃氏晚年治學沈潛，其特立獨行自是經過深思熟慮；而青年時代的標新立異、不同流俗，雖更多為意氣之爭，也未可與後期行止斬然判分。還在參與讀書社時，好爭辯即是社中風氣：

　　月下泛小舟，偶豎一義，論一事，各持意見不相下。哄聲沸水，蕩舟沾服，則又哄然而笑。

　　爭到激烈處，如沈士柱與劉同升論某人意見針鋒相對，各不相讓，竟至鬧到“揎拳惡口”，黃宗羲勸解才算罷手（《鄭玄子先生述》）。黃氏雖不至如沈士柱之揮拳相向，但前述月下爭論也有他一份。《思舊錄》為讀書社舊友江浩撰寫的一則雲：“餘與之月夜泛舟，偶爭一義，則呼聲沸水，至於帖服。”喜與人不同，甚至故意顛倒時論，本是名士好奇的表現。不過，在黃宗羲當日，其不肯輕易附會，即便是好友亦不苟同的為人，仍有其可愛可敬處。

　　如果說“名士風流”的全部語義來說，黃宗羲可說是集大成者。南朝名士缺少東漢名士的政治熱情與風節，東漢名士也很少南朝名士的放浪形骸與玄思。黃宗羲以一身而兼之，謂之“名士”，自是當之無愧。不過，明亡前的熱心政治與入清後的拒絕合作，仍是其名士生涯的主導麵。因此，他為一位經曆與之仿佛的同輩人所作“始為名士，繼為遺民”（《壽徐掖青六十序》）的評語，用來概括其本人的一生，倒也十分恰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