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破一生心

第23章 曆史的暗角

　　一

　　在中國曆史上，有一大群非常重要的人物，肯定被我們曆史學家忽視了。

　　這群人物不是英雄豪傑，也未必是元凶巨惡。他們的社會地位可能極低，也可能很高。就文化程度論，他們可能是文盲，也可能是學者。很難說他們是好人壞人，但由於他們的存在，許多鮮明的曆史形象漸漸變得癱軟、迷頓、暴躁，許多簡單的曆史事件一一變得混沌、曖昧、肮髒，許多祥和的人際關係慢慢變得緊張、尷尬、凶險，許多響亮的曆史命題逐個變得黯淡、紊亂、荒唐。他們起到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但他們並沒有明確的政治主張，他們的全部所作所為並沒有留下清楚的行為印記，他們絕不想對什麽負責，而且確實也無法讓他們負責。他們是一團驅之不散又不見痕跡的腐濁之氣，他們是一堆飄忽不定的聲音和眉眼。你終於憤怒了，聚集起萬鈞雷霆準備轟擊，沒想到這些聲音和眉眼也與你在一起憤怒，你突然失去了轟擊的對象。你想不予理會，掉過頭去，但這股腐濁氣卻又悠悠然地不絕如縷。

　　我相信，曆史上許多鋼鑄鐵澆般的政治家、軍事家最終悲愴辭世的時候最痛恨的不是自己明確的政敵和對手，而是曾經給過自己很多膩耳的佳言和突變的臉色、最終還說不清究竟是敵人還是朋友的那些人物。處於彌留之際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死不瞑目，顫動的嘴唇艱難地吐出一個詞匯：“小人……”

　　——不錯，小人。這便是我這篇文章要寫的主角。

　　小人是什麽？如果說得清定義，他們也就沒有那麽可惡了。小人是一種很難定位和把握的存在，略能說的隻是，這個“小”，既不是指年齡，也不是指地位。小人與小人物是兩碼事。

　　在一本雜誌上看到歐洲的一則往事。數百年來一直親如一家的一個和睦村莊，突然產生了鄰裏關係的無窮麻煩，本來一見麵就要真誠地道一聲“早安”的村民們，現在都怒目相向。沒過多久，幾乎家家戶戶都成了仇敵，挑釁、毆鬥、報複、詛咒天天充斥其間，大家都在想方設法準備逃離這個恐怖的深淵。可能是教堂的神父產生了疑惑吧，花了很多精力調查緣由。終於真相大白，原來不久前剛搬到村子裏來的一位巡警的妻子是個愛搬弄是非的長舌婦，全部惡果都來自於她不負責任的竊竊私語。村民知道上了當，不再理這個女人，她後來很快搬走了，但是萬萬沒有想到，村民間的和睦關係再也無法修複。解除了一些誤會，澄清了一些謠言，表層關係不再緊張，然而從此以後，人們的笑臉不再自然，即便在禮貌的言詞背後也有一雙看不見的疑慮眼睛在晃動。大家很少往來，一到夜間，早早地關起門來，誰也不理誰。

　　我讀到這個材料時，事情已過去了幾十年，作者寫道，直到今天，這個村莊的人際關係還是又僵又澀、不冷不熱。

　　對那個竊竊私語的女人，村民們已經忘記了她講的具體話語，甚至忘記她的容貌和名字。說她是壞人吧，看重了她，但她實實在在地播下了永遠也清除不淨的罪惡的種子。說她是故意的吧，那也強化了她，她對這個村莊也未必有什麽爭奪某種權力的企圖。說她僅僅是言詞失當吧，那又過於寬恕了她，她做這些壞事帶有一種近乎本能的衝動。對於這樣的女人，我們所能給予的還是那個詞匯：小人。

　　小人的生存狀態和社會後果，由此可見一斑。

　　這件歐洲往事因為有前前後後的鮮明對比，有那位神父的艱苦調查，居然還能尋找到一種答案。然而誰都明白，這在“小人事件”中屬於罕例。絕大多數“小人事件”是找不到這樣一位神父、這麽一種答案的。我們隻要稍稍閉目，想想古往今來、遠近左右，有多少大大小小、有形無形的“村落”被小人糟蹋了而找不到事情的首尾？

　　由此不能不由衷地佩服起孔老夫子和其他先秦哲學家來了，他們那麽早就濃濃地劃出了“君子”和“小人”的界限，誠然，這兩個概念有點模糊，互間的內涵和外延都有很大的彈性，但後世大量新創立的社會範疇都未能完全地取代這種古典劃分。

　　孔夫子提供這個劃分當然是為了弘揚君子、提防小人，而當我們長久地放棄這個劃分之後，小人就會像失去監視的盜賊、衝決堤岸的洪水，洶湧泛濫。結果，不願再多說小人的中國曆史，小人的陰影反而越來越濃。他們組成了道口路邊上密密層層的許多暗角，使得本來就已經十分艱難的民族步履，在那裏趔趄、錯亂，甚至回頭轉向，或拖地不起。即便是智慧的光亮、勇士的血性，也對這些黴苔斑斑的角落無可奈何。

