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破一生心

第4章 張謇：能受天磨真英雄

　　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中國這個古老國家近代曆史上的過渡。這是一個新舊交替、異彩紛呈、風雲詭譎、人才輩出的社會。曾被我們的偉人讚譽為中國近代輕工業之祖的張謇（1853-1926年）就是生長、活動、建功、立業於這個社會環境之中，經受了一次次磨難、種種困擾，也抓住過一些機遇，終於成為他所從事的事業的英雄。

　　科舉道路是封建知識分子求出路的“正途”，如果不入封建統治者的“彀中”，則難以出人頭地，張謇先前也必不可免地要去鑽這個時代的圈套。張謇家世寒素，祖輩又無顯赫的功名，為了避免遭受歧視，曾冒稱如皋張氏後人去應試。這在科舉製度中稱為“冒籍”，本是一種民不舉官不究的“違製”行為，但卻遭到刁吏惡棍的不時敲詐勒索，使家庭生活不得安寧。這種痛苦折磨了他五年，才得到地方上正直士紳的幫助，獲得“改籍歸宗”的結局，擺脫掉無奈的困境。但當他繼續奮進時，卻又遭到了屢困場屋的磨難。

　　科場不利，就仕途難遂。他隻好走士人不太情願走的另一條道路，去為人作幕。他進入慶軍統領吳長慶的幕府，由一般幕僚成為參與機要的決策成員，得到了一次良好的機遇。他還在吳幕中結識了同鄉名士朱銘盤，彼此相得甚歡，但他沒有料到人際關係的新磨難已在等待著他。一位與吳長慶有世誼的紈絝子弟袁世凱來到吳幕。開始，袁世凱飲佩張謇的學識聲望，以師禮事之。但是，隨著袁世凱地位的日增，對張謇的禮貌就日減，甚至稱呼也由老師、先生、某翁、仁兄依次降格變換，使素以禮教自律的張謇非常氣憤。他看不慣直至難以容忍袁世凱那種趾高氣揚的虛驕作態，憤而公開宣布與袁絕交，並辭職還鄉。這是他遇到的一次人際關係的磨難。

　　時間很快地前移，張謇經過長達二十五年的科場蹭蹬後，萬萬沒有想到就在國難當頭的甲午年（光緒二十年，1894年）科場中會爆出如此震驚士林的冷門：屢試不第的他竟然中了狀元！這是士人追逐的頂峰，是平頭百姓望若天人的地位。張謇麵對這一突然奇來的榮耀是缺乏心理準備的，心理上的超重使他不敢相信這是現實；但這確是現實。他按捺住這顆久已枯寂而在超常跳動的心，提起筆寫出一段文字來抒發自己惶惶而激動難已的心情：“棲門海鳥，本無鍾鼓之心；伏櫪轅駒，久倦風塵之想。一旦予以非分，事類無端矣！”

　　狀元照例授翰林院修撰，這是玉堂清要之職，容易按近極峰，是平步青雲的捷徑。不料他又因父親病故，遵製丁憂回籍守孝。這是家事給他的一次磨難。雖然一時中斷了仕途的騰達，卻給他帶來了從事新式實業的良好機遇。張謇丁憂家居正值甲午戰後。那時，外國資本加速輸入，中國社會開始覺醒，實業救國、教育救國似乎是社會上在尋求著的救世良方。令傳統觀念驚詫莫名的是：作為恥於言利的儒家代表人物、狀元張謇竟然去言利求利，創辦了大生紗廠。這是張謇在洞察社會後抓住的一個不可多得的曆史機遇。經過五年的努力，大生紗廠的輻射力終於促進了它周圍經濟文化的進步，使通海地區逐漸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

　　張謇辦實業是想在封建地基上奠定一塊民族資本主義的基石。他在改變客觀事物的同時，也在改變自己——由一個封建士大夫轉向一位實業家。實踐活動在推動他的思想更深層的轉變。他自然地接近譚嗣同等變法人物，並在變法思想的影響下，正式提出《農工商標本急策》和《代擬請留各省股款振興農工商務折》等建議。這位實業家的呼聲雖不夠激烈，但卻代表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合法權益。這是當時沉悶空氣中的一絲新鮮氣息，尤其是其中涉及的興辦新式學堂、培養技術人才的要求，更標誌著這個脫胎於舊時代的新人物已經理解到教育——技術——發展實業間的必然聯係。戊戌變法的失敗無異給他以當頭棒喝，雖然他托庇於“東南互保”而幸免於難；但好友譚嗣同的殉難不能不使他內心陣陣的隱痛。

