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破一生心

第11章 謝宣城之死

　　“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

　　這是唐人李白的詩，詩中提到的謝玄暉，即謝，又稱謝宣城，因為他在那裏當過一陣子相當於行署專員的太守而得名。舊中國有這種或以其家鄉，或以其為地方官而名之的慣稱。

　　在中國文學史上，謝又稱小謝，以區別於謝靈運的大謝。二謝俱為南北朝時山水詩人，大謝（385～433）在宋，小謝（464～499）在齊，俱為一代詩宗。很可惜，這兩位，前者被宋文帝“棄市”於廣州，後者被東昏侯“梟首”於建康，皆未獲善終，中國詩人之不得好結果，在文學史上，他倆幾乎可以拔得頭籌。

　　有什麽法子呢？或許隻好歸咎於命也運也的不幸了。

　　其實，我一直覺得，上帝，如果有的話，一定是他老人家有這種惡作劇的偏好。當一個有才華的文人，出生在這個世界上的時候，他總是要安排一百個嫉妒有才華的小人在其周圍。他這樣做，顯然不是怕詩人或者作家，孤單寂寞，為其做伴，而要他們來擠兌，來修理，來收拾，來讓詩人或作家一輩子不得安生的。

　　因此，文人的一切不幸，根源可能就在於這一與一百的比例上。

　　這非正常死亡的一對叔侄，均出身於南北朝頂尖貴族家庭之中。謝氏原為中朝衣冠，祖籍河南陳郡陽夏，南渡後，經晉、宋、齊、梁數朝的繁衍生息，以深厚的中原底蘊，悠久的華族背景，在秀山麗水的鍾靈毓秀下，在景色風光的陶冶熏染中，成為才士迭出，秀俊相接，文章華韻，名士風流的大家族。劉禹錫的詩句：“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就是南北朝兩大豪門終結的一闋挽歌，但六朝古都的昨日輝煌，仍會從這首絕句中勾起許多想象。

　　謝氏門庭中走出來的這兩位詩人，謝靈運結束了玄言詩，開創了山水詩的先河，謝的詩風，更為後來盛唐詩歌的勃興，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兩謝死後，後繼乏人，謝氏門庭也就結束了尾玄談，雅道相繼的文化傳統。此後，石頭城裏，蔣山腳下，剩下的隻有朱雀橋畔的綺麗往事，烏衣巷口的淒美回憶。

　　解放前夕，我還是個青年學生，在南京讀書時，曾經專程去探訪過烏衣巷。那條窄陋的舊巷，已經難覓當日的袞冕巍峨，圭璋特達的盛況，但是那不變的山色，長流的江水，古老的城牆，既非吳語，也非北音的藍青官話，似乎還透出絲絲縷縷的古色古香。尤其當春意闌珊，微風細雨，時近黃昏，翩翩燕飛之際，那一刻的滿目蒼涼。蕭條市麵，滄桑塵世，思古幽情，最是令人惆悵傷感的。

　　謝年，恰逢中國詩歌的盛唐季節，一位來自西域碎葉，帶有胡人血統的詩人，一位且狂又傲，絕對浪漫主義的詩人，以心儀之情，以追思之懷，站在謝徘徊過的三山之畔，望著那一江碧練，在晚霞餘綺中靜靜流去的情景，詩意不禁湧上心頭，便有了“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的《金陵城西樓月下吟》這首詩。

　　李白在這首詩中，將謝的原句，“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化入自己的作品，這是中國舊體詩常見的手法，既是一種認同，一種共鳴，也是時空轉換中藝術生命力的延續、張揚和創新，非高手莫能為。謝為大手筆，李白也為大手筆，李白將相隔三個世紀前同行的詩句和名姓，慷慨地書寫在自己的作品中，我認為是大師對大師心靈上的折服。