　　二

　　然而，真正偉大的曆史學家是不會放過小人的，司馬遷在撰寫《史記》的時候就發現了這個曆史症結，於是在他冷靜的敘述中不能不時時迸發出一種激憤。眾所周知，司馬遷對曆史情節的取舍大刀闊斧，但他對於小人的所作所為卻常常工筆細描，以便讓曆史記住這些看起來是無關重要的部位。

　　例如，司馬遷寫到過發生在公元前五二七年的一件事。那年，楚國的楚平王要為自己的兒子娶一門媳婦，選中的姑娘在秦國，於是就派出一名叫費無忌的大夫前去迎娶。費無忌看到姑娘長得極其漂亮，眼睛一轉，就開始在半道上動腦筋了。

　　——我想在這裏稍稍打斷，與讀者一起猜測一下他動的是什麽腦筋，這會有助於我們理解小人的行為特征。看到姑娘漂亮，估計會在太子那裏得寵，於是一路上百般奉承，以求留下個好印象，這種腦筋，雖不高尚卻也不邪惡，屬於尋常世俗心態，不足為奇，算不上我們所說的小人；看到姑娘漂亮，想入非非，企圖有所沾染，暗結某種私情，這種腦筋，竟敢把一國的太子當情敵，簡直膽大妄為，但如果付諸實施，倒也算是人生的大手筆，為了情欲無視生命，即便荒唐也不是小人所為。費無忌動的腦筋完全不同，他認為如此漂亮的姑娘應該獻給正當權的楚平王。盡管太子娶親的事已經國人皆知，盡管迎娶的車隊已經逼近國都，盡管楚宮裏的儀式已經準備妥當，費無忌還是騎了一匹快馬搶先直奔王宮，對楚平王描述了秦國姑娘的美貌，說反正太子此刻與這位姑娘尚未見麵，大王何不先娶了她，以後再為太子找一門好的呢。楚平王好色，被費無忌說動了心，但又覺得事關國家社稷的形象和承傳，必須小心從事，就重重拜托費無忌一手操辦。三下兩下，這位原想來做太子夫人的姑娘，轉眼成了楚平王的妃子。

　　事情說到這兒，我們已經可以分析出小人的幾條行為特征了：

　　其一，小人見不得美好。小人也能發現美好，有時甚至發現得比別人還敏銳，但不可能對美好投以由衷的虔誠。他們總是眯縫著眼睛打量美好事物，眼光時而發紅時而發綠，時而死盯時而躲閃，隻要一有可能就忍不住要去擾亂、轉嫁（費無忌的行為真是“轉嫁”這個詞匯的最佳注腳），竭力作為某種隱潛交易的籌碼加以利用。美好的事物可能遇到各種各樣的災難，但最消受不住的卻是小人的作為。蒙昧者可能致使明珠暗投，強蠻者可能致使玉石俱焚，而小人則鬼鬼祟祟地把一切美好變成醜聞。因此，美好的事物可以埋沒於荒草黑夜間，可以展露於江湖莽漢前，卻斷斷不能讓小人染指或過眼。

　　其二，小人見不得權力。不管在什麽情況下，小人的注意力總會拐彎抹角地繞向權力的天平，在旁人看來根本繞不通的地方，他們也能飛簷走壁繞進去。他們表麵上是曆盡艱險為當權者著想，實際上隻想當權者手上的權力，但作為小人他們對權力本身又不迷醉，隻迷醉權力背後自己有可能得到的利益。因此，乍一看他們是在投靠誰、背叛誰、效忠誰、出賣誰，其實他們壓根兒就沒有人的概念，隻有實際私利。

　　其三，小人不怕麻煩。上述這件事，按正常邏輯來考慮，即便想做也會被可怕的麻煩所嚇退，但小人是不怕麻煩的，怕麻煩做不了小人，小人就在麻煩中成事。小人知道越麻煩越容易把事情搞混，隻要自己不怕麻煩，總有怕麻煩的人。當太子終於感受到與秦國姑娘結婚的麻煩，當大臣們也明確覺悟到阻諫的麻煩，這件事也就辦妥了。

　　其四，小人辦事效率高。小人急於事功又不講規範，有明明暗暗的障眼法掩蓋著，辦起事來幾乎遇不到阻力，能像遊蛇般靈活地把事情迅速搞定。他們善於領會當權者難於啟齒的隱憂和私欲，把一切化解在頃刻之間，所以在當權者眼裏，他們的效率更是雙倍的。有當權者支撐，他們的效率就更高了。費無忌能在為太子迎娶的半道上發起一個改變皇家婚姻方向的駭人行動而居然快速成功，便是例證。

　　暫且先講這四項行為特征吧，司馬遷對此事的敘述還沒有完，讓我們順著他的目光繼續看下去——費無忌辦成了這件事，既興奮又慌張。楚平王越來越寵信他了，這使他滿足，但靜心一想，這件事受傷害最深的是太子，而太子是遲早會掌大權的，那今後的日子怎麽過呢？

　　他開始在楚平王耳邊遞送小話：“那件事情之後，太子對我恨之入骨，那倒罷了，我這麽個人也算不得什麽，問題是他對大王您也怨恨起來，萬望大王戒備。太子已握兵權，外有諸侯支持，內有他的老師伍奢幫著謀劃，說不定哪一天要兵變呢！”

