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書齋生活

第46章 書癡

　　看題目，這好像是從《聊齋誌異》上抄了來的。一個年輕的讀書人廢寢忘食地在書齋裏讀書，半夜裏，一張少女漂亮的臉在窗外出現了……後來，自然要有一段曲折、甜蜜的戀愛生活，然後，書生得到少女的幫助，終於考中了狀元，做了大官……

　　自然，這不過是說笑話，蒲鬆齡的思想境界是不至如此低下的。但在風起雲湧繼《聊齋誌異》而出現的什麽《夜談隨錄》、《夜雨秋燈錄》之類的作品裏，這樣的故事就不隻是可能、而且是必然要出現的了。在那樣的社會裏，“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鍾粟……”的“美妙”幻想，在讀書人的頭腦裏，簡直是獨霸著的，這就使他們不能不整天價作著此類的白日好夢，也自然要進而寫進他們的創作中間。

　　不過關於讀書人真實的並非捏造的故事，也是有的。如果圖便捷，不想翻撿許多書本，我想，葉昌熾的《藏書紀事詩》是可以看看的。

　　葉昌熾辛苦地從大量原始紀錄中搜羅了豐富的材料，依時代次序，把許多著名藏書家的故事編綴在一起，是煞費苦心的。他的書在這一領域不愧是“開山之作”，過去還沒有誰就此進行過係統的研究。

　　葉昌熾的書另一值得佩服的特點是，他在取材時盡量選取的是那種“非功利性”的讀書人的故事，因而也較少封建氣息的汙染。當然這也隻能是相對而言。和“為藝術而藝術”一樣，百分之百的“為讀書而讀書”是不存在的。讀書，無論在什麽時代，總都有它的目的性。但取舍之間，不同作者的眼光是不大相同的。我想這和葉昌熾自己就是一個生活恬淡，習慣於寂寞的研究，因而熱愛書本的書呆子不無關係。

　　如果想探索一下，是什麽促使人們熱愛書本，那原因看來也隻能歸結為強烈的求知欲。司馬光是愛書的，他所藏的萬餘卷文史書籍，雖然天天翻閱，幾十年後依然還像“新若手未觸者”一樣。他對自己的兒子說過，“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這是很坦率的話。書是知識分子的吃飯家夥，是不能不予以重視的。這裏我把“儒家”譯為知識分子，和“四人幫”的論客的解釋是不同的，雖然在政治上司馬光和王安石是對立的，但他這裏所謂“儒家”看來也隻是封建社會讀書人的泛稱，並沒有什麽格外的“深意”。

　　司馬光自然並不是“為讀書而讀書”的人，他編寫《通鑒》的目的是為了“資治”，一點都不含糊。他的得力助手劉恕也是一位藏書家，他受司馬光的委托，經常走幾百裏路訪問藏書家，閱讀抄寫。一次，他到宋次道家看書，主人殷勤招待。劉恕卻說：“此非吾所為來也。殊費吾事”，“悉去之，獨閉閣晝夜口誦手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為之翳。”

　　也是宋代的著名詩人尤袤，則公然聲稱明的藏書的目的是，“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這個著名的聲明，出之詩人之口，很有點浪漫主義的味道。他是道出了“為讀書而讀書”的真意的。近代著名學人章鈺為自己的書齋取名“四當齋”，就是出典於此。

　　書籍是傳播知識的工具，在知識還是私有的時候，知識分子對書的爭奪是不可避免的。於是有許多見不得人的勾當幹出來了。有一些還被傳為“美談”，其實正是醜史。過去的藏書家喜歡在自己的藏書上加印。除了名號之外，也還有一種“閑章”，有時要長達數十百字，就等於一通宣言。從這些印章中，很可以窺見藏書家的心思。