　　他很少敬服誰，獨對謝，腦袋肯低下來。

　　讀李白作品，我有種感受，他是把謝玄暉看做藝術上的守護神，一生謹守著謝寫詩的原則，追求“圓美流轉如彈丸”至善境界。而且還身體力行，始終追蹤著謝的足跡，走他走過的路。天寶十三載（741），買舟西上，來到謝任太守的安徽宣城。在那裏一待就是三年，看過許多風景名勝，寫過很多絕妙好詩。二十年後，李白六十歲了，遠放夜郎，遇赦回歸，飽受顛沛流離之苦，已是意興闌珊之人，上元二年（761），仍舊不辭辛勞，又一次來到宣城，向他精神上的師友，做最後的告別。

　　李白是狂傲的，對於謝，對於謝的詩，對於謝的一切一切，卻永遠抱有那一份強烈的勢衷，和絕不掩飾的關愛，這是文學史上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

　　在李白的作品中，觸目皆是謝的名字：

　　“三山懷謝，水澹望長安。”

　　“諾謂楚人重，詩傳謝情。”

　　“曾標橫浮雲，下撫謝肩。”

　　“誰念北樓上，臨風懷謝公。”

　　“謝亭離別處，風景每生愁。”

　　“青山日將暝，寂寞謝公宅。”

　　“高人屢解陳蕃榻，過客難登謝樓。”

　　“我吟謝詩上語，逆風颯颯吹飛雨。”

　　“宅近青山同謝，門垂碧柳似陶潛。”

　　“蓬菜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

　　……

　　李白對謝的這段不渝之情，實在讓我們感動。

　　於是，我就不禁質疑曹丕的“文人相輕”說。中國文人，是不是如魯迅先生一論，二論，直到七論“文人相輕”那樣，已是無法治愈的痼疾？

　　其實，或許不應該完全如此。

　　譬如我們在杜甫《春日憶李白》讀到：“白也詩無敵，飄然不思群”，不感覺到那是一片真心的讚許嗎？同樣，在李白詩《戲贈杜甫》讀到：“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不體會到那是多麽深厚關注的友情嗎？

　　也許今人失去了古人的寬容，敦厚，大度，包涵，如今在文學界同行中，幾乎很少能感受到類似的溫馨。難道，一定效法狼群的生存法則，才是文壇的相處之道嗎？後來，我漸漸地悟到，真正的文學大師，是一個絕對充實的文學個體，唯其充實，就自然穩固，唯其穩固，所以坦然。我們當今這些文人，之所以小肚雞腸，針尖麥芒，互不相讓，勢不兩立，很大程度在於淺薄，在於虛弱，在於浮躁，在於空乏，在於不知天高地厚，在於實實在在沒有什麽斤兩上。唯其沒有分量，就輕；唯其輕，也就覺得別人比他還輕。老百姓愛說的“一瓶子不滿，半瓶子晃蕩”，確實是當下這類文人的真實寫照。

　　回過頭來看這些年，那些喋喋不休的口舌，那些雞毛蒜皮的分歧，那些剪不斷理還亂的陳年舊賬，那些狗咬狗一嘴毛的無名官司……說到底，所謂文人相輕，究竟有多少文學之爭，那真是天曉得的。

　　李白對於謝，既有梁武帝蕭衍“三日不讀謝（）詩，便覺口臭”的藝術上的認同，也有感悟上的相通，身世上的類似，抱負上的一致，人生命運上的惺惺相惜。尤其愛惡作劇的上帝，在他們周圍，安排下的王八蛋之多，不是一比一百，而是一比一百五十，所遭遇到的不幸和倒黴，也是如出一轍，所以，這位大師，對於謝才有始終如一的崇敬。

　　清人王士論李白，有句名言，說他“一生低首謝宣城”，是一點也不錯的。

　　根據李白的人生哲學，“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複來。”有大才，應毫不客氣地大狂。不大狂，對不起大才，不大狂，也出不來大才，不大狂，你可能一下子就被嫉妒你的那一百五十枚王八蛋掐死在搖籃裏。在他看來，才和狂，如火藥之與引信，狂因才，敢離經叛道，破舊立新，才因狂，能神馳八極，靈感升騰，隻有這樣，才能爆發出驚天地泣鬼神之詩歌，之文章。