　　楚平王本來就覺得自己對兒子做了虧心事，兒子一定會有所動作，現在聽費無忌一說，心想果不出所料。立即下令殺死太子的老師伍奢、伍奢的長子伍尚，進而又要捕殺太子，太子和伍奢的次子伍員隻得逃離楚國。

　　從此之後，連年的兵火就把楚國包圍了，逃離出去的太子是一個擁有兵力的人，自然不會甘心，伍員則發誓要為父兄報仇，曾一再率吳兵伐楚，許多連最粗心的曆史學家也不得不關注的著名軍事征戰此起彼伏。

　　然而楚國人民記得，這場彌天大火的最初點燃者，是小人費無忌，大家交牙切齒地用極刑把這個小人處死了，但整片國土早已滿目瘡痍。

　　——在這兒我又要插話。順著事件的發展，我們又可把小人的行為特征延續幾項了：

　　其五，小人不會放過被傷害者。小人在本質上是膽小的，他們的行為方式使他們不必害怕具體操作上的失敗，但卻不能不害怕報複。設想中的報複者當然是被他們傷害的人，於是他們的使命注定是要連續不斷地傷害被傷害者。你如果被小人傷害了一次，那麽等著吧，第二次、第三次更大的傷害在等著你，因為不這樣做小人缺少安全感。楚國這件事，受傷害的無疑是太子，費無忌深知這一點，因此就無以安生，必欲置之死地才放心。小人不會憐憫，不會懺悔，隻會害怕，但越害怕越凶狠，一條道走到底。

　　其六，小人需要博取同情。明火執仗的強盜、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是惡人而不是小人，小人沒有這份膽氣，需要掩飾和躲藏。他們反複向別人解釋，自己是天底下受損失最大的人，自己是弱者，弱得不能再弱了，似乎生就是被別人欺侮的料。在他們企圖吞食別人產權、名譽乃到身家性命的時候，他們甚至會讓低沉的喉音、含淚的雙眼、顫抖的臉頰、欲說還休的語調一起上陣，邏輯說不圓通時便哽哽咽咽的糊弄過去，你還能不同情？而費無忌式的小人則更進一步，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一心為他人、為上司著想而遭致禍殃的人，那自然就更得同情了。職位所致，無可奈何，一頭是大王，一頭是太子，我小小一個侍臣有什麽辦法？苦心斡旋卻兩頭受氣，真是苦來著？——這樣的話語，從古到今我們聽到的還少嗎？

　　其七，小人必須用謠言製造氣氛。小人要借權力者之手或起哄者之口來衛護自己，必須繪聲繪色地謊報“敵情”。費無忌謊報太子和太子的老師企圖謀反攻城的情報，便是引起以後巨大曆史災禍的直接誘因。說謊和造謠是小人的生存本能，但小人多數是有智力的，他們編製的謊言和謠言要取信於權勢和輿情，必須大體上合乎淺層邏輯，讓不習慣實證考察的人一聽就立即產生情緒反應。因此，小人的天賦，就在於能熟練地使謊言和謠言編製得合乎情理。他們是一群有本事誘使偉人和庸人全都沉陷進謊言和謠言迷宮而不知回返的能工巧匠。

　　其八，小人最終控製不了局勢。小人精明而缺少遠見，因此他們在製造一個個具體的惡果時並沒有想這些惡果最終組接起來將會釀成一個什麽樣的結局。當他們不斷挑唆權勢和輿情的初期，似乎一切順著他們的意誌在發展，而當權勢和輿情終於勃然而起揮灑暴力的時候，連他們也不能不瞠目結舌、騎虎難下了。小人沒有大將風度，完全控製不了局麵，但不幸的是，人們不會忘記他們是這些全部災難的最初責任者。平心而論，當楚國一下子陷於鄰國攻伐而不得不長年以鐵血為生的時候，費無忌也已經束手無策，做不得什麽好事也做不得什麽壞事了。但最終受極刑的仍然是他，司馬遷以巨大的厭惡使之遺臭萬年的也是他。小人的悲劇，正在於此。

　　三

　　解析一個費無忌，我們便約略觸摸到了小人的一些行為特征，但這對了解整個小人世界，還是遠遠不夠的。小人，還沒有被充分研究。

　　我理解我的同道，誰也不願往小人的世界深潛，因為這委實是一件氣悶乃至惡心的事。既然生活中避小人惟恐不遠，為何還要讓自己的筆去長時間地沾染他們呢？

　　但是回避顯然不是辦法。既然人們都遇到了這個夢魘卻缺少人來呼喊，既然呼喊幾下說不定能把夢魘暫時驅除一下，既然暫時的驅除有助於增強人們與這團陰影抗衡的信心，那麽，為什麽要回避呢？

　　我認為，小人之為物，不能僅僅看成是個人道德品質的畸型。這是一種帶有巨大曆史必然性的社會文化現象，值得文化人類學家、社會心理學家和政治學家們共同注意。這種現象在中國曆史上的充分呈現，體現了中國封建社會的人治專製和社會下層低劣群體的微妙結合，結合雙方雖然地位懸殊，卻互為需要、相輔相成，終於化合成一種獨特的心理方式和生態方式。