　　陳仲魚有一方白文印，“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我。”這是很有名的印記，讀了使人有一種無可奈何的印象，覺得陳仲魚是挺可憐的。他這裏所說的後人，並非指自己的子孫，而是後來得到他所藏書籍的人。在這一點上，他還是明智的，比有些人要高明得多。風溪陶崇質“南村草堂”藏書，每每鈐一楷書長印，文雲，“趙文敏公書跋雲：‘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幾焚香。勿卷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策，隨開隨掩，隨損隨修。後之得吾書者，並奉贈此法。’陶鬆穀錄。”這也是很通脫的。愛書，但私有觀念並不怎樣濃重，是很難得的。明代著名藏書家、澹生堂主人祁承的印記則說，“澹生堂中儲經籍，主人手校無朝夕。讀之欣然忘飲食，典衣市書恒不給。後人但念阿翁癖，子孫益之守弗失。”則已明顯地露出了貪惜之念，而且要向子孫乞憐，把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結果當然是失望。祁家的藏書後來被黃梨洲、呂晚村大捆地買去，呂還為此作了兩首詩，其一雲，“阿翁銘識墨猶新，大擔論斤換直銀。說與癡兒休笑倒，難尋幾世好書人。”說了一通風涼話，卻料不到他自己連同所藏書籍的命運比祁氏還要來得悲慘。

　　清末浙東湯氏藏書也有一方大印，“見即買，有必借，窘盡賣。高閣勤曬，國粹公器勿汙壞。”說得更是開脫，而且毫不諱言，必要的時候盡可賣掉。這就分明可以看出，到了封建社會的晚期，“子孫世守”那樣的觀念已經日趨淡薄，而書籍作為商品，在讀書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已大大改變了。

　　但在明代或更早，這種通脫的意見是難以遇見的。著名的天一閣，就曆世相傳著極嚴格的封建族規。藏書應怎樣保管，要經過怎樣煩難的手續才能看書……都規定得十分明確。有清一代，有許多著名的學者想登閣觀書都被回絕，這樣的紀事是很多的。約略與範欽同時的蘇州著名藏書家錢穀有一方印記則說，“賣衣買書誌亦迂，愛護不異隨侯珠。有假不返遭神誅，子孫鬻之何其愚。”就大有咬牙切齒之意。錢叔寶是一位貧老的布衣，也是真正愛書、懂得讀書的人，他的這種憤激的言辭是可以理解的。說得更為可怕的是明末清初寧波的萬貞一（言），他是萬斯同的侄輩。我買到他的藏書，讀到他手鈐的藏印時，是吃了一驚的。他說，“吾存寧可食吾肉，吾亡寧可發吾槨。子子孫孫永勿鬻，熟此自可供占粥。”在我淺薄的見聞中，像這樣說得斬釘截鐵、血肉淋漓的可再也沒有了。

　　為了保護藏書，一方麵是訓斥子孫，另一方麵則是威脅買主。可以作為代表的是另一方大印，不過已說不清是否是錢叔寶的手筆了。“趙文敏公書卷末雲：吾家業儒，辛勤置書。以遺子孫，其誌何如。後人不讀，將至於鬻。頹其家聲，不如禽犢。苟歸他室，當念斯言。取非其有，無寧舍旃！”

　　話雖如此，有些人肚裏明白，他們寄以殷切期望的孝子賢孫往往是靠不住的。明代的楊儀吉年老時就將所藏書散給了親戚、故舊，同時還恨恨地聲明：“令蕩子爨婦無複著手，亦一道也。”他大概看夠了官僚地主家庭子孫“不肖”的實例，才想出了這一條計。他是隱約地看出了“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規律的，自然並不明白那原因。

　　以上通過幾方藏書圖記，約略勾畫了藏書家愉快、痛苦交錯的矛盾心情，這些位，如稱之為“書癡”，大概是並無不合的。當然具有較為高明的識見者也不是沒有。明末的姚叔祥就說過“蓋知以秘惜為藏，不知以傳布同好為藏耳”這樣的話，是很有見地的。可惜的是並不多見。