　　張謇為了完成亡友的誌願，不惜降低調子，於1901年在江南督撫、士紳的支持下，寫出了中國資產階級20世紀初要求改革的方案——《變法平議》。他以折中的方式提出了建立議會政治，改革財政、教育等以順應曆史發展的要求，但主持朝政的慈禧太後對改革變法等字眼早已談虎色變，即使再溫和也不會接受，而地方實力派如劉坤一之流也是有條件的支持。張謇遭受到封建體製的抑製、痛苦和失望，促使他產生了朦朧的君主立憲思想，希冀以此來改變封建專製體製。1903年的日本考察之行，使他的君主立憲思想更為明確；但他終究是在中國這塊具有長期的封建社會曆史的土壤上成長起來的，又經曆過塵世間的浮沉。他認識到要想成事必須要有權貴支持的國情。這一認識把張謇拖到另一更為痛苦的磨難之中，使他的人生曆程出現了一次封建士大夫最難以做到的“奇跡”：他竟然為了實現理想要去與二十年前深惡痛絕而現居高位的袁世凱正式複交——其內心所經受的折磨，那些曾經曆過世事滄桑的人們是想象得到的。

　　尋求到支持使張謇像服了有痛苦含量的興奮劑。他激動地去聯合士紳，積極籌議有關國會和立憲的問題，提出召開國會的建議，推行地方自治，收回路權等，但都遭到了挫折與拒絕。不久，他所依靠的袁世凱也被罷黜。似乎相同的失意命運又更緊地把這兩個人聯結起來了。張謇真情實意地把對清廷的“希望”轉托到城府莫測的袁世凱身上，竟一時充當了為袁所用的悲劇角色。

　　辛亥革命以後，按張謇的身份與經曆無疑是會排在前朝遺老之列的。他麵臨著新的抉擇。他沒有為舊朝殉葬，也不願做不食周粟的遺民。他做了適應共和的新人，積極投身於光複獨立運動，發展實業與教育事業。他參加民國政權、政黨活動，似乎朦朧地看到資產階級發展前景的幻影。他沒有像複辟派那樣頻頻回顧失去的“天堂”，而是努力為新興實業創造條件。在1913-1915年任農商總長期間，他製訂了為發展民族農工商業的各種法令、條例和計劃；采取了“合資”、“借款”、“代辦”三種方式引進外資，對當時民族企業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與此同時，袁世凱卻在日益拋棄共和，實行獨裁，走向帝製自為。張謇按照不能為人謀而不忠的行為準則，希望作袁世凱的諍友，共同維護新的共和政權。但是，他再一次地失望了，於是在1915年11月辭去了所有職務，與袁世凱再次脫輻。這一次絕交使他比第一次更為痛苦，不僅是徹底的決裂，而且他自己還要承擔為人譏評為反複無常的心理壓力的折磨。他隻好告別政治舞台，全身心地投入到興辦實業中。

　　張謇退歸林下的1916年，歐戰方酣，中國民族資本得到發展的空隙，給張謇發展實業走向頂峰以極好的機遇。可惜從1920年的直皖戰爭開始，連年的軍閥混戰和外國資本的卷土重來，雪上加霜般地迫使張謇所辦的實業債台高築，跌落到低穀。似乎命運總在無情地戲弄著這位年過花甲的老人。但是，張謇不屈服於自己曆經磨難的命運，轉而投身於文化藝術和公益事業，結交了一批藝術家。這在當時是一種冒著非議的行為，因為一位封建社會的士紳名流大抵是不肯降低身份去結交為士大夫所恥與之為伍的“優伶”的。

　　1926年，張謇已年逾古稀，但並未就此止步。他飽經人為設置的種種磨難，依然壯心未已地繼續從事興辦教育、視察江堤等活動，關心國計民生。這一年的八月，張謇懷著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憂患意識，離開了駐留七十三年的擾攘塵世。他背著時代給予他的種種磨難，拖著沉重的腳步艱難地走完了“生已愁到死，既死愁不休”的人生道路。胡適曾評價張謇是失敗的英雄。這句話應該寫作張謇在現實生活中雖經一時一事的失敗，而在曆史上終於成為他所從事的事業的永恒英雄。有些似乎顯赫一時，或許得到幾聲廉價喝彩的欺世盜名者，隻不過是舞台上幕間的插科小醜而已！當帷幕正式拉開的時候，他們便曇花一現似地被曆史的激流衝刷得了無蹤影，而隻有曆經磨礪、衝擊的砥柱，才能屹立於中流。“能受天磨真英雄”這句名言，永遠激勵著中國知識分子奮進、拚搏，挺立起民族和國家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