　　封建人治專製隱秘多變，需要有一大批特殊的人物，他們既能詭巧地遮掩穩秘又能適當地把隱秘裝飾一下昭示天下，既能靈活地適應變動又能莊嚴地在變動中翻臉不認人，既能從心底裏蔑視一切崇高又能把封建統治者的心緒和物欲洗刷成光潔的規範。這一大批特殊的人物，需要有敏銳的感知能力，快速的判斷能力，周密的聯想能力和有效的操作能力，但卻萬萬不能有穩定的社會理想和個人品格。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上的小人實在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對一種體製性需要的填補和滿足。

　　《史記》中的《酷吏列傳》記述到漢武帝的近臣杜周，此人表麵對人和氣，實際上壞得無可言說。他管法律，隻要探知皇帝不喜歡誰，就千方百計設法陷害，手段毒辣；相反，罪大惡極的犯人隻要皇帝不討厭，他也能判個無罪。他的一個門客覺得這樣做太過分了，他反詰道：“法律誰定的？無非是前代皇帝的話罷了，那麽，後代皇帝的話也是法律，哪裏還有什麽別的法律？”由此可見，杜周固然是糟踐社會秩序的宮廷小人，但他的邏輯放在專製體製下看並不荒唐。

　　杜周不聽前代皇帝隻聽後代皇帝，那麽後代皇帝一旦更換，他又聽誰呢？當然又得去尋找新的主子仰承鼻息。照理，如果有一個以理性為基礎的相對穩定的行政構架，各級行政官員適應多名不斷更替的當權者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但在習慣於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政治惡鬥的中國，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每一次主子的更換就意味著對以前的徹底毀棄，意味著對自身官場生命的脫胎換骨，而其間的水平高下就看能否把這一切做得幹淨利落、毫無痛苦。閉眼一想，我腦子裏首先浮現的是五代亂世的那個馮道，不知為什麽我會把他記得那麽牢。

　　馮道原在後唐閔帝手下做宰相，公元九三四年李從珂攻打唐閔帝，馮道立即出麵懇請李從珂稱帝，別人說唐閔帝明明還在，你這個做宰相的怎麽好請叛敵稱帝？馮道說，我隻看勝敗，“事當務實”。果然不出馮道所料，李從珂終於稱帝，成了唐末帝，便請馮道出任司空，專管祭祀時掃地的事，別人怕他惱怒，沒想到他興高采烈地說：隻要有官名，掃地也行。

　　後來石敬瑭在遼國的操縱下做了“兒皇帝”，要派人到遼國去拜謝“父皇帝”，派什麽人呢？石敬瑭想到了馮道，馮道作為走狗的走狗，把事情辦妥了。

　　遼國滅後晉之後，馮道又誠惶誠恐地去拜謁遼主耶律德光，遼主略知他的曆史，調侃地問：“你算是一種什麽樣的老東西呢？”馮道回答：“我是一個無才無德的癡頑老東西。”遼主喜歡他如此自辱，給了他一個太傅的官職。

　　身處亂世，馮道竟然先後為十個君主幹事，他的本領自然遠不止是油滑而必須反複叛賣了。被他一次次叛賣的舊主子，可以對他恨之入骨卻已沒有力量懲處他，而一切新主子大多也是他所說的信奉“事當務實”的人，隻取他的實用價值而不去預想他今後對自己叛賣的可能。

　　我舉馮道的例子隻想說明，要充分地適應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生活，一個人的人格支出會非常徹底，徹底到幾乎不像一個人。與馮道、杜周、費無忌等人相比，許多忠臣義士就顯得非常痛苦了。忠臣義士平日也會長時間地卑躬屈膝，但到實在忍不下去的時候會突然慷慨陳詞、拚命死諫，這實際上是一種“不適應反應”，證明他們還保留著自身感知係統和最終的人格結構。後世的王朝也會表揚這些忠臣義士，但這隻是對封建政治生活的一個追認性的微小補充，至於封建政治生活的正常需要，那還是馮道、杜周、費無忌他們。他們是真正的適應者，把自身的人格結構踩個粉碎之後獲得了一種輕鬆，不管幹什麽事都不存在心理障礙了。人性、道德、信譽、承諾、盟誓全被徹底丟棄，朋友之誼、骨肉之情、羞恥之感、惻隱之心都可一一拋開，這便是極不自由的封建專製所哺育出來的“自由人”。

　　這種“自由人”在中國下層社會某些群落獲得了呼應。我所說的這些群落不是指窮人，勞苦大眾在物質約束和自然約束下，不能不循規蹈矩，並無自由可言，他們的貧窮不等於高尚卻也不直接通向邪惡；我甚至不是指強盜，強盜固然邪惡卻也有自己的道義規範，否則無以合夥成事，無以長久立足，何況他們時時以生命作為行為的代價；我當然也不是指娼妓，娼妓付出的代價雖然不是生命卻也是夠痛切的，在人生的絕大多數方麵，她們都要比官場小人貞潔。與馮道、杜周、費無忌這些官場小人真正呼應得起來的，是社會下層的那樣一些低劣群落：惡奴、乞丐、流氓、文痞。

　　除了他們，官場小人再也找不到其他更貼心的社會心理基礎了，而惡奴、乞丐、流氓、文痞一旦窺知堂堂朝廷要員也與自己一般行事處世，也便獲得了巨大的鼓舞，成了中國封建社會中最有資格自稱“朝中有人”的皇親國戚。

