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破一生心

第13章 讀布哈林遺囑

　　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布哈林（1888-1938）在他被捕的前夕，寫了《致未來一代黨的領導人》的信，由他的妻子、當時還很年輕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拉林娜背下來。直到若幹年後，曆經比傳奇更加驚心慘目的現實的煉獄，這封信才得以公開。比起在公審的特殊條件下所作的最後陳述來，這封信可以更確切地認定為布哈林的遺囑。

　　“同誌們，要知道，在你們舉著向共產主義勝利邁進的旗幟上，也有我的一滴血。”

　　布哈林以他的鮮血和生命，呼籲“未來一代”，要解決那些“窒息著黨的生命”的問題，這不能不引起我們深深的思考。這是他，18歲就入了黨，終生“為工人階級的利益和社會主義的勝利而奮鬥”的布哈林，在意識到的“生命的最後時刻”發出的呼籲啊！

　　現在，半個多世紀以後，撥開曆史上“有組織的讕言”的烏雲，我們發現在蘇聯本來存在著一個完全不同於斯大林模式的可能的選擇。

　　斯大林模式，是在1929年布哈林遭到決定性失敗，新經濟政策精神徹底結束以後的七八年中，經由斯大林以“非常措施”而宣告最後完成的。

　　在這之前，布哈林從他所認識的布爾什維主義的立場出發，譴責過蘇聯生活中已經出現的“軍事封建剝削”，他把這些現象概括為“一句話，人民為官吏，而不是官吏為人民”，他擔心這種現象毀掉國家、毀掉黨。

　　後來的事變證明布哈林的擔心絕不是多餘的，在斯大林模式下，權力的高度集中及其向個人獨裁的轉化，使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蛻變為黨的少數領袖直至一個領袖的專政，黨和龐大的國家機器從而淪為少數人甚至一個人手中的專政工具。

　　布哈林堅持正統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認為“對待敵人嚴酷是有道理的”，例如捷爾任斯基領導的契卡“捍衛國家不受任何反革命的危害”。但他懷疑他當時麵對的國家機器的無產階級性質：“我低下我的頭，但不是在無產階級的斧鉞麵前，因為它必定是無情的，但也是純潔的。麵對著一部凶惡的國家機器，我感到無能為力。”

　　如果說布哈林在審訊的供詞中出於保護年輕妻子和幼小兒子的考慮而不得不使用了曲筆的話，這封由她的妻子默記在心中的信，應該是他直言不諱的心聲。他說，“我沒有幹過什麽反對斯大林的事”。他把對他的指控和迫害，似乎一直隻認為是內務人民委員部“迎合斯大林因爭奪地位和名譽而產生的病態的孤疑心理”，並且注明“我這麽說並不為過”；這是從列寧評價斯大林時僅僅認為“不能肯定他能不能夠永遠十分謹慎的使用這一權力”和僅僅認為屬於“太粗暴”的作風問題（卻又說是“在我們共產黨人的來往中完全可以容忍的”），又複經過十幾年充滿激烈的黨內鬥爭的以後，布哈林稍稍前進了一小步。這也許表明布哈林不僅善良而且天真吧？或者，這不恰恰是列寧在稱他為“黨的最傑出和最寶貴的理論家”、“全黨所喜歡的人物”時批評過他的，不善於掌握辯證法的最致命的表現嗎？

　　在《致未來一代黨的領導人》中，布哈林還極其誠懇地說：“如果說，在建設社會主義方法問題上，我曾不止一次地犯過錯誤，那就讓後人對我作出同弗拉基米爾·伊裏奇一樣嚴厲的評判吧。我們是第一次沿著一條尚未開辟出來的道路走向一個單一的目標的。”“《真理報》也曾開辟過一個討論版，讓人人都來進行辯論，探求道路和方法，爭論一番，得出決定，然後一起前進。”布哈林正是這樣看待他同斯大林的爭論，認為這是邁向建設社會主義共同目標的方法上的不同，他在做的是為了“一起前進”的同誌式的批評和爭辯。在決定布哈林政治命運的1929年4月中央全會上，他的發言的重點也仍然是圍繞新經濟政策的一些關鍵問題闡明自己的主張。他信守著同年1月他寫的《列寧的政治遺囑》文中的話：“同某些人的想法相反，良心並沒有從政治中取消。”可悲的書生氣十足的布哈林，大概完全沒想到等著他的是徹底非同誌式的待遇，指斥他“反黨”的政治局秘密決議竟會被中央全會所通過，全會還接受了斯大林關於布哈林早在1918年就密謀策劃“逮捕列寧並舉行反蘇維埃政變”的暗示，這就為1938年公審定了調子。這是我們成語所說的“秀才遇見兵，有理講不清”，哪裏有書本上所說的黨內解決政策和路線分坡的正常程序和準則的影子呢？而到了1937～1938年的時候，在蘇聯社會和聯共黨內權力結構的條件下，誰掌握實際政治權力，誰就是“正確路線”，誰就代表“馬克思列寧主義”，誰就壟斷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以至為曆史的解釋權；布哈林也就從“非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反布爾什維克”、“反黨”、“富農代理人”等，升格為“叛徒”、“間謀”、“暗害者”、“賣國賊餘孽”、“匪幫”和“人類蟊賊”，這不是布哈林個人的悲劇，這是聯共（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的悲劇，這也是整個國際共產義主運動的悲劇。