　　“嗜書好貨，同為一貪。”這是並非藏書家的極平凡的常識性見解，恐怕事實也確是如此。舊記中常常有人們千方百計搜求書籍的故事，有些自然是使人佩服的，有的就難說，比如朱彝尊買通了錢遵王的書童，把《讀書敏求記》的手稿偷出來傳抄，就被當做“佳話”寫入了序文。這其實就是孔乙己著名的自我辯護的藍本。“佳話”與“笑柄”的區別，完全以是否“名人”為準，事物的本質往往是被忽略了的。在階級社會裏，人們的行動是不能不受社會階級地位的製約的。孔乙己如果沒有落魄，或有朝一日又闊了起來，他就會使出不同的手段來搶，人們也不但不敢笑，而且還要眼睛望著地麵了的。

　　關於《清明上河圖》或“一捧雪”的故事，人們是熟知的。因為有戲曲和小說的宣傳。嚴嵩、世蕃父子的收藏，詳細記錄在《天水冰山記》裏的，恐怕無一不是用同樣手段取得的。但很少有人知道，嚴家父子的前輩，秦檜父子早已玩過同樣的花樣了。

　　陸遊《老學庵學記》記，“王性之（名，是作《揮麈錄》的王明清的父親）即卒，秦方恃其父，氣焰熏灼。手書移郡，將欲取其所藏書，且許以官，其長子仲信名廉清，苦學有守，號泣拒之曰，‘願守此書以死，不願官也。’郡將以禍福誘脅，皆不聽。亦不能奪而止。”這是八百多年以前的故事，但今天聽來也還耳熟得很。同時還不能不歎息古人到底“淳厚”，王廉清頂了一下，秦也就算了。如果換了陳伯達或那個“顧問”，你頂一下看，誰都知道那後果是什麽。

　　中國曆代皇帝有一種高妙的創造發明，好像一直不曾引起過怎樣的注意。那就是“抄家”。一個奴才，受到主子的寵信，逐漸爬起來了，一路上貪汙、受賄、巧取、豪奪，終於積累了一大筆家私。到了一定的時機，皇帝就將麵孔一板，抄家問罪。既平了“民憤”，皇帝自己也在“山呼萬歲”聲中寫寫意意地將貪官的辛勤集聚搬到內庫裏來。這實在是極為巧妙的一舉兩得的方法，比起自己出麵接受“孝敬”要幹淨得多也省力得多。因此一代代繼承下來照辦無誤，不過一直心照不宣，也從不寫進什麽總結裏去。到了十年浩劫之時，“四人幫”之流就全盤繼承了這個辦法，並加以發展、提高。原來隻限於幾個貪官的，現在就推廣到全民中去。原來的口號是懲治貪汙，現在就改為破除“四舊”。在深度、廣度的變化上，都不能不說是受了清代文字獄的啟示。一切書籍、文物、藝術品……隻要用“四舊”的尺子一量，就再也沒有地縫可鑽，一古腦兒被抄了去了。

　　奇怪的是，當時作為“罪證”的“四舊”，今天在許多人的眼睛裏又有了完全不同的意義。當黨和政府三令五申、撥亂反正、責成清理發還時，有的人就很不願意。在他們看來，“四人幫”的反革命掠奪，在理論上是非法的，在實際上卻是一種“成果”。

　　我不敢確說這樣的思想狀況有多少普遍性。因為即使抱有這種想法的人大抵也不肯坦白表示，他們嘴裏說的往往倒是更為動聽的詞句。不過從具體的現象中可以知道它是確實存在的。我自己的幾本破書被“四人幫”的爪牙抄去，已近八年。有些書就放在上海圖書館裏，我也早就看到了那詳目，知道是完整地保存著的。可是至今也還沒有發還的訊息。偶爾去打聽一下，就會聽到全套公文程式的答複。最後這種繁複的套話濃縮成一句，是“尚未清理完畢”，而且已經重複了若幹次了。真是奇怪，難道那幾本書就一直是點不清楚的麽？