　　這種遙相對應，產生了一個遼闊的中間地帶。就像磁體的兩極之間所形成的磁場，一種巨大的小人化、卑劣化的心理效應強勁地在中國大地上出現了。上有朝廷楷模，下有社會根基，那就滋生蔓延吧，有什麽力量能夠阻擋呢？

　　那麽，就讓我們以惡奴型、乞丐型、流氓型、文痞型的分類，再來看一看小人。

　　惡奴型小人：

　　本來，為人奴仆也是一種社會構成，並沒有可羞恥或可炫耀之處。但其中有些人，成了奴仆便依仗主子的名聲欺侮別人，主人失勢後卻對主子本人惡眼相報，甚至平日在對主子低眉順眼之時也不時窺測著掀翻和吞沒主子的各種可能，這便是惡奴了，而惡奴則是很典型的一種小人，謝國楨先生的《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一書中有一篇《明季奴變考》，詳細敘述了明代末年江南一帶仕宦縉紳之家的家奴鬧事的情景，其中還涉及我們熟悉的張溥、錢謙益、顧炎武、董其昌等文化名人的家奴。這些家奴或是仗勢欺人，或是到官府誣告主人，或是鼓噪生事席卷財物，使政治大局本來已經夠混亂的時代更加混亂。為此，孟森先生曾寫過一篇《讀明季奴變考》的文章，說明這種奴變其實說不上階級鬥爭，因為當時江南固然有不少做了奴仆而不甘心的人，卻也有很多明明不必做奴仆而一定要做奴仆的人，這便是流行一時的找豪門投靠之風。本來生活已經挺好，但想依仗豪門逃避賦稅、橫行鄉裏，便成群結隊地簽訂契約賣身為奴。“賣身投靠”這個詞，就是這樣來的。孟森先生說，前一撥奴仆剛剛狠狠地鬧過事，後一撥人又樂嗬嗬地前來投靠為奴，這算什麽階級鬥爭呢？

　　乞丐型小人：

　　因一時的災荒行乞求生是值得同情的，但當行乞成為一種習慣性職業，進而滋生出一種群體性的心理文化方式，則必然成為社會公害，沒有絲毫積極意義可言了。乞丐心理的基點，在於以自穢、自弱為手段，點滴而又快速地完成著對他人財物的占有。乞丐型小人的心目中沒有明確的所有權概念，他們認為世間的一切都不是自己的，又都是自己，隻要舍得犧牲自己的人格形象來獲得人們的憐憫，不是自己的東西有時可能轉換成自己的東西。他們的腳永遠踩踏在轉換所有權的滑輪上，獲得前，語調誠懇讓人流淚，獲得後，立即翻臉不認人。

　　乞丐一旦成群結幫，誰也不好對付。《清稗類鈔·乞丐類》載：“江蘇之淮、徐、海等處，歲有以逃荒為業者，數百成群，行乞於各州縣，且至鄰近各省，光緒初為最多。”最古怪的是，這幫浩浩蕩蕩的蘇北乞丐還攜帶著蓋有官印的護照，到了一個地方行乞簡直成了一種堂堂公務。行完乞，他們又必然會到官府賴求，再蓋一個官印，成為向下一站行乞的“簽證”。官府雖然也皺眉，但經不住死纏，既是可憐人，行乞又不算犯法，也就一一蓋了章。由這個例證聯想開去，生活中隻要有人肯下決心用乞丐手法來獲得什麽，遲早總會達到目的。

　　流氓型小人：

　　當惡奴型小人終於被最後一位主子所驅逐，當乞丐型小人終於有一天不願再扮可憐相，當這些人完全失去社會地位，失去哪怕是假裝的價值原則之後，他們便成為社會秩序最放肆的騷擾者，這便是流氓型小人。

　　《明史》中記述過一個叫曹欽程的人，明明自己已經做了吳江知縣，還要托人認宦官魏忠賢做父親，獻媚的態度最後連魏忠賢本人也看不下去了，把他說成敗類，撤了他的官職，他竟當場表示：“君臣之義已絕，父子之恩難忘。”不久魏忠賢陰謀敗露，曹欽程被算做同黨關入死牢，他也沒什麽，天天在獄中搶掠其他罪犯夥食，吃得飽飽的。這個曹欽程，起先無疑是惡奴型小人，但失去主子、到了死牢，便自然地轉化為流氓型小人。我做過知縣怎麽著？照樣敢把殺人犯嘴邊的飯食搶過來塞進嘴裏！你來打嗎？我已經咽下肚去了，反正遲早要殺頭，還怕打？——人到了這一步，說什麽也多餘的了。

　　流氓型小人比其他類型的小人顯得活躍，他們像玩雜耍一樣在手上交替玩弄著誣陷、造謠、離間、偷聽、恫嚇、欺詐、出爾反爾、背信棄義、引蛇出洞、聲東擊西等技法，別人被這一切搞得淚血斑斑，他們卻談笑自然，全然不往心裏放。

　　流氓型小人乍一聽似乎多是年輕人，其實未必。他們的所作所為是時間積累的惡果，因此有不少倒是上了一點年歲的。謝國楨先生曾經記述到明末江蘇太倉沙溪一個叫顧慎卿的人，做過家奴，販過私鹽，也在衙門裏混過事，人生曆練極為豐富，到老在鄉間組織一批無賴子不斷騷擾百姓，史書對他的評價是三個字：“老而黠”，簡潔地概括了一個真正到位的流氓型小人的典型。街市間那些有流氓習氣的年輕人，不屬於這個範圍。