　　謝靈運很狂，這一點，與李白相似，但謝卻並不狂，這一點，與李白不同。謝靈運在劉裕篡晉，改朝換代以後，餘蔭尚存，襲祖職為康樂公，有本錢狂，有資格狂。謝的母親，為宋文帝之女長城公主，就衝這點家族背景，也不是無可狂，狂不了，如果想狂的話，足可以狂過謝康樂。李白最為謝扼腕痛惜者，就是他不能狂，更不敢狂。

　　我想，具有胡人豪放性格的李白，如果能與這位貴族公子促膝談心，肯定會鼓動他，前輩，你是用不著如此謹小慎微討生活的。但謝也有理由，不足百年，謝氏家族中太多的刀下之鬼，那一顆顆砍落下來的頭顱，那一腔腔噴射出來的血腥，他能不膽小畏事嗎？他能不謹慎行為嗎？這可能是作為詩人的李白，特別同情謝的一點。做人做得如此之累，那麽作詩，能不自設藩籬，自立屏障，自行規範，自我作踐，將靈動鮮活的詩形象，約束成罐頭裏的沙丁魚嗎？

　　若謝索性狂放如其叔，其成就要超過其叔更多，他應該有更多的好詩，留在這個世界上的，李白這樣看，鬥膽的我，也是這樣想的。一個謹小慎微的人，當會計，絕對是好材料，當作家，絕對不會有出息。建國以來，有許多本應當會計的同誌派去當作家，而可以當作家的人員卻拿來當會計，陰差陽錯，遂造成相當一段時期內的文學不景氣。想到這裏，不禁嗚呼，人盡其才，物盡其用，選賢與能，囊錐出刺，是一個多麽久遠而又多麽難以實現的理想啊！

　　然而，天不假以年，大謝四十八歲，小謝三十五歲，就死於非命。

　　雖然戲碼一樣，劇情卻稍有差別。謝靈運主動往槍口上碰，咎由自取，謝盡量躲著槍口，卻怎麽也擺脫不掉，算是在劫難逃。別說古人李白，對其寄予無限同情，即使今人，尤其曾經滄海，禍從天降過的知識分子，怕也不禁感歎係之的。

　　謝靈運與謝，貴族後裔，文壇大腕，劉宋諸王與齊蕭諸王，皇室貴胄，斯文風流，兩謝的殷勤巴結，求得進身之階，王孫的附庸風雅，顯出文治豐采，既是互相需要，也是互相利用，遂一拍即合，相見恨晚。

　　另外也應看到，南北朝時期的門閥觀念甚重，高門寒族，涇渭分明，早先卑微家世，後來做得大官，也進不了貴族圈子。魏晉九品中正製，等級森嚴，門戶有別，都不能同坐在一張凳子上。所以，想方設法跟王謝豪門攀親，以求改換門庭，成為一時風尚。以謝為例，父親娶了宋文帝的長城公主，他娶了開國元勳王敬則的千金，兒子也差點成為梁武帝蕭衍的女婿。北朝那邊也不例外，那些放牛的，牧馬的，一朝坐穩江山，都迫不及待地要跟清河崔氏，範陽盧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聯姻，希望通過生殖器官的努力，獲得貴族身份。

　　這也是大小謝得在踏進宮廷大門的資格證書。

　　廬陵王劉義真與“江左第一”的山水詩人，“情好款密”（《資治通鑒》），與貴族子弟“周旋異常，昵狎過甚”（《南史》），也有借謝靈運為之自炫的因素，和彌補家世出身低下的心理弱勢。而謝靈運，是詩人，更是政客，而且還是一個政治投機分子，把寶就押在這位才十五六歲的年輕人身上，成為他享樂、消費、優遊、過尊貴生活的精神導師。廬陵王如魚得水般的快樂，許下了願，一旦登基，答應詩人必是他的宰相。