　　布哈林的悲劇之所以為悲劇，在於他置身當時當地和有關當事人之間，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時至今日還必須探討這樣的悲劇今後是否可以完全避免的課題，而這樣的探討又並不是經常受到鼓勵的。

　　布哈林無疑是列寧的摯友和學生。布哈林對列寧的如下這一論斷也從來沒有表示過異議：“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這通常被視為領袖、政黨、階級、群眾之間關係的列寧主義原則。

　　列寧在黨內的領袖地位是在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確立的。那次大會因對黨章問題的爭論發生分裂，隨後在選舉中央領導機關時，以列寧為代表的火星派獲得多數選票，反對列寧而擁護馬爾托夫的一派獲得少數選票，從此而有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多數派和少數派）之稱。列寧在世期間，雖然也不斷出現過重大政見上的分歧和鬥爭，但領導集團保持了相對穩定；除了十月革命前的布拉格會議采取了開除孟什維克出黨的組織措施以外，以列寧為首的領導集團沒有重大改組，即使在黨執政以後，也沒有對黨內持不同意見的領導成員動用極端的手段。但這一明智的平衡未必是通過黨內政治生活的製度法規來保證，勿寧說更多是依靠列寧在黨內和領導集團內的政治權威來實現的。

　　列寧逝世以後，黨內“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由於出現了權力真空，而傾斜，而動蕩，越來越不那麽穩定了。

　　這種不穩定和它所產生的黨內傾軋的後果，不能簡單地歸咎於斯大林個人濫用權力。正是當時黨內生活的一般狀況、黨內鬥爭（路線鬥爭必然涉及領導權問題，因此路線鬥爭和權力鬥爭在客觀上無法截然分開）的習以為常的傳統，給像斯大林這樣作風和品質的人提供了濫用權力的土壤和氣候。

　　十月革命的一舉成功，使布爾什維克黨在國內政治生活中取得了絕對的無可爭辯的領導地位。從奪取政權的秘密工作轉向鞏固政權的國內戰爭，總之處於非常時期，黨的決策過程也帶上非常時期的軍事色彩，不僅充滿了火藥味，而且表現為一種機關政治、黨內政治。黨的領導成員和一般黨員，都認為所有有關國家和人民的大事，重大的路線和方針，隻應該首先在黨內特別是黨的領導機關內部“統一思想”；在黨內特別是黨的領導機關內部“統一思想”之前，無需甚至不應向全黨更不用說黨外人民群眾公開，認為這是有利於鞏固黨和領導權的必要紀律，因而不必要也不可能就黨的領導機關內部的分歧和爭論傾聽全黨的意見，就黨內在重大方針、政策上的不同認識傾聽黨外群眾的呼聲，認為如果這樣做就會使黨墮落為“爭論不休的俱樂部”，使黨失去區別於社會組織和群眾的先進性，又使黨渙散，失去戰鬥力。黨的政治利益和組織原則，似乎隻要求全黨執行領導機關的決議，全民“跟著黨走”。這是黨內政治生活完全被指令性的等級服從所取代的主要原因。

　　正如我們在人類曆史上大量看到的，法律隻是守法者的法律一樣，布爾什維克的紀律也隻是遵紀者的紀律。黨內鬥爭秘密化的紀律，對布哈林形成組織上的約束，應該說這也是他這個全心全意把維護黨當作維護工人階級整體利益者自覺自願接受的。然而與此同時，斯大林卻在他認為需要的時候，輕易地把黨內矛盾和鬥爭公開，例如在幾乎剝奪了布哈林的答辯權的情況下，從1929年8月下旬起，利用輿論工具在黨外發動了長達四個月的大規模政治誹謗。