　　文痞型小人：

　　當上述各種小人獲得一種文化載體或文化麵具，那就成了文痞型小人。我想，要在中國曆史上舉出一些文才很好的小人是不困難的。宋真宗釣了半天魚釣不上來正在皺眉，一個文人立即吟出一句詩來“魚畏龍顏上釣遲”。詩句很聰明，宋真宗立即高興了。可怕的是，他們也能以同樣的聰明和快捷，用文化工具置人於死地。

　　文痞其實也就是文化流氓，與一般流氓不同的是他們注意修飾文化形象，知道一點文化品格的基本，因而總要花費不少力氣把自己打扮得慷慨激昂。作為文人，他們特別知道輿論的重要，因而把很大的注意力花費在謠言的傳播上。在古代，造出野心家王莽是天底下最廉潔奉公的人，並把他推上皇帝寶座的這幫人；在現代，給弱女子阮玲玉潑上很多髒水而使她無以言辯，隻得寫下“人言可畏”的遺言自盡的也是這幫人。他們手上有一支筆，但幾乎沒有文化建設像模像樣地做過什麽，除了阿諛就是誹謗。他們腳跨流氓意識和文化手段之間，在中國這樣一個文化落後的國家特別具有偽裝，也特別具有破壞性，因為他們把其他類型小人的局部惡濁，經過裝潢變成一種廣泛的社會汙染。

　　影響雖大，但他們的人數並不多，這可能要歸功於中國古代的君子觀念過文化隊伍的滲透。曆來許多文人有言詞偏激、嘲謔成性、行止不檢、表裏不一等缺點，都不能目之為文痞，文痞的根本特征在於經常地用文化手段對大量無辜者進行故意的深度傷害。

　　四

　　上文曾經說過，封建專製製度的特殊需要為小人的產生和活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這久而久之也就給全社會帶來一種心理後果：對小人隻有防，隻有躲，不能糾纏。於是小人如入無人之境，滋生他們的那塊土壤總是那樣肥沃豐美。

　　值得研究的是，有不少小人並沒有什麽權力背景、組織能力和敢死精神，為什麽正常的群體對他們也失去了防禦能力呢？如果我們不把責任全部推給封建王朝，在我們身邊是否也能找到一點原因呢？

　　好像能找到一些。

　　第一，觀念上的缺陷。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我們社會上特別痛恨的都不是各種類型的小人。我們痛恨不知天高地厚、口出狂言的青年，我們痛恨敢於無視親友鄰裏的規勸死死追求異性的情種，我們痛恨不顧一切的激進派或者巋然不動的保守派，我們痛恨跋扈、妖冶、窮酸、固執，我們痛恨這痛恨那，卻不會痛恨那些沒有立場的遊魂、轉瞬即逝的笑臉、無法驗證的美言，無可檢收的許諾。很長時間我們都以某種政治觀點決定自己的情感投向，而小人在政治觀點上幾乎是無可無不可的，因此容易同時討好兩麵，至少被兩麵都看成中間狀態的友鄰。我們厭惡愚昧，小人智商不低；我們厭惡野蠻，小人在多數情況下不幹血淋淋的蠢事。結果，我們極其嚴密的社會觀念監察網絡疏而不漏地垂顧著各色人等，卻獨獨把小人給放過了。

　　第二，情感上的牽扯。小人是善於做情感遊戲的，這對很多勞於事功而深感寂寞的好人來說正中下懷。在這個問題上小人與正常人的區別是：正常人的情感交往是以袒示自我的內心開始的，小人的情感遊戲是以揣摩對方的需要開始的。小人往往揣摩得很準，人們一下就進入了他們的陷阱，誤認他們為知己。小人就是那種沒有一個真正的朋友卻曾有很多人把他誤認為知己的人。到後來，人們也會漸漸識破他們的真相，但既有舊情牽連，不好驟然翻臉。

　　我覺得中國曆史上特別能在情感的迷魂陣中識別小人的是兩大名相：管仲和王安石。他們的千古賢名，有一半就在於他們對小人的防範上。管仲輔佐齊桓公時，齊桓公很感動地對他說：“我身邊有三個對我最忠心的人，一個人為了侍候我自願做太監，把自己閹割了；一個來做我的臣子後整整十五年沒有回家看過父母；另一個人更厲害，為了給我滋補身體居然把自己的兒子殺了做成羹給我吃！”管仲聽罷便說：“這些人不可親近，他們的作為全部違反人的正常感情，怎麽還談得上對你的忠誠？”齊桓公聽了管仲的話，把這三個小人趕出了朝廷。管仲死後，這三個小人果然鬧得天翻地覆。王安石一生更是遇到很多小人，難於盡舉，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諫議大夫程師孟，他有一天竟然對王安石說，他目前最恨的是自己身體越來越好，而自己的內心卻想早死。王安石很奇怪，問他為什麽，他說：“我先死，您就給我寫墓誌銘，好流傳後世了。”王安石一聽就掂出這個人的人格重量，不再理會。有一個叫李師中的小人水平更高一點，在王安石推行新法而引起朝廷上非議紛紛的時候，他寫了長長的十篇《巷議》，說街頭巷尾都在說新法好，宰相好。本來這對王安石是雪中送炭般的支持，但王安石一眼就看出了《巷議》的偽詐成分，開始提防他。隻有像管仲、王安石這樣，小人所布下的情感迷魂陣才能破除，但對很多人物來說，幾句好話一聽心腸就軟，小人要俘虜他們易如反掌。