　　然而，上帝所安排的眾多嫉妒之輩，哪能讓詩人得逞，早就密奏執政當局，於是，一道敕令，謝靈運就灰頭灰臉地離開都城，到永嘉上任，這是永初三年（422）夏天的事，六十年後，永明十一年（483）秋天，謝因與隨王蕭子隆關係莫逆，同樣，為長史王秀之所嫉，打碴將他由荊州遣返京都，竟是一點也不走樣地重蹈其叔覆轍。馬克思說過，曆史總是不厭其煩的重複，如果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則應該是喜劇。但實際上，由於有才華的人，周圍有太多的嫉妒之輩，都是些不咬人就牙癢的鴟梟，沒事還找你的病呢，何況你被他一口逮住，結局便注定是不幸的。

　　謝比謝靈運更受王室抬愛，先是豫章王蕭嶷的參軍，後在隨王蕭子隆的東中郎府為吏，還與竟陵王蕭子良談詩論文，過往甚密，是號稱“竟陵八友”的文學沙龍中的特約嘉賓。沈約評價他：“二百年內無此詩也”，可以想見他被這些王子們的倚重程度，甚至，蕭子隆帶著他一齊赴任，該是何等寵信。“子隆在荊州，好辭賦，尤被賞，不舍日夜”（《南史》），邀他為自己的秘書長，參與政府事務。那位長史王先生，上帝的爪牙，怎能容得下謝玄暉呢？

　　小人的舌頭，永遠是有才華的人頭頂上懸著的那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進讒言，說壞話，造輿論，放空氣，是投入最少，產出最多的害人手段。謝那時太年輕，乖順，懂事，識相，離開荊州，寫了一首《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的告別詩，最後四句，“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信羅者，寥廓已高翔。”其中鷹隼、嚴霜、羅者，就是以小人舌頭功能的形象化描寫。

　　這說明小謝比大謝有頭腦，從這首歸途中寫的感遇詩看，雖然他也世俗，也功名心重，但明白處境的險惡。謝靈運則不然，沒有殺頭之前，他盡管不得意，不開心，但想不到別人在算計他，所以，他從不收斂，繼續保持著他的狂。甚至劉義真的宮廷政變中死於非命，也未使他警醒。謝靈運滿肚子不快，到永嘉去當太守，上任後吊兒郎當，遊山玩水，對誰也不買賬。最後，被免職、被發配，在廣州，被小人誣告兵變，詔下，棄市。

　　謝與之相反，能夠逃脫羅者所結的小人之網，額手稱慶。齊明帝建武二年（495），被派到宣城任太守，他高高興興地赴任去了。對一個山水詩人來講，還有比這更好的選擇麽？這年他三十二歲，來到美不勝收的風光佳境，又是意氣風發的錦繡年華。那得到解脫的形體，那擺脫羈絆的心靈，有如鳥飛森林，魚遊大海的自由舒展。這也是三百年後，一位唐代詩人能在宣城的碧山秀水之中，一待數年，也是求得與前代詩人的精神共鳴吧！

　　但是，小人如蛆，這是舊時中國文人永遠的噩夢，無論你走到哪裏，危機總是像陰影籠罩著你。而且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待價而沽的求售心態，魚躍龍門的騰達理想，不甘寂寞的躁動情緒，不肯安生的難耐冷落，詩人有一點不安於位了。

　　謝從宣城太守轉往徐州任行事，離政治漩渦較遠，安全係數也就較高，內心應當是竊喜的。但是，他也不能不看出來，離權力中心較遠，獲益效率自然也就較低，因此，他多少感到失落。中國文人，最後從命運途程的懸崖摔下去，都是從這最初的一點點不平衡開始的。

　　永泰元年（498），南齊政壇發生了一些變化，尾大不掉的王敬則，開國元勳，謝的泰山大人，使得最高統治者不放心了。尤其，“明帝疾，屢經危殆，以張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密防王敬則，內外傳言當有異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隻是欲平我耳！’諸子怖懼，第五子幼隆遣正員將軍徐嶽以情告徐州行事謝為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南齊書》）

　　謝在密室中會見了小舅子派來的特使，心驚肉跳，差點休克過去。詩人的腦子轉得快，馬上盤算，第一，他個人寫詩可以，並不具備造反的膽量，不可為。第二，老頭子造反，純係意氣用事，不可信。第三，保持沉默，沒有態度，既得罪老頭子和小舅子，也瞞不過當局，是不可以的。