　　全體人民的命運和前途取決於黨，全黨思想和行動則統一於黨的領導機關的決議，而黨的領導機關作出這樣的或那樣的決議，是由什麽所決定，以什麽為依據呢？1929年4月16日舉行的四月全會，是中央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的聯席會議，到會者300人以上，而布哈林和他的支持者，在會上隻有13人。從表麵上看，這一次是“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製打敗了布哈林；實際上，是與會者特別是政治局集團的素質決定了力量對比的懸殊——其中絕大部分人屬於所謂實際政治家，即行政官僚和軍事化的“非常措施”的信奉者，可能再加上斯大林在六年總書記任內提拔重用的幹部，他們的一致認同大大加強了斯大林的有利地位。布哈林成為會上的“少數派”，如後來有人所說，“不是用論據而是用黨證把布哈林擊敗的”，是布爾什維克的黨證擊敗了布爾什維克黨除斯大林模式之外的另一種全然不同的選擇！在當時，緊接著召開的第十六次黨代表會議上，馬克思主義學者達維德·梁讚諾夫就曾評論這一事件說：“政治局現再不需要馬克思主義者了。”布哈林對真理的追求讓位於斯大林對真理的占有，歸根結底，當時領導機關成員的思想、理論、政治素質和領導機關內的力量對比，一邊倒地使斯大林占有了權力，從而也占有了“真理”。

　　在曆史上曾經有過對馬克思主義一竅不通，而會玩弄陰謀詭計的角色；布哈林卻完全相反，他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哲學家、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家，但對實際政治中的權術尤其對陰謀詭計則一竅不通。很有點像論者所說的王安石“有申韓之心而無申韓之術”。這就注定他在麵對著“蛻化成為官僚主義組織”的肅反機構“能夠把任何一個中央委員、任何一個黨員幹掉，把它們指為叛徒、恐怖分子、異端分子和間諜”時“感到無能為力”，束手就縛。唯一能做的隻是呼籲“下一代黨的領導人”宣布他是無罪的，寄希望於年輕的新一代黨領導人的正直。

　　布哈林早在20年代就從所謂“餘糧征集製”等政策及其實踐中看出對農民進行的“軍事封建剝削”的實質，敏感的指出這是“沙皇俄國老傳統”的複活。直到他作為遺囑的信中，著重提出了“一部凶惡的國家機器”，也就是無產階級國家機器的異化問題：“這部機器大概借助於中世紀的方法，攫取了巨大的權力，捏造著有組織的讕言，厚顏無恥地在采取行動。”這都是中肯的，正確的，也是必要的。

　　然而，布哈林似乎來不及聯係國內和黨內政治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去重新審視布爾什維克的建黨思想，他似乎較少或根本沒有涉及過黨的異化問題。那些“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唯其長期穩定，而又缺少監督，以致整個地或部分地，或者至少是其中個別的人，蛻變成淩駕於黨和人民之上的、主宰普通黨員和群眾命運的至高無上的統治者，而他們原有的威信、影響、經驗則轉化為“太歲頭上不能動土”的為所欲為的獨裁權力，這種從“社會公仆”變成“社會主人”的現象，在布哈林生命的後期，已經不是預見到的危險，而是睜眼可見的既成的事實，布哈林對此是否有投鼠忌器的顧慮呢？我們是無權來苛求於像他這樣的前人的。

　　斯大林的大權獨攬下對蘇聯人民、對國際共運以至對全人類造成的危害和損失，蘇聯的黨員和群眾不能代他負責。然而從曆史的高度來回顧這一切時，人們有責任對建黨思想進行再認識。布爾什維克的建黨學說是在執政以前，在奪取政權的革命時期形成的；在取得政權並鞏固了執政黨的地位之後，在由戰爭轉向和平建設的條件下，是不是應該根據新情況和新問題，就黨的建設的理論和實踐作出新的概括，新的回答，新的修正和補充呢？如果在執政初期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領導主體改革的迫切性，那麽在飽經滄桑不得不麵對全麵的社會政治、經濟體製改革的時刻，這個任務實在是刻不容緩，應該提上議事日程了。