　　第三，心態上的恐懼。小人和善良人們往往有一段或短或長的情誼上的“蜜月期”，當人開始有所識破的時候，小人的撒潑期也就來到了。平心而論，對於小人的撒潑，多數人是害怕的。小人不管實際上膽子多小，撒起潑來有一種玩命的外相。好人雖然不見得都怕死，但要死也死在戰爭、搶險或與匪徒的格鬥中，與小人玩命，他先潑你一身髒水，把是非顛倒得讓你成為他的同類，就像拉進一個泥潭翻滾得誰的麵目也看不清，這樣的死法多窩囊！因此，小人們用他們的肮髒，擺開了一個比世界上任何真正的戰場令人恐怖的混亂方陣，使再勇猛的鬥士都隻能退避三舍。在很多情況下小人不是與你格鬥而是與你死纏，他們知道你沒有這般時間、這般口舌、這般耐心、這般情緒，他們知道你即使發火也有熄火的時候，隻要繼續纏下去總會有你的意誌到達極限的一刻。他們也許看到過古希臘的著名雕塑《拉奧孔》，那對強勁的父子被滑膩膩的長蛇終於纏到連呼號都發不出聲音的地步。想想那尊雕塑吧，你能不怕？

　　有沒有法律管小人？很難。小人基本上不犯法。這便是小人更讓人感到可怕的地方。《水滸傳》中的無賴小人牛二纏上了英雄楊誌，楊誌一躲再躲也躲不開，隻能把他殺了，但犯法的是楊誌，不是牛二。小人用卑微的生命粘貼住一具高貴的生命，高貴的生命之所以高貴就在於受不得汙辱，然而高貴的生命不想受汙辱就得付出生命的代價，一旦付出代價後人們才發現生命的天平嚴重失衡。這種失衡又倒過來在社會上普及著新的恐懼：與小人較勁犯不著。中國社會流行的那句俗語“我惹不起，總躲得起吧”實在充滿了無數次失敗後的無奈情緒。誰都明白，這句話所說的不是躲盜賊，不是躲災害，而是躲小人。好人都躲著小人，久而久之，小人被一些無知者羨慕，他們的隊伍擴大了。

　　第四，策略上的失誤。中國曆史上很多不錯的人物在對待小人的問題上每每產生策略上的失誤。在道與術的關係上，他們雖然崇揚道卻因政治思想構架的大一統而無法真正行道，最終都陷入術的圈域，名為韜略，實為政治實用主義。這種政治實用主義的一大特征，就是用小人的手段來對付政敵，用小人的手段來對付小人。這樣做初看頗有實效，其實後果嚴重。政敵未必是小人，利用小人對付政敵，在某種意義上是利用小人撲滅政治觀點不同的君子，在整體文明構建上是一大損失。利用小人來對付小人，使被利用的那撥小人處於合法和被弘揚的地位，一旦成功，小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邏輯將邀功論賞，發揚光大。中國曆史上許多英明君主、賢達臣將往往在此處失誤，他們獲得了具體的勝利，但勝利果實上充滿了小人灌注的毒汁。他們隻問果實屬於誰而不計果實的性質，因此，無數次即便是好人的成功也未必能構成一種正當的文明積累。

　　第五，靈魂上的對應。有不少人，就整體而言不能算是小人，但在特定的情勢和境遇下，靈魂深處也悄然滲透出一點小人情緒，這就與小人們的作為對應起來了，成為小人鬧事的幫手和起哄者，謠言和謊言為什麽有那麽大的市場？按照正常的理性判斷，大多數謠言是很容易識破的，但居然會被智力並不太低的人大規模傳播，原因隻能說是傳播者對謠言有一種潛在的需要。隻要想一想曆來被謠言攻擊的人大多是那些有理由被別人暗暗嫉妒、卻沒有理由被公開詆毀的人物，我們就可明白其中的奧秘了。謠言為傳謠、信謠者而設，按接受美學的觀點，謠言的生命紮根於傳謠、信謠者的心底。如果沒有這個根，一個謠言便如小兒夢囈，腐叟胡謅會，會有什麽社會影響呢？一切正常人都會有失落的時候，失落中很容易滋長嫉妒情緒，一聽到某個得意者有什麽問題，心裏立即獲得了某種竊竊自喜的平衡，也不管起碼的常識和邏輯，也不做任何調查和印證，立即一哄而起，形成圍啄。更有一些人，平日一直遺憾自己在名望和道義上的欠缺，一旦小人提供一個機會能在攻擊別人過程中獲得這種補償，也會在猶豫再三之後探頭探腦地出來，成為小人的同夥。如果僅止於內心的些微需要試圖滿足，這樣的陷落也是有限度的，良知的警覺會使他們拔身而走；但也有一些人，開始隻是說不清道不明的內心對立而已，而一旦與小人合夥成事後又自恃自傲，良知麻木，越沉越深，那他們也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小人而難以救藥了。從這層意義上說，小人最隱秘的土壤，其實在我們每個人的內心，即便是吃夠了小人苦頭的人，一不留神也會在自己的某個精神角落為小人挪出空地。