　　於是，一跺腳，將嶽父推上斷頭台。應該說，謝這樣做，有其一貫膽小怯懦，畏罪懼禍的成分，但也不可否認，詩人存有相當程度的投機僥幸，冀獲重賞的心理。當時從荊州脫身出來，他手裏沒有什麽本錢，現在，押著五花大綁的徐嶽，親赴南京大義滅親，將王敬則貢獻出來，那可是一大筆政治資本。

　　文人，染指權力的欲望，不亞於別行別業。我就親眼目睹，一些同行們為失去的位置而失魂落魄，有如寶玉丟玉；為獲得的職務的欣喜若狂，有如範進中舉。求權之熱烈，甚於作文之認真者，大有人在。雖然一個個嘴上掛著清高，臉上掛著不屑，但是進了名利場，君不見排排坐，吃果果，那開胃通氣，消食化痰的快活，權力的誘惑，大概任何人都不能例外的。

　　所以，謝的詩寫得棒，人卻不怎麽樣，這種出賣嶽父的行徑，十分卑鄙，不但為當時人所不齒，後來人也覺得他為文和為人，背道而馳到如此程度，不可理解。據《南史》載：“初，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為妻，常懷刀欲報，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郎，謙挹尤甚。尚書郎範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慚小選，但恨不可刑於寡妻。’有愧色。”

　　我認為，李白能夠理解謝，他在政治上也因顛三倒四而失敗得很慘過的。

　　《資治通鑒》載：“上賞謝之功，遷尚書吏部郎，上表三讓，上不許。”揭發嶽父，賣父求榮，撈一個官做，人皆以為恥，詩人的良心也使他不得安生。所以，以怯懦而搪塞罪責的他，也終於承認：“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南史》）

　　毛澤東曾經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句成語，來形容知識分子的依附性，謝肯定算過細賬，將這位狗屠出身的嶽丈出賣，沒準榮華富貴也就隨之而來。所以，他老婆要殺他，不僅僅為報父仇，而是覺得這種人不值得活在世界上吧？一天到晚躲著老婆的他，哀歎不已：“天道其不可昧乎？”他知道快走到他人生的盡頭了。

　　結果，沒等王敬則女兒動手，永元元年（499），謝又一次卷進宮廷政變之中，故伎重演，又因為“告密”，到底把自己的腦袋，乖乖地送到劊子手的刀下。所以說，上帝不但能在有才華的人周圍，還能在這個人的靈魂深處，安排下你的敵人，掘好墳墓，等著你往裏跳。

　　《資治通鑒》對此事的始末由來，交待得比較明晰：“東昏帝失德浸彰，江議廢帝，立江夏王蕭寶玄，劉暄嚐為寶玄行事，忌寶玄，不同議，更欲立建安王蕭寶寅，密謀於始安王蕭遙光，遙光自以年長，欲自取，以微旨動。弟祀亦以少主難保，勸立遙光。”

　　“祀密謂吏部郎謝曰：‘江夏年少，脫不堪負荷，豈可複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篡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國安耳。’遙光又遣所親丹陽丞南陽劉密致意於，欲引以為黨，不答。頃之。遙光以兼知衛尉事，懼，即以謀告太子右衛軍左興盛，興盛不敢發。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麵，則劉、劉晏居卿今地，但以卿為反覆人耳。’暄陽驚，馳告遙光及，常輕，固清除之。遙光乃收付廷尉，遂死獄中。”

　　胡三省評注《資治通鑒》，至此，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謝以告王敬則超擢而死遙光之手，行險以僥幸，一之為甚，其可再乎！”一個為自己著想得太多的人，一個以為別人都是傻子而隻有他聰明絕頂的人，那上帝可就省事了，用不著別人打倒，自己就能把自己搞死的。

　　謝的故事，就這樣結束了，但像謝這樣有才華的文人，遭遇到一比一百或一比一百五十的“特別關注”者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所以，以史為鑒，經常提醒自己，實有必要。

　　自愛吧，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