　　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是互為表裏，互為因果的。作為全國政治領導力量的執政黨，黨內民主化的程度是什麽樣，社會上各階層人民共同享有的民主化的程度就是什麽樣；一個在黨內關係上——領導成員特別是不同政見的領導成員之間、領導機關和普通黨員之間——缺少健康正常的民主生活的黨，不可能領導群眾建成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如果沒有同民主化程度相應的黨內開放，沒有普通黨中和黨下級組織對領導機關的有效監督，沒有對重大形勢、任務和方針、政策問題的開誠布公的討論，盡管也許黨組織不致成為“爭論的俱樂部”，但卻在封閉、僵化的表層下掩蓋著對抗的危險：黨的領導集團或領袖可能甚至必定成為掌握黨權的統治集團或統治者，黨組織淪為少數人對多數人（包括為奪取和鞏固自己的權力時的黨內對手）的法庭，這是布哈林及其同代人的命運所告誡我們的。

　　在社會主義國家，黨內和黨外的民主是互相影響、互相檢驗的。從理論上說，任何一個黨派都沒有反對人民的權利，而人民群眾卻有在不同黨派中間采取或擁護、或批評、或反對、或中立的選擇的權利；即使在不存在多黨製而由共產黨獨立充當領導力量的社會主義國家，黨外一般人民群眾中間也隻存在社會行為上是否違法的問題，而不應該存在政治態度上、思想意識上是否“反黨”的問題。這個問題在邏輯上本來不成其為問題，但是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開始，幾十年間，在一係列國家內，不知有千百萬公民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在黨外的公民中尋找“反黨”分子加以打擊的黨，必然在黨內尋找更多的“反黨”分子當作打擊對象，這不是推論，而是概莫能外的經驗了。

　　按照傳統馬克思主義觀點，特別是以列寧為代表的國家學說和建黨理論，黨是無產階級利益和意誌的代表，從而也是全體人民的利益和意誌的代表。因此在執行黨對國家的領導權，掌握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方麵，黨成了全權代表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作為從“被統治者”轉變為“統治者”，實行“階級統治”的唯一實體，而黨通常是由……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集團來主持的，黨的領導集團也就成了國家的實際統治者的集團；在缺少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兩重體製保障的情況下，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則從整體說來成為抽象的存在，名義上的統治者，在一定時期千百萬公民淪為黨（由領袖……集團主持）所領導的國家的實實在在的被統治者。在布哈林案件前後的蘇聯大清洗中，我們就看到了這樣一個無產階級分子、無產階級先鋒隊員和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人及其政治代表人物變成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的怪圈。

　　斯大林體製是封建性很強的官體製，在斯大林體製下，黨的領導機關及其大權獨攬的領袖，通過高度集中的黨的權力和壟斷性的國家權力，包括淩駕於法律之上的精神權力和物質權力，對整個社會生活實行全麵幹預，不可避免地要采取極端政策、強製措施和高壓手段，結果形成滲透全部官僚體製的兩大特點，一是專製化，自上而下逐級的長官意誌和自下而上逐級的絕對服從相結合；二是寄生化，在各級領導層中“合法”的特權和非法的特權相結合。這樣就滋生出大批利用手中權力實行壓迫和剝削的官僚，而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處在這權力金字塔的最底層，竟不得不經常震懾於鎮壓的威力，失去了免於恐懼的自由。在蘇聯，幸存的老一代人記憶猶新；因近年興起“曆史熱”中曝光和澄清的許多真相，促使更多的人包括青年一代像正視現實、正視未來一樣正視曆史。

　　曆史的前進是不可阻擋的，同時曆史的發展又是不可割斷的。曆史的舊賬如不加清理總結，今天就不知道肯定什麽，否定什麽；就不能校正被歪曲、被篡改了的曆史所派生的被歪曲、被篡改了的思想；就不能辨別過去和現在的真理和謬誤；就不能恢複馬克思主義本來蘊含的人道精神和理性精神，恢複社會主義實踐應有的聲譽，在改革中不斷前進。

　　重讀布哈林遺囑，重溫布哈林案件的曆史，深感其中的嚴重教訓，對我們也有振聾發聵、催人思考的意義。一個共產黨員對此如果麻木不仁、無動於衷，不僅愧對千百萬死者，也愧對共產黨人的良知和黨性。

　　附記：

　　這篇劄記寫於1989年初。當時認為蘇聯共產黨應該汲取以無數忠實真誠的黨員和正直無辜的公民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曆史教訓，重新審視黨的建設的理論和實踐，進行自身的改革。誰知此文未及發表，而白雲蒼狗，煙柳斜陽，斯黨斯幫，忽焉瓦解。翻檢篋底，重讀一遍，轍跡猶新，前車不遠。來自曆史者歸於曆史，姑作為曆史的紀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