　　五

　　那麽，到底該怎麽辦呢？

　　顯然沒有消解小人的良方，在這個棘手的問題上我們能做的事情很少。我認為，文明的群落至少應該取得一種共識：這是我們民族命運的暗疾和隱患，也是我們人生取向的分道所在，因此需要在心理上強悍起來，不再害怕我們害怕過的一切。不再害怕眾口鑠金，不再害怕招腥惹臭，不再害怕群蠅成陣，不再害怕陰溝暗道，不再害怕那種時時企盼著新的整人運動的饑渴眼光，不怕偷聽，不怕恐嚇，不怕獰笑，以更明確、更響亮的方式立身處世，在人格、人品上昭示著高貴和低賤的界限。

　　此外，有一件具體的事可做，我主張大家一起來認真研究一下從曆史到現實的小人問題，把這個問題狠狠地談下去，總有好處。

　　想起了寫《吝嗇鬼》的莫裏哀。他從來沒有想過要根治人類身上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吝嗇這個老毛病，但他在劇場裏把吝嗇解剖得那麽透徹、那麽辛辣、那麽具體，使人們以後再遇到吝嗇或自己心底產生吝嗇的時候，猛然覺得在哪裏見過，於是，劇場的笑聲也會在他們耳邊重新響起。那麽多人的笑聲使他們明白人類良知水平上的是非，他們在笑聲中莞爾了，正常的人性也就悄沒聲兒地上升了一小格。

　　忘了是狄德羅還是柏格森說的，莫裏哀的《吝嗇鬼》問世以來沒有治好過任何一個吝嗇鬼，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隻要經曆過演出劇場那暢快的笑，吝嗇鬼走出劇場後至少在兩三個星期內會收斂一點，不是吝嗇鬼而心底有吝嗇影子的人會把那個影子縮小一點，更重要的是，讓一切觀眾重見吝嗇行為時覺得似曾相識，然後能快速給以判斷，這就夠了。

　　吝嗇的毛病比我所說的小人問題輕微得多。鑒於小人對我們民族昨天和今天的嚴重荼毒，微薄對我們，能不能像莫裏哀一樣把小人的行為舉止、心理方式用最普及的方法袒示於世，然後讓人們略有所悟呢？既然小人已經糾纏了我們那麽久，我們何不壯壯膽，也對著他們鼓噪幾下呢？

　　二十世紀臨近末尾，新的世紀就要來臨。我寫《山居筆記》大多是觸摸自以為本世紀未曾了斷的一些疑難文化課題，這是最後一篇，臨了的話題是令人沮喪的：為了世紀性的告別和展望，請在關注一係列重大社會命題的同時，順便把目光注意一下小人。

　　是的，小人。

　　附錄

　　秋雨按：拙文《曆史的暗角》發表後，大陸、台灣和美國的報刊多方轉載，產生了一些有趣的反應。上海《文匯報》的編者曾給我看過著名作家張賢亮先生推薦拙文的一篇長文，張先生談了對小人問題的一係列精彩看法後認為，我對於如何對付小人，態度還嫌消極。他認為，小人做盡壞事，但在今天卻難於剝奪我們的生存權，而隻要我們的生存權未被剝奪，我們就應該聯合起來與他們鬥，萬不可退讓躲避。剛讀完張賢亮先生的文章，我又在《文匯讀書周報》上讀到了衛建民先生的《談“小人”》，他的意見正恰與張賢亮先生相反，認為對小人完全不必理會，應該沉默以對。兩位先生的意見其實都很有道理，這是兩種不必統一的道理。我至今在這兩種意見中徘徊，估計還會長期徘徊下去。對於一切最常見的社會曆史命題，深刻的答案往往是處於徘徊狀態的。如果答案簡單，它就早已解決，不可能常見了。

　　讀了他們的文章我也產生了一些補充意見。我覺得人們常常習慣於把那些對自己提出了不恰當批評的人看做小人，這其實是不對的。在很多時候，即便那些給我們帶來毀損和災難的人也未必是小人，因此，需要把對毀損的態度和對小人的態度分開來說。毀損是一種特殊事件，小人是一種恒久存在。毀損針對個人，小人荼毒社會。因此，毀損不必糾纏，而小人有待研究。

　　研究小人是為了看清小人，給他們定位，以免他們繼續頻頻地騷擾我們的視線。爭吵使他們加重，研究使他們失重，逐步讓我們處於低位狀態、邊緣狀態、贅餘狀態。雖然小人尚未定義，但我看到一個與小人有關的定義，一個關於時代的定義。一個美國學者說，所謂偉大的時代，也就是大家都不把小人放在眼裏的時代。這個定義十分精彩。小人總有，他們的地位與時代的價值成反比。小人若能在一定的精神氣壓下被低位安頓，這個時代就已經在問鼎偉大。大家都不把小人放在眼裏的意思，與衛健民先生的想法很接近。

　　另外，我覺得即便是真的小人也應該受到關愛，我們要鄙棄的隻不過是他們的生態和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